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晋商的辉煌与管理（共8篇）

篇1：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 化”管理的两面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 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 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 化”的过程，

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 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 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 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篇2：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是什么成就了晋商们近百年的辉煌与成功

明清两代“第一商帮”晋商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积累了大量财富，盖成了至今令人叹服的大院，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成功背后的制度，这套制度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基于对人性的正确理解。

身股制的人性特色

说到“人性化管理”，人们就会想到尊重员工和善待员工。这的确是重要的，但决不是“人性化管理”的全部内容。人性不是简单的善恶之分，而是善与恶的结合。人性最本质的特点是利己。在一定的制度引导下，人性可以显示出善的一面，为企业和社会作出贡献。但如果制度失误，人性也会显示恶的一面，为非作歹。制度就是要扬善抑恶，制度设计中的激励约束机制，正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晋商管理制度之所以人性化，制度设计的核心正显现于此。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要想让员工为企业作出贡献，不能只靠口号。有付出，才有回报，满足了员工的个人利益，员工才能显示出善的一面。“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企业发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晋商明白这个道理，设计出了符合人性的身股制。

身股制在现代称为分享制，即员工参与企业分红。在晋商的商号或票号中，员工的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员工本人享受吃、住、用的供给制，还有发给员工养家的“辛金”。这部分收入与企业效益无关，即使企业亏损，也要由东家（所有者）承担。这就使员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另一部分是根据身股的多少分红，这一部分取决于企业效益。身股并不用员工出钱购买，而是东家根据员工的工龄、职务、业绩给的，而且也会调整。

这种身股相当于现在只有分红权，但并不代表所有权的干股。人离开企业，身股也就不存在了。身股分红的收入是晋商员工的主要收入。“辛金”的标准是每年从10两银子到最高（大掌柜）100两银子，但分红要多得多。以晋商中的票号为例，有十几年工龄、且担任中层管理人员，每年“辛金”为70两银子的员工，有身股5~6厘，平均每年可分红1000两银子。这相当于当年一个县令包括养廉银在内的一年全部合法收入。

比钱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信任

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是幸福的主要来源，也是最重要的个人利益。从人性的角度看，给钱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但钱并不代表一切，员工还需要得到尊重和信任，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晋商的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大东家所代表的所有者只决定企业的大事，如大掌柜的任免和分配。而日常经营管理，包括管理人员的任免、分号的设立、日常经营决策与管理等，完全交给大掌柜。

大东家对大掌柜奉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充分放权，不仅自己不干预，还不许自己的亲属（称为“三爷”的儿子、女婿与小舅子）进入自己的企业，以免干扰企业的经营。大东家对员工的关心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给已去世的员工在两个账期（6~8年）内，仍可由家属以原身股参与分红，关心有困难的员工，等等。这种对员工的尊重，满足了员工的心理需求，实现了对员工另一种形式的激励，

这种激励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山西最优秀的人进入晋商商号或票号。雍正皇帝很早就发现，山西人的传统是把最优秀的孩子送去从商，而不是去读书、当官。但他并不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晋商员工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避免了败德行为，并使晋商中出现了一批职业道德高又精于业务的职业经理人。

激励是要扬善的，但仅仅有激励远远不够。因为人利己的贪欲是无限的，再多的激励也不能完全消除人性中恶的一面。因此，要抑恶还必须有严格的制度，或者说是需要有泰罗制式的“管、卡、压”。记得一位教育学家曾说过，“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我想把这句话用于企业管理，就是“没有惩罚就没有管理”。晋商们明白，“大棒”与“胡萝卜”同样重要。

有效的制度要有相应的惩罚

制约人性恶的制度关键是权力制衡，即不存在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来制约。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晋商的企业已经实现了股份化。在这种企业中，最高的决策者是相对或绝对控股的大股东，晋商中称为大东家。其他股东不参与决策，仅仅分红。但大东家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有两种制度来约束：一是大东家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二是其他股东有撤股权，这种撤股权相当于今天的“用脚表决”。

这种制约使大东家决策时极为谨慎，避免了决策引起的失误。大掌柜有独立经营权，但仍然要受大东家和社会的制约。他是大东家任命的，有任命权的人当然有免职权，换句话说，“帽子”在大东家手中。而且，他的身股也是大东家给的，调整权也在大东家手中。从社会的角度看，在当年的山西，做一个大掌柜是极有身份和地位的，一旦失去这个位置，其损失的不仅仅是物质。

晋商对员工有严格的行为规范，通常称为“铺规”或者 “号规”。各家的行为规范不尽相同，一般被归纳为“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家属上任，不准 、宿娼、捧戏子，不准赌博，不准 ，不准懈怠号事，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打架斗殴等。此外，晋商还有一套相当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如类似于现代复式记账的“龙门账”，银票的印制、密押和销毁程序，总号监督分号的“巡庄制”，等等。

一种制度要有效，必须有相应的惩罚。晋商为了制度的实施，严格实行“用乡不用亲”的原则，不许股东的亲属进入企业，也不许股东的大掌柜推荐人。一旦有违规者坚决开除，而且，各家晋商之间有一种约定，在一家违规被开除者，其他各家永远不能录用。这就意味着，违规者会永远失去在晋商企业中工作的机会。当时，没有一个行业比从商的地位和收入更高。被一家开除就意味人生的彻底失败。如此高的违规代价，谁敢不受约束？

这种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确起到了有效作用。就晋商最辉煌的票号业而言，在其将近百年的经营中，共经手银子十多亿两，几乎没有发生过被诈骗、贪污、内部人挟款潜逃等现代社会并不罕见的败德事件。仅有的一起三人私分救灾款事件，由于严格的财务制度而被查出，并严惩了当事人。

篇3：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晋商是一个文化符号。历史上的山西是一个深深地浸润着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 晋商依靠以“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 雄厚的资金实力, 曾经一度领先的管理模式, 在多个领域跨地区、跨国界经营, 取得了“海内首富”的辉煌成就, 称雄国内商界五百年。晋商不单纯追求在商言商, 他们更看重做人的德行和商界操守, 形成了独特的诚信敬业、同舟共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以德经商”的晋商文化。在今天我们用艺术的形式, 从多角度、多侧面展现昔日晋商群体的事业与爱情、辉煌与衰败, 大力弘扬今天的商业社会所缺失的诚信敬业、以德经商的晋商文化, 自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是, “晋商”这个词汇在一定意义上就演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而晋商题材的电视戏剧作品所塑造的主人公, 就成为了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于一身、胸怀天下济世救民的完美人物。他们俨然成为了中国儒家文化在商人中的代表。《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不只为自己取财, 他有爱国意向, 当时海防、西征, 他都为朝廷分担开销;贯穿诚信, 把儒家思想和晋商商帮多年的商业实践结合。他以德选人, 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 放一两银子, 有的拾钱自己留下, 乔致庸认为此人不可用;有的过而不拾, 乔致庸认为这人适合做伙计;还有的捡回, 交还给失主, 乔致庸认为这是好的人才, 可以做掌柜。他们的家族重文化教育, 高薪聘用教师, 佣人也要学习。不能只认钱, 要懂中国传统, 要求掌柜不喝花酒, 不纳妾。《立秋》中, 编导们也试图在主人公马洪瀚身上体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美德。但是在民国初年那样一个国运衰微、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年代, 挽危局于狂澜的恰恰不是马洪瀚这样的“丰德”票号的一号人物, 而是有着鲜明的传统文化象征、有着传统文化深深积淀的马老太太。是她在票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毅然开启了家族的地下金库, 实践了以诚信之道挽救危亡的壮举。可以说, 马老太太以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强大的道德力量, 在危难时刻, 挽救了“丰德”票号。

晋商是一个诚信标识。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里, 诚信经营无疑是商业文明必须具备的基本准则。但是, 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却在大幅度下滑, 因此对道德和文化的呼唤非常迫切。晋商题材的电视剧着力弘扬晋商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呼唤重新建立“诚信”道德, “诚信标识”也成为了晋商的另一个代码。《晋商》中的一句解说词概括了晋商的企业文化:“勤奋, 谨慎, 敬业, 诚信。”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 勤奋是所有人的生存基础, 诚信却不是每一个商家皆能恪守的法则。小本经营的商户, 缺斤短两很普遍。《乔家大院》中很多人卖面, 一斤面少给人家一两, 但是乔家卖一斤面则多给一两, 老百姓渐渐就成了乔家的老主顾, 乔家忠厚, 所以成功了。晋商的诚信还体现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北京的富人跟着慈禧跑到山西后, 都拿着银票去兑银子。这样的大规模挤兑使山西的票号面临困境, 票号的大东家却从自家地窖里把银子挖出来, 满足客户的需要。晋商的信誉就体现在这里了。因此1900年到1910年, 成了晋商历史上最辉煌的10年, 这是诚信造就的辉煌。如果说晋商起初通过诚信来为自己赚取财富, 但到后来, 诚信就成了他们的最高标准, 赔钱也要诚信。上世纪30年代军阀混战, 乔家的票号“大德通”赔本给老百姓兑换钱币, 直至最后破产。明知道会破产也照做不误, 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山西影视剧在充分挖掘了晋商的辉煌后, 该走向何方?新晋商的发展涉及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 但首要的是自身发展观念更新问题。事实上, 真正意义的晋商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 而在于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执着创造性。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 是主观上丢掉了自己的“利器”, 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发展“新晋商”品牌重在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软肋。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曾这样评价道, 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只能靠钱财发言, 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由此, 他定义晋商“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 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 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老晋商们赚到钱后, 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回家, 盖房, 养活老婆孩子。在山西太原附近占地8700平方米, 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 共有房屋313间的乔家大院, 就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

在人们对晋商文化青睐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时代对以诚信、勤俭、开放、敢为为特质的晋商精神的呼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经君健先生表示, 当前在生产、交换领域中的失信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社会面临“诚信危机”。“商人可以不高尚, 但不能可耻。”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院院长崔满红道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商业核心价值体系的初衷, 以及对当今某些商人的行为的担忧。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部分山西人“弯弯腰”就能捡到真金白银, 但又在另一方面进一步抑制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煤炭的暴利让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前景漠视, “每天弯弯腰就能挣上几十万”, 对他们说商机无限无疑是对牛弹琴。尤其是“要想富、钻黑库”的念头已经禁锢了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嗅觉与关顾。

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剧《乔家大院》《白银谷》, 无论从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美术、作曲还是演员, 都是近年来涌现在影视界的名流, 而少见山西人的影子, 而且地域文化特色没有得到彰显。山西题材电视剧中, 本土的影视公司缺席。《白银谷》是北京金天地公司出品, 《乔家大院》是深圳广电集团出品, 晋商题材电视连续剧往往要与北京等地的影业公司合作拍摄, 而山西本土的影视公司却缺席。

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 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 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 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 可谓晋商之魂。晋商文化是山西特有的文化, 是代代晋商留给山西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传承晋商精神、诠释新晋商内涵、塑造新晋商主流形象、指导新晋商发展, 市场上热演的晋商影视戏剧舞台作品, 能够同样担当起这样的文化重任吗?十几年前, 山西那段曾极其辉煌的历史还淹没在史料的陈迹里无人知晓, 从余秋雨的《抱愧山西》, 到一部部反映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出现, 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那段历史, 也引发出人们更多的对这群中国近世商人精神的思考。如今一提到晋商, 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联地想到明清时期的晋商。这表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代晋商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 “新晋商”为山西贡献的是什么呢?只有重新树立山西晋商诚信创新, 勤恳吃苦的精神。这应该是山西新晋商文艺应该深入挖掘的内容。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抱愧山西 (续) [J].山西档案, 1996, (06) .

[2]山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看《晋商》话诚信”专题座谈会.山西视听网[山西卫视.山西新闻联播].http://www.sxrtv.com.2004, 3, 5.

[3]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山西古籍出版社.

[4]贾丽平.从晋商文化看晋商的成功.中国合作经济, 2005, (03) .

篇4：晋商的辉煌与沉寂

有一个我一直想不通的现象：为什么曾经非常发达的两个地方在今天相对于发达地区有些滞后?一个是晋商所在的区域，一个是徽商所在的区域。当我看完山西王家大院和常家大院之后，我有了一些不同的思考。

晋商的成功自然有很多原因，不过我自己在山西的感受，有两点深深地打动了我。一是看到常家的家训，知道在晋商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学而优则商”，晋商是标准的儒商。他们要先求学，真正具有了学问，了解了做人做事的事理，明白外物的逻辑，才可以去经商。因此，在那个时期，学识和做人的准备都优异的人才可以去经商，这一点保证了晋商基本素质优秀，而如此的基础自然可以创造出优异的成绩。

二是到了平遥古城，在“日升号”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制度安排”。想不到在今天谈论的期权、股权、薪酬和绩效，在这里已经是非常成熟而有效的管理制度了。大掌柜的子孙都可以承继他的股权，这使得所有的掌柜都非常忠诚，而且忠诚一辈子，几代人都要忠诚。“日升号”用的所有管理方法，甚至超出我所学到的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晋商能够非常富有而且影响深远的原因，也许可以从时代、环境去寻找原因，不过我更倾向于以下两点：深厚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底蕴、明确而坚守的绩效分配制度。

但是，为什么到了现代晋商反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呢?这也是我站在宏大的王家大院想到的最多的问题。在看介绍和听讲解的时候，给出的最多的答案是战乱开始。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因，因为战乱，导致晋商开始衰落。但是如果还是这些优秀的人，还是这样的绩效激励制度，为什么环境改变后就无法有所作为了?重要的原因也是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晋商离开了现代化的进程。当晋商依然在茶马古道上运输商品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始在铁路和轮船上前行。晋商之所以衰落，和中国文化在商业体系走到现在还这么弱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离开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的技术。其实在研究中国管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管理技术的现代化问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在现代化的领域没有任何建树的话，把理念说得再好，再努力付出，也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篇5：晋商与传统文化

晋商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晋商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它对晋商的商业活动具有伦理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均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和影响之下进行运行的,它一方面保证了晋商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晋商的衰落.

作 者：刘建生 燕红忠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晋阳学刊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年，卷(期)：2002 “”(4) 分类号：G04 关键词：晋商   传统文化   约束机制  

篇6：晋商文化 辉煌的记号

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著名的晋商故里。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既传承着英雄故里的坚强,也秉承着古老悠长的晋商文化的潇洒。

本刊黄金之旅“晋中旅游资源系列报道”下篇将介绍晋商文化,让你深切地体会百年晋商史在这里留下的点点滴滴。

一部部以晋商文化为背景的文艺作品——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话剧《立秋》、电视连续剧《晋昌源票号》到《白银谷》再到《乔家大院》,也许让你了解了晋中文化,那么当你真来到这些荧幕里的场景中时,就更会为之震撼,因为每一座大院都是一部历史,都能让人感受到晋商曾经的辉煌。

追溯晉商的历史,要从明清时代算起,至今已有500年的时间。而现代,人们一提及晋商,自然地想到了山西的晋中,因为这里曾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被誉为晋商故里。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晋中商人的商号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并远涉日本、西亚和俄蒙,一时间“晋商”与“徽商”并驾齐驱。1824年,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以此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

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

今天,我们再看晋商文化,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诚信”也已经贯穿到他们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篇7：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今见到一枚云南大方槽七两银锭，为晋商“王泰来”号公估银，验槽深峻，铭文大气，重约240克，颜色白润而沉稳，银锭气孔中有金黄色的多彩宝光，银锭本身色彩为雪白色，由于在使用中受人们触摸、氧化等，银锭已自然生成了一层银锈和包浆，色泽温润，极为漂亮。根据“七黑八灰九转青，九五成时色还清”的鑒定口诀，此银锭成色应在九五以上。“王泰来”铭文是鉴定此银锭时间的依据，这类带有商会或家族字号的银锭在清代颇为流行，錾刻铭文是当时为了保证银锭的质量，以签字画押的方法，表示对经手的银锭负责。每个商号的铭文有其特点，正因为这样，却成了我们今天鉴别真假银锭的重要依据。

因历代对银锭的铸造及发行都没有统一的严格规定，允许自由铸造。只要适应当时的流通环境和民间习俗，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银锭造型无规定，特别是从清代开始，银锭的器形更加多样，各省各地各有千秋，异曲同工。虽然此银锭并非常见的元宝形、牌坊锭等，而采用方槽形。但所以被称为“槽锭”，并非因为其形状，而是因为当时凡经过公估议定的银锭都带有錾刻痕迹从而形成的印记。錾刻需要钢模打压，银锭刚刚熔炼成型，比较柔软，钢模很容易在铁锤的打压下形成深深的验槽，故有此名。

现代人可能对于这种将商号錾刻于银锭上的做法多有不解，其实这正是晋商的成功之处。从这枚云南“王泰来”七两槽锭中可以看出，晋商分号已经分布于全国各地，连云贵之边远地区也有涉及，并且不同地方的分号铸造的银锭多有不同，我们不得不感叹晋商博大的商业情怀及睿智的经营思路。“王泰来”是璧玉辉映的晋商之林中的一员，我们探询史册，探究“王泰来”是怎样一个商号，才恍然明了其显赫而又神秘的地位。

人们对于“王泰来”的认识多来源于民间传说。晋城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说王泰来在京城作官，返乡探亲时，老母亲说想去京城看看，却年老体弱，不能远行。王泰来生性孝顺，便在家乡仿京城的宫殿修了一座宅院，以了却母亲不能进京的遗憾。在等级森严的古代，自然会有一些奸臣在皇帝面前告王泰来的状，说王泰来在家乡私自修建皇宫，蓄意谋反。皇帝很是恼火，便下旨砍了王泰来的脑袋。砍了王泰来的脑袋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了，心想自己还没搞清楚真相，便杀了一个臣子，终究有些过意不去，又派人到王泰来的家乡了解实情，结果自然令皇帝大吃一惊，王泰来不过修了一个很普通的宅院，根本没有皇宫，也没有半点谋反的痕迹。皇帝心知自己冤枉了王泰来，便命匠人按照王泰来的模样制作了一颗金脑袋，赐给王家，将王泰来在家乡厚葬。

这个故事固然惊奇，但多有演绎之处，不足为信。据清雍乾时成书的《永宪录》载：山西富户王泰来，家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奇。书中虽云王泰来有千万家资，富可敌国，但所谓《永宪录》并非正史，有稗官野史道听途说之嫌。遍查《清史稿》及诸多典籍，才慢慢勾勒出这个晋商家族的轮廓。原来，所谓“王泰来”者，并非固有其人，而是山西泽州府一个王氏家族的商号名称。而王家也没有被雍正皇帝砍头抄家之人，反而世受皇恩，七世辉煌，伴随大清王朝延续了数百年鼎盛。

“王泰来”商号的创业者是王璇，主要生活在明末至清顺治、康熙两朝。王家从明末经营盐运起家，到清初时，富甲一郡，渐成晋商魁首，泽州望族。王家善于经商的同时，对朝廷也颇为忠心，捐银放粮、赈灾济困、捐赠公益便成了王家报效皇恩之道，动辄八万十万，慷慨之盛深得圣恩。是以王氏子孙几代均身居高官，尽管有些未经科举之途，通过捐官输银，大多也在官场上平步青云。

到此，我们不禁感叹：一枚小小的银锭铭刻着晋商王家的辉煌往事，也见证着晋商数百年鼎盛不衰的经营传奇。

（责编：丁丑）

篇8：祁县老街：见证晋商500年辉煌

祁县古城中的晋商老街，作为中国北方古县城中老街区之典范，记录了1500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见证了明清晋商500年的辉煌。

名城名街 相映成趣

祁县作为“县”，在公元前514年就出现了。这是全国最早称“县”的地方。祁县县城的位置在历史上并不是固定的，曾变换过3次。

真正的昭馀古城在今祁县上、下古县村间的旧古县遗址。那是春秋晋悼公时期封给姬奚的食邑地，因地处并州昭馀祁泽薮，姬奚以邑为氏而称祁奚。祁奚即是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举贤而被孔夫子誉为“贤大夫”的祁黄羊。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祁奚家族被晋国六卿诛灭，昭馀被肢解，祁县作为七县之一沿革至今。晋六卿魏县子派一名叫贾辛的大夫到祁县主政。贾辛为祁县历史上第一任县官。

在2500多年的历史中，祁县古城曾有过两次迁徙，第一次是在汉武帝时期，第二次则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历经沧桑巨变，最古老的两个县城已被淹没，可喜的是第二次迁徙的古城，虽古城门、城墙没有像平遥古城一样保留下来，但古城内成街成坊的传统民居和历史建筑却基本保存完好。尤其是彰显祁县古城精粹的东西南北大街，仍不失古建之风骨。

祁县城内4条老街，呈规整的十字构架，东西街长835米，南北街长690米，东西南北街口对应四方城门，就是这4条经纬分明的大街，将古城定格为四大城坊。古城的空间形象本应是一个规整的“田”字型，但古城的东南角着意缩回一个长方形凹陷，整体空间形象便成了乌纱官帽状，故俗称“纱帽”城。纱帽城东南背靠凤山与麓台山，故旧东门门匾雕有“瞻凤”，南门门匾雕有“凭麓”；城西面临山西人的母亲河——汾河，故西城门门匾雕有“挹汾”二字。这种山水环境空间构成了古城的最佳风水，充分体现了中国建筑风水理论价值。

明清时期，随着晋商中的祁县商帮崛起，昔日的官治纱帽城遂变为繁华的“商贸城”。商号的庄院建设与商人的宅院建设，不仅把祁县古城4条大街商业化，而且，错落有致的一座座大四合院围绕十字大街骨架，将四大城坊点缀成了28条街巷分隔的“花格”空间形象。

票庄商号 鳞次栉比

作为晋商故里，祁县是明清时期全国的商业金融中心，古城内现存明清时期几百家商号店铺旧址，它们向世人昭示着当年茶、票、斗、典、布、杂等百业的繁荣；长裕川茶庄等18处旧址述说着晋商开辟茶叶之路的艰辛；合盛元、大德恒、三晋源等12家有影响力的票号展现了祁县执全国金融牛耳的辉煌；昭馀书院、竞新学校旧址体现出晋商培养人才的远见卓识；各类行规、号章史料蕴藏着晋商诚信为本、两权分离的经营之道。可以说这些商号店铺旧址更加凸显出晋商老街包罗着万千晋商文化。

作为中国北方明清时期县城商业街区历史风貌的典型代表，晋商老街与平遥古城的南大街相比，建筑更为讲究：一是商铺街面建筑结构讲究，不仅两层砖瓦结构的商铺建有华丽的门楼，而且门窗造型各异。比如乔家大德诚茶庄二楼窗户建筑，体现了欧式风格；二是商铺街面建筑艺术讲究，不仅门楼斗拱木雕精致，就连马头墙墀头砖雕也十分精巧，形态各异，寓意深刻。难怪我国多位资深文物古建专家感叹：“站立老街，就像进入一个明清建筑博物馆。”

晋商老街商号建筑，无论是布局规模，还是建筑艺术水平，以茶庄、票庄（票号）为最。这些总柜大院建筑如同当代城市中的银行建筑一样，成为古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按照清代营建法规，民间建筑高度不能超过县衙的二层门楼。这些总柜大院也不例外。它们虽然建得不是很高，却呈现出一种威严的“城堡”式大院风貌。

位于东大街段家巷的渠家长裕川茶庄，整体高大雄浑，走进城门式的倒座门楼对面是二层阁楼，雕梁画柱甚是气派。甬道两侧分布有对应的4个大院。长裕川茶庄的前身是长顺川，由渠映潢创办于清乾隆年间，当时只有现在的西北院。清光绪年间，渠源潮接管主号事，在西北大院的东边新修了第二个大四合院，比老院更宽敞明亮，建筑用料更加考究。扩建后，长顺川茶庄更名为长裕川茶庄，标志着渠家的茶叶贸易由“顺”转向“裕”。民国时期，由渠源潮嫡孙渠仁甫接管茶庄经营。为适应日益兴盛的茶叶贸易，渠仁甫又一次对茶庄进行了扩建，增加了西南、东南两个院落，并修筑门楼甬道成了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

像长裕川这样规模的大茶庄，在祁县晋商老街尚有乔家的大德诚、何家的永聚祥、大盛魁的大玉川等，且至今保存基本完好。

祁县不产茶，祁县商人却把茶产业做到既大又强。在最大旅蒙商大盛魁的带动下，他们创造了茶产业化经营模式。祁县商人在我国南方的闽、赣、湘、鄂的茶产地，与当地茶行联手建立制茶基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蒙俄广袤牧区设点运销，实施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成为有清一代万里茶道的主力军。茶庄掌柜们坐阵祁县总柜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创造了一种总部经济模式。这个总部就是一座座大气精美的茶庄。

随着茶产业的迅速发展，伴随茶叶物流的资金流催生汇兑业的专业化，到清道光年间，祁县的票庄与日俱增。大盛魁的大盛川，乔家的大德恒、大德通，渠家的三晋源票号做得最大且经营时间最长。鼎盛时，资本在20多万两白银，一个账期（一般3～4年）每股分红多达1万两白银左右。

例如雄踞东大街小东街的大德通票庄，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资本增至白银35万两，分号设于北京、天津、归化、张家口、沈阳、营口、上海、汉口、开封、重庆等20个重要商埠，可谓“汇通天下”。

清末，晋商老街的茶庄、票号出现兼业的经营形式，当地人称“茶票庄”。能进入茶票庄从商，被视为一生幸事。故有“家有千两银，不如在茶票庄有个人”之说。

贾商大院 锦上添花

我国著名文物及古建专家罗哲文、郑孝燮曾说过：“北京有故宫，西安有兵马俑，祁县有民宅千处。”祁县晋商老街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就是点缀于街坊上大大小小的富商民居建筑群；其中建筑规模大、建筑艺术精者当数晋商巨族渠家与何家大院建筑群。

渠家大院建筑群坐落于祁县古城东半区，有40个院落，占地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故人称“渠半城”。

看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电视剧《乔家大院》的读者，已经对晋商宅院的建筑式样有所认知，两部影视剧的取景均来自乔家大院，乔家大院与渠家大院同属祁县，如今都已经成为当地著名景点。

目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渠家老院，其主建筑有四大特色：

一是高深的五进式穿堂院。渠家大院建筑既遵循了北方古建筑群的布局原则，又结合宅基地形与房屋适用性的要求，形成了独特的长达近百米、高深的五进式穿堂院建筑空间格局。五进院的中轴线上，南端为双层楼阁的高大门楼，门楼一层是面对古县城东大街的宽敞拱券式大门，二层是倒座门楼；北端是华丽的双层明楼建筑，与大门楼及三进院小门楼遥相呼应。这种五进式院以两个各高5米的小矩形贴墙门楼与两个砖雕照壁门楼界隔，形成一院比一院高、一院比一院宽的空间格局。

二是精雕的石栏杆院。渠家大院第一进院的左边是一个南、西、北三合院，与二进院的通道浑然成为一体。为将二者隔开，南北向筑有17.5米长、1.75米高的青石栏杆，故称石栏杆院。既给人以两个院的格局印象，又能使人产生一个开阔的大院视角。尤其是那镂空的石雕栏杆，雕工精湛。整个石雕栏杆以10根石柱为框架，每根柱顶有神态各异的石狮，石柱的东西两侧雕刻有暗八仙、琴棋书画、四季花卉等图案，中间两根石柱之间为开口门，石柱的西边雕刻有“寿石贤贞护北堂、萱花挺秀辉南极”的楹联，东边雕刻有“玉府珠林罗典籍、瑶栏瑞砌有芝兰”的楹联，与北屋门额悬挂的木雕匾额“若虚斋”3个字浑然一体，彰显了渠家虚怀若谷的书香门风。其余8根石柱间皆为镂空石雕栏，每间中有一个大的石雕牡丹花，富贵大气。

三是富丽的牌楼院。在渠家大院中，有一座两边配有砖雕照壁的菱形大牌楼，牌楼的正面门额雕刻有“乐天伦”3个字，北面则为“仁者寿”3个字。在大院中设置牌楼，是渠家大院的独到之处。这种由十一踩斗拱挑角构成的菱形牌楼，在整个古县城中也是罕见的，拱与昂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即便是牌楼两侧的砖雕照壁也十分华丽，喜鹊登梅、松竹寿山、佛手朱雀等图案栩栩如生，这种“福寿康宁”的寓意，与“仁者寿”“乐天伦”的处事之道熔于一炉。

四是奇特的院中戏台院。渠家祠堂南边与牌楼院相对的是戏台院。在大宅院中建戏台院，在中国民间建筑中少有。这个戏台院是由渠家第十七代传人渠源淦修建的。他自幼酷爱戏曲艺术且能拉（胡琴）会唱，出于对晋剧中路梆子的传承而建戏台院。

清同治七年（1868年），渠源淦由人辅佐，创办晋剧中路梆子戏班，取号“聚梨园”。这是晋剧中路梆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戏班子不仅汇聚了当时优秀的演员及演奏人员，购置讲究的服装道具，而且勇于创新，将武场（锣鼓演奏）与文场（管弦乐演奏）分设于舞台两侧；武场的马锣演奏由手提改为悬挂，便于双手操作，提高演奏效果；文场的主乐胡胡，将小（椰子）壳改大，使音域更加浑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聚梨园戏班不仅排戏公演，而且注重人才培养，曾组建童伶培训机构，称之为“下聚梨园”，将成人的戏班称作“上聚梨园”，为晋剧中路梆子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渠家大院第二个建筑群与老院相隔仅宽1.4米，两者之间形成了长190多米的高园深巷，人称一线天。这是清同治年间渠源浈与弟兄们分家后开始起建的宅院，至清末已建成“梳型”5个排院，可惜其中的4个院落被改造，临东大街的四合院则完整保留了下来。其院虽没二层明楼，但作为单层砖瓦大院却十分独特。整个院落端庄大方，带有殿宇式的风格。大院正房两侧着意各缩回一间，形似“凹”字，寓意聚宝盆。这是中国北方民宅建筑最讲究的院型。

虽说此院没有老院华丽雄伟，但大院却出了个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进士渠本翘。他不仅出任过日本横滨领事、山西大学堂督监，而且倡导祁县绅商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旧昭馀书院改办为祁县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积极投身保晋护矿运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出任首任经理。可以说，渠本翘是山西近代教育与工业的先躯。

在晋商老街上，除了已保护开发的渠家大院外，还有何家、许家、薛家、翟家、韩家等尚未开发的一座座大院。居住在这些大院的市民，会为您叙说那些鲜为人知的前尘往事。

名票明拳 艺苑奇葩

祁县的晋商老街留下了千年古城诸多的历史记忆。茶票庄职员的食堂饭菜特别讲究，一个月内每日所吃不重复。内事掌柜是专门负责厨房的，由他来出当日菜谱，由于此人曾走南闯北去过各地分号，是个吃出来的嘴，因而最会摆谱，什么山珍海味都能点得来。面食就更不必说了，那是杂粮区祁县的天然优势，再加上厨师的粗细搭配技术，可以做出蒸、煮、烧、烤等上百种花样。至今，“八碗八碟”的菜肴和形形色色的面食糕点，仍沿续在当地居民的日常饮食中。

然而，更为奇特的文化记忆当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中路梆子与戴氏心意拳。

自清同治七年（1868年），渠源淦创办“上、下聚梨园”，至民国时期，富商韩家后裔韩子谦、何家后裔何芳圃先后组织“票社”，聚集戏曲爱好者定期闹票儿，唱中路梆子。每当各商号打烊，晋商老街的夜晚便会梆声阵阵，悦耳的锣鼓声、唱戏声，将市民带入甜美的梦乡。

明代，雄踞古城东南坊的戴氏家族，因戴宾、戴光启、戴廷栻三代为官、政绩斐然，而成昭馀戴世家。他们曾为晋商老街立过两座丰碑：一是明末清初名噪一世的“丹枫阁”，当年曾有“南有水绘园，北有丹枫阁”之称。顾炎武、傅山等28位文化名人曾往来丹枫阁，与阁主戴廷栻结下深厚友谊。二是清中后期戴隆邦父子独创戴氏心意拳，在护商保镖及增强国民体质等方面做出过显著贡献。

名人牌坊 流风遗迹

牌坊是中国传统古建典型，也是祁县晋商老街建筑的一大特色。

据清康熙四年（1665年）《祁县志》载，耸立于街巷的石雕牌坊达44座。它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标志坊，立于街口、庙前，例如桂林坊就是立于桂林巷口的标志建筑；另一类是功德坊，立于昭馀世家街区或主街。主要是标榜名人功德，昭示后人。此类牌坊是重头，竟立有39座，表彰的明代名人达27人。这就是科举时代的产物。可惜它们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拆除。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晋商老街的名人牌坊虽已消逝，但历代名人的隋唐遗风文脉不断传承在晋商老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