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论文

摘要:烟台市是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带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更好地服务胶东半岛城市群、山东省“一体两翼”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本文从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一般状况出发,研究分析了烟台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和金融支持情况,并对其可持续发展提出具体对策和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论文 篇1：

论海洋灾害的适应:从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展开

摘要：海洋灾害的适应必需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统筹的法制规制与促进具体适应行动的展开，构成海洋灾害适应的完整路径。统筹的法制是适应的保障，承灾体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手段，将个体和群体的适应能力提升主导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关键。为此，应在海洋灾害防灾社区建设框架内实施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在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统筹之中落实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在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合作模式整合基础上强化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

关键词：海洋灾害；适应；脆弱性；适应能力

安全、环保、资源的法制统筹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明显上升。已成为制约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法制统筹角度审视我国现行海洋灾害的法制应对体系，探寻有效的灾害应对之道，倍显迫切和必需。

一、海洋灾害的有效应对呼唤法制统筹

任何灾害系统的构成，都有三项基本要素：致灾因子、承灾体、灾害损失。海洋灾害的致灾因子又称“海洋灾变”，即海洋水体、海洋生物和海洋自然环境发生的异常或激烈变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灾害学研究脆弱性范式之兴起，人们普遍认识到：尽管海洋灾害中的赤潮、浒苔、海水入侵、土壤盐溃化、成潮入侵等基本属于环境灾害，而风暴潮、风暴海浪、海冰、海啸等主要属于海上自然灾害，但是，人类活动正构成自然变异的外因，任何海洋自然环境的变异总是自然和人类活动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海洋灾害承灾体指直接受到灾变影响或损害的人员及其活动所在的社会与各种资源的集合，包括海上以及近海地区的人身和财产、经济活动以及各种建筑物和自然资源。当海洋灾变达到一定强度使承灾体因其脆弱性而无法承受时，灾变演化为灾害最终以承灾体的毁损显示出来。承灾体的毁损——灾情反过来又将影响致灾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从而削弱或加剧灾变，如此联系和互馈，构成海洋灾害系统。

依据海洋灾害系统的构成，人类有效应对海洋灾害包括以下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1)限制调整人类作用于海洋环境的行为，尽可能防止灾变的发生；(2)改善海洋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从而提高对海洋灾变的抵抗力，减少灾变演化为灾害的可能性；(3)针对已然发生的灾害进行救济以及灾后恢复与重建。然而，无论是由监测系统、信息系统、基础理论研究与灾害预报、防灾系统、抗灾系统、救灾系统、救援系统等7部分组成的减轻自然灾害系统工程，还是灾害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重建、保险、立法一教育、规划一指挥等10个子系统构成的综合减灾系统，明显只包括上述第二、三方面。同样，《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我国包括灾害在内的“突发事件”应对基本法律，第2章“预防与应急”下包括的仅是应急预案的制定、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教育、灾害保险等内容。目前我国还没有应对海洋灾害的专门法律法规，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洋环境预报与海洋灾害预报警报发布管理规定》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现行海洋灾害应对法制体系。其中，除《关于加强海洋赤潮预防控制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大海洋环境整治力度、控制赤潮的发生和发展”外，基本没有防止海洋灾变的规定。

人类作用于海洋环境的行为，包括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污染，学界通常认为属于环境立法控制的对象。灾害应对法制的“紧急”性及其对安全价值的优先追求，的确不同于环境保护法。但是，倘若将两者的界分绝对化，环境保护缺乏灾害意识必然导致环境保护的削弱、制约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无数次证明，正是灾难性环境问题(环境灾害)促使环境法的变革和发展。反过来，灾害应对法制欠缺生态环境保护观，灾害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即蕴灾环境，必然直接导致灾害应对的“片面化”，严重影响灾害应对的实效。显然，因应当今海洋环境、生态、灾害和资源四大问题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现实，统筹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海洋灾害应对法制，是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更是有效应对海洋灾害的必然要求。

二、法制统筹体现海洋灾害适应的核心含义

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即在海洋环境资源保护法制中填补灾害防治观念，在海洋灾害应对法制中补强灾害系统应对意识，从而在立法目的上兼融、法律原则上相通，在具体制度上相互支撑、互相促进。这种“调整以适合外界条件变化”，显然就是“适应”的通常表述。

适应有生物适应和文化适应之分。生物适应反映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不定向变异的自然选择就是生物适应的机制。当然，生物适应就如鲍尔弗所说：“适者生存”，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退化。因为如果认为适应的进化创造了更高级的生物类型，人们就必须接受高级与低级、好与坏的绝对判断。因而，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在于较好地解释了作为事实的存在，支撑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伟大的“存在之链”假设。事实上，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已意识到自然选择以及性选择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就人来说，在一个很早的时期里，当人刚刚够上人的身份或人的称谓时，生活情况对性选择在许多方面要比后来的一些时代更为有利得多”。卡尔·波普尔在此基础上，清楚地指出：自然界物种进化的重要转折就是意识状态的突现，随着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的区分，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意识经验的世界。所以，人类作为自然界唯独拥有意识能力的生物，有着生物适应的本能，但根本上表现为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意味着对存在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观念意识、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社会关系，以及所处的物质环境等等做出调整改变，以适合外在变化、满足内在需求的方法与过程的总称，包括观念适应、制度适应、技术适应、工程适应等方面。

海洋灾害的适应是文化的适应，是人类通过制度、技术、工程的调整，主动适合海洋灾变。基于适合，人类能与灾变共生共存，灾变无以演变为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破坏力量，达到从“源头”有效应对灾害的效果。而因为海洋及海洋灾害的整体性、公共性，海洋灾害的适应必需法律制度的规制和保障，制度的适应成为其核心内涵。并且，海洋灾害的适应适应的是海洋灾变。相对于实现的灾害，灾变是可能的损失，是一种灾害的风险。相比于其他类型风险，海洋灾害风险具有更强的整体性、更广泛的因果关系链条性。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海洋灾害风险的这些特征，灾害系统的研究成为当今灾害学研究的共识，并得以揭示成灾的生态环境、社会与经济多重复合因素。因而，海洋灾害的制度适应必然要求统筹的制度适应。反过来，唯有制度的统筹才体现海洋灾害的制度适应意义。

同时，“风险”在20世纪50、60年代后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范畴，基本含义即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人类对外在自然界的未知，更源于人类作用于外在自然界科学技术、实践活动本身。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乌尔里

希·贝克指出：对于主要由人类实践活动带来的风险，尽管“人们为(风险的控制)着实付出了一些时间和努力”，但是，“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确定性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以惯常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现代性风险或破坏力量是一种错误的，同时又是使这些风险或破坏力量有效合法化的方法”。显然，当今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以制度的调整与创新去适应风险，必须要避免陷入“制度一风险”的循环。所以，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要体现海洋灾害适应的核心含义，调整与创新的制度体系还必须具有开放、包容的框架，能够自我修正、自我补充达到“自我适应”。有着“制度主义倾向”的风险社会理论主张理性的第二次启蒙(生态启蒙)和“亚政治”下新的制度安排，隐含着制度“自我适应”的意旨。而诺内特主张在更加能动地调整社会变化的“回应型法”构建中，能动主义、开放性和认知能力将作为基本特色而相互结合。鉴于法律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与自治性之间的紧张，回应型法要把社会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很明显就是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法制统筹下迈向“自我适应”的制度变革原理。

三、适应海洋灾害的关键在于适应能力提升

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表征海洋灾害的制度适应，其规制与促进承灾体脆弱性改善、个体和群体适应能力提升等具体适应行动展开，构成海洋灾害适应的完整路径。其中，承灾体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基本着力点，个体与群体适应能力提升是适应的关键。

脆弱性，通常指一个系统易于受到外部胁迫或伤害的状态，包括系统对胁迫的暴露程度、对胁迫暴露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其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少数灾害研究者基于发达国家的先进减灾技术直接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失败，而尝试以替代性思路解释自然灾害的研究。稍后，这种全球尺度的脆弱性扩展到大洲、国家、地区、地方和社区等多重尺度，并以不同含义发展。Cutter将之归纳为两大类：作为预先存在的脆弱性条件(地理空间的脆弱性)；作为减缓反应的脆弱性(社会空间的脆弱性)。J.Birkmarm按内涵渐次扩张的顺序，列举了目前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关于脆弱性的定义：作为内在风险因素的自然脆弱性、作为可能受伤害程度的脆弱性(以人类为中心)、具有敏感性与应对能力双重结构的脆弱性、多重结构的脆弱性(包括敏感性、应对能力、暴露程度、适应能力等)、多维度的脆弱性(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多方面)。一般来说，海洋灾害承灾体包括人员、财产、经济活动、生态环境与资源四大风险单元。所以，脆弱性也就体现为四个方面，从脆弱性改善角度分两大类：由性别、年龄、个体体质差异、经济收入等因素决定的个体脆弱性；由暴露度(承灾体距离海洋灾变的远近)、信息获取、灾害研究与教育、灾害应对技术和技能、权利保障和公众参与、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和救生网络建设、防灾规划、政府财政支持等构成的社会脆弱性。

适应能力，指系统对灾害、胁迫、干扰等做出改变的能力。灾害学和灾害法制研究通常简单地将其作为脆弱性的一个方面，没能细致甄别两者的关系。事实上，适应能力是“能”与“力”的结合。“能”指人的潜能、智能，包括人在生物层面具有的对外界刺激或外界变化而作出改变的本能、能量，更包括人在社会层面对思维意识、以及运用思维意识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物质系统(如建筑物、防灾工程等)进行改变的潜能、智能。“力”是“能”外在的体现。内在的“能”转化外在的“力”需要适宜的条件。如此，提高人的“能力”唯有从两方面人手：一是“增能”，即调整改变人自身思维意识、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物质系统增加“能量”；二是“化力”，即创造最适合“能”转化为“力”的条件。

显然，适应能力是一个较广泛的概念，包括防灾、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所有阶段中的应变能力。脆弱性并不包含适应能力，个体和社会的脆弱性决定着适应能力，但是脆弱性的改善并不能自动地实现个体和群体适应能力的提升。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实践不同于理论在于实践不考虑那些不变的理念，实践本身就是目的，人们从实践中获得“内在利益”；创制以外在事物为目的，人们从中获得“外在利益”。脆弱性改善就是一种创制活动，它通过对社会经济结构或物质设施的改进，使人们获得安全、经济和环境等“外在利益”。“能”内在于人本身，决定着适应能力的提升就是以本身为目的，旨在实现“内在利益”，“作为人的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它通过个体的、现实的、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展现出来。所以，唯有将适应能力提升主导脆弱性的改善，或者说作为直接目的，才能在脆弱性改善中实现个体和群体适应能力的提升。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改善海洋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构成适应的基本着力点，个体与群体适应能力的提升则是适应的关键。

四、提升适应能力必需统筹的法制突出三个方面

首先，在海洋灾害防灾社区建设框架内实施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防灾社区是指有能力在防灾、救灾、灾后恢复等阶段有效开展工作的社区。防灾社区的建设是灾害适应的基本框架，是通过法制统筹有效应对灾害的重要平台。因为，(1)防灾社区是抗灾社区。一个抗灾社区能够整合资源、构建信任、凝聚共识，因而是通过环境保护法制的运行减少环境污染与破坏、减少致灾因子的社会基础；同时在社区范围内，灾害宣传教育、灾害信息获取、公众参与等等脆弱性改善措施也易于实施。(2)防灾社区是耐灾社区。“耐灾性”强调的是对灾变的敏感性和对灾害的弹性，一个耐灾社区具有强烈的灾害意识，是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必需的民间力量。针对海上自然灾害，耐灾社区的居民能够自发地减少灾害暴露度，防灾工程等具有公共性的脆弱性改善措施的实施能够得到有力支持。(3)防灾社区是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一个防灾社区能对身边环境有更充分地了解，更好地掌握灾害发生和演变的规律，从而能够自主制定社区防灾规划、组建民间救援力量，积极展开灾害自助和互助，做到与灾害共生共存。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日本1995年后推行的“防灾福利社区事业计划”，美国从1997到2001年建立约250个“ProjectImpact”社区，印尼2000年选取了2个社区开展“社区洪水减灾方案”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近年来开始重视基层防灾工作，《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创建10(30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十二五”规划增加到5000个。然而，现行海洋灾害应对制度对此并没有任何体现，2005年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关于加强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十分重视灾害教育与宣传，但强调沿海各级政府应积极作为。联系到我国法制建设整体上“草根性”欠缺，建设海洋灾害社区显然还任重而道远。在海洋灾害防灾社区建设框架内实施脆弱性改善措施，无疑正是统筹的海洋环

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法制首要的作用点。

其次，在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统筹之中落实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都属于资金向生态脆弱地区的输入，充足的资金既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灾害应对的重要物质保障。然而，资金输入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灾害应对，都必须注重解决自我累积、自我发展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灾害学研究的边缘主义理论就曾指出：“发达国家物资和资金输入，正是发展中国家传统应对灾害(尤其对于旱灾)策略退化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都必须与自我累积、自我发展相结合，以提升能力为目标，构成两者统筹的基础。当然，生态补偿和灾害援助分属两种不同制度，统筹两者以落实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具体路径和方式必然不同。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为目的，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我国1998年修订的《森林法》、2002年国务院制定的《退耕还林条例》、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都作出规定，在广义上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等海洋资源法制规定的“有偿使用制度”也属于生态补偿。生态补偿具有整体性，本质上是对因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受影响的区域生态环境的补偿。因补偿而使得该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即灾害应对中的自然脆弱性改善。所以，统筹要求在生态补偿制度中打通自然脆弱性改善和社会脆弱性改善之间的隔墙，促进补偿金对开展灾害教育、防灾教育、防灾工程建设等社会脆弱性改善措施的支持作用。

灾害援助是对受灾人群的直接救济，兼具个体性和整体性，解决的是受灾个体的生存以及群体的发展问题。所以，为使灾害援助转换为灾区居民适应能力，应该将两者清晰界分。如美国法典第42篇第68章第5131条(b)项规定：“经州政府申请，总统有权提供总计不超过25万美元的赠款以帮助它开展有关灾难防备的计划方案和发展有关的设施”。第5155条(d)项规定：“由州政府、地方政府或灾难救援组织提供的相应灾难救助不应视为收入或经济来源”。

最后，在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合作模式整合基础上强化各项灾害脆弱改善措施。合作是人类交往的基本方式，能够增强人类对抗外界力量的能力，这点已无需证明。但合作有“分”的合作和“合”的合作两种模式：“各得其所”和休谟对财产权起源的论述，体现的是以自利为基础、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典型“分”的合作，实现的是可分的“个体利益”；“合”的合作以本身为目的，建立在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之上，促进的是不可分的“公共利益”。环境资源保护和灾害应对都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因而“合”的合作是其基本合作模式。在海洋灾害应对领域，有诸如《关于处理北海油污事件的合作协定》、《保护地中海防止污染的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兵库行动纲领》、《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北京行动计划》等等国际文件构建的全球或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和灾害应对的合作机制，也有如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风暴、海啸、海冰灾害应急预案》等法制规定的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为主体的“综合协调”式合作，我国国家海洋局200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海洋赤潮预防控制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要求“动员和鼓励志愿者和渔民参与赤潮监测监视工作，获取更多的赤潮信息，壮大赤潮监测力量，形成专群结合的监测监视网”。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多种海洋环境综合治理模式，无不体现“合”的合作，如1967美国推行的“海岸带治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洋区域合作治理制度、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各国广泛采纳的区域海洋治理(Regional Ocean Governance，ROG)，我国2000年起先后开展的渤海环境治理项目、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统压力项目、东亚海域环境管理区域合作等项目。同时，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分”的合作(如排污权交易、海洋资源产权制度等等)也逐渐成为海洋环境资源保护法制的重要内容。

海洋灾害适应能力主要取决于社会脆弱性，但个体适应能力、个体脆弱性，在法律权利和正义角度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分”的合作增进。个体利益”，在市场机制下并不能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无意识中增进了公共利益”，因而不能自发成为社会脆弱性改善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不过，个体经济收入高低却是影响个体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并且，“分”的合作明显提供了更多的“适应供给”。所以，将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中的“分”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整合到灾害应对合作机制之中，发展海洋灾害风险的商业保险、推行防灾设施与救生网络建设的民营化、灾害教育的产业化等等措施，必然是通过“适应供给”增长而补强脆弱性改善的正确选择。

作者：欧阳恩钱

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论文 篇2：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及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摘要:烟台市是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带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更好地服务胶东半岛城市群、山东省“一体两翼”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本文从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一般状况出发,研究分析了烟台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和金融支持情况,并对其可持续发展提出具体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海洋经济;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有关海洋的国际公约、发展议程或行动计划相继出台,形成了世界性的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的热潮。世界各国不仅争相扩大管辖海域,酿成了“蓝色圈地运动”,而且增强了海洋资源的探测和开发力度,加快了海洋科技进步的步伐,不断强化海洋管理和环境资源保护工作。比较这些活动,可以发现总的趋势是,海洋事业的经济色彩越来越突出,海洋成为经济竞争舞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趋势,直接推动了海洋经济的发展。世界海洋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并一直保持着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速度,达到了每10年翻一番的增长态势。可以说,海洋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海洋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

海洋经济学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在这之前的很长时间内,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及海洋开发实践的缺乏,海洋经济的研究较少,仅局限在某些行业,如渔业经济、海上运输经济等。二十世纪60 年代以后,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经济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学者开始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海洋经济。1967 年,美国罗德岛大学教授N.Rorholm 研究了13 个海洋经济部门对新英格兰南部地区的经济影响,并用投入产出法得出一些衡量海洋经济影响的尺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G.P.Tecorvo 和M.Wilkinson 从国民收入的角度分析了海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其著作《美国海洋管理》中,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研究了海洋管理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海洋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Moeller、Fitz、Colgan、Plumstead、Mandale 等。美国实施的国家海洋经济计划较好地推动了海洋经济理论的发展,其目的一是为了定义和描述海洋经济,二是为了统计和收集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经济价值的数据。

二十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在海洋经济方面也开展了一些研究。1982 年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会成立,就中国海洋开发战略、规划、管理和政策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海洋经济研究大纲》、《海洋经济概论》、《中国海洋区域经济研究》和《海岸带管理指南—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规划模式》等著作。从海洋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来看,海洋经济研究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目前对于海洋经济的内涵、海洋经济的归属、海洋经济的主要理论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未达成共识,有待于进一步开展研究。而且与目前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相比,海洋经济的理论研究也显得较为缓慢,不能很好地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建立海洋经济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于提高人们的海洋意识、促进海洋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国内外一些学者都对海洋经济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但未明确指出海洋经济的归属问题。石洪华、郑伟等认为,海洋经济是指一定的区域内以海洋资源作为利用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要素相互关系的总和。该定义从区域的角度对海洋经济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海洋经济的区域属性。海洋经济活动的对象是海洋资源,主要包括海洋水体资源、海洋土地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海洋矿藏资源和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经济活动的范围很广,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二是直接从海洋获取的产品的一次加工生产和服务;三是直接应用于海洋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四是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五是与海洋密切相关的海洋科学研究、教育、社会服

务和管理。

三、海洋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现状及主要问题:以烟台市为例

(一)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烟台市大陆海岸线长702.5公里,拥有近岸海域260万公顷,发展海洋经济条件得天独厚。近年来,烟台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把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作为全市八项重要工作之一。目前,烟台市海洋经济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综合利用业等传统和新兴产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2007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796.05亿元,比上年增长21%,约是1995年的7倍。

1. 海洋第一产业逐渐形成生态、高效、快速的产业化发展模式。烟台市海洋第一产业主要是海洋渔业,这一传统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名优高效养殖和远洋捕捞为代表的生态、高效、快速的产业化发展模式。2007年,全市海洋第一产业总产值达166.62亿元,占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的20.93%,渔业劳动力14.4万人。海水养殖业迅速发展,养殖品种日趋多元化,养殖方式趋向立体化,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日益增大。2007年海水养殖面积11.3万公顷,养殖产量108.6万吨,鱼、虾、贝、藻多品种立体化养殖逐渐普及,名优水产品养殖规模逐渐扩大。海洋捕捞业稳定近海捕捞,发展远洋捕捞。2007年,全市海洋捕捞产量达到75万吨,产值63亿元;远洋捕捞渔船80艘,远洋捕捞产量10万吨。

2. 海洋第二产业凸现支柱作用和主导地位。一是传统海洋产业稳步发展。2007年,海洋水产品加工总产值达169.75亿元,增加值89.89亿元,水产品加工企业367家,水产加工能力122.25万吨/年,水产加工总量100.09万吨。全市盐田总面积达7623.56公顷,海盐年产量205.2万吨,实现总产值8.83亿元,增加值3.8亿元。造船及海洋机械制造业发展迅速。在建海洋造船项目总投资15.5亿元,规模以上海洋机械制造业企业10家,船舶配套企业23家,完成造船及海洋机械制造业产值24.25亿元,同比增长85.63%。二是临港工业规模不断膨胀。2007年全市临港工业总产值28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量的41%。以石化、造船、海洋重工等为主的一批临港工业项目陆续动工建设。启动了万华石化园、南山60万吨氧化铝等大项目,涌现了莱佛士造船、大宇造船、京鲁渔业、巨涛海洋重工等龙头企业。三是新兴海洋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07年,海洋新兴产业产值72.7亿元,在全市海洋经济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7%提高到2007年的9%。其中,海洋生物制药业、海洋化工业实现总产值8.72亿元和12.75亿元。海洋风电步入稳步发展阶段。烟台是全省风力发电发展最早、装机容量最多的市,2007年风力发电装机总容量9.14万千瓦,投资1亿多元的长岛砣矶风电场等风电项目已全面投入运营,鲁能莱州、海阳东源、华能蓬莱等风场总计30.95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已得到核准并开始建设。海水综合利用业刚刚起步,发展前景广阔,2007年实现总产值2.16亿元,增加值1亿元,随着海水淡化工程的推进,年产淡水能力不断提高。海洋矿产业技术先进,资源开发进入全新领域。2007年烟台市海洋矿产总产值20.93亿元,海域煤炭产量223.69万吨,海域金矿产量112.96万吨,龙口海底煤炭资源、莱州海底黄金资源项目的勘探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海洋第三产业彰显活力、贡献突出。海洋第三产业以滨海旅游、海洋交通运输及其他海洋服务业为主,2007年完成产值317.51亿元,占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在三次产业中最高,为39.89%,对全市海洋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滨海旅游业长足稳步发展。2007年,全市以打造国际度假旅游目的地为中心,充分发挥海滨和海岛特色优势,突出发展“1+3”滨海旅游强势板块,全市在建旅游项目35个,总投资172.5亿元,比上年增长38.8%,年内完成投资37.8亿元,同比增长34.8%;接待国内外游客2029.75万人,实现总产值186.13亿元,分别比2006年增加了18.2%和25.89%。二是海洋交通运输业依托市内优越的港口资源,发展迅速。2007年,全市新建、续建港口项目30个,年内完成投资27.6亿元,烟台港西港区、芝罘湾港区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全市10余个主要港口共有生产泊位150个,万吨级泊位43个,共完成货物吞吐量13146万吨,其中外贸3436万吨,旅客吞吐量904万人次,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125万TEU。三是临港物流业逐步发展壮大。目前烟台有两个环节以上的物流企业近800家,2007年完成产值114.58亿元,同比增长23.5%;拥有省内唯一的拓展保税物流业务的出口加工区,该区通过利用叠加的保税物流政策,去年完成产值12.7亿美元,实现税收1800万元;同时出现了交运、北明、海通、道恩等骨干物流企业。

(二)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据调查统计,截至2007年末,烟台市支持海洋临港经济发展的银行贷款余额超过千亿元,同比增长15%左右,约占全市信贷总量的70%。从调查情况看,全市海洋经济融资主要有以下特点:

1. 海洋经济二产、三产转向直接融资和区域外融资。一是域外融资大幅增加。受益于烟台市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很多大型企业成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争夺的优质客户。2007年,共有浦发银行等10多家域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与烟台市企业开展合作,全年域外流入信用总额高达250多亿元,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16.7%。

2. 海洋渔业转向民间借贷。一是海水捕捞业萎缩,相关渔户纷纷转型。自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受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双重影响,作为传统海洋作业模式的海洋捕捞业每况愈下。渔民从事海洋捕捞的经济效益大幅降低,迫使不少渔民或“弃海务农”,或“弃船经商”。以龙口市为例,该市2007年渔用机动船存量1010艘,比2005年减少271艘,下降21.2%。二是近海养殖业企业和个体户间民间借贷行为增加。2008年上半年共从民间借贷市场融入资金16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0亿元,增长128.6%。水产品加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情况相对较好,据匡算,贷款规模大约在10亿元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在企业间也存在比较普遍的民间融资行为。

(三)存在的相关问题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烟台市海洋经济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1. 盲目扩张海水养殖规模,追求短期效益,造成海洋资源的严重破坏。1988年开始烟台市部分海域海水养殖业规模呈现了膨胀式发展态势,在缺乏科学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的环境下,刻意追求和索取短期效益,无节制地利用海水资源,在海养面积急剧翻番的同时,造成了海洋资源的严重破坏,导致了养殖生物微生物饵料不足、养殖生物发病率高、病菌传染速度加快、养殖产品抗病能力减弱等问题。自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筏式养殖的扇贝开始大面积死亡,死亡率由开始的40%—60%增长到1997年、1998年的高达96%,几近绝产,造成了海水养殖业严重亏损甚至倒闭,银行投入的信贷资金也因此形成风险。

2. 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性,直接威胁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近年来,受环境恶化、养殖水域污染、养殖病害频繁发生的影响,海水养殖受损面积增大。1990年5月特大海风席卷整个渤海海面,此时正是海湾筏式养殖的发展高峰期,风灾后养殖损失惨重,蓬莱市包括海带、扇贝、贻贝等16000余亩的养殖海域,有11300多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4303万元;1994年8月15日的十五号台风,造成该市养殖业直接经济损失6600余万元。

3. 商业银行对海洋经济信贷投放积极性不高。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经营战略的转移,1997年以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除了极少的海产品加工业贷款外,对海洋捕捞业贷款、海水养殖贷款很少投放,甚至有的商业银行海洋渔业类贷款额度为零,支持海洋渔业发展的贷款大多仅由农村信用社支撑。随着近年远洋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商业银行的贷款才有所好转,但也仅为35%。究其原因,一方面,海洋渔业贷款不良率较高,至2001年末海水养殖业贷款不良率达到87%,海水养殖业一些不可预见的灾害风险,给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经营。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从单纯的市场占有率的竞争转向了赢利能力的竞争,出于加强信贷管理和防范信贷风险的目的,各商业银行上级行纷纷将信贷管理权限上收,对分支机构信贷政策实行了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严重制约了基层行对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4. 资金供需双方矛盾突出,弱化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效果。一是贷款期限和额度与海洋渔业生产需求不相适应。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一般为一年以内、3万元以下,从海水养殖业来看,生产周期一般在2—5年,养殖面积少则5—7亩,多则几十亩,甚至上百亩,资金需求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或几百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投放与海水养殖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二是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偏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20%,实际最高执行上浮110%,供需双方交易成本较高,从而使不少渔户因利率太高而望而却步。三是信贷产品难以满足渔民的需求。为保证贷款安全,目前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多为担保和质押的方式,由于海区使用权、收益权受到诸多政策法规的约束,抵押融资受到较大限制,其海产品若作为贷款抵押物其自然风险大,又缺乏法律保障,贷款方式的单一严重堵塞了海水养殖户的融资渠道。四是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不足。由于历史包袱较重,目前农村信用社经营还较为困难,自身资金实力有限,对农户的资金需求无力充分满足,再加上农村资金外流,进一步增加了支农资金缺口,资金短缺、有效信贷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四、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持续快速发展海洋产业

一是积极推动海洋第一产业转型,推进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变。二是继续巩固第二产业的主体地位,形成分工合作、各具特色、适度竞争、共谋发展的内部结构。三是重点抓好滨海旅游、海洋交通运输及海洋服务业,全面推进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二)保护环境,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一是要确立节约海洋资源观念。避免偏重“资源导向型”海洋经济发展格局,防止把海洋经济发展简单化为“大开发”、“拼资源”,避免急功近利式的开发倾向。提倡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整治保护结合,在合理开发资源的同时,大力推行资源的整治和恢复。二是要强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统筹规划和合理安排。目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破坏。因此,应抓紧建立海洋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各项专业规划,在港口建设、能源开采、渔业作业等具体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做到研究和尊重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统筹规划、综合管理、合理开发。

(三)创新服务,加大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要增加信贷投入。特别要加大对海洋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和研发资金不足的压力。二是以点带面,拉长海洋经济产业链条。针对目前众多海水养殖户和中小加工企业缺乏承贷资格的现状,应着重培育龙头企业,加大对这些企业的信贷投入。三是依据海洋经济信贷需求特点更新服务品种,加快推进仓单、专利权、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联保协议贷款以及法人代表无限责任担保贷款等新业务的开展,形成特色化服务、差别化服务、多样化服务。四是充分利用民间资本。逐步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变单一的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海洋经济,建立一个以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投资体系。

(四)多方联动,努力培育海洋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加快推进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政府相关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信用市、信用社区、信用户的创建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通过信用环境的改善推动海洋经济融资环境的整体优化。二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海洋高新技术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三是积极开展海洋保险业务。可根据海洋经济发展特点制定增加保险种类和创新保险产品,提供多种保险服务,提高保险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补偿能力。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科技含量高的海洋经济经营设立财政贴息制度,对相关企业和个人给予一定的贴息,用财政手段引导养殖户和加工企业转向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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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西顺)

作者：吴明理

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论文 篇3：

广东海洋经济竞争力动态评估

[摘要] 2009～2013年，广东海洋经济竞争力排名稳居全国第二位，且与排名首位的上海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这种竞争力的相对提升主要受益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环境资源状况的明显改善，而科技实力和综合管理方面与上海的差距逐渐扩大，应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海洋管理向综合服务型转变，持续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力。

[关键词] 海洋经济 竞争力 层次分析法 动态评估

[作者简介] 洪伟东（1967 — ），广东湛江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海洋经济。

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是世界各国进入全球化体系的重要通道。随着陆域资源开发趋于有限，世界各国日益重视海洋价值，开发领域不断向海洋延伸。海洋经济已高度渗透到国民经济体系之内，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国内外海洋经济形势

从国际形势来看，通过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世界沿海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发展战略。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有关海洋、海岸带和五大湖开发与保护方面的跨部门海洋政策任务书。随后美国国家海洋委员会进一步制定海洋执行规划，开始就相关海洋发展规划进行意见征询。为推进海洋事业发展的综合决策与管理，欧盟委员会颁布了《欧盟海洋综合政策蓝皮书》。2012年，欧盟进一步提出蓝色增长战略，认为海洋是欧盟实现创新与增长的重要领域和潜在机遇。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都提出了海洋发展规划和战略，尤其注重深远海和极地开发，并且与具体产业发展规划和领军企业发展计划相衔接。随着沿海国家和地区再次将发展目光转移到海洋上来，全球海洋经济实力扩张和海洋高技术竞争将进入更加激烈的时期。

随着“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海洋经济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将海洋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海洋经济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使命。

为优化全国海洋产业空间布局，打造海洋经济增长引擎，推动海洋经济科学发展，近年来，国家相继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福建海洋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规划》。海洋经济成为沿海各省、直辖市产业转型与战略拓展的重要方向。这也意味着沿海省市将在海洋经济领域展开新一轮的激烈竞争。

二、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广东既是全国经济大省，也是全国海洋经济大省，海洋经济规模连续多年领跑全国沿海地区，在全国海洋经济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此外，海洋经济在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全省对外开放与合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产业结构来看，全省海洋经济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基本形成以海洋科教管理服务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为优势产业的格局。广州、湛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广州南沙新区通过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评审。

同时，广东海洋经济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传统产业比重较大，海洋科技创新带动能力有限，部分地区海洋生态环境压力较大，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有待提高等。此外，受交通区位、科教资源和城市自身的发展水平影响，全省海洋经济高度集聚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州、深圳和珠海三个沿海城市，而粤东、粤西地区经济规模较小，海洋经济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

三、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估

（一）评估方法

根据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一般原则，同时结合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目标①，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和综合管理四个维度建立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向海洋经济专家和管理者发放调查问卷获取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数据，然后利用yaaph软件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来自2010年和2014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选择2009年和2013年两个年度进行评估。样本包括全国沿海11个省、直辖市。其中，单位岸线海洋生产总值、人均海域面积分别根据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和岸线长度，以及全省海域面积和常住人口数据计算而得，其他数据直接取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由于海洋经济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包含不同量纲的指标，为保持可比性和进行最终的综合汇总，必须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利用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风暴潮受灾人口、风暴潮直接经济损失属于成本性指标，在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再取相反数。

（三）评估结果与分析

从综合得分结果来看，广东海洋经济竞争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发展势头良好。2009～2013年，广东、上海和山东始终处于全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竞争力前三强，排名保持不变，其中广东位居全国第二，领先于山东，落后于上海。但从竞争力指数来看，广东与上海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这种竞争力的相对提升主要受益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环境资源状况的明显改善，而科技实力和综合管理方面与上海的差距逐渐扩大。

从经济实力来看，广东海洋经济实力仅次于上海，稳居全国第二。依托优越的区位、资源条件与产业基础，广东现代海洋产业快速兴起，传统优势海洋产业持续发展，推动全省海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广东海洋经济实力与上海的差距明显缩小，这种优势的提升主要由于海洋经济规模的壮大，而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实力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目前，广东海洋经济虽然规模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总体上仍处在规模扩张型的粗放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与上海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广东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在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等方面快速增长的推动下有了小幅提升，但由于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差距，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仍落后于上海和山东。广东海洋科研机构多而不强、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在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和海洋环境等基础性科研领域，在海洋船舶制造和海洋高端装备等更具辐射带动效应、更易形成产研转化的领域实力相对不足，导致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受到较大制约。

由于受海洋自然灾害影响显著，广东海洋环境资源水平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近年来，全省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海洋保护区和人工鱼礁的建设，逐步完善海洋灾害预警与应急系统，组织实施海洋生态整治和修复工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在海洋综合管理方面，广东省海洋综合管理排名从全国首位下降到第二位，仅次于浙江。2013年，浙江省通过开展实施系列海洋污染治理项目、加强海洋站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管理水平取得显著提升。而广东虽然颁布实施了一批海洋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但在海洋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展相对缓慢，因此海洋管理水平被浙江超越。

四、对策建议

一是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保持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和领先地位的同时，加快推进广东海洋产业结构转型，推进珠三角和粤东、粤西两翼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围绕“绿色化、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构建低消耗、低污染、高收益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以国家、省级产业园区为依托，巩固壮大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海水利用业，扶持培育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以及海洋可再生能源业，带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以远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带动海洋经济“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深化与东盟全方位海洋经济合作，拓展海洋经济战略空间。

二是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充分发挥广州、深圳在科研与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以海洋科技为导向和内生动力，引领海洋传统产业向新领域、新产业和新技术发展。争取在海底探测和深水资源勘探开发、海洋能、海水利用、海洋健康养殖、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与修复、海洋卫星、海洋环境观测预报、海洋权益维护等高技术方面取得重大原创成果。构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信息服务共享平台和检测鉴定技术服务平台，提高对海洋产业新业态、新产业的支撑能力。此外，大力实施“人才强海”工程，建立健全全省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三是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发展环境将是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以“美丽海湾”为重点，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建立陆海统筹运行机制，探索建立陆源入海污染物总量减排控制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加强保护区机构和管控能力建设，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敏感区、重点海洋开发区等实施全天候监视监测。完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加快建立实施溢油等海洋环境事故的生态损害评估和赔偿制度。

四是推动海洋管理向综合服务型转变。研究落实全省海洋经济试点和海洋经济改革创新任务，进一步明确加快完成海洋经济试点任务要求。加强对海洋经济的规划指导和监测评估，制定促进海洋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认真落实海洋功能区划，严格执行围填海计划和审批，保持海岸的动态平衡。完善海域使用管理相关法规，加大海洋执法力度，加强海监、渔政等海洋执法力量建设，强化对全省行政管理海域的巡航监管，加强对围海填海、海砂开采和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等活动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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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