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精选七篇）

总统大选 篇1

对政治人物来说, 这是改革与保守两派再次争锋、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的好机会;而对7000万伊朗老百姓来说, 则意味着今后几年内, 他们的生活和价值取向将何去何从。

被妖魔化的伊朗

去伊朗前, 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就是上世纪80年代伊斯兰大学生攻占美国大使馆, 和近年来动不动就焚烧美、以国旗的游行示威。看电视上伊朗人那种声嘶力竭的激动, 似乎和西方有着天大仇恨。

在伊朗生活久了, 每次在网上遇到国内的朋友, 都会关切地问我伊朗是不是很危险, 伊朗人是不是很反美。我都得反复解释:事实并非如此。伊朗人占领过美国大使馆并把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 这是事实, 可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近年来, 由于在核问题上分歧严重, 西方媒体存在严重妖魔化伊朗的倾向。亲身体验才知道, 世界各国媒体对伊朗的报道往往不尽客观。

一次从阿联酋的迪拜转机去伊朗首都德黑兰, 在机场免税店买化妆品, 导购小姐很漂亮很热情, 当听说我在伊朗生活, 脸上立刻露出看怪物的表情:“天哪, 你怎么能住在那儿!”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媒体被面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会反应激烈, 而对于针对其他国家的不真实报道, 却经常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 跟风就好。国人通过电视画面或者报纸了解到的伊朗, 总是充斥着带有暴力性质的“反美”倾向, 比如焚烧美国国旗的游行示威, 又或者是进行军事演习等“挑衅美国”的举动。这种报道往往脱离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 不能客观地反映伊朗社会, 也不能反映出普通伊朗民众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人的态度, 让国人对伊朗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

“伊朗秘制”的可口可乐

伊朗是一个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国度。德黑兰街头经常可以看到雅思、托福、GRE等英文培训班的大幅广告牌, 考托福在伊朗年轻人当中已经成为时髦的玩意儿。我的几个伊朗朋友就曾通过网上报名参加托福考试, 他们的目的和很多伊朗年轻人一样, 就是希望去美国留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 伊朗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不再是件困难的事, 德黑兰随处可见穿着Lee和Levi's牛仔裤的年轻人, 他们爱听Jimmy Hendrix的吉他摇滚和每年格莱美奖的TOP10, 也狂热地购买诸如《猎杀红色十月》等好莱坞大片以及《芳芳郁金香》这样的“小资”影片。

可口可乐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象征, 在伊朗这个以反美著称的伊斯兰国家, 却满大街全是可口可乐。只不过伊朗人从来都“强词夺理”说那是伊朗自己的配方, 和美国无关。可是喝进嘴里, 和全世界的可口可乐没有任何区别。

2006年我去伊朗总统府采访, 参加了第一副总统的招待午宴。服务员端上来的饮料居然全是可口可乐, 这是哪门子的“反美”?似乎伊朗人自己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一个位高权重的毛拉 (Mawla, 伊斯兰教职) 曾经在报纸上公开呼吁人们抵制可口可乐这种“美国霸权主义的象征”, 在社会引发广泛讨论。老百姓对此倒是不以为然, 我一个邻居就揶揄地说:“革命后我们没有酒、没有好莱坞电影, 要是可口可乐也禁了, 我们喝什么去?再说了, 政府不是说这是伊朗自产的可乐么, 那还抵制什么?难道抵制国货?”

反美游行只是一场集体派对

“可是伊朗确实经常爆发反美、反以游行, 这怎么解释?”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又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民众的任何大规模运动都很难说是自发的, 大多不过是政府在幕后组织的一项活动罢了。

2007年3月底, 伊朗以“越界”为由扣押了15名英国水兵, 上千名抗议者冲击英国大使馆。我在现场看到, 早在示威前五六个小时, 警察就开始在使馆前布置防护网和水泥隔离墩。如果不是官方提前组织好, 警方怎么可能知道要发生严重示威并作出准备?而且参与示威的民众看起来文化层次都不高, 无法用英语和我对话, 他们打着与官方口径一致的标语。问他们标语是什么意思, 他们却完全不知道。

每年11月4日是占领前美国大使馆的纪念日, 届时伊朗都要在大使馆前举办大型纪念活动。2007年我去现场采访, 发现使馆周边停着至少几十辆大客车, 分批将参与群众运输过来。参加抗议的很多孩子身穿丑化西方的衣服, 举着反美标语, 见到记者的镜头立刻兴奋不已, 拼命指着自己要求我为他们拍照。整个场面充斥着嘻嘻哈哈, 像个狂欢节派对。我匪夷所思地把这些照片拿给邻居看, 他们很平静地告诉我:“这不是真实的伊朗, 是官方希望你们看到的伊朗;我们不喜欢这种游行,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堵塞交通。”

什么也比不过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

伊朗学生虽然喜欢西方的新鲜气息, 却更推崇自己的文化。出身于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他们对本国的历史充满了认同和敬重。在他们看来, 不管是伊斯兰时期的壁画, 还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殿遗址, 甚至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外族入侵带来的希腊化文明, 都是波斯民族的宝贵遗产。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很少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我在德黑兰大学采访了几个学生, 他们都对“反思”这个词感到十分茫然。一个叫米兹的大三男生说:“我喜欢吃比萨、爱喝可乐、爱穿性感的紧身裤, 但它们远远没有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对我的震撼来得强烈。我们的文化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而以现代的观点去评判我们祖先的伟大成就, 这是可笑的。”

即便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渗透到伊朗社会的各个角落, 但伊朗青年学生在追求开放的同时, 仍笃信伊斯兰宗教的传统信念, 古兰经的教义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一个叫马坎的大学生对我说:“我们和你们一样爱漂亮, 但这和我们尊重宗教习俗并不矛盾。我们想开放, 但衣服绝对不会只穿一半。”他旁边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女生搭话说:“其实要比衣服, 我觉得我身上的更好、更舒服。”

我也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很多青年在20多岁时追求自由、追求靓丽的颜色, 但一到30岁结婚后, 通常就开始频繁地进出清真寺, 和长者们一起祷告。他们认为, 那些浪漫惬意的生活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 之后还是需要回归传统, 开始承担起社会责任。

城乡有别的政治热情

从总统大选可以看到, 伊朗的政治活动有两个鲜明特点, 呈现出一派极有趣味的众生相。

德黑兰官方每次举办大型集会或抗议示威运动, 主办方经常一车一车地从城郊或外地运人来参加。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城市的老百姓不太愿意凑这种热闹, 所以不得不从外地找人“增援”;小城镇或农村的伊朗人对此倒是热情高涨。

2008年年初, 伊朗举行议会选举, 强硬保守派、温和保守派和改革派为选举人资格、席位分配打得不亦乐乎, 德黑兰的老百姓却没啥大反应。虽然官方宣称当时投票率超过60%, 但我在街头反复转悠, 除了几个政府用来做典型宣传的投票点人满为患, 其他站点多是三三两两。德黑兰南城的一个五金店老板侯赛尼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很不满:“这 (选举) 只是个游戏, 我才不管谁获胜呢;只要能控制目前的通货膨胀, 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就成。”当被问及会否去投票时, 43岁的伊朗朋友马吉德无所谓地摆摆手:“我们的选票根本就决定不了什么, 明天我女儿还要考试呢, 我和老婆都要去陪她, 投什么票啊!”

德黑兰以外地区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在诞生过伊朗国父霍梅尼的宗教圣城库姆, 身穿黑袍的妇女们抱着孩子在清真寺外排起长队, 焦急地询问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投票。我们几个记者不得不惊叹城市与乡镇间的巨大反差。

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大学的一名教授分析说, 大城市的人受全球化影响要多些, 对物价、失业率等问题的反应更为明显, 这两年由于受到安理会制裁, 伊朗经济形势日趋恶化, 因此城市人较为现实, 更关注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在农村, 老百姓世代生活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 与其他地方的经济交流较少, 受制裁影响就较小, 对政府施政的不满也就很少, 所以乐于参加官方组织的各项活动。

伊朗政治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民众受教育的程度越高, 就越支持改革派, 反之就越支持内贾德的强硬保守派。这是因为, 德黑兰的精英阶层在1979年革命爆发前大多曾留学欧美,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 对政治形势有自己敏锐的判断, 对选举中的意识形态不感兴趣, 更希望改革派能转变国家目前生活的保守状态, 与西方接轨。而农村底层百姓则不同, 受高等教育较少, 思想单纯, 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煽动, 被保守派“抵抗西方”的论调吸引。

内贾德执政4年来, 频繁到各地视察并许诺当地种种行政资源和好处。农村老百姓想得很简单:谁给我好处我就支持谁。要知道, 伊朗7000多万人, 大多都是生活水平一般乃至贫穷的农村人口。因此别看内贾德在德黑兰相对“不招人待见”, 在伊朗民间却拥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拥有全国所有大事的最终决定权, 他的宗教影响深入农村每个角落, 本来他应当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保持中立, 结果在本次总统大选中他公开呼吁民众支持“抵抗西方威胁的政治家”, 用意和影响不言而喻。

让我既感动又抓狂的伊朗人

总统大选的结果, 决定着伊朗今后几年的内政外交走向。伊朗立志扛起伊斯兰世界同西方斗争的大旗, 成为中东地区的强权,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近几年核计划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从幅员辽阔的国土、深厚的人口基础到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伊朗发展的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历史上也曾作为世界性强权——波斯帝国傲视群雄。然而但凡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一定的“文化特色”, 伊朗民族本身就是个矛盾的综合体, 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 这使得初来乍到的旅游者和长期生活在那儿的外国人有着大不一样的感受。

伊朗是个彬彬有礼的民族, 两个同性朋友见面会相互行亲吻礼;男人对女人处处谦让;外国人在伊朗旅游遇到困难时更是经常得到热情帮助, 甚至会被热情的当地人邀请到家中免费食宿。我刚到德黑兰时, 一次开车去机场, 迷了路还丢了钱包, 两个小伙子开车经过, 主动停下来询问情况, 虽然语言不通, 但通过比划他们还是明白了我的困境, 很努力地在地图上给我指路。为了不让我再次迷路, 一个小伙子决定坐上我的车, 亲自送我到目的地, 然后再自己打车回家。我拿出钱表示感谢, 却被坚决地拒绝了。让我更为惊喜的是, 到家不久我居然又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小伙子捡到了我的钱包, 约好第二天前来奉还。结果钱包、驾照、记者证和现金都完璧归赵, 我激动得死去活来, 在屡遭拒绝的情况下, 强行要求对方收下200块钱 (合人民币) 以表谢意。

然而, 待得久了, 伊朗人的很多习惯也让外国人抓狂不已。时间观念差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 说白了就是责任感差。不要说普通老百姓, 就连正式官方场合也是如此。2006年11月, 第一届亚洲议会大会在伊朗举行, 我作为记者早就拿到了各国代表的发言时间和顺序。结果会议主办方根本不按照计划来, 随意打乱发言顺序:下个你上!再下个是他!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采访计划完全被搅成一锅粥。对此, 德黑兰政治评论家拉马迪和我说:“伊朗人的祖先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是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的, 生活也就随意惯了。”

伊朗人做事大大咧咧成性, 造成效率低下、错误百出。外国人办事时总能听到当地人满口的“No problem (没问题) ”, 但有经验的就知道, 这时候得小心了, 因为结果90%是“Full of problems (充满各种问题) ”。德黑兰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吃的亏简直不胜枚举。2007年11月, 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团访问伊朗, 我在现场采访。伊朗方面的行程安排直到对方飞机降落前几分钟还在反复更改, 都说是“以此为准”。所谓“最新计划”我都不知道拿了多少份, 简直不知道哪个可信, 只能硬着头皮以最后一个为准。还有一次, 我在德黑兰的旅行社买国际机票, 售票小姐美丽大方热情, 还周到地端上茶水点心, 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停“No problem”, 她一这样我就紧张起来, 但当时忙着赶其他活动就没细想。晚上回到家拿出机票一瞧, 差点没晕过去:航班号写错, 出发机场写错。当即打电话给售票小姐, 人家毫不在乎地说:“没问题, 你要登不了机我负责!”

伊朗也有“妻管严”

回国后, 我经常忽悠身边的朋友去伊朗旅行, 从女生那里得到的答复常常使我愕然:“不去!在那边女人太没有地位!”事实果真如此吗?国内最常误传的是:伊朗女人不能单独上街, 没有丈夫的证明不能离开所在城市, 可能要和3个女人分享丈夫。我不禁要替伊朗女性“讨个公道”。

穆罕默德是我办公室旁边一个餐馆的经理, 会说英文, 总是笑容可掬, 去他那儿吃饭的外国人一直不少。一次吃饭时, 我看到他躲在柜台里神情紧张地小声打电话, 等他放下电话才对我尴尬地笑笑, 说老婆觉得他这个月拿回家的钱比以前少了, 骂了他一通。

很多伊朗男人都笑称, 尽管外界都以为伊朗女人的地位很低, 但事实上他们在家里都很怕老婆, 伊朗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都有“妻管严”。此话不假, 和以前相比, 伊朗女性的地位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我在亚兹德时, 问导游萨莱米为何不娶4个老婆, 他就像中国男人一样摆摆手说:“别开玩笑了, One is far more enough (一个就远远吃不消了) !”逗得周边的伊朗男人哈哈大笑, 看来都深有同感。

前不久我和伊朗朋友哈加尼通电话, 谈及他一家对这次总统大选的看法。他气哼哼地说:老婆和女儿都支持改革派的穆萨维, 但他认为内贾德维护伊朗核权利的功绩应当得到认可, 于是到现在老婆和孩子都不理他。

伊朗的职业女性相当多, 不仅有公司职员, 还有不少媒体记者, 社会地位都比较高。前不久被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关押的女记者萨贝里 (后被释放) , 人长得漂亮, 举手投足间优雅而自信, 我曾多次和她共同采访。一些伊朗女人近年来还积极从政, 内贾德总统的姐姐就在2006年年底当选德黑兰市议员, 在前任哈塔米政府中, 担任重要职务的妇女有100多人。

相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妇女没有参政、议政和投票权, 伊朗妇女却能在某些领域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 这得益于伊朗《宪法》对妇女权益保护的重视。伊朗《宪法》第21条规定:政府有义务在维护伊斯兰原则的前提下, 保障妇女的所有权利, 创造有利于提高妇女尊严和人格、恢复妇女的物质与精神权益的环境。

在此基础上, 只要不是特别过分, 伊朗社会对于年轻女孩子追求时髦、漂亮也逐渐宽容起来。傍晚坐车穿过德黑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可以看到好多女子身着米兰、巴黎流行的凉鞋、牛仔裤, 或是俄罗斯、印度的休闲长裙, 个个眉如春山、眼若秋水, 黑色的眸子、褐色的唇膏、凸现的高鼻梁与醉人的法国香水、钻石黄金手镯交相辉映。

换总统就是换个CEO而已

真正的伊朗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人之下的民主”, 伊朗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 总统、议会都是选举产生的, 但总统、议会、司法都受最高领袖领导。

伊斯兰宗教的神权体系在伊朗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拥有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绝对政治权力, 实质上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一切。由此, 名义上作为伊朗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总统就成为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 作为民主选举的总统, 拥有伊朗的最高行政权, 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外交事务中, 在电视里、报纸上抛头露面、风光大造的多是总统。而实质上, 总统事无巨细都要按照最高领袖的意志行事。

然而, 行政机关和议会之间的相互钳制近年来也愈发表现出来。2007年, 总统内贾德与议长阿德勒就立法问题曾爆发近年来罕见的激烈争吵, 双方在报纸上互为攻讦, 一直闹到最高领袖那里。

此次伊朗总统大选噱头十足, 各个候选人还被允许举办集会、在电视台相互辩论政见, 这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说到底, 是领导层生怕大选吸引力不够, 影响投票率。德黑兰的朋友哈米德给我打电话说:“每天街上都有大游行, 热闹死了, 有支持穆萨维的, 有支持内贾德的, 人多到车都开不动。”而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数万名穆萨维的支持者在体育场里挥舞旗帜为其助选, 声势甚为浩大。然而, 伊朗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宗教领袖们可以垄断国家的政治权力, 并牢牢控制在集团内部, 只能在内部成员之间流转。不管谁当选, 他只是行政首脑, 不同的只是具体施政措施, 内政外交的根本价值观不会变。哈米德说的一句话相当精辟:“这就是游戏, 换个CEO而已, 董事长和董事会都没变。”

时事背景

伊朗6月12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 属于保守阵营的在任总统内贾德以超过60%的得票率连任, 不料这一结果却引发该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在选前的民调中曾领先内贾德, 不料却以惨败收场。穆萨维阵营指责对方存在严重舞弊行为, 号召百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继而同政府支持者发生严重暴力冲突。

伊朗以最高领袖为首, 改革派和强硬派总统轮流执政的独特道路, 决定了这次“街头斗争”属于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实质。以强硬著称的内贾德, 过去4年执政的最大“政绩”, 就是顶住西方巨大压力, 成功推进伊朗的核计划。但是, 他诸如“消灭以色列”等激进的言辞和强硬面对国际社会的态度, 使得伊朗连续3次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受此影响, 伊朗国内这几年通胀严重, 失业率飙升, 国民经济愈发脆弱。而前总统哈塔米和前总理穆萨维为首的改革派, 主张关注国内民生, 对外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由于改革派过去4年不仅失去执政权, 还沦为议会绝对少数派, 他们在伊朗政坛的号召力几乎边缘化, 因而期盼这次大选能够卷土重来。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德黑兰市民, 这次却纷纷走上街头抗议选举舞弊, 实际上反映了对内贾德过去几年执政的严重不满。伊朗的伊斯兰政权经过毁灭性的两伊战争的考验, 经历过美国和国际社会近30年制裁和孤立的考验之后, 在改革派和强硬派总统轮流执政的独特道路上, 这个政权从来没有退缩过, 但是现在却面临一种全新的、完全来自内部的考验。

此后, 虽然两派发生了严重对峙, 但这场“街头革命”注定走不了多远。因为内贾德政府对政权的掌控能力还是很强。保守派在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宪监会乃至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中的势力占绝对优势, 而且其动员和组织民众的能力很强。另外,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允许骚乱的事态继续发展, 他是伊朗拥有一切事务最终决定权的人, 于是由他出面协调各派利益, 结束了这场“街头革命”。

美国总统大选的规则（精选） 篇2

每隔4年的11月4日是美国大选的日子，今年因为11月4日是星期天，大选将于11月6日举行。美国目前有3亿多人口，大约有三分之一会参选，每个成年的美国公民都有投票权，他们是选民。但是最后谁会胜出，并不完全取决于选民的投票（popular votes），而是取决于538张选举人票（electoral votes）。这538个选举人，被称为“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2012年，美国共有100位参议员，无论州的人口多少，每州2位，这是宪法规定，永远不变的；2012年美国50个州共有435位众议员，每州众议员的人数根据各州人口的多少确定，总人数也随着美国总人口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还有3位选举人，所以总数是538。因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联邦政府的领地，所以他们既不算众议员，也不算参议员，平时在国会立法投票时他们没有投票权，只是在大选时才有选举权。

严格地说起来，当选民在大选中投票时，他们并没有真正将选票投给自己想选的总统候选人，而是决定自己州的议员将如何投票。例如，你投票选举奥巴马，其实你是命令你的州的议员保证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如果一个州共有10张选举人票，40%的选民投民主党的票，60%的选民投共和党的票，那是不是该州的10位选举人中将有4位投民主党的票，其他6位投共和党的票呢？不是的。如果这个州正好有4位民主党的议员，6位共和党的议员，一旦共和党得到的选民票胜出，则该州所有的10位议员都得投票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只有在立法的过程中，该州的议员（通常）才会分别投各自所代表的政党的票。换言之，两党的候选人争夺一个州，任何一个党只要得到微弱的多数，哪怕只是一票之差，便能赢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这种总统大选的规则是美国宪法第二条和1804年的第12修正案所规定的。一直延续至今。

目前美国共有538张选举人票，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必须多数当选，换言之，无论奥巴马还是罗姆尼，都必须得到270张选举人票才能当选。如果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之外还有其他政党或无党派人士参选，而其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候选人得票未能超过半数，那该怎么办呢？正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例外的情况，所以才有1804年的宪法第12修正案。在无人得票超过半数的情况下，所有各州无论人口多少，都具有1票的选举权，无论哪位候选人在超过半数的州胜出，便可以当选为总统。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位候选人在人口最少的26个州胜出，这26个州的选民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8.06%，该候选人便能胜出。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801年的汤姆斯•杰佛逊，第二次是1825年的昆西•亚当斯。他们便是由众议院选出来的。

在大选前，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会进行民意调查，预测各位候选人得到选民的支持率，通常误差是上下百分之几。今年11月6日星期二，选民将到投票站投票。在加利福尼亚日落之前，至少有一个电视台会宣布哪位候选人获胜。半夜时分，其中一位候选人将宣布得胜，另一位候选人将承认落选，但是这并非正式的选举结果。电视台预测选举结果的方法是“出口调查”（exit poll），即在投票站的出口处调查选民实际投票的情况，从而推算出选举的结果。但是投票后调查并不精确，只是随意抽样（random sampling），在两位候选人旗鼓相当的州，往往需要具体清点所有的选民票后才能确定到底由谁胜出。

大选年12月第二个星期三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各州的选举人将到各自的州府正式投票，投票完毕后，接任总统和副总统才正式产生。问题是，公民投票和选举人正式投票之间为什么会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差呢？在19世纪，因为交通不便，点票和汇总很耗时，选举人到州府的旅行时间也很长。如今交通方便，更有电脑点票，这段时间主要用来解决双方可能产生的控诉对方违反选举规则的争议，若是双方得票率非常接近，这段时间将用来重新点票。

选举人投票制有其不公平之处。反对者认为，使用全输、全赢的方法，可能导致某个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的“选民票”（popular votes）少于对手，却因为得到多数的选举人票（electoral votes）而获胜，这样选出来的总统不能代表全体选民的意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出现过。

根据选举人票分布的情况，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候选人只要得到11个人口大州的选票，哪怕在其他39个州一票都没得到，便能当选总统。美国共有12个人口大州：

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纽约、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俄亥俄、密西根、新泽西、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和佛吉尼亚。

以上的12个州是选举的大票仓。只要赢得其中11个，便能得到270张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

此外，纽约和东部的一些大州是民主党的天下，如果民主党在这些州以压倒优势大获全胜，许多选民票会被浪费掉。而共和党在西部及南部的一些人口小州只要以微弱多数获胜，那怕只差几千票，也能囊括那些小州的全部选举人票。显然，如果把东部大州多余的选票分散到一些小州，那就足够赢得若干个小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赢得选民票而无缘问鼎白宫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

第一次是1824年。当时美国还没有普及选民投票，有的州还是通过州议会确定选举人。那次大选的两位候选人都是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Republican）。克劳福德（William H.Crawford）共得到40,856张选民票，占11.2%，却赢得了41张选举人票，他的对手克雷（Henry Clay）得到47,531张选民票，占13.0%，却因只得到37张选举人票而落选。

1876年，美国共有369 张选民票，获得185张便可以当选。共和党候选人海斯（Rutherford B.Hayes）共得到4,036,298张选民票，却赢得了185 张选举人票，他的对手民主党人提尔顿（Samuel J.Tilden）得到4,300,590张选民票，比对手多近30万票，却因只得到184张选举人票而落选。

1888年，美国共有401 张选举人票，获得201张便可以当选。共和党候选人哈里逊（Benjamin Harrison）共得到5,439,853张选民票，却赢得了233张选举人票，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以第22任总统的身份参选，得到5,540,309张选民票，却因只得到168张选举人票而落选。四年之后的1892年，克利夫兰卷土重来，击败哈里逊，再次当选第24任总统。

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的小布什和戈尔之争。当时美国的候选人票已经达到538张。小布什（George W.Bush）共得到50,456,002张选民票，却赢得了271张选举人票，戈尔（Al Gore）以在任副总统的身份参选，比小布什多得50,999,897张选民票，却因只得到266张选举人票而落选（其中一人弃权）。

当时佛罗里达共有25张选举人票，第一次点票小布什只获得微弱多数，且小布什的弟弟杰布（Jeb Bush）是佛罗里达的州长，有人怀疑杰布帮助他哥哥作弊。戈尔阵营要求重新计票，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重新清点总共大约6,000,000张选票中的175,037张选票。在机器点票过程中，有的选票没有被计算，有的则被重复计算。因为机器的设计有问题，无法辨认遗漏和重复清点的选票，所以只能大约估计，机器清点总数与实际票数并不相符。

在Volusia郡，遗漏和重复清点的选票与机器清点的数字不符。在Orange郡，所有的选票都被重新清点。在Broward郡，选举委员会没有报告第一次机器所遗漏和重复清点的数字，只是报告了正式重新清点中遗漏和重复点票的结果，使戈尔多得了567票，重新点票的标准并不严格，将“有酒窝的无空屑红带”（dimpled chad，恕我不懂技术，无法解释）的选票也计算入内。长话短说，戈尔仅因几百票的差距，而失去了佛罗里达的25张选举人票而获选。

如果候选人得到了多数的选民票而不能当选，投票选举他的选民一定是不满意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起草美国宪法的国父们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选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民普选，另一种是通过国会议员选举。当时美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政党，交通不方便，一个深得民心的候选人的号召力只限于当地，在其他地方可能无人知晓。而来自各地的候选人会把选票分散，将无法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但是若通过国会选举，则每一位议员必须精准地评估他所代表的州民的民意，然后酌情投票，这便可能造成议员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而不是正确地反映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意愿。权衡之下，制定宪法的国父们便采取了折衷的选举人投票法。

事实证明国父们是有远见的，奥巴马是美国的第44任总统，从美国建国至今已经236年，共经过59次大选，一共才出现过四次得到多数选民票而落选的情况，仅占6.7%，若不算第一次，得民心而失天下的情况才5%。

“仇富”的总统大选 篇3

在中国读者读到本文时，法国总统大选大致已经落幕。被称为“富人的总统”的萨科齐，很有可能已经卷铺盖回家。也许他真会如他过去曾说过的那样，一旦卸任，他就要去学他的富豪朋友们那样“去挣钱”!作为律师出身的萨科齐，从来也不掩对富翁的羡慕之情。他身边的朋友圈子历来都是法国最富有的阶层。因而萨科齐一直自认是一个“穷人”。曾送给夫君一款价值高达55000欧元的瑞士名表的第一夫人卡尔拉-布鲁妮一萨科齐最近甚至在法国电视二台走廊里对记者说，“我们是非常俭朴的人。”事实上相比那批法国四十家最大企业动辄数以千万计欧元收入的大老板，做总统的萨科齐一个月的薪水税后仅18700欧元，确实算不上有钱。当然，萨科齐拥有一定的个人财富，详情则没有公布。人们只知道他拥有大约230万欧元的资产，来源于房地产、律师事务所的股份等。萨科齐在法国其实也仍然属于富人行列，因为他要支付约5700欧元的“财富税”。这是萨科齐自己领导的政府制定的政策。凡年收入超过130万的人都要支付“财富税”。他的竞选对手、未来的新总统奥朗德则刚好低于这个税收标准。作为议员和科雷兹地区理事会主席，奥朗德每月税后收入共9231欧元。另外他还拥有几处房产，价值约117万欧元。用“财富税”的标准来衡量，奥朗德还不是个富翁。

然而问题是，法国人的平均月收入仅为1605欧元。其中50％的法国人甚至收入低于1441欧元!因而在他们看来，萨科齐也好，奥朗德也好，都是“富人总统”，甚至是“富人的总统”。由于这次大选恰好是在欧元危机闹得最欢的时刻进行的，所有选民都对法国在选后将不可避免地实施“紧缩政策”的前景不寒而栗。问题在于，紧缩政策仅仅对中产阶级和广大社会下层的民众会产生冲击性影响，而紧缩政策的受益者，却恰恰是上述富得流油的大老板。于是，—股强烈的“仇富”情绪从大选—开始就弥漫整个法国。在这种背景下，候选人几乎人人对巨富高调喊打!

最典型的是新左翼的“左翼阵线”联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松。他主张“凡月收入超过30000欧元的部分，一律上缴国库”!传统左翼的社会党候选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的弗朗索瓦·奥朗德则表示，要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征收高达75％的“富人税”。也就是说，100万欧元收入中国家将拿走75万。另外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直指“华尔街和伦敦城”金融财团是“法国乃至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他的竞选口号是“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城的世界”。甚至萨科齐也声称“要解决大老板们的报酬过多、特别是巨额解雇金的问题”。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当一个普通工人犯下职业错误时，他将被毫不留情地解雇；而一个法国大老板把企业搞得亏损进而不得不削减工人时，他却享有巨额退休金，如果董事会要解雇他的话。“工人斗争党”、“绿党”和“反资本主义党”等极左翼政党候选人更是力主用“革命性”，手段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欧元危机当然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这种“仇恨”，使“阶级斗争论”重新出现在法国总统大选的竞选用语之中。

如果我的预言成真、萨科齐果然被奥朗德击败的话，“穷人”的选票应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一家财富杂志的调查证明，如果仅仅让占据法国人口约10％的、年收入超过68508欧元以上的“富人”来投票的话，萨科齐将以52％的优势战胜奥朗德!问题是，任何国家都是穷人占据绝对多数。甚至就是这10％、已经被视为“富人”的法国人，他们也同样“仇恨”更富的、收入远远超过他们(年收入达159144欧元)的1％的法国真正巨富。民调证明，上述10％的“小富”中，96％主张重新制定针对巨富的税收、85％赞同对转移资本到外国免税天堂的巨富征收特别税、82％支持“重新分配财富”、80％认为大老板的报酬过高……而奥朗德征收百万富翁高达75％的税收建议则得到他们中间60％的人的拥戴!由此可见，“仇富”是一个递增的程度不同的问题：收入十元的人仇视收入百元者；而收入百元者则仇视收入万元者。这才是一个“普世真理”。这也是今年法国总统大选中披露出来的一个真相：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之后，法国人依然“仇富”。这对我们刚刚富起来、刚刚贫富分化起来的中国社会，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网络安全成美国总统大选辩题 篇4

在此次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 网络安全短暂地占据了舞台中心。然而遗憾的是, 他们对问题的回答表明, 这几位候选人仍须了解更多信息技术和网络安防方面的工作, 或最起码, 停止将网络安全作为一种赚取选民信任的战术。

候选人对于信息技术运作的无知表现,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开发商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圣贝纳迪诺发生恐怖袭击之后, 他建议美国从ISIS手中“收回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是ISIS有力的招聘工具。

“我们需要收回互联网控制权, 因为他们正在利用互联网给我们年轻的、易受影响的青年洗脑。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的年轻人需要健康的成长环境, 而不是误导。”特朗普说。

“所以, 你对美国关闭部分互联网持开放态度?”CNN知名主持人沃尔夫·布利策 (Wolf Blitzer) 对特朗普问道。对此, 特朗普表示, “我绝对赞同关闭敌对势力区域的互联网。”

简单化的解决方案

跟特朗普想法相同的候选人还有许多, 他们往往只顾吹嘘却无法提供具体的工作细节。而在关闭部分互联网方面, 特朗普说他已经寻求“硅谷的那些天才们”帮忙解决。

在后来的辩论中, 特朗普补充道:“互联网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 我们不单纯是在谈论关闭互联网一事, 而是涉及叙利亚、伊拉克部分地区的问题。只要有ISIS的地方, 就可以马上关闭网络。”

现实是, 对于特朗普的构想, 即便有了“硅谷那帮天才”的帮忙也无法实现。首先, 互联网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 它是连美国都无法控制的网络。其次, 识别类似ISIS的恐怖组织并将他们踢出局根本就不现实, “基于互联网快速的发展变化, 美国也不具备切断互联网的技术能力,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所不能控制的。”美联社的技术作家布雷·福勒 (Bree Fowler) 如此写道。

智取安全

网络效能公司Dyn的查理·贝克 (Charlie Baker) 认为:“人们在探寻互联网的限制方式上历史悠久。”然而, 联邦政府向硅谷寻求帮助, 以加强网络安全保障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通过集合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智慧, 通力合作解决互联网带来的威胁。

当布利策问道, 是否应该强制规定硅谷科技公司与联邦调查局展开合作时, 前惠普CEO卡莉·菲奥莉娜 (Carly Fiorina) 认为他们并不需要勉强。菲奥莉娜表示:“他们只需要交出最优秀、最新的技术作品。作为CEO, 我任职得很开心, 同时我也相信他们也能做得很好。但因为政府对他们没有做出管束,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网站却失败的原因——缘于对私营部门没有要求。”

根据菲奥莉娜的意思, 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对硅谷伸出援助之手, 尤其在涉及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奥巴马政府一直在积极追踪私营部门, 包括帮助硅谷的高科技领袖开发网络防御技术。

硅谷协作

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 奥巴马公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让私人企业与政府分享机密信息。同时, 企业将同国家标准技术局合作, 为网络安全制定技术标准, 并参与到政府执行标准的决策中。

在2013年3月13日,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战略室会见了13位来自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讨论联邦政府是否需要与行业协同作战, 共同抵御网络威胁。

在2015年4月旧金山举行的RSA安全大会上, 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 (Jeh Johnson) 宣布, 该部门将在硅谷开设一个网络安全办公室, “以确保政府与私营企业在彼此的研究和发展中互相受益。”

目前, 前Vmware高管托尼·斯科特 (Tony Scott) 、前谷歌高管梅根·史密斯 (Megan Smith) , 将分别出任白宫政府的首席信息官和首席技术官。

投票催化剂

对网络相关问题的误传和误导或许有助于候选人吸引选民, 但对市民却毫无意义。

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 (John Kasich) 在辩论中提到加密的问题, 并指出, 加密是一个重大问题, 目前国会已经开始着手解决, 总统也在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

除卡西奇之外, 在政治家和政府领导人中不乏有人呼吁加强政府与硅谷的合作, 以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的力量解密恐怖分子发送和存储的消息。

但是在这次总统竞选中, 对网络安全的争论一直在简单化。如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 威胁中国领导人将揭露其腐败事件, 以报复中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电脑曾泄露了2 000万人以上的私人信息。

总统大选 篇5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戈尔：总统大选的超级替补 篇6

如果希拉里和奥巴马犯了错误(这很有可能，特别是新手奥巴马)，如果两人到年底在民调中还落后于共和党的对手，戈尔登高一呼，就会改变大选的牌局

刚刚落幕的奥斯卡奖，戈尔宣扬地球暖化的纪录片《Inconvenient Truth》拿了个小金人。对此，媒体当然盯住不放。记者场下追问：“你是否准备再次竞选总统？”满面红光的戈尔沉吟片刻，调侃道：“时机已经错过。”

真是如此吗？在奥斯卡颁奖前，要求戈尔竞选总统的“劝进”运动就已经如火如荼。奥斯卡之后的民调显示，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中，希拉里仅领先奥巴马十二个百分点。但戈尔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爱德华兹，跃居第三位。而他不仅没有参选，甚至还一再说不准备参选。而一旦他宣布参选，可以轻而易举地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上。况且，竞选总统需要大笔的钱。这个他有的是。有人说他在2000年失败之后，手里还有一个亿。别忘了，好莱坞是民主党的金库。在政治家中，戈尔和加州的州长施瓦辛格是好莱坞最大的明星。

戈尔在党内，有两大对手。首敌当然就是希拉里。现在希拉里在党内的优势，是长期经营的组织和人脉，以及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戈尔要说政治经验，比希拉里和奥巴马加起来都多。特别是希拉里拒绝反战，离异了许多民主党左翼;而戈尔则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战，号召力对左翼要远比希拉里大。

至于奥巴马，优势在于他是“一张令人兴奋的新面孔”，有个人魅力。但这张“令人兴奋的新面孔”却可能生不逢时。美国在各方面比较顺利时，比较喜欢选年轻的“新面孔”试试。比如1960年的肯尼迪，1992年的克林顿，当然还有2000年的布什。如今美国陷于伊战不能自拔，国内情绪压抑悲观。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能说服选民把总统这样大的权力交给一个缺乏经验的人呢？

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奥巴马，在对共和党的朱里安尼或麦凯恩的竞争上都处于下风。这是让民主党最有挫折感的地方。最近十年，美国选民在大部分问题上都倾向于民主党的主张。但民主党的明星就是不如共和党的闪亮，抢不回白宫。戈尔在这个时候出现，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重量级。要知道，2000年时，是戈尔一生中最不讨人喜欢的时刻:滑头，高傲，自以为是，枯燥乏味，见风使舵，不守政治原则。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赢得了多数票，仅因技术故障输掉佛罗里达而丢了白宫。如今呢？当年的“酷哥儿”布什已经把国家带进了深渊。再看戈尔，他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上，在地球暖化的环境问题上，在恐怖主义和伊战上，都显示了惊人的远见。美国选民会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他：“他过去说了许多话，可惜我们没有听。如果他是总统的话，我们不会有现在的麻烦。”

还有一个因素。希拉里和奥巴马一个是女人一个是黑人，要当总统非创造历史不可。而戈尔是个白人男性，当总统不需要超越还没有被超越过的历史。他获得本党提名后压住共和党的对手，应该更有些胜算。

那么，戈尔现在的战略是什么？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他要好好准备自己的财政和组织，在最后时间出场宣布竞选。首先，这次大选，特别是在民主党一头，开始得过早。如今希拉里和奥巴马已经开始恶语相加。在这种短兵相接的肉搏中，双方很容易犯错误，自我毁灭。另外，大家互相攻击时间一长，选民可能对这些人产生反感甚至心理疲劳。这都会给戈尔提供机会。

戈尔在美国政治中是张老面孔。但2000年后就出了圈。离开政坛久了，就成了新面孔。以他的知名度，他不需要早早出来募捐，建立自己的声誉。相反，潜伏得越久，就越吊选民的胃口，越让那些“劝进”的人为他发疯。所以，他要在今年9到11月甚至更晚的时间突然出来，就是令人兴奋的奇兵。

47位富豪主导美国总统大选 篇7

捐助将无上限

奥巴马、罗姆尼两人的支持度势均力敌，7月以来就呈现僵局，为了拉开差距，两大阵营近来都竞相投入数亿美元打电视广告，各种不堪的影射、刻薄言论纷纷出笼；但这些昂贵的广告都不是两位总统候选人直接出钱，而是来自于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简称Super PACs），这是一个什么组织？为何被美国人视为洪水猛兽？

2010年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一个“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诉联邦选举委员会（FEC）案”做出判决，这个看似无关痛痒的判决，引发奥巴马的高分贝批评“打开了利益团体在选举中投注无上限金钱的洪水闸门”。因为，就是这个判决催生了Super PACs这个怪兽，并为其提供了法律基础。

根据法令规定，只要未与特定候选人阵营沟通协调合作，Super PACs将得以合法地接受企业或个人捐助无上限的政治献金，甚至在选战中支持或反对特定的候选人。

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为例，为支持罗姆尼所成立的Super PACs“Restore Our Future”，迄2012年4月为止，在初选阶段即已募集、花费了超过4000万美元；而同党另一位竞争者金里奇（Gingrich）的Super PACs“Winning the Future”也已投入了1670万美元。

而在这些Super PACs接受的庞大政治献金背后，隐藏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绝大多数的捐款均来自少数富豪。这些富豪，个人对于候选人竞选的捐款，之前受到法规严格限制，但新法案却大开方便之门，可以毫不受限地把钱往Super PACs送。Super PACs的出现，使得原有关于选举政治献金上限的规范，既不具意义，也丧失功能。

讽刺的是，虽然这些Super PACs形式上都“独立于候选人阵营而运作”，但实质上候选人竞选总部与Super PACs彼此之间，却有着“不必言说”的高度默契。

政治、财阀与媒体的结合

以支持罗姆尼的“Restore Our Future”为例，即是由罗姆尼于2008年选举时的助选大将所出面设立。这种关系尽管表面上没有任何正式的“配合协调关系”，但没有人会怀疑两边合作的默契。

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Super PACs的巨额资金，几乎集中花费在购买媒体黄金时段强力放送攻击对手的负面广告。更为讽刺的是，由Super PACs所出资的负面竞选广告，其“丑陋低级”的程度，是候选人不会愿意以自己名义播放的内容。

最为有名的例子，即是支持罗姆尼的Super PACs，对于其党内竞争对手金里奇所发动的铺天盖地的负面竞选广告，引发外界质疑。罗姆尼在响应时，一方面批判整个Super PACs制度根本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却又无辜地表示：“我不能与Super PACs有任何形式的沟通；如果我们以任何方式相互协调合作，那我们就要一起进大牢了！”（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