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精选十篇）

美国的问题 篇1

数学焦虑(math anxiety)是指一种对数学不合理的恐惧,这种恐惧妨碍了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境中对数字的处理以及对数学问题的解决和应用。美国著名的数学教育家Marilyn Burns曾说,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厌恶数学,甚至惧怕数学。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TIMSS)也显示,美国学生在从四年级升到十二年级的过程中,数学成绩呈下降趋势。另外,与其他国家学习高等数学的所有学生相比,参加“进阶先修数学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alculus)的美国十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只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仅显著高于其他5个国家。另有研究发现,大部分美国高中学生毕业时对数学的理解力和运用能力远远达不到教育者的最低期望水平。

美国数学教师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简称NCTM)将数学焦虑确认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NCTM在其制定的用来指导学校数学改革的《学校数学课程和评估标准》(1989)里提出了关于提高全美初级和中级学校数学测验分数的建议,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以帮助教师评估学生的数学倾向。它具体包括了运用数学进行推理、解决问题、交流思想的信心;探究数学概念和尝试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在数学任务中坚持到底的毅力;在数学方面的兴趣、好奇心和创造性;解决数学任务时反省和监控自己的思维和表现的能力;重视数学在实践运用方面的价值,以及数学与其他学科、其他文化生活的联系,将数学作为一种学习的工具以及一种语言的特征。

二、对数学焦虑成因的研究

造成学生数学焦虑的原因有很多,综合众多的研究结果,可大致分为两种:个体的个性因素和客观的环境因素。前者包括个体对数学的态度、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动机等;后者包括过去和现在的家庭、教学环境因素,如家长在数学方面的经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学校制度、教师的个性和教学方式等。

如果家长对数学持消极态度或在数学方面经验有限,就很可能导致孩子对数学产生消极倾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相对来说缺乏充分的受教育机会,缺乏能够对数学产生积极情感的经验。《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研究发现,害怕数学的教师和家长对数学的不安情绪成了孩子模仿的榜样,这样数学焦虑就被传递给了下一代。教师和学校的制度也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Crawford发现教学方法不当、数学课程不足、教科书生涩难懂、关于数学和学生的数学成就的错误信息,以上几种因素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造成学生在数学上缺乏成功体验。

Oberlin证明了以下教学方式会引发学生的数学焦虑:一是给每个学生分配同样的任务;二是提出的问题过于频繁,以问题代替书本;三是每天都有书面作业;四是坚持标准答案的唯一性:五是将数学问题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指派给行为不良的学生。另外,学生花过多的时间去重学教师以前教的知识,缺少将相关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的机会,也是学生数学焦虑形成的一个原因。

许多研究者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探讨数学焦虑。学者Reilly的报告显示女生在初进中学和中学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数学焦虑水平比男生高。学者Bernstein指出,12岁时男生的数学焦虑比女生稍高,到了14岁时女生的数学焦虑比男生高。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关于数学的错误看法,例如认为自己生来就没有数学天赋,男性的数学天生就比女性好;只有天资聪明者才能对付数学;没有数学照样可以做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并拥有自认稳定甚至是成功的职业生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试图消除人们对数学的种种错误看法的Tobias认为,不能把数学焦虑中的性别差异归为两性在先天能力上的差异。此外,学生必须克服对数学的任何恐惧,接受更高难度的数学课程的挑战,否则其职业选择将会受到影响。

数学焦虑和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学者Sarason认为数学焦虑和考试焦虑一样都是认知上对成绩的忧虑和对压力的情绪反应造成的。学者Arem相信,缺乏试前准备、考试策略、心理压力、不良健康习惯都可能导致学生的考试焦虑。考试焦虑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若教育部门向校长施压,校长就会向教师施压,要求教师务必让学生在标准化测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相应地,教师也就会在标准化测验之前让学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测验的准备上。这样日复一日,教师就让学生深切体会到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性,给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学生对数学的恐惧和焦虑滋生并蔓延开来。

三、对数学焦虑的应对

1. 教育者的反应

美国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教育领导者(如学校校长)在提高数学教学水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帮助学生克服数学焦虑,校长应该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对教师进行一系列与NCTM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本地、本州的地方性标准的培训,二是举办家庭数学夜校对家长进行相关教育,三是提供教师职业发展基金,四是鼓励学生进行数学操作,五是鼓励教师运用多种评估方法,六是鼓励教师之间的有效沟通、互助。

教育领导者必须帮助全体教员不断改革数学教学实践,提高数学教学的效率。教师应该了解NCTM标准和目前数学教育中的最新研究,认识预防学生数学焦虑和减轻已经形成的数学焦虑之间的区别。此外,教师还应了解学生的数学倾向,因为在真正的学习发生之前,学生必须对学习具有良好的态度和认知。如果学生对数学学习具有良好的态度,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真正理解数学概念,对数学操作能力的提高更有信心。

教师在帮助学生形成对数学的积极态度上起着关键的作用。NCTM在预防数学焦虑方面对教师提出的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接受不同的学习风格,二是制造多样化的考试环境,三是在数学课上设计积极的数学体验,四是避免数学上的成功与否伤及学生自尊,五是强调在数学上人人都会犯错,六是使数学更贴近学生生活,七是给学生一定的自我评价的自主性,八是允许学生采用不同的社会途径学习数学,九是强调独创性思维的重要性而非对公式的生搬硬套,十是将数学作为人类共同进取的一种标志。

Hembree表示在降低学生对数学的焦虑上,教师必须充当一个顾问的角色。缓解数学焦虑的有效方法包括系统脱敏和放松。同时,有的研究者也主张放松和反复的积极信息、积极视觉化的联合运用。

教师还应当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数学焦虑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并且要充分相信学生能够学会去了解自己的恐慌感并且最终战胜它们,具体地说教师应指导学生:讨论和记录对数学的感觉:逐渐了解好的数学指导方法和学习技巧;加强对不同的学习方法的学习,使学生能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学习;做一个积极的学习者,在问题解决的技巧上进行创新;对学习进行自我评价;采用平抚、积极的方式应付对数学的畏惧(如积极的信息、放松技巧和挫折阻断);通过渐进的反复树立对数学的信心。

另外,允许学生表达自己对数学的看法和感受也是减轻数学焦虑的一种方式。例如运用儿童文学,就是其中一种有效途径。让学生把自己与书中的同样害怕数学的角色联系起来,这样便共同分担了本是独自承受的焦虑,有效缓解了学生的紧张情绪。

2. 教师自身的焦虑

教师自身的焦虑会干扰学生的学习,并且常常制造了学生的数学焦虑。因此,确保所有的教师在数学教学上都具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并且具有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不仅需要有效应对自己的焦虑,还必须掌握最好的教学方法,将国家的和本地区的数学课程标准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参加以最新的教学实践研究为基础的课程进修,更新观念,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3. 家庭数学

家庭数学也是应对数学焦虑的一个重要方面。父母的投入可以改变孩子对数学的态度。美国所提倡的家庭数学夜校就是应对数学焦虑的效果显著的方法。这种方法把整个家庭都动员起来了,让父母走进学校,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帮助父母了解孩子正在学习的数学内容以及教师们的授课方式。通过这样的活动,父母可以了解新的数学标准,掌握数学操作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以及学习数学的积极有效途径。如果家长能与教师密切配合,激起孩子对数学的热情,从中获得自信和成功体验,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孩子的数学焦虑,使孩子终身受益。

美国的问题 篇2

-美国遏制中国，实现全球霸权的手段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中国古代就在台湾设置行政机构管辖。12世纪中期，南宋王朝派兵驻守澎湖，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1335年，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今台湾）。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王朝鉴于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正式在台湾建立行省，并任命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铺设铁路、开矿山、架电线、造商轮，兴办企业，创设新学堂，大大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清王朝战败，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的主权割予日本。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国民党退居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挡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造成了台湾与大陆长期隔离的局面。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造成了海峡两岸的紧张对峙局势。

从1949年到1970年，台湾当局在美国等国的庇护下一直在联合国占据着“中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台湾当局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993—2008年，台湾当局连续16年推动的“入联”或“返联”提案都遭到联合国大会的否决。2009年8月17日，台湾《自由时报》报道，第64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台湾当局将不在联大提出“返联”提案。

由此可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人民同大陆同根、同宗、同源，继承的是相同的文化传统，但台湾却至今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导致台湾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国内战争的影响，但是其中起推波助澜作用，一直阻止台湾回归的因素归根结底是美国因素。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其所著的《理解中国》一书中对于台湾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台湾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中国人肯定愿意同台湾达成一致，但美国反对。中国人甚至允许台湾人拥有他们自己指挥的军队。他们不会宣布，但我想，他们会这么做，如果这是作为一个条件的话。为了使台湾名义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会做出其他一切可能的让步。他们会比在香港问题上走得更远。北京的统治者要比在台北的统治者更灵活。”施罗德的话既是相当客观的，又是一针见血的。

台湾问题本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始终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是台湾问题产生、发展和至今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台湾对于美国来说，主要意义在于牵制并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自身的重大战略利益并不倚赖台湾。

由于美国对台的基本利益和战略目标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从“以台制华”的战略考虑出发，美国发展美台实质关系，尤其是大幅度强化美台军事关系，阻碍中国统一的做法不会改变。对此，两岸中国人要有清醒认识。另一方面，受多种因素制约，美国因素的影响力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毕竟，美国不会因为美台关系而完全牺牲美中关系。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目的仍是维持台海两岸不统不独的现状，使台湾始终成为其亚太战略布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

国际资源对美国和中国都意义重大，两国对国际资源都有同样的渴求。对中国而言，关系到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下去，也就关系到是否能维持国家的完整和安定。对美国而言，国际资源关系到其现有经济体系是否能够运转，也关系到是否能维持国家的完整和安定。这决定了中国和美国都被迫在国际资源配置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这需要军事和政治上的霸权来保证。这样，美国为了冻结其现有的资源配置优势，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美国长期以来就在经营一个战略囚笼，妄图将中国圈养在这个囚笼之中。这个战略囚笼就是由东亚新月包围圈和逐渐东进的北约构成。台湾在这个囚笼中的地位相当于一把锁。中国要是能尽快将台湾收回，美国的这个囚笼就没有锁。

有专家认为对台湾问题，美国有三种不同的政策选择:(1)支持台湾未来的特定结局，或是与祖国大陆统一，或是台湾独立；(2)乐于维持现状，除支持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外，继续实行目前不卷入政策；(3)彻底与台湾问题脱钩，不认为是美国的问题，与美国利益无关。你认为美国会如何选择。

美国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台海局势、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产生全面、深远的影响，表现在：

一、助长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二、增强了台军的军事实力，是台湾当局“以武拒统”的主要靠山；

三、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不过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并不是无限度地扩张的。它必然要受一些因素的制约：一是中美关系的制约。美方十分清楚，从战略上讲，中国大陆对美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台湾省，中美关系是亚太国际关系中的主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在战略利益方面，在亚太地区平衡方面，都需要合作。这决定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能走得太远；二是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经过了1996 年和1999 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台湾问题在对华关系中的严重性和敏感性，因而在对台政策上适度“降温”，倾向于务实；三是国际环境的影响。尽管世界和平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潜在威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要特征。维持和平、减少争端、预防危机、加强对话，已成为世界上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心愿，这一国际大环境客观上为中国追求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美国政府认为为保持美国的战略安全，维护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台湾既统一不得，又“独立”不得，维持现状是最佳良策。如果台湾和大陆统一，不仅美国失去战略要地，而且使中国如虎添翼；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则不仅岛内大乱，而且中国必然采取包括诉诸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加以解决，到时候美国是否介入将进退两难。为此“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主要是采用两面手法，实施“模糊战略”，一方面表白“只有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一方面有怂恿台湾岛内分裂势力以各种努力牵制中国。

美国在牵制台湾当局两岸政策上的举措可分为施压———惩罚———摊牌“三段式”。通过既有管道私下沟通、派遣特使、公开喊话等是为了向台湾当局施压;在联合国做出反应、降低过境待遇以及打军事牌则带有惩罚性质;公开宣示“反对”台独则是最后一招，即向台独势力摊牌。美国比较经常地使用通过既有管道私下沟通、派遣特使、公开喊话等手段，但对于打军事牌、公开宣示“反对”台独则慎之又慎。美国对台军事合作是基于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美不会轻易拿这个议题开刀。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曾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台在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上的分歧是暂时的而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长期的，鉴于达成军售交易与实际交付武器之间存在时间差，美国为惩罚陈水扁而停止对台军售实际上影响的将是他之后的台湾当局。至于美国总统或政府高级官员公开宣示“反对”台独，则是美国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华盛顿更倾向于引而不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牌。

从世界和平来看，台湾是中国冲破美国战略包围的关键，是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枢纽，现在美国的霸权处于鼎盛时期，它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在不断扩大，如果台湾独立必将成为一个极度亲美的国家，这样，美国就能将其在全球的势力点完全连接成为一个相互策应的网络，这样美国的全球霸权就事实形成并最终巩固。相反，如果台湾回到中国的怀抱，首先，东南亚各国将受到深远影响，并最终分化，中国就可以利用台湾实现对太平洋的战略看护。这样的局面对美国霸权是不利甚至是致命的。美国要避免这一状况，以真正实现对亚洲的绝对控制，在台湾回归中国的情况下，它要付出的代价就很高。比如哪怕是要保持对太平洋现在这样控制程度，它就可能要再有一个舰队，而且要找到一个别国愿意提供的基地。而这是很困难的。所以，台湾是阻止美国霸权扩张的关键。如果台湾能够不独立从而事实落入美国之手，中国就还有希望，世界也就还有希望。

[参考文献]：

[1] 郝雨凡，张燕东。无形的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2]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3]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41 [4]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7。

《美国宪政历程》的分段问题 篇3

任东来教授主著的《美国宪政历程》（初版于2004年）全景式分析了美国宪政，和王希先生的《原则与妥协》，张千帆先生的《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等，共同形塑了一代中国法律人对美国宪政的想象，不啻为是对一代法律人的启蒙。进入2013年，中国学术界接连痛失邓正来、任东来等道德文章皆为楷模的学者。读《美国宪政历程》也算是一种对任东来先生等的致敬和纪念吧。

论及美国宪政，如果说在中国法律人的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词是“三权分立”，那么第二个词汇毋庸置疑就是“违宪审查”。与其说“违宪审查”是特色的美国宪政制度，不如说正是“违宪审查”才确保了“三权分立”。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兵力又无意志，它只能判断；最终还要依靠行政部门伸手协助，才能使法庭的判断生效”（《联邦论》，译林出版社）。正因为三权之中，司法最弱，所以欲实现分权，必得司法独立且法官终身任职。在汉密尔顿看来，这还不够，仍需加上法官解释宪法的特权，因为“设计法院的目的，就是担任人民和议会之间的调解机构……解释法律的权力，是法院的适当而又特有的领域”（《联邦论》）。

如果说汉密尔顿在《联邦论》第78篇就司法权的论述成为论证司法审查权的理论来源，那么更为中国法律人所乐道的就是马歇尔大法官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下文简称“马伯里案”）的判决了，其在制度上“使最高法院成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007再版，下引略去书名）。但这也意外地引出了《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的分段问题。纵览全书，除去前言附录，共分28节，前三节阐释联邦宪法的诞生、简述美国最高法院及美国宪法的普通法渊源，第4至28节分别详述这25个大案，横跨200余年，从1803年的马伯里案一直到2001年的美国诉微软案。常规来说，全书总分结构一览无余，前三节总论，也算为后面25个大案预热。

但问题就出在马伯里案中，它与后面24个案件截然不同，如果说在后面的24个案件中，大法官运用自己“解释宪法”的特权形塑了“美国独特的纵向和横向分权制度、宪政法治与美国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对公众自由与公民权利的保护”的话，那么这一切的前提正在于马歇尔大法官写于1803年的判决：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断定什么是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在任东来先生看来，正是通过马伯里案的判决，才最终落实了美国宪法设计中的三权分立体制。因为，按照1787宪法的设计，结果使司法在三权中处于最弱的一方，使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形如虚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1787宪法确实旨在设计一套三权分立的政体，那么我们就得承认直到1803年的马伯里案，这套政体才初步形成。我们甚至可以因此更加激进地推断，可能在中国法律人看来，美国的建国时刻既非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亦非1787宪法的制定，而是在1803年马伯里案的判决。因此，就《美国宪政历程》的分段来说，与其说前三节是总论，不如说前四节才是总论，因为只有“加上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努力……使美国政治制度真正具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特点，使司法审查制度……成为美国宪政法治的基石”。而本书正是一本从违宪审查角度论述美国宪政法治的著作。

这也将引申出进一步的问题，就算承认美国宪政法治的基石在于马伯里案，任东来等作者还需论证这一违宪审查制度“好”才能让读者真正服膺于美国的宪政法治。毋庸置疑，这就是后面24个案件的任务了。客观地说，任东来在选择案件上颇为讲究。首先，这24个案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美国联邦体制形塑的案件（第5至9，及22、27节）；二是美国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案件（第10至28节，除22、27节）。其次，美国宪法研究中的热点条款，如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对国会权力的规定（第6、7节）、第一修正案（第13、14、16、19、21、24、25节）、第十四修正案（第10-12、15节）、第五和第六修正案（第20、26节）等都配有案件。我们不能说所有美国宪法研究的热点问题本书中都有所涵盖，但是涉及到那些最热门的条款，本书都没有遗漏。第三，造成了很大影响，并且中国读者会很感兴趣的如美国诉尼克松案（第22节）、辛普森案（26节）、布什诉戈尔案（27节）、美国诉微软案（28节）等本书中都有介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即便这十年来美国宪政方面的著（译）作大量面世，任东来等作者在十年前的这本著作依然没有过时，因为其确实综合考虑到了可读性与学术性。

如果我们承认宪政大体上包括政府制度和公民权利两端，那么透过这24个大案我们就得承认，美国最高法院的确在美国宪政法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一代代大法官对美国宪法的阐释，才铸就了今天差不多被全世界学习的美国宪政。任东来先生并没有因此就去神话大法官的智慧，这不仅体现在对案件的叙述中，经常插科打诨地穿插一些著名大法官在性格上的缺陷以增加可读性，以及坦承最高法院很难做到政治中立——这样的态度很了不起。而且，在案件的选择中，他并没有回避200余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所犯的最大错误：1857年的斯科特诉桑佛特案（第8节，下文简称斯科特案）。可能是对一些单纯的法律人呼吁“司法审查有利于人权”的反讽，美国最高法院在斯科特案中极其认真地宣判：奴隶不是人、奴隶是财产。并且受理此案的坦尼大法官确实是在遵循美国宪法的原旨。读者若对该案的故事和判决感兴趣，请细读《美国宪政历程》第8节，此不赘述。笔者只想推测，任东来先生最终敲定斯科特案，一方面是因为该案的确在美国最高法院史上意义非凡，仅就“违宪审查”来说，几乎所有人都会立马想到马伯里案，其实在历史上，美国最高法院第二次判决国会立法违宪不是别的案件，正是斯科特案！另一方面，面对最高法院的错误，与其遮掩，不如坦承。我相信，对比一个由近乎神话般人物组成的最高法院，由那些一样分享着普通人情感、一样会犯重大错误的大法官们通过一个个案件逐渐确立的美国宪政，将是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可信的宪政。

就这24个案件来说，我们会发现，时间越往后，涉及到公民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利的案件比重就越大。而且，就任东来的选择来说，沃伦进入最高法院以来共有14个案件入选，除去美国诉尼克松案和布什诉戈尔案，其余12个案件全部属于公民权利案件。相对于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在联邦权与州权之间的小心翼翼，此时的最高法院仿佛化身为人权斗士，通过判决引领社会进步。最高法院本身也从“最小危险部门”转化为“风暴眼”，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反多数主义难题”日益凸显，即非民选的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有权宣布民选的立法机关按照正常程序颁布的制定法与宪法相矛盾而无效（《最小危险部门》，北京大学出版社）。自1960年代比克尔概括出这一违宪审查难题以来，已有诸多法学家尝试解答，但不论这些答案如何，“反多数主义难题”已与200多年前汉密尔顿对违宪审查的解释相差甚远。在汉密尔顿看来，议员与选民的意志是相互分离的，最高法院之所以要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就在于防止议员背离人民的意志。因此，法院乃是议会与选民的调解机构，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在最终意义上是为了维护人民主权。但是在“反多数主义难题”的视角下，这一背离是不存在的，它更像是一部代表了人民意志的立法侵犯了某个具体公民自认为应当拥有的权利，最高法院依据宪法来定夺该公民的权利是否应当得到保障。如果是，那么该立法就必须被废除，不论议会在制定时是否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我们不难发现，最高法院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公民权利案件悄悄地从汉密尔顿笔下的议会与人民之间的“调解者”，演化为宪法与议会（人民）之间的“裁判者”。这样，也许让法律人始料不及的是，本来旨在维护三权分立的违宪审查，也最终在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三权分立，正是马歇尔写于1803年的判词，让本来与议会一样同在宪法之下的最高法院演变成与宪法同在。也许是历史的玩笑，真不知本意在加强联邦权力的马歇尔大法官要是知道日后最高法院的最根本难题竟然是“反多数主义难题”，会不会重审马伯里案。

美国的问题 篇4

一、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典型的美国佬》中“张家佬”一家满怀梦想来到美国, 由对美国文化的抵触, 到不断被同化而成为美国佬。小说主人公拉尔夫和她姐姐特蕾莎, 以及妻子海伦最初对美国文化是蔑视的, 他们说:“典型的美国佬不好!”“典型的美国佬不知道如何行事。”“典型的美国佬就是想做万物的中心。”“典型的美国佬没有道德!”“典型的美国佬使用蛮力!”“典型的美国佬不可相信。”“典型的美国佬太浪费!”……他们不喜欢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处事方式, 以及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消费观等。似乎他们对美国人的一切都不是很认可, 并通过各种方式不失时机地嘲讽、挖苦、贬低美国人。而这种敌对的态度则表明他们正处在文化交锋点上, 一方面面对美国文化他们本能地保护本土文化, 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被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渐渐地同化, 他们嘲笑典型的美国佬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们在自觉不自觉当中成为了他们所嘲笑的那种人。因为他们渐渐明白, 在美国想生活得好, 就要像典型的美国佬那样生活, 具有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处事方式, 及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消费观, 以及他们对成功的理解———他们努力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买车, 开快餐店, 在郊区购置房产, 甚至是通过婚外情来表明自己与自身文化的决裂。当拉尔夫初到美国时, 一个老人曾告诉他美国人所知道的一切是“钞票、钞票、钞票”, 还有“女人”, 而女人最重要的还是钞票。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完全被美国化了的华裔第三代移民, 格罗夫。在拉尔夫眼里格罗夫就是他要达到的目标, 他就是拉尔夫的精神支柱。格罗夫以一个“成功的典型”, 一个“百万富翁”, 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向拉尔夫灌输所谓的美国价值观:“在美国, 什么都有可能”, 在他的唆使下, 拉尔夫做起快餐生意———开了一个快餐店 (而他后来才意识到自己被格罗夫所骗, 达到几乎破产的地步) 。他越来越得意, 在他自己已经几乎完全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同时, 他也向孩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钱, 在这个国家, 你有钱, 你什么事都能做。你没钱, 你就不中用, 你是中国佬!就是这么简单。”生意上志得意满, 他又在郊区买了房子。有房, 有生意, 他似乎已经达到了美国中产阶级偏上的生活水平, 他感觉似乎自己已经成为了美国人。从海伦的角度来看, 特蕾莎的美国化表现在她与有妇之夫有私情这件事上, 因为依海伦之见, “中国人不做这种事情。”而事实上, 海伦本人也没能禁得住格罗夫的引诱, 这样她和特雷莎就已经不像是中国人了, 她们的身份转化极具讽刺地反应在了她们的道德转化上。

二、移民的身份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势必会引起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典型的美国佬》的情节发展就是主人公被不断同化的过程。“张家佬”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因身份问题而困惑。他们总是纠结于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个问题。被同化了的移民是否就是美国人了呢?依照作者的意图,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小说开篇第一句便点明“这是一个美国故事”, 她希望不要把这本小说当移民故事来读, 而是当作美国故事, 因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美国人。而事实上就连作者本人都还被叫做美籍华人, 而不是美国人, 尽管他本人不这样认为。所以这些已经被美国化的移民能否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还是个问题。因为人们更倾向于从种族、民族、宗教以及文化角度来界定一个人的身份。如果身份的认同值等同于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 那么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会相对简单多了。而事实上, 在确认身份问题上, 似乎种族与民族差异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无论你多么彻底地融合到美国主流文化中, 一个有色人种很容易被当作“外人”, 在美国被主流文化同化了的非洲裔美国人被戏称为奥利奥饼干, 而被主流文化同化的亚洲人则被叫做香蕉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加拿大裔英国人曾问任碧莲:“为什么这本书中没有美国人呢?”任碧莲答道:“那你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人是美国人, 这本书中的人物并不比中西部地区的美国人缺少美国性。”此人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 仔细想想更富深意。在这里作者是要表达不管一个人的种族和民族背景如何, 只要它具有足够的美国性, 那他就是一个美国人。而这一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略显理想化, 从中可以隐约看到少数族裔移民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与梦想。

有些评论认为, 拉尔夫家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走出了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物质的成功并不能说明他们实现了梦想, 而找到精神归宿才是他们梦想的最终实现, 而这一最终目的的确因为中间隔着无法逾越的座座大山而显得遥不可及。只有到了这些大山被一一移走的那一天, 只有到了我们不只是以一个人的种族、民族及宗教特征来评判一个人, 而是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来评判的话, 这世界定会更加美好。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方向, 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公正、宽容、欣赏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文化、种族、民族及宗教。这样人类不仅能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的文化, 也有助于克服对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偏见和歧视。这样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摘要：1991年, 美籍华裔女作家任碧莲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典型的美国佬》。小说描写了三个中国移民在纽约的经历。他们满怀梦想和希望来到美国, 投入到美国社会, 不断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同化。于是, 他们由最初批评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最后转变成了他们蔑视的那种人——“典型的美国佬”。当我们不再只是以一个人的种族民族及宗教特征来评判一个人, 而是以一个人的价值来评判它, 这样也就是比较理想化的解决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

关键词：移民,文化冲突与融合,身份认同,多元文化社会

参考文献

[1]Jen, Gish.Typical American[Z].Boston:Houghton Mifflin/Seymour Lawrence, 1991.

[2]Shiroishi, Julie.“American As Apple Pie”[Z].AsianWeek September27-October3, 1996.

[3]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M].王光林, 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美国文学史的相关问题 篇5

1.spirit/oversoul(The Oversoul was an all-pervading power for goodness, omnipresent and omnipotent, from which all things came and of which all were a part.It existed in nature and man alike and constituted the chief element of the universe.)

2.importance of individualism(Individual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society.)

3.nature – symbol of spirit/God(Nature was not purely matter.It was alive, filled with God’s overwhelming presence.It was garment of the OversoulTherefore it could exercise a healthy and restorative influence on the human mind.“Go back to nature, sink yourself into its influence, and you’ll become spiritually whole again.”)

4.focus in intuition(irrationalism and subconsciousness)

Influence

1.It served as an ethical guide to life for a young nation and brought about the idea that human can be perfected by nature.It stressed religious tolerance, called to throw off shackles of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nd go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and distinctly American culture.2.It advocated idealism that was great needed in a rapidly expanded economy where opportunity often became opportunism, and the desire to “get on” obscured the moral necessity for rising to spiritual height.3.It helped to create the first American renaissance –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period in American literature.二。3.Comparison(比较): Whitman vs.Dickinson

1.Similarities:(1)Thematically,? they both extolled, in their different ways, an emergent America, its expansion, its individualism and its Americanness, their poetry being part of “American Renaissance”.(2)Technically, they both added to the literary? independence of the new nation by breaking free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iambic pentameter and exhibiting a freedom in form unknown before: they were pioneers in American poetry.2.differences:(1)Whitman seems to keep his eye? on society at large;Dickinson explores the inner life of the individual.(2)Whereas Whitman is “national” in his outlook, Dickinson is “regional”.?(3)Dickinson has the “catalogue technique”(direct, simple style)which? Whitman doesn’t have.三。4.Comparison of the three “giants” of American Realism（三个的比较）

1.Theme: Howells? – middle class, James – upper class?,Twain – lower class?2.Technique: Howells – smiling/genteel realism，James –? psychological realism，Twain – local colourism and colloquialism3.William Dean Howells – “Dean of American Realism”(1)①Realistic principles：a.Realism is “fidelity to experience and probability of motive”.b.The aim is “talk of some ordinary traits of American life”.c.Man in his natural and unaffected dullness was the object of Howells’s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d.Realism is by no means mere photographic pictures of externals but includes a central concern with “motives” and psychological conflicts.e.He condemns novels of sentimentality and morbid self-sacrifice, and avoids such themes as illicit love.f.Authors should minimize plot and the artificial ordering of the sense of something “desultory, unfinished, imperfect”.g.Characters should have solidity of specification and be real.h.Interpreting sympathetically the “common feelings of commonplace people” was best suited as a technique to express the spirit of America.i.He urged writers to winnow tradition and write in keeping with current humanitarian ideals.j.Truth is the highest beauty, but it includes the view that morality penetrates all things.k.With regard to literary criticism, Howells felt that the literary critic should not try to impose arbitrary or subjective evaluations on books but should follow the detached scientist in accurate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②Aesthetic ideas：a.The aim of novel: represent lifeb.Common, even ugly side of lifec.Social function of artd.Avoiding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Point of view：a.Psychological analysis, forefather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b.Psychological realismc.Highly-refined languageStyle

– “stylist” a.Language: highly-refined, polished, insightful, accurate b.Vocabulary: large c.Construction: complicated, intricate③style

(1)colloquial language, vernacular language, dialects(2)local colour(3)syntactic feature:

sentences are simple, brief, sometimes ungrammatical(4)humour(5)tall tales(highly exaggerated)(6)social criticism(satire on the different ugly things in society)

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不同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American literature.Time：Modernism—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Postmodernism—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

美国开端计划的发展、问题与走向 篇6

[关键词]美国；学前教育；开端计划

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iect)发端于1965年，是美国联邦政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早期儿童发展项目，至2005年，该计划在40年间共为2300多万名儿童提供了包括早期教育在内的各种综合性服务，被誉为美国学前教育的“国家实验室”，对美国幼儿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目前，美国正在对该计划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为本国幼儿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一、开端计划的发展和作用

开端计划兴起于美国的民权时代，是“反贫困之战”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注意到1/5的美国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中，他们在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工作、卫生、保健等社会服务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美国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是增加教育机会，制定培训计划。同时，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决定论影响。人们认为应该加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从而打破这个“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美国两位较具影响力的教育心理学家J.亨特(J.McVicker Hunt)和本杰明·布卢姆(BeniaminBloom)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出版了《智力和经验》和《关于人类个性的稳定与变化》两本书。他们在书中都不同程度地认为智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影响，而生命最初的4到5年是智力发展最快速的时期，产生的影响最持久。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经济机会办公室负责人萨金特，施赖弗(R.Sargent Shriver)主持，联邦政府提出了一种教育补偿计划——开端计划，即通过关注儿童的早期发展，扩大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机会，消除贫困的恶性循环。1965年，开端计划作为一个为期6周的暑期计划开始实施，第一年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参加开端计划的儿童数量达到50多万。但当时的开端计划更多关注3-4岁贫困儿童及其家庭的医疗与身体健康发展，并没有承担其他责任。1969年，开端计划的管理工作从经济机会办公室转交给当时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同时把非贫困儿童也纳入其服务范围。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开端计划稳步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开端计划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服务项目。使从中获得实惠的儿童数量逐年递增。1980年参加开端计划的儿童为376，300名，到1999年达到826，016名。在这一发展时期，开端计划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完善立法。开端计划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完善以前的法案，同时也颁布了新的法案。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除早期对经济机会法的修订外，1975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开端计划实施标准》(Head Start Performance Standard)，1996年又对其进行修订，使实施标准与《开端计划法》(Head StartAct)一起成为保障开端计划地方项目服务质量的强制性法规。联邦政府于1998年开始把入学准备作为开端计划的重要主题。并将计划的目的修改为：“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健康、教育、营养、社会和其他服务来提升孩子的社会性和认知发展，从而在入学准备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拓展服务项目。除了3-4岁的贫困儿童，残疾儿童、怀孕妇女和0-3岁贫困儿童及移民家庭的儿童都被纳为开端计划教育补偿的对象。1972年经济机会法修订后，残疾儿童成为开端计划的服务对象，并且规定每个开端计划的地方项目中残疾儿童的比例不能低于10％，使残疾儿童在获得学前教育方面得到了法律保障。1977年开端计划在21个州为移民家庭的儿童提供双语教学服务。使得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得不流动的移民儿童在新的地方能够同样获得学前教育的机会。1995年。开端计划又把服务对象延伸到3岁之前的婴儿、学步儿童及怀孕妇女，成立了开端计划早期项目(Early Head Start)。开端计划由此成为美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学前教育计划。

第三、不断创新。开端计划自实施以来，一直在实施模式及管理方式方面进行创新。如20世纪60年代末期亲子计划的成功使美国出现了众多的亲子中心(Parent Child Centers，PCCs)。这不仅使更多的儿童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并且在民众中出现了一个自发组织亲子计划的高潮。同时由家长组织的亲子游戏小组也在全国兴起。家长参与由此成为开端计划的一大特色。家长经常以志愿者或职员的身份参加开端计划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同时开端计划也规定，地方项目政策小组的成员中必须有51％的人是目前参加该项目的儿童家长。

进入2000年后。开端计划继续保持着稳定发展的状态。从1965年至2006年底。参加开端计划的儿童共有240万名之多。目前。开端计划在联邦政府一级归属于美国健康与福利部，具体由该部下属的儿童和家庭管理署设置的开端计划办公室管理。地方项目则授权由公共机构、私人的非营利组织和学校系统来具体操作。授权部门是美国健康与福利部下设的地方办公室和开端计划署下设的美国印地安人和移民项目分局。40多年来，开端计划对美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从服务对象上看，开端计划以贫困儿童为主要群体，为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残疾儿童提供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改变了以往只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才能接受学前教育的状况。扩大了学前教育的对象。使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享受到教育平等带来的好处。

第二、促进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和语言的发展。向母语为非英语的少数民族中的贫困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也是开端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1960年至1993年间。美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飞快，如开端计划全国地方项目中的黑人儿童由1993年的67％扩大到1999年的70％。如何使这些少数民族中的贫困儿童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开端计划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据统计，全国开端计划的地方项目中共存在140种语言，儿童和家长都可以从中获得英语学习的机会。同时，各个地方项目还为少数民族儿童及家长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大量的多元文化资料。专门面向土著印地安民族儿童的地方项目中心也从最早的43个增加到了20世纪末期的487个。

第三、促进了贫困家庭的经济独立及社会稳定。家长及其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开端计划不仅为贫困儿童的家长提供大量的参与儿童生长、健康、认知能力发展的机会。而且为家长提供再学习的机会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如帮助

家长完成高中学业及提供职业培训等。使家长能够尽量为儿童提供一个较好的家庭环境。同时开端计划对儿童的影响也是长久的。参加过开端计划的儿童在成年后的犯罪率、需要社会服务的比例都明显低于未参加过该计划或参加其他学前计划的儿童，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就业率、积极纳税率都高出参加其他学前计划或未接受学前教育的同龄人。可以说。开端计划对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开端计划存在的问题

第一、贫困家庭的儿童学业成绩差。参加开端计划的儿童在阅读、数学等学业成绩方面仍然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开端计划虽然缩小了处境不利儿童与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但是差距仍然存在。联邦政府的许多相关研究与报告都显示参加开端计划的儿童学业成绩落后于同龄儿童，未能实现开端计划促进儿童入学准备的目标。“美国家庭和儿童经验调查”研究结果也显示：在2000年秋季参加开端计划的儿童在一年后的春季调查中各种表现都有所提高，如词汇的掌握由全国的第16个百分点增长到第23个百分点，学前写作由第16个百分点增长到第19个百分点。但是仍然远落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二、开端计划的发展受到了体制上的阻碍。儿童保育与教育割裂的状况是阻碍开端计划发展的主要原因。目前。美国0-5岁儿童的保育体系与早期教育体系相互独立，目标不够统一，是美国学前教育的主要弊病之一。根据美国国家审计总署(GAO)的一项报告显示：1999年美国69个为5岁以下儿童提供保育和早期教育的联邦项目。分别由9个不同的联邦机构和部门管理。这种管理机构与部门的多元化和发展目标的不统一造成了许多项目重复设置和出现服务漏洞的情况，进而降低了服务的效力，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儿童保育与教育体系分离导致的信息不通畅带来了学龄前儿童服务项目的重叠，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二是不同地区间地方项目的服务质量差距，全天及全年服务项目减少，无法满足符合条件的儿童及其家庭的需要：三是妨碍了各州对儿童早期教育的管理、职员发展和服务成本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和体系补充，不利于联邦政府与州资源的高效利用。

第三、开端计划的各个地方项目与各州的公立学校之间缺乏协调。不同的学前机构之间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实施模式，没有统一的教学形式是美国学前教育的特点。但这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美国基础教育小学阶段的发展。为了达到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的目标要求(至2014年所有的3-8年级的学生必须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达到优秀水平)，每个州及公立学校开始积极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且开始关注学前教育，要求所有的儿童在入小学时做好入学准备成为基础教育的最新共识。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州的学前教育发展速度飞快，能够为儿童提供可选择的早期教育机构的州由10个增加到39个及哥伦比亚地区，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是开端计划未能提高儿童学业成绩和不同地区间地方项目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各州在提高贫困儿童学习成绩上显得力不从心。

三、开端计划的改革动向

自21世纪初期以来。社会各界改革开端计划的呼声日益增高，继1998年修订法案后，联邦政府在2003年和2005年连续两次提出了改革建议，但是都没有结果。2007年年初，参众两院分别提出了新的立法修订案：即《开端计划人学法》(Head Start School Readiness Act)和《2007年改进开端计划法》(Improving Head Start Act of 2007)，有望在近期通过。开端计划的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开端计划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在中央政府层面，既要保持联邦政府的责任，也要强化州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责任。《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要求将3-8年级学生在州年度阅读和数学评估中的表现与学校效率评估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实行州负责制。联邦政府还曾提出把开端计划纳入各个州的学前教育体系，由州政府统一协调发展的建议。如2003年美国布什总统就提出在维持目前标准的前提下，经美国教育部和健康与福利部批准。可以由州负责开端计划。2007年，联邦政府又提出一次性向州政府拨款1亿美元，帮助州政府建立儿童保育和教育委员会，以加强开端计划与基础教育的衔接的建议。

在地方项目上。主要是针对是否保持开端计划政策委员会(Head Start Policy Council)的权力进行了改革。家长参与开端计划地方项目的主要方式就是开端计划政策委员会。其工作主要是与地方项目管理委员会一起决策和管理项目的一切工作。家长作为最关注儿童发展的人群。保持他们在开端计划政策委员会中的权力是必然的发展趋势。2007年联邦政府即提出了继续保持此权力的改革建议。

第二、加大政府经费投入，严格审查地方项目。联邦政府对开端计划的实际投入是不断增加的，从2000年的52.67亿增加到2007年的68.92亿。然而这些增加的资金仅能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各个地方项目的实际资金处于缩减中。到2006年，开端计划实际财政投入比2002年缩减了11个百分点。许多地方项目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通过缩减儿童数量、裁员等措施来保持服务质量。据全国开端计划联合会(NHSA)2006年的统计。由于资金紧缺，47％的服务中心不得不停止为家长提供服务；46％的中心被迫停止接送服务，导致一些儿童无法准时入学或完全辍学：68％的中心由于无法支付员工合适的工资和奖金，造成大量职员流失；69％的中心通过裁员与合并度过财政危机。可见。要保持开端计划的质量，继续增加拨款是必要的改革方向。联邦政府在2007年的改革建议中提出继续增加对开端计划的拨款预算，如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财政预算分别为73.5亿、76.5亿、79.95亿。

针对开端计划的有些地方项目常年财政赤字，服务质量不合格的情况。联邦政府2005年规定经常出现问题的地方项目必须在通过联邦政府的审查后才能继续获得拨款，同时设立奖金，专门奖励那些优秀的地方项目。2007年，联邦政府又重申了此项改革建议，并提出具体做法：在全国建立200个开端计划示范中心，每5年重新审核评估一次：平时对开端计划的地方项目进行不定期的服务质量审查等。

第三、努力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注重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将是开端计划继续努力的方向。1998年开端计划修订后。美国联邦政府一直以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促进儿童的入学准备为开端计划的目的，并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以调查开端计划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如2003年《事实证明开端计划仍需加强》报告和2005年《开端计划影响报告》都认为开端计划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困儿童与同龄儿童的认知能力差距，但是仍没有很好的促进他们的入学准备。不过，对此也有反对意见，如国家开端计划联合会(NHSA)会长莎拉(Sarah Green)认为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项目，开端计划对儿童的影响力是长久的，不能只注重即时效益。而且在一年内提高贫困儿童的学业成绩，完全缩小入学准备差距也是不合逻辑与不现实的。

第四、提高师资队伍质量。联邦政府在2003年与2005年的改革建议中都提出了开端计划教师必须达到的学历标准。如《2005年入学准备法案》(The School Readiness Act of 2005)曾提出至2010年全国达到学前教育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士学位的开端计划教师比例必须达到50％。2008年所有开端计划的新人职教师必须持有协士学位(association degree)。2007年的政府改革重新提出了这个标准。但把年限放宽到了2012年，并要求所有助理教师在2010年前必须获得儿童发展联合会的认证资格，所有教师一年中至少要参加15个学时的专业培训。

美国的问题 篇7

“分数贬值”被美国学者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学生的学业成绩不再遵循正态分布图,得高分的人数的百分比不断增加,而这种增加和教学质量及学生能力并不直接相关。美国高校学生分数长期处于持续升高的趋势。有研究指出[1]: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对分数贬值现象发出警告,80年代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90年代末至今,分数贬值问题成为美国教育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从社区大学到培养精英的学校,分数贬值正全面快速地在各个层次蔓延。

自1967年至2002年美国近30所公立、私立高校以及整体高校学生GPA(总平均成绩)是升高趋势。不同学校分数增长趋势在相同的时段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美国高校学生平均GPA逐年偏高,分数贬值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趋势[1],由此也引发了全国上下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二、分数贬值产生的原因[3]

战争因素:在越南战争期间,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的学生很有可能被送上战场,教师的评分关乎学生的未来甚至生死。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教师在为学生评分时开始有意识地减少D和F。同时,学生也迫切要求得到高分,以便有机会读研究生,延长自己的学生生涯。这样平均成绩由C挤向了B。在这段生命受到威胁的时期结束之后,这种评分倾向和趋势却并没有改变。

学生成份的变化:美国大学里的学生曾经成份均匀、单一,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少数民族、移民、在职人员等进入学校。学校学生成份开始变得复杂且学生素质、水平不均,为了适应这种状况,新的行为方式随即出现。例如,20世纪60年代黑人学生数量开始增加,人们对种族歧视非常敏感,为了避免引发种族歧视问题,很多白人教授尽量避免给黑人学生低分,相应地也减少白人学生的低分。同时,伴随着多元化的学生的到来,新的理论、实践原则和纪律也发展起来了,课程也变得越来越开放和视野宽广。面对多元化的学生和要求,很多教师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和个体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而通过分数来判断学生不合适,同时也不科学,因此在为学生评分时,他们选择较为宽松而不是严格的评分标准。

学科差异:自然科学因为相对有较强的确定性,教师的评分标准严格;而人文科学却很难确立客观、严格的评分标准。同时一些教师,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师对分数天生没有好感,他们痛恨等级制,而分数天生具有等级性,因此他们质疑分数的必要性。不同学科评分标准的差异也使得选择自然科学课程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为了追求高分,学生相对集中于人文学科。这种状况使分数贬值越演越烈。

教师因素:除了分数观不同外,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分数贬值产生的原因涉及教师自身的利益。美国高校教师的升职、加薪、选课人数甚至工作的保有等利益都同学生对其教学的评估紧密挂钩。著名的研究分数贬值问题的DUKE实验,专门就教师对学生的评分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估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即分数在学生对教师教学评估中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学生倾向于选择评分宽松的课程,也同样回报教师以高的评估分数。教师对此非常敏感,也愿意给学生较高的分数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面对这种形势,很多打分严格的教授也逐渐效仿其他打分宽松的同事,这使得学生的分数逐渐偏高,分数的贬值就出现了;而当学生抢着选择打分宽松的课程时,这种状况就被激化了。其次,很多教师认为给学生低分会损害学生的自尊心和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师生关系,不利于师生沟通,因此倾向于给学生偏高的分数。

学生因素:首先,学生对分数的归因影响着教师的评分。学生会将高分数归因于自身,而当他们获得较低的分数时,倾向于在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评估时毁坏教师的名誉。其次,学生和家长对分数的态度不端正,也影响教师的评分。学生强烈地追逐高分,对高分数的渴求理直气壮且缺乏理性。甚至家长会拿着成绩单质问教授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配得高分。面对对高分充满热情的学生和家长,一些教授选择宽松的评分策略,给学生较高的分数。

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后现代观点强调差异性,反对严格的确定性,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重视后现代理论。他们认为从现代科学中继承而来的一些基本意识会影响教师对学生学业的评估;由于教学内容越来越向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观点开放,因此在学校中合理的知识范围扩大了,应当允许学生展示他们的多样性和不同的才华。同时,他们认为学校的评价标准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现代科学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无法证明现代性的评价标准优于其它标准,因此它也无法为低分数提供充分的存在理由。总之,支持后现代理论的教师认为分数的本质是排外的、一元的、唯我独尊的,分数属于过去。因此,教师越来越开放地对待不同的结论及不同的方法,这使得他们倾向于使用高分,评分的标准被扩展了。

三、分数贬值造成的后果

评价中的不公平:分数关系到基本的公平问题,对学生来说分数贬值通过奖励平庸而打击了优秀,危害了学生的积极性[4]。对此,学生有两种反应:一是选修评分宽松的老师的课程,以获得较好的分数;二是给评分宽松的老师的课程报以宽松的评价。这又造成了对教师评价的不公。使用严格评分标准的教师,其评分策略带给他们的是较少的选课人数、较低的课程评价,这些因素都影响其课程的长期发展,进而影响加薪和升职。

学术水平下降:当人们不再严肃对待分数时产生了分数贬值,这使得教学中的评价环节失去意义甚至产生反作用。传统的保持学术水平的评分体系消失了,学术水平下降了。教师的教学失去了统一严格的标准,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变得散漫,他们为了分数而不是自己的需要去选择课程。

助长不良校园风气:教师通过高分取悦学生,而学生根据自己的得分为教师评分,分数已经像钱一样成为交换的中介物,这使得严肃诚实的校园充满了不应当有的谎言和假象。分数已经不能告诉学生关于其学业的“真相”,分数成为师生相互取悦的工具,这不仅是耻辱,而且充满危害。这种状况不仅影响教师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对学生的品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5]。

人才选拔的困惑:分数贬值使得所有的分数都挤在高端,造成从“很好”中区分出“最好”、从“好”中区分出“很好”,从“中等”中区分出“好”变得异常困难。人们无法判断谁更优秀,选拔人才失去了可靠的标准。

四、分数贬值问题的控制策略[3]

鼓励有组织的对话:很少有大学和高校向刚进来的教员描绘组织的评分政策,而组织内的教师讨论评分政策的机会同样少。因为就评分政策展开讨论是进行改革的基础准备,因此组织内的对话就非常重要。

向教师提供关于学校评分政策的更多信息:很多老师都不清楚自己的评分和同事评分之间的差异及关系,也不知道自己学科和其它学科之间评分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向教师提供相关信息。更进一步的方法是向教师提供有关他们评分实践的个人化的评估。让教师了解他们的评分政策和组织一般标准之间的关系。

分数控制政策:这种做法在高校和专业学校很平常。例如,1995年后DUKE的某院强制推行了中间分数。当然,这种政策又制造了新的问题。一个是在学生人数超过三十和不到三十的班级里,中间分的加重不同,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另一个问题是平均分和中间分的数理统计方面存在微妙的关联。而教师们懂得二者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他们把约51%的分数限制在刚好到中间分,或稍低于中间分,剩下的分数还是趋于升高。如何使强制中间分的实施更科学化,是研究者们继续研究的问题。

重新表述分数等级的意义:弱化分数以前明显的等级差异,变成一种没有什么“沉重负担”的质性表述,使学生接受起来不会有过多的不适和羞愧感,并转移对分数不理智的追求。

五、相关争论

是否存在分数贬值:很多学者认为不能将分数升高称为贬值,分数逐渐上升本身不能够成为“贬值”的证据,人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解释分数上升的现象[7]。“贬值”是经济领域里用价格衡量物品时常用的词汇。我们很容易判断物品质量和价格的关系,但是对于具有丰富特点的学生和抽象的学业来讲,其质量判断非常复杂,从而也难以证明存在分数贬值。从另一个角度说,除非分数被用来流通、维持和衡量现实世界里的价值;同时,必须是学生和其未来的雇主,而不是和教授在对此进行交易,否则不可能出现分数贬值[8]。有学者批评关于分数贬值问题的很多争论核心都与教育无关,而和经济学相关联,这可以从“分数贬值”这个词看出。虽然这仅仅是个暗喻,但是如果我们的关注点限定在投入、产出、刺激等方面,那相关理解无疑是非常有限和狭隘的[7]。

传统评分政策的合理性:学校的分数评价政策并不能反映整个教育系统运行得好坏,而管理者们却将其描绘得完美。现在的问题是:用过去的原则来为今天的学生打分是否合理?或者说,将学生放入设计好的正态分布图,给出一样多的B和D,一样多的A和F是否科学?分数评价强调严格性和选拔性是否合理?很多人避开严酷的正态分布,认为如果孩子更聪明了,应当将标准提高,使分数各得其所。但标准提高后,旧的分数评价系统能否衡量新的标准呢?学校希望通过严格的分数体系来刺激学生的学习,但“重要的不是学生被刺激到什么程度,而是如何激励学生学习。使学生热衷于追逐分数,长远看并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态度和学习热情的培养”[7]。也许,强调高标准和选拔的纯洁性,恰恰是造成分数贬值的原因。

是否坚持学术评分标准:高校评价体系是维持传统的学术标准还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需求进行改革?一些学者认为严格的评分体系利于维持较高的学术标准,高校应当坚持。但很多学者认为今日大学的内涵已不同于往日,评价体系应当变革。如有学者认为[8],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学院的性格也发生了改变。高等教育正变得越来越少权威性和对抗性,而越来越多民主和学生的自主性;高等教育关注的应当是学生如何成长而不是如何被训练,因此以既定的答案和分数为基础的严格的学术评分标准不适应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不应当对分数做人为限制,保持正态分布。

分数改革:对于多数对传统分数保持热情的人来说分数改革意味着回到过去,回到严肃的学术氛围;但反对者认为分数过于抽象、概括,掩盖了很多重要事实,分数改革应当创新,采取新的评价方式。例如MIT拒绝传统的逻辑,反对按正态分布图为学生评级,并改变了评分政策。改革者认为分数本身并不代表学生的水平,判断学生和教育学生不是一回事,学生本身就应当充满追求知识的渴望,如果成绩是其所有的学习动力,那么教育就变质了。这种政策的变化使得学生从分数中解脱,不再为少数的优秀激烈竞争,而是互相帮助、协作。

美国关于高校分数贬值问题多年的争论和研究本身证明了教育现象的复杂。分数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是因为它联系着各种教育因素同时又被当作教育结果的呈现。分数贬值只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背后更深刻的问题是现代高等教育相关制度的适应性、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原则的分歧、是“新”与“旧”之间紧张的冲突。

摘要：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高校学生学业成绩出现普遍升高的趋势,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分数贬值”。90年代末至今,美国教育界对“分数贬值”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的背后是不同教学观、学生观等教育观念的激烈碰撞。“分数贬值”现象的出现引发我们对当前高校教育实践和学生评价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分数,分数贬值,学生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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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0]Alfie Kohn.The Dangerous Myth of Grade Inflation.ht-tp://ww.alfiekohn.org/teaching/gi.htm,2002-11-08.

美国的问题 篇8

一、引言

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 通过金融创新使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动的经济形态。具体而言, 虚拟经济是指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与虚拟资本的运动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的本质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 是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 以增值为目的的价值形态的独立化运动。

虚拟经济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语。其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私人间的商务借贷行为, 也就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 即人们将手中的闲置资本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 这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 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 再转贷出去生息, 或者人们用手中的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的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的手中, 并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 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 即有价证券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自由买卖, 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有价证券的市场化能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 从而可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虚拟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 从而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五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 即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随着金融创新浪潮的不断推进, 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 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增大, 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中流动速度越来越快, 流量也越来越大, 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可以预计, 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 其规模还会继续膨胀。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及其运作机理分析

1. 虚拟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分析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虚拟经济的出现及其发展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时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经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有力地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提高资金利用率, 对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改革开放、扩大就业、增加国家税收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 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 虚拟经济是把“双刃剑”, 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隐藏着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即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水平, 虚拟经济的优点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相反, 其不利影响会有所放大。因此,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挥促进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 过度发展、缺乏管理的虚拟经济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1) 虚拟经济的发展会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在虚拟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金融投资收益大大高于实体经济投资收益。在高投资回报预期下, 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造成经济虚假繁荣。如果流入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过多, 就会造成实体经济部门资金不足, 发展乏力, 形成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

(2) 虚拟经济有产生“泡沫”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在证券市场中, 人们对于证券市场未来价格的预期往往并不是基于公司的财务状况, 而是基于一种心理预期和想象空间。于是, 在从众心理和增殖动机驱使下, 资产价格脱离其自身的价值基础和社会物价水平畸形上涨, 形成虚假经济价值, 从而带来市场的火爆, 使市场价格脱离客观价值, 形成泡沫。泡沫一旦破裂, 往往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突破口, 引起金融资产价格暴跌, 本币贬值, 使实体经济大幅缩水, 生产过剩, 失业增加, 需求萎缩, 最终形成经济衰退。因此, 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 常常会形成“泡沫”经济, 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甚至导致经济危机。

(3) 虚拟经济会对实体经济需求产生剧烈震荡。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参照系或相关资产, 其价格变化表现为对实体经济预期趋势。实际上, 虚拟经济可以作为实体经济未来变化的一面镜子或参照物, 展示未来经济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 正因为如此, 虚拟经济的剧烈变化可能带来实体经济行为的相应变化, 比如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价格的变化, 将直接影响到相关资产市场 (现货市场) 的供求变化;外汇远期、期货、期权价格的变化, 会反过来影响到外汇现汇的供求及其价格变化。因此, 虚拟经济会增加实体经济供求失衡的力量。

(4) 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会极大地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虚拟资本是以牟利为目的, 即使参与实质性投资, 也都含有投机成分, 因而会给一国实质经济带来潜伏性危机, 加大市场风险, 使破产、倒闭等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巨额资金借助于现代电信技术衍生工具及专业化投机技巧的运用, 能够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上迅速制造泡沫, 导致经济过热, 一旦稍有风吹草动, 巨额资金又会迅速撤出, 造成泡沫破裂, 引发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

(5)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可能使国际经济陷于动荡和危机之中。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和金融业务的国际化和自由化, 使国际资本流动急剧增长和快速扩张。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 一些投机者利用虚拟资产流动性强, 能随时转变形态进行买入和卖出的特点, 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经济赌博。由于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的严重背离, 投机者根据自己的意志, 突然大数额、远距离转手倒卖谋取巨额利润, 对一国经济乃至国际经济掀起大的动荡与狂澜, 导致经济陷入危机。国际投机资本不仅会对某个地区或国家产生巨大冲击, 而且还会带来国际性的经济动荡, 它将外部的金融风险和危机传导到一国的内部, 引发一国的金融危机, 并且迅速波及其他国家, 对国际经济构成严重威胁。

2. 虚拟经济负面影响产生的原因及其运作机理

虚拟经济负面影响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经济运行特征, 即高流动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不稳定性。虚拟经济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有其一般的运作机理。

(1) 虚拟资本一旦以信用化形态进入生产和服务领域, 虚拟经济就进入了实体经济并形成了二者的互动。这一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具有以较少保证金垫付实现很大倍数交易额的“杠杆效应”, 从而使虚拟资本交易的利润和风险成倍增加, 并在人们心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等影响下引发投机活动, 这种投机活动会造成金融市场较大的动荡或波动, 甚至导致投机风险和金融危机。

(2) 虚拟经济负面影响的极态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形成机制分为二种情况, 一种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一些机构投资者把货币供给的增量, 大量用于证券市场和房地产的炒作, 引起资产价格猛涨, 结果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 形成泡沫经济。另一种是在通货紧缩时期, 为追逐高效益, 金融资本和公众资金大量流向股市, 通过反复易手而自我膨胀, 成为最有利刺激性的投机工具, 助长了股市泡沫。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威胁和造成巨大打击。泡沫经济一旦破灭, 首先打击的就是金融体系, 各种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 货币贬值、金融机构资金周转困难, 甚至破产倒闭。然后迅速扩展到整个经济, 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 企业和个人拥有的资产价值减少, 重点工程、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停建搁置, 投资减少, 通过负的乘数效应, 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倍地降低, 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由于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反过来影响投资活动, 加速数发生作用, 投资乘数与加速数互动, 导致经济崩溃。

因此, 对于虚拟经济, 我们的目标是使虚拟经济带来的“收益最大化”, 同时使虚拟经济产生的“风险最小化”。

三、虚拟经济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分析

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虚拟经济具有高流动、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活动, 而投机过度会引发虚拟经济过渡膨胀,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 并形成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是指汇率、利率和股价等部分或全部金融指标急剧恶化的现象。此时, 人们往往会迅速的变现其持有的虚拟资产, 引起虚拟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 从而使社会总财富骤减, 导致社会动荡。可见, 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的产物。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基于虚拟经济系统的内在特性, 加上来自外界的扰动。

1. 虚拟经济的内在波动性易产生金融危机

(1) 虚拟经济波动的内生性和敏感性。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价值关系体系, 由于资本化定价需要投资者对未来的收益进行预期, 而定价本身却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因此, 投资者心理因素在资产价格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认知的局限性, 投资者的心理会随着资产价格波动的幅度与频度发生变化, 当幅度与频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投资者的心理变得十分敏感, 在市场上表现为群体的一致性。同时, 由于虚拟经济以资本化定价的方式为基础, 因此, 随着虚拟资产的规模、范围和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大, 随着投资者对未来资产收益预期的群体波动, 其将通过传染机制和放大机制来影响宏观经济风险。所谓传染机制是指,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 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所引起的泡沫经济很容易在有投资联系的国家间传染, 从而导致双方经济特别是国际收支发生恶化, 使其经济运行风险在各个领域中相互传播。所谓放大机制是指, 当泡沫产生的时候, 极易产生金融恐慌。

(2) 虚拟经济的国际性与开放性易传导金融危机。虚拟资本是没有国界的, 它的最终目的是价值的增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资本流动的限制得到解除, 虚拟经济领域的活动便迅速扩大了国际化的规模, 资金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大大增强, 资金的流动不再受到国际贸易投资的约束, 更多地表现为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外汇交易、债券、股票及房地产等虚拟经济活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虚拟资产对利润要求使得社会平均利润率趋势扩大到全球范围, 并导致国际间的资金流动和汇率的波动。这种波动主要以汇率和利率为媒介, 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这样的虚拟经济领域是传染波动的主要途径。同时, 由于资金的自由流动, 当外国投资者认为一国虚拟经济中资产价格过高从而非理性时, 就会大量撤出资金, 导致恐慌性金融危机, 而国际上一些金融评级机构在此时对危机发生国的降级评价, 会诱使人们的预期进一步恶化, 产生多米诺效应, 使这种经济运行风险进一步放大到经济中的各个领域。因此,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虚拟化进程的加快, 各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但宏观经济风险也相对增大。

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根源

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 价值往往会背离使用价值, 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 就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 就在于虚拟经济 (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 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政府靠财政赤字或者说靠借债运行, 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 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是优势, 而劳动密集的生活必需品产业则是劣势。这就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 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 这就导致贸易严重失衡, 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 美国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 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但是却最终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

四、虚拟经济引发金融危机问题对我国发展虚拟经济的启示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 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但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度偏离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必要条件, 也可以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我国, 随着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程度日益加深, 已经到了不能忽视其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此时, 必须重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 不断完善、优化和合理引导虚拟经济领域发展, 以便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 同时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产生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1. 转变观念, 正确认识虚拟经济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 虚拟经济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这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发展, 不能仅从其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因素来理解, 而要看到在现代经济中, 虚拟经济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 虚拟经济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经济虚拟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市场经济中, 实体经济也需要价值关系来体现, 价值关系是协调整个经济系统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 是现代社会关系系统的核心。而虚拟经济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 因此, 虚拟经济系统的稳定是整个经济系统稳定的核心, 我们必须转变观念, 正确认识虚拟经济对国家安全和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

2. 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防止实体经济风险向虚拟经济的扩散

当前, 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全面的改革, 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经济结构上都是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 以市场需求为着眼点进行大力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 应注意制订和落实好政策, 优化产业结构, 进一步改革所有制, 搞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 减少其不确定性, 为虚拟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奠定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

3.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进行金融创新, 避免制度性内生风险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是证券市场的“基石”, 也是适应国际竞争, 完善我国虚拟经济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运作, 管理不善、决策失误、效益下降甚至亏损。当前要着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严格信息披露规章, 建立分红和市场退出机制, 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同时, 鼓励金融体系的再创新, 克服制度性风险, 提高虚拟经济自身免疫力。虚拟经济以金融业为依托, 因此, 信用手段的创新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上。在现实中, 一些金融创新从设计到运作都有脱离实体经济的迹象, 缺乏现实领域的基础, 一味追求资金逐利的最大化, 使得大量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领域进行寻租活动, 这极容易造成虚拟经济膨胀, 继而引发动荡, 为风险的制造提供便利条件。所以, 进行金融体系的再创新, 使以金融创新为主的信用手段创新能妥善地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在充分考虑各方面不定因素的前提下, 降低虚拟经济领域的长短期风险。

4. 保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归根结底取决于虚拟资产变现的可能性。同时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它所创造和拥有的真实社会财富, 即商品和劳务, 一旦虚拟资产不能满足为维护金融体系日益增强所需的收人时, 整个实物经济即刻崩溃。因此, 为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必须重视虚拟经济发展的“度”, 使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引导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或为产业资本服务, 而不能让企业把资金过多地用于金融市场的炒作。

5.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防止资产价格泡沫过度产生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 但是在这之前, 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发行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调控当局和国际机构的成千上万名专家中几乎没有人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的监管部门对次贷风险的判断能力和监管能力缺失, 更是难辞其咎。目前我国在发展虚拟经济的过程中, 监督制度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金融监管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 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 监管信息没有有效利用, 风险防范工作忙于事后补救, 这样, 系统化的事前预警、事中灵敏处置和缓冲化解、事后及时补救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持续性的监管不到位, 就不能有效防范并达到规范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运作的目的, 防止由于经济主体行为异化和金融运行失常所引发的泡沫过度和由于经济体系扩张或经济运行过热而导致的泡沫膨胀。因此, 我国的监管部门应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针对金融市场采取具体措施, 切实提高监管部门自身的判断能力和监管能力, 防止由于国际金融实力侵入国内金融领域而触发的泡沫膨胀, 确保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行。

摘要：虚拟经济是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与虚拟资本的运动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 对实体经济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虚拟经济由于其高流动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不稳定性等特性,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产生泡沫经济, 并进一步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极易导致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分析虚拟经济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发展虚拟经济并防范金融危机的产生。

关键词：虚拟经济,金融危机,运作机理,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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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问题 篇9

一、文献综述

“内容依托教学法”把教学的重点从学习语言本身转移到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学习语言。目前, “内容依托教学法”主要有专业内容依托模式、主题依托模式以及辅助式语言教学模式等模式或变体 (Richards & Rogers, 2000) . CBI是一种语言与内容有机融合的外语教学模式 (吕良环, 2001) , 它把教学重点从学习语言本身转移到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学习语言 (Brinton, et al. , 1989; Krueger & Ryan, 1993; Met, 1991)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在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施了系统的内容依托教学改革, 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例如:常俊跃、刘晓蕖等研究了内容依托教学对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的影响 (Chang & Liu & Deng, 2009) , 常俊跃、赵秀艳等对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内容依托教学问题和课程改革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Chang & Zhao & Li, 2008) , 常俊跃和高璐璐关注了内容依托教学改革对学生语言发展的影响等。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本次调查运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是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12级的同学, 我们随机抽取了三个班级, 一共90名同学。

2.研究工具。以问卷形式进行研究, 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重点关注英语专业初始阶段 (即大学一年级) CBI教学环境下学生面临的学习问题。在得到调查对象同意的情况下, 将问卷发放到其手中, 并且此次问卷是以匿名形式进行。

3.数据收集。调查问卷对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12级三个班的9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题主要关注内容依托体系下, 该教材在学生词汇, 阅读, 文化知识, 学习兴趣等内容方面的作用, 以及教材在章节编排, 内容筛选方面存在的不足, 以及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深入探究。问卷一共十道客观题, 两道主观题, 作答时间在五分钟之内。调查的目的是要收集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对改革后的内容依托教材——《美国历史文化》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的感受, 以及产生的效果和对教材改进的建议。

4.数据分析。针对《美国历史文化》在英语专业一年级使用的效果、问题及改进的研究课题,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 对英语学院2012级的9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教材使用的效果, 问题及改进, 共设计了12个问题。关于90个同学对问题的回答, 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 对答案进行分类统计, 然后通过对比分析, 对照实验班的教学成果, 最后得出结论。

四、调查结果

1.效果。词汇方面: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的90名学生中有75名都认为该教材在英语专业一年级使用具有比较大的影响。阅读能力方面:63名学生认为《美国历史文化》教材对其阅读能力有很大提升。文化知识方面:调查发现, 75名同学认为《美国历史文化》教材对他们了解美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帮助非常大。学习兴趣方面:调查发现, 该教材提供了美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的背景知识, 43名同学认为这些知识较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调查总体显示, 虽然学生通过对内容的学习可以获得更多的交际语法以及特定的表达方式, 但是同时忽略了其他板块的优势, 没有发挥其他板块的积极性。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历史文化》教材整体上是不错的, 但对其的利用程度仍存在问题, 有待改进。

2.建议。被调查的学生都对《美国历史文化》这门课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研究组经过整合, 总结为以下三点建议:

(1) 增加师生互动性, 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不过于死板。由于教材有些词汇比较高级, 应先讲单词再讲课文, 必要时采取英汉结合的讲解方式, 便于理解所学内容。

(2) 增加课程的趣味性, 教师应添加一些背景知识的音像资料, 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文化知识。

(3) 注重语言技能的培养。正如一名学生所说:“带领学生走进文本内容。

本次调查通过客观主观题目相结合的问卷方式获得了具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数据。通过对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该教材对学生的英语学习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本次调查研究的总体来看, 《美国历史文化》这本教材展示了内容依托式教学改革在英语基础阶段教学上所发挥的巨大优势, 表明了在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中采取此教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可提升空间, 此项调查也为进一步完善此教材, 改善课堂教学提出了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吕良环.语言与内容相融合——国外外语教学改革趋势[J].全球教育展望, 2001 (8) .

美国的问题 篇10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市场容量大、商机多、科技发达,成为众多外国公司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美市场高度成熟,法律法规健全,普通劳动力成本高,竞争激烈,部分行业进入门槛较高。因此,中国企业在决定赴美投资前,务必要算好“战略、经济”两本账。

“战略账”是指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国内、国际以及美国经济形势、具体行业发展趋势,深入思考赴美投资将如何优化本企业资源配置能力,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忌盲目、冲动做出投资决策,以免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失。

“经济账”是指企业要全面、系统评估赴美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整合公司内部、外部的专业资源,深入做好项目选址、投资、税务、法律等前期各类调研,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科学确定可行性报告,事先做好“家庭作业”,要特别重视培养、储备本公司跨国经营人才的工作。避免出现赴美投资后,才发现投资成本过高、项目不可行等情况。

二、选择适合的赴美国投资方式

企业在深入、细致计算“战略、经济”两本账、做出赴美投资决策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何种投资方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又称“创建投资”,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独资或合资设立新企业。

二是跨国兼并(Merger)、收购(Acquisition),又简称“并购”,指外国投资者为了达到特定经营目标,通过一定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份收购下来,从而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或完全的控制行为。

绿地投资、并购两种方式的比较:

绿地投资方式的项目设立程序相对简单,可根据企业需要和实际情况,小至设立代表处,大到新建工厂,能有效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继续巩固品牌、产品和服务认可度。由于绿地投资会带来新的生产能力、税收、就业岗位,往往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欢迎和认可,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大规模绿地投资需要长期、大量的筹建工作,对投资者资金实力、跨国经营和市场开拓能力等有较高要求。

并购方式可使投资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取目标企业的技术、客户、品牌、销售网络等关键资源,但并购项目可能需要经过联邦层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或反垄断部门等审查。在并购完成后,交易双方还面临资源整合、文化差异、人员调整等挑战。

三、酌情选择专业咨询公司

在美投资无论项目规模大小,均涉及注册、税务、劳工等法律法规,由于各州存有差异,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投资促进部门均建议外国投资者聘请当地专业律师提供咨询服务。

对于在美投资金额较大的项目,例如:制造业投资涉及项目调研、选址、公司设立、购买土地、环境影响评价(申请空气排放)等手续、争取优惠政策等多个流程;并购项目涉及复杂的法律、财务、投资审查、公共关系等领域。因此,建议中国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和实力,一方面组建本公司投资美国的项目团队,有效组织利用内部资源;另一方面,视情聘请项目可研咨询公司、环评、公司事务律师、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公关等专业咨询公司。

根据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对近年在美成功投资或公开上市的中国企业调查情况看,受访企业均建议,赴美投资应聘请专业咨询公司或顾问,消除认为相关费用属于“乱花钱”等认识误区。

四、注意投资地点的选择

投资地点选择要依据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对外部资源和市场利用的需要。一般应优先选择产业集聚度高、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商机较多、生活便利的城市。

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个州创建公司后,如今后要在其他州开展业务,还需获得这些州政府的许可。因此,企业最初设立地点不能仅考虑税务优惠,而忽视市场资源等其他关键要素。例如:美国个别州整体税率较低,对企业财务要求更为宽松,许多外国投资者将美国分公司总部或财务中心设在那里,但应该看到这些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并不是很高,人口、市场容量也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