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政治

女性政治（通用6篇）

篇1：女性政治

浅析中国女性参与政治

作者：2009级哲学学号：2009422008

摘要：女性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女性政治参与水平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也是和谐政治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女性政治参与基本状况的了解,分析女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对女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女性；政治参与

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男女平等程度的重要标准。没有女性的参与，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一、中国女性参与政治的现状及问题

古今中外，政治一向是男性的领地，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男性，有名有姓的女政治家，那也是数得清的，而有成就，有事业的女政治家，那就更加是凤毛麟角了。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的政治体制。父权制政治，或者说父权制政治的阴影，一直延续到今天，纵观世界各国，男性仍然统治着政治领域，女政治家仍然是屈指可数。

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参政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就是制度化。2001年4月，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意见》，被认为是现行的中国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制度规范。现实中，各级党政班子和人大代表选举中，女性名额也有硬性指标。虽然这种具体做法有所争议，但它无疑为女性参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女性参政的结构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副职升迁”是女性从政的一个突出现象。大多数女性领导提升的路径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的副职，在从政期间几乎未担任过一把手。

有专家评论，“副”重前进的现象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不可分。在2001年，全国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既便在今天，这一局面也没有得到大的改观。

二、阻碍中国女性参政的因素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一直把女性排斥在政治之外，不能担任公职，不能进祠堂，不能参加祭祀祖先，不能出现在一切神圣的场合，其活动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家庭之内，其价值也只能通过“相夫教子”来体现。女性的性别角色总是定位于“服从”、“柔弱”、“退让”、“贤内助”、“贤妻良母”中，给女性政治参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结构和国民意识都虽然已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然而，传统的“重男轻女”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2、女性无法根本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参政意识较为薄弱

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缺失。在社会生活中，相当一部分的妇女认为“妇女与政治无缘”，妇女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务和子女教育上，即便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性，也多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业务性工作，而对妇女参与政治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否定态度。一些走上参政道路的女性在面临角色冲突时，总要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沉重的压力。

3、女性的经济地位偏低

女性的经济地位高低最终成为女性政治参与水平高低的决定力量。中国妇女虽然广泛地参加社会劳动，但就业层次较低，妇女在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比例高，在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公务员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中国妇女的平均经济收入明显低于男性，并且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正呈现扩大趋势。女性就业选择机会少、在某些职业中存在两性隔离的现象。女性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男性也存在着差别。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不容易摆脱烦杂的家务劳动，无暇从容地走向社会从事各种活动。女性在财产支配、继承的权利方面明显低于男性，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三、扩大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1、树立男女平等观念，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

男女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要求，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事业全面发展，是实现男女两性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广泛深入地宣传男女平等观，积极营造男女平等和尊重女性的良好社会氛围，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不断提高全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男女平等重要意义的认识，并自觉地把这一国策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2、提高女性经济地位，缩小男女性别差异

妇女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最终将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实践证明，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发展第三产业，促使家务劳动向社会转移，把一家一户的家务劳动改造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改变现实的生活方式，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与男子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并且在社会活动中实现自身价值；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们的劳动强度普遍降低，对人体质的要求也将会降低，女性也就可以涉足各个生产领域，摆脱以体力征服自然而形成的人身依附境况，使女性真正获得经济乃至人格的独立；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提高妇女的就业层次，女子与男子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就会把注意力较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共生活、国家政治生活及公民的政治表达、政治责任这些较高层次的目标上来，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开始呈现扩大化趋势。

3、提升女性参政意识，加强女性参政实践

女性自身需要增加参政意识，消除政治参与意愿贫困的倾向。女性普遍参政意识的提高，一方面在于参政女性的示范作用，更主要地，也在于通过多种努力，提高女性自身积极地增强参政意愿，提升女性参政意识。

国家要利用各种形式定期开展各级、各类的教育培训，发挥妇女干部学校、培训中心等基地的作用，制订向女性公民灌输参政意识和提高维权能力的行动计划，不断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要为女性参政创造更多学习的机会和的实践的条件，提供必要的经费、设施等保证条件，给予财力上、组织上、时间上的保证，培养和提高她们的参政意识和能力，强化女性参政意识。要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开阔眼界，剔除封建的传统观念，增强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增强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需要，提高其整体和个体政治参与实践水平的提高。

4、注重女性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是赢得男女平等权利的重要前提，提高女性的自身素质对女性政治参与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任务。广大妇女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科技文化知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勇敢面对时代的挑战，以奋斗求解放，以贡献求地位。只有依靠妇女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精神，男女平等才具备主观条件。因此，要把提高妇女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根本性任务来抓。要广泛组织开展科技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广大妇女的自立能力、竞争能力，提高广大妇女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和健康水平，使广大妇女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新业绩，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采。

女性参与政治是社会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女性参政被杜绝在外的政策，极大影响了女性普遍权利的实现。只有提高女性在政治决策领域的地位与作用，才能使政治体制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当女性享有平等的参与政治机会才能真正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只有当政治领域中实现了性别平等，女性同男子一样获得国家政策与决策的机会，女性主动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作用时，女性的地位才能真正提高，性别平等也将不再停留在法律层面，而在现实中实现。

参考文献：

[1]刘巨才编著，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M]，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2]《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编写组，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M]，北京：中共党[3]杜正春主编，非政府论坛[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4]沙吉才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地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康泠主编，妇女发展与对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6]单艺斌著，女性社会地位[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10月版.[7]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8]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R］，2001年9月.史出版社1998年版.

篇2：女性政治

段吉方

《文艺评论》 2007年第1期

“女性”、“解构”与“政治反讽”

段吉方

一

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福斯(Seneca Falls)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标志着关于“女性”和“政治”的第一次正面交流。这次大会讨论了妇女的社会､民法和宗教状况与权利,要求在婚姻､财产､契约､买卖､职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现权利平等,特别是提出了一项要获得妇女参政权的决议。在现代政治史上,这次会议的意义划时代地意味深长。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效应就是它标志着现代女性政治关切的开端。此后,“女性”与“政治”之间的或隐或显或秘而不宣或大肆张扬的各种话题就没有停息过。

目前,“女性”与“政治”之间的话题早已不仅仅是女性才关心的问题了,因为,一些算是有识之士的男性也趋于认为,女性政治权利得到满足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群体的事情,女性并不为“女性”而斗争,用后来再次高涨的运动口号表达就是:“个人的亦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中明确地宣布:“性是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①这其中的政治指的就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②凯特•米利特指出,当“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终落实到“权力”的争夺与抗拒之中时,这种女性的争夺和抗拒的焦点就是两性之中的“性”所代表的特殊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这种口诛笔伐和一些实际的斗争常被贯以“女权主义”的称号而掀起波澜,而在人文思想领域,辩论最激烈的地方是在文学的舞台上发生的。凯特•米利特介入论题的个案和领地就是文学和批评。非但凯特•米利特如此,在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文学向来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文学文本中对女性由于她特殊的“性征”导致的低下､柔弱､受压迫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往往有着淋漓尽致的描写。像凯特•米利特引入的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美国梦》和热内的自传小说《窃贼纪事》即属此类。这已经不是纯粹的“书页上的文字”,而是有了更深层的社会､政治的符号意义。这些文本除了反击了T•S•艾略特那句有争议的话:“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之外,还印证了如下的观点:“与其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一场政治运动”。③

托里•莫依曾经向我们指出:“女权主义批评家同任何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④而朱蒂斯•菲特莉则直接地说:“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标不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经远离中心作为一种“边缘诗学”⑥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本来就有一定的政治蕴含,而对这种政治蕴含的语境阅读和批判性抗争也成了女权主义文化和文学批评重要的“言外之意”。

二

在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舞台上,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凭借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凌厉风格,义无返顾地充当人文批判的马前卒。他那批判的美学锋芒和锐气也常常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当代人文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中,关于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批评”与“政治”的话题占据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位置,同时,在他频频亮相的批评实践中,“女性”与“政治”这个敏感的话题生发出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东西。

在伊格尔顿的研究中,他首先给予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提出的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历史的多重困惑相联系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是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殊„运动‟,而是揭示和探讨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范畴”。⑦但他也看到,在当代文化政治环境中,女权主义研究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起到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着意从具体的文本研究中分析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政治的现实困境。

伊格尔顿锁定的文本是《克拉莉莎》。《克拉莉莎》是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全称是《克拉莉莎,又名一个少女的历史》(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于1747年-1748年出版。小说女主人公克拉莉莎出身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是个性格开朗､生气勃勃的少女,但她的父母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在她内心痛苦焦急的时候,贵族青年罗伯特•洛夫莱斯出现了。罗伯特•洛夫莱斯是个在外表､智力和仪态上都很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假装协助克拉莉莎摆脱痛苦的婚姻,帮助她逃出家庭,但他在内心里想到的却是玩弄她。当克拉莉莎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之下的时候,他利用迷药把她奸污了,使她悲愤而死。最后,克拉莉莎的亲戚莫登上校和洛夫莱斯决斗,杀死了他,替克拉莉莎报了仇。

小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贤德的女主人得到了读者们的喜爱,尤其是女性读者更是同情克拉莉莎的精神痛苦,竟一再要求作者给小说一个“幸运的结尾”。但这还不是令作者最意外的,让理查逊始料不及的是他亲眼看到那个诱惑克拉莉莎的恶棍罗伯特•洛夫莱斯得到了大批青年男女的崇拜,而且也有人对小说女主人公诟病有加的。小说反映的情感纠葛和家庭恩怨还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规范,以至于小说出版五年后,英国通过了进一步强调家长权威的婚姻法。⑧

这足以证明《克拉莉莎》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它出版后自然是诸多批评家的阐释对象。当时英国批评家凡•根特就不认为克拉莉莎多么值得同情,他认为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不值得引起满世界的大惊小怪”,⑨因为克拉莉莎是一个极端虚伪的清教主义的放纵者,她几乎是自觉地配合了那种强暴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克拉莉莎是自作自受;另一位批评家沃纳则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作了解构主义的阐释,认为克拉丽莎是一个认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符码,坚持稳定性和同一性的自我,而强暴她的洛夫莱斯则是一个“解构”的英雄,是那个强调多元性的“尼采”;著名小说家瓦特也曾像其他批评家一样把克拉莉莎和洛夫莱斯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悲剧,认为克拉莉莎对洛夫莱斯有着无意识的感情,她的行为超出了自然,所以她也不那么值得同情。

伊格尔顿认为这些批判都是有问题的:凡•根特片面地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进行解读,忽略了女性的个体问题,毕竟克拉莉莎作为女性个体遭到了摧残;沃纳则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的问题是拒不承认历史,克拉莉莎除了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之外,也有着作为社会个体的内容。伊格尔顿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克拉莉莎被强暴这一“符号性事件”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并从《克拉莉莎》的文本意识形态意义入手探索了当代性别政治研究存在着的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批评家们一直在道德和宗教意识形态中把克拉莉莎说成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施暴者的帮凶,这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强暴”合理性的压抑性政治意识形态。把克拉莉莎看作是一种神经质的假正经,对克拉莉莎所代表的贵族清教意识形态的嘲弄打击,这是关于理查逊小说评论中的老生常谈。但它却忽略了克拉莉莎的被强暴所代表的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而克拉莉莎恰恰是她那个时代以及所有时代被践踏的妇女中的斗士,她的死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对政治社会的拒绝,一并拒绝性压迫､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放浪形骸的贵族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忠贞道德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之间的断裂。因此,克拉莉莎其实是以一种自虐式的受难对资产阶级做出了彻底的批判。通过她的受难,资产阶级的施虐危及自身,从而使束缚克拉莉莎的那些忠贞道德经不起实践的打击而最终瓦解。

通过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伊格尔顿对当代性别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个刨根问底的问题: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是否真正理解了克拉莉莎?克拉莉莎的遭遇是否能为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提供某种启示?他认为,克拉莉莎让我们认识到了女权主义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真理和正义的阐发与限制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在女权主义置身的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中,但妇女如何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找到她们的正义和真理呢?克拉莉莎的反抗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作为社会个体,以美德为武器来应对“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合力的压迫。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证明她成功了,由于她坚持道德本位,洛夫莱斯对于她的坚持毫无办法(洛夫莱斯用麻醉药才能将强暴付诸实施)。乘人之危的胜利恰恰暴露出性别压迫上的失败。昏迷和失去知觉的克拉莉莎并没有体验到强暴,洛夫莱斯的强暴行为最终是落空了。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莉莎是胜利了。但是,克拉莉莎最终还是毁灭了,她的毁灭是因为她不知道“美德”一遇到权力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德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累赘,因为在一个掠夺成风的社会里,端庄的行为必然引来暴力”。{10}所以,克拉莉莎的反抗只能是作为“个体”的反抗,在那种压抑性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与受害者身上的某种东西(性)联系在一起,强暴者与受害者的弱点惊人地一致,克拉莉莎虽然认识到了洛夫莱斯的坏本质,但是她很难摆脱他,如果她不和洛夫莱斯通信就摆脱不了另一种压迫(家庭､社会),她只能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慷慨赴死来争取作为“个体”的反抗的成功。

这正是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一方面,伊格尔顿赞赏克拉莉莎的反抗,认为她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话语逻辑——资产阶级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在一种关系范畴中认为权力与真理具有某种反映性的对应关系,克拉莉莎的死肢解了话语和现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忽略她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恰恰在克拉莉莎成功的地方显示出了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困境,那就是,克拉莉莎式的解构主义立场必须在对手划出的区域斗争,“克拉莉莎们”必须在一种能够令她毁灭的语境中进行反抗——她必须在洛夫莱斯帮助下撕裂那种道德观念才能到达爱情的彼岸,而这恰恰是毁灭她的原因,离开了这种语境她的反抗就失去了意义。而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研究恰恰对那个不利的意识形态语境视而不见,一味地在“解构主义”的逻辑上过分看重个体经验､过高强调差异､多元性的激进趋势,从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妇女之外的任何人的痛苦都漠不关心,对这些痛苦如何从政治上解决也漠不关心。更有一些妇女解放理论,认为解放妇女很重要,但是却也认为妇女解放仅仅是一种妇女“个体”的事情,与社会其他阶级的解放都无关。伊格尔顿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解构”方式恰恰是当代女权主义面临的困境:说白了,女性解放关注的仅仅是作为女性的权利,而不是更多,而女权主义的斗争武器——多元､差异和性分离主义的“解构主义”学理基础并不是一种百试不爽的利器。

三

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在这里是借《克拉莉莎》的文本政治提出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文化政治研究如何正确对待解构主义的激进锋芒问题。在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女权主义把斗争指向人类“女性化”的历史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种广泛的政治反应,它的理论勇气和雄心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异军突起也并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理论强劲势头突入激进政治版图,并进而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大显身手,除了它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理论资源之外,它对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那个“异类思潮”——“解构主义”的“借力”也是理论家们一致承认的。伊格尔顿也正是在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来探讨当代激进文化政治问题的。

伊格尔顿认为,解构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并没有恪守它的信念,而是走向了“解构的政治”。德里达和他的信徒坚信:现实是由我们的叙述“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叙述来“反映”的,所以意义､真理､知识､现实这些传统的概念与语言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被“表现”的真理､意义只是词或表现符号的一种暂时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意义､意思､真理､知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在“叙述”本身。伊格尔顿认为,德里达以这种“怀疑论”的思路企图破坏一种特定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这是一种可贵的政治实践。当代女权主义也正是从这里继承了较多的思想能量。但是,伊格尔顿指出,德里达对那种意义与语言之间的“表现”关系的肢解是服从于另一种“总体结构”､“总体性”,他说,德里达“并不寻求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思､特征,以及历史连续性这些东西存在;相反,他寻求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更深刻的历史的结果——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结果”。{11}这种态度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它过分强调符号的力量,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面对作为某种极权形式的“总体结构”,其实是以一种“总体性”的前提从事对“总体结构”的具体“分解过程”。而女权主义秉承的恰恰是解构主义的这种“差异”精神,在一种对“差异”过高期望的层面上从事作为女性个体的解放事业。为此,伊格尔顿提醒我们:“妇女运动的要旨不仅仅是妇女应该得到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它是对所有这种权利和地位的怀疑。”{12}女权主义的解放之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克拉莉莎式的“个人”姿态,而应该真正深入决定了女性受压迫的意识形态逻辑之中。在这个问题上,解构主义的“分解”立场并不能触及到关于女性解放的根本问题。而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仍然是“总体结构”､“总体性”以及它们与“极权”的联系。解构主义斩断了它们之间的连接链条,但是权力仍然无处不在,“解构主义”没有进一步追问和讨伐那种权力的根本来源。

无论性别问题,还是种族问题,激进政治仍然是一种对抗政治。对抗政治对统治制度怨声载道,这不仅是因为统治制度在社会､种族､性别等问题上压迫着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逼迫我们在一种噩梦般的记忆中对我们的身份的历史刻骨铭心;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又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政治的缺陷是过分夸大了作为政治的文化的作用,将文化提升到了政治之上,在这其中“文化”所作的就是“从我们宗派主义的政治自我中蒸馏出我们共同的人性,从理性中赎回精神,从永恒中获取暂时性,从多样性中采集一致性。”{13}其结果是走向了同一性政治,而“同一性政治的悖论是:一个人需要一种身份才能自由地摆脱这种身份。” {14}而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激进政治”却成了一个“反讽性”的事实,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对抗政治都必须要在敌人划定的区域内斗争,因为它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寄生于对手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对立面占着上风。而“解构”的姿态并没有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做出令人兴奋的举动,“解构主义”以“再现叙述”取代“意义表现”的语言策略只是解决了一定的权力关系中的手段问题,这就好比我们面对一个带枪的威胁我们生命的敌人,如果我们只缴了他的枪械而并没有真正战胜他,这其实并不是大功告成。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研究都难以摆脱“反讽”的形式。其实,在女权主义这样的激进政治研究中,伊格尔顿并不反对解构的方法,只是对“解构”的姿态造成的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政治研究探索一种更现实的解决途径。伊格尔顿不失时机地指出了德里达的“历史问题”:德里达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因为德里达虽然立志肢解“总体结构”,但他并不反“确定性”和“总体结构”。如何解构?解构之后如何确立意义?这是伊格尔顿所关心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伊格尔顿就没有对德里达留下好印象,而更多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激进政治研究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为激进政治超越这种“反讽”的形式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在思想层面上是一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关于如何从同一性王国走向差异性王国的学说”,{15}它既重视解构､差异的历史性,同时又重视差异的现实性,所以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思想资源;其次,是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又不像解构主义那样片面地强调“差异”,而更重视实践立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话语支持,从而为激进政治提供现实斗争的武器。伊格尔顿还指出,这种武器绝不是“阶级决定论”的粗暴应用。在《保卫自由世界》中,伊格尔顿诚恳地批评道,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件套”其实包含着严重的哲学范畴错误和政治错误,虽然在“压迫”的逻辑上,激进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在现实领域,马克思主义为激进政治提供的更多地是一种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的有力支持。

四

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的重视构成了伊格尔顿激进文化政治批评的主要价值指向。很多人把伊格尔顿在这个时期的实践看成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这种评价并不过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像他曾经赞扬过的威廉斯一样,伊格尔顿几乎也是单枪匹马地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举差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的文化思潮做着艰苦的斗争,对德里达等某些解构学派颇合适宜地“向马克思致敬”的“后结构主义打算”{16}表示了坚决的拒斥,他的立场和姿态在点到了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的痛处之外,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批评理论家的批判价值,这种价值在我看来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在任何的理论纷争中批评理论都要保有一种“干涉性思考”。{17}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他对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作了既利用又批判的“功利”使用。

伊格尔顿在“差异的绝对性”问题上强烈地反对解构主义,但在激进政治批判和马克思之间的关联上又难以回避解构的立场,甚至也承认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有某种思想关联,因此他在“解构”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他在激进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有一定的摇摆。在我看来,伊格尔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走出“解构”的“怪圈”。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向我们指明在接近德里达的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我们在语言和思维的运作过程中,只能陷入到一种不能自拔的､只能自制的悖谬境地。一开始,当我们费尽心思去捕捉德里达的思路时,可能会产生某种夹杂着激愤和省悟的感受:我们的理解竟然是他的设想的误解。然而,这种误解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我们完全认同了德里达的说法,意味着我们也犯了我们借助他的论述发现的错误——这是一种必然的错误。” {18}卡勒的经验同样适合伊格尔顿。对于“解构”,伊格尔顿犯了同样的毛病:一对“解构”方法加以借用就难再根除它的“立场”的剩余,因为,解构主义立场和它的方法是极端地同一的,这正如米勒所说的:“解构”的方法就像寄生物兼寄主的关系,“寄生物既在门外,却又早已在门里,是最不可测度的客人。”{19}因为它追寻的就是那种“永不停息､永不满足的运动的感受”。{20}米勒告诉我们,对于这种本身蕴含着“不可确定性”的方法的任何利用都会落个“拆解自身”{21}的结局,而已经沾染了这个“烫手的山芋”的伊格尔顿最终要在马克思那里定格“确定性”的立场也只能是自身也陷入困境。

但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是否还拥有以往的话语形式?如果没有的话,那些左派理论家该如何来应对当代的文化政治现实?面对类似这样的追问,伊格尔顿和他的同伙儿必须面对来自不同阵线的声音。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为美国理念的实现——二十世纪左翼思想》中就毫不留情地对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那些热衷于“身份政治”､“差异性政治”的“左派政治学”做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现在英美的一些大学已经成了滋生左翼理论的温床,而那些热衷“文化政治”的教授们的批评事业其实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面对这样的批判,伊格尔顿以一种刁钻的语气反驳道:“如果把怜悯之心放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基础之上,那就肯定会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之物。这里的„美洲性‟几乎成了一种元话语或某种形而上本质,把千姿百态的信仰､生活方式､肤色等等归并成某种统一的现象,进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22}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以罗蒂为代表的批判,伊格尔顿显然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批评反驳途径。但伊格尔顿的反唇相讥也并非只是就事论事,他的看似随意指摘的言辞包含着对当代西方知识界的敏感话题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罗蒂从社会现实实践的外部层面上对“文化左派”狭隘的“差异”主义和“身份”本质主义导致的隔靴搔痒式的“实践侏儒”特征进行批判,而伊格尔顿其实走得更远,他既要在哲学和理智的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这种“实践侏儒”寻找“理论”上的契合之处;同时又要在思想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迎战“自由主义”的挑战廓清理论的渊源和现实障碍,所以,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的困境也是伊格尔顿的困境。他说,对付激进政治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只需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毯子从激进思想下面抽出来就行”。{23}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在当代文化政治领域,女权主义研究已经证明了其中的尴尬之处,而且这种尴尬还在持续。

(作者单位:广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②[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7,36。

③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8。

④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6。

⑤张京媛《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3。

⑥徐岱《批评美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425.。

⑦[英]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7。

⑧黄梅《推敲“自我”》北京:三联书店,2003,205。

⑨{10}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 writing, 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64.{11}{12}[英]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07,217。

{13}{14}{15}[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76, 108,109。

{16}[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

{17}[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2。

{18}[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以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84。

{19}{20}{21}[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2。

篇3：女性参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一、女性参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女性在人口中占了半数, 即所谓“半边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然需要女性的全方位参与。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高低,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 仅一个性别参与的政治文明不能算是完善的政治文明, 仅以一个性别价值判断为标准的政治文明实际是发展不完全的文明。由于目前妇女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从整体来看还相对较弱。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女性,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加上工作、家务的双重压力, 参政意识比男性更为淡薄。从全国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9%的女性“从未想过要当干部”, 原因是相当多的妇女缺少自信, 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女性的参政意识必须在实践中去培养。因此女性只有不断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得到锻炼, 才能强化参政意识, 从而促进女性整体参政意识的提高, 同时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广大女性积极参政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广泛地联系群众, 并能更好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女性参政可以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 使党和政府在决策时能从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 维护女性的权益, 制定出全面的、符合广大人们群众利益的政策。因此只有女性积极地、平等地、和谐地参政、议政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进而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因此推动女性参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推动女性参政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4]的科学发展观。由此可知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包含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 即在促进男女平等、协调发展的同时, 必须促进女性的发展权。这里所说的女性发展权必然包括女性的参政、议政权, 否则如果只谈女性的发展权, 而不涉及女性的参政权, 那么也就无所谓女性的全面发展权, 当然也就谈不上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自然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观。同样, 科学发展, 离不开占人口约一半的广大女性全面发展, 因此推动女性参政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 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 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 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 全体人民平等友爱, 融洽相处;充满活力, 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 创造活力得到支持, 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 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 社会管理完善, 社会秩序良好,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就是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表面看来, 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创建与女性参政并无多大关系, 其实不然。女性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协调能力, 做事公平公正、细腻、人性化浓等优点, 如果她们能积极参政议政, 特别是能够同男性一样, 平等的参加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中来, 那么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就会早日实现。”因此, 女性参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没有广大女性的积极参与, 和谐社会就很难构建。

三、女性参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和保障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良好的政治环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以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物质保障。推动女性参政不仅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而且还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进而促进政治文明的建设进程。

第一, 女性参政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首先, 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进民主进程:健全基层自制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 完善公开办事制度, 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管理各级国家和社会事务, 对各级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使广大人民充分享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盲、半文盲占大多数, 人均收入和沿海城市居民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 女性占了多数, 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 加强女性的民主意识, 推进女性参政, 使广大女性在参政过程中, 可以有意识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家的法律政策, 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促使她们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 关心国家大事, 积极地融入到政治生活中去, 使她们以参与的方式投入到政治生活当中, 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决策层的决策并提出建议, 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女性的利益, 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次, 推动女性参政有利于促进法制建设。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需要广泛的民主, 也离不开完善的法治。二者是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第二、女性参政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 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 使人们有可能以市场经济为依托, 冲破过去的封闭状态和束缚, 逐渐认清并重视自身的利益所在, 正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追求、和维护, 人们也就越来越需要进行不同利益要求的表达, 而法定的政治参与权利赋予公民向政治决策层表达利益要求的资格。物质文明的建设不能没有占人口约一半的广大女性的参与, 然而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女性建设物质文明的积极性。如果积极推动女性参政, 让女性全面、平等、积极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各项管理, 她们参与物质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利的物质保障。

因此, 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妇联在推动女性参政方面的重要作用, 把妇联纳入以各级党组织为核心的同级组织建设的整体规划中, 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检查验收, 以提高女性参政议政数量和质量, 充分发挥她们的潜能, 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和力量。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2007年10月15日

[2]郑永廷:《论小康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 载《中国政治》[J]2003年第4期第26-27页。

[3]《参考消息》2007年3月8日, 载《俄罗斯〈独立报〉3月7日文章》[N] (作者《独立报》编辑部)

篇4：女性改变美国政治未来

今天的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三八”国际妇女节在1975年设立的初衷，并不是给劳动妇女一天休息的时间，而是纪念整整一个世纪“为改善妇女生活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联合国网站)。1857年的时候，美国纽约的服装和纺织女工面对的生活，是非人道的工作环境、12小时工作制和低到可冷的薪水。

当时光演进到第32个“三八”节，美国人在热烈地讨论的，已经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国家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一位女总统的到来?”

从奥尔布赖特到赖斯，从佩洛西到希拉里，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从2007年开始要习惯，原本男性驰骋的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多女性面孔的出现。

希拉里：开始飞翔

今年1月20日，美国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在其个人网站上正式宣布参加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网页上写道：“今日，希拉里迈出朝向白宫的第一步。”

如果她能够梦想成真的话，2009年的1月20日，全美的民众就将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希拉里在国会山脚下的首次施政演说。而这一切似乎已经不太遥远。

她在白宫做第一夫人的时候，华盛顿已在悄悄议论，她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总统。深深刺痛希拉里内心的莱温斯基案是她对自己未来道路的一次重要转折。在那些日子里，希拉里沉浸在埃莉诺·罗斯福的传记中，后者同样在丈夫的感情出轨后投身于公共事业，帮助丈夫赢得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支持。在自传《亲历历史》一书中，希拉里回忆那段岁月给她磨炼出的坚毅时这么写道，“信念，就是当一个人坠落悬崖时的必须做出的一种选择——要么落在坚硬的地上，要么学会如何飞翔。”

如今，她是受人爱戴的纽约州参议员，两度登上国会山，更渴望的是成为希拉里總统，而非克林顿夫人。

美国广播网和《华盛顿邮报》最近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在民主党中的支持率达到41％，远远领先现在呼声颇高的黑人参议员奥巴马和有望复出的前副总统戈尔。但是，民主党内不少人对希拉里的胜算表示质疑，他们或是不喜欢她强硬的个性，或是对她曾支持出兵伊拉克而仍然耿耿于怀，而且今年的民主党阵营中，黑马层出不穷。

美国国会和美国南方政治专家、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欧马文(Marvin Overby)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希拉里的政治未来同时充满了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他认为，近15年以来的美国大选(包括国会选举)呈现出来的保守思潮开始走下坡路，共和党失去总统宝座的可能性很大。“南方的民主党人势力在重新崛起，但是他们并不欣赏一位女性总统入主白宫。”

欧马文预测说，美国总统最近几届都来自美国南部地区，或是得到南部选票的力挺。希拉里如果能够拉拢以保守心态居多的南部选民，她的白宫之路就会顺利许多。

佩洛西：祖母议政

如果说2008年的总统大选有可能诞生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的话，近20年所涌现出的女性议员正以全新的面貌逐渐改变公众对于妇女进入男性传统领域的看法。

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取得大胜，促成了民主党领袖、67岁的南希·佩洛西当选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众议院女议长。而90年之前，华盛顿还罕见女性政客的身影。

1916年来自蒙大拿州的吉那蒂·兰金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议员成功，开创了女性进入联邦立法机构的先例。1920年，国会正式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成年妇女选举权。如今，美国国会共有199名女性在参众两院担任职务，占537名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与儿童问题研究专家索妮亚·米歇尔告诉《瞭东方周刊》记者，美国妇女在争取社会平等和参加政治活动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在60年代民权运动中，妇女的影响无处不在。妇女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希望能做得更多更好。”

以佩洛西为例，她在1987年首次竞选加州议员前，是一名标准的家庭主妇，抚养长大五名子女，并且已经有六位孙辈，是位不折不扣的祖母级议员。而像她这样的例子在华盛顿并不鲜见。

妇女的大量涌入甚至让国会山发现原有专为男性议员设计的公共服务设施必须改建。例如参议院特别增设为女议员服务的化妆问和休息室，禁止在议员俱乐部吸烟，改造原本只为男性服务的健身房。

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女性议员对于国家和地区事务关注点的变化。女性议员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天然同盟者，柔化了美国刚性为主的政治版图。她们在反对性别歧视、消除种族隔离、保护劳工权益，争取社会医疗保障、反对海外战争方面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陷入泥潭后，许多女性议员组织起跨党派的联盟联名要求布什从海湾地区撤兵，因为“不能让美国的母亲们再次陷入丧子之痛的悲剧中”。

福斯特：哈佛校长

2007年2月11日，在经过缜密全面的考虑之后，哈佛校监董事会批准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为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将成为哈佛大学的第28任校长，也是该校371年历史里任命的第一位女校长。

在上任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福斯特说：“我希望我的任命能成为一个机会均等的象征，这是上一代人还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不是哈佛女校长，我是哈佛校长。”

女性自身的优势使得福斯特们在处理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和行政关系上增色不少。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德利克·博克在评论对福斯特的任命时说，尽管福斯特缺乏管理大型学术机构的经验，但是她拥有卓越的人际处理能力，她在哈佛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的经历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2001年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雪莉·蒂尔曼也是世界知名的分子生物科学研究权威，在她领导普大的6年里，学校的本科生教育质量和科研实力始终位于最优秀之列，连续5年位居美国《世界新闻报道》大学排行榜第一。

除了哈佛与普林斯顿，另外两所顶尖院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布朗大学的校长职务也由女性担当，他们都是美国私立常春藤大学联盟的会员。与此同时，公立大学中的女校长数目也在不断呈增长趋势。

索妮亚·米歇尔说，随着美国女性越来越多进入男性领域——包括政治、大学教育领域，原有的女性意识得到了新的补充。但现有的公职大多都是男性委员会任命，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

篇5：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政治参与

2015402023 李玉卓

摘要：政治参与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女性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主体。女性参政是实现男女平等的主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依据，因此对女性参政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且必要的。本文首先介绍了传统的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并分析传统政治参与是如何将女性置之度外的；后又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入手，介绍了各个流派及其主要思想，并重点分析了女权主义下的政治参与思想；最后反思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的不足及其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关键词：女权主义思想；政治参与；女性参政

女权主义是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之一，是现代西方妇女运动的意识形态。20世纪60年代赫然崛起，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此后时起时浮，总的来看影响在扩大。从18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完成历史上第一部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判》至今，女权主义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浪潮，形成了从平等权到社会性别再到公民权的理论转向；同时，女权主义作为争取妇女的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和运动，以两性关系为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反对性别的歧视、压迫和剥削，追求良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对其他各种政治思潮形成了挑战和冲击。

一、传统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

（一）传统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可见民主与参与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参与自身既是一种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行为，是民主政治在两个层面上的结合。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民主所必须包含的基本元素，在实践中，政治参与的充分与否，还检验着各种民主理念的实现程度和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民主理论对政治参与有不同的诠释：

古希腊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直接决定重要政策。除此之外，全体公民也有资格参加抽签，以期出任“审议委员会”委员，从而按月轮流主持“审议委员会”，决定经常性的政治事务。人们对政治的参与既形成了制度化的途径，又形成了可贵的参与传统。雅典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贯彻了主权在民的思想，相应的是，形成了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制度化和程序化特点的政治参与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自由主义民主观下的政治参与强调在自由竞争的体系中，保护每个人遵循他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以此来包容社会的多元分歧；以卢梭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主义强调普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卢梭认为“由共意构成的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只有共同体的公共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英国式的代议制并不是自由的制度。”；约翰*斯特劳斯*密尔的代议制民主理论认为，公民参与与精英统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手段参与决定集体意志，选出的代表再通过政治机制对公民负责；而精英民主主义者亨廷顿和纳尔逊强调，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①他们将政治参与的主体限定为“公民”，排除了职业政治人士；多元民主论的核心观点是各种社会组织分享政治权力，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民主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是宪法或程序上的分权制衡，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制衡决定了民主的水平。达尔文发展高度竞争的政治体制和总括政治参与相互独立的体制，即所谓的多头政治。②

（二）传统政治参与理论中的女性政治参与观

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将男女的性别差异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即：一方面是属于男性的理性、灵魂和理念，另一方面是属于女性的感性、肉体和现象。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化分决定并强化了性别的差异，那些男性性别的特点是柏拉图所推崇并且强调的，是永恒不朽的，而那些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特点则受到贬低。亚里士多德也明确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说“按照女性的目的，她们生来就是受男人统治的。女人更亲近‘自然的’或生物功能，即生育、烹饪食物和护理。与男人相比，女人拥有更少的理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2007.5 ②周婧婧《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探析》2008.4，湖南大学

性，因而不能成为城邦内部秩序的一部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人是具有理性能力而完整的人，他们“天生比女人更适合于下命令，天生更适合于统治”，所以他认为妇女不适合参与政治领域。而提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卢梭也并没有把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给予妇女，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从而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卢梭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是由于这种生理上的差别所决定的——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

在以上的文化语境中，很自然地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逻辑推理，即社会政治秩序是由那些有理性的人相互合作组成的等级制体系，理性程度越高，在这个等级制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也就越高，而女人因先天缺乏理性，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只配受男人的支配，处在最低的等级上。如此一来，女性就顺理成章的沦为“二等公民”，她们被认为不适合对政治说三道四，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也缺少远见卓识。

二、女权主义主要流派及其政治参与思想

（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自由女权主义亦称平权女权主义，主流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最早的流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其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的应用，主要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自由女权分子认为，两性同有理性，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在现行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改善妇女处境，要求国家和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妇女。③

在国家职能这一领域，自由女权主义的主张有一个显著的历史性变化。在20世纪中期以前，她们一般来说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政府干预，甚至不欢迎议会通过任何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觉得无论这类活动意图多么良好，实际上却将妇女视为弱者，从而有意无意的侮辱了她们的平等人格，同时妨碍了她们的自由发展。因而这派人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在于个人努力，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与异性和同性进行竞争。如果社会上还存在某些平等竞争的障碍，自由女权派认定，那必定来自政治和法律领域。只要妇女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取消性别歧视性质的传统立法，自己的命运就会迎来根本的 改观。显然，这种立场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传统自由派反对任何强制、鼓吹放任原则的态度是一致的。④

从20世纪50和60年代欧美开展普遍的福利国家以来，自由女权派内部的立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与整个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一样，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事实上来自私人垄断势力，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政府。所以他们积极支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广泛的干预，其中包括保护乃至优待妇女的立法和政策，例如对养育子女的单身妇女给予政府津贴、企业优先雇佣女性求职者等等，以补救自由竞争所不 可避免的极端后果——弱肉强食，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 ③邵鹏，《西方政治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312页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 ④所能够接受、起码能够容忍的社会公正。弗里丹就是其中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她在自己的后期著作《第二个阶段》(The Second Stage,1981)中转而强调，两性的平等待遇绝不能机械地被理解为两性的相同待遇。自由女权派的这个分支称为福利国家自由女权派，坚持自由女权主义传统立场的人仍然沿用自由女权派泛称，双方从未因为分歧而公开分裂。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制运动出现危机，自由女权派支持国家干预的立场也招致了种种非议。姑且不论其他政治思潮，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攻击，仅在自由女权主义内部，受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影响的女权分子就大发批评意见。她们指出，广泛的国家干预旨在减少妇女对单个男性的依赖，但在无形中增加了妇女对政府的依赖，而归根结底，现存的国家还是男性所把持的男权制国家。社会女权派和激进女权派则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家绝非中立公正，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和集团所处的地位大不一样，指望政府来实现两性平等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二）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亦称文化女权主义，属于女权主义的新兴激进派，主要代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20世

⑤纪30年代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果说，自由女权主义还没有认识到父权制这一主要概念，那么激进女权主义 则把父权制概念置于理论中心的地位上，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根源，并且主张以私人领域（家庭或者卧室）为主 ⑤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要战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激进主义涌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值欧、美、澳的政治动荡达到高潮之际。一部分激进妇女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开始“闯入”私人生活领域，声讨性别支配本身。她们提出“私事就是政治”的新口号，在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并且有所建树。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K.米利特，在她风靡全球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中，引入了“父权制”这个概念。米利特指出，妇女的苦难就来自于父权制。按照她的理解，政治无非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与组合”。两性关系历来以权力为基础，因而具有政治性质。⑥男权包含两个侧面：丈夫支配妻子，长者支配幼小，两者互相关联。米利特认为，男权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⑦权力概念”。它无处不在，完备无缺，反而显得自然而然、隐秘难寻。它远远超出形式上的权力制度，构成所有社会的共同基础，可以脱离阶级或者种族因素而独立存在。米利特认为，父权制的维系主要靠“内心的殖民化”，即家庭的社会化灌输，以及社会在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传播。此外也依仗经济剥削和暴力压制，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不推翻父权制，改变性的内涵，两性绝无可能成为平等的伙伴。

⑥⑦[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6-39页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8页

激进女权派不遵循传统政治哲学的常规——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在她们看来，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借公共事务之名，为私人领域里男性的家庭需求和性需求服务。因此她们不接受自由女权派的 国家中立论，并且作了全面的批驳。激进女权派认定，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立法机关毫不反映妇女的要求，虽然宣扬形式上的两性平等，实际上却在让男权合法化。议会授权行政部门干预社会生活，看似试图改善妇女的处境，结果却强化了男性的国家，使之得以借反色情之名打击自有自愿的女子同性恋。福利政策提高了妇女的依赖性和从属性，而非独立性。喧闹的多党竞逐纯粹是男子的游戏，表现其自私、好斗的劣根性，与妇女毫无关系。

（三）社会女权主义

社会女权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领域的应用，把性别压迫和剥削看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副产品。它认为两性平等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但也注意吸收、结合自由女权主、激进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某些理论成果（如个人自由、男权制、潜意识分析等）。主张以激烈的方式争取妇女的解放，有时不惜采取破坏手段以示抗议，主要是纵火。⑧

社会女权主义提出双重体系，米切尔和哈特曼是主要代表。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看重阶级斗争而轻视性别斗争，主张阶级关系和男权制应具有同等重要和独立的地位，因而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两个 ⑧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目标。在她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过于简单，忽略生殖，性生活和社会化等因素，单纯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剥削。同时自由女权主义的社会改革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生理革命也并不现实，普选权、同等的教育、现代科学技术都不足以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⑨但另一方面，社会女权主义又无法具体阐明取代男权社会后的社会将会是怎样。

在社会女权主义一元制理论中，父权制与阶级关系仍处于相同的地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与二元制理论不同，在一元制理论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从二元制理论中并列或平行的关系，发展成了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关系。代表人物艾里斯*扬认为阶级关系和父权制都有自己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她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中说：“我很难设想，反对父权制的斗争作为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斗争能具有实际意义。例如，妇女生育权利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处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的前列。如果某个问题可以作为涵义特殊的、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反父权制斗争的问题提出来，那么谁都会认为这是对的。但是，现实斗争已经是并且应该是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体化的、有毒的资本主义父权制。”而且，扬等人相信，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此，“在每个历史时期，父权制的性别结构都与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结合在一起，从而得以维系自身的存在”。正如琼*凯利所讲：“经济是觉得性别系统的 ⑨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经济结构”，是“经济和性别系统的互动产生了社会和历史经验；经济和性别都不是动因，但二者同时运作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男性主权的统治结构。”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父权制度的交互作用造成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应是毋庸置疑的。⑩

三、女权主义理论的不足及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对西方政治生活影响日益增强，拥有相当广泛的妇女基础，具有理论导向作用，影响西方女权政治运动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变迁，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价值判断、理论思维、政治意识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当代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女权主义各派在相互碰撞中不断交融和渗透，对自由、平等、反抗对女性歧视等研究主题和基本价值进行了探索。女权主义思潮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女权主义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女权主义派别繁多，不同派别都在某些方面存有相似观点，同一学派能划又依然能划分出多种思想观点，如社会女权主义一元制、二元制之争，并且缺乏统一组织，很难达成统一的行动，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没落就是证明。第二，女权主义各派别的一些政治观点缺乏科学性，如女权主义确立过强的女性群体意识，过分强调男女差别，并以男性群体作为对立面，这反而强化了男女有别的观念，进而妨碍了女性的平等诉求，这种差别哲 ⑩黄粹《父权制与妇女的解放——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研究》2003.6，辽宁师范大学

学自然要给女权主义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力。她们的行动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处于一般运动口号和具体行为性质的矛盾之中。她们希望从与男权对立的斗争中获得女权，却又从女权的获得中发觉始终无法摆脱男权社会的阴影；她们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消灭社会文化造成的性别差异，才能真正解放妇女，获得男女平等，使女性像男子一样介入社会竞争。这当然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当它以性别的形式提出问题时，就造成了理论上的困惑，因为性的自然区别是不能消除的。同时，仅从女性的角度看问题，也会陷入片面，走向另一个极端。

19世纪后期，随着女权主义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的思想主张最终得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响应。1906年芬兰妇女最早获得了选举权；1920年美国妇获得选举权；随后英国，法国妇女也相继获得选举权。时至今日，女权主义已经唤醒更多妇女的参政意识，平等意识，她们开始走出家庭，挑战社会传统，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忘我的投入社会政治生活，逐步把局限于男性的政治、经济权利扩大到女性阶层。甚至有妇女直接介入政党政治生活，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她们开始改写已有的法律条文，代之以对妇女更公正，更平等的法规，来捍卫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和利益。

参考文献：

1.周婧婧《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探析》2008.4，湖南大学 2.孙丽丽《女权主义视角下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的批判研究》2012.3，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

3.徐颖果，殷茵《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多元发展》2008.1，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4.黄粹《父权制与妇女的解放——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研究》2003.6，辽宁师范大学

5.张鼎良《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南京大学，《前沿》2010年第16期

6.束顺民《西方政治参与研究述要》2005.5，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7.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篇6：透过儒家女性观解读中国女性

透过儒家女性观解读中国女性

儒家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以礼正人伦止人欲,维护君臣上下男女尊卑秩序,这种思想导致中国女性日益陷入被压迫、被虐待的境地,影响至今,妇女权利屡屡受到侵犯,并在潜意识中压制着女性自信心的展现.女性和男性都是同等意义上的`自然人和社会人,不同的生理结构不能作为男尊女卑的合理依据.所以,要使女性彻底解放,就社会而言,必须树立男女平等的意识;就女性来讲,必须提高素质,树立起自信和自强意识.这样才能实现女性作为人的自由价值.

作 者：段爱爱 王晓玲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40 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 年，卷(期)：2002 14(5) 分类号：B22 关键词：中国   儒家传统   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