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时间如同白马过隙，我们总是在和过去告别，在新的征程中我们要做好计划，那么该如何书写计划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提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首先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人口控制(非计划生育)。但当时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实行，中国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响。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认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1962年，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经国务院批准，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鑫荣兼任该委员会的主任。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和人口低谷时期过去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

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年7月，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严重压力以及“文革”中政府机构大多处于瘫痪状态的客观形势，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吴桂贤、陈慕华曾先后兼任该领导小组的组长。而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机构，依然由卫生部代管。

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发表讲话，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序列，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陈慕华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做政治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再对计划生育问题做出阐释：“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外有些人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2000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地方条例的修订实施，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的阶段。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各级人口计生部门也顺利实现了更名，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 (本文来源：网易 )

第二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

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使许多家庭要求减轻多子女的拖累，缓和多子女同父母亲的学习、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同时城市人民群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节育的人也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会后由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刘少奇在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注《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48页。)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学者，也先后提出过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六月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先后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张，发表了“新人口论”。他根据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客观地估量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轻工业原料生产、粮食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当时有关人口政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节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开展起来。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不久斗争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把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及其他学者主张节制生育的观点与马尔萨斯主义等同看待，展开了批判，指责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是见口不见手的“人口论”。这种“左”倾的人口观点，不讲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片面宣扬所谓“人手论”。“人多好”的观点一时统治了人口理论界。这种错误的观点，严重影响了人口政策，放纵了人口的盲目增长。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间，全国共增加人口10500万，年平均递增率达22.4‟。每年约出生2000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达到6，人口出生率达30‟以上。这是新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时期。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这是计划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随即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时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达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达43.37‟。人口这种盲目高速增长，再度引起国家的关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报》(计划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决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几个方面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如：加强群众运动;加强技术指导;积极组织避孕药

具的科学研制和供应;有关部门适当修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许多大中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初步开展起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是全国总人口达到69458万多人。人口基数的增大使国家进一步重视了计划生育工作，认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对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和适当安排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一九六五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药并免费发放，提高节育技术，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计划生育与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劳动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长目标。当时普遍宣传的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计划生育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种**对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期间，虽然国家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许多群众根据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受冲击，各项正确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坏，从总体上看，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局面，这导致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人口增长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的速度很快，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国人口年平均递增率达26‟，总和生育率为5.91，九年共净增加人口17000万，这是新中国第二个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阶段，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时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人口出生率开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当时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为最理想的计划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为了便利群众节育，全国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

这一时期，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实政策措施上，有了新进展，后期人口理论工作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规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法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调整和充实了各级计划生育工作组织，配备了专业干部，总结了历年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进一步加强了计划生育科研机构和技术队伍，加强了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

政府提出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提出加强社会保险，做好妇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巩固计划生育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开始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全国和一些地方相继举办人口理论学习班和研讨会，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思想和理论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这个时期，虽然各项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规化方面毕竟有所前进，特别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日益明显，城乡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自觉地接受了计划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总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1岁上升到21.56岁。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计划生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对于如何解决自己的人口问题，经过了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和认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就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说，这一时期明确了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肯定和推行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提出中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同时，提出了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为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国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上、理论上阐述了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坚定决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规定了青年的最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新婚姻法还对优生优育问题作了规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宪法中还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领导和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规定：“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家同时还提出，把计划生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内容，人口发展计划列入社会长远发展规划，并开展人口发展趋势预报工作;

在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领域对内、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情况后，强调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放宽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但要坚决堵住大口子，即严禁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确规定。在执行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人口构成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具体要求上，农村比城市宽，边远、人口稀少地区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宽，少数民族比汉族宽。有特殊情况的，如双方为独生子女结婚的、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的、夫妇为归国华

侨的、农村中确有实际困难并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妇，都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生育政策的这种调整，有利于计划生育制度趋于完善。

两年多来，各地本着计划生育工作服务于、服从于四化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关于“开小口子”，有如下几种情况：规定若干条可以生二胎;照顾独生子女户再生一个，间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时开放二胎;按经济地理条件规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间隔;少数民族和华侨执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实践证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生育政策要缓和渐变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合情合理，群众拥护。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稳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2.5‟左右，总和生育率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来计算，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约2亿多个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这一事实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一个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关键在于对计划生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要坚定不移地把它当作长期战略任务来对待，并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行政的、经济的、立法的综合措施来促其实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婚育年龄期，人口出生率的继续降低会遇到更大困难，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就会回升。针对这种情况，应该认真总结过去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

第三篇：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

【摘要】：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呈现出较以往更为复杂的局面,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失衡等。与此相应,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最初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逐步转移到如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上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尤其在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逐步成为合理引导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一项重要机制,并已被实践证明是更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方法。正因如此,深入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全面系统认识计划生育相关理论并不断充实其内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补偿机制与导向机制两个视角,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系统梳理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时空发展历程。其次,深入分析了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等四个方面的影响作用。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思路和建议。本文重点对旨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及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研究发现：(1)现行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利益导

向政策对引导群众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辅助作用,即在目前影响各省区稳定现行低生育水平的综合因素中,利益导向政策仅能起到“不让计划生育家庭不满意”、“使违反计划生育家庭有所顾忌”的作用,其自身的激励功效小于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同以往人们所预期的并不一致,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影响并未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低下的地区其效应表现得越显著的现象。(2)现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力度尚不能与环境、食品因素的影响相比,加之近年来出生缺陷的检测更为精细,使得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而且,由于我国很多地区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际用途发生了改变,导致目前这一方面的利益导向政策对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很微弱。(3)对“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地区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初步形成了有利于女孩成长、成才的社会环境,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现有的奖励扶助政策,还需加强完善婚嫁习俗、养老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等社会和经济制度。(4)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补偿性功能已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这一点已得到各界的共识。但是,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可知,不应不加区别地继续强化各类计划生育补偿功能,而需加强对重度残疾独生子女与计划生育手术严重并发症、后遗症患者及其家庭的补偿力度;同时也要注意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对未来符合法律法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家庭生育数量的误导。(5)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对现有相关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的分析表明,基于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孩子成

本-效益理论、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对我国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解释力较有限。【关键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人口数量出生人口素质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困难家庭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C924.21 【目录】：摘要6-8ABSTRACT8-17第一章导论17-331.1问题的提出18-251.2相关概念辨析25-291.3研究思路与研究主题29-311.4研究方法与创新31-33第二章文献回顾33-572.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研究回顾33-482.1.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出台动机34-352.1.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内涵和功能35-372.1.3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道义评价37-392.1.4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效果39-422.1.5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存在的问题42-462.1.6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建议46-482.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理论基础48-552.2.1西方相关理论研究48-512.2.2国内相关理论研究51-552.3文献研究简评55-57第三章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历程57-773.1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57-693.1.1意愿生育子女数量58-673.1.2意愿生育子女性别67-693.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演变69-753.3小结75-77第四章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77-1334.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77-814.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81-1034.2.1节育手术费减免81-834.2.2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退休奖励83-854.2.3独生子女就学就业优先优惠85-874.2.4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经济扶持87-934.2.5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93-964.2.6参加社会保障优先优惠96-1014.2.7经济处罚及行政党纪处分101-1034.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影响103-1314.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03-1074.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的定量分析107-1234.3.3不同类型地区的利益导向政策与计划生育工作效果的交互分析123-1314.4小结131-133第五章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利益导向政策133-1485.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134-1355.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35-1415.2.1独生子女保健费(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135-1375.2.2独生子女保险137-1385.2.3免费孕前优生检测138-1405.2.4生育保险140-1415.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人口素质的影响141-1475.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人口素质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41-1435.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出生人口素质的影响143-1465.3.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146-1475.4小结147-148第六章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利益导向政策148-1756.1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演变过程149-1556.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55-1596.2.1计划生育纯女户家庭给予奖励优惠政策的试点156-1576.2.2全面实施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利益导向政策157-1596.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影响159-1746.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出

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60-1636.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逻辑分析163-1656.3.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四个”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县为例165-1746.4小结174-175第七章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175-1937.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175-1777.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77-1837.2.1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及后遗症患者帮扶177-1797.2.2独生子女不幸伤残或死亡家庭特别扶助179-1827.2.3计划生育公益金182-1837.3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的影响183-1927.3.1普惠型福祉制度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83-1847.3.2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影响的效果分析184-1907.3.3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的理论探讨190-1927.4小结192-193第八章结论与前景展望193-2048.1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193-2028.2研究不足及未来走向202-204附录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相关的重要官方文件204-208参考文献208-219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219-220后记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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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应该放弃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么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三十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成就巨大，中国妇女由原来平均生6个孩子降到目前略低于2个，这一成就举世瞩目。这一成就为我国快速发展创造机遇期，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出现，改善甚至放弃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放开二胎”问题，成为舆论的热点。《三湘都市报》刊登了《挡不住的生子冲动，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的文章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到底是需要猛回头，还是慢慢游?放开派认为，要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避免造成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下降。坚持派则认为，一胎制应至少再坚持三十年。我想对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呢?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也并非必然现象。那时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等体制方面存在问题，制约了经济发展。尤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济发展几乎停止，人家快速前进，我们原地踏步，导致中国经济跟世界的差距愈来愈大，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无法改变。因此，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起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养儿防老仍然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多子多福希望多生几个儿子以便更好地防老，仍然是生活的真谛。这时既没有了战争饥荒和疾病来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人们又不能自觉地调控人口出生率，于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只有靠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当时，我国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比第二个人口高峰的育龄人群多一倍，如果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生育量将比第二个人口高峰多得多，人口增长的速度将快得多，到上世纪末人口总数就会高达15亿，甚至更多。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更会埋怨我们，犹如我们现在检讨上世纪50、60年代没有适当控制人口给今天造成的被动局面一样。所以从控制人口的角度来说我国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是明智的，否则今天我国人口比现在多三到四亿，光是粮食、就业、住房就是更大的难题，就未必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但是硬性强调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真的好么?

第一， 达三十年的一胎化，中国人口结构已经趋于老龄化。随着教育水平和

生活成本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农村父母已经自己选择而不是靠强制限制实现了一胎化甚至无子化，大部分适婚人口的结婚生育年龄已自动推后，以前定的晚婚时间已经变为实际上的早婚时间。

第二， 长期控制人口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人口比例失调等问题将产

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第三， 过去的人口政策在农村实行的效果很差，农民多胎生育比比皆是;而

文化层次高和经济收入高的人群生育则很少。有些学者指出这是逆淘汰，不利于国民素质提高。

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和资源相互之间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会变。但是同时国家也应该考虑放宽人口政策，允许公民生二胎，但要禁止三胎，以促进我们的经济更加和谐健康发展。

第五篇：营养政策--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营养政策(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一、前言

(一)食物与营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食品生产以及人群的营养与健康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1992年全国营养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人均热能日摄入量2328千卡，蛋白质68克，脂肪58克，已达到基本满足人体营养的需要。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群营养知识的不足，致使我国居民中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营养不良问题。

国家统计局1992年进行的中国儿童情况抽样调查表明，我国5岁儿童体重不足检出率为10%-20%，生长迟缓检出率平均为35%，个别贫困地区高达50%以上，即全国约有2160万儿童体重不足和4200万儿童生长迟缓。另外，儿童中因铁、碘、维生素A、D缺乏等造成的营养性疾病也较多。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儿童的健康和智力的发育，甚至导致儿童死亡率的升高，进而将会影响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营养过剩或不平衡所致的慢性疾病增多，并且成为使人类丧失劳动能力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天约有15000余人死于慢性病，已占全部死亡的70%以上，而且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

(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膳食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需要不断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对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项调查表明，1992年城乡人均谷类和薯类消费与1982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0.9%和49.4%，而肉、蛋、奶和水产品的消费分别增加了81.1%、200%、323%和97.4%，这种对动物性食品需求的显著增长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和发展。目前，我国城乡食物消费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时期。这为调整和引导食物生产和消费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制定合理的营养政策，科学调整食物结构，不仅能有效地控制慢性病的发生，而且能正确地引导我国的食物生产，促进我国居民尽快形成合理的食物消费习惯，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三)1992年12月在罗马召开的全球性部长级营养会议通过了《世界营养宣言》和《世界营养行动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159个国家的代表作出承诺，要尽一切努力在2000年以前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要实现这一目标，尽快改善我国居民的营养状况，特制定《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二、目标

(四)总目标。通过保障食物供给，落实适宜的干预措施，减少饥饿和食物供给 ，落实适宜的干预措施，减少饥饿的食物不足，降低热能--蛋白质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预防、控制和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症;通过正确引导食物消费，优化膳食模式，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全面改善居民的营养状况，预防与营养有关的慢性病。

(五)具体目标。

1、全国人均热能日供给量2600千卡，蛋白质72克，脂肪72克。贫困地区人均热能日供给量2600千卡，蛋白质67克，脂肪51克。

2、孕妇和儿童的缺铁性贫血患病率较1990年降低1/3。

3、提高4-6月以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到2000年，使母乳喂养率以省为单位达到80%。

4、5岁以下儿童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患病率较1990年降低50%。

5、基本消除5岁以下儿童维生素A缺乏病。

6、到2000年，全国消除碘缺乏病。

7、减缓与膳食有关的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的趋势。

8、2000年全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目标： 农产品名称 产量(百万吨) 粮食(含大豆) 490-500 大豆 17.8 肉类 68 禽蛋类 22 奶类 8 水产品 40 油料 25 糖料 90-110 蔬菜 260 水果 62

9、加工食品在食品中的比重由现在的30%提高到40%。

10、增加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富含微量营养素的粮食加工品和营养强化食品。

11、全民食盐加碘。

三、方针与政策

(六)将提高居民的营养水平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力、技术和物质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为实现国家目标打好基础。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营养改善工作，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力求实现：减少贫困和消除致贫原因;增加食物的供应量及实现消费量，特别是婴幼儿食品消费量;提高医疗保健服务质量;增加生产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

(七)加强部门间的合作。计划、财政、农业、轻工、贸易、卫生、教育、技术监督、工商管理、统计、盐业等部门要密切协作，以确保计划的实施、监测和评估。

(八)进一步加强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以科学引导生产，因地制宜，不断扩大农作物品种，提高产量和质量。在保证市场需求的同时，实施相应的食物生产结构调整政策，大力发展草食家禽，加快发展禽、蛋、奶、牛羊肉的生产、加工，继续提高水产养殖和淡水产品比重，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发食物新资源。

(九)实行引导消费和鼓励生产相结合的政策，从调整食物生产结构入手，促进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同时引导城乡居民适度消费，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和膳食营养结构配套协调。

(十)重点解决贫困地区的营养改善问题。在坚持从经济开发入手开展扶贫工作的同时，重视健康及营养问题并将之纳入扶贫计划。在营养改善行动中，应特别注重改善儿童、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及低收入人群的营养状况。

(十一)继续推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保持人口、环境与食物供给的平衡。

(十二)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等与营养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强预防保健工作，努力降低食源与水源性疾病的发病率。

(十三)加强对粮食、肉类、水果、蔬菜等食品流通渠道的管理，提高食品保鲜质量，建立合理的流通体系。

(十四)加强对食物生产、食品流通、食品工业、营养与健康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及研究机构和科技队伍的建设，同时加强对各类人员的营养知识培训，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

(十五)加强营养科研事业的建设，特别是营养基础科学研究的建设，重点扶持一批营养和食品工业与流通研究所，增强其开展基础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大力推广研究成果和促进技术转让。

(十六)加强信息工作，促进营养知识尤其是母乳喂养、科学育儿、膳食平衡等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十七)有计划地加强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参与活动。

四、策略与措施

(十八)将营养目标纳入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计划。

1、将有关营养政策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财政部门应视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2、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计划要体现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营养目标和措施。

3、各地要依据本计划并结合有关部分的工作计划，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营养改善行动计划，将营养目标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十九)加强有关营养与食品卫生工作的法制建设。

1、认真实施《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

2、制定《特殊营养食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

3、制定《营养标签管理方法》。

4、制定与营养和公共营养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

5、制定《婴幼儿食品管理办法》。

6、制定《儿童营养不良防治方案》。

7、进一步完善食品卫生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到2000年，使我国食品卫生法规接近国际标准。

(二十)增加食物生产及改善家庭食物供应。

1、农业部门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质量的同时，加快发展耗粮少，转化率高的畜、禽和水产品的养殖。到2000年，猪肉量占肉类总量的比重为67%，禽类和牛羊肉的比重分别为19%和12%，水产品人工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从目前的56%上升到60%以上。大力发展豆类产品的生产，并开辟其他增加蛋白质资源的途径。积极促进绿色食品生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2、进一步完善国家粮食及农副产品两级储备体系，重点扶持商品粮等生产基地。加强国家对粮、肉、蛋、奶、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的宏观调控，稳定市场，保障低收入人群及遭受自然灾害地区人群的基本食物供给。

3、积极发展食品加工业，使加工食品在膳食中的比重由目前的30%上升到40%左右。

4、不断改进保鲜和保藏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食物在加工、运输、销售和贮藏中的营养损耗。到2000年，使粮储技术及鲜肉、鲜菜等储运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扶贫政策，鼓励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家扶持下，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合理安排家庭食物生产与消费，解决食物供给。

6、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推广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提高农、牧、渔业产品的产量，丰富家庭食物的品种，提高膳食质量，继续搞好菜篮子工程，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

7、调整酒类产品结构，实现粮食酒向果类酒转变，蒸馏酒向发酵酒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在适度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大力节约酿酒用粮。

(二十一)提高食品和饮用水质量，预防传染性疾病。

1、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依法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的活动，逐步扩大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到2000年，餐饮业(街头食品除外)餐具消毒合格率达到90%。

2、完善各类食品生产卫生规范的制定工作并在主要食品行业全面推行。建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质量控制与管理体系，在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推广使用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的方法。对肉类食品生产、贮藏、运输和销售的卫生管理与冷链化程度的提高要予以特别重视。到2000年，城市肉类食品冷链化程度达到80%。

3、加强对食品餐饮业和食品生产企业的管理，逐步建立并实行营养师(士)制度。

4、加强对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检验人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和检验人员的培训，做到合格上岗。

5、加强对街头食品和卫生合格率较低食品的卫生管理与监督，大幅度降低食物中毒与食源性疾病发病率。到2000年，使食品卫生总合格率达到88%。

6、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减少农药使用量，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与监督，做好农药使用技术培训，降低农作物中的农药残留量。

7、加强化学品管理，防止或减少有毒化学品对食物的污染。

8、搞好环境卫生，进一步加快农村改水步伐，保护水源，减少城乡生活饮用水污染，降低水源性传染病的发生。

9、降低腹泻病死亡率，使80%的腹泻病患者能得到口服补液治疗。

(二十二)提倡母乳喂养，改善儿童营养。

1、由卫生部门编制母乳喂养、辅助食品添加及婴幼儿科学喂养等方面的培训教材和健康教育材料，对卫生保健人员进行培训并通过他们对社会和婴幼儿家长进行健康教育。

2、推进爱婴医院计划，在所有医院的产科和家庭接生中推行母乳喂养。

3、提倡科学的家庭化辅助食品的制作，防治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和缺铁性贫血。

4、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学生营养午餐。

5、食品工业部门要加强对断奶食品、儿童营养食品、强化食品及学生食品的开发和生产，卫生部门要加强对这些食品的卫生监督和对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自制食品的监督指导。

(二十三)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1、卫生部门要针对人群微量营养素缺乏情况，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和建议。

2、制定微量营养素缺乏病防治规划。

3、落实全民食盐加碘措施。

4、食品工业生产和加工部门要适应广大消费者需求，发展具有优势的营养强化食品和粮食加工品。居民家庭菜园应大力提倡种植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蔬菜。

5、对3岁以下儿童实施补充维生素A的干预措施，由卫生部门在试点基础上扩大实施范围。

6、加强防治儿童佝偻病。

(二十四)保护处于困难条件下的人群。

1、采取有效行动，保障遭受自然灾害人群的食物供应。

2、对老年人营养予以足够重视。供应营养丰富的膳食并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健康状态人群的需要，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降低营养缺乏性疾病的发生。

3、有关部门制定帮助残疾人改善营养的计划。

(二十五)加强营养人才培训及营养教育。

1、加速培训营养人才，在办好正规的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有关营养类专业教育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发展营养学教育，逐步在农业、轻工、商业、粮食等院校开设有关营养科学课。

2、加强培训在职营养专业人员，制定培训计划和作出相应的规定，使营养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

3、有计划地对从事农业、商业、粮食、轻工、计划等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营养知识培训。

4、将营养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教学计划要安排一定课时的营养知识教育，使学生懂得平衡膳食的原则，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

5、将营养工作内容纳入到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提高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营养知识水平，并通过他们指导居民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食物资源改善营养状况。

6、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营养宣传教育活动，推荐合理的膳食模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纠正不良饮食习惯。

(二十六)评估、分析和监测。

1、在现有卫生防疫机构内，设立营养监测系统和营养监测与信息中心，所需人员内部 调剂解决，完善营养调查和评估制度，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2、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将营养指标纳入本地区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体系。

3、卫生部和国家统计局在做好年度监测的同时，每5年和10年分别组织一次全国中等规模的营养抽样调查和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或普查。

五、组织与领导

(二十七)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轻工总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协同组织实施本计划。卫生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二十八)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信息、建议，供有关方面实施本计划参考。

(二十九)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当地的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三十)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工作计划并检查执行效果。

(三十一)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有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将国际营养大会的后续行动与我国目前正在执行的有关项目相结合，争取国际上的技术和经济援助。 http://:80 政策法规 2005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