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的出路

互联网金融的出路（精选十篇）

互联网金融的出路 篇1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实践与理论的双重选择

世界银行认为, 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没有被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在世界许多国家, 包括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国家甚至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着非正规金融活动, 它对各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 由于现行农村金融体系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态势, 造成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资金供需矛盾, 形成金融市场“空洞”, 而这正好为具有融资灵活、服务多样、信息充分的非正规金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使其获得快速成长的空间。据统计, 中国农村2.4亿个家庭中, 大约只有一成五的农户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八成五的农户则要靠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困难问题。

农村非正规金融之所以取得快速发展, 得利于其在资本实践中体现的优势:

第一, 拥有丰富的微观信息资源。相对于城市, 农村地区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信息闭塞, 但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却因为和借款人生活在同一个区域, 存在生产、贸易、亲情等多种联系, 从而使其拥有比正规金融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 并且在监督和控制方面也比正规金融更有成效。例如, 在巴基斯坦, 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仅为2%, 而正规金融部门的违约率则高达30%。第二, 提高了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相对充分的信息以及隐性抵押等操作方式减少了贷款的违约风险, 使得农户小规模贷款或短期投资成为可能, 这会有助于提高资金运行效率, 实现经济增长。第三, 灵活便捷的操作方式。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操作方式上的比较优势更为显著。它表现为以互助担保、互助信用为主体的信贷活动, 有效衔接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 弱化正规金融标准化服务的交易障碍, 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标准化服务的有效补充。

非正规金融的具有的合理性与不可跨越性, 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金融抑制理论解释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实施利率高限、信贷配给、高准备金率和外汇管制等金融抑制政策, 刺激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并阻碍资本的形成, 而过度资金需求迫使金融机构采用非利率的手段进行资金配给。国有部门能够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廉价的政府补贴资金, 而非国有部门只能求助于昂贵的不受利率限制的非正规金融, 从而促进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基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合约实施高成本,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广泛存在, 利率水平不是金融信贷机构决定的惟一参数。当出现过度信贷需求时, 金融机构可能求助于非价格配给而不是提高利率, 结果是即使不存在利率高限, 信贷配给也能使市场达到均衡。信贷配给导致信贷市场分割, 非正规金融得以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 农村经济具有强烈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根据清华大学2009年初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报告》的分类, 我国农村地区可以划分为四类区域, 即贫困农区、传统农区、发达农区和现代农区。相对于城市, 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 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 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 换言之, 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 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在微观经济学中, 收入对消费的限制是通过一条预算线来表示的。假定某一个农户, 在某期实现收入为Y, 他可以在实物和金融产品中进行选择, 实物的价格为Pr, 金融产品的价格为Pf, 如果以Xr表示农户对实物的需求量, 以Xf表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量, 那么农户的预算约束函数为:PrXr+PfXf≤

由图可见, 农户的消费只能在阴影表示的范围内, 即低收入限制了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同时低端的金融服务水平也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收入水平也就很难提高, 最后导致农村金融水平和农户收入陷入恶性循环。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时刻, 农村金融市场所表现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困境, 需要政府积极应对, 审慎处理。非正规金融的适时贡献, 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

据中国农业部农研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 2003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 来自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仅占年末借款余额的19%, 占年内累计借款余额的26%, 而来自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则占71%。从借贷的地区结构数据看, 东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来源有81%来自非正规金融, 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一比例分别为76%和60%。这些数据共同表明, 在实践上, 非正规金融已经以其庞大的融资能力和广开信贷的操作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供求矛盾。

二、中国进一步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当前虽然已经成为广大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 但是由于非正规金融更关注短期利益, 与宏观金融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掣肘, 并且其本身在制度管理上存在着缺陷, 这就使它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富有效率, 限制了它在规模和效益上的进一步发展。

1. 非正规金融与现行金融体制之间的摩擦

(1) 农村非正规金融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实施效果

(1) 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削弱了正规金融的资金运作能力。由于非正规金融的利率一般高于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 (一般要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 , 这使得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愿意把手中持有的暂时闲置资金存入银行和信用社, 减少了正规银行和信用社的存款来源, 影响信贷业务的开展, 同时也加重了农户和企业负担, 不利于我国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2) 非正规金融的“逐利”性影响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国家宏观金融调控表现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上, 但是由于非正规金融往往只考虑资金投入的微观效用, 因而在民间资金借贷活动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很容易使资金流入国家产业政策所限制或禁止的一些行业、企业, 有的甚至可能用于非法经营活动。

(3) 非正规金融易成为滋生农村金融风险的温床。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大量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以外, 并且缺乏规范的监管, 容易滋生高利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 严重危害金融安全和影响社会稳定。以山东汝城非法集资为例, 汝城城标会打着“互助合作“的幌子, 以筹集巨额资金牟取高额利润为目的, 共涉及6000人参与, 涉及金融达1.3亿元, 22名会头携款外逃的金额达1100万元,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金融市场秩序。

(4) 非正规金融易造成国家税收流失。首先, 由于非正规金融涉及范围广、隐蔽性强, 民间借贷缺乏有力的监管和约束;其次, 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非正规借贷利息所得是否征收并未做出详细明确的规定, 这两点直接导致民间借贷利息所得税的大量流失, 甚至产生影响国家税收稳定的严重后果。

(2)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与管理办法还需完善。历史上, 我国对非正规金融曾经有过片面的认识。上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的紧急通知” (银发[1997]378号) 和“非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国务院[1998]247号) , 以及“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1998]126号) , 将原来民法、合同法和刑法允许的许多组织和行为, 被宣布为非法, 大大限制了包括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内的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

虽然, 2004年~2006年中央连续3个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作用, 力求“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 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并通过“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规范明间借贷”。但是, 由于条例中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准入与监督缺乏全面规范, 同时我国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 因此要实现非正规金融在各地的规模效益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 当前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内在缺陷

(1) 信息范围狭窄。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与其活动的范围之间存在重要关系。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业务范围往往是针对农村少数对象展开, 而且许多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常常拥有相对固定的客户群, 这内生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度割裂现象。

(2) 规模效益水平较低。首先, 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 因此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 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其次,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分摊, 因此金融业务的平均成本往往比较高, 难以实现规模优势。

(3) 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散机制。由于相当一部分信用活动不规范, 缺乏对每笔贷款贷前、贷中、贷后严格的调查和审核, 使农村非正规金融风险加剧。但是,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局限性限制了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时, 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 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

(4) 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虽然在关系型交易中借助血缘、地缘而具有软信息优势, 但是在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变化上却常常是“盲人骑马”。因此,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较高。

三、规范发展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对策思考

1. 给予客观公正的法律地位

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 明确农村各种非正规金融组织与金融活动的性质和地位。只有法律上的认可, 并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才能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创造有利宽松的外部环境, 帮助它们克服经营障碍, 逐渐规范运作, 使其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央行正在制定的《放贷人条例》希望通过规范民间金融, 引导民间金融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竞争主体。

2. 放松市场准入限制, 健全金融监管制度, 打击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非法行为

(1) 农村金融体系中, 农村非正规金融最贴近市场, 同时盲动性最强, 参与主体羊群效应最明显, 抗风险能力最差。必须坚持“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 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本范围, 建立非正规金融合理的产权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检测系统, 稳步推行利率市场化。

(2) 同时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在优胜劣汰机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途径, 不是政府直接干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 而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3) 坚决打击农村高利贷、标会、私人钱庄等具有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或与黑恶势力相勾结进行金融欺诈, 有效维护农村金融稳定和社会安定。

3.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 引入退出机制

为了实现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 政府应该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对于互助性无息民间借贷可以鼓励和保护;对于有息民间借贷要适当规范契约, 避免借贷纠纷;在东部沿海较发达商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政府可以不干涉和少干涉;在西部和内陆地区政府需要对制度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指导等。与此同时, 国家金融当局应充分考虑资金需求者与供给者的利益, 积极引入竞争机制, 让非正规金融组织承受破产压力, 让问题型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被接管或被兼并, 只有这样, 才能培育出通畅、健康的农村金融体制。

4. 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一方面, 通过对民间信用资料的大量收集和分析, 建立信用制度, 对农民开设信用档案等;另一方面, 鼓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适度竞争与有效合作, 使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能够共享客户信息, 实现双方在资金、信息与履约机制的优势互补, 从而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最后, 政府还应在引导二者的合作上要有所作为, 支持部分满足条件的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

5. 学习借鉴他国经验, 积极吸收国外资金参与

我国某些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与国外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开展多领域合作, 学习和吸收他们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办法和经验来指导我国的实践。例如, 大力推广包括小额信贷业务在内的多种金融服务, 为使更多的农民的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提供便利;组建以主要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包括民间借贷资金参股、为中小客户服务、市场化运作为特征的社区银行等, 都不失为金融体制创新的好方法。

总之, 在中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起步阶段, 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集约化和开放化程度的提升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农村社会的信用习俗、农民的金融文化理念在短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尽管非正规金融在制度、监管和操作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陷, 但是随着国家立足建立多层次、可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制这一宏图大略, 农村非正规金融将会成为这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会为国家经济、金融体制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摘要：在发展中国家或农业落后地区, 普遍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 即一方面是以商业银行、地方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正式机构性的金融组织;另一方面则是以合作基金、信贷协会和私人放贷构成的非正式或非机构性的农村信贷组织和模式。非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矫正市场失灵和弥补资金缺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 指出现阶段规范发展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弥补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本市场滞后, 解决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融资困难和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纵深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并据此提出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二元金融结构,非正规金融,羊群效应

参考文献

[1]王双正: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2]江曙霞　秦国楼:现代民间金融的政策与思考[J].决策借鉴, 2000 (4) :16～18

[3]卓　凯:非正规金融契约治理的微观理论[J].财经研究, 2006 (8) :112～113

[4]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1) :34～35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出路 篇2

【作者：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陈义斌】

与一般公司不同，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成立伊始，经国家批准的《公司章程》就标定了十年的生死大限。由资产管理公司开创的我国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事业在1.3万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后是否就是“矫兔亡”，而要“走狗烹”呢？在我国金融体制大改革的背景下，今后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发展？值得关注。

一、从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看资产管理公司的出路

1．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业务分析。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从四大国有银行等价收购1.3万亿元不良资产。对这些资产，资产管理公司分成债权资产和股权资产，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和处置模式。

股权资产指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银行剥离资产中，按国家要求，把这部分债权转为对债务主体出资（股权）的资产，又称债转股资产。债转股资产实质上是国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两大任务之一——促进国有企业扭贫脱困的载体。短期讲，这一任务的完成办法是对这部分资产进行停息处理，减少国有企业的财务负担；长远讲，是利用这部分资产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出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的股东多元化，对抗国有企业实际存在的内部人控制，进而消除或减弱国有产权主体缺位带来的国有资产经营风险。

债权资产指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银行剥离资产中，除去股权资产以外的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主要通过债务追偿、折让减免、债权转让、实物资产出售拍卖、破产清偿等方式进行最终处置。这部分资产占资产公司收购总额的绝大部分，具有明显的“冰棒效应”，即处置时间越长，整体资产质量越差，因此，是资产公司不断加快处置的首选。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2年底，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债权类资产3014.42亿元，回收资产1013.18亿元，其中，回收现金674.82亿元，处置资产占债权资产总量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进度看，资产管理公司在十年内完成这部分资产的处置不成问题。

2．债转股资产的处置和可能归宿

按照债转股的四大条件：产品有市场、设备较先进、管理班子能力较强、转股后能实现扭亏，债转股资产并不具有债权类资产的“冰棒效应”，实质上不是处置性资产，而是可经营

性资产。债转股的多数企业转股前能够按时付息，多数资产在银行的管理中也作为正常贷款对待。从国家对债转股企业的慎重选择和政策出台的背景看，债转股实际上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一种扶持和对“拨改贷”政策导致的国有企业资本金缺乏的回归。

债转股后形成的股权，如果在短短的十年大限内完成退出，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转让给投资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有4600亿元（含银行委托转股资产）的债转股资产，以信达公司为例，在1700亿元的债转股资产中，主要是集中在煤炭、化工、冶金和有色行业这四大基础产业，其中煤炭占30.6%；化工占18%；冶金占16.6%；有色占6.6%。这些行业的企业一般资产额大，盈利能力差，许多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矿山资源，外界资本愿不愿投资，国家政策允不允许尚且不说，如此巨量的资产在短期内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无法消受。另一种途径是原企业回购，即便以五折的比例，也相当于抽走2300亿元的现金，这势必是“掀下包袱扛上石头”，对资金本就非常紧张的国有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回到单一股东模式，完全背离了脱贫减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债转股政策初衷。因此，这两条退出之路都很难行得通。

“十六大”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思路为债转股资产的归宿带来了新机遇。在持股数千亿元国有股权资产及日趋成熟的股权管理经验的背景下，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把资产管理公司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成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切实参与转股企业管理，股权主体到位，把债转股的政策初衷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相结合，走出一条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交融的新路子。

二、新的不良资产需要专业机构不断处置和管理

把不良资产处置继续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发展业务的关键是：是否存在一个源源不断的不良资产供应源。

市场经济具有产生不良资产的活水源头。不良资产的产生除偶然性的因素（如经营水平、投资目标失误等）外，系统性的产生原因是经济转轨、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转轨、产业升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历史发展也证实，不论何种特色的市场经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在经济危机或金融风暴（如东南亚金融风暴、墨西哥金融危机）来临时，不良资产的源泉般的产生将变成井喷规模。这一点，无论在金融制度完善的美国、西欧诸国，还是在发展中的东南亚诸国，都证实是无可避免的。1988年，美国各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高达7000多亿美元；2002年台湾的大型银行拍卖了高达2400亿元（新台币）的不良资产。日本银行、韩国银行的高不良资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有一个庞大的不良资产蓄水池。2002年底，控制我国65%左右金融资源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资产率分别是，工商银行25.52%，中国银行22.37%，建设银行15.28%，尽管农业银行没有公布，但顶多处于工、建、中三家银行中间；另据央行统计，到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才能降到15%以下。2002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各项贷款为10万亿元左右，就以20%计算，不良资产规模在2万亿以上。另外，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估计也不是个小数，2002年末，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各项贷款规模为3万亿元，以经营状况中性的深圳发展银行为例，据报道，1999年，深发展的304亿元总贷款中，逾期和呆滞贷款之和就有102亿元。2002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规模为2万亿元，以新增贷款的5%的不良资产率计算，每年将新增不良资产1000亿元。除银行类金融机构外，证券公司、大型投资公司也是不良资产的巨大源泉。

对不良资产的处置，重新搞一套人马和网络处置是既费钱又费力的事，显然利用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和网络，进行规模处置无论对银行还是对社会都是最经济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理能以市场化的形式运作。

三、以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为核心业务的大投行的发展之路

完善的市场经济不能消除不良资产的产生，那么，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机构就不可空缺。

从历史发展及其现状看，投资银行在最广阔的范围内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交易的中介，是确定资本最佳使用方案、最佳使用方式、最佳使用对象的资本配置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所谓投资银行还只能说在从事投资银行某些业务或是狭义的投资银行。而国际一流的大型投资银行，如美林、高盛、雷曼兄弟，则扮演了公司购并重组、基金管理、证券承销和经纪、风险资本、资产管理和处置、金融咨询等资本市场所需的众多角色。

资产管理公司具有开展以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为核心业务的竞争优势。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优势，第一是网络优势，有遍布各省的办事处，成为进入地方市场的触角，形成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第二是先入为主的经验优势，不良资产处置以前在我国是新事物，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实践，正成为一项成熟业务；第三是客户资源优势，几年的处置业务，使资产管理公司具有了消纳不良资产的客户资源库。这些优势是大金融机构，如银行、大证券公司所不具备的，也是一些以投行、资产管理为主业的民营或股份制公司无力达到的。另外，资产管理公司已有从事投行业务的相关经验。在几年的处置中，资产管理公司创造象郑百文换壳重组、中纺机的行业重组、河北凌云的股权拍卖、酒钢宏兴上市等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成功案例，在人才和声誉上为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转型创造了条件。

因此，结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些优势，其转型发展的合适目标应该是广泛意义上的、以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为核心业务的大型投资银行。

转型后，从我国金融体系的构成看，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会形成新的优势互补与协

调组合。在市场机制主导下，资产管理公司，自主选择、评估定价（摒弃政策性的等价定额收购方式）、协商收购新的资产，包括继续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客观上，这种收购将成为国有银行化解风险的一个可供选择。

四、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大投行的业务模式

正象资产管理公司过去走过的道路一样，资产管理公司向大投行转型之路也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探索之路，本文抛砖引玉，大致勾勒了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运作模式、管理体制和发展前景。

1．四家公司进行合并。在经过多年处置后，剩余资产是一种“少而精”的相对优质资产，进行集约经营，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合并是应有之义。但合而为一未必明智，合为两家应是上策。从竞争意义考虑，两强存在的相互促进意义非常深刻，电信、民航打破垄断求进步，我们不能一开始就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滋生惰性的垄断温床。从资产规模上看，目前四公司手中掌握的政策性债转股资产和银行委托转股资产规模共计4600亿元左右，加上后期通过资产重组、证券化等方式累积的其他可经营资产，总额估计应有5000亿元以上，即便在短期内不能接受新的不良资产，也完全利于两家大型控股公司的精耕细作。

2．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从国际经验看，重组业务（即狭义的投行业务）和企业管理业务（及狭义的资产管理）是资产处置的两翼，共同服务于资产增值的目的。未来的资产处置模式大致如图：

上述三项业务具有相对独立性，为推动各业务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对投行业务和企业管理应分别成立相对独立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经营公司。各分公司在其决策范围内相对独立，在资源、信息、资金、人员方面则在集团的领导下，协调运作。

这种模式还与世界金融变革的方向相适应。当前随着投资者多元化的服务要求，金融控股公司等集团化模式已经成为金融变革的潮流，我们熟悉的花旗集团、汇丰集团、德意志银行集团都是典型的金融集团控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国际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竞争，必须学习国外同行的手段，构筑合理的管理体系，否则，在竞争平台上就输与了对手。

3．转型之后的主要业务范围。转型之后，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其核心优势和核心业务则在于不良资产的经营和处置业务。

一方面，以市场化手段继续收购新的资产，但不再是政策性的等价定额收购，而是按照市场原则自主选择、评估定价、协商收购。在经营目标上，由“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转变为“最大限度增殖资产、获取效益”，在接受价格和处置价格之间发掘巨大的利润空

间。在市场机制主导下，与其他金融机构形成新的优势互补与协调组合。

另一方面，它可以从事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而不仅限于资产管理范围之内的。利用资产公司原先从事资产管理范围内有关业务的经验，使资产公司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事上市推荐及股票、债券承销，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与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等各项业务，从而发展成为集团化、全能型的真正投资银行。

地下金融的出路 篇3

温总理“中央已下决心打破银行垄断”言犹在耳，温州金融试点改革的大幕也即将拉开，在民间融资即将迎来阳光的历史性时刻，总部位于湖北武汉的联谊集团——这家华中最大的民营钢铁贸易巨头，却极有可能因“典当不当”而遭到灭顶之灾（详见本期封面故事《致命的典当》）。

放眼全国，联谊式的变相放贷应该绝非孤例。从已经披露的案情来看，该公司的做法肯定有悖国家现行的金融秩序，但在借贷出口的认定等方面，亦确实存在诸多争议。这也是此案备受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外界希望从中侧面试探国家对民间金融改革的尺度和决心。

让“联谊们”铤而走险的，当然是市场“有需求更有利益”的现实。任何时候，资金都是企业赖以生存的血液，长期以来，众多民企一直都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尤其是近年来，国内传统制造业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更是直接催生了地下金融的疯狂。对不少民营企业主来说，尽管借高利贷只是另一种自杀的开始，但总不至于因“缺血”而骤然死亡；对放贷者而言，从一群嗷嗷待哺的企业中选择几家“体质尚可”者进行盘剥，仍有一定胜算。但若双方都心存这样的侥幸，酿成悲剧都只是时间问题。

从2007年的“吴英案”到去年温州民企老板的集中跑路、自杀事件，国家已经意识到地下金融监管失控带来的危害，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民间金融体系已成市场改革的必然。《新楚商》认为：在这场变革中，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三者之间，应该借此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化金融分工体系。

首先，政府在逐步认可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同时，应积极鼓励银行业对内资尤其是民间资本开放。此举对于促进和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方面，部分民间资金进入打破垄断的银行，收益虽有所下降，投资风险却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透明的民间金融可与银行形成良性竞争，有助于提高这一行业的市场化水平。

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各类金融中介。经济越发展，资金双方的需求越大，金融中介的市场地位就越重要。目前，各类小额贷款公司和投融资担保平台正成为不少中小民营企业短期融资的首选，下一步，民间资本在其中的参与可以更加灵活，但须进一步做好风险防范。

最后，企业融资的渠道要与时俱进，努力跳出“银行无门就找高利贷”的惯性思维。资本市场的日益多元化，为众多有市场潜力的民营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融资选择。当下，中国正跑步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对亟需融资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来说，考验他们眼界和智慧的时刻，其实才刚刚开始。

互联网金融的出路 篇4

关键词：传统媒体,互联网+,发展对策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人民群众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快速改变,电子出版物的高科技性和便捷性进一步冲击着传统媒体行业。据相关数据显示,约有80%的阅读人群选择电子产品进行阅读和写作,网络正在成为新型的阅读和写作媒介[1]。这给国内传统媒体行业发展带来空前挑战。部分观点认为,传统媒体正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之中,因此有必要对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媒体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解决影响传统媒体发展的问题,将互联网更好地与传统媒体发展结合,进一步促进传统媒体发展壮大。

1 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媒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传统媒体数字信息化水平不高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科技电子产业发展迅猛,电子产品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传统纸质阅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相对于纸质出版物而言,电子产品方便快捷更容易随身携带,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电子产品阅读数字化信息,新兴网络媒体正在利用这些先进的电子产品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目前,我国传统媒体数字信息化水平普遍较低,这就降低了传统媒体的竞争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1.2 盈利模式单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渠道广泛拓展。广告是传统媒体的主要盈利方式,传媒行业是随着人们的阅读需求发展的,在电子产品还没有普及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纸质出版物获取信息,书籍、报纸等纸质出版物受到追捧。随着网络的普及,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大大拓宽了信息的传播渠道,手机等电子产品传播和阅读信息便捷,纸质出版物的地位有所下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是改变人们阅读习惯的重要因素。网络的特点是高度开放和自由,信息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快速性和开放性,降低了阅读者的阅读成本,人们不再趋向于通过付费购买书报杂志进行阅读,更习惯于从网络平台下载免费信息阅读,信息数字化正在快速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单一的盈利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媒体发展的需求。

2“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发展策略

2.1 发挥优势,大力加强新闻报道深度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具有快餐式、个性化特点,互联网阅读交互性强、方便快捷、内容丰富,与互联网媒体相比,这显然是传统媒体的劣势[2]。不过,传统媒体对新闻挖掘深度与权威性却远高于互联网新媒体。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要发展壮大,必须大力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强新闻报道深度。需要找准切入点对深度报道进行选材。互联网新兴媒体的优势就是选材广泛,内容众多,报道深度不强是其缺陷。传统媒体新闻报道深度远大于互联网媒体,准确选择新闻报道材料,进行追踪持续报道,可以大幅提高人们的关注度。

2.2 深化体制改革,强强联合

传统媒体行业应该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制定完善的发展规划,深化企业内部体制改革,合理整合企业资源,不断优化调整企业产业结构,促进生产要素的不断整合,积极兼并其他企业或者新兴媒体企业强强联合,实现企业资源最大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使企业以最优的组合和有效运行,努力走规模化经营发展道路。

2.3 加强数字化建设,大力拓展发行渠道

数字化是互联网时代下传统媒体发展的核心动力,传统发展渠道较少,纸张发行是其主要渠道,如果不加改变,势必与互联网时代对媒体、个性化的阅读潮流相悖,最终会束缚自身,陷入发展困境。因此传统媒体应加强数字化建设,大力拓展发行渠道。传统媒体应借鉴互联网新兴媒体的优势,利用互联网创办自己的门户网站或新闻客户端。“互联网+”时代,网络是受众最为活跃的地方,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目前,我国的手机用户已居世界第一位,新闻客户端占用资源少,功能众多,如向受众推送新闻等,创办自己的新闻客户端,可以使传统媒体的覆盖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与受众互动性更强[3]。

3 结语

“互联网+”下的传统媒体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形势,传统媒体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优化体制改革不断扩大产业规模,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才能在互联网背景下走出困境,进一步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潘越华.“互联网+”时代媒体的融合与创新发展[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5(4).

[2]谈黎红.互联网思维下传统媒体融合发展探讨[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6).

互联网金融的出路 篇5

转让：内外结合

时光拉回到两年前的8月。

外滩中山东一路27号5楼，上海国资公司“大隐”于此。在两个会议的间隙，公司总裁祝世寅接受了记者专访。

其时，在上海国资公司的口袋里，金融资产还不过30多亿元(内部资料显示，截至底，上海国资公司持有的金融类股权资产已经增长到接近44亿元)。作为公司总裁，祝世寅对这部分最让人流口水的资产，头脑中已经有了打算。

祝当时表示，上海国资公司是专门从事资本运作的公司，不是控股集团的概念，所以国资公司手持资产均为阶段性持有。尽管国资公司在参股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拥有席位，但并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我们做的是战略投资，而且只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这部分股权，具体持有时间需根据不同资产的重组进展和国资公司转让资产的需求来定，长至几年，短则不足一个月。”

祝世寅曾透露，对于包括金融股权在内的资产，转让方案有三种：一是直接转让;二是先重组后转让;三是将资产包装到其他的项目和企业中，实现间接转让。

对上海金融机构股权的转让对象，祝世寅当时给国资公司确定了一条杠杠一一“首选外资”。祝世寅向记者罗列了三大理由：“第一，要吃下像浦发这样的资产，只有外资才有足够雄厚的实力;第二，通常只有外资公司会按照国际惯例以P/E(市盈率)来计算收购价格。而国内往往只肯按每股净资产来确定，几乎不会考虑企业长期发展空间;第三，在国家允许开放的前提下，让外资大公司参与进来，有利于上海金融机构的转型与转制，加快和国际接轨的进程，加速提高国际竞争力，真正达到政企分离以完善治理结构的初衷。”

由此牵连出的问题，是目前有关国有股(以及国有法人股)对外资转让的政策规定――在上海国资公司金融资产转让的计划道路上，有诸多大大小小的绊脚石。

一位律师介绍，有关国内企业对外资转让金融股权的行为，至少受两方面限制：第一层次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3月修订)，其中，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为限制进入的行业，而期货公司为禁止进入的行业。第二个层次的限制是，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机构监管机关对投资主体的资格审定，以及对投资上限的规定。

换言之，包括上海国资公司在内，金融类股权转让行为，尚存在不小的障碍。

而外资的胃口似乎也是个问题：“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而言，收购金融股权的资金绝对不是问题，而对于收购股权的比例有着很高的要求。许多战略投资者往往希望参股后能有较大的持股比例，从而形成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外资机构不可能在市场上收购零散的法人股权，而会选择和有意出让的大股东进行谈判。”上海国资公司一份研究报告分析。

另一份研究报告更指出，“金融企业股权转让给外资，将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盘活国有资产，但一是容易遇到政策上的障碍，时间上拉得较长;二是外资受让股权，将以国际会计准则来确定标的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值，因而其净资产值有可能会比按我国的会计核算方法来得低。”

相形之下，“金融企业股权转让给内资，政策上的障碍相对较小，转让价格也具有一定的扩展空间……为了更顺利地转让股权，可采取转让给外资与内资相结合的方式，要对现有股权进行仔细梳理，确定哪些股权可重点转让给外资，哪些股权可重点转让给内资”。

腾挪：股权置换与先买后卖

凡此种种，祝世寅两年之前是否已经意识到，不得而知。不过，从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十五战略规划纲要”中，可依稀“辨”出与祝世寅两年前打算的不尽吻合之处：“在金融领域，公司要根据现有金融股权的状况，进行整合重组，既要在某些公司适时退出，又要对某些公司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与整合……”

这一思路的来由，或许源于金融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另一重困扰：上海国资公司持有的金融股权，有着“总量大，比例低，整合手段不足”的特点。

上海国资公司资料显示，截至月底，该公司在东方证券和国泰君安分别占有超过15%的股权比例，并同时占据第一大股东之位;在申银万国占有18.04%的股份，位列第二大股东;在太保集团占有约10%，为当时太保集团第二大股东(20底太保集团私募后被稀释到不足6%);对交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为1.25%～8%以上不等。

于是，对手中众多不具控制权的资产进行整合，以达到吸引投资者、提高转让价格之效果，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国资公司的一个待解命题。

股权置换显然是手段之一。以银行业为例，据了解，上海国资公司不仅持有交通银行股权价值130551.84万元，持股比例3.78%，是第二大股东，而且曾经是上海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后者股权比例达5.35%。通过股权置换，加大对其中之一的持股比例，不失为可行通道。

先买后卖是第二手段。比如在转让之前，上海国资公司通过收购、拍卖等市场化手段，对所拥有的某些金融机构的股权进行适当的集中持有，在形成相对合理的股权结构后，再一次性转让给有兴趣的战略投资者，从而获得更高的转让溢价。

事实上，上海国资公司目前持有的`金融机构股权中，有相当部分原先散落在国资办、上海市财政局，后皆被集中收进前者的金融百宝箱中。

或许是原先持有股份相对不少，又或许是上海企业较多持股，在股权整合计划中，国泰君安与太保集团成为计划重点“培养”对象。在国泰君安股权拼盘中，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各持不同股份;至于太保集团，无论增资扩股以前还是之后，申能、上海烟草、久事公司、宝钢集团等上海企业均占大股东席位。

然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发布的《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单个股东投资金额超过金融机构资本金10%以上的，必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关批准――即便上海国资公司的股权整合能够达到理想效果，在对外转让时，这终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个看似可行的出路，是模仿外资以及宝钢集团参股太平洋保险集团的系列案例：利用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分别持有，达到取得金融企业控股权之目的。但前述律师认为，即便是在参股太保集团的项目中，宝钢集团通过关联企业累计持股超过10%，也“肯定是经过监管机关特批的”。

不过祝世寅也曾向记者透露，对于外资直接参股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限制，可以采用变通方式，比如间接收购。

一个为上海国资公司借鉴的经典案例是：3月，法国圣戈班工业集团于香港分别收购福建耀华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大外资法人股东――香港三益公司和香港鸿桥公司，以42.16%的持股比例成为福耀最大股东，实现间接收购。

类似地，上海国资公司曾经有过两种想法：一是在国内成立一子公司亦即成立一金融投资公司，将上海国资公司有关金融股权装入这一公司，让外资再来收购这一公司的股权，达到间接转让金融股权的目的。二是为减少政策障碍，由外国公司注册一个国内外资公司(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这类公司属于中国公司，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由它们去购买金融股权。

在上海国资公司的版图中，除国鑫投资(10月成立，注册资本2亿元)、达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鼎通投资(香港)等5家全资子公司之外，另有在年底取得绝对控股权(56.83%)的上市公司金泰B股。2月，金泰B股更名为阳晨B股。更名月余之后，金泰B股公告称，拟与上海国资公司就共同投资设立投资咨询公司达成合作意向：阳晨B股以现金方式投资490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49%股权;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510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51%股权。

换言之，成立四年以来，国资公司已经不缺乏设想中资本运作所需之前提条件。而祝世寅年在其内部署名文章中，亦曾对40余亿金融资产的命运写下这样一笔：“要抓紧完善金融股权打包运作方案，争取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支持，以香港鼎通投资有限公司为通道，实现引进外资，加速盘活国有资产。”

整合：金融控股六步走

时空移位，遂诸事难料。

两年中，上海国资公司目睹并体会汇丰参股上海银行、花旗海外投资参股浦发银行(600000)全过程，并在后一交易中，向花旗海外投资转让浦发银行3%的股权。如今，上海国资公司已经从外滩老旧的大楼迁到徐家汇路广发银行大厦。

而以“盘活上海国有资本”，诶己任，股权转让似乎并不是上海国资公司盘活金融资产的惟一途径，而是“可以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在海外或境内实现上市”。

从对外资转让到内外相结合，再到自行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看似跳跃，实则上海国资公司已有一番周密考虑：上海国资公司持有的总量达44亿元之巨的金融类资产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金融领域，然而，或许是由于后天继承的关系，对于这部分所投资金融企业，上海国资公司“控制力与影响力较弱，而这些金融企业也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未能形成金融混业所享有的协同效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上海国资公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杨光平，曾就上海国资公司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作专门研究。

按照杨的设想，上海国资公司之金融控股公司梦想的实现，大致可分为六个步骤：成立金融投资公司，成为整合公司金融业的平台;对金融资产进行战略性的整合与重组并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将金融控股公司的部分种子资产注入在香港的子公司鼎通公司;由鼎通公司将种子资产另行注册成立公司并在香港打包上市;用上市后募集资金及继续增发新股募集的资金从战略上对金融企业进行重点增持;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

关键的第一步中，所谓的金融投资公司到底是指向上海国资公司除鼎通之外的四个全资子公司之一，还是前者与阳晨B股合资设立的投资咨询公司，或是其他，不得而知。

中国住房金融制度的出路 篇6

关键词:住房金融制度 国外成功经验 改革方向

一、中国住房金融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

1.中国住房金融制度的发展。1978年以后,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经历了由福利化分房和低租金公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的重大转变。这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政策性和商业性初步结合的住房金融制度;商品化住房金融制度;社会化商品化住房金融制度;政策性和商业性进一步结合的住房金融制度。

2.中国现行住房金融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住房金融制度改革,使人民的居住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住房全面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不只是局限于住房市场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

(1)房价过高,供需结构错位。2004年以来,许多城市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市场秩序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商品房销售行为不规范,管理不严格,违法违规行为滋生……这一切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并诱发和加剧了投机炒作现象。

(2)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影响社会和谐。住房市场上的很多问题不是自身带来的,也不是在住房体制内部能解决的。比如高房价很大程度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而住房市场的发展确实也会成为财富差距、社会分化的助推器。

(3)土地利用率低,使得社会成本过高。我国房地产的繁荣是以极高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一方面,房地产大量占用农用土地,但闲置率过高,造成极大浪费。另一方面由于强行拆迁和征地,对农民的补偿过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计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激化了社会矛盾。

(4)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没能及时有效地为住房金融制度改革提供便利。如我国亟待发展住房金融二级市场,但相应的法律法规却缺失。另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也存在很多纰漏。

二、国外成功的住房金融制度

各国的住房金融制度基本可分为三类:抵押式的住房金融制度;互助储蓄式的住房金融制度;强制性储蓄式的住房金融制度。

1.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发放住房贷款最多的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十分完善。高度发达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对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有如下特点:有高度发达、高效运转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拥有专门融通房地产资金的银行——住宅储蓄贷款银行;建立了全国性的二级抵押市场经营系统;建立了住房抵押贷款担保机构。

2.德国的契约性住房储蓄制度。德国的住房储蓄体系是由参加者与专门设立的储蓄银行签定存贷契约,先行存款达到一定时间和数额后,由储蓄银行给储户发放贷款用于建房买房或住房改建。这种契约性住房储蓄特别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为私人住房筹措资金,提倡居民通过一定数量的自有资金去购置个人住房,而不是鼓励在没有任何积蓄的情况下,以大量借贷的方式去购置个人住房。

与美、德相比,我国住房金融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住房金融受政府社会政策的影响很深。这种从属性,使我国的住房金融成为一个与其他金融相互分割的封闭系统,调剂资金的能力和效率较差。

三、我国住房金融制度改革的方向

1.加快完善住房保障及市场建设立法。住房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需要有效的法律支持。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公共住房政策法规,《住宅法》也未出台,关于发展住房二级金融市场的政策法规也没有。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相关法规,为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提供法律支持,同时应及时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合理的条款。

2.优化完善公积金制度。一方面,扩大资金运用渠道,提高资金的收益率,这样才能为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贷款利率创造条件。提高资金的收益率,是增加目前“低进低出”的公积金制度运行模式生命力的关键。另外,成立全国性的公积金管理中心,以强化国家对住房金融的行政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的功能。

3.适度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在美国住房金融二级市场,先后建立起三个政府背景的机构专门从事抵押贷款的收购和证券化业务,以此调节住房金融的供求,为放款机构提供房贷资金来源。我国亟待建立住房二级市场,但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有计划地发展,法律法规、监管等必须要跟上住房市场的发展防止市场风险的过度放大。

互联网金融的出路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贷危机,过剩资本,标本兼治

当前, 美国的金融危机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并且正在向世界范围蔓延。为了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积极有效地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搞清楚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实质和出路。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

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 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又源于美国房贷次级债危机。美国房贷次级债是美国金融界前些年曾经大力推荐的金融创新产品。显然, 问题就首先出在这一金融创新产品的设计和推广之上①。

所谓金融创新产品, 主要是指各类金融公司超越传统的商业金融业务范围或传统的借贷条件限制, 为投资者或消费者提供的新型金融产品。它包括零首付房贷, 零首付车贷, 透支信用卡, 房贷次级债以及其它名目众多的金融投资理财产品。就其设计理念来说, 这些新型金融产品, 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的投资渠道, 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更适合、更合算、更充分的信贷服务。因此, 这些新型金融产品的问世, 自然受到了美国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欢迎, 也引起了不少国外投资者的兴趣。

美国的房贷次级债是美国金融界为了促进美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把自己的业务做大, 向购房者提供的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因而存在还债高风险的购房信贷。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与一个房贷次级债流转市场密切联系, 并且一道发展起来。也就是说, 发放房贷次级债的银行, 并不是不知道其中蕴藏着的高风险, 而且这类银行也没有打算自己承担这些风险, 它们的智囊将房贷次级债设计成一种金融衍生产品, 将其打包并通过市场交易出售给下家。而这个下家也可以将它再打包向另一个下家出售……这样就形成房贷次级债的传送链。在这条传送链中, 一方面, 经层层打包处理过的房贷次级债, 其中蕴藏的风险就被层层掩盖起来, 不易为后来的买家所察觉。这也是许多投资者深深介入房贷次级债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 只要这个传送链能够继续传动, 房贷次级债的风险就不会显现出来, 房贷次级债市场中的所有玩家都不会遭遇实际的风险。在房贷次级债从放贷银行不断向下家、下家的下家传递的过程, 也就是其中蕴藏的风险不断向下移动的过程。与这条房贷次级债的传送链相对应, 还出现了一条反向传送的资金链。在这两条链持续传动的条件下, 为购房者提供信贷支持的银行不仅可以及时化解自身的投资风险, 而且可以大大加快资金回笼的速度。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作用下, 这类银行不断降低发放房贷的条件, 不断拓展有关业务, 向房贷次级债市场提供的房贷次级债包裹也不断加大或不断增多。房贷次级债市场的繁荣, 不仅为有关银行、而且也为美国房地产开放商、美国房贷次级债市场玩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 它也带来某种社会效益。它破例帮助了美国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实现了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梦想, 缓和了社会矛盾, 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仿佛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然而, 问题在于:丑媳妇是要见公婆的, 房贷次级债所蕴藏的风险也是一定会显示出来的。房贷次级债市场的繁荣, 不仅不能长期掩盖其风险, 而且会把其局部性的风险演化升级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当购房者不能按期支付房贷的本息即所谓断供现象不断发生、达到一定数值的时候, 房贷次级债所蕴藏的风险就会立即显现出来。随着其风险的进一步显现, 就引起了有关投资者对自己持有的房贷次级债进行恐慌性抛售, 最终引发美国的房贷次级债危机。

由于美国的房贷次级债的数量庞大, 随着美国的房贷次级债危机的不断加深, 又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标志是握有金融资产的重量级的银行出现生存危机以及金融信贷的全面紧缩。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雷曼兄弟银行之类的美国大银行之所以出现生存危机, 主要是因为它们受到了美国的房贷次级债危机的直接打击和连带影响。首先, 它们都因手上握有大量的房贷次级债而蒙受直接重大经济损失;其次, 大量投资于房贷次级债的、与它们相关联的其它金融公司的破产也给它们带来了额外的重大损失;第三, 这些投资的重大失误也引发了社会的信任危机, 这种信任危机, 就把它们逼向了绝境。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又进一步蔓延为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是对一个对全世界开放的市场, 具有巨大吸引力。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不仅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金融界带来程度不同、但总量巨大的直接投资损失, 而且给这些国家的金融界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激荡, 推动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世界蔓延。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

美国房贷次级债危机只是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美国的资本过剩缺乏正当的出路, 才是酿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

资本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以后, 资本过剩就是一种社会常态现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缓慢的条件下, 资本相对过剩现象还比较隐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强劲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 资本过剩现象就会充分显现出来。近十几年来, 美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因此, 美国的资本相对过剩现象就非常突出。

资本过剩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必然产物, 主要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由于资本主义的工资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其继续增长的难度变大, 即社会消费有效需求的增量有下降的趋势。这样就给社会总资本的扩大投资带来了根本的限制, 造成资本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其次, 在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渗透力大为增强, 现代大众化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不断涌现, 为社会闲散资金不断加入资本行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社会闲散资金不断加入资本行列, 也推动资本总量的加大, 并进而加重资本的过剩。

在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解决资本过剩问题的方式通常有两个:一是寻找新的投资领域以及新的投资渠道;二是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如果不考虑对外增加投资的问题, 那么, 这种新的投资领域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消费领域, 另一类是虚拟经济领域。前一类是通过银行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 后一类是投资于各类金融创新产品。因此, 近几十年来,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就显著, 国内消费信贷的发行规模不断扩大, 虚拟经济空前繁荣。然而, 由于围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社会争议不断加大,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已经出现了基本停滞、甚至部分削减的态势, 因而, 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已经不再指望通过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部分地解决资本相对过剩的问题了。解决资本相对过剩的问题的重任, 就落到了增加消费信贷和增加金融创新产品之上。

近十几年, 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除了科技创新的拉动以外, 主要依赖于消费信贷的快速增长②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迅速扩张。美国相对过剩资本不仅大量涌进这两大市场, 而且将这两大市场打通, 从多方面超越了消费信贷的传统的安全线, 特别重要的是远远超越了房贷的安全线, 把大量资本的投资转变成一种长时间的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 这种投机活动的暴露和失败, 就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因此, 美国的金融危机, 实质上是美国庞大的过剩资本进行长时间和大规模投机活动的一次大暴露和大失败。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出路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是根源于美国过剩资本的大规模投机活动及其失败, 因而, 遭受重创的主要是美国的过剩资本, 而不是美国投资于实体经济中的资本;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本身还不是美国的经济危机。但是, 美国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示出来。首先, 与美国金融危机直接相关的、作为实体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 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继续向下滑行和持续疲软的阶段。其次, 作为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普遍和共同联系纽带的美国金融业将遭遇多种打击, 面临着被迫进行收缩、破产或重组的尴尬境地;即使有幸获得政府注资、担保的美国大银行, 也会因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加强而不得不低调行事, 对外放贷必将趋于谨慎而相应缩小规模;第三, 由于金融危机以及产生的连锁效应, 美国金融系统提供消费信贷的能力势必下降, 消费信贷的有形的或无形的门槛势必提高, 消费信贷的紧缩将成为一大趋势, 因而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 美国的消费信贷总量就会下降, 这必将拖累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第四, 由于受消费信贷下降预期的影响, 实体经济的总投资也有随之下降的可能。第五, 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断向世界扩散, 将引发和加深世界金融危机, 甚至引发世界经济危机。这也会加大美国克服金融危机的难度。

依据以上分析, 美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出路应当在于:坚持标本兼治, 加强国际合作。

面对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下, 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注资救市行动。这种行动带有应急治标的性质。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遏制金融危机的发展势头, 斩断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链, 其关键是着力保全美国主要金融机构;二是着力保障美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以及美国各大市场的正常运行。显然, 除了治标以外, 还需要治本。依据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实质的分析, 其治本之举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消极的, 就是让一部分过剩资本自行消亡, 美国政府对雷曼兄弟银行就死不求, 就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种是积极的, 就是要设法抑制过剩资本的快速增长及其大规模的投机行为。这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把美国经济的增长控制在一个较为可持续的水平;适当提高消费信贷的条件, 减少对消费信贷的依赖;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的支出;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 适当增加国有化的比重;鼓励美国过剩资本向有融资需求的国际领域分流。

美国要化解金融危机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美国金融危机正在向全世界蔓延, 这暴露了现存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潮中,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不仅如此, 各个国家为抵挡金融风暴而采取的单边行动, 很可能造成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本国所在的经济体造成伤害③。在应对这场世界金融风暴中, 各国政府都需要从坚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出发, 从维护本国的持续发展、本地区经济体的协同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和谐发展的高度, 采取必要的和负责任的对策。在这个世界经济动荡的时刻, 特别需要各国政府积极参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多边协商、协调以及联手行动。在这些协商、协调以及联手行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和更有效的促进当代世界金融以及世界经济安全的应急机制。而这一应急机制还会为世界金融常规体制的创新提供必要的素材和起点。

在积极应对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和促进世界金融体制创新的过程中, 近年来初步搭建起来的“二十国集团”④应当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二十国集团”不仅包括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 而且包括了“金砖四国”和其它地区经济大国。这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可以对世界经济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世界经济大国进行对话、协商和协同行动的组织, 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相比, 具有明显的和独特的综合优势。如果“二十国集团”能够进行充分的协商, 扩大共识, 缩小分歧, 采取实质性的协同行动来联合应对这场世界金融危机, 那么, 相信这场危机的发展势头一定会受到遏制, 其势能将逐渐衰减, 转机也会较快的出现。

注释

1《参考消息》2008年10月2日第5版。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 这次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创新的隐患, “金融衍生品越搞越复杂, 监管又没跟上, 这就使泡沫不断膨胀, 最终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2《参考消息》2008年10月2日第5版。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指出, 美国金融体系存在不透明性, 金融机构和个人的借贷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这必然会导致问题。2002至2006年间, 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 金融机构贷款则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

3 新华网2008年10月11日消息:美国总统布什呼吁全球合作应对金融危机。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困境与出路 篇8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为金融普惠和金融民主的进程推进奠定了关键性影响, 另一方面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传导着不良的影响, 如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银监会于2009年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规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向未满18周岁的学生发卡”[1], 在传统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之下, 大学生被排除在主流消费金融市场体系之外, 也就是说大学生因其特殊的金融能力局限性不具备参与消费金融市场的基本能力。然而在一切发展禁区面前, “互联网+”的思维运用总能找到仰仗创新外衣下的发展突破口。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 即通过互联网金融的载体方式, 针对大学生群体推出个性化的消费信贷服务与产品。近年来, 随着分期乐、趣分期、优分期、爱学贷等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平台的迅猛发展, 大学生消费金融市场的蓝海价值逐渐被发掘和实现。但是在发展的面前, 随着媒体对校园互联网消费信贷乱象的披露,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引发的过度信贷、不良信贷和多起学生因无法支付高额贷款而引发的极端事件表现出校园互联网信贷发展衍生的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依据十五部委联合发布的《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校园贷款被列为网贷机构的重点排查内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发展路在何方成为值得关注的命题。

2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

目前, 我国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发展的行业趋势和市场化趋势尤为明显。虽然面临着监管和合规等诸多方面的束缚, 但是我国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也走出一条既具有互联网发展特色, 又适应大学生群体信贷需求的兼容发展道路。毋庸置疑,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大学生群体衍生具有不可比拟的创新性, 但是随着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纵向推进, 其问题与风险也逐渐显现。

2.1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制度优势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制度优势集中表现是通过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 借助互联网交易平台的便捷, 增大消费金融机构与大学生消费之间的供需匹配, 通过信用交易的线上达成为线上、线下电商购物的发展奠定支付保障。实际上,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从发展之初是基于电商购物平台及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生, 从性质而言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金融衍生品。网络购物的发展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群体的商品购买力, 而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正是立足大学生群体被传统体制抑制的金融信用需求。虽然目前我国严格的金融管制使线下大学生消费金融的发展止步不前, 但是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信用交易的“线上化”, 并且借助“分期付款”、“第三方支付”等标签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管制规避, 为自身的发展赢得生存空间。更值得一提的是, 互联网金融或“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并非是个别经营者的单打独斗, 反而具有极强的产业性和市场性。互联网消费金融作为互联网金融发展链条的重要一环, 早已是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铺排之一。换言之, 当市场需求被发掘, 传统互联网金融势力的逐鹿会对市场行业的集群优势和品牌优势形成大有助益。

从互联网消费信贷对大学生群体的产品和服务来看,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制度优势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信用服务的高效匹配。具有规模优势的电商购物不仅为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更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消费者的购买喜欢和购买能力评价可以为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奠定充分的数据指引。以往主流金融市场排斥大学生消费信贷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学生群体可持续盈利能力的缺乏, 另一方面正是在于既有信用体系对大学生群体信用数据的缺失。然而, 随着互联网电商购物的蓬勃发展, 作为网购主力军的大学生群体已然成为互联网评估分析机构的重中之重。借助评估数据, 互联网消费信贷既可以完善自身的信用体系建设, 边界大学生的主体信用审查, 又可以针对性提供符合大学生网购特征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信息搜寻与获取成本的降低为互联网消费信贷平台的大学生市场挖掘奠定了基础。

2.2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纵向推进

官方统计表明, 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高校3600余所, 在校大学生数量超过2600万, “如果按照2600多万名学生, 每人每年分期消费5000元估算, 分期消费市场可达千亿元人民币量级”[2]。巨大的市场需求孕育着“互联网+”指引下的行业爆发。我国校园消费信贷市场的萌生可以追溯至2013年, 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大学生消费分期平台的涌现以及大学生分期平台的竞相成立。随着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商业模式的成熟, 校园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的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通过既有互联网金融平台, 尤其是第三方支付平台衍生出符合大学生群体特征的特色产品和服务, 例如京东白条和天猫花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产品与服务具有普适性。另外一种则是更具个性化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 如分期付款平台和校园贷款平台等。2016年以来, 我国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的品牌格局和市场竞争态势逐渐清晰, 校园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产业链日趋完整。

3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问题导向

3.1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市场风险

金融市场的发展往往是风险与机遇并存, 在我国大学生消费发展的初期, 造成我国大学生消费信贷被“禁”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信用卡市场的发展乱象, 既包括发卡方低门槛政策下的引导缺失, 又包括大学生群体过度消费引发的坏账频发[3]。”这些市场风险同样是互联网消费信贷发展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大学生群体因自身能力局限造成贷款无法偿还是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发展的主要市场风险, 而由此伴随的对大学生群体的信用否定则更不利于其金融信用能力的培养与可持续。

3.2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合规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直在考探着金融监管的边界。虽然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大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 大力发展消费金融, 但是互联网金融的传统风险属性和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合规风险。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本就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存在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并且, 随着市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滋生, 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严管制”也将成为一种必然。

3.3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社会风险

在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过程之中, 恶性与极端事件接连不断地被披露使其发展蒙上了阴影。这些被媒体披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学生群体的过度负债、盲目负债, 即大学生群体无法平衡自身的收入与支出, 以致欠下高额贷款债务;二是不当的校园信贷方式考探社会道德底限, 集中表现为大学生“裸贷”产品的非理性推广, 大学生容易因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引发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三是因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引发的社会性问题, 表现在校园极端事件的发生, 大学生的生命健康权因校园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推广遭到冲击, 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遭遇巨大的舆论压力。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社会风险既包括因金融市场非理性发展引发的社会极端事件的发生, 更应重视因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和大学生金融能力否定等不良因素的滋生。互联网立基于大数据分析, 数据构成互联网平台之间竞争的关键工具。然而, 个人数据的泄露以及因大学生无法偿还贷款引发的隐私权侵犯是监管机构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4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衍生路径

4.1 肯定互联网消费信贷创新性, 立足金融市场发展的规制与疏导

毋庸置疑, 互联网消费信贷具有不可比拟的创新优势, 但是互联网金融创新与金融普惠的推进应当立足于对金融市场整体秩序的尊重, 良好的金融秩序既需要有效的金融监管, 又需要足够的社会参与。金融监管立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市场风险, 尤其是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出发,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还应重视社会因素的多元参与, 高校、家庭应该采取措施, 正确引导, 培养大学生科学的消费观念, 使其做到理性消费[4]。

4.2 尊重大学生群体特殊的金融主体属性, 落实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引导机制

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是金融信贷产品发展的起点, 我们既不能因风险止步不前, 又不能放任主体特殊性肆意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始终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金融经营者在促成金融市场增量攀升的同时亦会对市场产生风险传导, 而在法人有限责任时代下, 作为交易相对方的金融消费者主体地位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强烈关切[5]。我们应当借鉴澳大利亚、美国等金融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金融教育引导机制, 通过具体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引导机制, 实现大学生消费信贷产品供应与金融消费信用指引的“双赢”。

4.3 以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为导向, 强化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

我国“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将促进我国消费金融飞速发展, 处于转型期的金融机构应充分抓住这一机遇, 改善和更新目前发展缓慢的消费金融业务[6]。当我们赋予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充分的市场自主发展权的同时, 也应当强化其责任意识。从产品与服务的发起端到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有效维护, 责任意识应当观察金融创新过程的始终。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应当完善自身风控机制, 强化产品服务的内部审查, 增强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意识, 将非理性的产品服务扼杀于公司治理决策阶段, 降低金融发展引发的社会性风险。

参考文献

[1]欧阳洁.不得向未满18周岁学生发信用卡[N].人民日报, 2009-07-17.

[2]易观智库.中国校园消费金融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6[EB/OL].http://www.analysys.cn/view/report/detail.html?column Id=8&article Id=16204, 2016-01-25.

[3]朱琳.大学生消费信贷的互联网衍生及其规制逻辑[J].金融发展研究, 2016 (7) .

[4]李妍燕.互联网金融对大学生消费信贷及消费观念的影响及意义[J].中国商论, 2016 (28) .

[5]郑鈜, 刘乃梁.金融消费者语境下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思辨[J].现代经济探讨, 2016 (10) .

互联网金融的出路 篇9

当前物流业陷入困境除了金融危机影响之外, 也和前期油价高涨、价格竞争、扩张过快有关, 整合优质资源走向合并将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投资方面要做不断地调整, 能保证当期的赢利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整合优质资源, 实行外包。制造业企业, 应有自己的核心业务, 专注于某一方面发展专长, 企业中辅助性的非核心业务则应该外包。整合优质资源, 企业要树立“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新理念, 促进专业化分工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这样既能提高制造业的效率, 也有利于物流业的发展。

物流业要想降低损失, 提高效益, 不仅要外包, 同时要做好外包以后的服务与管理。对于物流企业来讲, 它拥有物流专业管理的技能, 供应商也愿意与它合作;同时, 供应商进入物流企业的IT系统进行管理;物流专业信息系统能够管理到每部车辆, 何时提的货, 现在位于何处, 客户是否签收等整个过程, 系统都给予监控。通过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 企业能够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核心业务上, 可以大大提升供应链管理和企业运作的效率。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整合的过程会加快包括自身业务链的整合, 通过为客户做更多的事, 提高抵抗能力。另外, 希望同业之间把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 优化产业结构等, 打造同业中的知名企业。

2 降低成本

针对物流成本管理中的问题, 笔者认为降低物流成本, 要加强内部物流费用的核算与管理, 加强费用的归集、计算和控制, 但是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管理, 通过效率化的配送等来降低物流成本。

(1) 企业实现效率化的配送, 减少运输次数, 提高装载率及合理安排配车计划, 选择最佳的运送手段, 从而降低配送成本。

(2) 利用物流外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降低投资成本。企业把物流外包给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公司, 可以缩短商品在途时间, 减少商品周转过程的费用和损失。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采用第三方物流公司直供上线, 实现零库存, 降低成本。

(3) 进行标准化建设。首先是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 实现供应链中物流的快捷、畅通, 充分利用资源, 从而缩短周期时间, 提高经济整体效益, 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其次是信息化建设的标准化, 供应链管理基础是信息快速交流, 物资采购部门作为信息集散地, 必须完善自身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实现各种信息的数字化, 达到数据“共享”。

(4) 加强企业职工的成本管理意识。把降低成本的工作从物流管理部门扩展到企业的各个部门, 并从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全周期中, 进行物流成本管理, 使企业员工具有长期发展的“战略性成本意识”。积极协调各部门, 根据经济原则,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 努力实现企业物流成本的综合控制。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 实现企业物流总成本的最小化。

3 物流企业要联合重组, 做强做大

目前, 我国从事运输服务业的企业数量多且分散, 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很多是 “挂牌公司”、“皮包公司”, 真正具有仓储、信息等配套功能的物流企业所占比例还很低。为此, 要鼓励物流企业特别是第三方物流企业, 通过重组转型、整合并购、战略联盟等 方式, 推进 “行业洗牌”, 加快做强做大。要引入国内大型物流企业参与本地物流企业间的整合。地方政府部门要创造条件, 为物流企业和制造业搭建联合互动的平台。同时, 要鼓励企业把现有业务中的物流服务分离出来, 成立物流公司,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比如可以把企业中的零担业务独立出来, 组建快运公司, 为用户提供专门化服务。

4 抓住机遇, 物流业发展面临新契机

尽管目前物流业遭遇“寒冬”, 但危机也是一种转机。对于目前的困境, 反而为物流业开拓新空间提供了发展契机。如今外贸出口疲软, 原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开始转型, 寻求建立自主品牌和挖掘内需市场。在这种环境下, 他们对于终端市场和销售渠道的投入必定会加大, 这给物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另外, 激烈的竞争会迫使生产企业更多地在内部挖潜, 这给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空间, 也给物流企业提供了全面介入生产企业供应链市场的机会。因此物流业不能坐以待毙, 而应抓住机遇, 寻求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 应对物流行业给予更多的关注, 并在企业如何拓展国内物流市场方面, 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安排。物流业要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 抓住机遇, 打造并提高核心竞争力, 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 使中国的物流产业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仍能取得较快的发展。

摘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各国实体经济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物流业作为紧紧依附于制造业的服务产业, 也因为外向型企业的紧缩而遭遇了“严冬”。加上物流业在我国仍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 正经受着考验, 如何寻找物流业的发展出路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集约化,降低成本,联合重组

参考文献

互联网金融的出路 篇10

一、金融保险业“营改增”后面临的困境

金融保险业包含的业务纷繁复杂, 比如保险业、证券业、银行业等, 所以也就注定了它在税收的征收、结构等方面具有多面性, 这也使得要在金融保险业全面的推行“营改增”成为了一个难题。

1. 增值额难以确定的问题

对各个环节的增值额部分收税是增值税的征收规定, 比较而言, 在工业企业中, 一般通过产品的销项税额减去买进原材料的销项税额, 就能知道增值额应该缴纳的税额, 这种比较容易确定和征收, 而要确定金融保险业的增值额, 首先从理论上来将就是个一个难题, 比如贷款后利息的收入所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准来确定, 在金融保险业, 资本的投资回报是很多的收益的来源, 当然这里面包括通货膨胀、资本的风险补偿等等, 那么资本的回报的增值额又该怎么确定, 这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而且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创新, 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停的出现在市场上, 对这些金融的衍生品的增值额的确定就显得难上加难了。

2. 进项税额的抵扣难以核算的问题

前面说了, 金融保险业的增值额难以确定, 因此金融保险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抵扣就相应的也难以确定。在进项部分, 大部分就是场地、人工、利息等, 然而在现阶段的增值税制度下, 前面提到的这些项目的进项税额基本上也是难以核算, 甚至从根本上就无法核算, 这样就导致了金融保险业享受不到增值税的一个好处:即“进项税额的抵扣”, 从而也就不能实现层层的抵扣, 有的专家提出了可以模仿农产品的进项税那样, 用扣除率来计算, 实现金融保险业的“营改增”,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3. 涉及的国际业务问题

在全球化影响日益加大的大背景下, 中国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正在逐步向世界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 所以在金融保险业中涉及的国际业务的一些增值税也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比如, 进口服务在国际业务中该怎么来征收税?我国的金融保险业在国际上是应该实行出口退税还是出口免税?而在当前形势下, 金融保险业在国际上的税收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部分欧洲国家为了吸引国外资金的投入, 从而对金融保险业推行低税甚至是免税的制度, 那么面对这一举措, 我们国家的金融保险业又该怎么办呢?这是一系列亟需我们解诀的问题。

4. 难以确定税率的问题

金融保险业的业务种类繁多, 这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服务, 而且还包含着金融产品的买卖, 当然, 不同的服务和不同的产品所产生的效益能力也就不同, 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 许多的金融产品的的赢利也就相应的具有不稳定性, 如果在金融保险业中, 所有业务的税率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虽然达到了在征收上方便和简单的效果, 但同时也就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5. 税收征收部门的配合和协调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 金融保险业的比重占的比较大, 而且这个行业对专业知识的要求相对来说较高, 实行“营改增”以后, 那么在增值税中涉及的税控系统, 在软硬件的配备上就必须准备妥当, 其次就是要求征管部门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二、金融保险业“营改增”后的可能出路选择

从国外一些经验, 再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上来看, 如果效仿国外一些国家直接对金融保险业的业务免税, 不大可能提升我国金融保险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财政收入, 所以在我国现有水平的基础上, 倒是可以考虑推行简易征税的方法, 那么在金融保险业实行“营改增”后面临的出路选择有哪些呢?基本上有以下几条:

1. 征税范围

金融保险行业有着它的特殊性, 金融保险业中包含的业务如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应该分别确定增值税征收的范围, 不能笼统的一刀切。

2. 税率

金融保险业中包含的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等, 它们的征收形式可以参照已经实行了“营改增”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业务的税率, 然后根据各自行业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增值税的标准税率。那么在金融保险业中的核心, 金融中介业务和间接服务就可以采用上面提到的简易征税的方式, 其税率可以参看一下公共交通运输业, 一般采用3%的征收率。

3. 国际业务

在金融保险业全面实行“营改增”以后, 可以考虑让由国税机关来统一征管金融产品的进出口, 参照欧盟模式的原则, 加大金融保险业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而且对其实行免退税的政策, 从而就可以有效地增加我国金融保险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4.“营改增”的征管

在实行“营改增”后, 可以让国税部门来统一征收和管理金融保险业所缴纳的税, 当然国税部门就必须相应的配备即熟悉金融保险业又熟悉税法的专业优秀人才, 这样才能适应将来金融保险业管理需求。

三、总结

不难发现, 增值税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环环抵扣”, 所以在将来社会经济发展中, 将所有行业都纳入增值税的范围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而金融保险业全面实现“营改增”也成定局, 虽然实现“营改增”后的确面临诸多的难题, 不过有问题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当然, 笔者上面提到的实施简易征税仅仅只是一个过渡, 因为目前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只能这样, 但是如果一旦我国的金融保险业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在国际上也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向免税方面过渡, 以达到吸引国际资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杜剑, 赵子昂.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面临的难题与路径选择[J].税收经济研究, 2014, (5) :1-4.

[2]曹维洋.我国保险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