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共6篇）

篇1：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李白既是个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骑士，又是盛唐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他的报国理想在供奉翰林三年的时间里，现实无情地将它粉碎了。离开长安后，他心情非常苦闷，但他依然关心国事，他的诗作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政治理想的讴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对郊游生活的抒写，同时也渐增加了揭露玄宗后期政治黑暗和安史叛军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容。诗作表现出来的内容与风格，时而现实，时而虚幻，时而浓烈，时而淡远，时而恬静，时而雄放。他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反映思妇、商妇、弃妇、宫女生活的诗歌，从中表现了李白关心妇女命运的可贵探索和他的鲜明的爱情观，具有超出同时代作家的远见卓识。总体而言，思妇、商妇诗和弃妇诗呈现悲凄、哀愁的基调；歌唱爱情的诗作则热情奔放，从中反映盛唐社会妇女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借男女爱情抒身世之慨的诗歌则寄慨遥深，意味绵长而曲折。

1、思妇

李白有相当数量描摹思妇心理的诗作，他常借夫妇离别及风雪云草之景，抒发闺中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从中反映盛唐社会现实内容。盛唐时期，国家统一，统治阶级整军习武，为国立功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聘得良人，为国愿长征”，一种光荣感很自然地从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但至天宝年间，统治者好大喜功，轻起边战，百姓则苦不堪言。由此而产生相当数目的闺怨诗。

《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描绘了一幅秋夜朗月下长安女子捣衣图。明月之下，女子在一起捣衣。月光挑起思妇对丈夫的怀念，砧声此起彼伏，这“秋声”又何尝不会撩起思夫之苦呢？秋风惹人思，良人几时回？一样牵引起思妇的心头之痛。“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更强烈地表现出这些捣衣女子希求和平生活的善良愿望，作者巧妙地把画面形象地呈现出来，创造出回肠荡气，动人心弦的诗境，并于画面之中蕴含了捣衣女子的共同心理和心声。

如果说《秋歌》以间接形式塑造了一群思妇形象表达怀思良人之意的话，《冬歌》则是从个体形象角度去加以表现的。“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女子的焦急心理，一个“赶”字不从正面写出，而由“明朝驿使发”引出，作者又抓住“冷”字，令思妇想到北地的彻寒，希望驿使早捎衣给丈夫。顾不得抽针的“冷”，剪刀冷得难于把住，但为了良人御寒，“一夜絮征袍”又算得了什么呢？衣做好了，良人几时可收到呢？逼切地写出女子迫不及待的心理，足见她对丈夫是何等的深情呵！诗人通过形象刻画和心理描写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思妇形象。

此外，《独不见》中的“风催寒梭响，月入霜闺悲”，《春思》中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秋思》中的“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等，均从不同角度展现思妇怀夫之痛。善于借景抒情，情寓景中，这是李白创造抒情诗意的常用手法。李白还有些从劳动过程中激发思夫之情的诗作，如《荆州歌》中思妇告诉丈夫，家中麦子熟了，茧也长成蛾子了，她非常想念丈夫，一听到布谷鸟叫，她就方寸已乱，把一个感情细腻的劳动女子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黄葛篇》中女主人公勤劳辛苦，采来葛茎，纺织制衣，寄给日南的丈夫，她叫丈夫要好好珍惜她的劳动成果，“此物最想思”，深情的女子借此表达她的思夫之情。这两首较之前两首，并不以明艳、华丽见长，也无奔放雄浑的气势，却让我们领略到李白诗歌质朴、自然的另一个面貌。

2、商妇

商妇生活也同思妇题材一样在李白女性题材中占突出地位，其中当推《长干行》和《江夏行》为代表。

《长干行》是一篇商妇怀远的名作。诗人在叙事之中极为巧妙地把女主人公的生活情景联缀成为完整的艺术整体。描写初婚情景，笔触细腻，女主人由“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少女羞涩而为婚后的炽热爱恋。丈夫经商远行，她为丈夫路途艰险而担惊受怕。诗人以“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这些写景语句，抒写少妇饱受刻骨相思的煎熬，感叹岁月流逝，红颜憔悴。她急盼夫归，希望丈夫回来前来个信，她就是去七百里远的长风沙接他，也不会觉得路远。诗中的女子感情温柔、细腻，婉转而缠绵，刻画生动而完整。

《江夏行》女子的个性化心理更为强烈，起伏波澜，通篇充满了“怨”味。一开始她就直言嫁夫的目的在于“得免长相思”，旋即描写了商妇的悔恨心理。围绕着嫁商贾“却愁苦”叙说个中原因：丈夫常在外，言而失信。邻人丈夫常回家来，牵扯起她内心的责怨。她看见船上红妆二八的当垆女，一种为人妻子的寂寞油然而生，相思急切这情到了“对镜使垂泪，逢人便欲啼”的地境地。女子个性表现出反抗性，愤语喷然而出：“不如轻薄儿，旦幕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因此，《长干行》取片断而合艺术整体，《江夏行》则是贯以女主人公所见所感而创造的艺术境界。两首诗都注意情景结合，刻画细致入微的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相比较而言，《长干行》结构严谨，《江夏行》更注重意识的流动，情感的渲泄。

3、宫女

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和关注也是李白女性形象诗歌的一大内容。在《玉阶怨》诗中：“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诗人着力描写了一个幽闭深宫的妇女的苦闷。全诗抓住宫女的神态和动作。表现深宫女子希望君王垂幸而绝望已极的痛苦。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说：“其写怨意不在表面，而在空际。第二句云露侵罗袜，则空庭之久立可知，第三句云却下水晶帘，则羊车之绝望可知。第四句云隔帘望月，则虚帷之孤影可知。不言怨而怨自深矣。”这种以抒情之笔状人的表现手法，使诗境含蓄，耐人寻味。在《长门怨》二首中：“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两首同是表现宫人愁怨的主题，但前首是通篇写景，不见人物，人物如在画外，呼之欲出。“挂”字，“流”字均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可见宫女的处境。宫女风月起愁，月光满地，遍地是愁，使人不必见人即觉宫人处境之苦，愁思之深了。第二首则侧重于言情，以我观物，缘情写景。可怜的宫女长年都在愁怨之中，她已记不得人间还有春天了，住的房子里尘土萧瑟。从季节环境上描写宫女的感受，再又以对月光的感受以见其深愁之苦。

由此可见，李白是以悲悯笔调抒写这些在人间地狱深宫中过着凄凉孤寂生活的广大宫人的悲惨景况的，对腐朽的封建妃嫔制度不啻是一个强烈的抨击。诗人站在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立场上，关注她们，抒写她们的生活，对她们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4、弃妇

在李白的诗中，他的《白头吟》、《妾薄命》便揭露了女子被遗弃的社会现象，诗人由历史上的陈阿娇与汉武帝，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提出了他的爱情观念。《白头吟》一诗中，诗人认为真正的爱情应该同生共守，白头偕老，女子忠于爱情，男子用情专一，得意钟守爱情，贫贱患难与共，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在《妾薄命》的诗中，诗人告诉世人，以色取人的爱情是并不长久的，夫妻之间没有真诚健康的感情基础，生活是不能圆满的。

《白头吟》、《妾薄命》警钟长鸣，劝言世人，《杨叛儿》和《夜坐吟》则更多告诉我们理想的爱情是怎样的。《杨叛儿》热情如火，男歌唱，女劝酒，感情融洽，柔情蜜意。“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把男女双方的相爱写得极致，意趣完美。《夜坐吟》中的男女主人公欢会灯下，“歌有声，妾有情，”双方情感投合，这也告诉我们，男女双方爱情要建立在双方理解，感情很契合的基础上。诗人把男女相爱写得如此火热，鲜明，独具个性，正说明诗人具有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勇气。李白“戏万乘若僚友”，“揶扬九重万圣主，谑浪赤墀青琐贤”，他连皇帝权贵都视若无物，这些充满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女性诗歌出自他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5、美人

李白也有一些诗中借“美人”来抒寄他个人身世和和家国之事的感慨。《远别离》中，他通过娥皇、女英与舜的爱情故事，表现自己对政治危机的忧念。“欲言则惧祸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物借指耳。”而在《长相思》中，李白也是借思念“美人”来表达他离开长安后对朝廷的怀念，说明诗人虽离开了朝廷，但仍记挂于政治理想的实现，希望又能“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国建功立业。然而诗人感到前路茫茫，“孤灯不明愁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对他而言已是“如花隔云端”了。诗人仿佛只是描写男女间的相思之苦，但“美人”在诗中已有某种暗示和寓托，旨在抒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而又不能实现的苦闷。《美人出南国》（《古风·其四十九》）中，“美人“则是诗人的自喻，她美貌惊人，能歌善舞，却无从展现才华，还受群小的嫉恨。这也正是诗人长安生活的写照，有志不能伸，怀才而不遇，终遭群小排斥，嫉恨而离开长安。诗中正是借助于传统的“香草美人“手法表现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

李白选择女性生活入诗，恰恰表现了他切入生活的独特视角，他能够大胆地描写她们的心理、愿望、洞察入微，并进行热烈的歌颂或含泪的同情，充分表现李白爱情幸福观念的可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斯人虽已去，然而他的“光焰”永无长留，让我们永远记住李白和他笔下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女性吧！

篇2：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

本文联系李白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经历，从三个反面对其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阐 述，也展现了其为人的豁达，豪迈与洒脱的独特气质。

关键词 ：李白

怀才不遇

理想

同情

赞美

李白，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性诗人，其人放荡恣肆，浪漫洒脱； 其诗豪放飘逸，清新俊朗。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了清朝王琦编纂的 5 李太白全集。这本书共收入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创作的诗文 1110 篇 , 其中诗歌 1048 首。在这 1048 首诗中 , 可以认定是描写女性的诗 篇有 103 首。王安石说李白诗歌“十首九说妇人与酒”。南宋人陈藻的《读李翰林诗》也说 : “杜陵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妇女，别人无物与形容。”虽然，他们说的

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诗歌在李白诗中不少的篇幅。

涉及女性的诗歌最早出自《诗经》 ：周南

卷耳，卫风

，伯兮

、邶风

雄雉

等等 , 到了

汉魏诗歌中 ，如汉乐府的 伤歌行

、饮马长城窟行

，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 畔草

、明月何皎皎

以及南朝民歌

子夜四时歌等等。

这些诗歌表达怨女思妇忧愁。后来屈

原独辟蹊径，以君子美人比喻国君和自己，自始，涉及女性的诗歌中带有了政治色彩。此后，许多人都以之为模板，创作了不少佳作如曹植的《洛神赋》，《美女赋》等等。但是，让女性

诗歌真正大放光彩的是李白。

他笔下的女性诗歌不仅汲取并涵盖了前人的意涵，还创作出了

前人未曾触及的领域。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其所处于的时代环境，正如歌德所说： “我不应该

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物和人 物。”

①当然，除了外在的因素外，创作也离不开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个性。

古人所说的： “诗 言志 ”

。或文如其人，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偏颇，但可以看出创作和诗人本身之间 的联系。

本文联系时代背景和李白的人生经历及个人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下其笔下的 女性形象。

于历史中寄寓还才不遇

李白所处的盛唐是个 “百花齐放”文化繁荣时代，盛唐之士有着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

度。李白也不例外，他是个功利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 “安社稷”的儒家用世 思想。但是他的仕途被自己理想化了，最终以“赐金放还”的名义被迫离开长安。从“仰天 大笑出门去”到现在的“我辈只是蓬蒿人”的巨大反差使他不得不借诗酒来消愁，作诗以抒 怀。

这类诗歌中的女子形象主要是出自历史宫廷的。有

“班婕妤”、“陈皇后”、“赵飞燕” “西 施”、“王昭君”等 ，如《妾薄命》 : ”

汉帝宠阿娇 , 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 ,随风生珠玉。宠 极爱还歇 ，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 ，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 ，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 , 各

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 ，今日断根草。以色事他人 ，能得几时好 ? ”

这首诗的本事是汉武帝陈 皇后失宠 ，乃至被废幽居长门。诗人揭露古代宫廷女子色衰爱弛的不幸命运 ，将批判笔锋直 指最高统治者。

诗歌将陈皇后失宠前后的境遇作了细致的描摹。借表现同是宫廷倾轧牺牲品 的宫中妃子的不幸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显然 , 诗人是借咏史在抒怀。因此从这些人物身上依 稀可辨诗人的影子。近人黄永武说 : “在古代 ，非仅宫女仰仗皇帝个人的好恶 ，就是士大夫也 常常自比妾妇 ，仰仗君子的爱顾 ，官位不亨达 , 托宫词以寄怨的也很多 ，所以宫词实在也触及

了古代读书人普遍的一个心结。又如写王昭君的： “于阗采花》，于阗采花人 ，自言花相似。

明妃一朝西入胡 ，胡中美姬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 ，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 , 无 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蛾眉 , 胡沙埋皓齿。李白和王昭君算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免对其美

貌的惋惜，进而想到自己的内才不能为国君赏识。总之，诗人写历史中的美人和君子,意在追求自己和国君的合作，美人的失恋即是诗人仕途的受挫。

于虚幻中寄寓美好理想

纵观在仕途上坎坷的人，他们为了排忧，或及时行乐，寄情于山水之间，或寻仙访道，在幻想的世界中得到解脱.当然，李白也不例外，他在《将进酒》中写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另外，唐代是中国道教发展的迷狂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不心驰神往。道家思想对李白影响比较大，他曾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因此，女性形象在他的笔下也被神仙化了。如作者笔下的上元夫人，雍容华贵，神采飘然“： 裘被青毛锦，身着赤霜袍。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萧。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又如，屈原、曹植描绘过的洛神宓妃，在李白的笔下其风姿神采足以勾心夺魄“： 洛浦有宓纪，飘风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香尘动罗袜，渌水不沾衣。”当面临现实的灰暗，内心的空缺面或许能在幻想的世界得到慰藉。也许，幻想中的女性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其心理的缺失。

于现实中寄寓同情赞美

篇3：浅谈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杜甫,诗歌,女性形象

杜甫诗歌中很少涉及女性形象, 但却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那么一代诗圣是怎样看待女性的呢?以下分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朴实善良的民间女性

1、《月夜》—— 一个望月怀远的女性形象

《月夜》是杜甫唯一一首描绘妻子形象的诗, “香雾云鬟湿, 清辉玉臂寒。”千百年来, 这个独立在朦胧的月光下, 身上笼罩着一层香雾, 鬓发如云, 肌肤如雪的女性就定格在人们心中。她由于长久站立, 以致寒侵入肌骨。使人忍不住怜惜地为她披上一件外衣。最后一句“何时倚虚幌, 双照泪痕干。”在无限的憧憬中勾勒出一幅多么温馨的图画。作者思念家人, 辗转难眠, 却反过来写妻子在闺中望月怀人, 思念自己。在空间的转换中, 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不仅体现了杜甫写作手法之高妙, 更体现了他善于体谅人情的高尚精神。

2、《新婚别》—— 一个贤良识大体的女性形象

《新婚别》中展现的是一个让人倾注无限同情的女性形象。“父母养我时, 日夜令我藏。”父母的一片良苦用心, 想让女儿有个归宿。但“嫁女与征夫, 不如弃路旁。”话锋一转, 悲哀加深一分。“暮婚晨告别, 无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 何以拜姑嫜?”悲哀继续延伸。“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肠。”此去凶多吉少, 生离将作死别, 这种沉痛的哀伤愈转愈深, 渐达极致。但女主人公没有沉溺于一己的悲哀, 她强忍悲伤劝勉丈夫“勿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 这首诗四层四转, 悲哀愈浓。一个深明大义、坚贞贤良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

3、《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一个武艺精湛、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

“先帝侍女八千人, 公孙剑器初第一。”一个冰美人, 手舞双剑, 观者如山, 群容变色。“一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 去如江海凝清光”一腾一跃、一来一去, 四个比喻干练利落的表现出了公孙大娘舞剑器的风神。可以想见舞者腾踏跳跃的急速, 犹如一团电光伴随着雷霆上下翻飞。从声、色、姿态几个方面写尽了舞者的不凡身手, 让观者恍如经历了一场雷电交加、翻江倒海的风云变幻过程。作者又把剑器舞的盛衰寓于时代的变迁。

对这些朴实善良的民间女性, 作者没有对她们的外貌作过多的描绘, 或粗笔勾勒, 或定格局部。作者注重的是她们真挚的情感或高尚的品德或高超的技艺。涉及到了更广的层面, 拓宽了描写范围, 提升了思想境界。

二、与政治、国家有关的宫廷女性

1、《丽人行》——三位貌美、骄奢的女性形象

杜甫一生沉沦下僚, 对民众的苦难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这些丽人的整体形象, 诗人用了一句话概括“态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这十四个字用的十分精到, 把三位贵妇人的整体特点形神兼备地传达了出来。三位丽人不仅长相出众, 而且装饰精致合体, 锦上添花。从衣服上的花纹, 到头上的珠饰, 小中见大地说明了三姐妹的奢华富贵。之后又细致地介绍了饮食、音乐、宾从、车马等场面的盛大, 最后一句画龙点睛:“慎莫近前丞相嗔”。前面所有的明快热烈到此戛然而止, 语调蓦然一变。这时才让读者回过味来。所以《丽人行》中的丽人娇艳面庞的背后潜藏着着百姓的辛酸。

2、《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一位凄苦哀怨的女性形象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首句即不凡, 气势阔大, 点出昭君的出生地, 仿佛大自然钟情于这块土地, 青山秀水富含灵气, 才孕育出昭君这样一位绝代佳人。“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昭君一生的起点和终点即包含在这两句诗中。“画图省识春风面, 环佩空归月夜魂。”点出昭君悲剧的根源。“千载琵琶作胡语, 分明怨恨曲中论。”千百年来, 在流传至今的《昭君怨》的琵琶声中, 人们还能感受到那无尽的哀伤。

对宫廷女性的描写, 最典型, 也最为后人诟病的就是齐梁宫体诗, 那些宫廷诗人们仅抓住女性的外貌形态、服饰器物、居住环境等进行渲染, 仅仅把她们当做一件器物进行赏玩, 这是一种病态的写作态度。杜甫写宫廷女性也写她们的外貌, 但他不是为描写而描写, 而是寄予着更深的寓意, 他笔下的宫廷女性是有与政治紧密联系的代表性的人物, 她们的背后往往屹立着一个国家与民族。从对她们形象的描绘中反映出对政治的批判, 对现实的不满与对自身遭遇的无奈, 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三、富有寓意的象征性女性

《佳人》是杜甫专咏美人的名篇, 开头两句“绝代有佳人, 幽居在空谷。接着诗人说明了造成这样处境的原因:安史之乱中, 兄弟被杀, 家道中落, 最后嫁给一个喜新厌旧的轻薄子弟, 被遗弃后在山里独居。“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暗示了佳人的品格高洁。“侍婢卖珠回, 牵萝补茅屋。”反映了佳人艰难的生活处境。尽管生活困苦, 但佳人隐世独居之志不改。佳人洗净铅华, 守节不移。“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凄清的黄昏之中, 佳人一袭青衣, 倚着修长的青竹遗世独立, 高洁傲岸的形象就凸现出来了。

对女性形象赋予寓意起源于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比喻。但这里的女性形象比屈原作品中的更鲜明, 更具体, 更突出。更多的表现出坚贞的气节。

综上所述:杜甫突破了齐梁宫体诗与《诗经》、《汉乐府》等对女性描写的传统模式, 而对女性描写提升到了精神与品质的高度, 扩大到社会与国家的层面, 由过去诗人对女性描写的肤浅化、单一化走向深化与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葛晓音.杜诗选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高友功.唐诗的魅力[M].中华书局, 1956.

篇4：休斯诗歌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

摘 要：作为美国重要的黑人诗人，从20年代到40年代，兰斯顿·休斯以黑人女性为对象，创作了大量诗歌。纵观休斯对黑人女性的描述，可以看出其经历了一个从种族到阶级再到多角度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其创作视角的深入和开阔。

关键词：黑人女性；演变；视角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34-03

在美国文坛，尤其是黑人文学方面，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对美国甚至世界文学的贡献巨大，包括小说、戏剧、散文、历史、传记等各种文体的作品的写作，西班牙文和法文的诗歌的英文翻译，甚至其他黑人作家文选的编辑，但是，休斯主要还是以其诗歌创作著称，被誉为“黑人民族的桂冠诗人”。

本文将以休斯作品中的黑人女性问题为研究视角，探讨其20-40年代作品中所描绘的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具体来说，在20年代，休斯主要是从种族的视角来观察和解析社会；到了30年代，休斯开始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种族和社会问题；进入40年代，发展到了将种族、阶级、文化、女性等多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多角度来讨论黑人女性问题。

一、种族视角下的黑人女性

虽然蓄奴制自南北战争以后就被废除了，但美国黑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仍然遭受种族歧视，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证。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了大批黑人作家，他们站在完全属于黑人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独有的目光、方式，对黑人艰难的生存条件，社会处境进行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黑人的社会地位，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

但是，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美国黑人的民族意识还比较薄弱，这些黑人作家在描述黑人所处的悲惨处境时也更多地是从种族民族的角度来进行讲述和探讨。因此休斯这一时期的诗歌也主要的是从美国黑人民族内部出发，以追求伦理道德为目的，来探索黑人民族自身的文化共性和精神力量，从而树立黑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以此角度来看待和审视其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休斯作品中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女性的描述更多的还是以黑人种族的视角单纯地来呈现黑人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其他并无明显的更深层次的探讨。

从休斯二十年代所创作的诗歌来看，其作品中对黑人女性的描述主要有两种形象，一类是黑人母亲形象，以一种抽象的象征来代表其作为整个黑人民族的化身；另一类是社会受害者形象，体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黑人女性形象。通过对作为社会受害者的黑人女性的描述，休斯生动地展现了黑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种族压迫。这些实际上反映了20岁左右的诗人休斯“对美国黑人民族比较笼统的了解，还没有认识到黑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这一时期的休斯更多的是用道德的眼光关注和表现美国黑人民族及其理想。

在《苦难》一诗中有这样的描述：“像我这样的黑女孩，/像我这样的黑女孩，/必须得听布鲁斯/才能顶得住苦难。”黑人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着种种苦难，但是她们还是在努力寻找排解现实痛苦的渠道和办法，那就是黑人音乐，这也成为了黑人在无助和孤独之中的慰藉。

在诗歌《母亲对儿子说》中，休斯通过一位黑人母亲的讲述，来告诫儿子生活之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从而展示了美国黑人民族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听着，孩子，听我说，/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有曲折，/有坎坷，/有掀翻的地板。/有不铺地毯—/地面裸露的场所。/但是我永远/不停地攀，/不停地拐弯。/有时在暗中摸索，/不见一星光亮。/哦，孩子，别向后转，/别因为遇到了难处/就停步。/你还不能倒下—/因为我还在走，好孩子，/我还在攀，/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休斯借一位母亲向儿子的讲述来谈人生经历。诗中母亲用一系列的类比来表明人生的逆境和不顺之多。在当时社会，黑人，尤其是女性，遭受到各种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等不公平待遇。但这位坚强的母亲始终坚持向前，并鼓励儿子效仿母亲，继续这执着的旅程。“这里的母亲形象可以看作是整个黑人民族的象征，她对生命的体验和认同体现了整个民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这既是体现黑人女性对生活的不屈不挠的态度，也象征着黑人对自身解放事业、追求平等、幸福权利的斗争。

《苏婶的故事》这首诗则是通过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黑人妇女向黑人孩子讲黑人奴隶的故事。黑人，黑人女性，以这样一种口口相传的方式将黑人的过去保留在他们的民族记忆之中。

在年轻知识分子休斯看来，黑人女性，无论是上面的“母亲”，还是“苏婶”，其实都可以看做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而休斯则借用这些传承者的讲述，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和展现了黑人的奴隶经历，体现了休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认同和表现。同时，黑人女性在面对和承受苦难孤独无助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自己的种族身份，并不断努力依靠自己的强烈意志和精神力量生存下去。

二、阶级视角下的黑人女性

作为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阶级统治，实现平等自由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保障。受其影响，世界各地无产阶级纷纷起来反抗。

美国共产党建立于1919年，是为美国工人阶级服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构成具有多种族和多民族特点。30年代前期，美共積极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领导和组织产业工人工会。与此同时，苏联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向全世界宣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又称美国新黑人文化运动，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是新黑人知识分子争取黑人民族以平等身份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次唤起黑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行中，美国黑人作家也更清楚地认识了美国社会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以他们自身特有的方式来分析和呈现。

受30年代这样一个激进左倾时代的影响，休斯开始转向于用阶级的视角和国际化的视野来看待和认识世界，来分析黑人民族问题，来展现黑人形象。相比二十年代的诗歌，其三十年代的诗歌作品中对黑人女性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言，在这一阶段，休斯将其重心转移到以阶级视角来反映黑人女性的力量，黑人女性作为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意识到了她们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力量，而不屈从于任何的社会不公平，并且以此为骄傲。在《约翰逊姐妹游行》中，“那一大批游行的/人是谁？/天哪！你不知道？/那是工人阶级！”这首诗表现了黑人女性的反叛形象，同时也将黑人女性的命运与整个工人阶级紧密联系起来了。

30年代的休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左翼思想的广泛影响，其政治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其诗歌创作也更加体现了对美国黑人民族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和表现黑人民族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思想，这在其创作的有关黑人女性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休斯在《黑人母亲》一诗中写道：“我是那横渡大洋的黑皮肤女孩，/在我的体内珍藏着自由的种子。/三百年我身处南方的深渊；/上帝把一支歌和祈祷放在了我的唇间。/上帝把钢铁一般的梦想放在了我的灵魂里面。/我曾经希望在我的身上，而现在希望在你们——/今天的黑人身上，看到我的梦想成真。”这首诗中的黑人母亲已经化身为了黑人民族之母，300年来一直珍藏着自由的种子而没有失落，这也正体现了黑人民族对自由梦想的牢牢守护，并为梦想的实现而不断努力着。

在休斯看来，阶级剥削和种族主义的存在，正是黑人民族苦难生活的根源，是他们的梦想实现的巨大障碍。因此，这一时期，休斯不再单纯地从种族的角度来描述黑人民族，而是将种族视角与无产阶级和反法西斯主义视角结合起来，强调了对未来和理想的关注。

三、多角度下的黑人女性

进入4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国内南方黑人迁移而导致的种族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加剧。对外，美国推崇所谓的为民主而战；对内，美国社会对黑人民族的剥削压迫仍然非常严重，这样一来，美国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黑人作家代表，这一时期休斯的创作视角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他开始逐渐从各个角度将国家、阶级、性别和文化等方面融合起来进行创作。其对黑人民族问题的见解和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和深入。在这一时期，休斯开始将其创作重点从开始的社会变革逐渐转移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上来。

在40年代，休斯创作了一系列以一位黑人女性阿尔伯特·K·约翰逊（Albert K. Johnson）为中心叙述者的诗歌，反映了诗人对黑人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黑人女性尽管仍然扮演的是社会受害者的角色，但和20年代相比，40年代的诗歌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更加全面和深入。

一方面，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遭受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迫害。休斯创作了大量反映男权主义下黑人女性遭受种种苦难的诗歌。在《算命婆之歌》中，这位算命婆能预见和告知别人的将来，却唯独不能预测自己的未来。最后她被一位她诚心相待的男人所骗，失去了一切。“他残忍的虐待她，/狠狠地打她。/然后毅然离她而去，/偷走了她的一切。”与同样受到男权主义压迫的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无论在精神上、身体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遭受着更为沉重的压迫。在《女士和她的女士》中，与她的女雇主相比，阿尔伯特除了受到性别歧视之外，还承受着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休斯还描述了美国社会中的各类黑人女性，如妓女、失业妇女、女佣等，通过对他们生活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中黑人女性由于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剥削而面临的种种苦难。

然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休斯在其诗歌中也把黑人女性作为了反叛者和抗争者的角色进行了描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种种令人窒息的苦难和压迫，黑人女性选择的不是一味的忍受，而是勇敢面对、奋起反抗。面对难以承受的残酷的现实，甚至是死亡，休斯笔下的黑人女性表现出来的是坚强、独立和反抗。对黑人女性来说，现实是苦难的、残酷的，但休斯却创作了《生命多么美好》表现了一位与痛苦现实抗争的黑人女性形象，尽管一开始难以面对，甚至选择了死亡，但最终还是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既然我还活着，/我想我会继续活下去。”这时的黑人女性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意识和人格尊严，在她们看来，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你的命运，乖乖，/拽在你自己手里。/千万不要在别人的架子里/去寻觅。”（《女士与算命女》）体现了黑人女性对社会现实的反叛和她们的坚定决心，她们要实现其作为美国黑人女性的尊严和独立，同时也追求她们善良人性的充分解放和和谐人伦关系的建立。

四、结语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到40年代，休斯所创作的诗歌中对于黑人女性的描述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种族视角到阶级视角再到多视角的转变历程。诗人通过描述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忠实地表现了当时黑人的社会生活。诗人诗歌中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也表明诗人更多地关注了社会现实。这样一种转变使得其诗歌在视角上更加开阔，意义上更加深入，时间的磨练使得其诗歌变得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Hamilton. Oxford Companion to 20th Century Poetr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2〕Hughes， Langsto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M]. Ed. Arnold Rampersad and David Roessel.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

〔3〕罗良功.黑人女性问题作为视角：解读兰斯顿·休斯的组诗《你的女士》[A].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1-136.

〔4〕罗良功.艺术與政治的互动：论兰斯顿·休斯的诗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5〕欧阳乐.兰斯顿·休斯40年代诗歌中黑人女性问题探究[J].海外英语，2013，（05）.

〔6〕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篇5：论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

龙 慧

内容摘要：李白的一生大多时候都在漂泊中度过，他身上具有强烈的漂泊意识，这也反映到了他的诗歌作品中。本文通过剖析李白一生的漂泊经历，意在找寻出这一特定的生存方式对其精神建构及诗歌创作所产生的独特影响。

关 键 词：李白 诗歌 漂泊感

前言

公元725年，也就是开元13年，李白25岁，大约在这年秋天的时候，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李白四处漂泊，终其一生，却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可以说，漂泊感在其诗歌作品上烙下了不可忽视的独特影响。所谓漂泊感，是人们心灵无所皈依的时候而产生生命的漂泊流离之感。生活的动荡变迁，人生的短暂和磨难，事业的蹉跎，都会促使漂泊意识的产生。就李白而言，终其一生都在漂泊之中，有进京干谒求官的时候，有安史**乱离逃难的时候，也有被皇帝放逐贬谪的时候，更有出翰林后千金散尽，从璘兵败贬谪夜郎的时候，最终客死异乡[1]。李白的诗歌正是其在漂泊生涯中的心声，表现他对命运、对信仰、对生存的焦虑以及对国家与个人未来前途的恐惧、忧伤。

一、漂泊的一生

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与其一生的遭遇密切相关，研究其“漂泊的灵魂”，首先要了解其漂泊的人生。

（一）安陆时期

这是李白第一次流浪的时期，是李白实现济世理想的奋斗期，这一时期自二十六岁至四十二岁。为了踏上仕途，他以任侠、干谒、隐居为手段，“广为结交，养望待举”。由于“士志于道”的思想、名士传统及时代召唤等原因，李白“伏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读万卷书之后的行万里路，漫游兼求仕。

这一时期自开元十年始。诗人的“事君”、“荣亲”的忠孝观念与建功济世的理想紧密相连，成为支配一生的主导思想。

（二）长安供职时期 这一时期是李白的思想矛盾斗争时期，李白幻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又是向当权者上书，同时又是避入道观假做隐士，汲汲于从民间步入庙堂。前人与今人对这一时期的划分最一致。玄宗后来终于认为李白“ 非廊庙器，赐金放之还山”，于是，李白“五噫出西京”。若用儒家观点视之，李白徒有外王机遇，却不能因内圣而保有之，故天命糜常，就不能继续在朝供奉翰林了。

（三）东鲁、梁园时期

这个时期李白开始了第二次流浪，是诗人济世理想与出世思想矛盾尖锐时期。公元755 年，安禄山叛乱，李白辗转于宿松、匡庐之间，只是在一贯的乐观与自信之中，加进了些许的悲愤。

（四）安史之乱时期

这段时期李白成了阶下囚，是诗人士济世理想执著坚持时期。其实，个体人生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并不是机械直观的，李白的这一人生时期应从安史之乱后一年(公元756 年)，即自李兵败自杀那一年始，至李白病卒那一年(公元762年)止，凡六年。与传统分期的一年之差反映了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不完全同步。此时期内的李白，天才情结与人生遭遇的对立发展到最高峰，似一出悲剧达到了最高潮。士大夫做不成便罢，诗人却因误入反王军幕而牵连获罪，居然变成了阶下囚!荣亲梦也彻底破碎了，成了“辱亲人”。诗人晚年赠张相镐中曾悲愤地感叹道:“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成，哀哉难重陈。”出狱后又遭流放，他追怀景状曰:“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得赦放还后，有了前科的诗人不能回家做一个父亲与丈夫，只能寄居在族叔家里郁闷以终，最后的绝笔是“临路歌”,前人殊不知李白是在籍道士，在教义上“羽化登仙”。是得道之人死后的境界，道士李白，当然相信他的死是“临路”了。他的肉体人生太痛苦了，当然指望另有灵魂的安妥之境可以往奔!诗人的身后，儿女们的景况并不好，等同于庸碌之辈。他曾有诗曰:“天夺壮士心”，此语看似呼天抢地，实了自况一己之哀情。

二、李白诗歌中独特的漂泊意象

诗歌经常是借景抒情，寄情于物，读李白的诗歌，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其中寂寞冷清的情与景，也许通过对这些富有特征性的意象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从精神上把握李白倾诉漂泊流离的痛苦和忧思。

（一）猿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诗歌里总是出现猿这个意象。猿猴哀鸣益增漂泊在外的愁绪，猿猴悲啼的意象，在漂泊诗中增添了哀伤悲戚的气氛。李白漂泊诗有很多“愁猿”意象的运用，天宝十三年（754）以后安禄山逆迹已露，2 将带来天下**，诗人满怀忧情，由因至德年间皇室内讧，永王兵败丹阳，诗人因此遭受被判流夜郎的不平待遇，心态转趋悲观低沉，这增加了他更浓烈的漂泊心态。其所作《别山僧》云：“此度别离何日见？相思一夜暝猿啼”别离在即，各自又要踏上漂泊之旅，万般愁绪，辗转难眠，一夜猿啼更添别情。在李白诗歌中“愁猿”的意象，多为悲凉哀戚，在历经漂泊沧桑、饱受风霜之余，愁猿哀啼益发令人肠断。

（二）流水

李白身世浮萍，自比流水。他将流水意象广泛运用于诗作，有以水流四海比喻思念不绝，有以一水两端比喻相隔遥远，有以流水消逝不返象征别时容易再聚难，有以水面的茫茫与冷清比喻漂泊心境之的茫然，水意象在李白漂泊母题诗歌创作中扮演着多元的角色和功能。天宝十三年李白与王屋人、魏万相遇于广陵，二人同舟漂泊秦淮、上金陵，二人相别时李白作《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云：“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以黄河入海无边无际以喻羁旅漂泊思念不尽之情。其时，安禄山逆反之迹已显，天下即将面临大乱，诗人漂泊在外，空有忧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心中的焦虑和痛苦难以言喻。

（三）雁

群雁南飞，无家可归。迁徙是雁的特点，李白诗中经常出现雁，也许是有感而发，惺惺相惜。离群之雁，常运用于漂泊意象，盖因雁的习性乃是群序而飞，故前人常以“雁行”喻指兄弟相序相随，以失群“孤雁”比喻手足离散，亲人离别，故一朝失群各分飞。在李白诗歌中，形单影只的孤雁足以使漂泊者将自身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种的表面上的相似性，为词人创造孤雁的艺术形象提供了依据。孤雁作为表现受尽漂泊流离之苦的人们的象征，在本质上是诗人对时代苦难的亲身体验的艺术成果。因此，李白诗歌中的孤雁意象是浓缩了的时代投影，又不仅仅是词人们漂泊生活的自我写照了。

三、李白诗歌中漂泊感的根源分析

（一）内心的孤独

李白诗歌中总是给人一种漂泊感，无家可归的放浪形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内心的孤独，或者说归属渴望。造成李白内心深处的无依感、漂泊感，笔者以为首先在于李白身份的特殊性，即为胡人血统的身份。李白的身世有如他思想那么飘忽不定。在此，笔者支持陈寅恪先生关于李白身世的观点，即李白乃是西域胡人。尽管李白多处宣称他乃是陇西成纪李氏，并且到处交攀李姓名流，攀结宗亲关系，但在当时李白始终没有真正被接纳。例如，玄宗曾经征召李白为翰林供奉，但始终是把他当作点缀风景的轻微人物。可以通过对比同时代王维作品，发现此期间李白几乎全是一些无关 3 国家社稷大计的应景酬赠之作，而王维却作有大量关乎朝廷重大事件的应制、应教之文，由此得出结论：李白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玄宗重视过。找不到归依感，这在李白内心深处，无疑会加重那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从而产生可怕的孤独，这种孤独使他一直漂泊，一直寻找寄托。同时，这样是诗人对群体的归属感的渴望。故他在儒者为主流的唐代，难以获得群体的认同。李白一生的漂泊证明了他这种找不到归依的孤独感。李白自20多岁出川之后，几乎遍游天下。李白的漫游虽然客观上造就了他的诗文创作的辉煌，但就目的而论，其出游决不是像司马迁一样是为了创作。可以说，李白之游绝非简单的漫游，而是为了寻找援引之人，寻找出仕的机会。事实上，包括李白扬州“散财三十万金”在内的种种行为，都不是为显示富公子哥儿的洒脱，而是为了结交友朋。而其结交友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更深处实际上是为了获得群体认同，获得归依感，从而摆脱内心可怕的孤独。可以试举一例以说明李白心语之迹。如《春日独坐寄郑明府》一诗：“ 燕麦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长条一拂春风去，尽日飘扬无定时。我在河南别离久，那堪对此当窗牖。情人道来竟不来，何人共醉新丰酒。”一位朋友的失约竟然让豪放的李白如此悲愁，如此无所适从，令人费解。表面上是李白情深义重，其实是内心的孤独，这种孤独使李白无论走到哪里，诗歌中都充满了漂泊他乡的感觉。

（二）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李白的漂泊，也是一种灵活的游走，是一种自我救赎。假如“众人皆醉我独醒”，功利世界不再显得可亲可爱，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生活成为险恶的渊数，成为他者，成为实现自我的障碍。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在其一个独幕剧间隔中，借用剧中人的口，道出自己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人就是地狱!可见在构成人际关系中，人须努力在人之间超拔，人须在他人的眼里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活得不错，还象个人!就如同李白的自我价值不能自恰、自适、自我完满一样，他须得有另一他者作为评判。因为他无法在皇权的评价体系中获得自我认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自我价值在皇权评价体系中，是以对现实社会的掌控和改变作为依据的，但改变现实世界是需要多种因素和条件的。李白也不见得就必然有使 “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治国方略，尽管我们对他们的诗歌才能实在敬佩爱戴，视之“仙圣”，对其在诗歌中描绘出的经世济用之宏图，也多以褒扬宽仁之心包容。

（三）动荡不安的时代因素

李白在朝廷收到排挤，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体面地打发了之后，人们念念不忘他的遭受谗言，为他鸣不平。但对于李白而言，就是怎样走出朝廷为主导构成的价值氛围中。前面说到，在唐代，尽管它同其他封建时期相比，算得上是一个开明的封建君主时代，但是，就其构成的基本的社会氛围而言，还是只有一条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 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李白个人想要实现自己，须得借助于皇权，借助于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种价值单一的情况下，假若诗人遭际到被皇权遗弃或排挤打击，想要冲出这个唯一的价值氛围，想要逃出它的强大的吸引力，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这种吸引力具有黑色般的强大力量，黑色的吸附力。怎样逃避它的吞噬，这是每一个诗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杜甫在怀念李白的诗句中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大凡诗人都会遇到不幸的遭际，这种不幸，也含有诗人在精神上的无所归依。所以，李白依凭的就只能是山川风月，他的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及时行乐恰恰是对千古不移的皇权统治秩序的恒定性之反叛。漂泊就成了反叛的一种形式，一种载体。李白在骨子里，一直对漫游天下有着理想性的情结,即使在他念念不忘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事君之道的热狂之中，亦未能忘记“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所以，他自己认为的最为如意的状态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真可谓“身居魏阙之上，心在江海之间。”

诗人们原本是想求取功名，博得个封侯荫子，留名青史。然而，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走出家门、游走天下。然而在其奋发的过程中，或者因为仕途上的挫折，或者因为及第愿望的落空等等，这个原本的目标逐渐丧失其本源目的，逐渐淡出其视野，而走向了另一途程。通过这种对自我的关注，李白将自己从诗歌传统中一些最严格限制的方面解放了出来，这些方面包括观察对象的被动性，人生欲望的压抑，及外部世界的专制。其实，李白的漂泊，是通过对自我的关注，而从压抑和专制里获得解放。他没有更多的关注到自身在山水之间倘佯所构成的自我解放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李德辉．客寓意识与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J]．社会科学研究，2006（5）：6 [2] 王正著．悟与灵感：中外文学创作理论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2-13 [3] 李白：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5-6 [4]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44 页。[5] 王辉斌：李白思想研究综述，济宁师专学报，1995 年第4 期。

[6] 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 年版，第314 页。[7] 胡国瑞：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 年版，第206 页。

篇6：论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刘宁洁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2003级研究生

内容提要：广告虽然首先是一种商业推销手段，但它也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广告主要通过塑造成功者的形象和时尚的形象两类，把大众的“梦想”和产品联系起来，吸引目标消费者注意，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在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广告中，女性形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可分为两类：家庭主妇形象和男性的“性对象”。这两类女性形象正体现了我们生活的社会是在男权霸权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女性的平等权利受到了忽视和剥夺。广告中的性别形象是现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现，并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广告对女性形象贬斥和歧视的现象，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广告 女性形象 社会文化

现代社会的人们，即使不参加商业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广告。翻开报刊杂志，打开电视机，小到一块香皂、一袋洗衣粉，大到一栋楼房、一辆豪华轿车，我们的感官

神经都被形形色色的广告刺激着。

如果说，人们的生活本来风平浪静，无所奢求，可看了广告以后，却似乎感觉自己缺少了那么多：自己的身材不够曼妙，自己的头发不够柔顺，自己的手机不够高档，自己的房屋不够宽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广告推销给人们的不是某种产品，而是一种“梦想”，一种对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这种对“美好”和“幸福”的界定与追求，正是通过广告中塑造的广告形象表现出来的。广告形象是文化产物，广告通过塑造各种各样的形象，把我们生活中原本普通的物品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往已经脱离了物品原有的含义。譬如大家熟知的一句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很久以前，钻石原本只是一种稀有矿石，由于十分坚硬被用于切割玻璃。但自从钻石成为财富的象征，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的男士送给女士的典型礼物，如同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在影片《绅士只爱金发女郎》中歌颂“钻石是女孩子最好的朋友”以后，这种晶莹璀璨、价格昂贵的小石头就和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像钻石一样纯粹坚固，永久流传。所以，钻戒成了男士求婚时最好的礼物，得到钻戒的女人在广告中也被描绘为最幸福的女人。广告正是通过这种塑造广告形象的行为，把人们梦想中的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呈现出来，鼓励人

们向往它、追求它。

广义广告是指广告主通过一定媒介和方式向选定的对象进行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包括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广告和不以赢利为目的非商业广告。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它基于大众传播媒介而得以运行，其本质为一种大众文化。广告学者伯曼曾经斩钉截铁地断言：在大众文化中，最具支配性的社会机制是广告。广告形象是考察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最佳指标。广告不同于产品说明书，不是直白的硬推销，而是运用文学作品中的比喻、隐喻、转喻等手法，创造品牌，营造气氛，强化表达的艺术性的“软”推销。现代广告的诉求点从产品诉求转向了情感诉求，立足点从硬推销转为了软推销。当今社会，广告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美国广告界的一位泰斗不加掩饰地说：“我们的生活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构成的。”①丹尼尔•贝尔面对狂轰乱炸的广告，也大声疾呼：“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戴维•M•波特评论说，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广告在我们的文明的门面上打上

‘烙印’。”②

广告一般通过塑造“成功”和“时尚”两类形象，把大众的“梦想”和产品联系起来。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往往已不是什么具体的产品，而是一种“欲望”和“理想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构造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形象几乎无处不在，但女性“本身”却似乎总是不在。报刊杂志上引人入目的封面女郎，电视屏幕上青春靓丽的美女主持，还有广告画面中充满诱惑的霓裳艳影。大众传媒似乎只利用了女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却忽视了女性作为社会角色应有的社会位置和社会价值。女性形象在广告形象中也占绝大多数。在广告的女性形象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现象依然存在，女性形象在成功和时尚这两类形象的叙述、表达与塑造上，依然显现出男权社会文化遗留的痕迹和性别歧视的阴影。

一、成功的形象：温柔贤淑的家庭妇女

现代广告的创意有时候能让观众拍案叫绝，但稍微留意一下将不难发现，大多数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和家用品、化妆品、食物这类消费品联系在一起的。雕牌洗衣皂的广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一个正在洗衣服的老太太抬起头来满意地说：“雕派透明皂洗得真干净”，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看报的老头儿转过脸来说：“雕派透明皂洗得干净，用得放心”。话音未落，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大盆衣服过来了：“我也喜欢用雕派透明皂！”。老太太用雕派透明皂是干家务活的能手，而年轻一代妇女用奥妙洗衣粉一次能洗干净上千只的白袜子，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不仅如此，在一个极富人情味，甚至让一些善良的母亲看后感动得掉泪的洗衣粉广告中，年轻妈妈下班后发现女儿睡在沙发上，衣服早已洗得干干净净，女儿留的条是：“妈妈，我能帮你干活啦！”，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这表明这种“家务活应当由女人干”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意识，已经深深地烙在尚未成年的孩子心上。

按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述，我们生活的社会可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预。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就是公共领域。③公共领域是政治、经济领域，是男人的领域。而与之相对的女人的领域则是私人领域，是家庭。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界实质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基础所在。多数社会传统和法律赋予公共领域比私人领域更重要的价值，使女性得到较少资源的事实合理化。而公私分界有理由将妇女排挤在公共领域之外，妇女因而被排除在政治参与和权力之外，更多的是在私人领域中的角色，因此，家庭和满、温柔贤惠的妻子或者母亲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仍然是女性和男性心目中理想的成功形象。

1963年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出版，激起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表现为妇女甘当家庭妇这一僵化刻板形象的广告受到斥责。为了适应这一运动潮流，西方的广告商纷纷改变广告上的女性形象，描绘出新的妇女。例如当时的香烟广告，上面的妇女大多是“意气风发的骑手、跑道报告员，她们品尝香烟，犹如品尝自己追求事业的胜利。”④现在，为了避免惹上“性别歧视”的法律纠纷和社会上的不良反应，西方的有些广告公司专门聘请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问题专家担任广告的审查顾问，只有她们觉得没有问题了才把广告推出，以免冒犯女性。⑤在现代社会，中国女性早已走出家庭，走进各行各业，在许多领域女人比男人都更出色、更成功，女性的身份在今天正被重新定义和提高，但在广告中，中国女性还

是维持着家庭妇女这一刻板形象。

有一些研究者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表明，广告中的女性职业角色中，有51.6%为家庭妇女。而男性职业角色中，教科文卫及领导管理者占47%。广告中女性出现的地点，有51.5%是在家庭，出现在工作场所的仅占14.5%。而男性即使出现在家里，也多为娱乐(31%)，做

家务的只有5.3%。⑥

近年来火爆的如手机、打印机、电脑、数码相机这类科技产品的广告中，虽然出现了女性角色，但几乎都是男性角色的陪称品，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花瓶”的作用。女性只作为礼物的接受者出现，或者只是画面上，没有话语，只有形体的符号而已（如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纸上的倩影，或数码相机拍摄下的照片）。例如近期的某名牌保暖内衣广告，商品代言人齐秦和关之琳身着产品，闲适地偎依在沙发上，所不同的是，齐秦的手中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浏览咨讯，而关之琳则幸福地靠在齐秦旁边观看他浏览咨讯。这则广告所表现的女性只是科技的旁观者，被观赏者。

二、时尚的形象：切割女人的身体

广告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它还体现为一种时尚文化。广告在引导大众消费行为的过程中，主要以传播时尚为表征。时尚是“一种广泛地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活形式，它反应、表现并构建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与其精神世界，因而与其所属的社会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⑦在时尚的扩散中，广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广告中女性的时尚形象大多是与“性”挂钩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已经不再耻于谈“性”，“性感”也似乎成为女性是否美丽时髦的标志之一。性感是指一个人，主要是指女性的性别特征突出。它本来是一个女人富于生育能力的标志，如丰乳宽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性感已经由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女性的性感形象已经被符号化、定型化，成为广告重要的诉求点。在广告中，凡一张软绵绵的睡床，必有一个穿着性感的女郎作妩媚娇纵状；凡一辆豪华气派轿车或一个成功的男士旁，必有一位貌美娇艳女郎做百般依赖状。这种“以美好女性比喻商品性能，借用女性身体美形象突出产品优势”的广告修辞术使女性成为男性欲望中的“性对象”。

如“婷美”内衣广告，女主角倪虹洁穿着“婷美”内衣，露出半个丰满胸脯弯着腰，风情万种地朝观众笑着，摄影师的特写镜头一次次对准女主角的胸部、腰部、臀部，强烈地刺激观众的感官。“清嘴”口香糖广告中清纯女孩高圆圆“羞涩”地说着“你知道‘清嘴’（亲嘴）的滋味吗？”。香港女明星刘嘉玲在某美乳产品的广告中挺胸收腹，骄傲地告诉天下女性：“做女人‘挺’好！”„„广告通过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切割，语言的性暗示，实现了把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的女性转化为男性的单纯“性对象”的过程。还有一些广告，以女性身体魅力比喻商品性能，甚至直接把女性物化。在波导“F1女人星”手机广告中，一个身穿性感红裙的女子在充满诱惑的音乐中扭动着身躯，镜头随着迷幻的灯光一次次掠过她的胸部、大腿、腰身、眼睛，同时穿插着该型号手机细部的外形。在这里，这个美丽的女人没有名字，没有容貌，甚至都没有一个正面的特写，她身体的各个局部的“美好”，就等同于这

一款为女人设计的手机一样。

除了女性被切割的身体，人们在广告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被男性礼物控制的女人。在一则拍摄钻戒的唯美广告中，女主角在泳池边徘徊，望着天上的圆月仿佛心事重重。这时候男主角出现了，纵身一跃跳入泳池中，从圆月的倒影中托起一枚璀璨的钻戒。音乐响起的同时，女主角拿着钻戒扑入男主角的怀中，绽放出令人心动的幸福笑容。在这则广告中，“女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接受男人礼物的时刻。如此类型的广告，在许多产品上都有体现，大到钻戒、首饰、手机，小到保健品、口服液、除螨香皂。广告中的女性，没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她们的“幸福”，就是获得男性的疼爱，收到男性的礼物，她的喜怒哀乐与男性的态度息息相关，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

在广告中，女性大多是俯身扭曲的身体，摆出各种诱人的姿势，或趴，或跪，或匍匐在地。试想，若这种扭曲的造型由一个男性摆出，观众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官体验？可若是女性的话，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甚至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这种差别，就是人们对两性角色的不同认知造成的。在人们的观念中，男性应该是坚强、勇敢、强壮、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而女性应该是温柔、美丽、贤惠、多愁善感、心灵手巧的。如果不是这样，则会引起人们心理的不适。《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德•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说的就是男女除了天生生理上的一些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部分社会分工的不同，其他大部分的差异都是社会化的结果。大众传媒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人们通过大众媒介上呈现的“媒介事实”，了解周围生活的世界，知道“什么是怎样的”，并通过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培养”了人们对男女社会角色的“刻版印象”；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是文化的中介者。在男权社会里，男性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比女性“尊贵”的性别，女性扭曲的身体是可以被大众所接受的。若要一个男人“背躬屈膝”，不仅会引起人们感官和心理上的不适，还会刺激人们去寻找该广告“深层次”的原因，正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

广告是一种商业的促销手段，为的是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说服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同时，广告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对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广告中的性别形象，应该是现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现，并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最近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男女平等的目标和指标达成了共识。在体现男女平等程度的社会性别发展指数（GDI）的世界排行榜上，中国由1995年的第71位滑落到现在的83位，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之差由7变成1，这表明我国男女发展不平衡在加剧，而不是像一些媒体津津乐道的我国的妇女解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我国的妇女已经得到了“半边天”，甚至“大半边天”。随着世界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各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村”里流通、融合，并发生冲突。中国身处其中就必然会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影响。人们对女性性别地位的意识不断觉醒，“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也是全球化传播给中国社会和人们观念意识带来的影响和改变。可是这种性别意识的改变，或者说是进步，在作为社会瞭望者和感应器的媒体上却很少体现，这是

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的。

第一，中国女性对“社会性别”平等的集体无意识。父系氏族替代母系氏族伊始，男子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就初步确立。周秦以来，父权制逐步以礼法的形式得以进一步确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行为规则确立后，中国女性就被封锁在封建的家门。中国女性不像西方女性，从来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女权运动，中国女性长期是男性的附属物，在阶级社会，妻子甚至是丈夫的“财富”象征，她们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被“赐予”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实际上，中国女性并不珍视这些平等权利，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不平等的侵犯甚至剥夺的时候，也不会奋起抗争。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对女性的一种刻版印象：女性是弱势群体，家庭是女人最好的事业。更令人悲哀的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女性形成了对女性权利的集体无意识。

同时，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传统思想造就了当代中国社会依旧“重视权力，轻视权利”的群众意识。“男尊女卑”的传统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已不是被提倡的主流意识，但它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藏在人们的血液里很难根除。

第二，缺少法律法规的约束。相对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我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比较滞后的。很多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凸现的侵权行为和新闻传播活动失范行为，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约束，也没有严格执行的事后惩罚制度。1995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是我国目前管理广告的最主要、最权威的专门法律规定，任何从事广告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但《广告法》中除了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第七条关于广告中不得出现的九条情形中提到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为“含有淫秽、迷信、恐怖、暴力、丑恶的内容”和“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并没有关于“性别歧视”具体表现的相关阐述和惩罚原则。同时，广告业的行业自律也是广告管理的有效途径。但我国的《中国广告协会自律规则》中，除了第一条提到“一切广告活动均应建立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原则基础上，力求广告的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以此原则检验广告效果”之外，也没有对广告中存在性别歧视现

象的约束条款和惩罚机制

第三，广告语言的模糊性。广告是一种艺术形式。广告语言的含蓄是广告重要的表达方式和诉求点。一方面，广告语言的含蓄模糊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更大程度上的参与，让观众在观看广告的同时能把自己想象成广告中的主人公，实现各种“欲望”的满足。如香港女明星刘嘉玲在某美乳产品的广告中 那句广为流传的广告词“做女人‘挺’好！”一语双关，简洁上口，她没有明确阐述产品的用途，但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且让许多女性看了该广告后都希望成为刘嘉玲那样美丽自信的女性。另一方面，广告语言的含蓄模糊也是广告某些说法能避免法律纠纷的一种潜在机制。像前文提到的很多广告都存在对女性或未成年人的冒犯和不良影响。但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指向，所以现在的广告很少由于“欺骗性”以外的原因惹上官司的。即使有很坏的社会反响，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总的来说，广告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风向标。广告中的性别形象是现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现，并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我国广告中女性的典型形象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男权统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另一方面，这种对女性的刻版印象并没有及时地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应该重视广告对女性形象贬斥和歧视的现象，更好地利用广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注释：

①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第439页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15-116页 ③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版 第89页

④艾晓明：《广告故事和性别》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 http://genders.zsu.edu.cn/board/female/female.htm ⑤ [美]威廉•阿伦斯 著 丁俊杰 等译：《当代广告学（第七版）》 华夏出版社2000年

1月 第55页

⑥刘伯红、卜卫：《试析我国电视广告中的男女角色定型》，《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2期

⑦徐敏：《时尚化生存：话语、传媒与社会化再生产》，“文化研究”网站

参考文献：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版 陶东风：《广告的文化解读》，“文化研究”网站 徐敏：《时尚化生存：话语、传媒与社会化再生产》，“文化研究”网站 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 编，汪凯，刘晓红 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英]尼克•史蒂文森 著，王文斌 译：《认识媒介文化 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美]保罗•梅萨里 著 王波 译：《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4年1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