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精选十篇）

女性文学 篇1

新中国成立后, 男女平等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 女性基本上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女性也普遍性地获得了与男性相当的写作能力。尤其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大地提高, 大学文学教育培养的女性作者遂而激增, 文学史不得不面对“女性文学”崛起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思想解放时代, 受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写作成为自觉的文学行为, 文学迎来了女性与男性平分秋色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 出现过从冰心、杨绛、韦君宜、郑敏、宗璞、茹志鹃、刘真、黄宗英、张洁、戴厚英、谌容、霍达、林子、陈祖芬, 到张辛欣、张抗抗、舒婷、王安忆、陆星儿、方方、池莉、范小青、铁凝、残雪、航鹰、刘索拉、蒋韵、裘山山、傅天琳、王小妮、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叶梦、王英琦、唐敏、斯妤、曹明华等女作家“五代同堂”的盛况, 不仅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文体和题材领域, 而且作者的女性意识明显觉醒, 创作里出现对几千年的男权观念的反抗与诘问, 同时还可宝贵地对女性命运与女性角色进行自我审思, 表明既受惠于女权主义而又超越了女权主义, 健康理性的女性主义开始建构。80年代因此被称为女性文学的黄金时代1。

至90年代, 这个庞大的女性作家群体里的年轻作家, 写作更趋成熟, 而一批新的女作家如徐坤、徐小斌、毕淑敏、叶广芩等开始显露实力。与此同时, 在商业文化背景上, 出现“私人化写作”倾向。陈染、林白的小说, 以女性心理成长轨迹与私生活的大胆暴露而尝试了女性写作的新的可能性, 也不可避免地堕入了市场推动消费文化的诡计。至世纪之交, 消费文化呼唤出了“身体写作”的文学现象, 卫慧、棉棉赤裸裸登场, 在一片骂声中仓惶下台, 但是仍然给两性文学留下了崭新的人类经验, 彻底撼动了男权中心的神话, 引起社会对两性生活秩序和道德重建的思考。女性性别生存体验和性别心理推进到绝地之际, 也是女性文学在悬崖边修建精神安全网的开始。

进入新世纪, 消费文化、娱乐文化、音影文化、碎片式文化主宰了文化市场, 文学被进一步边缘化, 文学主宰社会精神活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所谓文学边缘化, 其实是纯文学的边缘化。在全媒体和娱乐时代, 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规模及其对大众阅读时间的占有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在文化的快餐式消费时代, 纯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极不平衡。80年代以来所培养的越来越强大的作家群体,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保护下, 保持着持续强劲的生产能力, 为国家创造着代表民族文化水准的纯文学, 但是它的消费者远远比不上通俗文学那样众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文化景观。但是, 正是纯文学的边缘化, 为女性写作的兴盛提供了机遇, 如果把纯文学创造看做族群文化建设的核心工程, 那么, 中国文学已经或即将进入女性时代。

文学的女性时代其标志是女性作家在比例上接近男性作家, 女性的生存经验、生命体验与人生观、生命观对异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改变了社会的两性精神结构。新世纪的女性作家雨后春笋般涌现, 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并且学校和社会对于女性的教育偏重在人文教育方面有关。自大学扩招以来,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大增, 且性别比例上严重失调, 即中文系本科生和硕士生里边, 女生数倍 (现已达到6:1上下) 于男生。这一性别比例表明, 在当今社会, 留给知识女性的发展空间主要在文化领域, 特别人文学科领域。究其原因, 主要是在权力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控制着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当下, 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均是以男性为主导, 这样女性只有在文化领域才有较大的寻找空间, 而文学自然是有文学天赋和受过文学教育的女性的首选。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中小学人文教育必以女性为教育主力, 而文学创作与研究队伍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 她们的主体性的发挥, 将使民族的新创的精神文化越来越具有女性气质。

姑且以小说和诗歌为例, 新世纪的文学创作, 女性作者的阵容越来越强大。除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在文坛得到确认的经典女性作家, 如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方方、范小青、林白、叶广芩、裘山山等之外, 新进女作家或者在新世纪名声更响的女作家可谓层出不穷。小说方面有戴来、严歌苓、魏微、何玉茹、潘向黎、须一瓜、张翎、映川、孙惠芬、叶弥、葛水平、乔叶、鲁敏、方格子、黄咏梅、李燕容、钟晶晶、姚鄂梅、盛可以、金仁顺、张悦然、苏瓷瓷、薛媛媛、笛安、施雨、陈谦、张惠雯、曾晓文、阿袁、滕肖澜、尹丽川、傅秀莹、东紫、周瑄璞、马金莲、孙频、文珍、傅爱毛等数十位。诗歌方面仅被列入“新红颜写作”群体的就有金铃子、横行胭脂、施施然、秀水、徐颖、叶丽隽、花语、山西小诗妹、苏笑嫣、池凌云、戈登、伊慧、寒烟、宇向、李小洛、白地、非非、赵云、林莉、冷盈袖、灯灯、冯娜、吕约、巫昂、宋晓杰、苏浅、莱耳、溜溜、杜绿绿、梅花落、小蝶、旧海棠、红土、阿静、白玛、阿戈、水云烟、范雪、孙苜蓿、夭夭、风若无痕、李婷婷、陆辉艳、张小美、原筱菲、高璨、蓝冰丫头、爱斐儿、吕布布、吕露、吕小丹、衣米一、谈雅丽、阿静、屏子、南京小草、重庆子衣、笑嫣如华、兰雪、水晶钥匙、舒羽、刘晓萍、云水、路也、娜夜、尹丽川、郑小琼、扶桑、李轻松、周瓒、晓音、赵丽华、郑皖豫、蓝蓝、安琪、冯晏、林雪、林雨、杜青、李成恩、古筝、梅依然、海烟、玉上烟、胭痕、海湄、王妃、阿毛、余小蛮 (冯碧落) 、羽微微、李点儿、阿戈、沈利、白月、宇舒、红线女、忧伤樱桃、尹小安、吴维、三色堇、蓝紫、徐红、沙戈、窦凤晓、邓朝晖、唐小米、旋覆、溜溜、高璨、零落香、唐兴玲、草人儿、唐果、西叶、胡茗茗、旧海棠、娜仁琪琪格、夏春花、巫小茶、胡雁然、书女英慧等百余人。

如此庞大的女性写作队伍, 足以证明消费和娱乐时代并没有削弱纯文学的生产能力, 仅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 改变了文学创作群体的性别结构而已, 从选择文学作为文化行为来看, 女性正在呈上升趋势。在一方面物质极大地丰富, 一方面资源配置权力化, 利益获取的丛林规则主要对男性生效的社会情境中, 知识女性自身成为一种资源, 即她们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最适于做一种审美的转换, 这意味着时代为女性写作提供了最好的机缘。如果说, 诗歌同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诗歌这一富于原始思维特性的艺术与女性思维特质更为接近, 女性纷纷写作诗歌乃是一种文化的还原的话, 那么, 新世纪女性小说日益繁荣, 则意味着女性通过叙事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寄托了对生活的期待, 实现了生存的幻想, 也表现了她们的社会关怀和精神取向。这样的女性写作进入评论研究界, 已经经过了一个初始经典化的过程。上述小说作者, 大都入选过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排行榜, 其中不少作者多次上榜, 且有作品名列榜首。上述诗人名单, 来自于由诗评家编选的《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2。然而, 这样的女性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 能否长久地具有审美价值并产生社会效益, 还需要进一步地经典化。

文学经典化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经典性进行确认, 并促使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内在价值, 且保持价值实现的持久性。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来自于作品文学性的程度。文学性也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基本特性, 它产生于主观化的生活形象合目的合规律的语言显现, 它内在于文学审美创作与接受的历史实践过程之中, 是主客体相互生成的结果。语言作品如若具有高度的文学性, 在审美接受中普遍地产生艺术震撼力, 它也就具有经典性。经典性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基础。女性文学的经典化毫无疑问也必须以文学性作为衡量作品艺术价值的基本尺度。文学性不是艺术技巧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 而是生存经验、生活感知和生命情志等主体内在精神内容与表达方式的巧妙结合, 因此女性文学经典品质的确认, 既要强调女性视角与女性经验的独特性, 又要讲求从内容到形式之间技巧的难度与熟练程度。中国小说学会在评审小说年度排行榜时, 将评选标准界定为“兼容历史深度、人性内涵与艺术创新”3, 也应该适用于女性文学经典化的评判活动, 以之作为衡估作品艺术价值的条件, 有利于女性作家拓开观察生活的历史视野, 加强创作的社会批判性。

在男权主义作为隐形的压抑机制仍然存在的今天, 女性文学的经典化需要特别地提出来, 并在经典化工作中保持女性主义的自觉, 也就是要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强调基于女性特点的平权观念。这样, 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的理论, 性别研究理论, 这些重要的文学研究理论资源应该在女性文学经典化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以修正文学性的标准, 在经典性考察中引入性别美学观照的一维, 以保证在性别思考上有思想创见的作品在经典化视野里得到特别的关注。这意味着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群体, 应成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经典化的中坚力量。事实上, 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这些学术团体里的女性文学委员会, 和遍布全国一些高校里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机构, 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女性文学与文学研究队伍, 有相当强的学术研究实力, 在女性文学经典化活动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明确女性文学经典化的主体, 还应考虑的是女性文学经典化的方式。当某一以女性为书写对象, 并体现了女性意识和性别观念的文本, 被确认为优秀作品, 进入公共视野, 发挥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和审美功能, 文学的初始经典化就宣告完成。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文学活动方式有很多, 最具有基础性的是作家作品评论研究, 即广义的文学批评。论文在期刊上的发表,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与讨论, 评论研究专著的出版, 是其常见的形式。批评对象的选取和不同观点的对话与交锋, 是不断缩小考察对象范围的遴选过程, 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会在不同的批评文本的撞击中留下来, 进入文学史书写。能够进入文学史, 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就基本完成。此外, 文学评奖和文学排行榜, 也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方式。排行榜是评奖的变体, 也可视为评奖。评奖是在文学批评基础上进行的最直接的经典化活动, 作品获奖就意味着其经典性在特定的文学场域和文化语境中得到承认。文学经典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正因为如此, 只要是以审美为主要目的文学评奖, 只要评审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获奖作品的经典性就有一定的保证。总之, 女性文学的经典化只要回答了什么是经典化, 为何要经典化, 谁来经典化, 如何经典化这些问题, 它对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就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11参见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繁荣与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女性文学新探》,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第3页。

22 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 南方出版社2010年版。

女性文学书目 篇2

陈衡哲：《洛绮思的问题》《一支扣针的故事》。

冯沅君：短篇小说集《卷葹》

包括《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误点》《写与母亲走后》 冰心：《去国》《超人》《两个家庭》《西风》《相片》

庐隐：《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象牙戒指》

石评梅：散文《《给庐隐》《扫墓》《墓畔哀歌》

小说《病》《弃妇》《林楠的日记》《《匹马嘶风录》《白云庵》《红鬃马》 凌叔华：《女儿身世太凄凉》《酒后》《绣枕》《吃茶》《茶会以后》《花之寺》《奶妈》

30年代女作家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牛车上》

白薇：剧本《琳丽》《打出幽灵塔》

40年代女作家

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半生缘》

张爱玲《传奇》集中的作品最好都一一看，我不再单列，列出来的是三部必读的小说。

浅谈唐宋女性文学 篇3

【摘要】女性文学研究已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可是其研究重心多落在现当代文学阶段。以近十年来众多相关文献为基础进行综述，力求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然而我国历史上真正女性开放时期的唐宋女性文学则相对研究不够，本文就简要论述唐宋女性文学的一些特征，并做简要总结。

【关键词】唐宋;唐宋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教育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娼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娼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詞，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综上所述，唐宋女性文学铸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而这种辉煌得益于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唐宋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可见，文学之花的盛开，离不开社会条件诸因素的辛勤培育和浇灌。这点，对我们今天繁荣发展中国女性文学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女性文学 篇4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艺术创作。华裔女性作家在自身族裔文化传统与西方经典文学传统结合的特定的历史境遇中,从华裔女性的切身体验出发而创作的富有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女性书写的文学体系。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无疑是一门独立自足的新兴学科,开辟了美国文学与批评的新领域,为美国华裔及亚裔研究、美国华裔文学及亚裔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华裔女性作家书写女性身份的独特视角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高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女性要求与男性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华裔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性别歧视,而是双重乃至多重压迫。她们既受到白人主流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压制又受到本民族内部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所以,华裔女性作家不同于传统的华裔男性作家,她们不再停留在控诉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与压迫上,而是从独特的角度描写女性经验,在抨击种族不平等的同时,揭露性别的不平等。她们认为华裔女性除了是种族的“他者”之外,还是性别的“他者”。这两个“他者”的相互作用加强了女性“边缘化”的地位(During,1993)。她们希望顺应女性主义的潮流,重新构建女性主体。在她们的作品中,为了适应女性主义的需求,重新确立华裔女性主体地位,她们描写了英雄的女性,反叛的女性。

2 华裔女性作家面对文化身份的困惑

“身份认同”源自于英语的Identity。词源上来自拉丁语,“相同或同一性”。作为一个术语,“身份认同”首先运用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种心理危机或精神危机之后,获得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个人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它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具有统一性和持续性。人与人之间不仅需要物质上的依赖和互助,也需要心理上和精神上的依赖和互助。因此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是人们获得精神平和与安全感的自然诉求。我们一直把华裔美国人称作是具有多重身份的人,这也正是华裔文学的一大特色,同时具有两种文化的特征。那么地道的美国身份认同的概念又是什么呢?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世界多元文化的熔炉,美国的身份认同一直以来都与其他文化、地域、时代相互关联。

事实上,汤亭亭等作家对身份的困惑真实地碰触到了美国文化的本质。因此,她们寻求自我身份的过程反映在那些复杂的文化交流的过程,她们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来丰富自己的美国身份。对于华裔女作家来讲,写作是一个直面、发现、创造她们文化身份的过程。因而,她们的写作同样表现出从分割异化的地位转变成融合解难的重新定位,开始积极地自我创造而非否定种族的本源。自我与他者的沟通可以有效地巩固种族主题—多文化语境中被压抑的声明。汤亭亭和谭恩美等作家采取差异策略书写并重新构建美国经历,强调在美国文化中差异存在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文化构建而不是死守着当代华裔者被异化被排斥的刻板的形象中,并用这种姿态挑战美国文化并且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

3 华裔女性作家通过书写表达的新身份观

美国华裔文学虽然是跨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由于美国华裔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美国华裔女作家大多具备多重文化身份和视野,使她们在整体上更具有强烈文化感受力,她们大多意识到美国华裔的多重文化、民族属性及“他者”地位;于是她们以考虑自身的存在状态为契机,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望视角关注着华裔群体在跨文化碰撞中的生存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

4 结语

实际上,对于华裔女作家而言,没有哪一种文化真正能构成她们的身份和认同。通过两种语言的混杂,她们同时扯裂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权威;华裔女作家透过文本,表达了在两种文化之间协商建立一种不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身份的努力,展示了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面临的冲突、矛盾,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身份观,通过模糊族裔和性别的界限,颠覆既往的文化霸权,她们的作品为少数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展示了一个无限开发的未来。华裔坚持以自我来完善自己独特的文化性,以便不会迷失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身处中间者的位置,不必要从固有的矛盾中将多重属性区分开,文化的裂痕可以用文化架桥所替代,两种文化的影响不会以对立面存在,非你即我,而是将其整体化。华裔作家可以自如地游走在多重文化属性中,并不是筑建一堵将两种文化割断的墙,而是在架起一座文化相互联系的桥。

参考文献

[1]Kim,Elaine H.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 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

[2]Lim,Shirley Geok-lin.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Anthology[M].Illinois:NTC Publishing Group,2000.

[3]Said,Edward W.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

[4]陈爱敏.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呈现的中国文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5.

论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论文 篇5

论文摘要:五四女作家群体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体现在三方面: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女性群体意识的唤醒。

论文关键词:五四运动 女性文学 女性意识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间屋子”象征写作环境。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为女性创作提供了“一间屋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如陈衡哲、谢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凌叔华和苏雪林等。

这些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妇女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她只有一个小说集)共十篇小说,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的小说接触面较广,但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还是妇女题材的小说……庐隐的小说写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华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说几乎全写妇女。石评梅的作品,现在看到十几篇,有九篇是写女性的。冯沅君的三个小说集,除《劫灰》中有一两篇不是纯粹写妇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写新旧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2]本文将深入五四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其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旧家庭观的的猛烈攻击,旧家庭制度在理论层面上虽已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仍然岿然不动,依旧延续着对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下层女性,尤其如此。在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亲便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写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旧式妇女,多不读书,不明大义,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自私、琐碎、喜于猜忌,她对于一个媳妇,若感觉不满意,磨折起来,那简直是附骨之疽,疗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醒秋的母亲,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现在‘大衍之庆’的年龄止,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没有半点享受,没有半点自由。”[3]由上可见,醒秋的母亲便是大家庭结构和家长专制的牺牲品。醒秋对母亲的深情里饱醮着同情,这种感情贯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选择。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艰难的求学既是为理想的圆满,又是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状态,“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学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务,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住在上海,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棘心”,是取《诗经・凯风》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之义。她以旧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态欲废去包办婚姻,但预料到这一举动将使母亲代受其“过”的结局,“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压迫孙女的”。为了母亲,醒秋放弃了毁婚的念头,她感到:“我终不能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3]由此可推断,若不是对母亲的同情与爱怜,醒秋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运。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醒秋对母亲的敬爱之情,也是对那些在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所有女性的关怀与同情,以及对旧家庭制度的强烈不满。

石评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讲述了“我”回家省亲的一段见闻。“我”沉浸在“穆静慈爱的环境”中,突然隔壁传来一阵女人“惨呼哀泣”的声音,打听得知是董二在母亲的怂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胡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4]“我”热衷于女性解放运动,欲劝说董二娘,因家人曾经尝试此法,反遭诬陷,故叫“我”放弃了努力。过几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这事使“我”震惊:“‘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家长专制和夫权统治仍像绳索一样牢牢地套在广大女性的颈脖上,一个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围人“视若罔睹”、“听若罔闻”,“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尽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4]在既存的性别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是带着旧的社会关系去迎接新的观念。许多男性此前因袭传统习惯,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感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不满于既有的婚姻,渴慕与新女性自由恋爱,于是就酿出了一幕幕为另寻新欢而休妻弃子的悲惨故事。女性小说在讴歌自由恋爱、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时,也对那些被抛弃的女性寄予了关怀与同情。 石评梅在《弃妇》中,讲述了表嫂被弃的故事。表哥家是一个专制的旧家庭,表哥结婚后到上海读大学,爱上一个女学生,于是要求与表嫂离婚,并写信向“我”解释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责备表哥,“表哥也太不对,他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4]

在石评梅的另一篇小说《林楠的日记》里,“我”――林楠在家养老抚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俩恩爱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归来。他终于归来了,可是这次态度冷漠,举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铁,从前那样温柔深爱的琳,近在咫尺远若天涯。”原来他爱上了女大学生钱颐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没有伟大的力量,灭熄我心底的悲愤之火。但是琳有个力量逼迫他,离开我,遗弃我,令我的生命沉落。这种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妇人。”[4]“我”成为弃妇,“维系我幸福的链子断了,我将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这两篇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弃妇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群体,承受着新旧两种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们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过为媳、为妻、为母来实现价值,充当了旧时代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新女性所排挤,成为新时代的弃妇。时代的前进已不容她们躲进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寻求庇护,而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又将她们抛离,新旧文化的双重压迫造就了她们可悲的命运,在被弃后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但她们在现实中的被弃并没有导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弃,女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同情之余为她们立言,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寻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劝林楠道:“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你也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受过相当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个屈伏在如此家庭中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4]顺应时代,迎赶时代,才是弃妇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此时期的女性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庐隐的小说《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母亲,一个饱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诘问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5]以全体女性的名义大胆地向传统性别观念、多妻制度宣战。凌叔华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6]这些女性都是旧制度和观念的牺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运,但她们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也不谴责某一个给她们带来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于女性全体,质疑性别观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们已具备了女性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萌发了以女性群体的抱团合力来改变女性处境的愿望。在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蓝田说:“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5]这说明女性已从沉梦中醒来,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五四女性小说中凸显出的女性意识,既反映了少数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识,也激发和唤醒了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9:2.

[2]杨义.杨义文存[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05.

[3]苏雪林.棘心[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4,159.

[4]石评梅.石评梅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247,248-250,436-437,528-533.

[5]庐隐.庐隐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392,393,378.

浅论李昂的女性文学 篇6

关键词：李昂；台湾女性文学；作品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03-01

女性文学主要指的是由女性作家书写，以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台湾的女性文学起步于五十年代。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台湾出现了新的女性文学思潮。一批女性文学作家直接提出女性的权益问题，对夫权社会对女性的残害与压迫发出尖锐的抨击。她们笔下的女性已不完全是封建婚姻中受迫害的弱者，还有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在现代政治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李昂是八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本文将通过她的主要作品，分析其小说文本中对新时期女性的情欲和社会生活书写。

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解除了自国民党赴台以来38年的戒严。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的同时，民主、平等的意识在台湾公民的思想中进一步壮大。在这样的社会大思潮下，自称为“社会工作者”的李昂，在继《杀夫》之后，写作了以另外的一系列小说。通过记录女性的情欲追求以及政治生活，她进一步呈现了台湾新时期里女性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

小说《暗夜》的女主人公李琳自幼遵循父嘱，嫁给了黄承德，过着物质上优越的生活。她独守空闺，放任丈夫在外寻花问柳。但忍耐终于到了极限，李琳也在婚姻上出了轨，与浪荡才子叶原纠缠到一起。她追求灵肉结合的真正爱情，却没能获得丈夫和情人的回应。终于怀孕这一记当头棒喝让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她编造了一个拙劣的谎言，骗的了丈夫的信任，打掉了孩子，回归了空闺。

而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女性丁欣欣不一样。她窈窕多姿，年轻貌美，直接大胆。在性上面，她完全超越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挣脱了传统道德在女性身上套上的道德枷锁。“李琳所得到的是短暂的解脱，并没有任何可取的解决之道，而全然不受压抑的丁欣欣却展示着一种丝毫不具吸引力的生命姿态。”[1]在一次云雨之欢后，她向叶原坦白自己的男友在金门服兵役，只是因为喜欢叶原和渴求“性”而与他发生关系。这让叶原恼怒和怨恨，“原来我成为你解决的工具了”。但丁欣欣却正义凛然质问叶原刚发生的性行为是否为他带来快感，无奈的叶原只能承认。“很好那你也在享受， 怎么能说是做我的工具？”她的一席话，完全颠倒和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男女之间的主从关系。

她把目光放在海归学人孙新亚身上除了爱情外还有更明确的“战略目标”——利用他的人际关系结识新贵。在得知孙新亚的推荐可以给予自己赴美留学的机会时，她便把自己的肉体再一次作为交易的筹码。得手的孙新亚在床上不无得意地自言自语：“我朋友在美国讲得真对，台湾女孩，个个都好‘上’了嘛！”受辱的她虽然怒火中烧，却为了自己的前途选择忍受。在她没有传统观念中对于“性”的保守，自由的追求生理上的愉悦，还把“性”当作进入上层社会的交易筹码。她虽然没有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却有着政治家的目光，为了达到目标出卖自己的肉体。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的女主人公林丽姿通过大量地与有政治地位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获得政治地位，成为台湾某反对党的重要人物。在性与政治游戏中，她处于前卫和主动的地位，同时获得生理的满足和政治的地位，颠覆了男人的政治述求方式。

在新时期的台湾社会了，三从四德的传统妇道早已被民主和科学的主流思想否定，西方对性的开放观点也大量进入台湾。女性放下了道德的包袱，大胆地追求生理上的愉悦。同时，女性走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进入社会生活，也减轻了她们对男性的依附，获得了更多的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女性婚外恋以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权色交易便逐渐出现了。李昂书写女性的笔触也由此延伸到了现代社会的女性上。“隐瞒与遮掩社会、政治、人性的真实性（当然包括黑暗面），假装看不到问题存在，即是一种最不道德的行为，是一种虚假与伪善。”[2]李昂不但要把这潜藏在繁荣、自由社会表象下的暗流揭露出来，还在文本中表达了自己的忧患和对那些用肉体换取权钱的女性的蔑视。丁欣欣和林丽姿的手段和头脑真的让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不是的，她们的成功终究是来自于男人的权力，她们在本质上依然是处于依附地位。林丽姿睡政治男人的行为，只不过给自己争到了一个反对党“不分区立委”的席位；丁欣欣的忍辱负重，最终还要孙新亚的一份推荐书。她们的行为不仅没能从本质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反而使自己的丑陋姿态变得更加不堪入目。“李昂对林丽姿明显持否定态度，与其说其彰显女性主义，不如说是鞭笞那些打着女性主义招牌贩卖私欲的‘性感尤物’……借林麗姿的言行举止，质疑、亵渎、调戏历史与政治，揭露现实政治的虚伪与糜烂，轰得政界丑态毕现。”[3]

综上，李昂的小说通过对“性”的引入，更全面地剖析了女性的内心，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反映了女性在台湾的新时期的新的心理状态以及揭露她们在社会生活以“性”换取利益的社会现象，并对此进行抨击。她的女性文学创作，是对五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传承与发展，也拓展了女性文学书写和反映的对象和内容，为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瑞丽：《李昂小说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页。

[2]李昂：《我的创作观》，《暗夜》，台北：皇冠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3]李瑞丽：《李昂小说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4页。

作者简介：卢一志，男，河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2级本科生，1992年8月生，广东省中山市。

女性文学 篇7

困境一:感情认知的困惑。

在万芳的《空镜子》中, 孙家是很普通的人家, 有两个女儿, 姐姐孙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又漂亮又聪明, 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妹妹孙燕模样不如姐姐, 也没上过大学, 只是在工厂食堂卖饭票。孙燕十分羡慕姐姐,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姐姐, 经常觉得自卑。姐姐一直爱着同院从小一起长大的英俊潇酒的马黎明, 俩人青梅竹马, 早就不是一般的关系, 可是她又抗拒不了研究员张波的追求, 觉得尽管张波没有马黎明那么让她真的动心, 但文化水平高, 事业上有建树, 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有帮助, 稳妥可靠。而马黎明只是一个普通国营工厂的采购员……她心情矛盾地同时维持着和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难以取舍, 在马黎明因为倒买倒卖被公安局抓进监狱的日子里, 孙丽终于和张波结了婚。孙燕和她师傅给她介绍的潘树林谈恋爱, 孙丽却表示了反对, 理由是孙燕的师傅本身就是一个不懂爱情的人:“她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也就知道过日子。找个男的, 有工作有房子, 有没有共同语言无所谓, 反正回家就是买菜做饭, 再有, 生孩子。你愿意那样吗?”[1]孙燕这时候也流露出了对爱情的困惑:“孙燕没有回答, 可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思考着姐姐的话, 我愿意吗?她想, 不, 当然不愿意。可爱情是什么样儿的?爱情在哪儿呢?”[1]孙燕对爱情的认识仅仅只是出于对姐夫的爱慕, 她爱得盲目, 本来潘树林对她不错, 她对潘树林也有好感, 却因为潘树林不像姐夫张波那样有文化有情调而放弃了, 之后选择的翟志刚虽说是个文化人, 却是心胸狭窄猜忌心强的人, 一直想要孩子, 孙燕怀上却不小心流产, 两人终于离婚, 离婚后的孙燕曾向姐夫张波表白, 却发现张波在姐姐离去之后已经有了新的爱人, 她的爱情幻想破灭了。最终她才发现, 还是潘树林适合自己。从孙燕的爱情经历我们可以看出, 女性的爱情幻想在生活中总是被男人无情地打得粉碎。她们过高的期望和现实格格不入, 因此容易走进感情与婚姻的困境。

而池莉的《绿水长流》, 字里行间更是流露出女性对感情与婚姻认识的困惑与抗拒。庐山, 本是一个山清水秀、被众多爱情神话和传奇故事围绕的地方, 女主人公在这里偶遇自己心仪的男性, 他也对她表示了好感, 而她却偏偏不与他有更进一步的交往, 对他的感情心如枯井, 不为所动, 这背后所表现的正是女主人公曾经受过的感情的伤害, 以及现在对感情的困惑与逃离。“我”看似无情, 实际正因多情, 正是因为曾经的伤害及对感情的困惑, 所以才选择了今天的逃避。女主人公对感情的定义很困惑:“上天好像并没有安排爱情。”什么叫“爱情”?“人与人出于怕孤独的本性结伴过日子的这决不叫爱情”。

还有盛可以的《水乳》中所描写的左依娜, 左依娜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入思考的成熟的都市女人。作者总是喜欢这样称呼她:“女人左依娜”, 她是一个典型的成熟的女人, 对婚姻、爱情、生活, 她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她受过高等教育, 是非常普通的城市白领中的一员。她渴望得到完美的爱情, 渴望男人的细心呵护, 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生活。她与平头前进同居, 与庄严爱恨纠葛, 与初恋情人的冲动迷惘都是出于希望得到完美的爱情。但是她背叛了平头前进, 亲手毁掉了他们的爱情;对庄严不忠, 暗地里和初恋情人来往;而她心仪的初恋情人, 竟然和左依娜的好朋友关系亲密。最后左依娜的爱情没有一个落脚点, 最后一个场景她和平头前进呆在一起, 然而前景并不容乐观, 书中这么结尾:“有人说, 笼中养两只鸟, 一只死了, 另一只也会忧郁而死;鱼缸里养两条金鱼, 一条死了, 另一条也活不了多久。现在, 那条死金鱼躯体边的活金鱼, 也像死了。”[2]左依娜, 一个想爱敢爱的女子, 在大城市这座森林中兜兜转转, 不仅没有找到爱情的方向, 而且迷失了自己。

困境二:被背叛与被遗弃。

兜兜转转, 女性最终免却不了走进婚姻的命运。单身的人是可耻的, 然而围城内的风景又究竟怎样呢?《小姐你早》中, “女人的顿悟绝对来自心痛的时刻”, 小说写了女粮食专家戚润物在一场离婚噩梦中彻底换了脑子的故事。其实故事平常, 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了的流行版本。戚润物的丈夫王自力下海暴发后, 花天酒地, 堕落到在自己家里和小保姆打得“热火朝天”, 让她撞上, 结果自然令她痛苦万分, 而王自力正等着妻子提出离婚。后来, 带着严重残疾孩子度日如年的戚润物无意间与丈夫安排来照顾孩子的李开玲成为密友, 商场上她又意外结识了给大款当“小三”的而又魅力四射的艾月。三个年龄不同、遭遇不同、个性不同的女性走到一起时, 基于对共同命运的彼此理解与相互同情, 她们结成了一个女性觉醒的同盟, 和污辱损害她们的男权世界玩一把反讽游戏。既然男性是因金钱和权力而变坏的, 那就让戚润物的丈夫王自力返回原先的状态吧。最后, 三个女人联合起来把王自力打回原形。遭遇了丈夫背叛的戚润物没有想通为什么丈夫竟然会背叛她;李开玲爱着她的卷毛小丈夫, 可是他也背叛了她, 和一个开歌舞厅的女老板厮混在一起。她们爱着自己的丈夫, 忠诚于自己的婚姻, 辛苦地操持家务, 上班下班, 照顾孩子, 可是就在她们人到中年的时候却无情地被背叛了。这个年纪的女人是尴尬的, 而男人却风华正茂, 甚至还多了一层成熟的魅力, “年龄是女人的致命伤”。小说中这样写道:

戚润物、艾月两人站在镜子面前整理头发。艾月补妆。补完说:“您带了口红吗?”

戚润物说:“没有。”

艾月说:“用我的吧。”

戚润物说:“算了, 吃饭总归是要吃掉口红的。”

艾月对这件事却非常认真的, 她说:“完全吃掉倒也无所谓, 可它总是被弄残了, 残了很难看。”

是残了。戚润物一心扑在事业上, 勤勤勉勉, 兢兢业业, 对世事茫然不知。岁月无情, 只四十多岁的她已灰头土脸, 黯淡无光。而同样年纪的王自力却能吸引年轻漂亮的女子艾月。[3]

小说中还写道:

戚润物说:“男人从心底是不是觉得他这一辈子多睡一些女人好?”

王自力脱口而出:“肯定了。”

戚润物讥诮地说:“哦。”

王自力连忙解释:“你听我说, 要是寻找理论根据, 我们可以去读弗洛伊德。”王自力一边说一边这么想:索性就给你补上一课吧。他说:“要是说通俗的社会心态, 那就是我说的这样。所谓石榴裙下死, 做鬼也风流。又所谓千金买一笑。其实我们现在的婚姻制度也是自欺欺人, 说是一夫一妻制, 可又容许离婚再婚, 这种再组合的概率是无限的, 实际上还是造成了群婚。制度本身就不合理, 我们还在那儿穷讲究干什么?像我这样的优秀男人, 多有几个女人爱我, 我多爱几个女人, 不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吗?……”[3]

戚润物的婚姻相守十几年的, 就是这样的男人。虽然同床共枕, 可是她并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像这样遭遇背叛与遗弃的女性形象还有很多, 比如前文中曾提到的盛可以作品《火宅》中的主人公球球, 池莉作品《来来往往》中的段莉娜, 王海鸰作品《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娟子等, 她们都遭受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背叛与遗弃。在婚姻中, 女性对这些背叛带给的伤害只能默默承受。就算像戚润物那样离了婚, 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女人带着严重残疾的孩子, 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而段莉娜的选择则更现实:她不想失去婚姻带给她的安稳富足的生活。

困境三:直面婚姻无爱。

婚姻中的女性遭遇的除了背叛, 还有无爱。如张洁的《爱, 是不能忘记的》中两代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和憧憬:母亲为一份不能实现的爱而生活在精神的折磨中, 女儿因无爱而一直不谈婚论嫁。女作家钟雨在不惑之年,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所爱———一个已婚的老干部。她的爱情感觉是极为强烈的, “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 她怎样的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的那条马路的时间”, “没有你!于是什么都显得是有缺陷的, 不完满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4]然而, 面对已有妻室的意中人, 钟雨这个“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熔炼成具有执着的追求和坚实的抄手”的知识女性退缩了, 为了另外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完整, 她毅然舍弃了自己的爱情, 独自离去。她让这种爱的激流化为一种心灵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默契, 从内心深处去感受那种爱的喜悦与颤栗所给予的精神慰藉。他们爱得深沉, 这是一种纯洁无私真挚而伟大的爱, 它脱离一切世俗与物质:虽然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牵过, 一辈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超过24小时, 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日日夜夜地在一起;然而这又是一种痛苦的爱, 它不能公众于世。看罢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感知钟雨在这种爱而不得的爱情中所受的煎熬与承受的精神苦难。作者也在作品中这样感叹:“如果我们能够互相等待而不是糊里糊涂地结婚, 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啊!”这不仅表现了主人公钟雨, 而且表现了张洁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刻悲哀。

而池莉的另一部作品《不谈爱情》中也提道:“只有建亚一直耿耿于怀, 对吉玲不冷不热。她在日记中写道:哥哥没有爱情, 他真可怜。而她自己年过三十, 还没有找着合意的郎君, 她认为当代中国没有男子汉, 但当代中国也不容忍独身女人。她又写道:我也可怜。”[5]

困境四:远离爱情与婚姻就会幸福吗?

张洁的小说《方舟》的题记这样写道:“你将格外地不幸, 因为你是女人……”其中三位主人公梁倩、柳泉、曹荆华都是大学毕业的中年妇女, 她们都曾有对纯洁爱情的强烈追求, 但都一一以失败告终:梁倩因门第原因被白复山利用, 成了满足男子虚荣的手段;荆华被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柳泉仅仅是丈夫泄欲的对象。这使她们感到屈辱。她们不堪忍受家庭的桎梏而勇敢地提出了离婚。她们的丈夫都无法理解她们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至于魏经理、铁司机、谢昆生、刀条脸那样的男人就更等而下之了。她们对男人可谓彻底失望了, 正如荆华所说的:“就算保持住自己容貌的美丽又有什么意义?总得为着一个心爱的人, 没有。要是有, 她宁肯花上一些时间去挤‘银耳珍珠霜’。”[6]她们把精力都放在追求事业上, 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来争得自身人格的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生活的图样在这些足以与男性匹敌的强女人手下绘制得无味、马虎又潦草, 她们甚至养不活一盆花, 没有闲暇生炉子, 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做饭、煮开水, 却又不得不像男人一样为了起码的生存去卖苦力。得不到异性的抚爱与帮助, 也无需像贤妻一样去操纵丈夫, 自由和独立携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灵魂的无所依傍。她们只能自己为自己酿制苦酒, 再与自己干杯。

另外, 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陈染的《私人生活》等, 都书写了女性远离爱情与婚姻之后的自恋情结, 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一个人的凄清与孤寂。

总之, 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读本中, 女性的感情与婚姻之路总是走得崎岖而又辛苦。在痛苦中不断挣扎的背后, 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而这种觉醒和张扬恐怕正是女性文学本身的意义所在。在女性文学的研究道路上走得越远, 我们就越能发现只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真正的实现男女平等。

摘要：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文本里, 女性总是为了感情与婚姻忙碌奔波, 而最终却很难得到一个好的结局, 一系列女性形象在对感情不断的追逐中却日益陷入困境, 无法自拔。本文以若干女性形象为例, 对此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感情,婚姻,困境

参考文献

[1]万芳.空镜子[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1.

[2]盛可以.水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3]池莉.小姐你早[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4]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

[5]池莉.不谈爱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概览 篇8

近年来, 作为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者同根同源的中国读者, 对美国华裔文学的诞生、发展和繁荣付诸了极大的关注。通过探寻和挖掘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呈现出的深意和内涵, 人们可以充分体悟到美国华裔文学所表达的阶级、种族、性别、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美国华裔文学中, 女性作家的作品和成就举足轻重, 华裔女性作家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从多角度揭示出华人在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 以及性别意识等的百态人生。它由华人文化养育, 经历了认同西方文化传统, 再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最后超越了种族、身份、文化和性别的界限, 从边缘走向主流。[1]

二、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可谓走向繁荣阶段。[2]

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60年代, 是历史上第一次华裔大规模的移民于美国的重要时期。美国政府大量招募移民中的华人作为淘金、修路、农业等行业的劳动力。当美国的淘金、铁路建设等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 美国政府出台了《排华法案》, 美国政府、媒体等对华人形象的扭曲宣传, 导致美国民众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迫使华人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挺身而出。精通英文的美国华裔女性不断地发表作品以抗议在美遭受的种族歧视和虐待,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也呼之欲出。在华裔女性文学的创作初期, 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要数中英混血儿姐妹温妮弗莱德•伊顿和艾迪丝•伊顿。尤其是艾迪丝•伊顿努力致力于维护和弘扬华裔文化, 她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华裔的历史、命运和境遇为主题, 为美国亚裔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艾迪丝•伊顿, 笔名水仙花 (Sui Sin Far) 于1912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春香太太》 (Mrs.Spring Fragrance) , 小说首次介绍了亚洲人与白人结合所生的儿童的困境, 提出了当代移民的传统文化变迁、种族与文化混合等一系列问题。水仙花被称为早期华人文学中为数不多, 真正为美国评论界所认可的一位作家。还有第二代华裔作家黄玉雪, 出生于旧金山唐人街, 她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 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当时华裔女性的遭遇创作而成。此作品虽然遭到过小说家、戏剧家等的批判, 但是却对被誉为“亚裔写作先驱”的汤亭亭、谭恩美等女性作家的创作影响深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是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巨大转折期, 到90年代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华裔文学开始从边缘走向主流。许多女性作家获得了文学界的褒奖。汤婷婷以古老中国的神秘、奇异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于1976年发表自传体式小说《女勇士》 (The Women Warrior) , 被评为20世纪70年代最佳作品, 小说以旅美华侨日常生活为主线, 穿插着中国的神话、风土人情、奇闻异事、家庭琐事等, 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之作。体现传统西方文学形式和中国元素结合的《中国佬》 (China Man, 1981) 是汤亭亭的另一部作品, 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小说从女性的角度为读者建构了女性眼中的男性英雄传统和英雄形象, 由此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上述的两部作品均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重新塑造并歌颂了身处于这种文化冲突中的真正的中国人形象。1989年, 谭恩美出版小说《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 小说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 讲述了四对母女之间微妙的关系, 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构建了中西方文化从对立到消解的范式, 使小说更具艺术魅力。以家族史和华裔身份认同为题材的作品还有刘爱美的《云山》, 邝丽莎的《金山》, 伍慧明的《骨》, 李雷诗的《苦甜》等。90年代, 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的标志性人物是任碧莲, 曾发表小说《典型美国人》, 《希望之乡的莫娜》 (1996) , 《谁是爱尔兰人?》 (1999) , 在同年获得莱侬小说艺术奖 (Lannon Literary Award in Fiction) 。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经历了一个被忽视、被发现、被挖掘又到被整理并受人关注的过程, 它最终超越了种族、身份、文化的界限写进美国文学的历史。这些作品尽管时隔百年, 仍彰显着活力, 使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者参与其中, 衍生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程爱民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2003) ;尹晓煌教授执笔的《美国华裔文学史》 (2006) ;学者吴冰主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范守义教授主编的《通往金山之路华裔美国作家英语名篇系列》;刘婷婷的《从〈典型美国人〉看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新动向》等著述。

三、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意义

综上所述,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存在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对自身族裔女性意识的思考与把握, 对推动华裔文化、文学的发展与沿革功不可没, 她们以其自身特殊的经历、细腻的情感、跨文化的思考、才华横溢的语言、微妙的文学意象等, 向我们展现了更加多元化和更为客观的美国华裔文学。

参考文献

[1]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女性文学 篇9

女性作家, 以及女性主义文学近代以来发展较快, 中国涌现出一批如张爱玲、林徽因等很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 英国的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更是闻名世界文坛, 她们笔下的女性和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生活环境相比较男作家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而言, 是有显著不同的。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五位男作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说明“男人们总是以自己的不足、欠缺来要求、期待女性, 要她以‘牺牲自我, 成全男人’为目标”, 男性作家都在希望女人“忘我”、“无我”、“否我”, 整体性地献身于男人。

2 中英两国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的刻画的发展初期

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古已有之, 但是对女性形象的刻画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一开始的物化女性、贬低女性到深入女性思维、灵魂进行描写, 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发展与社会意识的进步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的女性在“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下, 人性的光辉和灵魂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而西方信仰的基督教认为女性是男性的一根肋骨化作的, 女性低于男性的意识时时刻刻在压抑着女性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人性释放。

(1) 中国古典文学中对女性的“物化”

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中有一段对美女的经典描写: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荣耀秋菊, 华茂春松。其中, 惊鸿、游龙皆为动物, 秋菊、春松皆为植物, 以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来类比女性的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又如, 《诗经》中描写美女的且被广为传颂的名句: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其中, 柔荑为茅草芽, 凝脂是一种脂膏, 蝤蛴是一种长得像天牛的幼虫, 瓠犀为葫芦子, 螓是一种像蝉的方额的虫子, 蛾为飞蛾。再又如我们古典文学作品中把美人比作美玉、鲜花, “眉如柳”、“目如秋水”等等这样的描写更是多如牛毛。在对女人的刻画早期, 物化女性的现象十分严重, 这与封建社会“夫为妻纲”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男权社会里, 女性往往被当作工具看待, 当作权利的象征;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通常会被剥夺说话的权利, 她们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物件, 她们的话语不是表达自己的思想, 而是表达这个社会要求她们表达的思想。

(2) 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失声”

“失声”不是不说话, 而是不说自己心里的话, 不说自己灵魂的话。封建社会要求女性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成全自己的夫君、自己的儿子, 对男权做到顺从、献身。这里仅举一例, 以窥全豹。

李商隐的一首较有名的《无题》诗:

重帏深下莫愁堂, 卧后清宵细细长。

神女生涯原是梦, 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 月露谁教桂叶香?

直道相思了无益, 未妨惆怅是清狂。

这首诗表面上写了一个女子在深夜无眠、痛苦的处境, 细腻地刻画了女子的心理活动, 先是追忆少时对爱情的憧憬, 后描写现在的孤苦难耐, 虽然知道一味的相思是没有益处的, 却还要继续这样痛苦难受的相思, 执着下去。诗作实际上是表现了诗人对于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情感的无奈和坚持。中国诗歌创作史上, 把自己的欠缺与不足强嫁给自己所幻想的女子身上的例子俯拾即是, 而且, 诗作中的女子往往已经苦不堪言, 却仍会以苦为乐, 继续熬煎。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总不给女性活路, 女子从一而终, 奉献男子, 定要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方是男权社会所认可的贞女、烈女。这些女性往往不说话, 或是男性代为说话。

(3) 英国文学中女性的“无我”与“否我”

英国文学刻画了很多“疯女人”, 例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中的疯女人、《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女性作家勃朗特在《简·爱》中塑造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等。这些女性为什么而疯, 她们疯了之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 深深地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摧残。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克洛代尔期盼女性不仅是上帝的侍女, 也是男人的侍女, 布勒东渴望女人为他带来‘救赎’, 司汤达心仪高贵又能成为恋人赴汤蹈火的女人”, 这很明显地体现了男权思想, 法国如此, 英国也是如此。

早期的英国文学家在写到女性时, 往往给其身上贴上单一化的标签, 而不进行细致真实的描写, 在他们的笔下, 女性要么是“妖妇”, 要么是“天使”, 要么是“贤淑”, 要么是“剽悍”, 她们形象的存在仅仅是男性形象的衬托, 就连女性作家也不自觉地做了女性“无我”与“否我”的诠释者, 例如缪卡塞公爵夫人在她的作品《自传》中发出“男人都很英勇, 女人都很贤淑”的感叹, 在她的眼里, 女性必须是贞洁贤良的, 所有个性和自由都是不被允许的, 这是男权社会男性主流思想的一种诠释。

(4) 基督教对英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中世纪盛行基督, 基督教传统一直把女性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这点和封建社会的中国很像, 女性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是成功男人成功的象征物, 忠贞的观念只用来约束女人, 男人可以风流倜傥。

例如简·巴克在《女士绣花屏》中对女性进行严格的说教, 规定了各种淑女应该遵循的礼仪, 怎样行动才能是个得体的女人, 女人的一言一行都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在英国文学中, 很多女性美丽善良, 却没有生存的权利, 一个女人的生和死掌握在男性的手里, 掌握在传统的宗教观念里, 他是否对男性有用很大程度上决定她是否可以活着, 怎样活着。

3 中英两国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从《红楼梦》开始, 女性渐渐地被复原了“人格”, 张爱玲、萧红等众多女性作家的涌现、社会意识的进步都推动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释放, 英国通过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等杰出女性作家的努力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女权运动, 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提升明显。

(1) 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男性作家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刻画了一系列有思想有意识有独立人格的女性, 他笔下的众多女子虽然仍有很多打上了封建思想侵蚀的印记, 如王蒙近两年提出《红楼梦》中的丫鬟“不奴隶, 毋宁死”的事实, 但是诚如黛玉, 也发出了“什么臭男人的东西, 我不要它”这样具有进步思想的话语。再至近代, 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例如《十八春》, 深刻地揭露了男权社会下的“吃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 再如《金锁记》用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手法描写了曹七巧的一生, 狠狠地斥责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毒害。及至现代, 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蜚声文坛, 畅快淋漓地表达女性的心声。

(2) 英国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 我们时刻可见班纳特太太的身影, 却鲜有班纳特先生的出现, 即使出现, 也对事情发展起不到很明显的作用;《理智与情感》中的三姐妹的父亲早逝, 她们和母亲一起生活;《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尼从小便离开父亲……奥斯汀的小说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弱化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 让家庭中的女性形象得以淋淋尽致的发挥, 这对于摆脱父系家长制的束缚有很重大的意义。勃朗特姐妹笔下的简·爱、凯瑟琳等女性形象的刻画都为女性争夺了应有的话语权, 美丽的灵魂得以表达。

4 结论

随着社会思潮的进步, 女性的声音得以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传播, 在文学上, 我们鲜见由于社会原因而压抑自己身心、扭曲自己灵魂的女性形象的出现, 但是,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刻画还有很大的空间, 女性作为和男性平等的社会主体, 应该更加自由地在文学舞台上绽放光芒。

参考文献

[1]舒芜.红楼梦[M].中国:岳麓书社, 1987.

[2]向丽华.英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J].现代语文:上旬.文学研究, 2006 (9) :85-86.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 .中国: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4]张波.赏玩与殉道——中学语文教材中中国古典文学女性形象的悲剧美学意义[OL].http://www.docin.com/p-167864930.html, 2011 (4) .

[5]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12) .

女性文学 篇10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阶段, 人类与自然有机相连, 地球母亲给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养料和精神养料。正如麦茜特所言, “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 人类为了生存, 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持续的日常的、直接的有机联系中。” (卡罗临·麦茜特, 1999:1) 那时, 未曾“去魅”的大自然母亲和养育后代的女性都受到尊崇。16、17世纪, 欧洲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波澜壮阔地进行, 有机论世界观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卡罗琳·麦茜特认为在16、17世纪之际常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掠夺, 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 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 (卡罗琳·麦茜特, 1999:前沿, 第3页) 西方开始进入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开始对自然疯狂地征战, 和对他国残酷地掠夺。“当自然遭逢劫掠时, 女性也受到奴役, 艺术也将走向衰微。” (鲁枢元, 2000:91)

以反对男权压迫、争取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争取选举权和实现男女平等的斗争阶段后, 与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 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于1974年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提出, 其基本内涵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我国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指出“女权主义运动已进入它的生态学时代。” (鲁枢元, 2000:91) 美国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也认为“今天在一些地方人们似乎越发得到了这么一种印象, 即女性主义研究正在退潮。然而在文学——环境研究中, 它却保持着以往的活力, 而且水平日益提高。” (王诺、宋丽丽、韦清奇, 2006:20) 当今, 具有生态意识的女性作家已开始将目光从对女性自身解放的关注转向对遭受人类活动无情破坏的地球母亲的关注, 以及对其他处于“他者”地位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往往散发着熠熠的生态伦理关怀光辉, 正如金莉所言“生态女性主义者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 把人 (包括男人和女性) 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 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 (金莉, 2004 (5) :57-64)

虽然生态女性主义具有“乌托邦”色彩, 但在重修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重振艺术、调整柔化具有攻击性的男性观念行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些中国的男性生态文艺学家和生态美学家对此深表赞同。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 一切过错, 一切邪恶, 都是由于女人天性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后果。” (鲁枢元, 2000:93) 。他还强调女性、自然、艺术三位一体的重要性。“女人, 大地母亲盖娅, 文艺女神缪斯, 圣神的女性三位一体, 这是我们生存天地中至为重要的另一极, 忽略了这一极的存在, 任何‘生态平衡’都将无从谈起。” (鲁枢元, 2000:95) 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先生也谈到“生态女性批评家们认为, 由于女性天然地与自然接近, 由于她们是哺育子女的母亲, 所以, 可以说, 她们具有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 (曾繁仁, 2012:273) 女性作家的生态写作在人类反思理性工具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跨入生态文明的今天,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生态性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具有显著的生态特性。综观澳大利亚女性文学, 会发现很多女性作家作品不仅关注自然环境、女性自身的解放,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 追求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平等和谐, 还将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社会历史, 去探讨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基于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存在”问题, 并对处于“他者”地位的边缘群体和文化给予相当的关注, 充分体现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和生态女性主义所具有的生态伦理关怀精神。除此之外, 很多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作品还特别关注女性 (作为一种存在) 对精神生态 (或文化生态) 的思考和追求。因此, 可以说澳大利亚女性文学极具生态特性, 远远超出了浅层次的自然描写, 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广度和思想深度。在环境恶化、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加剧的今天, 澳大利亚女性生态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在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 (男人与女人、不同族群的人) 之间和人的自身存在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生态趋向性”。这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澳大利亚从最初作为罪犯流放地, 到后来实行白澳政策, 以及最终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殊社会发展历史和多元的民族构成密切相关。

1) 人与自然之关系

在1788年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前, 土著人已在片土地上生活了上万年, 他们天生天养, 与自然浑然一体, 过着宁静祥和的生活。然而, 殖民者的到来, 打破了这一切。面对陌生荒凉的自然, 工具理性思想支配的殖民者, 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工具, 开始了对自然的改造征战, 大肆砍伐森林、过度放牧、疯狂地淘金开矿, 造成了水土的流失、自然环境的恶化。二战后, 工商业的大力发展, 也给自然环境, 尤其是居住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庆幸的是, 这种对自然的不计后果的改造掠夺行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起了重视, 澳政府和公众开始重视对自然的保护, 并实施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2) 人与人之关系

首先, 看白人与土著人的关系。持“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欧洲殖民者闯入澳洲这片土著人与自然有机相连的土地后, 开始对“原始落后”的土著人实行了残酷的屠杀驱赶灭绝政策和思想上的同化政策, 并将混血土著孩子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 施以白人的教育, 进行同化, 造成了悲惨的“被偷走的一代”。这给无数土著妇女儿童造成了难以抹去的永久伤痕。土著女性与大地母亲的有机相连被破坏, 而且还会遭受白人男性的歧视蹂躏, 并承受母子骨肉分离的撕裂之痛。

其次, 看盎格鲁-凯尔特裔白人与其他有色移民的关系。自澳大利亚1901年成立联邦以来的70多年里, “白澳政策”一直被奉为基本国策。很长一段时间里, 移民主要来自英伦三岛, 也包括后来的欧洲白人, 但亚洲黄种人长期以来遭到排斥和歧视。随着社会的发展, 澳大利亚民族构成愈加复杂多样, 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 调整政策, 于1973年废除了奉行已久的“白澳政策”, 开始实行各民族及其文化相互理解尊重、彼此包容、共同发展繁荣的“多元文化”政策。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采取积极的土著政策, 正视历史, 倾听土著人的呼声。至此, 澳大利亚社会的族群关系在国家政策法规层面上, 已体现出平等、尊重、共存的生态特性。

再次, 看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澳大利亚早期社会是男权主导的社会, 女性遭受男权压迫和传统观念的束缚, 缺乏独立自主。澳大利亚女性很早就开始通过书写, 挑战“男权中心”, 追求女性的自由独立和男女平等。20世纪的六七年代,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到来, 迎来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到八九十年代, 女性创作一度独占鳌头。在两性观上,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从最初的激进之态转为后期的理性和解, 体现出两性平等共存的生态智慧。

3) 人自身之存在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女性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内部家庭环境和女性的精神追求的关注。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作品塑造了不少关注自然环境, 反抗男权束缚, 追求自由独立, 重视精神追求和文化追求的女性人物形象, 反映出女性对自由独立存在和精神生态的向往。

下文将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下, 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土著女性作家、白人女性作家、移民女性作家、女诗人和女性儿童文学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 进行文本论证, 以进一步揭示澳大利亚性文学的生态性。

1) 土著女性作家

萨利·摩根 (Sally Morgan, 1951-) 的《我的位置》 (My Place, 1987) 是一部寻找土著文化传统, 昭示现代白人文明对土著文化带来威胁的自传体小说。作品中不仅有大量关于自然环境和土著人生活的生态和谐景象的描写, 更有对“被偷走的一代”所遭受的母子分离、文化无根的精神伤痛和尴尬社会处境的描写。重现了土著人的苦难史, 被视为土著寻根文学的开山之作。

凯思·沃克 (Kath Walker, 1920-1993) , 作为土著文化和权益的维护者、土著女性作家, 更是以战斗者的姿态, 大声疾呼争取土著权利、保护土著文化、重视自己民族生活方式的价值, 宣扬土著人自身的文化自豪感, 歌颂怀念土著人曾经享有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原生态存在。她写了大量的诗歌、短篇小说、论文、演说和儿童读物。她的第一部诗集《我们要走了》 (We Are Going, 1964) 被视为土著文学开始的标志。她被视为土著文学的先驱。正如她所言“土著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 书面的声音”。土著人及其文化的存在不容忽视。

2) 白人女性作家

迈尔斯·弗兰克林 (Miles Franklin, 1879-1954) , 一位具有强烈女权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女性作家。凭借《我的光辉生涯》 (My Brilliant Career, 1901) 奠定了她在澳大利亚文坛的重要地位。该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作品中塑造的西拉比·梅尔文丛林少女形象, 更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 被认为是“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黄源深, 2006:82) 。西比拉不仅挑战强大男权社会传统, 追求自由独立, 更重要的是她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只满足于吃和睡的两种状态, 还有着对艺术的渴求。西比拉是一位农牧业时期追求女性自由解放和精神生态的新女性人物形象。弗兰克林已不同于亨利·劳森着力对与自然斗阵的丛林生活、伙伴情谊的外部写实主义描写, 开始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反映精神上的苦闷和求索。她和她的作品对后来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发展起重要的铺垫作用。

在澳大利亚文学从民族化转向国际化时期, 作家们不再局限于反映澳洲特色的写实主义描写, 已开始了对人类普遍问题的反映, 尤其是精神和内心的探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就是这样的作家。伊丽莎白·哈罗 (Elizabeth Harrower, 1928—) 便是属于怀特派的战后工业社会里的一位重要女性作家。20世纪50、60年代的澳大利亚战后社会, 工商业蓬勃发展, 工业生产的兴盛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 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和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伊丽莎白·哈罗的《遥远的展望》 (The Long Prospect, 1958) 包涵了非常深刻的生态思想, 不仅有大量关于工业生产对人居环境破坏的描写, 还有对人际关系、两性关系、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等深层次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小说讲述了生活于非生态的居住环境和非生态的人文环境中的小女孩艾米莉对生态自然、生态人际和生态精神空间的向往。作者对女孩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生态伦理关怀, 批判了浅俗的成人们沉浸于物质和消费文化的享乐, 而轻视精神追求的现象, 对未来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

20世纪60、70年代, 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 澳大利亚迎来了女性文学的繁荣。海伦·加纳 (Helen Garner, 1942—) 的《毒瘾难解》 (Monkey Grip, 1977) 被视为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 (Elizabeth Webby, 2003:198) , 一部“将会改变女性生活的书” (Elizabeth Webby, 2003:199) 。“她的作品多聚焦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形式, 以及女性对性、爱、母亲身份、独立的需求与家庭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协调。” (Elizabeth Webby, 2003:199) 《孩子们的巴赫》 (The Children’s Bach, 1984) 讲述了生活在为男权文化氛围所笼罩的家庭环境中的妻子兼母亲的雅典娜, 厌倦了一层不变的隔绝生活, 接近艺术、渴望自由, 冲破家庭的束缚, 飞向外面的世界, 后来又回归家庭的故事。作品中不乏大量关于居住环境的描写, 更有对雅典娜默默地反抗男权中心的内心的描写。雅典娜的“回归家庭”体现了女性追求自由解放而又不忘履行责任义务, 也反映了女性骨子里的家园意识。

白人女性作家不仅关心白人女性自身, 还关注土著人的历史、土著人的生活以及土著女性的生存状态。

埃莉诺·达克 (Eleanor Dark, 1901-1985) 的历史小说《永恒的大地》 (The Timeless Land, 1941) , 是另一较为全满客观地反映土著人生活和习俗的作品。小说建立在大量翔实的历史史料之上, 被称为“小说化了的历史” (向晓红, 2011:115) 。小说描述了1788年-1792年首批英国定居者踏上澳大利亚最初五年的艰辛生活。小说末尾描写了被带到英国接受教化的土著人班尼朗在与总督菲利普归国的途中, 在船上喝着酒的同时, 却无可奈何地摇头感叹“我已忘记了和睦相处的生活。”淳朴的土著原始生活形态与白人现代文明生活形态在这片土地上难以相融。在《永恒的大地》的序言中, 埃莉诺·达克谈到“我深信我们的‘进步’十有八九是技术上的完善精致所致, 相对于生活艺术而言, 不管土著人多么缺乏技术, 他们的生活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她还谈到“‘生活、自由、对幸福的追求’, 对我们而言, 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字眼, 是对遥远目标的描述, 然而, 对土著人而言, 这些词只是对他们理所当然的生存状态的总结。” (埃莉诺·达克, 1941:“序言”第8页)

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 (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 1883-1969) 的《库娜图》 (Coonardoo, 1929) 被认为是“第一部如此全面地刻画一个土著黑人的澳大利亚小说。” (黄源深, 2006:85) 。作品反映了土著女性遭受白人男性的“男权中心”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情感和身体的双重无形控制。同时也赞美了土著女性库娜图的勤劳、善良、淳朴和原生态, 以及与象征大自然的牧场的心灵相通和有机相联的女性特质。这与白人牧场主的偏见、自私、虚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 华裔移民女性作家

20世纪70年代, 白澳政策被废除, 多元文化政策开始实施, 亚裔移民数量激增, 特别是华裔。亚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澳大利亚文坛虽较欧洲裔作家起步晚, 但也表现出相当的发展势头, 如华裔诗人欧阳煜 (Ouyang Yu, 1955—) 来自香港的华裔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 (Brain Castro, 1950—) 、年轻的柬埔寨华裔女作家爱丽丝·彭 (Alice Pung, 1981—) 。爱丽丝·彭的自传《璞玉》 (Unpolished Gem, 2006) 讲述了自己作为处于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地位的“他者”华裔移民女性, 在白人主流文化和自身文化双重文化背景中从孩童到少女的成长, 以及其间所遭受的文化身份困扰。她在双重文化视角下对移民群体 (特别是亚裔移民女性) 的存在状态和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洞察, 展示了作者在平衡两种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现代年轻移民女性的睿智, 以及在追求女性独立自由的存在时的执着。作品语言清新、幽默、犀利。当代的华裔移民女性, 与其父辈相比, 更看重自我实现、女性的精神 (文化) 生态, 而不是一味的奉献自我、牺牲自我。

4) 女诗人和儿童女作家

女性天生地亲近自然, 女诗人更是自然中的精灵, 舒展“爱”的翅膀, 在自然的天宇中自由飞翔, 抚慰心灵的伤痛, 播种美好和希望, 颂扬和平, 怒斥战争。朱迪丝·赖特 (Judith Wright, 1915-2000) 就是这样一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诗坛巨匠。20世纪六年代起, 她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成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1970年当选为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 1993年被授予女皇诗歌金奖, 是澳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个诗人。她写了众多反映澳大利亚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现实, 以及歌颂自然、倡导和平的生态诗, 如诗集《流动的形象》 (The Moving Image, 1946) 、《女人对于男人》 (Woman to Man, 1949) 《鸟儿》 (Birds, 1962) 等等。她的诗用“爱”编织。“爱”构成了她的诗歌的灵魂:爱自然、爱同胞、爱和平, 爱天下万物。

华兹华斯认为天真的孩子、襁褓中的婴儿由于没有受过“庄严思想”的熏陶, 更多地葆有“圣神的灵性”, 因此要比成年人、尊长者更容易领悟宇宙间“不朽的信息”, 更接近自然中“真实的生命”。 (鲁枢元, 2006:33) 女性与自然天然地亲近, 纯真的儿童更是如此。澳大利亚有不少优秀的关爱自然、关爱儿童的女性儿童文学作家, 如帕特里夏·赖特森 (Patricia Wrightson, 1921—) , 她的《古老的魔法》 (An Older Kind of Magic, 1972) 被认为“为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开辟了一条富有吸引力的新途径。” (黄源深、白静远, 2006:169) , 小说以环保为题材, 将历史与现状、神话与真实、重大现实题材和富有情趣的儿童故事表现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澳大利亚人热爱自然、重视环保, 儿童很早就开始接受环保教育, 有很强的环保意识, 他们珍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机相联。

3 结束语

在澳大利亚这片独特美丽的土地上, 澳大利亚女性和女性作家早已开始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之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探讨, 已积累了丰富的生态存在智慧和生态写作艺术。该文沿着澳大利亚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下, 对蕴涵生态思想的、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女性作家作品做了一个大致介绍, 揭示出澳大利亚女性文学所具有的鲜明而又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该文旨在抛砖引玉, 为以后深入研究澳大利亚女性生态文学做一个前期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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