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精选十篇）

《三国志演义》 篇1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前人所创造的各种有关三国题材的文学成果基础上, 纳百川而成大海, 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在小说中所勾画的三国历史框架以《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主要依据。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则广泛地吸收了裴注、《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以及各代三国诗中丰富的创作素材,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虚构, 使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三国传说故事、野史杂传等等丰富的内容都成为了小说中的典型化情节。总之, 罗贯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所独立创作的这部伟大的小说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中的巅峰之作, 集大成之作, 是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作品。恰如明人高儒所评:“据正史, 采小说, 证文辞, 通好尚, 非俗非虚, 易观易入, 非史氏苍古之文, 去瞽传诙谐之气, 陈叙百年, 该括万事。”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 是明嘉靖壬午年 (公元1522) 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即通常所称的“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 二百四十则, 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 将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 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评点及修改。毛评本《三国演义》自清初以来一直广泛流传, 至今日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通行本。而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到关注。然而, 欲了解罗氏创作的原貌, 则必须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入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更是曹操形象演进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发展环节。

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罗贯中对前代源于史书、杂传、诗歌、平话、三国戏中的有关曹操的各种文献记载、传说故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视表现人物的需要, 作者皆取而用之。由此, 这些流传于各个朝代的事件被作者巧妙地串珠成链后同时作用于曹操这一人物身上。不仅使其性格在多元中形成统一, 而且明确地表现为不同于任何一个的艺术典型。这一艺术典型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 同时也是统一的。

(一) 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奸雄, “奸”与“雄”的同时存在造成了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首先,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仍然是东汉末年历史上叱咤风云, 统一北方的政治家、军事家。试看书中曹操出场时的一段文字:“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 身长七尺, 细眼长髯。胆量过人, 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 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 胸内熟谙韬略。”曹操以“英雄”的身份出场, 他过人的胆识是作者极力渲染的“雄”的品质。这一品质首先在“诛宦讨卓”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在何进谋划尽诛宦官的过程中, 曹操劝谏何进说:“宦官之势, 起于冲、质之时, 朝廷滋漫极广, 安能尽诛?倘事不密, 必有灭族之祸。请详察之。”这一极富远见的正确的策略不但未被何进采纳, 反被何进叱为“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当袁绍主张“召四方英雄之士”进京“尽诛阉竖”之时, 曹操又一次站出来以忠言劝说何进:“宦官之祸, 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近侍, 浸润成疾, 使至于此。若欲治罪者, 当除元恶, 但付一狱吏足矣, 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 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依然没有采纳曹操之言, 并认为曹操“亦怀私意”。结果何进被杀, 董卓进京乱政专权, 曹操“乱天下者必进也”的预见得到了印证。此时满朝文武一筹莫展, “尽皆掩面而哭”, 在这危难时刻, 只见座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 夜哭到明, 明哭到夜, 焉能哭死董卓耶?”原来又是曹操挺身而出, 他定下献刀刺卓之计, 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去行刺董卓。这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 但曹操的胆量、勇气以及甘愿冒死的决心都使他成为这一事件中独一无二的英雄。

在作者让曹操以英雄的面目在书中出场时, 又紧接着写了曹操年幼时假装败面㖞口欺骗叔父的故事。也就是说, 曹操的“奸”与“雄”是同时出场的人物特质, 它们都是人物的主体性格。又前文所叙曹操在谋刺董卓事件中是一个英雄, 而作者在此事件之后所作的叙述, 则极端地表现出曹操的奸与残。曹操谋刺董卓失败后, 在逃跑途中来到了世叔吕伯奢家中。吕伯奢对待正被追捕的曹操非常热情, 欲杀猪款待。而曹操在听到“磨刀之声”和“缚而杀之”之语后, 顿生疑心, 误以为吕家要杀害自己, 于是“不问男女”, 杀死了吕家老小八口。更为可恶的是, 当曹操明知误杀以后, 又为了保全自己杀死了为自己外出打酒的吕伯奢。这种“知而故杀”的行为, 是“大不义”, 是极其残忍、无情的。之后书中用曹操的一句话道出了其如此残忍的原因:“宁使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这种极端利己的心理使曹操必然具有多疑、奸险、不择手段的性格。这一性格在此全方位地表现出来, 也由此贯穿这一人物形象始终。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 曹操的奸与雄总是同时存在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曹操这一人物的主体性格, 也形成了这一性格的复杂性。

(二) 曹操人物性格的多层次性

如前文所述,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因为具有两面主体性格而显得复杂。但是, “奸”与“雄”并不能完整地概括曹操这一人物的性格内涵。在这两面主体性格之下, 是人物多层次展开的侧面性格线索, 这些侧面性格既丰富了主体性格, 又与主体性格保持着和谐、统一。首先, 在曹操“雄”的主体性格中, 罗贯中又通过多个性格侧面的描写来丰富曹操性格中“雄”的内涵。

第一,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 为了扫除异己, 巩固自己的权利, 曹操有其奸狠的一面。而从另外一个角度, 为了统率三军, 为了笼络人心, 为了成就霸业, 必然也要求曹操的性格中具有包容性的一面。曹操性格中的包容性首先表现在惜才用才上。曹操一生都以广揽人才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策略。曹操纳才, 不问出身, 不论贵贱, 即使来自敌方阵营, 甚至曾经势不两立, 曹操都能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之。曹操著名的谋士荀彧、许攸都曾旧事袁绍, 曹操对其皆视若心腹。在官渡之战最紧要的关头, 许攸弃袁绍来投曹操, 曹操闻许攸前来竟“不及穿履, 跣足出迎之”。许攸为曹操献“火烧乌巢”之计, 军中将士皆劝曹操不可轻信许攸, 而曹操却对许攸信而不疑。若无过人的胆识与胸襟, 曹操岂能在这危急时刻接纳许攸并委以重任?然若曹操不纳许攸, 又岂能取得官渡之战的全胜?

第二, 为了笼络人才, 让众多有才之士能为自己所用, 曹操有一套十分积极的与部将的相处之道, 在这些相处之道中, 也折射出曹操性格中闪光的地方。例如:曹操虽然智谋出众, 见识过人, 但与部将相处时, 却并不刚愎自用, 而是能够真诚地听取部将的意见。对于一个政治军事领袖来说, 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一可贵的品质, 为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仍以官渡之战为例, 曹操先依荀攸之计确定了正确的战争策略;又在将士疲惫、粮草缺乏, 打算放弃官渡之时听从荀彧“画地而守之”的建议, 坚定了战斗的决心;最后, 曹操又用许攸之计火烧乌巢粮草, 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此三计若缺一, 曹操就很难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相反, 袁绍也正是因为拒不听从谋士的建议, 骄傲固执, 才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

第三, 赏罚分明的行事作风也是曹操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领袖品质。曹操领军征战, 只要取胜, 必定犒赏将士。对于功臣爱将, 更是以厚赏相酬。有时甚至兵败, 曹操依然会奖赏有功之人。例如建安十三年, 夏侯惇与于禁、李典引军南征, 至博望坡时, 夏侯惇执意催军赶杀, 中了诸葛亮火攻之计, 致使曹军死伤惨重。回到许昌后, 夏侯惇向曹操负荆请罪, 并言说于禁曾预见诸葛亮火攻之计并劝阻自己一事。曹操听闻, 对于于禁之才大为赞赏, 并在兵败的情况下同样厚赏了于禁。对有功之臣, 曹操会慷慨嘉奖;而对有过之臣, 则无论亲子爱将, 皆毫不留情。例如曹操率军西征张鲁时, 夏侯渊、张郃因疏忽大意被敌兵劫寨, 致使曹军大败。曹操恨二人之轻率, 大怒曰:“汝二人行军许多年, 岂不知‘兵若远行疲困, 可防劫寨’, 如何不作准备?”因此欲斩二人以明军法。可见即使是曹操的至亲, 在军法面前也没有情面可讲。

第四, 罗贯中同样也多层次地描写了曹操性格中“奸”的一面。曹操的“奸”, 除了表现为前文所叙的奸诈、残忍两个主要方面外, 也同样有其他侧面的表现, 例如僭越皇权。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 曹操最为人所厌恶的当是他对皇权的蔑视与践踏。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这一侧面进行了充分的描绘。其中最典型的情节当属“许田射鹿”了。曹操与天子在许田狩猎, “操与天子只争一马头, 背后都是操的心腹之人”。献帝令曹操射一只大鹿, 曹操竟然讨要只有天子能用的雕弓与金鈚箭, 这已然是大不敬了。待曹操射中之后, 群臣皆以为乃天子之箭, 于是高呼“万岁”, 曹操此时挡在天子面前, 心安理得地消受这“山呼万岁”之声。曹操欺君罔上若此, “奸臣”“奸贼”之名不可谓不当也。

由此可见, “奸”“雄”二字还远远无法概括曹操性格的全部, 他的性格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展开的层级结构, 它们从不同角度大大丰富了这一人物的性格内涵, 使曹操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中最好看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人物。

(三) 曹操人物性格的统一性

有人也许会说, 这么多性格因素同时出现在曹操身上, 难免会造成人物性格的无序、分裂, 从而导致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然而,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却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因为在复杂面前做到了统一。曹操之“奸”并不能阻挡其取得战争的胜利, 也不能影响其胸中的雄才大略, 有时反而会成为其保护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曹操之“雄”虽不能抹煞其性格中狡诈残忍的阴暗面, 但若“奸”与“雄”产生矛盾, “奸”便会向“雄”的方向转化, 最终仍然达到统一。例如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 曹操当然不可能真的自刎, 这固然是他在玩弄权术, 但另一方面权术的目的却是为了严明军纪。“奸”是为“雄”服务的, 若没有“割发代首”, 又怎能表现出法令严明、言出必行?又怎能统率三军呢?再看曹操降张辽一节, 张辽被俘后, 曹操认得张辽乃当日濮阳城内放火之将, 张辽骂曰:“只可惜火不大, 若火大, 烧死你这国贼!”曹操听闻此言, 怒不可遏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便欲杀张辽。刘备、关羽俱劝曹操张辽乃忠义之士, 当容留身边。于是曹操的态度旋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先大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之士, 故相戏耳。”又亲自为张辽松绑, 并说:“纵使杀吾妻子, 亦不记仇。”张辽用曹操昔日中计惨败之事辱之, 曹操岂有不怒之理?曹操为报父仇徐州屠城, 又岂是不记仇之人?然曹操爱张辽之才, 敬张辽之义, 杀之不如降之。于是曹操顷刻间化怒为善, 变恨为爱, 那一番虚词假意自是曹操奸处, 然此种气度、此种爱才之心又恰是曹操雄处。可见, 曹操性格中的两个主体方面是始终统一于人物形象内部的。它们相互交融, 互相转化, 共同构筑了这一生动完满的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完整的人物形象。罗贯中恰如其分地设置了可获取的各种于人物塑造有益的故事情节, 而没有有意地取舍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合理性虚构, 从而使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没有走向任何一个极端。他没有伟大似神, 也没有可恶如鬼, 他是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这也正是曹操这一艺术形象塑造最为成功、内涵最为丰富之处了。

三、通行本《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再塑造

毛本《三国演义》中, 弥漫着强烈的贬曹色彩, 曹操性格中的“奸”与“雄”已经不再处于共存融合的状态, 而是“奸”远远地占了上风。无论在封建伦理道德上, 还是在性格品质上, 曹操已然成为对立于刘蜀的反面人物形象。在《读三国志法》中, 毛氏父子便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立场。《读三国志法》第一句话, 毛宗岗便开宗明义地说:“读《三国志》者, 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在毛宗岗的正统观念中, “蜀为帝室之胄”而“魏为篡国之贼”, 这一封建正统道德观念不仅贯穿毛本《三国演义》始终, 也大大影响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曹操之僭越乃毛氏父子绝无可能容忍之处, 其“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的做法也为人所共愤。因此这一人物在毛氏父子的评改之下必然难逃被贬斥与批判的命运。再有,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谈到:“吾以为三国有三奇, 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 关云长一绝也, 曹操亦一绝也。”诸葛亮之“智绝”、关羽之“义绝”、曹操之“奸绝”固然概括得不错, 然此三绝一定, 便为人物设定了其形象发展的模式。曹操之“可恶”在毛宗岗的评改中被渲染、强化, 而其他可赞之处则被相应地弱化甚至抹杀, 因此更显得奸诈凶残。即使提及其智, 毛宗岗也同样以贬词叙之。例如, 他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言:“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这两句话当能准确地表述出毛氏对曹操的评价。曹操在毛本《三国演义》中, 以一个奸狠的国贼形象出现。为了完成这样的形象再塑造, 毛宗岗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 在刘、曹对比中见优劣

如前文所述, 由于毛氏父子强烈的封建正统道德观念, “尊刘贬曹”的思想始终贯穿着毛本《三国演义》。因此, 曹操总是作为正面人物刘备的对立面出现, 在两相比照下使胜负自见。这正是毛宗岗再塑造曹操形象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毛本《三国演义》第一回写道:“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 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 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在第一回正文刘曹二小传的描写中, 写刘备是“玄德幼孤, 事母至孝”;而写曹操则用其“败而㖞口”以欺叔父一事, 于是毛氏有评道:“玄德孝其母, 曹瞒欺其父, 邪正便判。”再看“曹操释关羽”与“刘备送徐庶”两个典型情节的对照: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中写曹操送关羽离去后, 关羽因缺少一纸“丞相文凭”而屡受阻碍, 因此才不得已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杀去。毛宗岗评道:“其于关公之去, 赠金、赠袍, 亲自送行, 而独吝一纸文凭, 不即给与。使关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 或死于王植之纵火, 则操必曰:‘非我也, 守关将吏也。’”而书中第三十六回写刘备送徐庶之景则情深意长, 感人肺腑。当刘备得知徐庶将要离去, 与徐庶对饮而泣, “坐以待旦”;第二天更与徐庶“并马出城, 至长亭下马相辞”;最令人感动敬佩的当属其送别之辞:“备分浅缘薄, 不能与先生相聚, 望先生善事新主, 以成功名!”直至徐庶上马, 刘备仍紧紧拉住徐庶的手说:“先生此去, 天各一方, 未知相会却在何日!”说罢, 泪如雨下。一边是金银珠宝贿赂不成万般无奈让其离去, 一边是设身处地为其着想以真情送其离去, 两相比较之下, 毛氏自有定论:“曹操之于关公, 佯纵之而阴阻之, 及阻之不得, 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 则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 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一诈一诚, 相去何啻天渊!”在与刘备的对比中, 曹操成了一个道德丑的典型, 他的奸伪、自私在鲜明的对比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让人读来也难免不产生爱刘恨曹的情感倾向。

(二) 在情节、文字的改动中丑化人物

与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来看, 毛本《三国演义》有很多与其情节、文字相异之处, 这些相异之处必然会影响人物形象的表现。就曹操人物形象来说, 在情节文字的变化中, 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结构逐渐向集中表现其道德丑的方向发展了。试举数例说明之:例如前文所述曹操义释关羽一事, 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 曹操数次下令沿途关卡不得阻挡关羽;而毛本《三国演义》中, 关羽却因为缺少曹操的一纸文凭而遭遇重重困难。这一情节的细微改动使曹操全关羽之义的大度成了阳奉阴违的阻挠。再以曹操对待刘备为例:曹操引刘备见献帝后, 献帝认刘备为皇叔, 曹操的部将都认为这件事于曹操不利。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曹操的态度是:“玄德与吾结为昆仲, 安肯外向耶?”而毛本《三国演义》中, 曹操则换了另一副嘴脸:“彼既为皇叔, 吾以天子之诏令之, 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 名虽近君, 实在吾掌握之内, 吾何惧哉!”言语上的些许变化使一个心胸宽广, 有王者之风的曹操变成了一个老谋深算、阴险虚伪的小人。

还有曹操在书中的出场, 毛本也与罗氏原本大异其趣。罗氏原本写曹操出场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 而毛本中则是“为首闪出一将”。在毛本《三国演义》中, 用“英雄”来指代曹操当然太不合适了。无论是在正文还是回目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指代曹操的称呼, 有很多都是诸如“曹瞒”“老瞒”“奸贼”一类极富贬斥性的语辞。例如罗本中的“曹操勒死董贵妃”, 到毛本中是“国贼行凶杀贵妃”;而“祢衡裸衣骂曹操”则成了“祢正平裸衣骂贼”等等。可见, 称呼的变化可以使赋予人物的情感取向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曹操的国贼形象在毛本中是表现得非常明确的。

(三) 在评点中表现出强烈的贬抑之情

毛本《三国演义》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毛氏父子的评点。他们以回前批语、文中夹评的形式对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符合其道德及审美倾向的评点, 极力地深化曹操奸狠虚伪的性格特征, 表现出对曹操的贬抑之情。例如, 在曹操残忍杀害吕伯奢灭口的正文之后, 毛氏有一段激愤的评点:“乃翁之结义兄弟也, 而既杀其家, 复杀其身, 咄哉阿瞒!岂堪复与刘、关、张三人作狗彘耶?”毛氏先激烈地控诉曹操“既杀其家, 复杀其身”的无情无义之举, 又将此举与刘、关、张的结义之情作出比较, 以更加突显曹操的奸诈凶残。而在陈宫患曹操之奸狠, 拔剑欲杀曹操之文后, 毛氏又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该杀!”这两个字虽然简单, 却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在文中本写曹操之奸之残的情节之后贯入这样的评点, 更加能引起读者对曹操的反感和对其无义行为的痛恨, 并同时在对比中进一步牢固尊刘贬曹的审美倾向。

就是在毛氏父子如此的修改、评点之下, 曹操的形象失去了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多层次性、复杂性, 而扎扎实实的就是一个国贼奸雄的艺术典型。“奸绝”正是这一艺术典型的典型性所在, 这一典型性形象经过再塑造之后, 人物性格重点突出了, 但丰富性相对弱化了。他因为性格中的一绝———“奸”而同样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艺术印象, 但在性格的绝对化中又显得不够真实。然而毛本《三国演义》毕竟是今天离普通大众最近的一个阅读版本, 因此, 毛本《三国演义》中的这个“奸绝”曹操也是今天普通大众最为熟悉, 最为接受的曹操形象。历史中的曹操也许会对这个被艺术化的自己不甚满意, 但是, 从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说, 这种定型化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它终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绝版的精彩人物, “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

摘要：《三国演义》在中国是传统的四大名著之一, 可谓家喻户晓。而三国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刘备等也是妇孺皆知。然而, 对于普通读者甚至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人来说, 都是只知通行本《三国演义》, 却不很了解其重要的“母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对两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差异则更是少有关注。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曹操这一重要的三国人物形象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通行本《三国演义》中的不同表现, 阐明”通俗演义“本与”演义“本的区别, 强调“通俗演义”本的重要性, 也使已经百花纷呈的曹操人物形象研究更加完整。

关键词：曹操,《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形象,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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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作耀.曹操传[M].人民出版社, 2000.

浅析历史演义中的《三国演义》 篇2

浅析历史演义中的《三国演义》

■孔庆蓉

历史演义小说可以使读者在审美愉悦中学习社会经验，汲取人生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北宋时，三国故事已经成为民间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三国故事是在借鉴有关史料的同时通过各种通俗文艺的酝酿，在长期的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成书。《三国演义》在民间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历史演义小说的最高成就。

一、演义小说的创作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晋代潘岳的《西征赋》“灵壅川以止斗，晋演义以献说。”历史演义即推衍史实，阐发史书义理。历史演义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它与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与它更注重历史的真实，在创作中也会出现“牵野说以就历史的”的倾向。“演义”的创作动机主要是宣扬传统美德，弘扬正气。歌颂忠、孝、仁、义，捍卫民族权益。

不可否认，在历史的进程中英主明君，贤相良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朝代鼎革的历史舞台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并崛起于新一代的王朝之中。他们坚韧弘毅，积极进取，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历史演义虽然宗依历史，但绝大多数小说属于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经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反复加工修订，最后由一位文人作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所以不免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打量、衡量这些曾力挽狂澜的贤相明君的形象。历史演义不同于官修正史，作者们还有意识地改变英雄豪杰的贵族身份，缩短他们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与市井细民之间的距离。因此历史演义小说在描写英雄豪杰时，往往将他们平民化。刘备原以织席贩履为业，刘秀沦落耕田务农，赵匡胤曾飘荡江湖，朱元璋则游食一方，魏征原为华山道士，程咬金卖柴度日，小说中关于这些英豪出身微贱的描写，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同样也表现了下层民众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深层心态。更符合下层民众的欣赏口味，“史”往往承载着政治启发，“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际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知愚忠佞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这就使得演义小说的取材几乎都放在那些表现政治伦理和道德人格的事件上去。“使见者闻者人人惕励其良心”道德被作为评判臧否人和事的根本标准，“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隋史遗文》中的草泽英雄们竭诚相待、患难相扶、重友情、讲义气，为了帮助朋友，他们能置生死于度外，视千金如草芥。《孙庞斗志演义》鞭挞了庞涓妒贤忌能、残酷迫害结义兄弟的卑鄙行为。孙庞斗智的故事之所以为民间所喜闻乐道，与小说中表达的下层民众重视友情、痛恨背叛朋友行为的情感有关。这种选材的角度好像有些单一，然而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所受到的启迪决不仅仅是几个王朝的更迭兴废，政治有无准的，如果简单的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视野的局限势必会造成底蕴的缺乏，从而忽略了历史与文化的鲜活、深刻与丰富。

二、在历史演义中看《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虽然取材于历史，但不等与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在重视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将历史、传说、想象融为一体。历史演义小说是由宋元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三国故事曾经长期在民间流传，其中或多或少地贯注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概括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历经一千多年的成书过程，中间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无名氏的修改，补充和润饰。一位作家创作历史小说不同于史官编写历史，编史需要的是冷静的态度和客观的记录，而写小说则不然，作者往往把小说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融为一个有机体。在占有大量历史材料的前提下，对小说采用的素材进行深入的辨识，以一定的社会生活为基础，加上作者的主观意识，因而历史演义小说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适量的虚构与作为主体的史实同时存在，“七实三虚”的比例结构，使读者能够从思想上进入特定的时代氛围，在历史的长卷中，反省思考，认清现实。文人作家的虚构以及宋元讲史、野史、传说及戏曲的重大影响，使得历史演义小说具有传奇性倾向。比如说关羽之义，张飞之勇，刘备之仁，被誉为高不可及的典范，岳飞文武并茂，博古通今，神臂弓能开三百斤，穆桂英智勇双全擅长骑射，披甲跃马大破天门镇等等，这些形象即是现实中的形象，但又超越了现实超越了常人，他们的道德、武功、无以伦比，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中，主人公往往在风口浪尖的矛盾冲突之中，以巧合的形式、偶然的事件表现人物性格。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并非完全否定艺术虚构，但虚构的要恰如其分，不能失却历史真实的本质，作为通俗的历史读物，使人们在总结历史规律的同时，以昨天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借鉴。《三国演义》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故事，但在叙述中详细的展开了各政治势力和各统治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在遵从历史的前提下，写了他们的军事战略和治国谋略，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历史演义小说从勾栏瓦肆的“说话”中脱胎而来，它虽然已是书面文学，但从结构类型到叙事方式，无不受到“说话给观众听”的影响。既然历史演义小说在历史素材的处理上采用了一些艺术化的表现方式，那么《三国演义》又是怎样处理的呢？一是根据一定的历史真实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对原有素材根据情节的需要或增加或删减或扩充。如“三战吕布”“曹操堪去平”等等。情节的扩充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有的情节虽背离史实，但经过加工润饰之后成为精彩的故事情节。如“桃园结义”“古城聚义”“三气周瑜”“诸葛祭风”“落风坡箭射庞统”等等这些流传于话本传说的情节，经过作者的修饰分外生色。二是虚实相间。如关羽斩华雄，先写华雄的骁勇善战，连斩四将，接着便虚写关羽上马迎战，鼓声隆隆，喊声冲天正当众人为关羽担心时，华雄的头已被提来掷于地上，而出战前温下的那杯酒尚有余温。

此外王允巧使连环计，诸葛亮舌战群儒等将真假融为一体。既然历史演义小说是从讲史话本的母体中孕育而来，那么它的思想观点也严重受到讲史话本谴责荒淫暴虐的昏君，歌颂宽仁爱人的明君，排斥奸佞，褒扬忠义的影响。《武王伐纣平话》通过演述商周两朝交替的历史，宣扬了儒家的“王道”“仁君”思想。《大宋宣和遗事》开头就从传说中的圣君讲起，历数了夏桀等无道昏君，最后斥责宋徽宗的荒淫无道。其目的是使人主治国保民，不失天下。《三国演义》一开始描写黄巾起义，对其表现出了仇视和污蔑，对汉献帝寄予无限的同情，对于刘备的颂扬，主要强调刘备是“汉室宗亲”，力图挽救汉王朝的衰亡；对于曹操的谴责，主要强调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阴谋篡夺汉王朝政权。《三国演义》赞美“事主不忘其本”臣民忠君，儿孝父慈，罗贯中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对于代表地主阶级经济利益的王朝统治和帝王权利是竭诚拥护的。

总之，绝大多数历史演义小说都是以历史的发展脉络作为叙事的主线。当然并不仅以正史为依据，野史其他笔记杂传也同样被历史演义小说所借鉴，叙述朝代的更迭及统治者的兴亡得失，尽管小说的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对语言的运用不尽相同，然而他们都力求真实的再现历史；在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中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并以此作为是非得失的评判标准。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关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等等这种积极的儒家思想常常和民众的感情需要是一致的；叙事和写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作者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也不尽相同。

《三国演义》其思想内涵博大而深厚。所谓：“《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通过阅读《三国演义》可以使我们对三国时期的历史面貌基本上有所了解，也可以看到作者鲜明的创作意图，它不仅被视为是一部可借鉴的军事文献还被视为指导商业竞争的理论武器。踏着《三国演义》的足迹，通过各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它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给予了人们极大的精神鼓舞，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仍然保持着极大的吸引力。《三国演义》对历史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和认识，东汉衰亡三家最终归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艺术虚构和史实水乳交融，政治家可以从中借鉴治国之道，一般人也可以丰富知识开拓智慧。

[1]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三国演义论文集[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3]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M].中华书局,1991

[4]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明清小说论丛[M].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

[5]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

[6]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三国演义”,资源竞争加剧 篇3

有业内人士在谈及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三者关系时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在过去的2011年, 这三者之间明争暗斗, 一派群雄纷争的景象, 究其原因无外乎业务和用户, 而这些明面上的的争夺无非是为了掌控主动权, 获得更多的利润。受访者普遍表示, 这一竞争的态势将延续至2012年。而三网融合、多屏合一等涉及到多方利益的趋势的深入发展, 将会更加激化产业格局的改变。

细分市场争夺激烈

纵观2011这一年, 电信运营商紧随传统互联网企业的步伐, 纷纷推出其微博业务、即时通信业务和开放平台等, 业务基地模式正逐步得到普及;有着“第四大运营商”称号的广电的网络公司频繁传出挂牌的消息;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企业在视频领域也各显其能, 纷纷推出与之对应的业务和产品。

中投顾问IT行业研究员王宁远表示, 2012年, 宽带网市场、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等领域的布局都将是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争夺的主战场, 而其他互联网的相关业务, 例如音频类、社区互动类等, 电信、广电或将有所涉足。2011年的一些争夺也将延续。

事实上, 在2011年运营商纷纷推出微博产品即可看出其对移动互联网业务的高期望值, 而想要获得盈利势必要将这种趋势延续到2012年, 并逐步扩大。而互联网企业推出的微信、米聊等kik应用, 乃至苹果推出的iMessage也将冲击运营商现有的短信业务, 不过这种冲击对于中国市场而言仍在窗口期。但是, 也有运营商人士表示, 电信和互联网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不是竞争的关系。

一位接近运营商的人士告诉记者, 三大运营商目前对增值业务领域的做法不尽相同, 中国联通做法相对来说更加符合运营商的利益所在, 即与互联网企业一起把移动互联网的蛋糕做大;中国移动仍有借助原有的飞信用户优势进一步扩大, 从而垄断上下游的期望, 这点有悖发展规律。

2012年, 上述三方势必会在各个细分领域内展开捉对厮杀或三国混战。对于消费者而言, 良性的竞争有助于市场整体的进步, 将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三方“抢滩战”白热化

由于国家对产业的相关政策仍有较大空间, 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三方都有希望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因此在2012年, 在某方推动下的政府干预行为可能会更加频繁, 也会更加复杂。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企业都有望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以弥补自身产业不足, 增强核心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产业政策与资源竞争将会加剧。

《三国志演义》 篇4

刘备毕竟老了，再强大的枭雄也抵不过蹉跎岁月。他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亡于白帝城。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富翁辛苦了一辈子，终于衣锦还乡，过上了每天晒晒太阳，钓钓鱼，享受的生活，可是他却发现一个贫穷的渔夫过得正是他此时的生活……这是正常的版本，然而历史是残酷的，故事并没有完，富翁嫉妒渔夫，于是他在渔夫身边不远处丢下一袋金币，渔夫果然发现了那袋金币，高兴得难以置信，他停下钓鱼晒太阳，赶紧藏好了这一袋金币，他兴奋得一夜未眠，开始构思今后的人生，他要用这带钱，购房娶妻，办置产业……第二天他赶紧去取钱，可是找遍全家也找不到，是富翁派人偷走了那袋钱，你说渔夫会怎么样呢?

看来古人的智慧让人佩服，读到这些故事，我不禁想到：诸葛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智慧呢?是他天生的就聪明吗?我看还是他喜欢博览群书的缘故吧。

《三国演义》这本书告诉人们：用智慧可以战胜困难。同学们，大家好好学习吧，智慧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呦!

《三国演义》批判 篇5

《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代;是一个各路战旗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数人头落地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这个时代是战乱的时代,其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关键不在于身具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身带无人可比的面具。面具决定一切。1917年李宗吾先生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当今有些政治人与经济人,虽不知李宗吾先生的感愤之言,却记得“厚黑”二字的深意,并变形为“厚黑学”,说要在政坛上与商场上成功,就要具备厚脸皮与黑心肠两样东西。这些被欲望所主宰的厚黑学者,倘若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不定也会把鲁迅揭露中国旧文化“吃人”理解为要得到荣华富贵就该去“吃人”。李宗吾先生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中二雄的本质,倒是说到要害上了,这部经典所集中的诡术、权术、心术,真是又黑又厚。

中国的民间智慧产生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一民间真理启迪我们,人进入成年之后,不可走向“三国”。这是一种教人自救的智慧。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但也有《道德经》,前者引导人们走向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让你赢得全套的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后者呼唤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让你拒绝世故与圆滑,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两种文化,两种人生方向。民间智慧关于“老不看‘三国’”的提醒,实际上是心灵大方向的提示。

陆祁孙在《合肥学舍札记》中警告:对于《三国演义》,“子弟慎不可阅”,用的是决断的语言,毫不含糊。而史学家章学诚则认为《三国演义》只可作故事看,而儒者弗道。这也是笔者的意思,从文学批评角度上说,应肯定《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但对其精神内涵,则得警惕,勿被浸染。与章学诚同时,清代顾家相在他的《王余读书廛随笔》中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败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一、权术与制度之别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但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负责的政策与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所作的《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正是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叶适这句话的重要性还在于说明,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的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个高潮。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后一次高潮,其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次高潮无法可比的。

倘若如叶适所言,“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那么,《三国演义》中的权人、权术家们则相反,可谓“三国诸王有权术而无至诚”,个个都极会伪装、极善于耍弄阴谋诡计。被《三国演义》捧为正面形象的仁君刘备,其特点也是只有权术而无至诚,或者说,只在拜把兄弟的小圈子内有真诚而在圈子之外则无真诚。刘备的胜利,乃是伪装的胜利。

权术归根结蒂是种手段和技巧。“术”本来是与“道”相对立的概念。世无道,术便勃兴。中国文化以诚为本,诚能通神,诚即道,因此,世无诚时术也勃兴。三国时代是个战乱时代,中国文化中的“道”到了此时已全面崩溃,权术家们口中念念有辞的道,只不过是“术”的面具。曹操对皇帝早已失去忠诚,但还需要皇帝做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维护天子,不是道,而是术。

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道,在现代文化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如果我们暂且悬搁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表达,那么,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道,主要应当是指制度。而权术恰恰是制度崩溃后的产物,中国的权术那么发达,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机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钱穆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得其要点,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特别指出“制度与法术”的对立,两者此起彼伏,制度衰则权术兴。分清“制度”与“法术”这两个基本概念极为重要。他说: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件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呢?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钱穆先生说,有些朝代有制度,如西汉、唐代;有些朝代则空有制度之名,实际上只有法术,如东汉、清代。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刘秀就开始露出术的端倪,到了汉末,则完全是权术的天下。当时政治大舞台,成了一个傀儡皇帝(汉献帝)当看守的权术比武大擂台。各种制度只是一张废纸,连圣旨也是废纸(只有密旨密诏在求诸于人),那么,要存活就只能靠玩手段与玩技巧了,谁玩得好,谁就是胜利者。钱穆先生在论述制度与法术的区别时还指出关键性的一点,就是凡热衷于法术者都有私心,这一意思实际上是说,凡玩弄权术者都是心术不正者。品端心正的大公无私者依仗健全的制度,无须依靠政治技巧和其他生存技巧。制度应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权术家们一旦确认制度的权威,必定会损害自己的私利。《三国演义》中诸方的首领,从曹操到刘备、孙权,从曹丕到司马懿,哪一个不是私心当头呢?

二、刘备的儒术

笔者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机谋、权谋、阴谋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国权术的各种形态。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突显一个“诡”字,所有的权术全是诡术。史书只说“春秋无义战”,但未说“三国无义战”。魏、蜀、吴的长期纷争,并不是正义的一方与非正义一方的决战。《三国演义》的作者站在“拥刘抑曹”的立场,认为刘备代表刘氏汉王朝的皇统正统,因此也认定他代表正义的一方,以为刘备系“天下为公”,未看到他的一己私心,所以极为美化刘备一方。但是在美化中,也暴露出刘备的种种诡术。

如果把《三国演义》读作一部兵书,那么其诡诈尚可理解。因为孙子早就说过:“兵者,诡道也。”曹操曾对这一定义作注,说:“兵常无形,以诡诈为道。”以孙子为缘起,兵不厌诈,已成为公理。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便不择手段,特别是伪装、欺骗等手段。可是,以《三国演义》开端,中国的诡术从军事进入政治,进而泛化到一切人际关系领域,到处是诡人诡士、诡舌诡言,在沙场上施行的是诡计、诡谋,在日常生活中则充满诡情、诡态。“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甚至进入政事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三国演义》的“诡”进入了婚事(如孙夫人孙尚香变成孙权与刘备争斗诡计的筹码)、情事(如貂蝉成为董卓、吕布的陷阱)、儿女事(如吕布把女儿作为和袁绍等交易的工具)。从高度上说,《三国演义》诡到宫廷的尖顶,从深度上说,《三国演义》诡到人性的最深处,从广度上说,诡到人人用计,不诡不能活。

诡术,其实就是骗术,就是伪装术。因此,《三国演义》展示一条规律,谁伪装得最巧妙,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表面上看,魏、蜀、吴三国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的较量,即骗术与伪装术的较量。论个体的力量,吕布力量最大,刘、关、张三人联手也打不过他,但是,他是大失败者,败在曹操手下,也败在刘备手下。临死之前,他才看透刘备的伪装(假朋友),可惜太晚了。论群体的力量,曹营大胜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但是,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差些丧命,曹操不是输于力量,而是输于诡计,他完全没有识破刘、孙联军的那么多诡计,不断上当。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周瑜的“离间计”(借蒋干而灭水军将领)等等,他全中计。曹操虽然也“诡”,但还是上了更“诡”者的当。可见,诡术诡计之高明,也是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

其实,曹操的诡术不如刘备,早在“煮酒论英雄”的情节中就显露出来了。刘备的一装再装,曹全然不觉。这段故事表明刘备的伪装术非同一般,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能成功地建立蜀国。不妨重温一下。

故事发生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本据小沛的刘备因吕布袭击而投奔曹营,被曹操任命为豫州牧。同年十月,他随曹东征,活捉吕布并杀了吕布,返回许昌后被提升为左将军。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参与了汉献帝的妻舅、车骑将军董承铲除曹操的阴谋,在天子手书的血字密诏上签字画押,并叮嘱董承“小心,切不可泄”。一面参与如此重大的反曹政治阴谋,一面却装得什么事也没有。为了骗过曹操的耳目,他特地在自己的寓所后辟一菜园,每天浇水施肥,一身汗水,对什么都不关心,惹得性急的关羽和张飞很不耐烦,他这样装倒是曹操一点也未提防。有一天他正在菜园里,曹操派人把他请到府中,一见面,曹操说:“你在家中做了大好事”,刘备吓得面无血色。曹拉着刘走到后园,说“你学习种菜,真不容易”,果然没有看出种菜中的诡术。接着,他们便煮酒论道,酒半,突然电闪,见到乌云似龙,曹操便说起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可比当今英雄。”于是问起刘备:“谁是当今英雄?”接着,刘备的回答便是满篇“诡言”。他先是作谦卑状,说“我无知浅陋”,当曹操硬要他讲时,他便装糊涂说:“淮南袁术,兵粮充足。”曹操反驳道:袁术不过是“凭先世荣耀,我早晚捉住他”。刘备立即改口,又装糊涂:“河北袁绍,今盘冀州……”曹又反驳道:“袁绍表面厉害,实际胆小,有谋无断,想干大事又惜生命,见小利而忘义。”刘备听后第三次装糊涂,开了“刘表、刘璋、张鲁、张绣”等一串名字。曹操说这些不过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之后,刘备才认真地问英雄是“谁”?当曹操说“唯使君与操耳”时,他吓得魂不附体,连手里的筷子也拿不住而掉落地上。此时曹操竟看不出刘备的诡态,问道:“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刘备立即应以诡言:“孔圣人遇惊雷有所动”,终于逃过一场风险。

刘备最后这一句话,打的是“孔圣人”的牌子,这是刘备诡术的关键,也是了解刘备的钥匙。前边的文字已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的大全,这些诡术包括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诡辩术等等,而刘备玩的是打着圣人面具的儒术,即扮演“仁君”,满口“仁义”,但谋取的是自己和集团私利的圣者诡术。鲁迅于1934年写过《儒术》、《隔膜》等文,揭露儒术是一些士大夫的政治术和帝王的统治术。他引用宋代余阙的《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的话:“……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什么时候都可高人一等,即行的是虚伪的谋私利的儒术,收到的却是“仁君”、“仁臣”等一片礼赞之声的“儒効”。鲁迅说: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哪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且介亭杂文二集·隔膜》)

鲁迅这里讲的是清朝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打着中国古训的旗号满口仁义的儒术,结果一部分臣民上了当,断了头。刘备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用的也是“爱民如子”、“兄弟仁义”一套儒术,结果吕布、刘表、刘璋一个一个都上了当,或丢头颅或丢城池。鲁迅说这种利用祖宗成法的奥秘没有人来说明。其实,庄子早就道破这奥秘乃是一种诡术。庄子在《徐无鬼》篇第十二节说:“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善。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必见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庄子这里指出仁义包含着爱与利,可惜真正愿意付出的爱少,而通过仁义之名谋取“利”的则很多。因为,借仁义之名的行为,便造成虚伪(无诚),义旗本身也成为“禽贪者”的工具。庄子真是一针见血。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刘备对刘璋所讲的“义”,完全如庄子所言。

刘璋系益州牧,乃四川一方诸侯,因面临曹操、张鲁的双重压力,加上自身禀性懦弱,早就想借重同宗兄弟刘备的力量。而当时他的属下大夫张松到北方曹营说项失败后,到南方却受到刘备隆重款待,有感于知遇之恩,张松便献上蜀中地图,请刘备“长驱西指”,入主西川,他与法正、孟达等两位心腹契友可做内应。刘备听到张松的大计后,口头上虽说:“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嘴上还含着同宗之义,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也对张松感激到极点,并向张松作了许诺:“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投靠刘备后返回四川便实施其计划,劝说刘璋请刘备相助,曰:“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有长者风。赤壁鏖兵之战,操闻之而胆裂,何况张鲁乎?主公何不遣使结好,使为外援,可以拒曹操、张鲁乎?”刘璋倒是老实,经张松一说就中计,连忙应允,曰:“吾亦有此心久矣。”并派张松推荐的法正、孟达作为使者前往荆州请兵入川。倒是刘璋的幕僚黄权、王累等一眼看清事态的严重而全力阻挠,尤其是王累,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撕下刘备的面具:“……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况刘备世之枭雄,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王累说的是实话,刘备口里讲的是“义”,心里却是“术”。但刘璋不听,仍然相信刘备同宗之义的真实,驳王累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夺我基业?”并立即令法正带上他的书信前住荆州。书信言词殷切,完全相信刘备系“真仁义”:“……璋闻‘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当然,况宗族乎?今张鲁在北,旦夕兴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义,即日兴师,剿灭狂寇,永为唇齿,自有重酬。”此后,刘备便率軍入川,步步为营,开始时刘备还带仁义面具。到了摊牌时刻便翻脸不认人,借钱粮军马不足而发难:“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効命乎?”有了借口,便采纳庞统之计,开始图谋成都,后又因张松暴露事件,与刘璋决裂,便大举进军攻下涪关,直逼成都。所谓“手足之义”也全埋葬于惨烈的腥风血雨之中。在庆功的宴会上,庞统和刘备两人都喝得醉醺醺,酒后吐真言,他们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玄德酒酣,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第六十二回)

庞统说的是真话,伐人之国,非仁义之师;占了便宜还要庆功作乐,非仁义之举,这恰恰打中了刘备的痛处。刘备满口仁义,可是,吃掉刘璋却大背同宗之仁、兄弟之义,这种不仁不义的背叛行为偏偏被自己的军师说破,这哪能受得了。他除了把自己比作武王伐纣的仁义之师以自慰之外,就是一反温柔敦厚的脾气,竟把庞统赶出宴席。按照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兵者乃不祥之器,如果不得不用兵,而且取得胜利,也不应当高兴庆功作乐,而应当以丧礼的形式悲哀地面对,这才算是仁义之师,但刘备不是这样,一打下涪关这一战略要地,就设宴劳军,乐而酩酊大醉。庞统在酒后无意中撕下刘备的“仁义”面具,不能不使刘备作出强烈反应。

整个征西歼灭刘璋的过程,可以看到庄子所说的“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乃是真理。刘备的仁义,也只是以仁义之名谋取霸业之实。庄子所说的“无诚”二字,放到刘备身上极为贴切。刘璋把无诚当有诚,上的正是刘备柔术、仁术的大当。说曹操是不仁不义之“贼”,而刘备征西的仁义何在?说是“贼天下”太重了些,但说他的仁义不过是一种诡术,一种掩盖霸业野心的权谋,绝不过分。我们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的大全,正是它不仅包括刚性的露骨的曹操式的法术,也包括柔性的伪善的刘备式的儒术。

三、曹操的法术

如果说刘备玩的是儒术,那么曹操玩的则是法术。文化大革命中的智者们把曹操定为法家,大致没有错。法家讲权、势、术,它的术与儒术相比,有刚柔之别、阴阳之别,所以鲁迅称法术为明术,虽然也是诡术、权术,但它只用“法”的名义,不用“仁”的面具。要杀人就造个合法的名堂,公开杀,明杀,明明是“诡”,但也使人无话可说。鲁迅说: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

旧文人把法术搬到文坛,便是制造一个恶名、诨名、罪名然后置对手于死地。例如先说你是“封建余孽”、“布尔乔亚”或“无政府主义者”等,然后再加以扑杀,这便是作家们搬用的法术。这种法术,表面上是“明术”,其实也是诡计。它通过诨名、恶名先把你批倒批臭,而且一沾上恶名,鲁迅一语道破:“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曹操使用正是这种法术,杀王垕,使用的是王违反军法之名。《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所写的曹操借王垕的人头,是《三国演义》中貌似插曲、实际上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不妨重温这一故事:

却说曹操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

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

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军粮不济,军心波动,面对这一危机曹操先施小计,即用小斛偷换大斛,并让王垕去执行。行不通而激起军愤时,他则施大计,借王垕的头以平军愤。面对这种人头游戏,善心读者会感到惊心动魄,但是曹操却表现得极为冷静,一切行为“谨按军法”。在权术家曹操眼里,杀王垕不过是宰了一只替罪羊而已,他明知道羊是无罪的,但必须“替罪”,这是执行军法的大局所需。所以他非常冷静地对王垕说“知汝无罪”但又要“借汝一物”。在这里,曹操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人性障碍,玩的是杀人消灾的血淋淋的权术,他没有任何犹豫,所谓“妇人之仁”和他是绝不相干的,一个全军的后勤将领的头颅,不过是游戏中的一枚小棋子而已。曹操和王垕的这一故事具有很高的象征意蕴,它揭示:在政治权术的游戏中,没有生命价值可言,也没有头颅价值可言,一切都服从权术所指向的目标。在一头是政治目标、一头是生命头颅的天平上,可以是一边等于零,一边则是一百。为了既定的权力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最卑鄙的手段。这也说明,当权术走向巅峰的时候,人的生命尊严就会走向谷底。

法术虽有明的一面,确实可称之为“明术”,但也有暗的一面。鲁迅在讲文坛“法术”时,说文坛中人除了直接给人诨名、恶名以坑人之名,“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曹操杀王垕用的是明术,杀祢衡则自己“并不露面”,让朋友“黄祖”(刘表的部属)去作“武器的批判”,借黄刀而杀祢。这一点,连荀彧也不明其诡计,曹操只好明说:“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何必再问。”(第二十三回)曹操知道祢衡是敢于直言的士人,自己动手消灭他,会失去天下士人之心,所以便施借刀杀人的诡计。果然祢衡很快就人头落地,难怪鲁迅要说“法术极利害,极致命”。鲁迅当年称法术为明术,今天我们则改称为阳谋。权术中的阴谋利害阳谋也利害,两者却可以置人于死命。

四、司马懿的阴阳术

刘备玩儒术,曹操玩法术,但三国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玩“阴阳术”的司马懿。阴阳文化也有原形与伪形之分,中国的阴阳家在战国时期是与儒、道、法并行的一大家,《汉家·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代表人物有邹衍等。阴阳家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均受水、火、木、金、土五种势力的支配,提出“五德终始”、“五德转移”说,用以说明历史乃是循环性的变化。阴阳说后来还形成阴阳五行之学,分正术(府)、典术(州)、训术。

但《三国演义》的阴阳术是阴阳文化的伪形,指的是政治斗争中的“阴阳脸”,用现代人的语言说,叫做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表里一套、背里一面,一身而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鲁迅在《三闲集·文坛的掌故》中说:“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笑啼俱伪,扮阴阳脸,耍两面派,在《三国演义》中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权术、心术。三国的结局,曹氏王朝的覆灭,其致命的一步是没有看穿司马懿的阴阳脸,中了司马氏的“阴阳术”。司马懿是个极为阴险的野心家与阴谋家,他出身望族,早就有取而代之、自坐江山的野心,但他却极善于伪装,而且装到几乎“入化”的境界。

论《三国演义》中的“枪” 篇6

一、“枪”的使用情况

冷兵器时代追求“一寸长, 一寸强”, 枪长度长, 使用灵活, 杀伤力强, 成为马上交战的常用兵器。《三国演义》中用枪的武将很多, 较有名的有赵云、张飞、马超、姜维、乐进、张郃、程普、孙策、太史慈等32人 ;所用之枪有单枪, 亦有双枪, 代表性的枪有以下四种 :

(一) 龙胆亮银枪 :赵云之枪即是此种。小说描写赵云时, 说他“左手青虹剑, 右手亮银枪, 胯下白龙马, 一身白盔白甲, 长坂坡单骑救主, 于二十万曹军中往返折杀, 所向披靡, 如此猛将乃常山赵云赵子龙是也!其枪全名曰 :龙胆亮银枪”。赵云征战之时手持此枪, 立下赫赫战功, 他的亮银枪也随之为人深记。

(二) 丈八蛇矛 :又名丈八点钢矛, 长一丈八。小说中张飞手执一杆丈八蛇矛, 纵横纱场, 转战南北, 在百万军中取敌首级, 犹如探囊取物。《三国演义》第一回载 :“张飞挺丈八长矛直出, 手起处, 刺中邓茂心窝, 翻身落马”。这一杆丈八蛇矛, 矛尖有如白蛇吐信, 重达五十多斤的矛身, 在千军万马中飞舞, 往往所向披靡。

(三) 虎头湛金枪 :枪身乃混铁精钢打造而成, 长一丈一尺三, 枪头为镏金虎头形, 虎口吞刃, 乃白金铸就, 锋锐无比。马超手持此枪, 驰骋疆场。“马超生的面如傅粉, 唇如抹朱, 腰细膀宽, 声雄力猛, 白袍银铠, 手执长枪, 立马阵前。”曹操见后, 也不禁连声赞叹。

(四) 破阵霸王枪 :枪长一丈三尺七寸, 重九九八十一斤, 由精钢、黄金混铸而成 ;枪锋锐利, 点到必死, 枪身巨重, 扫到必亡。孙策手枪此枪, 枪身金光闪闪, 英雄气质不可抵御。在小说前几回中, 孙策一杆霸王枪使得风生水起, 英勇非凡。十五回中, 他与太史慈鏖战 :“策一枪搠去, 亦闪过, 挟住枪 ;慈也一枪搠去, 策亦闪过, 挟住枪。两个用力一拖, 都滚下马来”。孙策凭此枪, 更是挟死一将, 喝死一将, 斩获“小霸王”之美称。

二、“枪”的作用

(一) 军事作用 :李筌《太白阴经》载 :“两军对阵时, 持枪刺敌 ;宿营结寨时, 树枪为营 ;涉渡河川时, 缚枪为筏”[1]P16。战争中, 枪可杀敌, 可结营, 可为筏。在《三国演义》中, 随处可见兵将们手持长枪, 或冲锋陷阵 ;或火速架桥。如五十八回云“西凉之兵, 尽使长枪”。枪对于行军打仗的重要程度不亚于粮草。而枪作为冲刺武器, 杀伤力强, 防御范围大, 在对阵之时有明显优势, 《三国演义》中众多名将都以枪为械, 原因即是如此。

(二) 文化作用 :三国时期是枪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事物绀珠》载 :“枪, 木杆金头, 始于黄帝, 扩于孔明。”[2]P200说的便是汉末诸葛亮遣人制造枪之事。诸葛亮给枪加上铁质枪头, 将枪长从两丈发展到两丈五, 大大促进了枪的实战功能。而《三国演义》中对众多“枪”的刻画, 一方面真实再现了当时枪械的使用情况, 另一方面, 也为后代文学在刻画枪时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三) 文学作用 :《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塑造非常成功, 其中, 兵器对人物形象塑造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兵器已经成了某种符号, 成为了人物性格的代名词。以赵云为例, 赵云“生得身高八尺, 浓眉大眼, 阔面重颐, 威风凛凛”, 手握银光闪闪、笔直挺拔之龙胆亮银枪, 可谓人枪合一, 雄姿英发, 对刻画赵云的英雄气质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赵云身经百战, 一杆亮银枪挑杀无数对手, “单骑救主”、“截江夺阿斗”、“以寡胜众”、“力斩五将”等英雄事迹举不胜举。枪已成为赵云人物形象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从枪的演变史看《三国演义》的成书

(一) 枪的演变史 :枪的前身是矛, 并由矛演化而来。矛是最古老的兵器之一, 攻击方式以突刺为主。远古时代, 先民将兽角或尖状石镞绑在木杆或竹竿上, 用来猎捕陆上野兽或水中鱼鳖, 这就是矛的雏形, 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兵器。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 (距今约7000——5300) 、山东省日照市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 (距今约4900——4000) 出土的木矛、石矛和骨矛可知, 当时的矛头大约长10厘米——20厘米, 阔1.4厘米——2厘米, 外形呈等腰三角形。

商代已出现青铜矛, 战国时则有了钢铁铸造的矛。冶铁技术的发展使铁制矛头出现加大加长的趋势, 并广泛用于战争之中。战国时期, 人们进一步掌握了块铁固态滲碳制钢的方法, 并用于研制兵器, 于是铁质的矛、戟和剑等兵器才较多地出现于战争场合[3]P42。如果说西汉军队中尚有少量青铜矛继续使用, 到汉武帝时已成了钢戟铁矛的天下。

西汉时期, “步兵用的矛称酋矛, 战车兵用的矛称夷矛, 分别是4.5米——5.4米, 但是2——3米应该是最普通的长度。”此时, 矛与枪本是同一种兵器,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汉末诸葛亮“以木制之”, 他创制的这种枪形兵器, “长丈二”, 约合现在290cm左右, 兵器头用铁制成。

隋唐时, 矛头的种类增多, 尺寸缩小, 并改称矛类兵器为枪。“枪头较矛头为短, 较矛更为节省金属而又更为适用, 它的重量不超过4两, 长度不超过6寸”。枪是一种在长柄上装有锐利尖头的兵械, 由三部分组成 :枪头、枪杆和枪缨。江百龙主编的《中国武术史略》中说 :“枪, 古代兵器之一, 武术长器械。由古代兵器矛演变而来。”习云太著的《中国武术史》认为 :“枪在古代称矛, 为纯粹刺兵。”吕光明著的《武术小词典》:“枪, 古兵器也, 中国武术长器械之一, 属于古代刺兵。由矛演变而来。”这几本武术专著都认为, 枪的形制由矛的形制因承而来并有着同样的功能。据《唐六典》记载, 唐军使用的枪有漆枪、木枪、白干枪、扑头枪等四种制式, 分别装备骑兵和步兵, 并用于军事训练。

到了宋代, 枪的种类更加丰富。《武经总要》中记载了18种形制各异的宋代枪, 关键在于枪头的变化, 如宽与窄、扁与阔、长与短、有无棱锋或有几棱、有无倒钩或有多少倒钩等, 如短刃枪、锥枪、短锥枪、抓枪、蒺藜枪、拐枪、双钩枪、单钩枪……此中的锥枪, 枪头之刃为四棱, 形如麦穗, 又称麦穗枪。

明清时期, 随着火器的运用, 枪的作用有所削弱, 但仍是军队中最为常用的长柄冷兵器。明军使用的枪有长枪、四角枪、箭形枪、龙刀枪等, 长枪的枪头长3寸——7寸, 重4两, 以竹或木为柄, 全枪长约1.2丈左右 ;铁钩枪的铁刃连钩长1尺, 便于配合挨 (盾) 牌进攻 ;龙刀枪有旁刃, 可砍可叉。清军八旗和绿营兵装备的枪有长枪、火焰枪、钩镰枪、双钩镰枪、虎牙枪、蛇镰枪、雁翎枪、十字镰枪、钉枪、矛型枪等。

(二)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罗贯中以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为蓝本, 并结合民间三国故事传说和戏曲、话本等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 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元末、平话、剧本、诗文等, 共冶一炉, 根据其感悟和喜好, 创作小说。

《三国演义》乃世代累积创作而成, 故鲁迅所说它“多经后人改易”, 此点亦可从小说中的“枪”窥见一斑。从枪的发展史可知, 汉末长枪的长度已缩至“长丈二”, 而张飞所用丈八蛇矛, 长度就与当时实际情况有所不符。同样, 孙策的霸王枪长一丈三尺七寸, 也与史实不符 ;枪的重量高达九九八十一斤, 也让人置疑这般沉重的枪究竟如何用来实战。汉代的枪以铁质为主, 孙策的霸王枪则由黄金、精钢混铸而成, 此点也史实不符。可见, 《三国演义》在创作过程中, 后世创作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小说中的枪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 而这些处理显然不是由某个单独的作家一人完成, 处理的过程即是“世代累积”。

摘要：《三国演义》中的枪种类众多, 代表性的有龙胆亮银枪、丈八蛇矛、虎头湛金枪、破阵霸王枪等。在小说中, 枪有其军事、文化、文学等不同功用。从枪的发展演变史可以看出, 小说在成过书过程中, 枪的形象已被后世文人进行过个人化处理, 《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之作。

关键词：三国演义,枪

注释

1[1]房立中.世界兵器博览词典[M].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0:16.

2[2]黄一正.事物绀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97.

从《三国演义》看职业成长 篇7

一、顺应天时

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 一心想复兴汉室, 桃园三结义得到两员大将——关羽、张飞, 三顾茅庐得到卧龙凤雏之一的卧龙——诸葛亮, 后来又得到凤雏——庞统, 不料汉室气数已尽, 无可挽回。不顺应天时, 仅因人力, 最终还是一场空, 改变不了汉室衰亡的结局, 只能改变汉室衰亡的过程。当下中国, 虽然人们感觉有颇多问题, 但放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算是政通人和。百姓大多致力于发家致富。我们处于这样的天时之下, 百业皆可能有发展生机, 百工皆有成长成才的机遇, 所以, 职场人士成长的大环境是好的。

二、依托平台

庞统被称为凤雏, 诸葛亮被称为卧龙, 时人称得到其中一人便可得天下。庞统最初无意仕途, 后来见诸葛亮出山后深得民众敬仰, 于是投奔东吴, 可是与孙权无缘, 最后投奔刘备。可见, 再大的人才, 必须依托一个优秀的平台, 一个优秀的团队, 才能发挥其才干。我们很多的学生都问我们对其创业的看法, 我们的观点是:刚毕业就创业无异于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放到外面三天, 如果不死就抱回来喂养。我们建议想创业的同学一定要先去公司工作, 积累经验且看出公司的缺点之后再创业。通俗一点说, 连马怎么跑都没见过, 直接骑马可行吗?连别人骑马过程中的优缺点都分辨不出来, 自己骑马就一定比别人更好地驾驭马吗?

三、善于研习

举一个例子, 司马懿。司马懿最初憎恨乱世, 不想做官, 是曹操偏把他拉出来, 不出来就杀, 可出来后又不受重用。但是, 司马懿有个长处, 曹操虽不用他, 但却给了他与朝中大臣共事并向曹操学习的机会。司马懿研究曹操, 后来比曹操还厉害。曹操死后, 司马懿长期跟诸葛亮对阵, 又兴致勃勃地研究诸葛亮, 结果, 司马懿既当了魏国的“诸葛亮”, 肩负军国重任, 又当了魏国的“曹操”:其后代司马昭、司马炎照本宣科地把曹操后代赶下帝位。

四、公事为大

刘备伐吴。因为牢记“桃园三结义”, 刘备报关羽被杀之仇的心很切, 忘记“联吴抗曹”的立国方略, 忘记了蜀国的整体利益, 忘记了魏国攻打的可能性, 亲率七十五万大军伐吴, 小胜之后遭受火烧七百里连营的惨败, 以至于留在白帝城不敢回成都。其实, 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平衡刘备报仇和蜀国国家利益的平衡点, 杀害关羽的潘璋被关兴所杀, 杀害张飞的张达、范疆被孙权所杀, 孙权上表向蜀国求和, 刘备如果接受孙权的求和, 会给刘备复兴汉室增加砝码。蔡瑁投降。蔡瑁的姐姐是荆州牧刘表的夫人, 育有刘表的次子刘琮, 蔡瑁一心追求私利, 在刘表病故后拥立刘琮为荆州之主, 并派人告诉曹操, 只要让刘琮继续做荆州之主, 刘琮愿投降。蔡瑁的投降不仅仅是丢了故土荆州, 而且给自己的姐姐蔡夫人、外甥刘琮带来了杀身之祸, 并最终连自己的命一并搭进去。因为曹操一旦将刘琮留下, 很多荆州旧臣因怀念刘表而拥立刘琮, 会形成对曹操不利的势力, 从而回归到之前的藩镇割据局面。

五、忠心现主

三国时代, 各路诸侯杀来杀去, 旗下将领投降在所难免。但不难发现, 难以投降的人投降之后往往得到重用, 轻易投降的人, 哪怕是因旧主无能而投降之人始终得不到重用甚至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蔡瑁主动投降, 曹操对其没有好感, 而大将文聘的投降迟到了, 曹操却对其很好。文聘说:身为人臣, 连故主的疆土都没能保全, 没脸见人。曹操心想, 文聘对刘表与刘琮很讲义气, 将来也会对自己很忠义。魏延原为荆州刘表部下, 跟随蔡瑁投降曹操, 赤壁之战后又投奔到长沙太守韩玄旗下。刘备取荆州之后命关羽来攻长沙。魏延杀掉韩玄将刘备等人迎进长沙。诸葛亮一见到魏延就喊人将他拿下, 甚至到临死前都密授机宜, 让马岱杀掉魏延。韩玄门下另一大将黄忠整日闭门谢客, 羞做降将, 结果刘备关羽来访, 跪请他共同为汉室的中兴而努力。

六、迎难而上

《三国演义》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人生。有一点很明显:有良好家业继承的人往往难禁风浪, 例如袁绍、曹爽;困难中崛起的人往往不简单, 例如曹操、司马懿。所以, 人的成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阶, 这个台阶是实 (下转第38页) (上接第29页) 的, 不是虚的, 这个人的德与能可以承受这个重担, 这个福份, 心理会比较踏实。

袁绍家族四世三公, 袁绍本人是渤海地方势力的领袖, 十八路诸侯结成讨伐董卓的盟军时, 袁绍由于显赫的家世和非凡的仪表被推为盟主。袁绍在任盟主时就显露出其短处:打胜了是他的功劳, 打输了就骂大家不尽心尽力。在官渡之战时, 该听的偏不听, 不该听的倒是全听进去了。曹爽是曹真的儿子, 曹真是魏明帝时的大都督。曹爽凭空当上了大将军, 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当曹爽与皇上出城打猎时, 司马懿起兵夺取京师兵权, 曹爽听后汗流浃背, 不知如何是好。曹爽名下的谋臣桓范从京师逃出来向其献策, 天子驾幸许都, 然后调集外地兵马讨伐司马懿, 曹爽犹豫不决, 此时, 司马懿命人带话, 只要曹爽交出兵权, 便可安全回府, 曹爽竟然信以为真, 结果曹爽全家被以谋反问斩。所以, 职场人如果家境比较好或者事业比较顺, 不妨适度悲观一点, 提醒一下自己的德与能是否能承受这个福, 是不是要谦虚谨慎一点。如果家境不太好或者事业不太顺, 不妨适度乐观一点, 提醒一下自己, 要迎难而上, 在应对困难的时候会砥砺自己的性格、修养, 提高自己的能力和人力资本价值。

七、砥砺品性

同样跟诸葛亮斗智斗勇, 同样谋略相比诸葛亮稍逊一筹, 司马懿比周瑜高在什么地方?就是品性。司马懿有一个好的品性, 就是好度量, 善忍耐。诸葛亮隆中对时就提出“联吴抗曹, 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 没有故意气周瑜, 周瑜却因为有超越诸葛亮的情结而被气死。反观司马懿, 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恩情, 六出祁山, 数次与司马懿对阵, 但司马懿连连吃亏之后坚持闭关不战, 诸葛亮故意气司马懿, 司马懿却连战都不战, 更不可能被气死。

曹操官渡之战能击败势力远大于自己的袁绍, 赤壁之战却完败于孙刘联军呢?品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官渡之战时, 曹操是哀兵, 但到赤壁之战时已经变成了骄兵。曹操在得到庞统所献连环计时, 觉得胜利在望, 喜形于色, 并召开盛大的歌舞宴会来鼓舞士气。宴会期间, 曹操以酒祭槊, 并笑刘备、诸葛亮以蝼蚁之力, 想要撼动泰山, 简直是愚蠢之极。

八、勇于施恩

虽然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很多忘恩负义的事情存在, 但不可否认, 也有很多知恩图报的事情存在。《三国演义》中向我们同时展示了这两者。吕布先杀义父丁原, 拜董卓为义父, 继而又杀义父董卓, 可谓忘恩负义的典型, 然其下场也颇为悲惨。诸葛亮六出祁山为的是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恩情, 关羽华容道放走曹操是报答曹操曾经的善待之恩, 关羽最终败走麦城,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不肯出兵相救。而刘封不出兵的根源在于关羽不待见他, 反对刘备立他为嗣子。

论《三国演义》中的刘禅 篇8

陈寿曾评论到,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 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 传曰‘素丝无常, 唯所染之’, 信矣哉!”作为以魏为正统的陈寿对刘禅的评论, 可谓深刻之极。刘禅的身上有着名君的影子, 只不过环境的影响毁了他, 使“阿斗”成了蠢笨弱智的代名词, 纵观刘禅的成长经历, 不难看出, 阿斗也有他的难言之隐, 暗弱的人生是有来由的。

一、幼逢战乱, 九死一生, 身心发育受到严重的创伤, 这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 阿斗的存在, 必然是蜀汉政权崩溃的结局。

古人有“龙种”一说, 可以想象得出, 刘禅这个“龙种”的素质先天不足, 与聪慧的曹丕相比, 这个蜀汉的接班人注定要处于下风, 同司马氏相比, 更是不可相提并论, 刘禅的存在是刘备集团的尴尬与无奈, 具有识才慧眼的刘备深知自己的宝贝儿子不是一块君王料, 便把诸葛先生和刘禅捆在了一起———魏文帝黄初四年“汉主病笃, 命丞相亮辅太子”“汉主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国, 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 辅之, 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与长板掷子同出一辙的手法, 把诸葛亮的全部身心托在刘禅身上, “竭股肱之力, 效忠贞之节”, 过度的关心使本就不善理政的刘禅更加荒淫, 看得出, 谋地征战胜人一筹的刘备军事集团在接班人培养的问题上欠明智。

二、缺乏竞争, 养尊处优, 没有积蓄应有的政治斗争经验, 这种不把继承人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的疏忽, 是刘备军事集团的失误。

令我们惊奇的是, 在蜀汉宫廷竟没有争斗的现象, 除了刘禅是唯一的接班人之外, 太子不议政就能算得上蜀汉宫室的盲点, 和才华横溢的丕、植相比, 刘禅并没有什么突出或值得称道的地方, 缺乏竞争, 会使人的头脑迟钝, 不会创造, 不知道积累, 养尊处优会使一个人的意志受到销蚀, 这些恐怕是刘玄德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挺枪跃马打天下是大事, 如何才能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同样是一等大事, 假使刘禅深得诸葛亮、刘备的调教, 即使不能有出类拔萃之能, 也不至于有临危大乱的窘态出现, 建兴元年秋八月, 魏调五路大兵, 来取西川, 诸葛亮于府中思考退兵之计一日未朝, 后主便大惊而惶惶, 缺乏一个君主应该具备的处变不惊的优良品质。显然, 刘禅的治国政治经验极其贫乏, 一方面是蜀汉集团的培养不利;一方面是诸葛亮爱后主过甚, 不敢放手让其治国所致, 出现了“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 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的奇怪现象。

三、呵护超常, 人闲忘志, 在不间断的照顾下只能导致无所事事, 缺乏责任心, 作为人杰的刘备, 家庭教育是失败的教育。

刘禅本身的自我修养极为懒怠, 缺乏应有的明辨是非的能力, 魏文帝曹丕鉴于东汉教训, 严禁宦官, 外戚干预朝政, 并把同姓王派往边远之区, 不给实权, 如同“匹夫”。这些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显然, 丕善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政务, 具有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 而这些恰恰是刘禅所不具备的, 犹如一个长期约束的守财者, 一旦外力失去, 便会疯狂的散尽家财而不计后果, 这种不成熟的表现使得贤臣远, 小人近, 《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五回“诏班师后主信谗”一节写得淋漓尽致, 充分说明了刘禅的不学无术。

魏文帝咸熙元年, “晋王与禅宴, 为之作故蜀技, 旁人皆为之感怆, 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 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 不能辅久全, 况姜维乎。”其实晋王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就是因为诸葛亮的鼎力相助、操心劳神, 才把刘禅养得无心理朝, 脑满肠肥, 只知享乐偷生, 其节气远不如其子北地王刘湛, 为天下人笑。

四、无所事事, 难得糊涂, 一应国家大事, 皆由辅臣决断, 虽为昏君, 不失为诚实之民。

出乎孔明丞相的预料, 后主的心境平和得出奇, 偏安一隅的心理越来越强烈, 无奈只得一次次“逆天命而行之”, 蜀汉建兴四年夏, 曹丕薨, 时年四十岁。曹睿中蜀汉离间计, “将司马懿削职回乡, 命曹休总督雍、凉军马。”孔明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到来, 但后主却胸无大计, 在览毕孔明《出师表》之后, 宛然劝说丞相“相父南征, 远涉艰难, 方始回都, 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 恐劳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 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 可无内顾之忧, 不就此时讨贼, 恢复中原, 更待何日?” (3) 诸葛孔明坚定的意志与后主懦弱形成鲜明的对比, 之所以后主会有此表现, 一半缘由孔明的呵护而致。

魏、蜀、吴三分之后, 曹丕、刘禅、孙皓作为继承人, 以各自的特点维系着政权, 或驱使, 或坐享其成, 唯有刘禅, 既无治邦之能, 又无安国之志, 以其独有的执政方式凸显于天下, 凭借着天府粮仓, 大力发展农业, 不断采取闭关息民的政策, 这也同刘禅的天性有着直接关系, 才得以在孔明丞相竭力辅佐之下维持政权, 与魏主曹丕相比, 其只能是昏君, 但相比于吴主孙皓, 其堪称仁君:承父志爱护治国之士, 凭天性体恤百姓。降晋后不似李煜等人心存不甘, 得以安享余生。

可见, 逆境出人才, 顺境有庸才, 刘禅现象能给予我们以启示:人只有不断地锻炼才能增长才智, 若企盼子女有所成就, 不能简单地帮助, 而应该在扶持的基础上教会他自己走路。

若如此, 怎能有“此间乐, 不思蜀也”的悲剧。

摘要：多少年来, 一提起阿斗之名, 便会和弱智联系到一起, 实际上做为刘禅, 也有他的无奈, 除去其本身素质低下之外, 外部教育不力是其无所成就的重要因素。既然是唯一的继承人, 刘禅之父玄德就应让其担负起储君的责任, 多让其参与政务、军务, 遗憾的是刘备军事集团并没有这么去做, 而是一味地扶持, 任其走向庸君的极点。

3G时代的智能手机“三国演义” 篇9

8 月28日, 中国联通和苹果公司联合宣布, 在华推出i Phone手机, 上市时间为今年第四季度。

8 月31日, 中国移动发布其自主研发的智能手机OPhone操作系统平台及在此基础上开发的OPhone手机。目前, 已有联想、戴尔、LG、多普达、海信等20多家厂商在研发OPhone手机。

在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即将推出自己的终端杀手锏时, 中国电信也不示弱。据悉, 中国电信仍在与总部位于加拿大的RIM公司讨论在中国推出黑莓产品的相关事宜, 希望能尽快达成协议, 以应对i Phone和OPhone的挑战。

读《三国演义》有感 篇10

它让我了解了三国历史之风采、空城计之巧妙、战场之雄浑、军师谋士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重要，更让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今天，我就说说从军师谋士身上明白的道理吧。

一说到军师谋士，大家一定会想起蜀国大名鼎鼎的军师诸葛亮吧！

“人有所长就必有所短。”这是我从诸葛亮身上悟出的道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别看如此伟人，诸葛亮也有短处和“致命伤”。他虽然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百战百胜的智慧，有稳定军心与民心的宽容，有临危不乱的冷静，却不知如何获得人才。他对人才的选用都过于严格，除了姜维几乎无人让他真心满意。人才可是培养出来的，可他不，他非要“现成”的。由此可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因为这缺点，诸葛亮不知浪费了多少人才！要不蜀国为什么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呢？

连诸葛亮都会有缺点，我们怎么会没有缺点？

伸出手，五指有长有短。人就像一只手，有长处也有短处。但是，短处可以弥补，长处可以发扬，所以我们要不断定下目标，战胜自我。

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在，必须不断进取，弥补自身的不足，这就是我看完《三国演义》的感想：不进步的人，只有失败；不进步的国家，只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