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区城市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城市的急速扩张，很多风景区面临与城市边缘地带的协调开发问题。不同于传统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近城风景区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更为突出，所以加强风景区周边城市用地和产业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风景区城市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风景区城市研究论文篇1：

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实证研究

摘要：城市型风景区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文化承载地，成为诸多大型活动青睐的场所，但同时也是活动安全事故易发场所之一。考虑到城市型风景区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的场所特性和易发公共安全事件的类型，对活动场所各区域进行典型安全风险辨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风险指数定量评价模型综合评价西安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活动的相对现实风险，分析得出活动的安全风险等级，并查找活动组织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高风险安全隐患，提出相对应的风险防控措施，以确保此类大型活动今后的公共安全。

关键词：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事故;风险评价

An Empirical Study on Public Safety Risk Assessment of Large-scale

Cultural Activities in Urban Scenic Spots

PENG Wen-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 Public Security， Shaanxi Police College， Xian 710021，China）

Key words：urban scenic spots;major cultural activities;public security risks;incidents;risk assessment

一、引言

近年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型活动在我国成功举办，彰显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卓越[1]。西安作为我国旅游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成功举办了多起大型文化活動，尤其是在一些城市型风景区举办的大型活动，如世园会、城墙春节晚会（分会场）、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等，影响极大，收获颇多。然而城市型旅游景区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游人总量大、密度高、构成复杂等特点成为大型文化活动安全事故易发场所之一，这无疑给西安市和景区的大型活动安全防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大型活动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活动风险评估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且少数研究成果集中在大型活动安保层面，对景区大型活动安全风险因素系统的、量化的研究很少，这与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活动本身的繁荣发展并不相符。研究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的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很有必要。

二、关键概念界定

（一）城市型风景区

笔者对城市型风景区的定义为：在地域空间上与城市相邻，或被城市包围，长期与城市互动发展、和谐共生，受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文化传承影响而形成的独具城市特色的旅游景区。

（二）大型文化活动

笔者所言的大型文化活动特指对国家、地域、某单元主体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类文化活动，包括演唱会、音乐会等文艺演出和游园灯会、庙会、花会等节庆民俗活动①[2]。

（三）公共安全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保险行业，保险公司通过衡量风险程度和大小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目前风险评估已经被运用到很多领域，包括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对各类公共安全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可能造成损失及主体风险应对能力等情况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判断其性质、影响程度与区域，并对其进行分级分类，从而做出必要准备以减少危害损失[3]。

三、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辨识

（一）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主要风险

根据国内外大型文化活动事故案例统计分析，由于城市型风景区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游客数量多、密度高、构成复杂等特点，其所存在的典型大型活动安全风险主要为人群聚集、建筑结构、火灾及管理等类风险。

（二）西安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公共安全风险辨识

1. 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简介。大唐芙蓉园是我国著名唐代皇家园林式文化景区，近年来获得了多场大型文化活动的青睐。2016年9月15日，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在大唐芙蓉园圆满举行。舞台以紫云楼大唐芙蓉园紫云楼为我国目前最大的仿唐建筑群。为观众席背景搭建在芙蓉湖芙蓉湖为人工景观湖。上，通过“台在水上、水在台中”的梦幻效果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陕西、西安的传统文化韵味和现代科技特质。

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以下简称“秋晚”）兼有大型文化活动和城市型风景区游览活动的双重特点，主要体现在：景区整体区域面积大，晚会主要现场集中在紫云楼及附近区域;演出时间两小时，但活动时长远远超出两小时;活动参与人员结构复杂多元，但总人数有限（仅门票持有者可以入场）;晚会现场央视一套、四套向全球并机直播，活动影响范围大，社会关注度高。

2. 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关键场所公共安全风险辨识。通过对秋晚举办的主要场所及此类大型文化活动典型安全风险的分析，判断此次活动举办的风险可能性和严重性等级，评估大唐芙蓉园景区安全重点区域的风险指数，如表1所示。表1数据分析表明，紫云楼水上舞台、芙蓉湖、紫云楼北广场、紫云楼、紫云楼主要出入口等活动主场地为高风险防护区，风险指数最高，主要为人群聚集、建筑坍塌、火灾及淹溺类风险;服务设施区域为中风险防护区[4]，主要风险为人群拥挤、火灾、坍塌及基础设施类风险列;植被群区域火灾风险相对较高，整体风险较低，为低风险防护区。总的来说，人群聚集事件、建筑坍塌、火灾、淹溺是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中最突出、相对危险的几类事故风险，需重点防范控制。

四、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定量评价

（一）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定量评价模型

通过构建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指数评价模型来定量评估活动的现实风险。风险评价指标主要涉及活动的基本特征、活动内生性安全风险和活动风险抵消等因素，如图1所示。

活动本身的安全风险因活动性质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可以用活动基本特征系数来表征这种差异性。大型文化活动基本特征系数由活动类型、规模、场所、周期、人群流动及人群类型等6个指数组成。

城市型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内生性安全风险主要体现为火灾、拥挤踩踏、建筑场所类风险。火灾风险用火灾指数来表示，主要体现为活动场所的空间特性依据DOW火灾爆炸指数思想。;拥挤踩踏类风险用人群聚集指数表示，聚集指数主要受到活动场所事故易发性系数、容纳人数、活动面积、人流速度及人群聚集修正系数等因素的影响。建筑场所类风险用场所指数来表示，表征活动场所自身及其所处的时空环境风险等内部风险因素，以及周边环境、自然环境等外在风险因素。

风险抵消因子指能够有效减缓或分散风险的因素，包括疏散、应急、管理等因子[5]。疏散因子表征大型活动场所的人群疏散能力，是衡量公共场所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应急因子表征大型活动场所的应急能力;管理因子表征活动场所的管理水平和能力。

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评价指数RI基本表达式如下：

RI=λCF×RIR×FO（1）

公式（1）中，λCF为活动基本特征系数;RIR为活动内生性安全风险指数;FO为活动风险抵消因子。其中RIR为各类風险综合作用之和[5]，这里主要用拥挤踩踏类事故、建筑场所类事故和火灾事故这三类典型事故代表。FO为各类风险抵消因子综合作用的耦合，主要有人员疏散、应急救援和安全管理等因子。因此，RI的综合表达式为：

RI=λCF×[（RIR）F+（RIR）C+（RIR）S]×

[1-kEV（FO）EV]×[1-kM（FO）M]×[1-kEM（FO）EM]（2）

公式（2）中，（RIR）F为火灾危险性指数，表征火灾事故内生风险;（RIR）C为人群聚集指数，表征拥挤踩踏事故内生风险;（RIR）S为场所危险性指数，表征建筑场所事故内生风险;（FO）EV为人员疏散抵消因子，kEV为疏散风险抵消系数;（FO）M为管理抵消因子，kM为管理风险抵消系数;（FO）EM为应急抵消因子，kEM为应急风险抵消系数[5]。

（二）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公共安全风险定量评价

根据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风险指数定量评价模型来评估本次活动的相对现实风险。大唐芙蓉园秋晚活动公共安全风险指数定量评价模型为：

RI芙蓉园=λCF芙蓉园×[（RIR）F芙蓉园+（RIR）C芙蓉园+（RIR）S芙蓉园]×

[1+kEV（FO）EV芙蓉园]×[1-kM（FO）M芙蓉园]×

[1-kEM（FO）EM芙蓉园]（3）

通过对秋晚活动的基本特征系数、表征大型活动内生性安全风险的三种风险指数及三类安全风险抵消因子等7个模型关键指数及因子的计算分析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故烦琐的计算过程省略。，可得到芙蓉园秋晚安全风险指数评估模型中各项指标参数取值范围和实际取值汇总，如表2所示：将各指标参数实际取值代入公式（3），可得：

RI芙蓉园=λCF芙蓉园×[（RIR）F芙蓉园+（RIR）C芙蓉园+（RIR）S芙蓉园]×[1-kEV（FO）EV芙蓉园]×[1-kM（FO）M芙蓉园]×[1-kEM（FO）EM芙蓉园]=1.53×（11.67+2.97+15）×（1-0.01×35.28）×（1-0.3×1.89）×（1-0.12×3.73）=7.02

RI取值范围1-140，RI芙蓉园为7.02;在5-10取值范围内，根据表3初步确定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公共安全风险等级为“较轻”级。

五、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公共安全风险重点管控

根据对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举办过程中的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活动安全等级及重点风险隐患，采取相应的重点管控措施。虽然大唐芙蓉园秋晚活动公共安全风险总体较小，但是活动场所危险性等级稍高，尤其是外部风险较高，活动场所疏散能力及应急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具体管控措施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建立风险防控层级结构，加强外部风险防控

将大唐芙蓉园秋晚安全风险防控区域按活动地理范围划分为核心圈、边缘圈和外围圈三个层次。核心圈为大唐芙蓉园区域，边缘圈为曲江新区[6]，外围圈即西安市。活动当天警方通过对芙蓉园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来有效控制外围，在上午参加活动人员从西安市区流向曲江新区时，减少反向车道，拓宽行进道路;晚会结束闭园后人流流向市区时，同样根据双向人车流量机动调整车道。

（二）建立风险管理网络，确保做到协同配合、联防联控

对秋晚活动期间的各种风险来源、特点、严重性、发生概率及可控度等进行预测分析，然后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层面，建立各部门、各小组协同配合、联防联控的风险分析管理网络。如分别设立城市治安指挥中心、交通指挥中心和芙蓉园景区指挥中心，形成信息指挥中心联络网[7]，确保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反应。

（三）合理部署活动现场各区域安保人员与应急装备，尤其是重点区域

秋晚活动安保重点区域是活动举办主场地紫云楼区域及主要出入口。在紫云楼西山、紫云楼东山、紫云楼南广场、紫云楼北广场及水域等核心区域封控部署一定数量的安保力量，并配备铁马、软隔离、消防器材、救生艇等安全装备，以保证活动现场封控及秩序维护、证件核实及安全巡查等工作。另外，为确保景区及周边地区不发生重大事故，紫云楼西侧、丙烷站门口水域等地也配备了救生艇、警用直升机等，以实施立体化巡逻和应急救援[7]。

（四）科学制定密集人群管控策略，建立高效应急疏散体系

1. 合理安排嘉宾观众入园路线。领导嘉宾、演职人员、观众各自从不同的路线进入现场、舞台区域和观众区。活动当天，大唐芙蓉园南门、春明门、东北门不对外开放。

2. 分区安置活动现场观众。秋晚观众5000人，分为23个方阵，横向、纵向各设4条宽15米的安全通道。每个方阵安排部署一定数量的安保人员负责观众入场时秩序维护、引导工作，以及突发事件时的疏散任务。

3. 建立立体人流疏导管控体系。实行疏与堵、安置与分流结合策略，最大限度控制人群盲目流动，并进行实时监控。

（五）明确应急组织机构和任务分工，做好应急能力准备工作

成立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现场指挥部和大唐芙蓉园景区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现场指挥部设立在主会场紫云楼西北阙楼。景区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下设消防组、安保组、湖面救生组、医疗救护组、电力保障组、演职人员组等小组，分别制定各类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程序，包括疏散处置程序、火灾安全事故处置程序、落水事故处置流程、舞台坍塌处置流程、防恐防暴事故处置程序、停电紧急处置程序等。

六、结论

城市型风景区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文化承载地，是诸多大型文化活动的举办场地，也是大型活动安全事故的易发场所之一，其所存在的典型大型活动安全风险主要源于人群拥挤类、建筑结构类、火灾爆炸类和安全管理类突发事故。笔者对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举办过程中影响预期目标实现的不期望的公共安全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及结果进行安全风险辨识与矩阵分析，数据表明人群聚集、建筑坍塌、火灾和淹溺为此次活动的重点安全风险。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风险指数定量评价模型，对大唐芙蓉园中秋晚会活动风险进行综合评估。结果显示此次活动公共安全事故风险等级属于“较轻”级别，但是活动场所危险性等级稍高，尤其是外部风险较高，活动场所疏散能力及应急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相关管理主体还需要对涉及的高风险安全隐患进行重点预防和管控，做好此类大型活动的公共安全保障，进一步维护西安市及陕西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稳定，也为我国其他城市型风景区大型文化活动的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与管控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邵祖峰，尹晨.重大活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0（1）：5-14.

[2]汪新萍.论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的构成与承担[D].长春：吉林大学，2014.

[3]李亦唯.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8.

[4]张青松.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风险分析与管理[D].天津：南开大学，2004.

[5]佟瑞鹏，高平等.大型活动事故风险评价模型与方法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4（3）：151-156.

[6]佟瑞鵬，吴宗之.大型社会活动风险管理及网络模型的构建[C].2006（沈阳）国际安全科学与技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449-455.

[7]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案例研究中心.沈阳成功导入大型活动安全发展评价体系[J].领导决策信息，2006（45）：20-21.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作者：彭文静

风景区城市研究论文篇2：

近城风景名胜区边缘地带利用方式思考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城市的急速扩张，很多风景区面临与城市边缘地带的协调开发问题。不同于传统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近城风景区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更为突出，所以加强风景区周边城市用地和产业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结合西部戈壁公园风景名胜区规划，针对风景区和城区过渡地带的业态发展进行探索，研究适合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自身发展的利用方式，使城市和风景区更协调的发展，既充分发挥城市的边际效应，又显山透景，提升了风景区面向城市的形象，塑造被风景区依托的克拉玛依市的城市风貌。

【关键词】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协调发展利用

2010年克拉玛依市政府提出了世界石油城市的发展目标（全球城市，又称世界级城市，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作为世界城市，无论是在城市的吸引力还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其中重要指标包含生活指数、城市发展水平、城市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及文化遗产的数量和高素质的文化设施数量如国际体育盛事场地、旅游生产力等。

1. 克拉玛依西部戈壁风景名胜区研究背景

（1）项目概述

西部戈壁公园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西戈壁风景区）紧邻克拉玛依市边缘（如图1），距克拉玛依市中心仅有2km，风景区内小而秀丽的雅丹资源是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手段，同时作为距克拉玛依市区最近的大型空地，它和城市居民的活动联系最为紧密。它位于城市化近城扩张的前沿地带，处于城乡关系的协调区，是城市生态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承受来自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压力，是服务于城市的风景区。

西戈壁风景区具有提供大型体育场地及居民休闲活动场地的条件，是增加休闲活动、提高生活品质

、增强世界吸引力的重要载体。

（2）城市扩张对风景名胜区造成的影响

近城风景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先有风景，再有城市。随着城市化的扩张，风景区和城市建成区逐渐靠拢，经过了城景相伴、城景相依、城景失调三个阶段。风景区边缘地带是近城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受城市的影响，出现了土地情况利用复杂、多种产业形态共存、人口流动性高、成为污水和垃圾排放地带等多种问题，自然风景被严重破坏。

目前西戈壁风景区内部有维吾尔族聚集区和小西湖坟墓区（如图2），并且已经被克拉玛依通往塔城的对外交通路割裂，城市建设正在逐步销蚀风景区，而生活垃圾的随意倾倒也严重影响了风景区的生态环境，城景关系初现失调。

2. 克拉玛依西部戈壁风景名胜区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建设现状

（1）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发展的主要矛盾

（a）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近城风景名胜区由于其特殊的区位，经常面临边缘风景被圈占的尴尬境遇。所以风景区的边缘地带作为第一道防线，应给予严格的保护；同时紧邻城市的区位关系也促使城市边缘地带快速发展，并承受较大的社会需求压力，另一方面我国风景区通常采取单一门票管理制度，而这笔收入远不能达到风景区的维护和管理所需的费用，资金渠道也需要适度的拓展。所以风景区边缘地带的合理开发对城市和风景区都具有积极意义，协调保护与开发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b）游憩需求大与边缘地带利用不足的矛盾

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居民对公共开放空间及设施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而城市边缘地带往往缺乏完善的公共开放空间体系，难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与一般的近城风景区不同，目前西戈壁风景区未呈现出市民大量使用的状况，其与克拉玛依市民强烈的休闲需求相反。这主要是由西戈壁风景区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包括：自然条件的限制、生态脆弱、环境舒适性低、克拉玛依周边雅丹地貌已分布较为广泛、对市民吸引力不高、风景区内无游赏道路等基础设施、安全性差和游客无法进入风景区等原因。

根据《克拉玛依市“克白城鎮组群”远景空间发展规划纲要》（如图3）显示，西戈壁风景区主要旅游设施及居住社区集中在其南侧的西部新城，远期居民的游憩需求将大量增长，而公共空间明显不足以支撑。

（c）城景关系的矛盾

城市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开始无序化发展，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居民点等纷纷发生了变更；而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对风景区边缘的侵占、无规划的建设、流动人口的聚集所产生的影响，均对风景区边缘地带形象造成破坏。

西戈壁风景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城市道路旁的雅丹地貌已经被建设活动大量破坏、建筑垃圾在此被随意排放、小西湖墓地和维族墓地迅速扩张、维族聚集区无序膨胀，风景区的防线被迫逐级后退。而和西戈壁风景区隔路相望的是高楼林立的建筑群，在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下，却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反差，城景关系被割裂，美丽的雅丹风景资源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利用（如图4）。

图4 “左手是风景，右手是城市”

（2）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存在的主要问题

（a）土地利用的不合理

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通常会被城市规划和风景区规划所忽略，同时在规划中对边缘地带的性质把握不清，导致土地利用的性质和强度不合理，也容易对边缘地带的环境造成压力，使得边缘地带的土地呈跳跃状、土地利用破碎化、空间布局零散化、个体间缺乏协调发展，影响了风景区风貌的同时，也没有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更没有为远期用地预留出合理的发展空间。

（b）城郊居民等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城市发展中通常将对外交通布置在城市边缘地带，容易产生较多的城市流动人口，而依托风景区的游客量，也会带来一部分服务人群，人口的聚集使边缘地带常形成庞大无序的聚居点，过多的人口势必造成聚居点与风景区“争地”，极大地干扰了风景区的景观和生态环境。

（c）管理体制和法律规范不明确

鉴于边缘地带的特殊性，在管理体制上容易出现多方管理，各方制约的现象，对风景区和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3. 克拉玛依西部戈壁风景名胜区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利用原则与策略

（1）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在区域中的功能与作用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向》里指出：“边界是两个片段之间的界限，是连续体上的线性裂纹。这种边界可以使将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相隔的，具有一定可渗透性的屏障，也可以使两个地区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接缝线，更是把缺乏个性的地区归拢到一起时非常重要的特色元素。”同时近城风景区也是城市生态格局的重要保障，它的自身特点和属性决定了其边缘地带的生态属性；另外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也具有普通城市不具备的发展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整个风景区的“命运”，边际增长功能突出、促进风景-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高效、协调发展。应将城市游憩纳入风景区功能之中，使风景区成为城市游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戈壁风景区是克拉玛依市风景环线的重要节点（如图5），作为环线中唯一的自然景观资源，大

大丰富了克拉玛依市区的游览内容。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旅游业的发展前景，西部新城将承接一部分高端旅游接待和国际社区的职能。由此可见，西戈壁风景区是西部新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建设对提升西部新城品质有重要影响。

风景区边缘地带作为近城风景区的前沿地带，对其积极利用是城市休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城市化的洪潮，应避免一味的死守态度，主动积极应对，促进城市与风景名胜区的互动发展。

（2）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的利用原则

（a）保护优先原则

风景区规划和管理的出发点是对风景区核心区的绝对保护，保护风景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受破坏。边缘地带作为风景区的第一道防线，必须以保护优先为原则。

（b）衔接规划和协调性质原则

将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的旅游资源的开发纳入城市规划体系统筹考虑，权衡风景区自身健全发展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合理利用使其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将风景区变成城市产业链中的一环，与周边关联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大格局。

城景关系上避免一刀切的界面，应从城市化逐渐接轨风景化，城景互融，互为推力。

（c）可持续发展原则

严格保护风景区的自然生态本底，奠定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以环境保护促进旅游业，为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的利用留出足够的弹性空间。

（3）城市边缘地带的利用策略

（a）空间形态的发展策略

克拉玛依提出的世界石油城市目标，在生态环境建设、历史文化保护、旅游业发展、人民幸福指数等各方面都应达到一定水平，这需要明确在克拉玛依城市发展过程中，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得到支撑。对西戈壁风景区来说，除了要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风景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之外，还要依托风景区丰富的雅丹地质地貌形态，带动克拉玛依建设成为多元与特色并举的石油雅丹之城；发挥风景区边缘地带在旅游开展中的积极带动作用，有效实施社区参与，推动当地产业的转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在风景区边缘地带空间设计上采取“立面软化，利用优化，地面缓冲化”的策略，面对克拉玛依特殊的气候情况，在西戈壁风景区的外围缓冲区进行全面绿化不具备可能性，而仅作防护又是对现有资源的浪费。考虑有树有水的“绿洲”是开展一切游憩活动的基础，应在西戈壁风景区南侧及东侧入口处规划多个“绿洲”，以饱含戈壁魅力的绿洲特色公园为主，承担市民游憩的功能，构成城市生态网络体系，并通过生态设计软化城市与风景区的边界，加强克拉玛依作为绿洲城市的印象。

（b）功能合理布局策略

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在风景区和城市发展产生矛盾前，应合理的引导，积极协调，正确定位，优化使用。

西戈壁风景区边缘地带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的乡村地区，而是独特的雅丹地貌景观，同城市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在边缘地带范围内对景观有负面影响的建设，应控制规模，逐步组织迁出，同时风景区边缘地带应积极转向以旅游为目的的第三产业。

（c）景观合理异化策略

因戈壁环境的生态特殊性，西戈壁风景区本区别于一般意义的风景区，但现状却并未与城市建立良好的关系，這个时候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异化，把合理的社会需求融入城市型的风景名胜区边缘地带，实现风景区与社会城市的双赢。

在风景区西侧是雅丹地貌聚集的风景资源较优区，可以看到景区东线最艳丽的雅丹地貌，目前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聚集区和民族坟墓区，对地区景观有很大影响。该区域紧邻城市，又具备优质的风景资源，非常具有利用价值，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地带。

通过调研发现，面对城市的快速发展，克拉玛依市对特色高端酒店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城市内面临有酒店无风景的局面，酒店只作为住宿场所使用，难免产生千城一面的感觉。而在风景区的边缘地带属于有风景没酒店区域，建设酒店比在城内再造风景要更容易，且更富有地域特色，应充分利用环城风景带，用独特的风景酒店吸引高端群体入住，提高克拉玛依的城市知名度。

（d）多方参与策略

对于近城风景区边缘地带，应建立监督机制，将公众参与引入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各个层级和阶段。规划批准后，要利用多种手段宣传，增强规划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强相关居民点社区和全市人民的规划意识，提高遵守、执行总体规划及有关法规的自觉性。

对相邻社区群众可给予辅助性旅游服务活动特许经营的优先权。鼓励相邻社区群众在总体规划的统一指导和规范下发展配套性的旅游经营活动。

4. 结语

由于西部戈壁公园风景名胜区的区位和生态特殊性，在总体规划工作中融入了更多针对风景区边缘地带的思考与探索，以求寻找到更适合近城风景区及其边缘地带发展的道路，取得近城风景区与城市的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 高畅.城市型风景名胜区边缘地带积极利用策略研究[D].湖北：华中科技大学， 2007.

[2] 刘冰冰；洪涛；潘丽雯；城市化影响下的自然保护区规划思考和探索_以深圳市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为例[J].财政研究，2010，S1.

[3] 周有军；黄耀志；官江；王寅生；近郊风景区生态适应性发展策略探讨——以营口开发区大青龙山自然风景区总体规划为例， [C]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1.

作者：张昕

风景区城市研究论文篇3：

中国６大热点城市入境旅游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6大旅游热点城市为研究对象，收集1995~200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引入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β，对6城市的入境旅游消费结构进行横向及纵向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 一个地区的旅游消费结构由包括地区总体发展状况、消费水平、旅游产品类型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决定，因此，不能孤立地、绝对地以旅游消费结构(以β值反映)为指标来衡量地区旅游产业的成熟度，而应对其进行动态的考察；(2) 一个地区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β值变化)与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通常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一个地区的β线对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3) 旅游消费结构的演变状况(β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地区宏观背景所提供给旅游业的发展后劲，也反映了旅游业对地区其它产业的相关带动作用。

关键词：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入境旅游；6大热点旅游城市；比较研究

一、引言

中国旅游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逐步由数量及规模的扩张向质量、效益增长的方向过渡，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便显得至关重要。旅游消费结构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状况、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健康稳步地发展。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多采用一时一地的静态研究方法，如重庆入境旅游消费结构初探(倪羽，2006)，湖北省旅游消费结构优化问题研究(何珍，2007)，广州居民旅游消费结构倾向的调查研究(齐文蛾，2007)，基于信息熵的山东省入境旅游消费结构演变分析(张萍萍，李平，2005)等。由于缺少纵向及横向比较，难以较为全面、客观地认识旅游消费结构。基于此，本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6大入境旅游热点城市为研究对象，收集1995~200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引入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β，对6城市的入境旅游消费结构进行横向及纵向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较为全面、客观地认识旅游消费结构，为优化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提供一定参考。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 数据的来源

研究对象为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桂林等我国6大著名的入境旅游热点城市。6城市的旅游业发展起步早、相对发达，具备较为完整的长时间序列的统计数据。从地域分布及资源类型来看，6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基础数据源自国家旅游局1995~2004年旅游统计年鉴、海外游客来华花费情况抽样调查及中国入境旅游抽样调查资料(见参考文献[7]~[9])。

2. 研究方法

旅游消费分为基本旅游消费和非基本旅游消费两大部分。其中，基本旅游消费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必需的消费，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览支出，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刚性；非基本旅游消费是指并非每次旅游活动都必需的消费，包括娱乐、购物、邮电通讯等费用支出，具有较大的弹性。非基本旅游消费与基本旅游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旅游消费结构是衡量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通常，旅游业发展水平越低，旅游者的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基本旅游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反之，非基本消费支出的比例就越大。在本研究中，为了反映地区旅游消费结构及其演变规律，我们引入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β，并以此来反映旅游消费结构水平：

β=(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占旅游总支出的百分比/基本旅游消费支出占旅游总支出的百分比)× 100

β值实际是非基本旅游消费与基本旅游消费支出之比乘以100。引入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β的目的在于使研究更加直观、方便。因为，公式中的分子及分母项可通过相关旅游外汇收入构成的统计数据获得，同时，一个地区的β线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该地区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β值越大，旅游消费结构越趋于高级化。因此，本研究以β值来反映地区的旅游消费结构，并通过对β线的考察来分析地区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

本研究收集整理了1995~2004年6城市旅游外汇收入构成等相关旅游统计数据，计算出6城市1995~2004年的入境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β值，以此绘制β线，对β值的演变情况进行横向及纵向的比较研究，以探讨旅游消费结构的演变规律及相关影响因素。

三、研究内容及结果分析

1. 6城市国际旅游发展概况

6城市均为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入境旅游发展时间早，相对成熟。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旅游逐渐起步，国际游客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口岸城市及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如桂林、西安、杭州等城市，1985年以前上述6城市的海外游客年接待量均已超过10万人次。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一批新兴的旅游城市不断涌现，入境旅游市场竞争随之加剧。尽管如此，6城市凭借良好的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及业已成熟的旅游设施和服务依然保持了稳步的发展势头，入境旅游接待量和旅游外汇收入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见表1)。

表1显示，1998~2004年间，北京、上海、广州3城市的入境旅游外汇年收入都在10亿美元以上。其中，上海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幅最大，从1998年的约12.2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约30.9亿美元。杭州、西安、桂林3城市的入境旅游外汇年收入在1~6亿美元之间。其中，杭州的旅游外汇收入从1998年的2.1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约6亿美元，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桂林旅游外汇收入增幅最小，2004年仅为1.3亿美元。2004年6城市入境旅游人均消费为：北京1006.3美元/人次，上海801.3美元/人次，西安553美元/人次，杭州483.8美元/人次，广州434美元/人次，桂林161.4美元/人次。

2. 6城市入境旅游消费结构纵向分析

国家旅游局将旅游外汇收入分为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乐、购物及其它7大类。本研究将前4项作为基本旅游消费收入项，后3项作为非基本旅游消费收入项，收集1995~2004年间6大城市旅游外汇收入构成的统计数据，汇总基本旅游消费收入百分比和非基本旅游消费百分比，根据公式计算出既定时间序列中6城市的入境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β值(见表2)。

根据表2作出6城市入境旅游高级化指数β值的演变线(见图1，图2)。从图1、图2可以看出：1995年6城市的β值均低于40，即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低于30%。通常在旅游业发展前期，由于旅游配套设施及服务尚不完善、产品单一，旅游消费主要用于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方面，非基本旅游消费所占比例很小，因此β值偏低。随着旅游大环境的不断改善，旅游产品呈现多样化，旅游业的相关带动作用逐渐增强，β值逐渐上升。1997年以后，6城市除广州外β值均超过40。其中，上海β值升幅最明显，2004年已接近95，即非基本旅游消费接近基本旅游消费。在发达国家，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占旅游总支出的比例通常超过60%，即旅游消费高级化指数超过125。可见，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升，6城市的β值尚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

6城市中，上海的β值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幅度。上海旅游外汇收入中的基本旅游消费收入比例由1995年的75% 降至2004年的52%，非基本旅游消费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娱乐收入比例由1995年的8% 上升至2004年的12%，购物由23% 上升至27%，其它类收入由9%上升至13%。可以认为，上海旅游业已开始步入内涵结构提升的集约化发展阶段，旅游对娱乐、商贸、通讯等行业已产生了较强的带动作用。上海近10年来β值持续上升的态势与其旅游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系。上海依托其发达的商贸，大力发展都市旅游，一方面，市政府将旅游业的发展纳入城市的宏观发展战略之中，通过构建良好的旅游大环境、树立城市形象，为旅游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上海不断调整旅游产业结构，逐步形成旅游与商贸、娱乐休闲业有机相融、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旅游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入境旅游接待量及外汇收入持续高速增长。

杭州的β值经过1998、1999年的大幅度起落之后开始平稳上升，由1999年的47.1增至2004年的65。分析其旅游外汇收入构成可看出，杭州的购物及其它类消费收入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到2004年其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外汇总收入的12.3%，其它类收入比例达22.9%。杭州市从2003年后陆续宣布对包括西湖风景区在内的一批著名景点实行免费开放，尽管游览收入相应减少，但旅游带动了娱乐、商业的迅速发展，非基本旅游消费收入大大增加，入境旅游接待量及外汇收入保持较高的增幅。

广州的β值在6城市中最低，且在10年间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其特珠的原因。“食在广州”的美名从清朝一直传至今日，游客对广州饮食文化趋之若鹜，致使广州餐饮消费比例居高不下。广州2004年餐饮收入占旅游外汇总收入的13%，而同年上海餐饮收入仅占6.8%，北京餐饮收入占7.9%，这是广州β值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况且，随着内地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广州作为传统购物城市的地位不断下降，购物收入随之下降。2004年广州购物收入占旅游外汇总收入的16.2%，同年上海购物收入比例达27.5%，北京达20.8%。广州为港、澳、台同胞进入大陆的主要口岸城市，尽管广州的入境游客接待量仅次于北京、上海两地，但其人均入境旅游消费并不高，2004年为434美元/人次，这与其过境地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北京的β值从2000年后一直保持平稳上升的状态。西安的β值自1999年后一直在60左右徘徊，且略有下降趋势。

桂林的β值在经过2002年的剧烈下滑后，2003年及2004年有所回升。但总体看，桂林的β值偏低，且在近10年间升幅很小。近年来，桂林市的入境旅游接待量及旅游外汇收入虽有所增长，但增幅与其它5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分析桂林外汇收入构成，不难发现桂林的娱乐及其它类的收入比例很低且呈下降趋势，2004年娱乐收入比例仅为2.7%，其它类4.3%。桂林以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秀美的漓江而举世闻名，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称，观光旅游占垄断局面，致使其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再加上经济相对落后，因此非基本旅游消费收入比例严重偏低，旅游业的相关带动作用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桂林旅游业的深度发展。2004年桂林入境旅游人均消费仅为161.4美元/人次。

以上，我们纵向考察了6城市入境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β值的演变情况。上述分析表明：一个地区旅游消费结构(以β值的高低反映)取决于诸多因素，如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消费水平、旅游资源及产品类型等，故不能孤立地考察旅游消费结构(β值)并以此判断地区旅游业的发达程度，但是一个地区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β值的演变)却对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3. 6城市旅游消费结构横向比较

首先考察6城市β线以了解6城市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上海、杭州、北京3城市的β线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上海β值最高，升幅最大，杭州及北京的β值上升平稳，2004年已接近或达到65。在既定时间序列里，3城市旅游业均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3城市均位于我国东部，繁荣发达的经贸以及良好的区位为其旅游业的内涵结构提升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广州的情况较为特殊，在前面已作分析。位于西部的桂林及西安自1999年以后β值无明显上升，甚至出现下滑。两城市尽管有着高品位的旅游资源，但由于经济及旅游大环境相对落后，旅游业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旅游资源的先天优势，旅游收入仍主要依靠交通、门票、餐饮等基本旅游消费收入，旅游业的相关带动作用不明显，发展后劲不足。可见，β值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业发展的状况。

再比较北京和西安两地的β线(见图3)。图3显示，1997~2003年间，西安的β值均高于北京，但西安的β值从1999年以后基本保持在60左右，2000年后有所下滑。北京的β值在2003年以前低于西安，自2000年后却呈稳步上升态势，到2004年β值达到63，超过西安。这表明北京的旅游产业结构在逐步进行调整，产品结构日益优化，旅游设施及大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非基本旅游消费收入不断提高。西安、北京同为中国的著名古都，均以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和高级别旅游景点闻名于世，同位于我国北方，但由于区位条件、城市总体发展水平的差异，β值呈现不同的演变状况。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区域整体发展水平，良好的大环境为旅游业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后劲和纵深发展的可能性。从两地的比较还可以看出，β的绝对值高低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旅游业发达程度。北京由于其经济发达，消费水平偏高，住宿、餐饮、游览等费用相应偏高，β值低于西安不难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北京旅游业发育的成熟度不及西安。我们认为，β值的演变更能反映出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及旅游产业的自我调整能力，β值不断升高意味着旅游产业结构在不断进行调整，内涵结构在不断提升。

再比较杭州和桂林(见图4)。两城市同位于我国南方，均以美丽的自然风光及人文旅游资源闻名。杭州属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区位良好，从1999年开始其β值稳步上升，旅游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入境旅游接待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均有大幅增长；而桂林长期以来产品结构单一，加上经济较杭州落后，因此不仅β值偏低且在近10年间升幅很小，而且近来年桂林入境旅游接待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虽有所增长，但增幅与杭州相去甚远。

四、结论

通过以上横向及纵向的比较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第一，一个地区的旅游消费结构呈动态变化。通常，随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其旅游消费结构得以不断调整、优化，表现为β值呈现上升趋势，旅游消费结构趋于高级化；但如果地区不能及时进行旅游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β值则可能出现下降。

第二，一个地区的旅游消费结构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地区总体发展状况、消费水平、产品类型等等。因此，不能孤立地以旅游消费结构(β值的高低)来衡量地区旅游产业的成熟度，应对β值进行动态考察。在进行地区间比较时，不能片面地认为β值高的地区的旅游业就比β值低的地区发达，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在广州，餐饮是重要的消费支出；上海是中国的购物天堂；北京由于高级别的景点较多，游览支出相应较高。多种因素均会影响地区旅游消费结构即β值的高低，在进行地区间旅游业发展的比较时，考察β值的演变更为有效。

第三，一个地区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β值变化)与其旅游业发展通常呈现正相关性。一个地区的β线如果呈不断上升的态势，通常意味着该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渐趋多样化，旅游设施及环境得到相应改善；若一个地区的β线呈徘徊甚至下降态势，其旅游业往往也表现出徘徊不前，或相对落后的状况。因此，一个地区的旅游消费结构变化(β线)对于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这对于考察地区旅游业发展状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β值的演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地区宏观背景所提供给旅游业的发展后劲，也反映了旅游业对地区其它产业的相关带动作用。东部地区通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好的β线，原因在于东部地区良好的宏观背景为旅游业纵深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良好的β线显示了旅游业的相关带动作用。这说明旅游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需要依托良好的大环境及其它行业的支持。旅游业应与地区总体发展和其它行业之间形成相互支持、互惠互利的良性关系。

第五，要使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内涵结构得到较大的提升，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致力于地区旅游大环境的改善，为旅游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具体而言，就是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的建设，扩大地区对外开放度，加强区域联合以促进地区经贸的发展，这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规划和调控力度。另一方面，应打破对资源的依赖，扩大旅游产品的种类，逐步开发参与型、休闲型旅游产品以打破单一观光型产品垄断的局面，同时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以增加旅游购物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旅游业的带动作用，使旅游业真正步入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鸣谢：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导师孙根年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 李一玮，夏林根.国内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结构分析[J].旅游科学，2004(2)：30-32.

[2] 席建超.旅游者旅游消费结构及潜力分析——以入境旅游消费者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38-41.

[3] 张萍萍，李平.基于信息熵的山东省入境旅游消费结构演变分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30-32.

[4] 倪羽.重庆入境旅游消费结构初探[J].甘肃农业，2006(10)：113.

[5] 何珍.湖北省旅游消费结构优化问题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07(7)：27-30.

[6] 王生鹏.甘肃海外游客消费结构现状、问题及优化对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3)：53-57.

[7] 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6~2005)[Z].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8] 国家旅游局.海外游客来华花费情况抽样调查(1995~1998)[Z].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9] 国家旅游局.中国入境旅游抽样调查资料(1999~2005)[Z].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ourism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Six Hot Inbound Tourism Citie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