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精选十篇）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 篇1

2012年5月19日, 2011第二届节能中国宣传表彰活动发布仪式暨第十四届科博会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院士徐匡迪, 第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傅志寰等多位领导出席发布仪, 并为获奖单位颁奖。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房庆做了主题为“绿色发展, 节能中国”的主旨发言。

2011第二届节能中国宣传表彰评选活动历时六个月, 受到各相关行业以及各地节能主管部门、相关协会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共有近千家单位参与了活动。“节能中国”的评选范围涉及制造业、煤炭、石油石化、钢铁、建筑、水泥、交通、电器、照明、制冷、节能、电子电气、新能源、汽车等相关行业。评选过程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采取召开专家评审会、背对背打分、网络评选公示、领导评定等方式, 以节能成果为依据, 以树立标杆为宗旨, 对申报单位和相关技术的“节能成果”“节能事迹”、“节能效益”“节能规划”、“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力”以及“社会关注度”、“行业影响力”、“创新性”、“信誉度”、“社会责任感”等指标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和审定。综合考虑了工业节能、交通运输节能、建筑节能、公共机构节能、商用和民用节能等不同领域、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申报单位对节能事业做出的贡献。最终评审出了百家“节能中国优秀示范单位”、“节能中国十大贡献单位奖”、“节能中国十大新技术应用奖”。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 篇2

中国:绿色发展与绿色GDP(1970-)

1995年世界银行开始利用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真实国民财富.它是指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储蓄率.作者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分析了1970-我国真实国民储蓄与自然资产损失之间的定量关系.1985年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接近20%,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大规模经济调整特别是能源结构调整,这一损失占GDP比重迅速下降,到降为4.5%,但是此后经济增长模式逆转,20又上升为6.3%.这表明,中国在过去20多年经历了“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先砍林、后种树”,造成我国真实国民财富的极大损失.这是“生态赤字”不断扩大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典型的“黑色发展”模式.作者提出,绿色发展是今后中国发展的必选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前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独辟蹊径,寻求非传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作 者：胡鞍钢 Hu Angang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刊 名：中国科学基金 ISTIC PKU英文刊名：BULLETI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年，卷(期)：19(2)分类号：N1关键词：中国 绿色发展 绿色GDP

坚持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篇3

提高国人的生活质量

民生导向。对此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是从顶层设计而言，对于中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原来人们多从GDP总量和人均收入相对于2010年翻番达到世界银行要求的人均1万美元的门槛去解读，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将绿色发展理念目标化和操作化，使得五年发展规划第一次成为十八大强调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概念的实际体现。二是从解决当前短板问题而言，“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绿色发展强調要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环境治理中提到的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均直接与老百姓当前抱怨最多的问题有关。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边际有效地缩小过去30多年来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发生的缺口，大幅度提高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十三五”规划建议因此是一个可以一举突破中等收入发展水平、指导中国进入全面发展的五年规划。

从“浅绿”到“深绿”

深层导向。通常人们讨论绿色，常常限于从状态和结果的角度讨论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现状及其治理问题，常常认为绿色发展主要是环保部门的事情，这是“浅绿色”的认识。更深的绿色发展理念，需要从根因和起源的角度，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之中，进入到体制规范组织安排之中。从“十三五”规划建议阐述的绿色发展的6个领域，可以发现我们的发展概念和发展政策正在从“浅绿色”向“深绿色”进行转变，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的绿色发展包含了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发展的结果需要保证有看得见的青山绿水，这涉及狭义的以末端治理为重点的污染处理和生态修复等工作；第二层次是看不见的作为驱动力的经济社会过程和发展模式的绿色化，在中国是要强调绿色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消费模式等；第三层次是不易直觉感知的体制安排和组织构建，“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要采取世界上最严厉的环境管理措施，强调省级以下环境监管需要采取垂直管理等，就是有“深绿色”意义的体制安排。

政策设计具有系统性

系统导向。系统的绿色发展政策和制度建设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和环节，即确定规模、分配产权、提高效率。一般来说，这三个制度对于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作用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操作顺序。首先是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可以消耗的自然资本应该有多大，这是规模问题；其次是进行自然资本初始产权的公平分配，这是分配问题；最后是通过产权的合理交易提高自然资本的使用效率，这是效率问题。多年来，我们在这三方面政策安排上缺少系统性，常常只关注提高资源环境消耗的效率，而疏忽自然资本消耗的规模控制和公平分配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第一次表现出绿色发展政策设计上的系统性，其中控制水资源消耗、耕地消耗、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的总量是有关生态消耗规模的政策，提出用能权、用水权、污染排放权、碳排放权等制度安排是有关生态合理分配的政策，而降低物质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或者提高资源生产率是有关生态消耗效率的政策。沿着这样的方向，中国的绿色发展政策会越来越有整体性和协调性，产生越来越到位的实际效果。

国内国际互动的视角

国际导向。“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绿色发展，明显地表现出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以及两者互动的视角，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1992年以来国际上倡导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环境是发展的三个支柱，强调三者之间应该有好的比例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议融入绿色发展战略，与联合国推出的到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即SDGs形成了对接，可以认为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国的行动载体。其二，以往我们在国际上讨论环境问题，态度常常是防守型的，强调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只能采取最基本的环保战略和政策。“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绿色发展，不仅要求在国内加强美丽中国建设，而且强调在国际要关注全球生态安全。联系到最近以来，中国先后签订中美、中英、中法之间的双边气候变化协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上，表现出更多的进取型态度；联想到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用绿色发展可以消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将非绿色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的种种担忧，可以看到，中国未来发展将会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崛起中大国的绿色责任，在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起到引导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 篇4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绿色板材与工程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的二级组织机构, 致力于绿色板材产业化进程、标准建设、科学有序化发展, 探索推进农业废弃物秸秆再生产人造板的绿色化应用, 打造“绿色居住、绿色装饰、绿色家居、绿色生产过程生态圈融合对接平台”。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副理事长刘嘉在致辞中重点介绍了生物质新材料发展, 展望了绿色板材发展的美好未来。他指出, 要使新型生物质板材的制备与应用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就必须在政策运用、技术研发、工艺改进、产品升级、市场推广、资本运作等方面有的放矢地开展相关工作;要从技术、产品入手, 开展集约化项目的研究。为避免新型产品被人诟病, 就必须在强大技术的支撑下, 以产品质量取胜, 以产品质量立足。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现状 篇5

摘要: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一种新兴的绿色农业-绿色食品对现代农业发展正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随着绿色食品种类的不断增加，耕种面积的逐渐扩大，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同时伴随着质量安全、可持续性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绿色食品；发展；问题。

正文: 1.绿色食品的定义

绿色食品并非指“绿颜色”的食品，而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商标的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无污染是指在绿色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通过严密监测、控制，防范农药残留、放射性物质、重金属、有害细菌等对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的污染，以确保绿色食品产品的洁净。其优质特性既包括产品的外表包装水平要高，还包括内在质量水准高；产品的内在质量又包括优良的内在品质和高营养价值及高卫生安全指标。

2.我国绿色食品发展现状

我国于1990年正式开始发展绿色食品，到现在经历了10年多时间，其间在中国不仅建立和推广了绿色食品生产和管理体系，而且还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仍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现已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委托了38个分支管理机构、定点委托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机构56个、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检测机构９个，从而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绿色食品认证管理、技术服务和质量监督网络。参照有机农业运动国际联盟（IFOAM）有机农业及生产加工基本标准、欧盟有机农业2092/91号标准以及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有机生产标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标准、肥料、农药、兽药、水产养殖用药、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等生产资料使用准则、全国７大地理区域、72种农作物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一批绿色食品产品标准以及AA级绿色食品认证准则等，绿色食品“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已初步建立和完善。

1996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绿色食品标志图形、中英文及图形、文字组合等4种形式在9大类商品上共33件证明商标的注册工作；中国农业部制定并颁布了《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标志着绿色食品作为一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在中国的形成，同时也表明中国绿色食品开发和管理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3.我国绿色食品发展面临的问题生产和消费单一

我国绿色食品区域化生产开始具有一定规模。但从整体上看，仍分布不均匀。绿色食品生产对产地环境要求高，我国绿色食品原料产地及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生态资源未被破坏的山区和边远农村地区。其中，绿色食品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城市和全国各大中城市。产品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绿色食品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农林产品及其加工品。其次为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的畜加工产品及饮料类产品（主要指茶叶及酒类产品）。市场需求较大的畜禽肉类产品，水海产品所占比例极小。绿色食品品种单一，结构不合理导致市场不统一和规范。绿色食品产品定价缺乏科学指导

由于绿色食品在从生产到餐桌的过程中，一是对生产环境要求严格；二是限制或者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抗生素，添加剂等人工合成物质及转基因材料等来实现其安全性生产的目的；三是绿色食品具有一整严格的标准体系，包括从产品运输、加工、储藏、质量检验、包装等环节都有特殊规定；四是认证过程和管理成本较高等，这些都会增加绿色食品成本，造成绿色食品比普通食品的定价要高。目前绿色食品的定价都是企业行为，虽说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但因缺乏科学指导，定价高而不利于产品的推广。绿色食品质量保证体系仍不健全

我国绿色食品质量保证体系仍不健全，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绿色食品生产企业仅仅是通过认证了事，没有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管理方面下功夫，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二是我国在绿色食品认证后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全程检查监督和对产品

质量的长期检查监督力度不够； 三是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绿色食品生产程序及质量标准体系，但执行力度不够；四是对检验出的不合格产品、侵权行为、假

冒伪劣产品的依法打击力度不够。

【参考文献】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城市化；绿色发展；路径选择；绿色科技创新；城市化率；乡村型社会；城市型社会；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X22；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051-03

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标志着我国传统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一方面给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和空间布局带来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人口的高度密集和资源的、能源的大量消耗，不可避免地带来（出现或引发）了城市大气、水体、固体废物、噪声污染以及热污染、光污染等现代“城市病”，使我国城市科学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国城市必须探寻新型绿色发展之路，以实现“城市整体综合功能的最佳”来满足“人与自然健康发展的需要，达到资源能源清洁高效、自然环境健康宜人、基础设施完善舒适、社会环境和谐文明”。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有序推进我国城市型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城市绿色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的现代化水平。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与“城市病”如影随形，相伴而至。我们要什么样的城市化？如何使城市真正成为资源有效利用和集约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体现？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和理性反思。

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资源聚集和示范带动作用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心力量，因而城市现代化往往也被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目前，全球城市居民已达36亿人左右，特别是发达国家，近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化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纵观世界城市化进程，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源于17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欧洲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由于基础设施短缺、资源浪费严重，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疾病蔓延流行、社会发展停滞等现实问题，导致了社会问题异常突出，直接危害到人们正常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沉重的现实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对他们的城市化战略进行反思。直到1995年底，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人居中心秘书长沃利·恩道在为《城市化的世界》一书作序时，依然忧心忡忡地写道：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1]。惨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不注重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城市化带来的可能就是灾难。

城市化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居民数量从1.7亿人骤增至近7亿人，出现了一批有重要影响与发展活力的城市群，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3]。然而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的城市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尽管我国现代化建设伊始就采取了迥异于以往的城市化道路，但由于综合国力竞争的压力，助长了人们依然存在重增长的急切心理，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导致“GDP至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后果就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总体上获得经济利益满足的同时，却对自身所生存的生态自然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当前，人口膨胀、资源过度消耗、交通严重堵塞、持续的雾霾天气及各种污染事件越来越被人们所诟病，人们健康生活的需求得不到较好地满足，才发现我们正在为所谓的“增长”支付高昂的代价。中国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缺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答案就是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城市化道路，通过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绿色发展之路，跨越现代化发展的“卡丁夫峡谷”。

二、中国城市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高度重视城市绿色发展，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目标，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和麦肯锡公司建立了中国城市绿色发展及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从基本需求、资源充足性、环境健康、建筑环境、对可持续性的承诺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城市总体绿色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见表1）。

从总体看，近几年，我国城市发展总体状况得到改善，人们的居住空间、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了一定提高，但一些指标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指标反映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中突出地存在三大矛盾。

一是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消耗总量居高不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而采用了粗放的发展方式，城市化进程始终伴随着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消耗了全世界约50%的钢材、水泥，21%的能源，但总产出只占世界的11%。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中国将消耗目前全球所有的钢材、水泥，40%以上的能源，而中国的人口仅占全世界的19%左右[4]。高消耗换来的增长，导致废弃物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单位GDP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水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2011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首个空气质量数据库，在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首都城市和人口超过10万的近1 100个城市中，中国最好的城市是海口，排名830位，北京排名1 053位。2013年1月，我国从东北、华北直到黄淮、江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长时间的严重雾霾天气，影响面积130多万平方公里，受影响人口达6亿[5]。严峻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高资源消耗、高扩张、低效率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二是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致使城市生态环境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在粗放型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生态环境压力日渐加大。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增加，全国约2/3的城市氨氮化物含量、PM2.5浓度较高，空气质量达不到标准；城市污水排放物逐年增加，地下水资源污染严重，2011年，在139个地级以上市，12个区、县级市，污染较差和极差的水质占到了55%。由于过量开采，20个省级行政区地下水位降落漏斗70个，总面积6.5万km2；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不断增多，2011年达70多亿吨，由于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在全国667个城市中，近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局面；机动车保有量高速增长，2011年达到2.25亿辆，排放污染物4 607.9万吨，比2010年增加3.5%，已成为城市空气的重要污染源[数字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绿色科技创新发展缓慢。绿色科技有助于缓解城市生态环境压力，然而由于风险、成本等因素制约，绿色科技创新依然未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多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绿色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绿色技术创新的预见性和控制力不强。企业一方面认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昂贵的成本和较长的研究周期又望而却步，企业实现绿色发展任务尚且艰巨，还难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6]。

三是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尚不能较好满足群众对宜居城市和高品质生活的期盼。近年来，很多城市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这不仅顺应了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也符合城市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然而，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规模的急遽扩大，社会各界甚至包括政府部门对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尚未形成一个完整认识，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布局不甚合理，城市发展对资源要素过度依赖，促进绿色发展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城市发展的环境成本。此外，大量的农民迁入城市，其绿色消费习惯和生活模式并没有随之形成，由此带来更高的人均能源消费及间接能源消耗进一步加大了城市的资源环境压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城市环境下降、人们工作和生活成本加大，社会矛盾日渐凸显。未来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城市的生态环境承载力问题。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上述困境和其他国家城市化发展道路具有类似性，都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日益严峻的城市生态环境，但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理应吸取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立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大力促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三、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依据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城市绿色发展重在进行四大转变：增长方式由“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向“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转变；发展方式由“污染—治理—再污染”恶性循环向“环保—节约—发展”良性循环转变；城市建设布局由粗放、非均衡向集约、均衡转变；建设模式由“从摇篮到坟墓”的线性方式向“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方式转变。

1. 发挥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主导作用。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政府理应担当起主导责任。当前，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又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最尖锐、最突出，也是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上最需要决心和智慧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只有政府才能最准确地把握社会运转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调动一切资源，通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种手段，引导经济社会发展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并在必要时通过相关行政指令等纠正生态建设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明显的不合理问题，确保各项事业稳定发展。

2. 将绿色理念融入各种产业发展规划体系中。实施绿色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型，审慎对待传统的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工业和以冶金、建材、化工材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规划。调整二、三产业内部结构，加快新一代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制药等战略性产业，大力发展创新金融、网络信息、创意设计等高端服务业。加大在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低碳经济、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环境保护投资，建立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等。科学规划城市建设，按照规模适度、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原则，逐步推进城市化建设，尽可能避免那种不考虑生态环境的运动式的大拆大建。

3. 进一步完善城市绿色发展的制度设计。生态环境制度设计要充分考虑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从生态的空间载体格局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多方面系统设计，形成包括国土资源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等绿色发展制度体系。通过制度规制约束政府、企业和公民等损害环境行为，降低生态负外部性。

4. 鼓励和扶持绿色科技创新。绿色科技是以保护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所有科技活动的总称，包括绿色产品研发、绿色生产工艺设计、绿色新材料新能源开发、绿色消费、绿色技术管理等领域，其最大的特征是高效、节约、环保，是改变以传统工业技术为核心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重要技术保证。当前，我国绿色科技创新依然处于起始阶段，政府应尽早出台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在税收、融资、信贷、政府采购等方面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行优惠政策，为绿色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成长环境。同时把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法律法规约束、制度管理等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积极性，促进企业在技术、组织、管理方式、制度、成果转化等生产的各个环节由粗放向精细、由褐色向绿色转变。

5. 加强宣传教育，形成绿色发展共识。绿色发展思想被人们所认识并内化成行动自觉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充分利用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优势，把绿色发展思想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使每个人都了解我国的生态资源与环境国情，都能认识到自己就是绿色城市建设的责任者，提高绿色发展意识，增强绿色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培养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的行为自觉，在全社会就形成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仇保兴.国外城市化的主要教训[J].城市规划，2004，（4）.

[2]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2，（10）.

[3]李超，王彬，万海远.中国城市化十年经验、问题与对策[J].贵州社会科学，2013，（1）.

[4]张晓强.稳中求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J].中国金融，2013，（2）.

[5]解振华.绿色发展：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N].光明日报，2013-04-15.

[6]肖宏伟，易丹辉，周明勇.中国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 篇7

论坛就中国环境标志, 倡导绿色消费、清洁生产审核, 规范绿色发展、整合权威资源, 促进全面发展3个主题进行了讲解分析。并对环保部《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皮革和合成革》、《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箱包》标准进行了宣贯, 督促企业倡导绿色消费, 促进企业的产品升级、技术升级、品牌打造, 促进企业抓住市场机遇, 取得更大发展。同时针对环保部《清洁生产审核指南制革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合成革工业》标准已完成送审稿的情况对企业进行了通报, 并建议企业未雨绸缪, 提前应对, 按标准要求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工作, 争取顺利通过环保部门的清洁生产审核。

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院长杨承杰、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处长姜宏、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皮革标检处处长张晓镭、佛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河清、亭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晏岚等领导, 出席本次论坛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国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发展研究 篇8

一、绿发会的发展历程

综观“中国绿发会”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我们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 (1985—1997) 、转型成长阶段 (1997—2009) 和变革阶段 (2009—至今) 。

初创阶段的“麋鹿会” (1985—1997) :“中国绿发会”的前身是“中国麋鹿基金会”。该基金会是国家为重新引进麋鹿这一重大工程而启动的项目。当时野生数量大量减少, 野生麋鹿趋于绝灭。1985年, 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努力下, 英国政府决定无偿向中国提供种群[1]。为了更好地配合麋鹿重新引进这一项目, 由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中国麋鹿基金会”, 开始进入麋鹿重新引进项目的第二阶段———“麋鹿回归自然”阶段。2000—2005年这五年也是中国民间环境组织迅速增长期, “多保会”也相应地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成长,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组织治理结构成长:

基金会从过去政府专项基金向社会募集基金转型, 从而使得基金会的民间特性不断增强, 并且, 也是在这个期间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建立了现代理事会治理结构。

2. 组织来源的成长:

基金会从原来通过单一行政拨款去资助麋鹿养殖的功能发展到资金的社会募集、资助、科普、交流、培训和奖励等具有成熟功能的基金会运作功能。

3. 组织功能的成长:

基金会从原来保护单一物种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转变, 这不仅大大拓展了基金会的使命, 而且实现了与国际环保组织的接轨, 从而成为我国政府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个践行者和参与者。

变革阶段的“绿发会” (2009—至今) :随着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 为适应时代的发展, 2009年胡德平等提议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绿色发展观则超越了发展和环保之间的二元对立, 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从而超越和扬弃了旧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理念上的变化给基金会组织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创新, 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资源吸收能力、组织专业化治理能力和透明化程度不断增强这三个关键性维度中。

第一, 资金募集社会化:如前所述, 基金会在最初的“麋鹿会”阶段资金基本上来源于政府的一个专项资金, 高度依赖行政拨款。“多保会”时期官办民间组织的色彩比较浓厚, 其民间性特点不断增长, 开始向民间募款。由于“绿发会”的绿色发展理念为组织与企业开展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从而大大增强了它向民间募集资金的能力。“绿发会”也已经完全实现由政府依赖性的官办组织向民间组织的转型。

第二, 组织专业化:“绿发会”《理事会章程》对组织构架作了十分明确的界定, 形成了理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秘书长负责下的秘书处执行的现代社团法人治理结构。“绿发会”章程的履行力和执行力很高, 每年召开两次理事会会议, 新增8个二级机构, 并针对日常工作制定规章规范, 这更好地发挥了组织功能。

第三, 组织信息透明化:自2010年“绿发会”更名后重新建设官网以发布“绿发会”的工作情况。不仅在自己官网上向公众完整地披露年度工作总结和年检报告, 而且也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公益时报》公布《年度审计报告》, 信息透明化大幅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2015年是“绿发会”信息公开的转折年。

二、绿色发展合作的创新

顾名思义, 基金会名称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变化反映了基金会的组织使命发生了巨大转变。其实, 真正反映“绿发会”这种变革的就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发展当然离不开企业这个经济组织, 绿色发展就是要将非营利公益组织与营利性经济组织结合起来。这次“绿发会”绿色发展的变革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企业绿色发展理念的倡导:作为营利组织的企业是绿色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实践主体, 需要引导企业发展低碳、循环、环保经济, 从而走“绿色化”之路。因此, 壮大绿色发展的企业队伍, 需要理念先行, 向企业倡导绿色发展的理念。“绿发会”探索和创造了倡议、走访和示范基金这三种形式。

倡议:在各种企业会议上建议企业选择绿色发展之路。

走访:“绿发会”通过理事长和理事的人格魅力或者到有关行业协会、商会推荐的相关企业进行联络和走访, 将绿色发展理念比较精准地向有关企业介绍, 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绿色发展合作创造条件。

示范基地:指认同和传播“绿发会”绿色发展理念而愿意与“绿发会”合作, 因而受到“绿发会”资助和评估的组织。目前“绿发会”有38个示范基地, 其中有公益性的示范基地有33个。

第二, 绿色企业工作委员会的成员:“绿色企业工作委员会”是“绿发会”与企业展开绿色合作的一个制度创新, 它创建于2012年11月。“绿色企业工作委员会”也经历了初期伙伴关系向深度战略合作的发展阶段。最初加入“绿企工委”的门槛就是企业认同和支持“绿发会”的绿色发展理念, 并愿意向“绿发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绿发会”为绿色企业、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等提供宣传推广平台, 并且, 也为绿发会会员企业排忧解难。

从国际上来看, 环境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之间深度合作关系主要表现为:环境组织帮助企业咨询、改进工艺技术;或是调研绿色产品市场, 为企业与商业提供信息;或是为企业与商业设计绿色产品营销策略, 引导企业与商业可持续发展。目前“绿企工委”已经形成与企业进入深度合作的工作机制。通过“绿企工委”这个合作机制为成员企业提供四大平台, 包括产品项目平台、融资平台、反馈平台和企业网络。产品项目平台为成员企业提供绿色项目、发布企业产品需要的信息;融资平台为绿色企业获得绿色信贷优惠和银行担保、帮助企业升级上市;反馈平台帮助企业反映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共性、倾向性问题;企业网络组织成员企业外出学习、引进项目及参加培训和论坛。

第三, 绿色标准与认证:绿色标准与认证是环境公益组织的话语权体现, 也是环境公益组织与企业合作的高级形式。目前, “绿发会”在这一方面已初见雏形, 将会大大增强“绿发会”与企业开始绿色合作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三、绿色发展的守卫者

如果说“绿发会”的初期阶段它扮演的是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倡导者和宣传者的角色, 那么, 最能标志其组织创新和变革的则是后来扮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守卫者的角色。“绿发会”绿色发展守卫者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它是绿色发展政策的监督者, 其监督包括行政性途径和法律途径。

绿色发展守卫者的行政性途径是指“绿发会”对违反《环境保护法》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 进而形成相关调查报告, 向违法违规者的行政监督和主管部门甚至中央政府反映情况, 使违法违规现象及时得到制止和改正。“绿发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 “绿发会”针对在某地调查发现的企业违法排污, 造成大气污染的情况, 结合我国部分地区连续长时间雾霾形成的原因, 写出报告建议, 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 引起高度重视并做重要批示。

绿色发展守卫者的法律途径是指“绿多会”运用法律对环境破坏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015年既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元年, 更是“绿发会”的环境公益诉讼元年。2014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常会修订通过《环境保护法》, 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增加了环保公益诉讼条款。“绿发会”敏锐地感知到修改后的环保法的意义, 于当年11月就组建了“法律工作委员会”, 并下设“律师团”为社会公众、绿色企业、绿色志愿者等群体提供“公益诉讼”、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活动作好了准备。2015年3月成立“公益诉讼工作组”专人负责, 2016年1月成立“环境诉讼支持基金”[2]。

“绿发会”在有关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十分活跃, 环保公益诉讼条款于2015年1月1日生效, 短短一年时间里“绿发会”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从2015年4月24日“绿发会”向法院递交第一份环境公益起诉状开始, 截止2016年4月18日, “绿发会”共递交环境公益诉讼42起案件, 其中在10个省区市的16起获立案[1]。不仅如此, “绿发会”还创造了数项“中国第一”:第一起“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五小叶槭案) , 第一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康菲案) , 第一起文物公益诉讼 (马固案) , 第一起机动车尾气排放环境公益诉讼 (大众汽车案) , 第一起沙漠公益诉讼 (腾格里案) 。其中, “绿发会”诉“腾格里沙漠案”一波三折, 为“绿发会”赢得了很高的公众关注度、知晓度和社会认可度, 曾受到《新京报》和人民网等媒体的高度关注。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8起环境公益诉讼, 做出有罪裁定, 从而“绿发会”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该公益诉讼案被法学界评为“2015年中国十大公益诉讼”的案例, 以及2015CCTV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四、绿色发展的民间智库

一般来说, 基金会都具有募资、资助、培训和宣传的职能。然而, 在周晋峰担任“绿发会”秘书长的短短两年中, 从组织功能来看, “绿发会”最大的变革就是发展了智库职能。“绿发会”积极参与环保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 为完善环保法制建言献策, 其主要形式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 参与专家咨询会:“绿发会”参与各种法律政策意见的征求, 并提出有关建议。例如, “绿发会”参与中国控烟协会的《慈善法 (草案) 》专家座谈会;对环保部《环保公众参与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2015年1月参加环保部TEEB理论中药行业论证会;2015年4月组织专家和律师环保部宣教司提交有关《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 (试行) 》的政策建议;2015年5月参与北京律师协会《大气法》修改等问题讨论会;2015年7月参与“青海三江源玛多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专家咨询会;2015年7月参与中国星空会的《暗夜保护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起草工作。2015年12月参与海淀区上庄村举办的“公众参与环保经验交流会”并发言;2016年1月参加了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和中关村汉德环境观察研究所举办的“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社会团体建言会”。

第二, 递交政策建议:“绿发会”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向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全国政协、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业务主管单位提供政策建议。如, 2015年3月“绿发会”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绿色发展而进行的跨国界联合保护区项目建言献策, 2015年11月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草案) 》修改建议”, 2016年1月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交“《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案) 修改意见”。

“绿发会”还通过联络拜访政协委员, 借助全国政协这个渠道提交相关提案。如“绿发会”志愿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教授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交“建议加强中小学绿色教育,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提案。2016年2月“绿发会”拜访了蒋秋霞委员等, 就食品安全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两大提案进行探讨, 促进其进入重点提案。同时“绿发会”还为2016两会提案 (草案) 征求意见, 如“关于建立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 》修订更名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的建议”以及“关于规范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的生态环境修复等费用的建议”。“绿发会”“绿企工委”主任、国务院参事、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理事长谢伯阳委员在2016年两会上提出:“关于在《水污染防治法》修改和《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时增加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条款”的提案。

五、结语

显然易见, “绿发会”是我国众多环境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之一。它从最初的纯粹官办基金会向民间基金会发展转型, 它的发展历程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或诱致性制度变迁。“绿发会”首先得益于国家重视环保和绿色发展这个战略大背景, 同时又离不开能识别这个政策机会之窗的组织领导层, 从而完成了组织的自我创新和制度变迁。因此, 它的发展和转型不仅反映了中国环境公益组织, 甚至包括其他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转型的内在逻辑。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绿发会”是官方非营利组织成功向社会非营利组织转型的一个范例。

参考文献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J].中国绿色画报, 2014, (8) :12.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在京成立 篇9

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国制造2025》等重要政策文件相继发布,建材行业正迎来绿色升级的重要时机。发展绿色建材是建材工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也是支撑绿色建筑、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基础。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是工信部于2015年6月复函支持并指导,由经济日报社所属的中国建材报社会同相关单位发起成立。据了解,这也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由媒体牵头筹建的国家级产业联盟。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当前工业增长动力和后劲不足,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下行压力很大。在新的形势下,建材工业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给短板上取得新突破,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无序竞争等问题为导向,以先进非金属材料和绿色建材为抓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建材工业转型升级。通过政府支持产业联盟的发展以促进产业创新,成为各国产业政策的重要发展趋势。

浅析绿色会计在中国的发展 篇10

1. 绿色会计产生的背景。

二战后,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过度开采的状态, 导致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资源接近枯竭, 这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 也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协调, 更给今后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现有的会计核算体系中, 对于企业来说, 环境资源不是内部会计核算的成本, 企业没有把它纳入内部成本, 也没有与经济利益挂钩, 这样的结果是资源开发利用的浪费和低效率。因此现行会计核算存在严重不足, 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2. 绿色会计的概念。

对传统会计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 结果是产生了绿色会计 (GREEN ACCOUNTING) 。绿色会计, 也称为环境会计, 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 是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方法相结合的产物, 在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会计报告等诸多方面必然与现代会计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多样性与资源利用的复杂性, 带来了绿色会计自身的特殊性: (1) 核算内容的特殊性, 它包括了企业所处的大环境。 (2) 成本计量的特性。 (3)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传统会计研究主要运用政治经济学和数学的基本理论方法, 环境会计则需要涉及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 (4) 报告形式的特性, 环境会计报告既应揭示财务信息, 也应揭示非财务信息 (企业的环境目标及执行情况, 企业对于治理环境所采取的措施等) 。追求企业消耗资源及排放污染最小化下的利润最大化, 明确企业社会责任。

二、绿色会计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

日前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中, 低碳经济成为主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做好这项工作离不开会计领域的专业服务和支持, 伴随着企业低碳化经营环境的逐渐形成, 不少国际气候组织力推将环境因素纳入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

中国通过发展低知识型、高污染型企业, 达到增长GDP。殊不知这都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 但是中国并没有以此为教训。环境污染的后果是严重的, 恢复生态环境的技术还不成熟, 完全是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据世界银行测算, 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说明, 中国通过牺牲自然资源达到GDP增长。

1992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环境的四个纲领性文件, 环境问题受到关注;1999年, 联合国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 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际环境会计与报告指南。各国政府纷纷研究建立本国的环境会计体系, 中国于2001年3月成立了“绿色会计委员会”, 2001年6月, 经财政部批准, 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第七个专业委员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 标志着中国绿色会计研究进入新阶段, 为研究绿色会计理论与实务提供了平台, 促使绿色会计的尽快建立。2002年启动具体实践, 但相关的专业标准建设和完整的会计体系还处在完善中。

传统的会计核算高投入低产出, 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 不仅阻碍企业的发展, 更加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看, 只有增大环保投入, 重视企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才能始终保持竞争优势。

三、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差异

两者前提假设不同。绿色会计协调企业与环境, 不是简单的会计, 前提假设不仅仅是把企业当做“经济人”而是将企业看成是生态环境中的企业, 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 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该前提假设符合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产生的矛盾。反观传统会计主要以货币为主要度量手段, 以原始凭证为依据, 运用专门的方法, 对经济业务进行连续地、系统地、全面地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旨在实现价值最大的一种管理活动。企业在经营中可能会采取破坏环境而促进增长的方法。

两者核算对象不同。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不仅局限与企业的经营活动, 而是要加入企业所生存的大环境, 对除了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进行考量。传统会计的核算对象仅仅是依据企业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现金流, 包括先进流入和先进流出, 完全依赖于企业的商业活动。

两者的核算范围不同。绿色会计主要核算和计量的对象是自然资源利用的成本, 它比传统的会计有先进之处, 考虑了环境核算的因素, 因此呈现宏观会计的显著特点。而传统会计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 (股东、债权人、政府、大众等) 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 定期编制会计报表, 形成财务、成本指标, 用以考察经营的目标完成情况, 为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资料。传统会计反映的仅仅是一个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 会计主体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企业。传统会计仅仅是微观会计。

绿色会计下需要新增会计科目。由于绿色会计的核算范围大大超过了传统会计范围, 所以绿色会计必须对各会计要素进行重新界定。在绿色会计体系下, 资产类科目应增设“自然资产”项目, 其中包括二级科目“有形绿色资产”和“无形绿色资产”。有形绿色资产指空气、水、森林、海洋、矿产、臭氧层等自然资源;无形绿色资产指企业拥有的用于环境开发和保护的长期资产:排污许可证、资产开采权、专利权、环境污染治理专有技术等。负债类增设“应付环境治理费”科目, 专门用来核算所消耗的自然资源的成本:应付排污费、应付环境赔付款或罚款。所有者权益类增设“绿色投入”科目, 包括国家财政拨付的专门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基金、环保基金、社会统筹金等。费用类增设“绿色成本”科目, 包括企业使用自然资源、维持自然环境平衡需要花费的资源。收益类增设“绿色收入”科目, 包括企业使用节能产品、回收再利用资源得到政府的补助或者优惠的收入。

披露不同, 传统的会计主要披露的是三大会计报表, 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但是在绿色会计的核算体系下, 可以用增加附表或在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的办法披露相关信息。绿色会计披露的会计信息是为了向有关各方提供准确有效的绿色信息, 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分析、决策的需要。

四、绿色会计在中国企业中推行的对策研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虽然绿色会计从基本假设到要素的确认到会计报告, 都与传统会计存在区别, 但是这都是建立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传统会计的计量方式。同时绿色会计比起传统会计, 更加适合时代的发展, 尤其满足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时代需要, 绿色会计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会计是传统会计的升华, 在中国发展绿色会计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广大研究人员解决, 本人认为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 (1) 绿色会计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在中国以GDP为考评的唯一指标时, 很少有人会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味的创造GDP而忽视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不可取的。 (2) 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 企业局部发展与环境全局和谐存在矛盾, 造成了执法不严格。同时企业对环境问题较为敏感, 往往会避开这一块。 (3) 会计准则还不是很完善, 虽然说有些企业已经认识到绿色会计的重要性, 但是相关会计准则中没有相关规定。绿色会计还仅仅停留在高校教研员的书桌上, 没有运用到实践中。 (4) 会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也是绿色会计准则迟迟没有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相关培训, 很多会计从业人员甚至没有听说过绿色会计这个概念, 使得绿色会计的实践又存在了障碍。

针对以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做出相对应的调整: (1) 加强绿色会计的教育工作, 尤其是可以从高校的教育做起。绿色会计不仅仅是高校教育那么简单, 在教育的同时加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 把绿色会计切切实实的用在日常处理中, 在实践中更好的完善绿色会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绿色会计的真正目的。 (2) 加紧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于破坏环境的企业加大惩罚力度, 决不手软, 执法人员要对相关企业从重处理。而对于重视环保的企业给予相关优惠政策, 鼓励其发展。 (3) 制定相关的会计准则, 会计报表不仅披露企业财务信息, 也要披露环境因素, 这种强行规定能使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考虑相关的环保因素。同时有了相关规定后, 企业的会计处理也会更加规范, 有利于监管部门的监管。 (4) 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素质, 企业定期进行财务会计培训, 及时学习新出台的相关制度法规, 同时也可以邀请高校的财务会计教授定期给财务人员进行培训讲座, 及时了解研究的前言知识。外部环境上尽可能的创造条件, 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我们相信, 采取了上述的一些措施后, 企业会更加重视环保因素, 为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参考文献

[1]王姝.浅析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异同[J].中国证券期货, 2012, (4) :132.

[2]徐纯.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差异分析[J].财会通讯, 2010, (7) :128-129.

[3]陈小红.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完善绿色会计的必要性[J].财经天地, 2011, (7) :50-51.

[4]仵宇庆.绿色GDP与中国环境会计发展的现状分析[J].财会研究, 2006, (9) :23-24.

[5]王颖.浅析绿色会计[J].财经界, 2009, (4) :112.

[6]解腊娣.试论绿色会计与企业的发展[J].经济师, 2006, (11)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