动力探析（精选十篇）
动力探析 篇1
压缩比=气缸总容积/ (燃烧室容积+ΔH)
可见, 压缩比减少很多, 对压缩比来说, 他是表示气缸内气体被压缩程度的指标, 即压缩比越大, 压缩终了时, 气缸内的气体压力越大, 温度越高, 发动机的燃烧就越好, 在瞬间产生的动力性就越好。压缩比下降使气缸压力降低, 特别是柴油机是属于压燃式, 气缸压力下降将导致燃烧缓慢, 会使部分燃料未能燃烧便排出气缸外部。只有压力达到规定时, 才能充分将供入气缸的燃料完全燃烧, 并能提高整机的动力性和经济性, 同时也减少了排放的污染。
经过上述的分析, 不难看出影响维修质量的重要因素为:
1.连杆铜套铰修时, 如何保证铰修的同轴度, 才能确保原销孔与连杆瓦孔中心距不变。
2.连杆瓦选配时应确保该机型的标准间隙, 当间隙过大时, 也相当于销孔与连杆瓦孔中心距的变小。
3.当曲轴磨修时, 应保证曲轴的回转半径不变, 否则也将出现图中的ΔH值。
4.确保维修中气缸垫更换时, 缸垫的厚度应满足规定的要求, 否则将使燃烧室的容积增大, 也减少了压缩比。
5.维修中应保证气门座铰修时, 使气门的下陷量满足规定值, 气门的下陷量过大时, 将使燃烧室的容积增大, 会减小压缩比。
6.如果更换气门, 选购的气门要与原机相同, 因为气门有平顶和凹顶之分, 如果原机是平顶, 当你更换成凹顶气门就会使燃烧室的容积增大, 也会减小压缩比。
基于上述因素, 影响发动机的性能指标关键是压缩比。如何在维修中来保证压缩比的标准值, 建议维修人员在装配前, 严格按着上述六条把好维修质量关, 才能确保修后的发动机达到规定的动力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的指标。
摘要：目前农机修理行业专业的修理人员较少, 修理后的机器无法满足生产厂家所规定的动力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维修人员应严格按生产厂家所规定的技术参数严把维修质量关。
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问题探析 篇2
摘要：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加强劳动力流动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现状及趋势的了解，分析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意义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者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差别，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职业之间和岗位之间的自愿选择和迁移。
引起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环境等，但是深层决定因素是收入差距。我国劳动力的流动也遵循这一规律，从低收入流向高收入。
我国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城潮流首先是因为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和向城市倾斜的就业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一旦政策有所松动，近30年所积沉下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便大规模转移出来，形成所谓的“民工潮”。其次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了机会。第三是巨大的收入差距促使劳动力向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和产业流动。
劳动力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1.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劳动力流动是一种使人力资本投资达到高效用的方式。比如地区之间的流动使人们从劳动就业机会少、小的地区向劳动就业机会多、大的地区迁移，以寻得工资收入的增加、生活福利的提高等等。通过流动，使得具有一定技能水平且在当地不能充分得到利用的人力资本进入到短缺的地区，避免或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
2.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第一，当劳动力从劳动力资源充裕的部门流向稀缺的部门时，就能取长补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第二，部门之间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能达到生产的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这两方面均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3.劳动力流动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效率。劳动力流动使工作职业具有竞争性，这不仅促进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者的竞争压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劳动力流动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约为27.3岁。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其中20至44岁占被调查人口的三分之二，男性占50.4%女性49.6%。流动人口家庭平均规模为2.3人；16至59岁人口中86.8%接受过初中教育，人口月平均收入1942元人民币。其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城镇劳动力流动开始加速，但我国劳动力流动人口主要还是农村青壮年，他们接受的教育水平较低，收入与待遇也不太好。
与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我国劳动力流动形式从劳动力不能流动到逐步流动，再到大范围流动，经历了一个转轨的过程。当前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形式主要有五种：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国有单位流向非国有单位，在工作间流动和产业间转移。在这五种形式中，最突出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在就在状态之间的转换和工作之间的转移不是很明显。
通过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形式的比较可以发现，与发达国家劳动力为自我发展而流动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低、流动障碍多，以及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条件下，中国的劳动力流动的核心特征是劳动力为生存而流动，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工作一时间与工资率的不对等、在工作间流动率低等都反映了劳动力为就业、为糊口而流动。
另外，中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很强的宏观性和非个人意志性。宏观性表现在劳动力流动集中于城乡流动和跨地区流动，劳动力在就业状态间流动和工作间流动不明显。非个人意志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没有最终退出，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没有进入，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低，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
三、我国劳动力流动趋势
当前我国劳动力在流动性上呈两极分化态势，部分就业和收入稳固的群体，移民化倾向明显，出现“流动人口不流动现象”。另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且不稳定的群体，呈现加速流动趋势。
部分流动人口开始追求融入当地，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并开始购房安家。这些群体除了大学生、白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外，也有一些事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农民工。各地情况显示，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移民”倾向渐趋明显，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移民”。上海市近些年流动人口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口会在城市逐步沉淀下来，稳定居住在城市中。
而另一部分呈现加速流动趋势。流动性强的群体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发达地区，在一些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他们也不愿在城市安家落户。因为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农民工不需要掌握多少技术，稍加培训就可以成为熟练工。而同样是体力劳动，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也至少可挣六七十元，多的一两百元。因此，简单加工企业工人流动性极快，许多农民工都抱着随时走人的想法。
长期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制造业产业聚集区，珠三角地区尤为密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向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欠发达地省分散；二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区流动；三是在一些省区内，流动人口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仍是农民工，而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这种流动人口构成格局，决定了流动人口大的流向受产业布局影响很大。
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需求下降。据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断转向全国其他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经济发展较快，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将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转移逐步加快。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近几年，广东、福建等传统流入大省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其他省份和境外就业的比重都有所上升。
另外，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近些年，各地不断加强劳动力转移力度，许多地方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已大部分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潜力已经很小。因而，我国流动人口总体数量将保持稳定。由于农民工群体文化水平偏低，一些较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足，流动人口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的“民工荒”现象加剧。
四、我国劳动力流动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流动有所加强，表现出比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相比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而且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障碍：
1.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过剩，但有效供给不足。低素质或未开发的低质量人力资源大为过剩，而具备先脑袋文化素质和陷阱劳动技能的高质量人力资源又相对缺乏。使得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农民工无法大量被城市吸纳。
2．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问题。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仅城乡之问是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也是分割的（表现为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不利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对于高层次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由于市场分割固化了不同城市之间就业机会和未来发展机会之间的差异，由于大城市相对来说就业机会多，未来的发展机会也较多，很多大学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大城市而不愿离开，因为一旦离开，他们就很难再回城市。这样在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者流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于高素质劳动者来说，他们倾向于在大城市寻找工作，于是就出现了某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人才缺乏的情况。
3．劳动力市场信号指示作用不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法律体系不健全问题。劳动力市场应该在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收集与发布方面发挥信号指示作用，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流向与流量，影响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由于我国尚缺乏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机制，特别是市、县级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方式仍较为落后，信息传递迟缓、覆盖面小、范围窄。
4.劳动力流动成本偏高。劳动力流动成本包括与迁徙有关的直接成本、流动和寻找工作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以及原有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的丧失的心理成本等。我国靠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善，劳动力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加之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在内的各种限制外来劳动力的管理体制，使得劳动力流动的各种成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给流动人口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5.我国的职业流动率比较低，这样不利于人职的匹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曾湘泉复旦大学出版社
《劳动经济学》杨河清武汉大学出版社
夹江县域经济动力转换探析 篇3
——陶瓷产业正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随着产区间、企业间的竞争日趋加剧，市场倒逼机制成为推动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为适应市场竞争，企业纷纷向产品高端和产业链高端转型。在产品高端方面，2014年，夹江县实施陶瓷技改项目22个，完成投资13.34亿元，同比增长93.32%。技改后的生产线，不仅实现了产品升级换代，同时生产成本下降20%、劳动生产率提高40%。在产业链高端方面，35家企业实施主辅分离、链条延伸战略，逐步实现向研发、销售两端“微笑转型”。
——主导产业正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坚持“百亿产业，千亿园区”发展战略，打破陶瓷单一支柱和传统产业比重过大的格局，做大做强卫浴洁具等高端陶瓷产业，加快培育碳纤维等新材料、中油能源等新能源产业，夹江正在构建产业转型升级“三箭齐发”格局。以新万兴碳纤维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已进军航空领域，形成了年产1000万平方米预浸料和500吨复合材料生产能力。以中油能源、康泓油料为代表的新能源项目加快实施并即将建成投产，夹江正在形成乐山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和能源枢纽。
——产业业态正由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转型。在商贸发展方面，夹江正在改变以街为市、以路为市的传统商业业态，西部瓷都陶瓷城等一批总投资38亿元的大型专业市场、城市综合体、商贸综合体已建成或正在加快建设。成功申报并加快创建全国电商进农村示范县，夹江正在改变“以市为市”的传统商业业态。在传统农业方面，大力培育家庭农场为主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全县工商登记注册家庭农场39家，经营面积2.6万亩，户均约650亩。
——增长动力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在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形势下，企业发展再由量的扩张实现增长已是举步维艰、难以为继。针对激烈的竞争，夹江县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取得明显成效。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家，省级创新型企业4家，省级科技型企业12家，申请专利产品111件，同比增长39.5%，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件，省著名商标11件，总量居乐山第一位。
——企业制度正由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夹江是全省中小企业基地县，由于单个企业规模小，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为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新要求，一批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加快向现代化、集团化、国际化接轨。比如，新万兴碳纤维公司正在主动加快股份制改造，与中航集团、成飞公司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2013年，民营企业圆通稀土永磁厂与上市公司成都银河磁体公司重组；2014年，民营企业夹江天然气公司与香港上市公司港华燃气重组，实现了向现代企业转型的“三级跳”。
把握动力转换规律
——稳是前提。必须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防止出现惯性下滑，保持经济稳、就业稳、社会稳。夹江县经济增长目标应保持在9%左右。2014年，受房地产增势回落明显的影响，尽管夹江GDP增长下行至8%，但投资仍然活跃，工业运行平稳，就业仍然充分，没有表现出不可控风险，为转型升级留下了空间。
——转是目标。不能简单采取“保”的办法，而是在守住发展底线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转方式、调结构。2014年，夹江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5：57：28，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同时，传统工业比重较高，陶瓷产值占比仍然高达7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仅10%。因此，要破除单一产业的局限，走出高能耗、高投入、低附加值的局限，走产品高端化、产业高端化的路子，尤其要在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中下好先手棋，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升是要求。实现动力转换，必须紧紧抓住传统动力保持惯性增速这个“有限窗口期”，加快转换、加快提升。从夹江陶瓷产业发展来看，新的环保法和陶瓷行业标准出台后，目前正面临新常态下的新挑战，三分之一的陶瓷企业尚不能满足新标准新要求。因此，在这个阶段，如果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陶瓷业发展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唯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稳中求进，进中求升才是出路。
全面推进动力转换
——运用新兴技术增添新动力。对传统动力进行升级改造，是实现动力转换的现实需要。目前，夹江已被列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四川试点示范县，将积极实施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工程，推动产学研联合，重点实现陶瓷产业集群创新突破。要推动以关键共性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突破红页岩生产高档陶瓷、薄板陶瓷等的技术难题，降低对高岭土等稀缺资源的过度依赖、过度消耗。
——培育新兴产业增添新动力。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提前卡位，抢占先机，提高新兴产业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弯道超车。一是高端切入发展新型工业。目前，夹江新型工业已在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正在打造新型工业“一中心三基地”，即打造国家级热塑性预浸料研发中心、中国西部预浸料及复材生产基地、央企民企合作混合所有制经济示范基地和乐山新能源产业基地，力争“十三五”末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500亿元、新能源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二是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高端服务业。推动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打造“一会三基地”，即中国西部瓷都（夹江）国际陶瓷交易博览会，全国电商进农村示范基地、全省现代服务业聚集基地和全省外贸出口基地。三是整合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发挥峨眉前山区位优势和青衣水、东风堰、千尊佛、手工纸、川年画等自然文化遗产资源，融入乐峨，错位发展，配套建设，打造百亿文旅产业。
——发展新兴业态增添新动力。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成为产业升级、原创产业培育、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新动力。夹江县高度重视电商工作，2014年，成功申报全国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正在创建全国电子商务基地县，“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业态，正渗透到经济转型的方方面面。目前，正加快筹建全球陶瓷直销网、淘夹江商城等五大自有垂直电商平台，搭建一站式、互动式公共电商服务平台，由数据处理中心、产业孵化器、创业产业服务中心、企业交流中心、配套服务区、配套生活广场六个功能分区组成的电商产业孵化园，构建模块化、格式化、标准化的“县域电商生态体系”。近两年，夹江电商销售额年均增长40%，预计“十三五”末，电商销售额将突破100亿元。
——鼓励创业创新增添新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又一新引擎。夹江民营经济活跃，2015年规模以上企业预计可突破100家。同时，夹江也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县域，2014年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3.5万元，居乐山市县级第一位。要依托乐山省级创业型城市创建项目，大力实施人才生根战略和三新人才计划，吸引高层次人才在夹江创新创业；完善技术公共服务、技术成果交易、创新创业融资服务、社会化人才服务等四大平台，加快推动创新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营造创业创新环境，发挥国资投融资平台作用，鼓励和促进城乡劳动者积极创业和主动创业。
——创造时空优势增添新动力。县域经济大发展必须充分融入到区域经济大格局中借势借力发展。从区位优势看，夹江新的时空优势就是要做到“三同三连”，即：同域发展，产业连蓉，建设成都高新产业的辐射区；同城发展，城市连乐，建设乐山中心城区的辐射区；同景发展，旅游连峨，建设峨眉度假旅游的辐射区。在县域内部，要着力形成多点发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经济发展格局。多点发力就是要实现多轮驱动，要依托四川夹江经开区、乐山市夹江高端陶瓷产业园区、全省现代服务聚集区、峨眉前山旅游度假区等产业园区集中集聚发展，形成多点支撑，全盘带动。
——推动治理创新增添新动力。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政府去清障搭台。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2014年，夹江通过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较去年同比增长93.4%%和26.8%。总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创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让全社会的创业激情和财富充分迸发涌流。
四平城市化动力机制探析 篇4
“城市化”各个学科作出了不同的理解, 人口学家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经济学家认为: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化即为城市化。笔者认为, 城市化是由生产力引导的现代化产业向城市集中, 人力资源、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中的不断调整的过程。
二、城市化动力的构成
(一) 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基础动力
经济的增长为城市的建设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建设, 完善城市道路交通, 安居工程, 更好地保护环境。经济的增长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系。2014年末四平市总人口为328.1万人, 市区人口58.7万人, 实现四平市地区生产总值1289.0亿元。四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94元, 比上年增长8.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23元, 比上年增长9.5%。随着四平市经济的不断增长, 居民收入的增加, 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物质精神文化的需求的不断提高, 近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 从而在城市中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带动了城市就业人口的增加, 人口增加使得城市再进一步扩大, 地方经济的增长, 税收增多, 资金再次投入到城市中去, 不仅对城市化的建设有一定的积累效应, 还带来加速的效果, 使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不断得到发展。但受到发展时现的限制, 城市化提高的幅度仍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增长的地域性对带动城市周边的农村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四平、公主岭等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 使一些企业再向城市周边扩展, 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带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实现了劳动力及产业的农转非。因此, 经济增长是城市化大背景下的最基础的动力。
(二)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
工业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动机,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进而促使城市的经济大幅增长。
从表1可以看出, 2014年四平市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98.9亿元, 比上年增长6.5%。实现工业总产值2080.7亿元, 比上年增长5.5%。
工业利润已经超越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 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支柱型产业。工业发展模式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对外名片, 凸显城市特色, 城市工业品的不断销售不断增强着城市化的动力。工业化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的生产, 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工业追求规模化和专业化而产生的企业聚集过程可以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 从而加快城市化。随着工业的大力发展, 彻底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 使大型机器实现了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 农业生产快速迈向现代化, 进而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以解放。大量的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 进入工业体系, 达到一种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 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工业的发展不仅带动经济增长, 城市劳动力人口增加, 还使社会分工更专业化, 更细化, 必然使一部分人进入第三产业, 从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 即工业不仅直接推动城市化, 而且还间接的推动城市化。
(三) 要素流动是城市化的微观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 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是一种必然趋势, 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微观动力。劳动力在不断地向高收入, 发达城市地区流动。劳动力的大量流入, 人生存的“吃穿住行”基本需求的增多, 必然对城市化的发展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要供给更多土地来建房, 使得城市进一步扩充容量。需要城市提供更多的商品和配套服务, 进而促进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人的流动也带来了, 资金和技术, 使人力资源与资金、技术能够得到合理配置, 从而加快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资金越是比较集中地流入某一地区, 该地区经济越有发展的可能, 同时地区经济越发展, 对资金的吸引力就越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工业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内容, 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空间组织结构, 从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空间聚集方式, 推动了人口向城市转移。借助与先进的运输方式, 居民和企业为追求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向外迁移, 导致空间结构的新变化, 扩大了城市的空间范围。现代化的通讯技术使城市文明借助电子手段以无形的方式向更广大, 更偏远的农村地区传播、扩散, 有力地改变着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加快了城市化量的步伐。
三、总结
四平市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 致力于发展工业, 走工业企业, 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方向;
积极吸引资金、人才、技术, 打造良好的软环境;
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探析 篇5
胡小平朱颖 葛党桥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了城市和非农产业。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入城市的已不仅是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还包括大量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业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老龄化这两个问题互相伴生，而老龄化是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务农人员老龄化现象正日益严重并导致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质量的下降。
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原因分析
首先，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必然结果。西方理论界对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城乡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文化、公共事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分享现代文明成果和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即使在城市中无法获得预期收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向城市转移。进城以后，他们除非迫不得已，都不会再回到农村。他们在城市养育起来的“农二代”，虽然在户籍意义上仍属于农民，却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今后也不愿回到农村。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在城市缺乏竞争力，正逐步被“淘汰”返回农村。随着年轻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高龄”劳动力不断返回农村，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成为一种趋势。
其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不能完全用农业比较效益低来解释。传统观点认为，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偏低，使得农民纷纷流向城市，最终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但结合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不能完全用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来解释。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高，加上政府对农业的大量补贴，农业的比较效益并不低，但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2007年，美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农场主的平均年龄已上升到57.1岁；在日本，2009年农业从业者中65岁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为61%。这都不是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能够解释的。国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之所以没有威胁到农业生产，是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弥补了农业劳动力的短缺。
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伴随着近几年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农业生产的效益在逐步提高，但这并未能阻止年轻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脚步。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就可以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或者劳动力短缺问题。
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后果
一是土地粗放经营，撂荒现象日益严重，生产率下降。由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土地经营十分粗放。现在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大多只选择生产条件好的、离家近的田地耕种，离家远的坡地和旱地则撂荒。原来一年可以种两季作物，现在也只种一季。许多农民种粮就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口粮需求。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为了保障农产品供给，中央一再强调要保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充分利用好现有的耕地资源。而农村的现状却造成了部分耕地资源闲置浪费。
二是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使得我国的农业劳动力也面临着后备主体的潜在缺失。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很难把高素质人才吸引到农村来，后继乏人是我国农业的潜在威胁。现代化农业需要懂技术、会管理、能够掌握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的人才，而目前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老龄劳动力很难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此外，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情况下，本可以用推广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但由于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民不能真正在城市生根，他们仍要保留自己的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因而很难将分散于众多农民手中的土地进行有效的集中，实行规模经营。
三是农产品供给短缺可能成为常态，农产品价格将持续上涨。尽管我国食品价格占CPI的权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60%下降到2011年30%左右，但今年的CPI上涨有60%以上的因素仍来自食品价格，其中又主要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呈缓慢趋势，难有大幅波动，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表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较大缺口。生猪养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在每头生猪的毛利达到800元左右、创了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下，农民仍缺乏补栏的积极性呢？一个解释就是农村养猪的人正在减少。在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不愿养或不能养。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导致生猪供求均衡的周期被拉长。
整个农产品的供求均衡周期是否也会像生猪的价格周期那样演变呢？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今后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短缺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农产品价格将长期保持高于物价平均水平的上涨态势，在突发因素的影响下，甚至不排除爆发短期的农产品供给危机。
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其一，培育职业农民。应着力吸引高素质人才从事农业生产，加大对农民培训的力度，营造留住农村人才的有利环境。
其二，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鼓励和支持相关科研机构研发符合农业生产需求的机械设备，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降低农业生产对人工的依赖程度。继续完善和提高国家的农机具购置补贴。
其三，加强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投入。建立和完善对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在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农业金融和保险等领域的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农民的务农难度，增强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代背景下油画的发展动力探析 篇6
关键词：当代;油画;发展
油画艺术在西方绘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入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作为艺术界非常经典的艺术形式之一，油画在现代大众审美领域还存在一定的空白。随着我国教育普及率和综合人文素质的逐年提高，油画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源于群众而集于名家，这也是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创新思维决定现代油画的生命力
改革创新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核心，一成不变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被淘汰，油画艺术也不例外。从绘画材料上看，油画起源于前欧洲的蛋彩画，西方早期的油画创作普遍采用丹培拉技术，其代表作当属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后来因为油性调色和材料风干后具有不易变色的效果，逐渐使用油性材料取代丹培拉材料，这时的油画大多都是人物自画像，全身艺术画像为主，最后延伸到画刀和其他非传统工具画作，逐渐开始以植物油为主要调和颜料，多元化画作工具结合布板画作，总体来讲，当代油画的绘画材料和技法主要存在三种趋势，其一是绘画材料语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二是油画材料与其他绘画材料技法的综合使用，最后就是绘画的主题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升华。这种绘画材料和技法的发展是油画在传统绘画领域沿承至今非常重要的保证，也体现了创新性在艺术发展中的重要性，直至当今社会，这种绘画形式能够承载主流艺术观的需求，也算是为油画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保障。
而上升到油画的内容方面，时代感是重中之重，好的具有时代感的作品亟待发掘，才能从艺术的角度跟上时代的步伐。正比如油画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抽象画作，包括其继承罗马、希腊艺术观念的代表作《岩间圣母》，明暗色彩搭配，浑然画风的渲染，焦点透视手法的勾勒，是其时代的特色。还有17世纪的古典风景画，18世界的社会题材画，19世纪的多流派风格，20世纪的人文画，至于21世纪，我们该画什么，抑或是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虽然上述每个世纪的画作都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油画主要在欧洲有16世纪到18世纪的鼎盛时期，但每个时期的主要画风是无可置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21世纪的油画发展应该需要找到关于21世纪的艺术关联词，而这个艺术关联词，我个人认为是“科学”，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应该是21世纪世界范围内能引起大众视野改变的关键因素。同样的道理，现在是一个科技化的时代，油画艺术的创作与科学的融合也是一个大胆而又现实的设想，不过限于笔者的专业水平，我只能对当代油画发展的趋势作一些肤浅的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创造性的改变和尝试，油画艺术将会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大众思维认为科学是理性的，但艺术是感性的，二者仿佛水火不容。但艺术是追求美感和意境相互融合的，在现代电子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油画艺术作品不与这些电子技术结合，是否会被取代就不得而知了，或者就真的沦为传统了。
创造性思维离不开对多元文化的吸收，多元文化源于社会热点和潮流，目前的摄影就是广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因为摄影作品不仅仅是摄影师的眼睛，更是摄影师的内心，透过摄影作品来折射当今社会的现实，或者表达对某种意境的幻想、想象、期望、惋惜等等，这点和油画的创作初衷具有一定的契合点，油画作品的创造性思维无非在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形式方面上文已经讲述了绘画技法和颜料问题，至于内容方面则与生活和社会文化的碰撞，我觉得可能会迎来更多的关注。
二、“以人为本”引发大众关注
“以人为本”的主体在于人，在于人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油画在现代社会与大众的结合程度少之又少。同样举出摄影的例子，摄影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和作品本身“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摄影的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实，非常现实，通过现实来折射人物的心情，来引发的大众的共鸣，而且摄影作品与网络平台具有良好的互动，为摄影艺术的传播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条件，不同水平的摄影作品都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同时也经过大众的点评而形成时代的鉴赏标准。同样的道理，除了不同的摄影内容，更有不同的摄影风格和摄影主题，从大众的反映中可以看出时代的主流。而反观油画作品，在现实生活中真是难得一见，除了美术爱好者和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基本看不到有关于油画艺术的交流和碰撞，这对油画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阻碍。
“以人为本”思想对油画作品的要求应该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品的产出，加大作品的产出量不仅能从“量”上来提升整体绘画水平，还能在“质”上吸引大众眼球，那么怎么提高作品的产出量呢？这个就要从很多角度出发了，比如国家对艺术教育的改革和重视，媒体对油画艺术作品的报道和宣传，民间协会和美术爱好者自身不懈的艺术追求，包括合理地利用现代网络和实体博物馆进行展览，这些都是加大油画作品产出量的有效举措。总而言之，没有作品不足以谈艺术，否则所有的交流都是基于理论之上，而没半点实际效果。另一個方面，油画作品要找准自身的立足点，也就是自身得以发展壮大的优势所在。显而易见，油画的优势在于绘画形式的独特和绘画技巧的丰富，包括作品颜色的多样化，这些都是其他艺术作品不能取代油画的本质原因。作为曾经风靡整个欧洲的油画，同样有潜力也有希望在21世纪的艺术舞台上占据一席之位。好的作品大众分享，大众认可的作品就是当代的经典，后人根据当代的经典就能有所体会，而这种体会，就是一种传承。
三、结语
油画艺术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油画爱好者和油画业内人士关心的话题，也是整个美术爱好者和美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更是平凡大众共同关注的话题，只不过平凡大众关注的话题太多，如何才能吸引大众群体的眼球，引领更多的人了解油画这门艺术，是当下油画艺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 敖久丽.油画语言创新的研究与实践[D].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2] 仝武帅.油画语言发展与创新的实验性研究[D]. 江西师范大学 2008.
混合动力车发展现状探析 篇7
据悉, 我国混合动力商用车发展迅速, 是“十城千辆”示范运营效果最好的车型。业内人士分析, 国家对混合动力客车的支持力度加大, 是强化我国在该车型上的领先优势, 将给相关制造商带来市场机遇。
据悉, 此次扩大推广目标为3000至5000辆, 将采取集中招标方式, 选择一批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性能稳定的混合动力公交客车产品, 由中标企业在非试点城市内进行推广。从补贴标准上看, 依据节油率、所用电池材料和最大电功率比的不同, 中标的混合动力公车客车每辆可以获得5万元至42万元不等的补贴金额。
《通知》规定, 推广的混合动力公交客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纳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 且车长≥10米;节油率达到10%以上;最大电功率比和节油率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相关试验方法检测后确定;生产企业对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提供不低于三年或十五万公里的质保期限;混合动力公交客车生产企业和动力蓄电池等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产能规模, 其产品已在25个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中得到较大规模应用, 且节能效果明显、性能可靠。
混合动力客车受青睐
在拥有新能源客车运营的城市中, 绝大部分新能源客车车队由油电混合动力客车组成。例如, 2010年, 昆明市共购买了100辆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 包括98辆油电混合动力客车和2辆纯电动客车。北京市920辆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中, 有870辆油电混合动力客车, 50辆纯电动车。
这些城市都看中了油电混合动力客车的优势:油耗低、排放少、不需要充电设备配合、价格比纯电动客车便宜等, 地方政府纷纷支持公交企业购买油电混合动力客车。
在美丽的杭州市, 2010年共有800多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上路, 包括369辆电动汽车, 500余辆油电混合动力公交车。武汉市计划到今年底, 油电混合动力公交车达到400辆。长春市2010年购买了100辆气电混合动力公交车, 将在今年上路运营。除此以外, 该市还将建立两个总规模不少于200辆的混合动力 (包括油电、气电混合动力) 客车示范队, 并力争在2012年前实现1000辆以上混合动力 (包括油电、气电混合动力) 汽车应用规模。济南市计划在今年上半年投放100辆混合动力公交车。在这些城市, 混合动力 (包括油电、气电混合动力) 客车和新能源客车开始上路运行, 为其他城市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不仅如此, 我国的油电混合动力客车还批量出口。据了解, 2010年, 厦门金龙汽车公司有151辆油电混合动力公交车出口秘鲁, 深圳五洲龙向菲律宾两次出口油电混合动力大巴, 中通客车与东南亚多个国家及墨西哥客户签订了意向订单, 部分企业的产品已经出口到欧美。
助力城市节能减排
2010年被业内专家称为我国新能源客车发展元年。这一年, 国家大力推进“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工程, 随后将“十城”扩大到25个城市。
据昆明市公交集团统计, 昆明的98辆油电混合动力客车运营半年, 行驶里程达到51.5万公里, 耗油16.3万升, 比普通公交车节油10%,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8.2吨。
湖南株洲是较早使用油电混合动力客车的城市。2009年, 该市有110辆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运行, 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几百辆 (包括油电混合动力客车) , 并将继续增加。据统计, 这些上路运行的混合动力公交车平均每辆车每年节油3000升,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2.5吨。
因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发展要义的廓清, 原由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将做调整和修改。其中, 10米以上城市公交客车的补贴, 将是调整的重点。据悉, 属于节能型的混合动力客车补贴将于明年开始下调。
对此, 分析人士认为:受这些政策影响, 混合动力客车市场不仅会在下半年迎来黄金期, 而且企业对市场争夺的竞赛也将就此开始。这是怎样的一个背景, 谁将是这一轮竞赛的赢家?
据了解, 在节能汽车方面, 2011-2015年, 中重度混合动力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消费税和车船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推广的这些年, 国产混合动力客车担当了“十城千辆”推广工程的主力。
为此, 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专家组组长, 同时也是“十城千辆”示范推广试点督导检查小组负责人之一的王秉刚说:“商用车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节能, 毕竟, 短时间内电池瓶颈这一全球问题难以攻克。在客货运方面, 还是先解决好节能问题最为现实。”
实际上, 在国务院审议通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的会议上, 就强调要推广和普及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节能内燃机汽车, 以提升国内汽车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据悉, 去年10月31日,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成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总体督导检查小组, 兵分五路对25个示范城市的推广工程展开调查。调查中检查小组发现, 不少试点城市离承诺的目标值相去甚远, 且示范的车辆在地方保护下存在着严重的滥竽充数现象, 许多混合动力车型连10%的节油率都达不到。
尽管调查结果暴露出不少问题, 但部分示范城市中运行的混合动力客车的表现, 检查小组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应大力推广表现优异的混合动力客车。据说, 在郑州示范运营两年多的一批混合动力客车, 不仅没发现什么故障, 且与同线路长度相等的传统公交车相比, 两年多时间节油率平均在30%以上。
基于此, 今年早些时候, 财政部曾委托部分客车企业起草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的政府采购标准。据说, 进入政府采购清单 (目录) 的车型, 将享受国家关于自主创新产品、节能产品等政府优先采购的扶持政策。各级政府及公共机构, 将实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强制性采购, 逐步扩大采购规模, 至2015年新能源汽车采购比例不得低于10%, 混合动力客车等节能汽车不得低于50%。
在此背景下, 一些消息灵通的客车企业已开始摩拳擦掌行动起来。5月16日开幕的北京客车展上, 不少客车企业就带来了混合动力车型, 如宇通、厦门金旅、亚星、申龙、重汽豪沃和扬子江等。不仅如此, 记者还了解到, 这几天, 不少客车企业召集销售主管会议, 传达精神, 布置混合动力客车的销售任务。
对于这即将兴起的市场, 节油率越高的企业表现得越兴奋。在天津、郑州、杭州、苏州、海口等试点城市, 示范运行的混合动力客车平均节油率达到30%以上的宇通新能源技术部部长李高鹏说:先不说中重度混合动力客车可以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消费税和车船税。就说十米以上城市公交客车示范推广补助标准, 宇通的12米混合动力客车就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他解释说:宇通的12米混合动力客车, 价格比其他品牌的混合动力客车虽说价格高了一些, 可根据补助标准, 宇通的客车一辆能拿到36万元。另外单说节油的效果, 一年也能省6万余元。如此, 比传统的客车更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性优势。
很显然, 在国家对试点城市的纠偏中, 在用户对经济性的考量中, 即将兴起的混合动力客车市场的竞赛, 赢家将属于节油率高, 性能可靠的客车制造企业。
混合动力商用车发展迅速
总的来说, 近年来, 我国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总体进展缓慢, 但混合动力商用车却发展迅速。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混合动力客车产业化受此前“十城千辆”示范运营工程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此次示范运营广度、力度均加码, 将进一步拉动该车型技术的发展及相关制造商的业绩。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等编著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 (2012) 》 (以下简称:报告) , 我国混合动力商用车市场呈现出车型数量丰富、产量稳步放大、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自主品牌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等特点。而自2009年启动的“十城千辆”工程,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混合动力商用车产业化的进展。
据报告中的数据, 2009年实施前我国混合动力客车累计产量不足200辆, 在“十城千辆”工程带动下, 2009年至2011年我国混合动力客车产量分别达到1584辆、2498辆和2656辆。业内人士表示, 快速发展的原因, 是装载自主混合动力系统的城市公交客车在稳定性、可靠性上稳步提高, 在成本和示范推广等方面与国外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据悉, 此次扩大推广目标为3000至5000辆, 将采取集中招标方式, 选择一批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性能稳定的混合动力公交客车产品, 由中标企业在非试点城市内进行推广。从补贴标准上看, 依据节油率、所用电池材料和最大电功率比的不同, 中标的混合动力公车客车每辆可以获得5万元至42万元不等的补贴金额。
混合动力乘用车呈弱势
不同于混合动力商用车的领先优势, 我国自主混合动力乘用车技术进展缓慢。在我国混合动力汽车市场中, 合资品牌混合动力乘用车占据大部分市场, 并加快了新产品上市的步伐。而自主品牌的重度混合动力乘用车基本处于空白。
来自报告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1年底, 我国累计生产了9722辆混合动力乘用车, 其中, 一汽丰田的普锐斯和广汽丰田的凯美瑞占据了60%, 通用占据了19%, 华晨和长安的产量均接近900辆, 上汽、东风、吉利、奇瑞等企业的自主混合动力乘用车纷纷开始量产上市, 产量分别为131辆、62辆、54辆和31辆。
不仅如此, 目前我国自主品牌的混合动力乘用车产业化仍陷于微混、轻混、中混, 重度混合动力乘用车基本上还处于空白。
而当前, 混合动力技术领先的跨国公司加快了市场占有的步伐。丰田汽车9月24日出台的《环保技术开发及未来规划》显示, 公司将放弃大规模销售小型纯电动车的计划, 新能源车业务重心进一步向混合动力汽车转移, 并将在2015年底之前发布21款混合动力车, 其中14款为全新设计。丰田预计, 今年公司混合动力车全球销量将突破100万辆, 2013年至2015年间混动车销量将至少达到100万辆/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表示, 混合动力汽车是现阶段产业化推广的重点, 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 一汽、长安、上汽等国内企业已做好了产品的准备。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尽快按《节能规划》要求, 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实施细则, 促进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
目前, 我国混合动力客车产量正逐年放大。报告数据显示, 截至2011年底, 我国累计生产了6700辆混合动力客车, 其中南车时代累计产量最大, 达到1398辆, 占总产量的21%;福田汽车、厦门金旅、宇通客车分列2、3、4位, 累计产量分别为1278辆、902辆、679辆。
此外, 东风汽车、中通客车、广汽集团、一汽客车等公司的客车累计产量也位居前十位。业内预计, 这些公司均是地方龙头企业, 将成为首先受益的混合动力客车制造商。而受众更为广阔的混合动力乘用车, 则面临着跨国车企强大的技术竞争, 依然任重而道远。
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动力机制探析 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企业,竞争力,动力机制
以200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标志,我国的循环经济已从试点进入到深化阶段。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也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一、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
企业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体,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一方面,企业是各种资源的消耗大户,可供企业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少,对企业的发展必然会有制约;另一方面,企业是产生污染的主要源头。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为废物,必然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这反过来也会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现阶段企业的竞争已经从价格竞争、服务竞争等方面发展到了绿色竞争,如果跟不上这种步伐,企业也是缺乏希望的。而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益处表现在:
(一)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生态型企业要不断推进企业“3R”制造管理。而由美国杜邦化学公司借鉴生态循环而首先创立的循环经济的“3R”制造管理,要求企业在生产管理中投入原料减量(Reduce)、原料循环利用(Recycle)和废弃物再利用(Reuse)。企业推进“3R”制造管理法,可以在产品包装上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可以使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末端处理负荷,使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完成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利用资源;同时也可以使产品和包装物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重复使用。通过构建生态型企业,促使企业采用和推广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投入少、产出高、污染低,尽可能把污染排放和环境损害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从而不断提高企业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实现成本优势,增加效益,同时也增强竞争力。
(二)循环经济有利于增强企业社会竞争力
循环经济下企业实行产品的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并推行产品的绿色营销。第一,有利于减少进入生产领域的有毒和有害物质,对生产者的生产安全、职业健康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有利于增强劳动者对企业的信任感,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二,有利于减少进入消费领域的污染物,消除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增强了消费者对企业的忠诚度。第三,企业开展循环经济在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同时,将有利于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发展。而这些都将涉及到人们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关注,也会影响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即企业因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者、消费者、股东、社会等的权益而获得的竞争优势——企业的社会责任竞争优势。
二、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动力缺乏的问题
企业当下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及自身竞争优势和长远发展的忧虑等现实压力,迫使企业对循环经济发展有所考量,而企业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是指企业循环经济系统运行演进过程中的动力获取及其作用方式,是循环经济各相关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而形成推动系统发展前进动力的过程。可归结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社会需求拉动机制、技术进步推动机制和政府支持的促进机制。
(一)企业投资成本和收益的高风险性利益驱动机制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所依赖的替代性资源、新设备、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经营成本的增加。如果这种经营的高成本无法及时通过政府补贴或市场手段得以补偿,那所带来的企业边际收益就会降低,会给企业产品的销售量和市场份额带来影响。而这些初始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特点,造成投资沉淀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循环经济投资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主要物化要在具备较强公益性和外部性的基础设施上进行,这些项目一旦上马,其用途很难改变,产权也不易分割转让,形成威廉姆森所说的“专用性资产”。这种专用性资产投资刚性较强,风险也较大,形成“退出壁垒”。“退出壁垒”的存在,使绝大多数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望而却步,形成了循环经济投资供给不足现象。而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循环经济效益表现出滞后性或时期不一致性等特点也同样增加了循环经济的高风险性。循环经济的建设周期一般较长,从建设完成到效益显现往往还需要一段长短不一的时间。因此其直接经济效益往往还需要较长时期才有可能获得,而间接效益的获取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种效益明显滞后于投资期的特性,使得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效益很低,从而为普通投资者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门槛。
(二)现实需求不旺拉力机制
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企业的收益,在消费者主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偏好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投票”,影响着企业的生产行为,左右着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只有在被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而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观念的转型时期,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偏好需求尚在倡导起步阶段,企业绿色产品在未来看好但从目前现实际况来看,其市场开拓还有相应的问题,企业绿色化运营所面临的并不一定是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响应,企业面临着清洁生产与我国当前对能源资源节约、维护生态的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技术等需求存在明显不对等的困境。
(三)技术创新乏力推动机制
构建生态型企业所需的技术创新不足表现在:在传统经济模式和计划体制影响下,企业经济效益较差。国家和企业在对发展循环经济所需的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等绿色研发上均存在资金不足的状况。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应用重点偏重于那些能够给企业提升利润、降低成本的技术项目。而围绕有益环境、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有益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工艺技术研究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技术人员方面,企业固然不乏大量的技术人员,但他们的价值侧重体现在如何促进企业成本的控制与新产品的开发研究上,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优势不足。
(四)政府管理滞后促进机制
政府规制是纠正因市场失灵而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市场机制的建立尚未完善,而且市场机制难以克服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效竞争的不完全性和大量经济外部性的存在。因此政府规制对企业经济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颁布和实施,但就伴随其相配套的针对循环经济的主要产品、关键环节或管理制度等专项法律、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具体职责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及对企业行为进行监测和控制的强有力监控体系尚未完善。尚未形成适合于循环经济发展、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化经营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政府缺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扶持、激励和优惠的具体可行措施。
三、企业应对动力机制不足的转化措施
(一)企业应转变经营目标与价值取向
在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下,企业必须适时转变经营目标和价值取向,应当确立社会综合价值管理理念,追求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即要求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更要考虑众多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的利益,最终提高其创造的社会综合价值。企业还应自觉地把环境资源价值纳入到生产核算体系中去,作为制定企业决策和衡量企业效益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必须对经济效益与坏境效益进行综合考虑,努力争取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进而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绿色环保的企业形象。
(二)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企业发展规划和战略的制定
广大企业需要用循环经济思维指导各类规划的编制,把循环经济理念融入至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第一、要注重实施“适度相关多元化”战略。循环经济的理念为企业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奠定了基础,企业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优化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展与主导产业相关的多元产品及产业,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在人才、技术、资源和管理上的相对优势,避免过度多元化运作所带来的风险。第二、要注重实施“互惠”战略。循环体系有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之分,企业越是将自身纳入到大循环之中,越是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而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呼应,对企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有极大益处。而这就要求强化供应链的设计和管理,强化本企业与其它企业、其它产业之间实现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关联和互换,逐步建立起生态型企业网络体系。
(三)努力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长效企业管理机制
企业要想发展循环经济取得实效,就必须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长效管理机制来实施。第一,除了要认真贯彻《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一系列综合性和专项性的法律法规,还要不断满足列入国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等鼓励名录的设备、产品以获得税收优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节能项目以优先获得信贷支持,引进循环经济重大技术、设备以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第二,建立循环经济统计体系和信息平台。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对于企业和地区进行循环经济管理所必需的基本的数据信息的物质流量表,而建立循环经济统计体系和信息平台是对循环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所以需要企业从自身开始,首先建立起基本物质流量表,为相互交换企业间发展循环经济信息提供平台,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地区乃至国家物质流量体统。第三,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考核体系。企业需要逐步把环境和资源成本计入自身成本,真实反映、科学评价企业效益的增长及其增长质量。同时企业要把发展循环经济的指标和措施具体化、定量化,纳入职工的业绩考核体系,从而将有关监督、考核、奖惩制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企业自身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应有的动力。第四,逐步建立定期向社会发布环境和社会责任公报的制度,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改变消费者对企业形象的认知,同时还可以间接地加强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同化倾向。
(四)加强循环经济领域内的技术研发工作和技术创新工作
科技人才作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技术创新的主导和决定性因素,企业必须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加大资金投入,对员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培育循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和高层管理人才;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员工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最大程度的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在对待技术创新时,由于企业在面对所处的产品结构、特定行业和企业的技术资源具有相当的差异性时,在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上所出现的多元化倾向的考虑。将生态化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对现有工艺流程、技术、设备、产品的改造,实现增能降耗,作为一种创新形式。而加强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引进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生态技术,提高对外部技术资源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加强企业与高校及政府科研机构间的横向联合及协作,增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作为另一种创新形式。而在面对我国企业普遍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水平比较低的状况下,在技术创新的组织上,联合技术创新的组织形式无疑会大大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同时,在技术创新的投入方面,企业要充分利用政府在企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多项优惠政策,降低融资的成本。
(五)企业应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企业要努力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严格按该系列标准要求实施环境管理。企业要树立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意识,不仅要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符合ISO14000认证标准要求的绿色产品,还要保证企业外部的环境质量。在商业利润和环境生态之间寻求平衡点,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要求自身,建立和健全资源节约管理制度,加强资源消耗定额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和生产成本管理,完善计量、统计核算制度,实行科学管理。
企业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要求企业通过强化和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等方式来提高总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有害环境的物质使用和原材料、能源的消费及改变产品的使用和处置。企业就必须从产品设计开始尽可能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考虑环境的动机,从源头削减,使产品生命周期对环境生态的影响达到最低,对包括原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使用过程以及废弃等各个环节对环境的影响加以考虑。EPR制度同时要求企业建立自己独立的专用产品回收体系,或以行业联合的方式成立生产者责任组织,建立共用的产品回收体系,或出资委托生产者责任组织具体负责产品废弃物的回收与处置。企业通过环境友好产品的生产,一方面为消费者绿色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提高了对消费者保护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对消费者进行教育、鼓励选择环境友好产品的目的,并以此来促进消费方式向可持续性转变。
(六)积极争取国家在立法及各项政策上的扶持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循环经济仍然是政策性产业,国家的政策倒向财税及国债投资、环境法规标准及其执行等,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的今天,资本的趋利性也是企业行为的选择依据。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为了促进社会和自身发展必须争取国家在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扶持,并积极利用好相关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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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动力煤价格运行探析 篇9
关键词：动力煤,联动机制,成本核算,博弈
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 煤炭占据着约70%的比例, 特别是动力煤, 其价格的形成与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我国从1985年起实施价格双规制, 即指令性煤炭价格由国家统一颁布, 计划外价格则由市场调节, 这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动力煤价格形成机制。2004年底, 政府尝试改革, 煤企和电企由原来以计划分配为主的模式改为“自主衔接、签订合同”, 并出台了煤电联动政策, 力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煤电双方的矛盾与分歧, 不过因种种原因并未执行到位。国家发改委每年初组织的订货会也往往流于形式, 效果不佳。自2012年5月以来, 煤炭价格大幅下挫, 电煤供需逐步趋缓, 电煤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稳定, 使得市场煤价格趋近于合同煤价格, 动力煤价格并轨时机已经成熟, 改革应运而生。2012年12月26日, 发改委取缔煤电价格双规机制, 实行并轨, 并将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重新摆到桌面。始于2012年5月以来的煤炭价格跳水将煤炭黄金十年深埋地下, 新形势下, 动力煤价格将遵循怎样的运行机制, 煤电联动机制下的煤企与电企如何博弈值得研究。
1 完善动力煤成本核算
煤价是否科学合理一直是煤电之争的焦点, 也是煤电价格联动的基点, 判定煤炭价格的合理性更多是完成对其成本的把握[1]。这样表述并不是企图回到以成本定价而非市场定价的老路。事实上, 作为一个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任何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 都是基于对成本的心知肚明。而关于煤炭行业成本核算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过去许多研究集中于对方法论的量化和具体操作实施的财务范畴, 而缺少对整个核算体系的统筹。
20世纪90年代, 原能源部、原煤炭部针对煤炭行业出台了会计成本核算办法。该办法基于投资回报率, 即r=1-C/P (其中, r为企业 (产品) 投资利润率;C为单位产品生产的全成本;P为产品销售价格) 。在投资回报率不可变动的情况下, 就必须强化煤炭产品的成本核算[2]。实际上, 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控与此类似。历经20年发展, 这套保留了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办法俨然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煤炭行业。另一方面, 煤炭黄金十年, 煤价始终处于高位, 煤炭行业被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是暴利行业, 备受压力。煤炭企业亟需一套全面、科学反映煤炭企业真实成本的核算制度。
(1) 确认成本核算对象。
煤炭成本核算有2个对象:原煤和商品煤。原煤是指从地上或地下采掘出的毛煤经筛选加工去掉矸石、黄铁矿等杂物后的煤;商品煤的概念则以市场为衡量载体。长期以来, 许多煤企都只是以原煤为核算对象, 经过简单的加总和所谓的系数计算, 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数值, 实际上有失偏颇。而以商品煤为核算对象则更能体现出煤炭企业的实际, 因为商品煤是以销售量为基础, 可以更全面地反映煤炭企业的成本, 而不像原煤核算那样只是生产制造成本。
(2) 实行全口径成本核算。
为了更真实地核算煤炭企业的成本, 需要实行全口径成本核算, 建立起能够反映煤炭实际成本的核算新方法, 弱化核算项目的系数, 明确煤炭产品的成本核算必须以各企业的实际投入为准, 而“吨煤应该提取多少成本”只能作为参考值, 同时兼顾税费体制改革, 落实新的核算政策等。
2 并轨后动力煤价格联动机制的变更
中国煤炭产业链的纵向结构, 是受下游需求驱动的。煤电价格双轨制时代, 政府一方面给煤炭实行重点合同煤制度, 且一定程度上对重点煤炭的运输实行干预;另一方面, 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考量, 对上网电价以及销售电价进行管控, 事实上, 这也构成了整个宏观政策中的重要一环。此时, 整个产业链的价格传递受到政府的管制, 是2个黑箱之间或明或暗的相互作用[3]。
并轨后, 煤炭企业摘掉了“紧箍咒”, 此时整个产业链将呈现如图1所示形态, 其中系统一为煤企与电企博弈, 并轨后该系统的市场化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基本上实现了非合作形式的寡头垄断, 即无论煤企还是电企都存在竞争。此时, 中间产品的价格均衡虽不确定, 但是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标准——市场供需5%的波动。在5%之内的波动, 电企此时虽不能实现价格联动, 但是却能改变对动力煤价格的议价能力[4];在电力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启动之前, 系统二仍然可以被看作一个黑箱, 国家电网角色不变, 且电价对下游用户具有刚性。作为这种态势的结果是发电厂商面对下游的垄断性电网根本不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导致了发电一方只能通过与上游煤炭厂商博弈来争取尽可能大的利润空间。而根据2013年1月25日的《中国煤炭报》和《中国电力报》报道, 截至2013年1月1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已汇总煤炭合同18.91亿t, 但1年期以上中长期合同仅2.3亿t, 而且均是有量无价的合同。显然至少是目前, 双方并没有达成一个双赢的方案。新一轮煤企电企之间的博弈势必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态势。
3 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下的再博弈
经济学中博弈论理论经常被用来解决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指在博弈中一组最优策略的组合即在给定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条件下, 每个参与者都采取他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 也就是说博弈双方只要对方不改变策略, 方就绝不会改变策略。显然, 纳什均衡是个死亡均衡, 是个导致交易无法达成的均衡。就像目前的煤电双方, 一方要涨价, 一方要降价, 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策略是最优策略, 双方都无意改变自己的策略, 在严格完整意义的市场经济中, 如果双方都采取这种策略, 交易是无法进行的。而后许多学者从更深层次的博弈理论出发, 试图预测一种谈判的走势, 但其所探讨的无非是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 深究意义不大。
新形势下, 基于2个共识 (①煤炭产能过剩, 且短期内宽松状况难以得到改善;②电价下调空间狭小) 之上的动力煤价格博弈已经大不同于以往, 并轨后动力煤价格的形成更多意义上发端于煤企间的相互竞争。此时研究的重点如果继续纠结于煤企与电企之间的正面交锋, 难免有避重就轻之嫌。如果采取迂回战术, 将博弈的对象定格于煤企之间, 不失是一个好的选择。事实上, 煤企市场寡头垄断的格局更加成熟, 更符合实际情况[5]。这样就存在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 且不同厂商之间的博弈是一种触发策略的选择:博弈双方首先试图合作, 一旦发觉对方不合作也用不合作进行报复的策略。在现实市场的竞争中, 若干个动力煤供应商完全可以构成这样一种境况:生产同样质量的产品, 定价同样有高 (H) 、中 (M) 、低 (L) 3种。两厂商同时决定价格, 价格不等时低价格者独享利润, 价格相等时双方平分利润。策略得益矩阵见表1。
显然, 该矩阵有E、R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实际上, 两博弈方最大的得益是策略组合情况A, 但是由于报复机制的存在, 它并不是纳什均衡。作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第1阶段采用情况A, 第2阶段采用原博弈的纳什均衡E。也就是说, 作为理性集体的煤炭企业, 在有限次的博弈中, 往往能够实现合理的收益。而作为电力企业, 联动机制虽赋予了其合理转移成本的压力、取得利润的途径, 但是它并不能如愿实现其在煤炭市场上翻云覆雨的定价者角色, 相反, 很大程度上电企对动力煤价格只能选择默契形式的妥协, 或许这种妥协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出现。可以肯定地说, 并轨后, 随着煤电联动机制的完善, 在可控的外部机制冲击下 (如国际贸易、运输、通涨水平等) , 动力煤价格将实现较长期的企稳。
4 结语
新形势下, 改革的重点应集中于解决煤炭价格的确定问题, 当前有政府主导的煤电联动, 只给予电企一厢情愿的相思。并轨后, 我国的煤电联动实际上仍是一个矛盾的“理论体”, 处于市场化的煤炭与尚未市场化的电力之间, 这种矛盾决定着任何一次所谓的煤电联动都是各个利益主体激烈博弈的过程, 改革的深化是形式也是趋势, 而有关部门则是唯一的裁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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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院校升格及其动力探析 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院校升格,高校趋同
美国高等教育向来以多样化著称，但这种多样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受到巨大挑战。1971年发布的纽曼报告认为，随着众多院校升格，高等教育的趋同越来越严重，至少在教学和使命上院校之间越发相似。[1]处于高等教育体系底层的院校有着强烈的升格冲动，而升格所造成的模仿趋同无疑是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一种威胁。
本文对美国大学升格的考察着眼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1967年，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数据来源是U.S.Office of Education,Education Directory,part III,Higher Education)，这一阶段还没有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法;第二个阶段是1976年～1994年，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成熟乃至后大众化阶段(数据来源是1976年、1987年和1994年3个版本的卡内基分类法及数据)。之所以划分为这两个时期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数据的可得性。卡内基分类法出版后，为美国高等学校的分类提供了一个较为通用的分类标准，也为比较高等学校的身份等级提供了衡量标尺。使用院校地位变化的相关数据，可以分析不同时期院校的升格情况。二是，数据的可比性。这两个阶段的数据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院校变化情况，可以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升格现象进行比较。
一、1952年～1 967年期间的院校升格情况
1952年～1967年期间，美国高等教育已处于大众化进程之中。根据马丁·特罗(Martin Trow)关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划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始于“二次”大战结束，是为了缓解大量从战场上归来的复员军人的巨大就业压力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并从此开始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被称作大众化阶段，70年代到80年代未可以说是大众化的成熟阶段，90年代以后的发展阶段称作后大众化阶段。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高等教育即形成了支持大众化的组织结构，正如马丁·特罗所说:“美国在100年前就有了与大众化高等教育相匹配的组织结构。”[2]但在大众化进程中，伴随着多样化的院校结构的形成也出现了院校升格趋同问题。
笔者对这期间的1,230所高等学校进行考察，发现：共有89所2年制学院升格为4年制学院，占总数的8%。2年制学院想要变为4年制学院必须招聘有较高学术资历的教师(2年制学院的教师资历甚至很难说高于高中教师的水平，而4年制学院一般比较容易模仿大学的师资建设，几乎每个层次的4年制学院都强调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而2年制学院很少标榜有多少博士学位的教师)。而且，学生的选择标准也越来越严，专业的开设范围也会随之扩大，图书馆资源也会得到相应的改进。从2年制到4年制学院可能要比学院变为大学给学校带来的变化更为激剧。
在1,230所院校之中，有61所学士型或硕士型大学发展为博士型大学。当然在博士型大学中有综合化非常高、博士专业覆盖全面的大学，也有只有部分学科是博士专业的学校。这与学校的原始起点有关，如果博士型大学是从学士型大学发展而来，一般综合性和博士专业的广度要差些。研究型、博士型大学持续增长，成为这一期间的主要特征。(《美国教育指南》把这期间的高等院校分为非学位院校、学士型大学、硕士型大学、博士型大学和其他类型。)
二、1976年～1994年期间的院校升格情况
伴随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卡内基分类标准先后在1976年、1987年、1994年、2000年和2005年做了修订。前3次修订版本都保留了1973年版本的基本结构和框架，2000年修订版调整明显。2005年版变化更大，它没有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简单更新院校数据和对标准做出微小调整，而是研究开发了一系列全新的高等学校分类方法，从多种维度来展示高校间的异同。正是不同版本分类法标准的变化，使我们无法对5个版本的分类法中的博士型和研究型大学的变化都进行研究，而只能选择分类标准相同的3个分类法，即1976年、1987年和1994年三版。
1976年～1994年，多数层级发生变化的大学都是向上发展。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法为大学的层次分类提供了标准。在1994年版的大学分类法中，卡内基教学促进会注意到美国高等教育“向上漂移”的现象，指的是院校增加高级学位，结果导致研究型和博士型大学数量显著增加的趋势。实际上，1987年版本卡内基分类法就已经报告了这种趋势。当时，人们讨论更多的是校园规模下降，而且都聚焦于本科生教育上，而实际上博士专业和强调科研并未对大学失去吸引力。该分类法涉及了研究型大学、社区学院、初级学院和技术学院、专业学院。本文比较了1976年、1987年和1994版分类法，考察了四种类型的学校：研究型大学I(R-I)、研究型大学II(R-II)、博士型大学I(D-I)和博士型大学II(D-II)。1976年之后，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法对这四类大学定位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研究I型指的是每年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的大学，并且高度关注研究，主要评价方式是联邦科研拨款的份额(在1994年版是每年4千万美元)，研究II型指的是每年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但是联邦补助少些。博士I型指的是在5个以上的学科授予至少40个博士学位的学校，博士II型指的是在3个以上学科至少授予10个博士学位，或在1个以上学科至少授予20个博士学位的学校。
在1987年版的分类法前言中，博耶(Boyer)强调，大学分类法的宗旨不是为了在大学之间建立一个等级体系。但是事实上，卡内基分类法无形中为大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标尺，促进了大学在卡内基分类法框架下的升格和变化，也为本文研究美国高等学校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工具。比较两个时期扩张的规模，在研究I型层次，两个时期的扩张速度相对稳定。1976年～1987年，公立大学增加了16所;1987年～1994年，公立大学增加了14所。1976年～1987年，私立大学增加了3所;1987年～1994年，私立大学增加了4所。
此外，博士I型和II型院校数量增长速度也比较快，有关博士型大学的总体数据是证明整体向上漂移的最有用的指标。而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各自的变化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图景。在1976年～1987年和1987年～1994年期间，公立大学数量增长速度保持相同(每段时期是16所)，而私立大学增长速度下降(1976年～1987年期间为14所，在1987年～1994年期间为7所)。因此，1976年～1987年前后私立博士型大学增加较多，而1987年至1994年，公立博士型大学增加较多。
除了各类型学校的数量和增长速度以外，也有必要考察群体内的运动趋势，即当大学改变层次后，我们要考察它们来源的类型。从具体变化情况看，从1976年到1994年，多数改变层级的大学都是向上发展了。可以发现几种趋势：第一，已经取得研究I型身份的大学很难降低层级，没有一个大学从1976年的高层级跌至1994年版低层级中。第二，在1994年版中进入研究I型的公立大学比同层级的私立大学越级大。在1994年版中有7所新进入研究I型的私立大学在1976年版已经是研究II型大学，而30所新进入研究I型的公立大学中有7所在1976年低于研究II型层级。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这种相对升级幅度较大的趋势不仅体现在获得研究I型地位的公立大学之中。在1994年版分类法中，17所新进入研究II型的大学中的16所在1976年已经进入到博士I型层级中，而新进入博士I型的私立大学要比公立大学更多是从低于博士II型升级而来。对1987年版和1994年版本的比较还可以发现，少数大学从1987年版分类法中较高层级跌至1994年较低层级。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博士I型公立大学之中。在1994年的37所博士II型大学中，有5所在1976年属于博士I型。
整体而言，在这两个时期内，博士II型层级是最不稳定的，37所公立大学中只有6所在1976年版和1994年版分类法中位置不变，而22所私立大学中有7所位置不变。实际上，博士II型对多数大学而言不再是中间驿站。1976年版分类法中50%的博士II型大学在1994年都向上发展了，可以说，一旦大学已经具有博士层级的教育，多数学校不会满足仅有一两个博士专业和少量博士毕业生。本文也发现在1994年版分类法中，有40所大学从综合I型和专业学院层级发展为博士II型。
要想精确计算在1976年～1987年和1987年～1994年期间向上发展的学校数量，必须完全排除向下发展或者向下发展又变回原来层级的大学。经计算，在两段时期共有145所大学向上发展，但实际涉及的大学数量是133所，有12所大学在两个时期都向上发展而导致重复计算。而从具体大学变化资料可以发现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升格的情况不同。1976年分类法中，47所公立大学成为研究I型或研究II型(从研究I型和研究II型大学总数中减去3所，因为这3所大学在1987年升格为研究II型，到1994年又升格为研究I型，重复计算两次)，而私立大学对应的数量是13所。而在博士I型和博士II型中，新增加46所公立大学和28所私立大学。
20世纪70年代后私立大学发展为博士I型和博士II型大学的速度放缓。14所私立大学在1976年～1987年被重新分类为博士II类，而在1987年～199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7所。部分是因为分类法中引入“专业学院”(学校有一半的学位是在某一个学科授予的)的决定，使在1976年～1987年期间博士层次的专业更多样化。在1987年这种大学被重新分类(3个工科类，1个神学类，1个医药类，1个其他)，而在1987年～1994年没有学校重新分类。
从整体看，院校升格受到地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1976年到1994年，在133个经历升格的大学所在的州中，升格院校数量最多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12)、纽约州(11)、德克萨斯州(8)、俄亥俄州(9)、宾夕法尼亚州(7)，这些州普遍人口较多或者人口增长迅速，反映了人口增长后对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的需求。对1994年版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法的考察表明，院校向上升格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发现表明，1970年詹科斯(Jencks)和瑞斯曼(Riesman)提出的战后高校研究生/研究型模式为标志的“学术演进”依然没有失去吸引力。[3]尽管大学普遍受到强调本科生教育的压力，但大学仍然受到与博士教育密切相关的声望诱惑，对提高学术声望仍然保持着最高的热情。
总之，研究型/博士型大学在几次分类中，“向上流动”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瑞斯曼形容此现象为“同质化”，即“声誉向上提升”成为所有大学共同目标，导致所有大学失去异质特色。[3]
三、院校升格的动力分析
（一）新制度理论的视角
新制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创立，主张从环境的角度去研究组织行为，认为组织是由于适应制度环境的合法性压力而出现趋同行为。新制度理论认为学院和大学是高度易于趋同的组织，趋同行为导致组织形式和行为较大的同质化。由于难以测量高等教育技术过程(例如教学和研究)和产出(学生和知识)的质量，结果，组织的类型和声望都成了反映质量的指标。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学院和大学都尽力变得与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学形式上变得一致。新制度理论认为在专业化组织内部存在着规范性趋同的动力，即由于外部环境压力，致使组织在行为和结构上不得不与它们的同类型的组织相似。范维泽尔(Fairweather)认为教师期望受专业标准而不是院校类型的影响，致使教师激励结构主要以科研业绩为主，甚至是在以教学为主要使命的大学也是如此。[5]此外，墨菲和詹科斯研究了教师在学术升格中的作用，发现新学科专业增加与教师对新学科和学位的认知，以及学术和商业机构的需求有关。艾德里斯(Aldersley)认为，高等院校受到研究型大学声望的引导，而参与学术升格，这符合制度理论的观点，即在高度制度化领域比如教育，采用处于主导地位组织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6]
（二）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美国高等教育的分化和趋同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学校使命、学生、规模、管辖权、资源、是否属于州高等教育系统组成部分、是否松散等。在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学术市场，它包括院校市场、专业市场和教师劳动力市场。院校市场体现了学生入学的竞争上，反映了院校的声誉和身份。在这一模型下，学生选择申请某一院校主要根据院校的地位和声誉，这决定着学生的长远回报。院校的声望和地位也高度依赖教师的水平，学校争夺生源只不过是一种模仿地位较高院校的行为。结果这种“身份市场”造成了教师专业要求的趋同化，这无疑会影响到院校的分化。[7]另外，对教师的竞争会促使院校模仿具有最高地位和身份的院校，结果导致了趋同。布劳(Blau)认为，教师从事特定活动的职业规范是在研究训练和学科之中形成的。[8]而教师规范的形成又反过来强化了声誉较高的院校的使命，这都会引导其他层次院校的行为。范维泽尔使用了美国全国教师调查数据，以考察教师薪水是否随着教学活动价值提高而增加，结果发现这种变化很小，几乎在各种类型的院校内，仍然重视学术生产。[5]由此，这一全国性的教师市场特征进一步加强了院校价值规范和教师行为的趋同，而不是促进了分化。此外，各种专业认证机构所形成的制度规范对院校行为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制约作用，而形成院校组织趋同的一种机制。
（三）资源依附理论的视角
除了基于对声望的追逐而升格外，院校行为还受到资源的影响。盖格(Geiger)的研究发现，即当资源紧张时，市场对高等教育差异化的影响力量要大于集权化的政策和控制。他认为在资源丰富时，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造成了学术漂移和分化的降低，院校为提高声望不断模仿较高声望的大学。而在资源紧张时，院校为了生存需要，必须在市场协调下进行竞争，机构将逐渐分化以寻找各自的市场和新的客户。[10]
分化和趋同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程中相伴生的现象，是高等教育经历40余年发展的自然结果。无论高等院校的分化、趋同还是趋同下的多元模式都是自然发展的规律，都是在激烈的院校生存竞争中产生的。由此，高等院校的学术升格与分化是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必须结合市场和政府两个因素来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分化和趋同问题，只有通过描绘具体的系统层次或者追踪政府和市场在该层次的作用，才能理解它们在院校分化和趋同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相形之下，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院校升格趋同现象。仅2000年以来已经有近230多所院校向上升格。我国高等院校升格院校的比例之大，时间之短都胜于美国，这种现象的形成机制以及对身处其中的高等院校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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