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支差异法对地下经济规模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2022-09-11

1 引言

“地下经济”是一种国民经济中未向政府申报登记, 经济活动脱离政府法律法规约束, 且不向政府纳税的经济成分。地下经济活动有着隐蔽性、信息数据披露不充分且难以获得的特点, 但仍然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地下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 很可能造成政府征税成本增加、税收流失规模扩大等结果。我国各区域情况的巨大差异, 对各个区域地下经济规模进行研究就变得很有必要了。然而对于地下经济活动, 我国学者所做过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且视角大多简单地从全国的角度出发, 缺乏对更具体区域状况的详细研究, 因此本文运用了较新改进的估测方法计算了全国省级层面地下经济规模, 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论证了省级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对其地下经济规模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时至今日, 关于测算地下经济规模的方法主要是通过间接估计, 其大致分为宏观和微观方法两类。宏观方法出现相对较早、种类较多, 如Schneider (2005) 采用货币需求方法度量了110个国家1999~2000年的地下经济规模。对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的研究文献目前还较少, 主要有杨灿明和孙群力 (2010) 使用MIMIC法做的估算。测度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微观的视角着手, 此种方法最早由Pissarides与Weber (1989) 提出。此方法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在统计调查中, 中高收入居民为了偷逃税负、保密等考虑, 往往会低报收入, 但是即便居民呈报数据不实, 其真实收入终归是其行为决策的逻辑起点, 从而会在各种消费与投资行为中表现出来。

财政透明度是透明度问题在财政领域的延伸,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都认为一般情况增加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地下经济规模, 如Friedman等 (2000) 发现政府透明度与腐败负相关, 而腐败水平越高, 地下经济规模越大。收税负担也被认为是对地下经济规模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如Schneider (2005) 认为直接税占比、间接税占比与地下经济显著正相关。通过对美国50个州进行实证分析, Wiseman (2013) 发现地区所征收间接税与当地GDP的比重同其地下经济规模显著正相关。国内研究也得出我国税收负担与地下经济显著正相关的结论, 如杨灿明和孙群力 (2010) 、刘国风与王永 (2011) 等, 都得到了降低税收负担可以有效抑制地下经济规模的结论。

以往大多学者使用的宏观估测方法常常被认为是缺乏基于消费者优化决策的经济理论基础的, 估计中的前提假设往往较为主观随意而且估计出的结果差异较大, 从而缺乏可信度。它们对假定影响地下经济规模的因素要求非常严格, 对变量的取舍因而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估测结果的稳定。因此本文采用微观收支法来估算我国各省地下经济规模, 搜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为我国地下经济的研究做出一点补充。

3 地下经济规模测算与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微观收支差异法, 根据国民核算基本原理进行改进, 对我国大陆31个省级地下经济体2008~2014年规模展开估算。

微观收支法认为, 对于居民的总支出和总收入之间存在以下恒等关系:居民部门总收入=居民部门总支出, 进一步得出:居民非统计收入=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投资支出-居民统计收入=居民消费支出+ (居民非实物投资支出+居民实物投资支出) -居民统计收入

居民消费支出。本文使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城镇人口数量, 加上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农村人口数量。居民非实物投资。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只考虑居民持有现金额、股票投资、债券投资与储蓄增加额四个部分。居民实物投资。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个体经济的投资额来表示。居民统计收入。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城镇人口, 再加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乘以农村居民人口得到。以上各省级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本文估算出了我国各省级地区从2008~2014年的地下经济规模, 即当年地下经济活动占官方GDP总量的比例 (SE) 。据已有文献财政透明度与税收负担是影响地下经济规模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以二者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他作为控制变量。

财政透明度 (FT) 。本文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财政透明度课题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结果。税收负担 (TAX) 。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地方税收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地方税收负担的指标, 此外本文猜测, 税收负担与地下经济活动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倒U形”关系, 因此引入了税收负担的二次项为TAX2。

可能影响地方地下经济规模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为了结果的可靠性还需要加入必要的控制变量。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度量市场化程度 (MI) , 预计回归系数为负。用省级城镇人口占省总人口的份额来表示城镇化率 (UR) 预期其回归系数为负。采用地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其经济发展水平 (PGDP) 预期其回归系数为负。

4 实证分析

对全国31省级地区2008至2014年数据设立面板模型, 对所有模型均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都支持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具体模型如下:为税收负担的二次项, t为年份, i为地区, vt为时间固定效应变量, ui为地区固定效应变量, 为随机误差, 结果如表1。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可看出模型中财政透明度系数 (FT) 显著符号始终为负, 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减小地下经济规模, 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 从而增加其从事官方经济活动的动机, 减少地下经济活动。可以看出税收负担一次项系数 (TAX) 为正、二次项为负, 较高的税率或税负, 提高了劳动力在地下经济中的供给从而导致地下经济增长。此外, 其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就证实了本文的猜测, 税收负担与地下经济活动之间也存在着“倒U形”关系, 在较低的税收负担水平上, 税收负担越重地下经济规模就越大, 当越过了一个极值之后, 税收负担的加重反而会减少地下经济规模, 这可能是由于政府为了保持高税负, 进一步强化征管手段, 使得纳税信息越来越透明化,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地下经济活动。

此外, 可以看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程度的提升、地区经济水平的进步, 均有助于减小地下经济规模, 市场的开放性、公平性对公众从事正当经济活动有着巨大激励, 从而可能抑制地下经济活动。

5 总结与政策

本文使用2008~2014年我国各31个省级数据运用微观收支差异法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估测了各地区的地下经济规模。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地下经济规模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 而地方税收负担并不和地下经济规模间只是简单的正相关线性关系, 而是存在着“倒U形”关系。此外随着地区经济总体水平的提升、市场化进程的完善, 均有利于减少地下经济规模。

总体而言, 基于微观数据考察居民收入瞒报行为进而估计地下经济规模是有着坚实理论基础的较为推崇的可行方法, 但对于我国省级地下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 本文只是初步针对性探讨了一些因素的影响, 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 哪些因素对于哪些地区地下经济影响更为主要还不得而知, 这都是日后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摘要：“地下经济”在通常情况下是指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没有被官方所记录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本文主要采用微观收支差异法的理论根据, 估算了我国各省从2008年至2014年的地下经济规模, 论证了部分因素对地下经济规模的影响, 结果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的改善有助于减小地下经济活动规模, 然而地方税收负担与其则存在着“倒U形”关系, 地区市场化程度、城镇化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能显著抑制地下经济规模。

关键词：地下经济规模,微观收支差异法,财政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