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柏林演讲（精选6篇）
篇1：奥巴马柏林演讲
重温郝柏林院士的演讲
按：下面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混沌动力系统专家郝柏林院士的一次讲话记录，想必诸位看过后会受益不少。郝柏林先生的学术水平之高令人仰止，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他那种事实求是的态度。我想，对自然科学真正有兴趣的人，他很难丢失那种与生俱来的纯真的灵感，而为做学问的所谓学而优则仕者，只能遮遮掩掩，蒙混过关，终生处在被动的小陶醉当中，自然的深刻规律在这种浮躁的心态下恐怕永远只是个传说...我把这这段话原文转载过来，我们共同来思考，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人。
郝柏林院士
混沌动力学的博大精深
给我的题目是科学精神与学术规范。我想不用这个题目，因为这些事情讲不好的话就是一堆空话。我跟大家的年纪差得比较多，现在到了关山门的阶段。今年、明年研究生基本毕业了，底下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今天正是一个机会来回想一下。我写了三页纸的提纲，但是说起来可能比较随便。
首先，我相对于各位有局限性。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最高学历是大学本科毕业，没有学位，白丁一个。这是我所处的时代造成的。我在大学物理系受过三年正规教育，当过两年研究生，没有当完，算研究生肄业。我的工作范围是自然科学里的理论科学、数理科学的一些角落。我是不做实验的人。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几度做实验，甚至做工程，但总的说是一个做理论的人、玩计算机和做数学式子的人。这样，对于各位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人文、生物、医学各个方面的人，所以我讲的事情可能对大家带有特殊性。另外，我说的是个人观点，不能保证跟教育部的现行政策和学校的现行规定完全一致。
先谈教育。教育是人类社会非常特殊的现象，这跟其他动物区别很大。每一个时代的人类把自己在各方面学习创造得到的东西、认识到的东西，有些是很抽象的，传给下一代人。一代一代人进步得非常之快。这是动物世界完全跟不上的。动物也能学会一些东西。动物行为科学有研究成果证实，一些黑猩猩群学会了其他群没有的东西，比如在浅水的地方找那些带根的植物，把它拔起来洗一洗再吃。这个不是所有黑猩猩都会的。有的群学会了以后慢慢传开。但是这种事情在他们的进化阶段跟人类完全没法比拟。我们的教育活动在每个现代人的生活里要占几十年，义务教育9年，到高中毕业12年，加上本科4年是16年，再来5年的硕博连读是21年。我还没提特殊的学科如医学，他们的本科长，研究生阶段也长。
另外有一些人是毕生在教育岗位上的，在座的各位就是。我自己虽然在科学院呆了很多年，但也是教书的，中国科技大学一成立就在那里教过书。教育活动对人类非常重要，在从事教育活动里的大学、特别是国家最好的几所大学，那真是神圣的殿堂。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大多数重要的人物除了极个别的一般都经过大学这个阶段。你们看现在的中央领导哪个没上过大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学在社会上地位非常特殊，他应当保持一种神圣性，一种神圣的特殊性。作为大学老师，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不管你教什么、讲什么，都要有自己的操守。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不是!有一些话是翻译错了的，所谓“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翻译的错误。查查德文原文，精通德文的人都不易找到合适的中文词。1950年代，张仲实翻译成“一切存在的都是理性的”，还稍为接近原意。不是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正是因为存在的不都是合理的，才需要有革命、有改革，需要从事教育。
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想过这件事没有。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学过教育学。我倒是学过。我在中学是学生干部，当时团中央的书记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下去了，上来的书记是胡耀邦。他当时很年轻。1950年代初，他做了团中央书记。团的工作一下变得非常活跃。他提倡所有学生干部都要学点教育学、逻辑学、心理学，这样才能做好工作。于是我们就去买书自己看。我看的是凯洛夫《教育学》。凯洛夫做过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从事过教育事业。他的书是1950年代国内师范大学的标准教科书。可能我现在讲的教育学未必跟如今的教育学一致。凯洛夫《教育学》说我们教给学生的是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件事。知识不用解释。学生还应该有点技能，比方说，现在学计算机就是一种技能，即使你不是计算机专业的。还有一种东西是熟练技巧，就是你在自己的本行里做得非常熟练的东西。我是做理论物理的。我对有些研究生在黑板上讲点东西的时候要拿个纸片，对着纸片往黑板上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舒服。你在干这件事，你这几年就研究这个问题，你就应该滚瓜烂熟。遇见方程、积分，动不动就得去查书、查手册，怎么能做出好东西来！在你做的狭窄领域里，你必须非常熟练，有些本事要变成你的熟练技巧。我觉得不管怎么讲，现在这三条还是有的。但是，对于培养研究生而言还得多一些，接下来我会慢慢说。因为研究生是给这个社会培养最高层次人才的。现在读研究生的，各有各的目的。这在当前的社会是很自然的，包括现在许多研究生是为了解决就业困难。他不是把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这个问题有它的现实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学科方向能够培养一些非常高层次的、非常有作为的人。所以对研究生应该特别一点，他们应该比刚才讲的那三点还多做一些。
培养研究生与普通教育比，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批量生产和手工作业。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学校在批量地生产硕士和博士，这就带来新的问题。当然，这里可能有社会的要求，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我这里要讲的还是比较带手工性质的。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培养高层人才都带有很强的手工作业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3章讲机器和大工业时说过：最早的机器是手工师傅摳出来的，一直发展到用机器生产机器，大工业才站到在自己的立足点上。实际上电子计算机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最早的电子计算机也是手工做出来的，把真空管，电阻、电容用烙铁焊接起来。现在的一个PC机、一台笔记本计算机放在1950年代可能这个舞台都放不下，但那都是手工做出来的。现在的计算机的生产完全由计算机在控制。芯片的布线设计，人就做不了。
马克思当年在分析机器怎么出来的时候专门讲了手工业的师傅，原文是“这一类劳动者的职业带有半艺术的性质，所以, 他们的人数的增加, 是不能急致，而只可缓图的”。就是说，精巧的手工业师傅不可能在社会上一下出很多，只可能慢慢地培养。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人才的，到现在其培养方式都带有这一性质。他们只能一个一个培养出来，不可能急就。至少我目前还在感受这件事，而且我怀疑将来也不可能做到批量生产。你可以开训练班，批量生产画匠，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培养出国家级的画家。少数名画家是自己冒出来的，许多大画家是老画家带出来的。像齐白石，好多知名的画家如娄师白、李苦禅、李可染，都在他身边学习过。我们培养学生也带有这种性质。不过既然是手工业，就非常之不拘一格，不是一刀切;一个老师、一种行业、一种风格。所以从教育部讲不能一刀切，从学校讲不能一刀切，两头都得照顾着。我们有批量生产的一面，但还是希望能培养出不多的一些人，这些人对国家将有很大的贡献。像复旦大学，要成为非常强的学校，必须得有这样一批非常强的人，非常特别的人。当然也不一定完全由我们自己培养，可以从其它地方争取来。
研究生不是学生，是研究人员；硕士生是初级研究人员，博士生是中级研究人员。这个话不是我的，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老所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讲的。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彭先生就强调：研究生不是学生，而是研究人员。理论物理研究所是全国很少有的单位，它不设初级职称，但是有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如果你统计一下，这个研究所发表的文章，研究生和博士后是主力军。所以我觉得，不要把研究生当作一个学生，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做研究的人。
请导师们想一下，我们讲大课，听大课的学生我们基本记不住，除了个别常提问的。但是你带过的研究生，应该基本上都记得。当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带的研究生非常之多，同时带几十个。反正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同时带那么多学生。为了今天的演讲我做了个统计。我的经历有些四不象，1963我年当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当了15年，因为中间有文化大革命。1978年一下将我提拔成研究员，越过了副研究员的级别。春天提升到教授，夏天就去招学生。我们非常认真，笔试过滤了一下，然后把所有通过笔试的人都集中到河北廊坊，在那里口试面试，录取了一批学生。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开始带学生，包括现在还在跟我工作没有毕业的人，我加了一下总共是45个人，这就是31年来同我工作过的总人数。其中获得硕士学位的12人，获得博士学位的18人，没有做完就出国的有10个人，其中至少有5人后来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仍然在学的有5人。这5个人中有一个不完全是我的学生。作为一种过度，我请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帮我带，这是一种双保险。也就是说31年，一共有45个人跟我工作过，这些人的名字我都记得，至少有半数以上仍然保持着联系，有一些还成为长期的朋友。
我的学生没有成为我的合作者的。我自己对此有深切感受。现在相当多的佼佼者都出去了。我跟美国朋友说，我是你们的预备学校的老师，我培养人，给他们写推荐信送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情况现在有些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个变化的程度我看要取决于大学的环境、教育和科学政策等等，不完全是待遇问题。要容得做基础研究的人在这个环境里发展，你才能真正吸引人。我有时候跟前辈比，比如跟唐敖庆，他做过基金委主任，是我国量子化学的奠基人。他的弟子成为院士的可能有7、8个人。等到我们带学生的时候，到了国家开放的时代，就像缺了口的木桶，培养的人冒了尖就从桶沿上流出去了。这种事情不只我们面临着，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全球化之下没有办法把自己封起来，没办法给每一个出去的年轻人拴一根绳揪着，到时候要他回来就回来。一切都得靠吸引才行。当然，现在这一情况也逐步在变。
带研究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同研究生一起工作3年、5年甚至8年。你跟自己的子女密切相处都没有那么长时间。现在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用年轻人的说法叫做“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选择非常之多，不必非要选择做研究这条道路。但是，我还要说，总有一些立志科学的年轻人，国家也需要一批愿意献身科学研究的人。
学生来了之后，要先过一个研究关。这个“研究关”是什么呢？就是要改变心理状态，从学习状态变成研究状态。这个改变并不容易。一个学生想的是要学好，把试考好，做出来的答案跟标准一样，那就很好了。但是做研究的人完全不能这样想。老师给你划了一个研究范围，一个大圈，一个方向，你在这里工作。你一旦进到这个方向，就要自己找问题，想出做什么。一个研究生的博士论文，要求有创新之处，现在导师还得签字确认有创新。这其实是做研究的关键之处。由于你的研究，整个人类增加了这么一点无穷小的新知识。作出新知识这条不容易。我们绝大多数有教授头衔的人，都做过这样的创新，否则你现在坐不到这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创新，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一滴水，将来会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我自己，我不相信在一两百年以后，人们还会提到我在这几十年做的工作。专门研究科学史的某个具体行道时，能提到一下就不错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像爱因斯坦，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方程，人类在一千年以后还在用。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从事民间口头文学研究的人知道一种现象，就是把很多事情都算到一个人身上。维吾尔族的智慧故事集中到阿凡提身上。中国的清官事迹大都和包公相联系。科学史家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牛顿方程也好，爱因斯坦方程也好，都是代表一个时期很多人的工作，他们集其大成而已。
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说的人类的教育现象。研究和教育，整个说来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是有一些人成为突出的代表。但是作为年轻人，刚进入研究领域的人，你得有点雄心壮志，你得想办法创新，做点尽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我自己从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到现在，总是注意能够提到我的同事、比较年轻的同事谁做了什么贡献。我还想提一下，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愿意引用外国人而不引用自己的同胞。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中国人需要互相支持。台湾有个《中国物理杂志》，和我们的《物理学报》原是同根生。过去有一个时期，《中国物理杂志》的引用比《物理学报》好。原因是多重的，许多台湾学者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国际联系比较广，另外他们也是更为互相支持的。我们有时候就不行。可能我说得太远了。
我想强调的是“新”。由于你选择了做研究，干了一辈子，留下了一点“新”。一般说来，这点“新”除了小同行以外别人都不知道。这也非常之难，所以我常讲，作一个优等学生是容易的，作一个中等的研究人员，有所贡献是不容易的。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贡献就会明白。所以我们要让选择研究道路的学生明白这件事。他要改变整个态度，他的目的不是学习新知识而是真正的创新，做点新结果出来。但是要想做出新结果首先要能发现问题，有一些问题是老师帮助你提的，有一些是你自己发现的，所以我们在带学生的时候要想办法慢慢熏陶学生。有些学生毕业了也到达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有些学生，比如我有几个比较好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不是我提的，是在我的大圈里他们自己提出来、想到、做出来的。作为博士生，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对好的博士生说过这样的话：在你答辩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你做的这个问题上，你应当是全世界知道得最深的人，没有别人能跟你比，你才真是个博士。我想这是比较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我们的一些同龄人是做到了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一位现已退休的副所长，改革开放后才出国拿了个博士，算是“范进中举”。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等离子体里的涡旋，那时国际会议就曾请他做综述报告。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博士生，应当提出这个要求: 当你做出博士论文的时候，你应当是这个问题上知道得最深的人。这不是每个博士都能做到的。这要求有一点儿高。
我想起李政道先生的一段话，不是原文，而是大意。那是在1984年到1986年，李先生协助把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建立起来。建立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说服邓小平。所以他好几次见邓小平解释博士后制度，讲什么是大学生，什么是博士，什么是博士后。他这段话的大意是：大学生学完几门功课，做出跟标准答案一致的习题和考卷就很好了；研究生在老师建议的方向和范围里头，独立做出别人，包括老师都不知道的新结果，老师请几个同行教授审阅，大家都找不出问题来，认为结果是对的，有创新内容，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博士后则要自己找到方向和题目，把新结果做出来，这才能达到真正独立进行研究的地步。这些话当然不是绝对的，但这里三个层次还是分明的。研究生是在一定的方向——这个方向也许是老师帮他指明的，在一定的问题上找到新结果，这个新结果是连老师都不知道的。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但这个概念、这种想法要让学生知道。
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向研究生学习。实际上很多知识，特别是在新的方向、新的领域，有时候我从学生那里学到的就比学生从我这里学到的多。举例来说，我不是计算机盲，我是很早就开始编程序的人，用过新中国的第一代计算机。我大致到1990年代初还保持一点优势，我的计算机程序技巧比学生们强，我可以教他们。但是这个时代过去了。现在这帮孩子的计算机比我强多了。这十几年，我从学生那学到不少计算机的新知识。做科学研究不能只用Windows，而要使用Unix/Linux。昨天我还向一位研究生学到一条Unix命令的两三种新用法。我们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知识，确实是互教互学，教学相长的关系。在你的一生中间，能够同几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我想这是一种幸遇，是一种值得回想的际遇。
我们跟学生在一起、带学生，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我把这话放在题目里。作为导师，你自己得干活，你自己得工作，你才能够带学生。这里再举计算机的例子，现在的计算机非常发达，我想即使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也在用机器。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提防一件事，就是被自己的好学生给骗了。他也不是存心要骗你，他以为这个结果是正确的，由于你自己实践不足，经验不足，查不出这个问题来，你被他“骗”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还不提那些不大老实的学生。现在做试验都是软件在处理。看到曲线里面一个点的位置不大好，就在Photoshop里把它调一调，他自己一个人做的，你当老师的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得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拿给你看，有时还要坐在一起做。我到现在也会常常看学生的程序。我往往是看程序本身“文化”程度高不高。大家知道程序设计有不同的水平。首先，你的程序必须是正确的，这是最基本的。正确的程序还分不同的“文化”层次，高手写的程序结构化非常好，有些学生写的程序只能勉强把结果算出来。但是如果你自己没写过，没干过，你就做不了这种检查。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经历的、非常小的例子。一个研究生的课题中，有一处应当是平方收敛。我们当时用宽行打印纸把它打出来。现在都不打印了，只在屏幕上看。我请他把数据拿来看一下，他拿来一堆纸，很多，都是卷起来的。大家知道，如果结果收敛的话，你眯着眼看输出的数字，它有一个图案。如果图案是一条直线，那是线性收敛；如果图案弯着，才像平方收敛。我们的方法是平方收敛，他给我图案却是一条直线。我说不对，这个程序一定有错;查了，把错找到了。你老师要有点招数，一定要有经验。这种例子在我的生活中间不少。我们搞水稻基因组的时候，跟我工作的两个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其中一个已经在美国了做博士后，还有一个6月7号走。那个时候他们写程序用的语言比我高明，但是有些算法，例如所谓向前向后算法，你得知道它们的结果在什么条件下应当等同或者互相变换。我们给水稻基因组找基因，同时在两个链上找。但是程序只在一个链上工作，你得判断基因在不在这个链上，如在另外一个链上，你得换办法倒着来算。这个程序只对一个链运行。把程序做完了，调试了，都对了，你还得做一件事，就是把整个DNA倒过来再做一次，结果必须完全相同，否则程序就有问题。在计算机上工作，这种完全一致的程度你得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要十位有效值都一样，不一样就有问题。所以这件事跟你的实践经验非常相关，我年轻时做过很多很多这种事。所以现在跟学生一起工作的时候，可以不必由我自己去写每一行程序，但是我必须有办法检验程序的正确性。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要两个人独立做同样的事，把结果对起来。最重要的东西要三个人独立做。这个独立要真正的独立。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算法讨论完了，分头去做，每个人写的结构不一样。有时侯后来的学生做的事跟前面有关系，不是用前面的程序，而是自己独立写一遍。有一次一个程序两个人做的结果一样，另一个学生做的结果绝大多数情况同前两人一样，就只一个细节不同。就这样一点差别也不能放过，要去抠。结果发现后一个学生用的基因组版本比较新，人家原作者已经作了修改，有几个字母不一样了，所以得到的结果小有不同。好，大家再用同样的方法对同样的数据试一遍，结果相同才放心前进。所以这类事，得非常小心。
至于学生从那里抄一段文章，事情很难办，但是也得注意。我一再提醒学生，根据美国的版权法，一篇文章里12个字连着抄别人而不给引文，就存在剽窃嫌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读学生的英文文章，如果特别顺，超出这个学生的水平了，我就开始质疑，你是从哪抄的这些东西。这还是好学生，他不是存心骗你，有的时候他积攒了很多东西，有些东西他读了再写，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这里有些矛盾的地方。我给同学们讲《生物信息学引论》大课，讲过四个学期。在我的课程里，有一节课就是讲怎么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跟学生说，你在学外语的时候不能够创新，一定要保证写出来的字、词、用法、你说的话都是地道的英美人用过的。但你不能整段整段抄人家的，所以你要用本子把人家常用的表达方式记下来，你自己得收集这种东西供自己用。当然你语言学到一定程度，高到一定层次，也可以自己创造，但这是很后来的事。英语我到现在还不敢创造，俄语我可以做一点，说出来的“妙语”人家不会笑，还会明白。但是绝对不允许你大大方方地抄。这个事情你们也得注意，在读学生论文的时候，你得注意像不像学生自己写的东西。
还有，我讲一下现在有些聪明的年轻人，动手实干和坐那儿空想的反差。一些聪明学生有好多想法，我通常注意不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要鼓励他把想法做到底，做出结果来，不是光空想。否则就会像曹操批评的袁绍那样，“多谋而寡断”，想法很多却下不了决心去做，最后什么也做不出来。这样的学生真有，想法非常之多，初次见面的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之好，但是几年过去了，没有一件事做到底。这是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的特点，这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信息渠道太多，他知道的事太多。所以你得注意盯住他把结果做出来，不要光说不练，一定要看你最后有没有结果。
我还想说一下文章的署名问题。我曾经想写一篇博客，但一直没有动笔，怕写出来“打击面”太大。博客的题目叫做《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篇文章上署名》。我自己是坚持这么做的。为了这个博客文章，我还做了点准备，就是将三十年来跟我工作过的研究生在做学生期间发表的没有我名字的文章搜集了一个清单，准备作为附件放在博客后面。清单里面大概有80多篇文章。我自己的科学文章总数到现在是150篇左右。这件事跟老师的风格和所在学科有一些关系。我一开始就跟学生讲，我如果没有做过实质贡献就不在文章上署名。跟我一块署名的文章，你要吃点亏，因为我署名的文章是要下功夫的，除非反复地抠过、验算过，绝不轻易署名，因此时间会拖得比较久。我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的名字写上。有人在第一次不知道的时候干过，文章拿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马上划掉。所以现在我一开始就讲清楚，你们做出什么结果，跟周围的同学讨论，在我们的周会上讲一讲，大家找不出碴来了，有的我拿来看过找不出碴来了，你就想办法送出去跟审稿人打架去。你要送到外国的好杂志，审稿人的意见通常很厉害。要告诉学生，做基础研究的人，发文章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你要有“发表欲”，到时候该发表就得发表。但是不能粗制滥造，拿出来的一定要有点实质内容，要有点新东西。
这里有一条，我们做理论的可能跟做实验的不一样。不用学生做劳动力。做实验的很多学生是劳动力，我不做更多的评论，我文章里的计算是我自己完成的。现在有些程序是学生写的，我们一块做的。程序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对这个程序非常熟悉，我手里有这个程序的清单，我前后看过，验算过、检验过。有些事情我还自己写程序独立验算。我在这说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一个复杂的程序，没有人敢宣布它是完全正确的。这几乎是一个定理，你不能宣布这个程序一定是完全对的。我说的这个程序不是非常简短的，像Hello, world!那样，一看就看出来。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里有很多判断和分岔，假定有一千个判断，你就有2的1000次方那么多种走法。你不可能完全验算。所以好的程序员，不轻易宣布自己的程序是完全对的。但是你要用基本的数据去算，有的时候要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检验的数据，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手算，要做到一致。
署名还有个顺序问题，我想数理科学跟生命科学有不同的文化。物理界一般不重视署名顺序，通常是按照笔画的多少或者是循环署名。生命科学的情况比较伤脑筋，我不予评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做原子核理论很有名的人叫Weisskopf，他名字的德文原意就是“聪明脑袋”。他的老师Wigner后来拿过诺贝尔奖。他的第一篇文章在导师指导之下写完了，他写上Wigner and Weisskpof，拿给 Wigner去看。Wigner看完之后把顺序调了过来，说你的姓是Wei，我的姓是Wig，所以按字母顺序你在前我在后。Weisskopf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从此我在几乎所有的文章的署名都在最后。大家知道英文名字中W打头的就不多。这是我们物理学的文化。
关于锻炼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问题，金力同志刚才讲了，我想这是培养学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有许多孩子不大会讲话，这可能是电视带来的负面影响，讲出来的都是电视里的通用的东西。所以要锻炼，要让学生有机会在你的组里讲。金力说讲十二分钟，在我们小组里可以长一点，三十分钟四十分钟。要告诉学生，这种机会难得。十几二十个人坐在那听你讲，所以你必须认真准备，想好怎么讲，然后在那里认真地讲。你还要帮助这些学生。前两天我们彩排一个学生的答辩。彩排完了以后，我跟这个学生讲，你说话太过于平淡，没有抑扬顿挫，虽然是准备过的，但是听的人容易疲劳。这种事不是一下就能锻炼出来的，所以你在跟学生一起工作期间要教给他们。这方面我可能对学生有点影响，因为我讲课或者表达可以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这件事也是锻炼出来的。有人问，你是怎样做到这样讲话的，我说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因为我在学生的时候是学生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一带做店员工人的工作、抗美援朝的宣传等等。
我们中国有一些谚语或成语是贬义的，但是可以反其义而用之。毛主席就曾经反用“对牛弹琴”这条成语，说如果放进对牛的尊敬，就只剩下对弹琴者的讽刺了。我经常把贬义的成语倒过来用，教育学生，也教育自己。你要“眼高手低”，心里想着大问题，但从手边的小事做起。你要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原来是个贬义的词，但是你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忽然校长或者教育部的人来了，在你的实验室只呆三分钟，你得学会在这三分钟告诉他你在做什么、重要性在哪、创新在哪，你得有这个本事。在会上讲10分钟，跟30分钟就不同，你得根据不同的对象，做到说话就有所触动。文字表达也是一样。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这个导师很多时候其实是英文老师，我改学生的英文花费很多时间。
另外，我还想说一件事，它可能是我们政策的局限。我觉得我们要淡化硕士生教育，加强博士生教育。现在上大学的越来越多，大学变成越来越多的通识教育。那么进一步深造，要靠研究生教育。说到硕士阶段，在我们数学和物理，只有那些不怎么样的学生，给他一个硕士学位，结束下来。真正的好学生都要把博士学位做完。我自己非常怕带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三年里要拿博士学位的学生，我最愿意带的是五年连贯的直博学生，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还有，当老师的不能太聪明。中国的老话，毛主席也引过的，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还有“不聋不瞎，不为公婆”。你太聪明了，徒弟就带出不来了。学生作的一些事你别都盯着。一般情况下，我的研究生谁今天来了，谁今天没来，或者来得早来得晚，我从来不过问。但是我早就反复说过，我们这个行业是算总账的，到了学期末，到了该答辩的时候，你的文章不够，你拿不出来东西，日子就不好过。所以你平常溜达了两天我根本不管，但是你一定要做出事来。我顺便讲一个物理学史上的故事。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
一、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叫玻耳兹曼(L.Boltzmann)，他带了一个好徒弟Paul Ehrenfest，是荷兰人。Ehrenfest带了一堆好学生，有好几个拿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学生叫Fermi，他也带了不少好学生，包括李政道。Ehrenfest有一个学生叫Uhlenbeck。Uhlenbeck是电子自旋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后来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美国物理学会给了他一个物理教学奖，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领取这个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我的老师Ehrenfest》。他提到Ehrenfest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有这么多好学生，就是因为我自己不聪明。所以我得提醒一句，即使你很聪明，也要收敛一些，不要把学生的毛病都看在眼里。
最后回到我的题目上。做学问还是得老老实实。有些话现在不大说了。我们这代人是学毛泽东思想、学马列过来的，而且学得很认真，学进了自己的骨血。有两句毛主席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什么人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些吧。” 讲完了, 谢谢大家!
（本文系郝柏林2009年5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中青年导师培训大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篇2：奥巴马柏林演讲
肯尼迪在柏林墙边的演说： kennedy 二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civitas romanus sum，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ich bin ein berliner。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我愿意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千里住在大西洋彼岸——说，他们为能在远方与你们共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莫大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都市被围困十八年仍葆有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全世界都看到，柏林墙最生动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败。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柏林墙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希冀统一的一个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也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欧洲真正持久的和平便绝无可能实现。经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这一代德国人终于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聚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受到保护的一座自由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生平来临的一天；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几乎二十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历史见证：越过柏林墙，寻求自由
柏林墙由12公里长的水泥墙和137公里长的铁丝网组成，包括有116个观望台，随后经过了四次改建和加固。柏林墙一共截断了192条街道（97条在柏林内，95条为柏林通向东德的道路），32条铁路线，8条轻轨和4条地铁以及3条高速公路。边界上的河流、湖泊也被禁止通航，并加以监视。西柏林变成了一座孤岛。谁想在西柏林与西德之间旅行，则必须通过边境的严格检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分为4个区域，分别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接管，后来前三方合并，而苏联接管的地区变得更加孤立。这条1953年拉起的钢丝围栏把很多德国朋友分开了。
随着苏联和西方国家紧张局势的加剧，不同地区间的通道逐渐缩小。1961年，这条边界被正式化地变成了一堵砖墙，照片中东德士兵和工人正在给柏林墙增加高度。柏林墙把千千万万的德国家庭分隔开来，许多居住在东部的德国人无法再去西部上班。沿墙而行的街道也都被割裂开来，许多交通工具无法再在那里行驶。
多年来很多东德人试图逃到西边去。图为1961年一名17岁的东德男孩翻越柏林墙，两名西德警察正在帮助他安全地下来。
柏林墙建成后，西柏林变成了一片孤独的、被敌视和被包围的土地。在柏林墙位于奥巴鲍姆桥的检查站，两名东德边界警卫锁好大门后离开。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3年访问柏林墙位于勃兰登堡门的关口，他在发表演讲时用德语说：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后来成为名言。逃到西德的东德女孩在和妈妈隔墙说话。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柏林墙已经成为冷战的最持久象征。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肯尼迪《柏林墙下的演说》1963年6月25日于西德市政厅柏林墙前。
柏林墙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看上去一人多高的墙可以翻身而上。但逃亡者从开始在边境开阔地带奔跑到墙下，再翻身跃上墙的这段时间内，生与死就完全听天由命了。1961年，当十八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跟翻身跃墙，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 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
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这期间，他不停地呼喊救命，呼声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军人们扔过来一个急救包，但血将流尽的彼得·费希特尔已无力自救。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
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
这是柏林墙将柏林城和它的人民分割以来，第一位在逃亡中死于枪击的东柏林市民。
如果说彼得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最终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最后“成功” 的例子，是不是算幸运。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直接冲开柏林墙进入西德。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而在枪林弹雨中全速前进去撞一堵大墙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双重自杀行为”。而这却是当年东德一些逃亡者们投生的方式。
布鲁希克和他的同伙就是利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柏林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布鲁希克究竟有没有看到他梦想看到的西柏林？最后是一个现场镜头宽慰了大家，从镜头上看，客车驾驶座位于西柏林之后，布鲁希克还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是的，那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眼睛最后映出的，是他梦想中的自由世界－西柏林！他是一个成功者。
另一个传奇式的故事是空中热气球逃亡。
1979年的一个深夜，东德黑色夜幕的上空出现了一个高度为28米的欧洲历史上最大体积的热气球。当这个热气球接近柏林墙地域时，被东柏林地面警卫发现。三束探照灯直射黑色天幕，追踪监视着这个看来企图越境朝西柏林飘去的热气球。就在地面警卫朝这来历不明的巨大热气球开枪射击之前，热气球迅速高升，爬上了两千六百米高空，随后不知去向。这个热气球的吊蓝里，装着两个东德的家庭，大人小孩一共八口人。
他们在快速升高后，可能由于慌乱，失去了方向。当在空中飞行28分钟后，热气球安全降落地面。悄悄掀开覆盖了他们的巨大气球布，看看外围环境：丛林荒草，远近没有人烟。他们无法判断究竟是到了自己的目的地西德，还是不过在空中转了一个圈，仍在东德境内。或者，已经非法进入了其他国家的土地。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们既非科学家又非运动员，虽然对气体动力学一无所知，但自从萌生了用热气球逃出东德的想法，就开始白手起家。买来了有关的书籍，从头学习有关原理。买来大量的纺织品，利用自己研制的相关设备一次次实验将要充当气球外体的布的质量。气象学要掌握、操作要掌握，材料学、工程学、物理、化学、力学等等知识都需要。后来，那个奇迹终于悄悄地在这一对普通东德人家的房顶下诞生了。在那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夜，那个欧洲最大的热气球载着两家人的希望和梦想，升上了东德阴霾的天空。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出境前被打落坠地、被逮捕入狱，出境后落入海中或落在人家房顶，落在城市中心等等，无论什么意外事故发生，好歹总要面对一个结局。他们就是没想到，什么意外也没发生，但当气球安全着陆时，竟是真相不明，无人理睬，没有下文。两对年轻的父母，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闷在气球巨大的布面下，把未来的结局想设想了一遍又一遍：走出这泄了气的热气球，要么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要么向其他什么国家的政府投案自首，要么在西德安居乐业，重获新生。想想为这次逃亡而长久地呕心沥血，看看四个无辜的孩子，他们无法承受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的命运，不敢走出气球；或者他们干脆把命运交给了上帝，听天由命。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祈祷。降落整整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他们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的领土”。
1987年6月12日清晨，美国总统里根抵达柏林，此时这座城市正在庆贺其750岁诞辰。在将东西柏林割裂20余年的分界线——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里根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演讲稿由秘书起草，听者主要是正意欲与美国缔结友好关系的对象——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有届时在场的2万名听众。
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里根呼吁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这一言辞遭到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会以此向戈氏提出质疑。那天下午，不到2时，里根走上讲台。因为担心会有恐怖袭击，里根身后放置了两块巨大的防弹玻璃。
里根总统说出了以下这段震撼世界的话：“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要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到这扇门来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
1987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柏林，从德国国会大厦的阳台上观看柏林墙。篇二：柏林墙 柏林墙 柏林墙（德语：berliner mauer）是德国分裂期间东德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筑的边防系统，以将其与东德领土分割开来。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最初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东德政府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德语：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或“强化边境”（德语：befestigte staatsgrenze），其目的是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德国首都柏林被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柏林墙的建立是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之间冲突导致的，它是二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也成为了分割东西欧的铁幕的一个象征。柏林墙修筑前，约有250万东德居民逃离东德，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西柏林前往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柏林墙修建后在1961至1989年间这类逃亡被大幅限制下来，约有5000人在此期间尝试翻越柏林墙。1960年起东德边防军将其视为非法越境并向越境者开枪射击，1982年《开枪射击令》（schie?befehl）下达后被合法化。据截止2009年的统计，死亡人数约在136至245人之间，确切数目则不得而知。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动，邻国波兰和匈牙利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数周的抗议活动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西德以及西柏林，当晚柏林墙因故在东德居民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随后数周中欣喜的人群凿下柏林墙作为纪念品，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为结束统一社会党专政以及两德统一铺平了道路，一年后的1990年10月3日两德最终统一。历史意义
柏林墙的倒塌，给联邦德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给民主德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并使民主德国的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
柏林墙的倒塌，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使世界经济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德国的统一，是东欧剧变的一部分，也推动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不能否定柏林围墙倒塌的正面意义，但更应为二十多年来所付代价作反思。苏联集团解体诚是历史跃进，但若世界思维仍停在“敌消我长”这种战略利益窠臼中，那么历史跃进的意义会被抵消。
1989年11月9日，作为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主要象征，柏林围墙被拆毁。柏林围墙的建造始于1961年，它的兴建与倒塌都标志着近代历史的重大变化。它的兴建意味着二战之后东西对峙的冷战时代达到巅峰。苏联东欧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运动，到柏林墙倒塌的第2年，即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而整个苏联也在1991年12月25日正式解体。
因此柏林墙倒塌，乃是欧洲及世界史的里程碑事件。它淘汰掉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些专制封闭的政治形式，让全球统一进了以自由化、民主化和市场化为主导的新秩序中。名人评述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约翰·肯尼迪（1963年6月26日）“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 ——约翰·肯尼迪 “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罗纳德·里根（1987年6月12日）
“柏林墙的倒塌是对暴政的谴责。”——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感谢柏林人在这个陷入困境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非洲人还处于饥饿中，津巴布韦人留着眼泪在哭泣。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不必永远忍受。”——戈登·布朗
“这个纪念活动是号召大家反对压迫，拆除仍然分裂世界的所有围墙。这些围墙将城市、地区和国家分离。”——尼古拉·萨科齐
“对抗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独特的、新的、更好的世界。”——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篇三：09年奥巴马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演讲稿 中英对照版 奥巴马在中美战略对话中的演讲稿全文
below are the full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and released by the white house: 总统先生：谢谢。各位早上好。我很荣幸地欢迎大家来到中美战略性经济对话的首场会议。本场会议是中美两国建立积极建设性的综合关系不必可少的一步。胡锦涛主席也支持以持续的对话促进两国的共同利益的达成，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president hu and i both felt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get our relationship off to a good start.of course, as a new president and also as a basketball fan, i have learned from the words of yao ming, who said, no matter whether you are new or an old team member, you need time to adjust to one another.well, through the constructive meetings that weve already had, and through this dialogue, im confident that we will meet yaos standard.胡主席和我都认为，一个好的开头，对于两国关系有着重要作用。当然，作为一位新当选的总统，我也是一名篮球迷，我从姚明的一句话中有所得益。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无论你在球队多久，你都需要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磨合。”。通过本次对话及两国以往多次的富有建设性的会议，我有信心，我们是能够达到姚明这句话所蕴含的含义。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参与本次对话的各位杰出的美国及中国的领导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及蒂姆·加斯内是我最亲密的两位顾问，他们对于如何与中国进行合作具有丰富的经验。我知道，他们能胜任与中方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先生与副主席王岐山先生进行良好沟通。谢谢你们的到来。
today, we meet in a building that speaks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century.it houses a national memorial to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a man who held office when the 20th century was still young。and americas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was emerging.it is named for ronald reagan, a man who came of age during two world wars, and whose presidency helped usher in a new era of history.and it holds a piece of the berlin wall, a decades-long symbol of division that was finally torn down, unleashing a rising tide of globalization that continues to shape our world.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一建筑物代表着上一世纪的历史。这里有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国家纪念碑。他在20世纪初期就任总统，当时美国在国际的领导方兴未艾。这里是以罗纳德·里根命名的。里根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他的总统就任引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数十年前，柏林墙作为国家分裂的标志并最终被推翻，而这一总统就任执起了柏林墙的砖瓦，让全球化的理念光芒四射，并持续地塑造我们的世界。we cant predict with certainty what the future will bring, but we can be certain about the issues that will define our times.and we also know th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shape the 21st century, which makes it as important as any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that really must underpin our partnership.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together we bear.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将为我们带来什么，但我们可以确定哪些问题将对我们的时代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中美两国的关系将构建21世纪，这和世界上所有的双边关系都同等重要。这必将对我们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we can learn from our past--for history shows us that both our nations benefit from engagement that is grounded in mutual interest and mutual respect.during my time in office, we will mark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nixons trip to china.at that time, the world wa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is today.america had fought three wars in east asia in just 30 years, and the cold war was in a stalemate.chinas economy was cut off from the world, and a huge percent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lived in extreme poverty.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两国的利益产生的基础是互惠互重。在我就任期间，我们会经历尼克松总统访华40周年纪念。当时，世界的面貌和现在大不相同。在30年间，美国在东亚就进行了三次战争，而当时大量的中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
那个时候，中美两国的对话的焦点是狭窄的，那是我们共同的竞争对手苏联。而今天，我们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反映着两国人民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两国的联合关系比疏离关系的时间要长。两国人民在多个方面相互合作。我相信，我们必将在我们时代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稳步前进。
my confidence is roo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are mutual interests.if we advance those interests through cooperation, our people will benefit a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off--because our ability to partner with each other is a prerequisite for progress on many of the most p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时我的信息来源。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促进这些利益，我们的人民将受惠，世界也讲变得更美好。原因是我们相互合作的能力是迎接大量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的前提。
让我提出其中的几点。第一，我们可以再持续的经济复苏中进行合作，一促进我们双方的利益。当前的危机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两国的国内决策影响着全球经济。不仅在纽约和西雅图如此，上海和深圳也不例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需保湿坚固的双边及多边协作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必先摒弃激进的行为而采取合作，从而挽回增长、防止进一步衰退及让人民免于失业的其中一个例子。going forward, we can deepen this cooperation.we can promote financial stability through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regulatory reform.we can pursue trade that is free and fair, and seek to conclude an ambitious and balanced doha round agreement.we can updat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o that growing economies like china play a greater role that matches their greater responsibility.and as americans save more and chinese are able to spend more, we can put growth on a more sustainable foundation--because just as china has benefited from substantial investment and profitable exports, china can also be an enormous market for american goods.进一步来讲，我们可以深化这一合作。我们可以通过加大透明度及有序的改革促进金融稳定。我们可以尽行自由而公平的贸易，寻求一个具有抱负的平衡的多哈回合协议。我们可以更新国际惯例，使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可以发挥能够与他们能力相配的更大的作用。随着美国的储蓄增加以及中国的消费能力提高，我们可以将增长放在一个更加持续的基础上，原因是中国得益于持续的投资与有利可图的出口，那么她也可以成为美国商品的巨大市场。
第二，我们可以共同合作，以促进我们在洁净、安全、及繁荣的能源未来中的双方利益。中美是世界两大能源消耗国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国。我们坦率地认识到，如果如果我们不进行合作，而越来越依靠别的国家供给石油，我们是无法得益的，我们人民也无法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劫难。常识让我们通力合作。
both of our countries are taking steps to transform our energy economies.together we can chart a low carbon recovery;we can expand joint efforts 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clean and efficient use of energy;and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forge a global response at the climatechang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and beyond.and the best way to foster the innovation that can increase ou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s to keep our markets open to new ideas, new exchanges, and new sources of energy.我们两国都在采取措施对能源经济进行改革。如果联手，我们可以跟踪大量的碳资源恢复，我们可以在研发方面扩大合作，促进能源的洁净及有效使用，我们可以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以及会议以外共同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回应。而保证我们的安全与繁荣革新的最佳方法是让我们的市场接纳新的设想、新的交流以及新的能源来源。
third, we can cooperate to advance our mutual interests in stopp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make no mistake: the more nations acquire these weapon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they will be used.neither america nor china has an interest in a terrorist acquiring a bomb, or a nuclear arms race breaking out in east asia.that is why we must continue our collaboration to achieve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make it clear to north korea that the path to security and respect can be traveled if they meet their obligations.and that is why we must also be united in preventing iran from acquir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urg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to live up to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第三，我们可以在截至核武器扩散这一问题进行合作，以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请不要误会：越多国家获得这些武器，这些武器越有可能被使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会对一个获得炸弹的恐怖份子或东亚核武竞赛产生兴趣。这就是我们必需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让北韩知道，实现安全和被尊重的前提是他们尽了自己的义务。而这正是我们必需联合起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原因，也是敦促伊斯兰共和国遵守国际义务的理由。
篇3：奥巴马就职演讲的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旨在把语言和语言使用与其意识形态意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分析。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客观的传播媒介, 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现实, 也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 (The N ews Journal, 2003) 因此, 批评性话语分析本质上是对语篇特别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进行的一种社会分析, 以提高读者对语言的敏感程度, 使他们认识到语言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促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 (critical reading) , 增强他们对大众语篇的反控制意识。
批评话语分析要求把语言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系统, 因此,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然成了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 (辛斌, 2005) 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 黄国文 (2001) 认为, 我们在分析语篇时完全可以用这种理论进行指导。Halliday将语言所能完成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功能抽象概括为三大语言元功能, 即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 、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和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 (徐珺, 2005) 。概念功能, 指语言用于表达说话者的内部经验, 世界及其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功能, 主要由及物 (transitivity) 系统来实现 (王冬梅, 2008) 。人际功能, 是指能表达作者 (讲话者) 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以及他 (她) 对事物的推断的功能, 它直接与态度、观点等相关, 是一条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另外, 在语篇上, 名词化的过程隐藏了参与者和情态的成分, 减少了行为成分, 使客观性更强。修辞的应用也是政治演讲文本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仅保证了政治演讲的流畅与生动, 还增加了文本的说服力。
本文将从及物性、人称代词的选择、情态系统, 语篇的修辞等方面, 对奥巴马就职演讲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是如何利用语言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劝说美国的民众接受其宣扬的意识形态的。
2 奥巴马诺贝尔和平奖演讲分析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11月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 当选第56届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本文以他的就职演说为语料, 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 根据语篇的具体特征, 选择性地分析及物性, 情态系统, 人称代词以及语篇修辞特点。
2.1 及物性
及物性 (transitivity) 是概念功能的一部分, 是以交代各种过程及其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来反映语言的概念功能, 其中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是最常见的三种表示概念功能的过程。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 它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 (actor) 和“目标” (goal) ;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 (sensing) 的心理活动的过程, 一般有两个参与者:心理活动的主体“感觉者” (senser) 和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 (phenomenon) ;关系过程是指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任何关系的过程, 可分为“归属性关系过程” (attributive) 和“限定性关系过程” (descriptive) , 前者对事物进行描写, 后者对事物进行限定。
在演讲中, 奥巴马主要采用了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这两种及物性系统。在谈及如何重建美国经济和政治霸主的地位时, 奥巴马选择了对行为进行描述的物质过程:
(1) On this day, we come to proclaim an end to the petty grievances and false promises, the recriminations and worn out dogmas, that for far too long have strangled our politics.
(2) Starting today, we must pick ourselves up, dust ourselves off, and begin again the work of remaking America.以上各句中的动词, “proclaim”, “pick”, “dust”, “begin”属于物质动词, 表明了奥巴马的决心, 并表明他将和美国民众一起, 改善美国现有的政治管理制度, 重拾信心, 共建全新美国。而及物性系统中的关系过程是进行评价或判断最直接的方式 (Hodge & Kress, 1979) , 如以下各句中由系动词连接名词词组或形容词形成的关系过程。
(3) Today I say to you tha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real. They are serious and they are many. They will not be met easily or in a short span of time.
(4) Less measurable but no less profound is a sapping of confidence across our land-a nagging fear that America's decline is inevitable, and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must lower its sights.
第三句中的“real”, “serious”, “many”是对于美国现在所面临的“challenges”的限定。第四句中的“sapping”, “nagging”则描述了美国民众所面临的信仰危机, 表明了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关系过程中一般现在时的使用增强了评价和界定的客观性。奥巴马选用这种概念过程和时态, 是想证明自己所言是普遍认可的事实, 并没有夹杂着个人的主观因素。从而, 让听众认识到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严峻的。
2.2 情态系统
系统功能语言学 (Halliday, 1994 /2000) 认为,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 除了表达肯定和否定的两极之外, 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 即“中间状态”, 即“情态” (modality) 。情态是说话人对某个命题或提议的态度、看法, 表现了说话人的意愿或判断。全文共有单词2369个, 其中情态动词62个, 各种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如下:
但情态本身也有等级之分。情态量值分布最明显地体现在情态操作词上。通过对情态的高、中、低量值的区分, 可以看出说话者语气的轻重。当否定词在命题和情态之间转换时, 情态的高、低量值会发生逆转。要表达相对肯定的态度时采用的是高量值的情态词, 反之则使用低量值的情态词。情态词量值分布如下:
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 奥巴马这篇演讲中用得最多的是中情态词, 共23个, 占全文情态动词的37%;高情态词, 共8个, 占全文情态动词的13%;低情态词, 共31个, 占全文情态动词的50%。这是就职演讲, 奥巴马不必使用太过激烈的情态, 只要表明自己的理念, 指出以后努力的方向。中, 低情态词的使用可以使自己的主张不带有强制的色彩, 使信息更容易被听众所接受, 从而增加了信息被听众认可的机会, 也可以避免遭受听众的批评和挑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情态动词中, will又是演讲稿中用得最多的, 有19个之多, 占所有情态词的31%。will用于第一人称后表示决心。通过对will出现的语境的分析发现:will几乎都是刻画新总统对美国民众的承诺和未来工作的艰巨。这可以反映出奥巴马对前途所做出的主观判断, 以此来影响受众, 让他们感觉美国明天的任务很艰巨, 支持新总统的工作显得十分必要。低情态词中, 使用最多的是“can”。其大量使用使他在表达自己的执政决心和承诺时更加游刃有余。但奥巴马在这篇演讲中也使用了高情态动词“must”8次, 表示他的主观取向, 强调了美国可以而且必须取得成功, 以此来迎合美国民众的心理, 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同时, “must”也传达出一种强制的态度, 这样总统话语权的权威化也表现得更加清楚了。
2.3 人称代词
语篇的人际元功能关注的是篇章作者和篇章意图中的读者的互动关系, 即说话人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态度, 并影响听者的态度和行为。如对何人使用何种称谓, 体现着作者 (讲话者) 的态度。情态是人际功能的体现形式之一, 主观情态反映话语生成者与陈述的亲近性, 而客观情态则模糊了个体与团体的观点。在英语里, 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 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直接、间接引语都可表达情态意义 (辛斌, 2005) 。政治家在演讲中非常善于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调节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Maitland & Wilson, 1987) 。本文着重分析人际功能中的人称代词在奥巴马就职演讲中的使用。
人称代词在英语政治语篇中的应用很广泛。Beard (参见The News Journal, 2003) 指出, 政治家和他们的撰稿人对演讲中使用什么代词颇费脑汁;他们自己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成功后他们愿意和同事分担多大的责任;他们有多大把握相信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以及失败后他们自己准备承担多少责任。这些功能都要靠代词来实现。获胜演讲中使用的人称代词如下:
分析演讲稿我们不难发现, 在描述未来执政路上的艰难和总统的承诺的时候, 其大量使用“we” (共计61次) , “us” (22次) , “our” (67次) , “you”/“your” (共15次) , 使受众感觉到自己就是那个“you”, 不自觉地和新总统开始对话, 使受众更能体会未来的艰辛, 也增加了受众的主人翁意识, 受众和总统间的距离不自觉拉近了。奥巴马通过“we”与“I”的成功置换, 达到了“前面的路还很长很艰辛, 我需要你们的参与”的效果, 从而树立了一个锐意改革, 人民至上的新一代美国领导人形象。
2.4 修辞
“演讲者借助修辞获得支持, 最终获得政治权威 (political power) ” (郭秀梅, 1984) 。这里, “说服”将修辞与政治连在了一起, 因为政治语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因此, 演讲辞中的修辞功能不可忽视。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中, 最常见的修辞形式就是排比:
(1) For us, they packed up their few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traveled across oceans in search of a new life. For us, they toiled in sweatshops and settled the west; endured the lash of the whip and plowed the hard earth. For us, they fought and died, in places like Concord and Gettysburg; Normandy and Khe Sahn. (为了我们, 先辈们带着微薄的细软, 横渡大洋, 寻找新生活;为了我们, 先辈们忍辱负重, 用血汗浇铸工厂;为了我们, 先辈们在荒芜的西部大地辛勤耕作, 定居他乡;为了我们, 先辈们奔赴 (独立战争中的) 康科德城和葛底斯堡、 (二战中的) 诺曼底、 (越战中的) Khe Sahn, 他们征战、死去。)
(2) Our workers are no less productive than when this crisis began. Our minds are no less inventive, our goods and services no less needed than they were last week or last month or last year. Our capacity remains undiminished. (同危机初露端倪之时相比, 美国人民的生产力依然旺盛;与上周、上个月或者去年相比, 我们的头脑依然富于创造力, 我们的商品和服务依然很有市场, 我们的实力不曾削弱。)
排比句的使用, 显得演讲结构紧凑。在表达对先烈的敬意时, 慷慨激昂, 在传达对美国社会, 对民众的信心的时候, 语气坚定有力掷地有声。
参考文献
[1]黄国文.功能语篇分析纵横谈[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12) :1-4.
[2]郭秀梅.实用英语修辞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3]王冬梅.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来源及主要方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8) .
篇4：奥巴马完胜演讲
我想感谢每一位亲身参与大选的美国人。无论这是你的第一次投票，又或是在队伍中等待了很久。顺便说一句，排队这个问题真是亟待解决。无论你是步行前往，还是拿起电话 ；无论你举的牌子上，写的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你的声音都会被听到，你也一样带来了改变。
另外，假如没有那位20年前同意嫁给我的女人，我今天也不可能站在这里。让我告诉所有人吧 ：米歇尔，我对你的爱，是如此深切。
我目睹着我之外的美国人都爱上了你，作为第一夫人的你，我对你的骄傲，也是如此深切。萨莎和玛利亚（注：奥巴马的两个女儿），就在我们的注视下，你们已经成长为两位坚强、智慧、美丽的年轻女士，就像你们的妈妈一样。我真得为你们骄傲。不过我还是要说，一条狗应该已经够了。
致政治史上最好的竞选团队和志愿者们：你们是最好的，最最好的。你们中有些人是新鲜加入，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共同进退，但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你会在一位半工半读的年轻活动现场组织者声音中，听到无比的坚定。他想让每个孩子都能有均等的机会；你会在一名志愿者声音中，听到她的自豪。她挨家挨户地告诉每一个人，她的哥哥终于有了工作，因为当地的汽车公司增加了一个轮班；你会在一位军嫂声音中听到她的爱国主义情怀。她深夜也不放下电话是为了要让每一位保家卫国的战士，都不用在回家后，却为一份工作、一片屋檐，苦苦求而不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些的原因。政治也可以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选举是重要的。它并不渺小，它是件大事，很重要的大事。
我们想要传承的，是一个安全并受全球尊敬与爱戴的国家。
我们想要传承的，是一个由世界最强军事力量保卫，拥有最好的军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自信前行的国家——走出战争的阴霾，塑造和平景象，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我们相信美国是一个慷慨大度的国家，一个悲天悯人的国家，更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国家。
我们的经济正在复苏，为期十年的战争已近尾声，一场漫长的竞选现已结束。
无论我是否赢得了你的选票，我都倾听了你的呼声，从你身上得到了教益，你使我成长为更优秀的总统。
带着你们的故事与挣扎，我回到白宫时，对面临的任务与未来，更为坚定，更有激情。
今晚，今晚你们把票投给了行动，而不是像以往投给了政治。你们选择了我们，是让我们关注你们的就业，而非我们自己的官位。
我今晚充满希望，因为我目睹了美国上下洋溢着的精神 ：
在宁愿扣自己薪水，也不愿裁掉邻里员工的家族企业中 ；
在宁愿自己少干些，也不愿让朋友失业的工人们身上 ；
在手脚伤残，却仍延长服役年限的士兵身上 ；
在海军陆战队员身上，他们无畏地冲上楼梯，冲进黑暗与危险，只因心知有人会照顾他们。
在新泽西与纽约的海岸上也可以见到，各党领袖、各级政府撇开分歧，共同帮助一个社区重建被可怕的风暴摧毁的家园。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非常自豪地以总统身份领导的国家。
我相信，我们能继续履行国父们的承诺——只要你踏实肯干，你是谁，从哪儿来，什么种族，爱哪里，都不重要。无论你是黑人、白人、西班牙裔、亚裔，还是印第安居民，无论你年轻与否、富有与否、健全与否、性取向如何，你都能在美国有所成就，只要你愿意努力。
我相信，我们可以共同把握这一未来。
将听者引向希望之巅
四年前，奥巴马的胜选演讲曾风靡一时，不仅在美国，在世界许多非英语国家被收入英语口语教材。在日本，一些店家将演讲录音作为店面的背景音播放，即使听不懂英语的人，也深爱奥巴马时而铿锵激越时而娓娓道来的语音语调。2012年11月6日，奥巴马在下届选举中获胜再次连任。看来这一次的胜选演讲，又是奥巴马对演讲界的一次贡献。职场中的你，如果能细心揣摩奥巴马的演讲精彩之处，效仿一二，一定能大有收益。
对于美国而言，总统胜选演讲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都很引人瞩目，很有影响力。作为精心准备的正式演讲，总统胜选演讲充分体现了总统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立场和政策，如何表达这样的立场和政策就是一个技巧。奥巴马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高手，虽然他也说了很多“套话”，但却以“自由”、“民主”、“复兴”这样的前景去召唤民众，他提出了“迎接美国最好的时代”，这正是美国人的兴奋点所在，他的语言也难怪现场听众们会热血沸腾。
成功的演讲，一定是靠感动听者心灵的核心内容去吸引人，总统演讲是要抓住选民的心，职场OL的演讲或发言是要抓住听者的心。如果你是对老板发言，那就把要说的事情放在公司发展的框架下，没有哪个老板不会对业务提升、公司壮大感兴趣。如果你是对同事们演讲，那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美好人生，一定是他们乐意听到的。如果你是与客户谈话，那么双方互惠共赢无疑会成为抓住他们耳朵的关键词。
完胜招式二：人文关怀温暖法
虽然是对全民进行的一个例行演讲，但奥巴马并没有假大空地一概用“人民”来概括，而是分别对不同的人群给予关注，他感谢“每一位投票的人”，感谢米歇尔和两个女儿，感谢他的副总统，感谢竞选团队和志愿者们，甚至感谢竞争对手罗姆尼。奥巴马的演讲还将这些人物生动地放进一幅幅画面中去，一位半工半读的年轻活动现场组织者，一位深夜还在打电话的军人妻子，一位在国旗下宣誓的新移民的女儿，芝加哥南部市井之中却能志存高远的男孩，北卡州家具工人的孩子，甚至还讲了一个白血病女孩的故事。在演讲的最后，奥巴马将这种人文关怀扩大到更大的群体：“只要你踏实肯干，你是谁，从哪儿来，什么种族，爱哪里，都不重要……你都能在美国有所成就，只要你愿意努力。我相信，我们可以共同把握这一未来。”由此将演讲推向高潮。
今天的职场演说，已经不是上学时队日活动的代表发言，理论和口号必然招致反感，只有真实的关于“人”的故事才最打动人心。你自己成长历程中的小故事，你所经历的拷问人品的瞬间，甚至是网络上看到的陌生人的经历，只要这些“人的故事”与你的演讲主题正相关，那就一定是最鲜活的“卖点”甚至“泪点”。
完胜招式三：亦讲亦演感动法
在美国，除了在某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如总统宣读国情咨文等重要文件，一般官员在面对民众演讲时都会尽量表现得轻松、幽默、富有亲和力。而相比之下，亚洲官员在公众面前则往往比较拘谨、不苟言笑。这无疑与东西方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差异有很大的关系。
或许一个格子间中的OL没有像奥巴马那样万众注目的演讲机会，但演讲这门“才艺”是对职场生涯有诸多好处的。小到部门会议的讨论，大到公司会议的发言，甚至是某种场合下的讲座，现实就是如此，只有那些敢说、敢问、敢答、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会成为“白骨精”。 演讲时结合自己的风趣、幽默的特点来提高大家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发言让大家昏昏欲睡，有的人发言满场喝彩的原因。
完胜招式四：演讲中的表演艺术
奥巴马的语音、语调、表情、手势等等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演讲绝不只是一个发言，而是全方位的“表演”。在声音方面，响亮浑厚的中低音比较受人欢迎，当然这是美国一个研究机构发布的信息，研究人员发现，政客们在竞选演讲时更愿意放低声音，低沉的声音更容易赢得选民。奥巴马的声音正是这样，同时加入了抑扬顿挫，甚至是重音的处理，比如“致政治史上最好的竞选团队和志愿者们：你们是最好的，最最好的。”这里的“最最好”，既有口语化的亲近，又让演讲很有节奏感，是个非常好的发挥。
时刻改变自己的情绪，微笑、严肃、深情的投入，都是职场演讲时的技巧。或许职场演讲时不需要太哗众取宠的表演，但是“扑克脸”也要不得。
完胜招式五：掌握节奏感
奥巴马在演讲的停顿与节奏上，掌握得非常好。停顿在演讲中经常出现，常用来暗示演讲者的思索和演讲过程，虽然实际上演讲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是停顿也起到意思转折和不断提请听众注意的作用，是演讲表达中极为重要的技巧。奥巴马在演讲中运用的停顿包括：语法停顿、逻辑停顿、心理停顿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篇5：奥巴马柏林演讲
〔德〕J?H?冯?基尔希曼著,赵阳译
原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比较法研究》编者提按：法学的价值何在，其科学性如何?此问题在现今我国的法学界并不是个问题，即使在德国法律界，也没有人像基尔希曼这样径直地对法律的科学性予以否定。基尔希曼指出法学作为科学的无价值性的理由是：第一，他以亚里士多德的对象依时空不可变性为科学分划标准，而不是以其为科学分类之准则，否认法学的科学品质，因之将法学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第二，法学对社会生活及现实之无价值。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的变动性、价值选择性，僵化、抽象、武断的实在法使自然法、法学陷入窘境，法学忽视对自然法的考察，仅专注于实在法的谬误和缺陷，却无可靠手段使人们更易于理解法律、减轻法律发展所带来的痛苦与负担。此文冒学界之大不韪，虽有偏颇之处，却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拉伦茨曾以《论作为科学之法学的不可缺少性》一文予以回应。本刊谨投他山之石于我国法学界，以期有助于学界对法学的自我反思和深入研究。
序言
众多朋友的愿望直接促使我将下面的文字付梓。而我本人也非常情愿这样做，因为这是消弭误会与曲解的最佳方式，而以不寻常的念头为题做口头报告是难免招致误会和曲解的。
相信读者会原谅这篇文字所保留的演说风格，对一篇口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发挥的报告而言，这是不能缺少也无法避免的。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很容易引起这样的揣测：好像我只是在搬弄辛辣的词句，对深奥的真理却并不关心。
对于这样的先入之见我必须加以反驳。玩文字游戏如果玩得巧妙或许也不失为对听众的酬劳并且还给人以消遣，但是我不能不考虑这个学会的性质以及它的成员的严肃态度，因而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的论题。
因此我要事先声明：我在这里讲述的一切都是我的真实信念，即使我并未掌握真理，我至少也是在追求真理。
对于我提出的这个论题可以有两种理解。“法学作为科学的无价值性”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法学尽管是一门科学，却不像其他科学那样能够并且应当对现实以及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不符合“科学”一词的真正定义。
这种含义上的模棱两可不知不觉就溜进了我的论题，而我却并不打算加以澄清，因为我所要阐述的恰恰是这两重含义。
然而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是非同寻常的。尽管法学的神圣和高贵并未被动摇，依然得到普遍的认可，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总遇到一些足以使人对这一公理产生疑问和顾虑的现象。哪个从事法律实务的人从来也没有深刻感受到他的职业的空虚和不足？ 哪个学科的文献中会像法学著述一样除去好作品之外还能找到这么多精神贫乏、索然无味的读物？ 圣洁的郁丝蒂蒂娅[i]至今还是人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就连受过教育的人，而且即使是在他有理的时候，也害怕落到她手里，因为他面对那套繁文缛节根本就理不出头绪。法律浩如烟海，漏洞却依旧多如牛毛!官僚队伍如此庞大，司法效率却依然低下!那么多饱学之士费了那么多精力去研究，而理论和实践中依然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一个以实现正义为终极目标的国家，在个案中运用法律却要付出沉重代价![ii]
即使是法学界人士中的佼佼者，由于习惯的麻醉力，也会对上述现象很快地视而不见。而当一个外行人想发表意见时，别人又会傲慢地驳斥他，说他根本不懂行。但是上述现象如此顽固地存在着，从而非常确切地表明，在它们背后有着深刻的不协调；同时这些现象又是如此事关重大，因而努力探求其深层次原因的举动理应引起尊敬的听众们的兴趣。
法学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也有它的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独立、自由地存在着，既不依赖于其他事物，也不论是否存在一门关于它的学科以及这门学科是否真正认识了它。这个研究对象就是法律，就是在一个民族中生存着并且由每个人在各自的范围内实现着的法律，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自然法”。同样的情形在其他所有学科中都存在：大自然是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花开花落，生命不息，无论生理学是否已经认识到生命的本质和力量。人的精神世界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思维活动则属于逻辑学的范畴。人们感受的、思考的东西在这些学科创立之前和之后并无二致。数学也并没有一个由它自行创造的研究对象，空间与数字的关系虽然抽象，但它们也是从现实中归纳而来，毕达哥拉斯定理所阐述的内容早就存在于现实中，毕达哥拉斯只不过是发现了它而已。就连哲学也有实实在在、绝对并且永恒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深入地探究它。
虽然晚近的哲学曾试图消除这种研究对象和学科本身之间的对立，但是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些。
即使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也只能在他们构建的思想体系的顶端维持存在与认识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仍旧是假想的，一旦这个体系进一步发展，对立又会呈现出来。事物的本质总是客观的存在，即使它不被称为“本质”，而被称为“另类概念”。
那么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或者说得具体些，就是千姿百态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财产关系、契约关系、继承关系以及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法律独立于法学而自我存在，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定律，尽管人们经常试图怀疑乃至限制这个定律，然而只需略加思索，就足以毫无疑问地阐明它的正确性。一个民族的确可以没有法学，但却一天也不能没有法律，在人们想到并且着手创立法学之前，法律一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在古希腊，无论社会的公共生活还是人们的家庭生活都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而那时的法学却非常稚嫩；古罗马共和制结束以前的历史以及中世纪日耳曼、拉丁各民族直到注释法学派出现以前的历史亦无不如此。
法律和其他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一个区别或许会引起疑问，这个区别在于认识的因素：这一因素已经包含于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之中。
这个区别的存在是完全正常的。一个民族即使没有法学也会对它的法律有一个认识，而仅仅有这样一个认识尚不足以构成一门学科。这种认识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存在于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中，它只是一种针对个案的法律认识。尽管这种认识也有其抽象的原则，有自己的语汇，但这些东西很难被赋予科学的意义，对这些原则的运用也是随心所欲的，起决定作用的仍旧是个案的特殊性而不是什么一般原理。在这方面，语言学是一个极其相似的例子，它的研究对象中同样包含了认识的因素。人们在讲话时能够非常正确地运用各种格和时态，但是对于语言的科学--语法，却往往是只知道这个名词而已。
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法学的任务也是理解它的研究对象，找出其中的法则，创造出概念，厘清不同现象之间的渊源关系和相互关联，最终将这些认识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体系。我的论题于是就转化为这样的问题：法学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 特别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法学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它是走在了其他学科的前面还是落后于其他学科？
本来我们应当认为，上面所提到的、包含于法学研究对象之中的认识的因素肯定会将法学置于一个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大大有利的地位，然而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却恰恰相反。古希腊人在其他所有学科中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唯独在法学领域--除了公法以外--却无甚建树。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的法学家们在刑法和私法领域做的本来是“补课”工作，而那时的法学却由于他们的工作而领先于其他学科。中世纪时人们仍然能够依赖于罗马法学家的工作成果，因而这种情形得以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自培根的时代以来，情况完全变了样。观察的原则、以实证代替空想的原则--古罗马经典作家在法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从根本上说亦归功于此--现在已被其他学科所接受，而这种新方法很快便带来了奇迹般的结果。新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在过去，上一个世纪的人通过不着边际的空想误认为已经确立的东西，到了下一个世纪会被并不更加高明的空想所推翻，现在则一切都有了牢固的根基，前一个世纪人们的工作成果和发现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仍然是学科继续构建的基础，从而使得一门学科发展到惊人的高度。然而法学自从培根时代以来却至少是停滞不前了；它的原则、概念并没有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述；分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即使人们通过最为艰苦的研究工作而确信已经获得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可是不消十年，争执又会重新开始。居雅斯、多奈鲁斯、霍特曼以及杜阿莱努斯[iii]等人的作品迄今仍被视为楷模，当代的人并未创造出更好的东西，对这一点就连法学界的泰斗也不得不承认。
然而我并不想以这种肤浅的观察来打发我的任务。为我的论题求证的最直接方式莫过于先给出一个“科学”的一般定义，然后将法学领域的成就与之相对照以找出其中的差别。但这种方法本身有着极高的难度，并且在我有限的演讲时间内也是无法付诸实施的；此外，即使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恐怕仍然难免流于肤浅，而不能揭示差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我打算走另外一条路。假如我关于法学无价值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我首先要澄清一点：这种无价值并不能归责于那些从事法学工作的人。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某一段时间内某个学科的落后责任在于当时的从业者；然而却不可能让从业者为一个学科所存在的几千年时间负责，这有违人类智慧的本质，而这种智慧不论被用于什么对象，都是同样有力。那么当我们假设法学真的落后于其他学科时，这其中的原因也只能到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去寻找，到那种内在于研究对象之中、阻碍着人们在这一领域的智力活动的神秘力量中去寻找。因此，研究我的论题的更为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从比较法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入手。这种研究方法如果行得通，可以带来双重好处：一方面可以为论点本身找到论据；另一方面则可以让人洞悉论点的成因。
现在就让我们来运用这种比较的方法，我们会看到很多为法律所固有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的因素，正是这些非常确定的因素把法律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别开来。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特征就是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自然法的可变性。日月星辰在今天同几千年以前一样闪耀；现在的玫瑰花盛开时和伊甸园里的玫瑰没有区别；然而法律已经不同于以前了。婚姻、家庭、国家和财产都已经经历了异常多样的形态。这种题材的可变性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人们习惯于认为这种发展是一种优点，甚至不管这一运动的内容和方向如何，都把它提升到法律的本质的高度。这样的主张至少是很引人注目的；人类从一开始就被赐予了最优越的肌体，从而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有利地位；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能再幸运些，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同时得到与之相应的最优越的法律制度呢？ 如果各个民族都要为了获得热切期盼的东西而不得不经历数百年的奋斗、痛苦和折磨，这里还有什么优势和幸运可言呢？ 但是这些疑虑不是这里要谈的话题，我们只要知道法律是向前发展的，这就足够了，至于这发展所带来的是优点还是缺陷，并不重要。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仅仅是：研究对象自身的变迁对于学科来说有什么影响？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确凿无疑，那就是这种影响是相当不利的。真理总是逐步走向成熟的，这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本性使然。每一门科学都会在各种各样的错误中走许多弯路，它的定理、法则只能是其从业者们数百年共同努力的结晶。对于其他学科而言，这种渐进本身并不会带来损害，地球今天围着太阳转，几千年前也是如此；树木的生长、动物的生存也都同普林尼[iv]的时代没什么两样。即使有关这些自然现象的本质和力量的法则是人们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才发现的，但这些法则本身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如一地存在着。然而法学则情况不同。当法学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终于为它的某个分支找到了正确的概念和法则时，那个研究对象自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学这个学科在不断的发展中总是落伍，永远追不上现实。这就像一个茫茫大漠中的徒步旅行者，眼前总能看到草木葱郁的花园、波光粼粼的湖水，可当他跋涉了一整天，天色已晚时，他发现那些东西距离他仍像早晨时一样遥远。自歌德的时代以来，人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以求改善，可是梅菲斯特[v]的嘲讽今天还是没有过时。古希腊的国家已经消亡了，其制度方为人们所认识；关于罗马法中各项严谨制度的学科真正构建完成时，这些制度已经被万民法所取代；直到拿破仑把德意志帝国宪制的最后一丝痕迹抹去，人们才了解到它的精髓和优越性。这是法学罹?的第一个重症，而这个病灶又引发出阻碍法学前进的诸多后果。
后果之一就是：法学自身成了法律向前发展的绊脚石。留在装置齐全而且已经住惯了的老宅子里多惬意，谁愿意频繁地搬动，没完没了地重新安顿、重新适应？ 所以法学即使对法律的发展做出让步时，也摆脱不掉一个顽固的倾向，就是试图按照已经过时的条条框框来构建现今的制度。
古罗马的法学家们就已经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他们搞出来的可用之诉以及准侵权、准契约、准占有，还有他们“照葫芦画瓢”地按早先严格时期的模式设计后来的各项自由的制度，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德国法学家们做得就更糟。德国法中的名誉、父权、役权、等级关系等等均被武断地归纳到了罗马法的概念之中，可它们与罗马法的那些概念除了名称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言，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之间充满了矛盾，这是由于对德国法中的各种制度缺乏一个自由、科学的理解，因而人们除了古为今用地硬套罗马法的制度外，根本不知从何处着手。尽管德国法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现在被很普遍地指为谬误，然而这样一个延续了几百年并且被所有的人坚持的谬误却证明，诱使人们犯这个错误的原因一定存在于事物的本身。
对罗马法学家而言，同样的研究方法至今仍被奉为圭臬。法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最正确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对任何一个新事物不带一丝先入之见地深入探究，从而由事物本身归纳出新的概念和法则。不能因为某一种法律制度在其他制度之后出现，就认为它是由其他制度衍生而来。罗马建国初期的私法显然是最糟糕的专制政体的产物，这种专制则是由贵族和僧侣凌驾于民众之上加以实施，僵硬的形式和程式阻碍着人们的交易往来和法律追诉；就连在哪些日子可以进行法律追诉对于民众来说也是不得而知的。私法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地从这一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而罗马法学家们则逆这一潮流而动，顽固地拘泥于陈旧的、不自由的各项制度并且按照它们来设计以后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在罗马法的整个体系中始终贯穿着矛盾和冲突，贯穿着僵化的形式与变动的现实之间、严苛的文字与不受之约束的公正理念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这个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固有的特征中产生的危险已经一再地把法学引入歧途，使它一味关注过去的法律，对于现实的法律却完全视而不见，很自负地把现实的法律推给那些受到轻视的实务工作者。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无法涉足的领域里经营自己的事业，而这个领域中博学的光辉最为耀眼，并且可以保证，即使最颠倒是非的结论也不会被正常的人类理性所推翻，这是多么诱人的事啊！历史法学派对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佐证，几乎没有哪一个该学派的权威能遵循一条中间路线。
无论如何，法学研究对象的变动性使得法学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就是对过去的研究。然而只有现实才是合理的。过去已经死亡；它的存在价值只是作为理解和掌握现实的手段。既然研究对象的本质要求人们走这条弯路、透过这层模糊不清的玻璃去观察，那么法学也就别无选择，然而这对于法学来说决非幸事。要是法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直面现实，情况会好得多。“过去”这个包袱消耗掉了很大一部分最精华的力量。更为糟糕的是，已经消亡的法律的原始资料贫乏得可怜。人们通过几个世纪的勤勉探索建立起来的体系，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一张新出土的羊皮纸文献彻底摧毁。类似的情形只有语言学中存在，它的研究对象也是在不断变化；但尽管如此，语言学肯定也比法学境况强多了，因为关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过去，有至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以供研究。
继续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法学研究对象的另外一个特征：法律不单纯是一种认识，它同时还是一种感受，它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这种附加物的。光到底是以太[vi]的波动还是粒子的直线运动？理性和智力是一回事还是有所区别？四次的代数方程式能否直接求解？这些问题虽然都很有趣，但在这里人的感情并没有事先决定什么，任何答案都同样受欢迎，只要它是真理。法学则不然，人们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掺杂了多少私愤、狂热和派系之争！一切公法上的问题都贯穿着这些东西：要不要宪法？新闻自由还是报刊审查？两院制还是一院制？该不该解放犹太人？肉刑要不要保留？只要一提到这些问题，人们就会变得情绪激动。私法领域同样如此：基督徒可不可以和犹太教徒通婚？离婚的理由应该包括些什么？长子继承权是否允许？猎物可否赎回？几乎在法律的任何领域，科学的探讨开始之前，情感就已经选择了答案。
对于法律的这一特征不应视之为瑕疵，恰恰相反，它或许正是法律的最高价值所在。而我所要探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样一个特征是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便利还是制造了麻烦。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法学研究只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困难。情感从来就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它取决于教育、习惯、职业、禀性等等，总而言之是一种偶然。在一个民族中令人愤慨的东西，到了另一个民族可能让人愉快。人们如果不希望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一再误入歧途，那么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能受制于这种草率的先入之见。然而在法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意识最清醒的人也不能从教育和习惯的有力影响中完全解脱出来，其后果则随处可见，任何日常的问题最终都演变成派系的问题，不带成见地探求真理的人根本找不到。学术大师们要么对问题不屑一顾，要么--当他们关注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成了某个派系的一员。即使有人找到了真理，真理的声音也会被激情所湮没。因而在法学领域，只有当时间的流逝让人重新冷静下来后，才有可能用科学的态度自由地去发现真理，可是这样一来通常又太晚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学同自然科学的差别有多大。在自然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和睦，是平静的协作，一个人所发现的东西，其他人会心怀感激地加以接受，大家共同来建设一项事业；即使有时产生激情，这种激情也仅仅是由于虚荣，而不是植根于研究对象本身，因此它也会很快地消失。
我在这里要提到一种独特的制度，就是报刊审查。这个制度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恰恰是法律和情感的不分，仅仅因为这一点，尽管有那么多科学的证据表明这一制度应该废除，可它还是存在着。对已经被认可的旧习俗以及被视为神圣的现行法律的攻击激怒了人们的情感。权力会用外在的武器来捍卫它的观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法学--并且也只有法学--就这样被套上了新的枷锁，而自然科学以及任何其他科学都始终保有一个优越性，即它们可以自我保护。尽管也有人认为，对法律同样应该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只是不能让民众通晓法律，可这无异于对一个建筑师说：“你可以设计、绘制房子，只是不准盖房子。”
对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比较又引出了法律的另一个特征，其后果远比到目前为止所谈到的更为严重。这就是实在法的制定，这是一种存在和认识的混合体，它强行挤到了法律和法学之间，并且对两者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任何学科都有其法则，而确立这些法则又是每一门学科的最高目标。另一方面，任何学科在任何时候除了正确的法则外又都会有错误的法则。然而这些法则本身的谬误却不会对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影响：例如地球始终都在围绕着太阳转，尽管托勒密提出了一个恰恰相反的定理；[vii]人的精神始终是一体的，尽管沃尔夫和康德把它分解成许多种力量；[viii]谷物始终从空气而不是腐殖质层中汲取主要养分，尽管一直到李比希为止的农学理论完全与此相反[ix]
法律中的实在法却不同，由于有权力和刑罚作后盾，所以它们不论对错都成了法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法也不得不放弃真理而屈从于实在法。在其他领域，认识并不能触动存在，而只能充满敬畏地让位于存在；但在法律领域，实在法使得情况完全相反，是认识--无论对与错--压倒了存在。
我这么说并不是否认从自然法向实在法的演变是一种必然。文化向更高阶段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各种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以及人们对稳定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使得任何民族都无法回避实在法的出现。我只是想说：并非一切自然而然、无法避免的事物都是好的。人类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误入歧途，而迷途知返不仅可取，而且可行。
实在法给自然法带来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
任何一部实在法都会受制于人们对自然法的认识程度；相当一部分实在法是产生于科学几乎尚未萌芽的时代，还有相当一部分实在法并非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其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实在法的内容中除了真理之外还包含了非常多的谬误；而另一个后果则是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的冲突。
即使实在法的内容本身是正确的，它也难免存在形式上的、表述方面的缺陷，从而导致漏洞、矛盾、晦涩、歧义。
实在法是僵化的，而自然法却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即使是实在法中所包含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转化成谬误。自然法的发展由于持续不断因而也相对柔和，实在法的改革则不然，在实在法领域革故鼎新一向是颇费周折的事情。
实在法是抽象的。它必须保持简洁，因而现实生活中具体情况的多姿多彩被抹杀了，实在法于是成了抽象的公正以及法官裁量权的混合体。
实在法中任何确定的内容都不外乎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专断。法定的成年年龄应该定为24岁还是25岁？除斥期间规定为30年还是31年零6周又3天？是不是金额达到50塔勒塔勒(Taler)[x]的合同都要采用书面形式？以及各类具体的量刑幅度等等……谁能说实在法为这些问题规定的答案是基于事物的客观必要？
最后，实在法还是一件没有意志的、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无论对于狂热的暴君还是对于聪明的立法者都是如此。
正是基于相似的考虑，才有萨维尼所谓“我们的时代不肩负立法使命”的著名论断。[xi]人们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太偏激；而我却认为，这种说法的缺点不在于太偏激，而在于远远不够。何止“我们的时代”，任何时代都无法肩负这种意义上的“立法”的使命。那种认为只要假以时日，法学就能够赶上现实、理解现实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欺人。法律永远走在法学的前面！任何实在法的立法，哪怕准备一千年，也难逃我刚才讲到的厄运。因此这位伟大的法学家所能说出的最佳褒奖也只能是：“假如立法权在我手中，我根本立不出法。”
如果说实在法使得自然法面临了窘境，那么法学的境遇就更糟。法学本来应该传播真理，可是实在法却使法学不得不服务于偶然、谬误、狂热和愚昧。法学的研究对象本应具有永恒性、绝对性，现在却充满了偶然和缺陷；可以说法学是从苍穹掉进了泥沼。
我绝不是说实在法所包含的全是谬误，其实真理还是占了很大部分，谬误或许仅仅是一小部分。如果实在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正确地反映了自然法，那么它也就完成了法学的任务、实现了法学追求的目标，因为法学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寻找到自然法的真实法则。就这一点而言，法学的任务不过是解释、澄清，就像小学教师的工作一样。当然，法学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任务，这是不足为奇的。人们总感到诧异，为什么法学在任何地方都长期受到包罗万象的法典的压制？人们也为此探寻过原因，结果却是把法典当成罪魁祸首。然而这是与真理背道而驰的，法典越出色、越能反映真理，它就越是法学的内容--以最精确的形式得到表述的内容，法学所能够提供的也仅此而已。因而当法学为法典中好的那一部分腾出位置时，自然法必定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超越了它。
既然实在法中属于真理的那一部分没有法学的事可做，那么法学也就只能去关注谬误，而法学也向来醉心于此。
看看那些评注、释义、专著、解析、思辨、论文以及案例的内容吧！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致力于自然法，而90%以上都是围绕着实在法的漏洞、歧义、矛盾兜圈子，所关注的仅仅是实在法中那些谬误的、过时的或随意性的东西，是立法者的无知、粗俗和狂热。就连天才也不惮于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学识用来为愚昧辩护。实在法把法学家们变成了蛀虫，其赖以生存的不是健康的树木，而是病枯的朽木。既然法学只关注偶然，它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种“偶然”，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
做出这样严苛的评价当然需要详尽的论证，或许举几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为什么法律界会对“波兰案件”[xii]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其实这种兴趣完全是由于《普鲁士普通邦法》[xiii]对叛逆罪给出的有缺陷的定义。[xiv]将几个省份完全从国家中分离出去，毫无疑问，这在自然法上和颠覆宪法制度没什么两样。然而由于实在法忽略了这种情况，所以当局也就不得不借助于词典、史书乃至外邦的宪法来虚构一种制度，之后再用相同的武器来摧毁它。立法者只需要多写三个词--就像我们在新的草案中将看到的那样，一系列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工作就不会再受到重视。
再来看看近几年在那些涉及新闻审查的案件中，关于外邦的审查官所签发的付印许可是否对本邦的作者同样有效这一问题所作的深入而饶有趣味的论述。为什么会有这些论述？就是因为联邦议会1819年9月20日通过的法律的第7条意思含混不清。那些论述仅仅就一点而言有其长久价值，也就是说它们是在探求事物的本质，是在研究自然法；就其他方面而言，并不是说这些论述不够科学，只是今年发表的声明使得以后不会再有人去读它们。
过失到底分成两级还是三级？为了这个问题法学家们多少个世纪都在争吵不休。其实对自然法而言一切都早已清楚。自然法是不会在一个自成一体的事物中硬分出这样的等级和界限的，霍普夫纳就坦率承认：在实践中人们只问有没有过失，而不问过失是几级。[xv]但是罗马法中只要出现几处含义不甚确定、被断章取义后变得模棱两可的规定，就足以使学者们为其投入全部精力。
关于继承女儿或者女性追索继承人在继承中的优先权问题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初只要在封地法典中加进短短的一条，这些著作就根本不会出现。[xvi]
为了避免造成这种印象：好像我是把刚才讲的这几个例子专门挑出来的，我带来了最新出版的一卷《高等枢密法院判例汇编》。我不加任何选择，就按照全体会议决定的顺序从前往后翻。这里面的阐释都闪耀着博学和睿智的光芒，就这一点而言，这一卷同以前各卷至少是相同的。可这些非常出色的科学论述都是为什么东西而作的呢？是绝对永恒、不可或缺的真理吗？这其中有哪怕是一篇作品能像科学所要求的那样具有持久、无限的利用价值吗？
第一个全体会议决定是关于这个问题：对于法官而言，文盲当事人在契约中和在诉讼活动中的画押是否要以相同的形式确认？为这么一个问题他们用了9页的篇幅去阐释实在法的有关规定。然而所有这些疑问仅仅是由于对《普通法庭规则》[xvii]附件的错误编排。如果当初把1798年12月30日所发通报中的有关规定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使它们可以同时涉及两种情况，那么就完全无需现在这个全体会议决定来做任何阐释。这个决定涉及的对象原来是一个错误，而只需把一部法律的附件略微变动一下位置，这个决定也就不再有任何科学意义可言。
下一个全体会议决定涉及的问题是：用益权人除了向所有权人支付标的物所产生债务的利息之外，是否还应该向抵押权人支付该利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详尽、精辟的论述占了整整24页。
在此之前已经有六位大学者--其中包括波尔内曼和科赫[xviii]--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自然法上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物权的本质是排斥人身义务的，就像波尔内曼明确指出的那样。而这里的一切疑问均源于《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21章第70条的规定：“用益权人应当支付标的物所产生债务的利息。”
如果当初这则条文也采用王室高等枢密法院使用的措辞，那么也就不会再需要这些颇具洞见的探讨；而一旦立法者决定更正自己的错误，这些探讨也就丧失了所有价值。
接下来的全体会议决定断言，即使妻子借贷超过50塔勒，丈夫也无需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显然，对实在法最自然的解释将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因为根据《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5章第133条，当标的超过50塔勒时，即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也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如果该项意思表示的后果涉及到将来；在夫妻财产法中并未对此规定任何例外。只是正义和自然法显然要求做出与此相反的规定，就像这个决定的理由部分末尾所提到的那样。因而为了在这里消除实在法的实质上而非形式上的错误，人们殚思竭虑，以求在实在法中找到一个空子，从而让自然法悄悄地溜进来发生效力。这个空子确实被找到了，然而却是通过多少有些莽撞的方式，因为这样一来同意就不再属于意思表示了。
紧接下来的全体会议决定却提供了一个惊人的对立面，它出现在这里简直像老天爷故意搞的恶作剧。这个决定称，妻子对丈夫转让共同财产中的不动产表示同意时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我们看到，同一个问题在这里得到的是肯定答复，在前面却被否定。为了找出两者的“区别”，耗费了16页的篇幅去阐述法典的历史、阐述普通法。而在这里不直接援引《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5章第133条，其真正原因完全是为了补救前一个案例中对这一条款的解释所带来的后果。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案例中，从事物的本质出发做出决定是很容易的，但人们的学识和理解力不是被用在自然法以及自然法提出的要求上，而是被用来清除实在法通过其抽象规则强加给自然法的东西。
下面一个全体会议决定又是单纯为了对付糟糕的实在法条文。这个决定所解释的问题已经多次耗费了法院、政府部门以及注释家们的精力，这个问题是：什么叫做为特殊的担保目的而转给子女的、根据《普鲁士普通邦法》第2编第2章第169条的规定父亲不享有完全处分权的资金？之所以要对这个问题反复解释，其原因仅仅在于：实在法在这里使用“为担保目的而转让的资金”这一措辞，从而提出了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既没有在该法典的其他地方出现过，也没有在这里得到解释，并且与普鲁士抵押制度的基本原则也不十分一致。诸多的疑问以及为解决这些疑问所做的高深解释皆源出于此。
紧接着的这个全体会议决定又是完全出于在实在法与自然法之间进行调和与折衷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大多数省份的农民中盛行一种风俗：日渐衰老的人将其财产转让给子女中的一人，该受让人承担的义务是在其兄弟姐妹结婚或者经济独立之时向其支付受让财产中的一定数额。按照民众对这一制度的理解，毫无疑问，只要父亲不反对，兄弟姐妹就可以通过诉讼索要其应得的份额，即使他们并未被纳入转让契约。
不幸的是，《普鲁士普通邦法》偏偏忽略了这项制度，因而对其只能适用《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5章第75条的一般规定，根据该规定，契约为第三人设定了利益的，第三人只有经契约各方同意而接受该利益、加入该契约，才可以通过诉讼索取该项利益。但是如果将这个规定适用于前面提到的制度，所造成的严苛后果却令人无法接受，因此人们从一开始就试图寻找一条出路，以免这一制度被上述第75条的规定釜底抽薪。有人试图通过拟制、通过另行解释、通过预期继承来使实在法具有弹性，高等枢密法院十分透彻地论证了这些辅助方法不能适用于《普鲁士普通邦法》，它尝试了一条新路以挽救这一传统制度。而我却不知是否该认为它更加幸运。高等枢密法院在这里是将父亲视作子女的全权代理，认为他已代子女接受了各自的份额。姑且不论这一类转让契约的文字中通常并不含有这层意思，这种解释的不合理在于它违背了事物的本性，因为同一人既发出要约又做出承诺；并且这样一来兄弟姐妹获得了比其自然权利更多的权利，因为这种解释使父亲本人也丧失了对所转让资金的一切权利，而该项制度的本意并不在此。所以学术上的诸多尝试不为别的，就是由于法典的不完善，而一旦人们意识到睿智和博学是如何被浪费于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感到痛惜。
我想就到此为止吧，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法学所为之奋斗--而且遗憾的是它不得不为之奋斗--的几乎完全是各种各样的谬误和缺陷。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厌烦的事，然而却有这么多人乐此不疲，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或许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成其为科学。
自然科学则与此相反，有着高贵的尊严。它们只关心自然的、永恒的、绝对的东西，这在任何细微之处均有所体现。自然科学的任何创造都必须实实在在、能够自圆其说，武断地伪造是行不通的。
自然科学中当然也有谬误，也有不正确的法则，但是天才的智慧可以驱走这些谬误，就像阳光驱走黑暗一样。唯有法学，其学者即使有着更高的智慧，却还要经年累月地服务于谬误、无奈地景仰蒙昧，这是怎样的耻辱啊！
而法学的烦恼并没有到此结束，实在法中的公式化倾向和僵硬的形式侵入了法学，使得法学即使已经认识到现实生活中个性的丰富多彩，也必须对之采取蔑视的态度。实在法就像个执拗的裁缝，只用三种尺码来应付所有的顾客；而法学就像个好脾气的帮手，明明看出衣服上哪里太紧、哪里变了形，但是为了尊重老板，只能悄悄把线头拆开一点儿，塞进一块衬布了事。
最新制定的实在法规范中所包含的武断内容同样渗透到了法学之中。在诸如界定形式、期间、告知义务的规定中，均含有武断的内容，就其本质而言，这些内容必将导致无穷的疑问，尽管它们也都经过最为小心谨慎的编纂。而解决这些疑问，让武断的内容变得条理分明，就成了法学所承担的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所有的法律释义中篇幅最为冗长的部分都是为这些繁文缛节而作。罗马法中规定的遗嘱的郑重形式、《普鲁士普通邦法》有关在保证中对妇女进行告诫的规定，这些都成了广博学识的用武之地！1845年通过的关于公证协议形式的新法律又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妙例证。编纂这部法律时人们肯定已经尽可能地谨慎从事，可是这部法律实施两年以来已经引起了多少疑问？下面咱们就仔细看看这是些什么样的疑问，法学难道还能不为之汗颜？
公证协议必须从头至尾亲笔书写出来还是可以用事先印制好的表格填写？
只有直接操办某项公证业务的公证人的私人文书不得在该项业务中担当证人，抑或整个王国境内任何公证人的文书都不准充任这个角色？
文盲当事人的画押由谁来确认？是直接办理公证业务的公证人还是另外一名公证人？
公证人只需签署姓名、住址还是必须签上头衔？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而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整个公证协议无效。我这里所依据的是今年的部门公报。
解决这样的疑问，这就是法学的重要任务，是法学的使命。在这方面其他学科的情况要优越得多：研究对象的固有法则并不妨碍丰富个性的充分发展；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也并没有导致任何武断，而只是带来必然。
到目前为止的探讨都是以比较法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为出发点。这个过程将使我们看到法学的另一个弊端。刚才我说法学发展的阻力来自它的研究对象；现在我要谈到，法学将其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形式，从而对后者施加了摧毁性力量，就好像法学想通过毁灭其研究对象的精髓以报复后者的顽强抵抗。
缺少了认识和感受的因素，法律也就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必须要知道，在具体案件中正义到底要求什么，也必须热爱并服从自己的法律。从法律中抽走这些因素，剩下的或许仍旧是件伟大的艺术品，但却是一件死了的艺术品，而不再是法律！而当一门学科以法律为其研究对象时，这些因素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民众丧失了对法律的认知和忠诚，法律被某一个特定阶层所霸占，这是事物的本性使然，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于是这门学科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它本来只是想领悟所研究的对象，但是却把研究对象摧毁了。这个矛盾的后果是非同寻常的。
法学因此而少了自然的根基，也就很容易走上邪路，沉溺于诡辩和不切实际的空想；法学著述中充斥的是无穷无尽的晦涩和各式各样的弊病。
另一个后果是立法的摇摆不定，立法者纡尊降贵搞起了实验。1833年以来普鲁士的诉讼法立法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我指的是关于法律救济的那几部法律。
而最糟糕的则是在个案中对法律的运用。非诉事件管辖权已经被各种表格和人为的繁琐形式搞得面目全非，而对于诉讼来说情况更糟。我不是指那些关于执行的案件，它们只是为了克服惰性、对付债务人的恶意，本身并不是法律争议，也无需法学和法官。但是法学的毁灭性效应却把那些涉及法律争议的真正诉讼降格成简单的工作程式和投机取巧，而丝毫不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
谁也不知道法律站在哪一边，事物本身的声音沉寂了，人们便求助于律师。于是决定事情的仅仅是对表面问题的考虑，是胜诉的几率，是尝试司法途径所需的开销，是诉讼程序进行的长短。赢了？那很好，说明投机成功了。输了？那也没什么，明智的人会自我宽慰，就像在风暴中损失了一船贵重商品的商人或者被政治形势打破了如意算盘的股民。这里根本就没有法律的影子，受了不公正对待的人不会愤怒，正义取得胜利时人们也不会激动。
诉讼程序从表面看就像专为支持上述论点而设计。有学问的法官也并不能马上知道在他面对的案件中正义要求什么，他必须先去查阅厚厚的法典和落满灰尘的法律释义，刻意地琢磨一番，否则就找不出其实在每个人心目中都应该很清楚的东西。第一审程序中被睿智和博学刻意证明了的“真理”，到了第二审程序会被同样的睿智和博学证明为“谬误”，如果第三审程序中“真理”没有被又一次颠倒，那就是万幸了。
这种为思考而思考，这种看似玄妙的演绎推理，这种摇摆不定的说法，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认识与之俱生、与之俱进的法律的。法律所明确要求的东西其实已经神圣而庄严地印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法学把司法变成了赌博；人们来此不过是顺便小赌一把而已，毕竟大家都渴望安宁，谁也不愿意豪赌。
普通人的语汇中有专门用来形容这种情形的说法。你去问一个农民，他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了，他会回答说：“还悬着呢。”用来形容事情的拖沓、形容当事人所感到的费解，这个词是很贴切的。要是这个农民输了官司，他不会说这是不公平，而会说他赌输了。对于他来说，输掉一场官司和冰雹毁了他的庄稼完全是同类性质，是一种不幸，而不是不公正。
这是法学的胜利，它搞出了一种法律，一种民众不再认识的法律，一种不再存在于民众心目中的法律，一种被民众视为与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没有区别的法律。
这样的弊端实在太严重，因此一旦一个民族有了主见，就不会受制于这样的法律，这在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印迹。
优士丁尼在他的法典完成后禁止人们进行释义就是一例。尽管他因此而受到学者们的嘲讽，但是这则禁令却是基于一种值得高度尊重的愿望，那就是将法律保留给民众，而不让它们受到所谓博学的力量的摧残。时隔近1300年之后，我们在《普鲁士普通邦法》的颁行特许状第18节和前言第47条中又看到了同样的禁令。[xix]
腓特烈大帝取消律师的举措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举措没能成功，因为它只做了一半，不仅是律师，当初应该把那些学识渊博的法官也一并解雇。
他主持制定的《普通法庭规则》[xx]中也贯穿了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远离法学。这部规则中体现的原则是让正直、公正的法官自由裁量，而不是法学的至为精确的抽象和深思熟虑。
正是由于法学的目的和结果之间这种内在矛盾，人们才对调解特别情有独钟。民众和政府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头脑简单的法律界人士也是如此。然而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调解却是法学的耻辱，最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法学的贫困。如果两个人因为彼此账目不清而去求助于一个研究数学的人，后者却想给他们和稀泥，因为算账既麻烦，算得也不一定对，那么人们会对这个“数学家”怎么看？要是一个富翁雇了个车夫，给了他钱让他去购置舒适的马车、结实的马具和强健的马匹，车夫办过这些事后富翁吩咐套好车准备出行，车夫却对主人说乘车出门很不保险，还是走路安全，这种车夫难道不会被主人扫地出门？同样，法学家们如果总劝人和解，民众又该拿他们怎么办？
人们醉心于仲裁，各省都强烈要求加强这一领域，扩大其适用范围，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已经隐约预感到司法的弊端，因而谋求从“博学的”法官手中夺回司法权，把它还给民众，一言以蔽之，就是还法律以本来面目。矛盾只能这样解释：不敬业的人在医学领域受到惩罚，在法学领域却得到特权。
近来又出现了建立没有专业法官的商事法庭、设立工厂法庭、乡村法庭的呼声，这是在追寻相同的目标。这也是领主法庭[xxi]惟一站得住脚的依据，因为法学反对这一制度的其他理由是无可辩驳的。一个生活在村里或者小城里、当了一段时间领主裁判官的人，很快就能像乡邻们希望的那样忘掉一切没用的学问，而对如何裁断案件了然于胸，他所依据的主要是和乡邻们相同的对法律的感觉。城乡居民们最怕的就是来一个在渊博法律学识的道袍下对案件精雕细琢的推事。
人们要求建立陪审法庭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法学绝对不愿承认这一点，尽管法学开动了一切智慧试图抵消陪审团的优越性，然而要求陪审制的民众想法却很简单，他们并不晓得这里的“奥妙”，只是想通过陪审员而甩开高深的法学，虽然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所有这些现象都产生于相同的原因。民众已经对从事法学的人感到厌倦了，人们已经预感到或者隐约觉察到法律和法学之间的矛盾，只是还没有透彻地看清问题之所在，也不敢仔细思索这个问题，因此只是从肤浅和错误的动机出发来解释这些现象。然而一旦人们有了清醒的认识，就将很难再满足于这些个别的、有缺陷的补救方式；政府到时候也会乐于施以援手，它对法学家的厌倦程度并不亚于民众。司法权将被归还给民众，不仅在事实问题上，而且在法律问题上；不仅在刑事案件中，而且在民事案件中。这样做的另一个良好后果将是实在法的减少，它将只限于那些指导性的准则，这些准则在各种有着细微差异的具体场合中的运用将由民众的健康意识去决定，而不再需要痛苦的审慎权衡。[xxii]
我认为这并非什么大不幸。诉讼程序将不再像现在这样旷日持久；费用也不会再高得让人不敢去谋求自己的正当权利；判决的结果或许会和现在人们刻意创造的实在法中的那些精确条文、和博大精深的法学所要求的结果不甚吻合，但却符合民众心目中的正义。当民众有所诉求时，这种诉求会被完整无缺地付诸实现；如果民众并无特别主张，或者案件过于纠缠不清，那么最终只会就主要事项尽快做出公正的决定，具体案件中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同真理、同自然法有什么瓜葛；人们在这里即使不寻求法学所谓的真理，法学也没什么可抱怨的，那种经过长久推敲、从故纸堆里搜寻出来的人为的“真理”，甚至经不起同一案件第二审程序的考验。
我所说的这种司法并非空穴来风。很多民族并没有学识渊博的法学家，在私法领域也没有刻意构建的实在法体系，却一样能生存并且成为伟大的民族。古希腊人即使在最辉煌的时代也没有这些，那时的法官断案所依据的是社会风俗所推崇的法律，是自由心证。他们的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根本想不到用高贵的科学去服务于解释实在法、服务于有关实在法中的疑问和晦涩的小题大做的争论。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太微不足道，以至于在他们的传世著述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内容。在古罗马，直到帝国时期已经开始很久，尽管那时的确存在大量的商业和交易活动，尽管人们并不否认这些关系的复杂性，然而司法却完全掌握在并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官手中，当时的大法官通常都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官员，这可以从大法官的告示中得到证明，这些告示中所规定的内容仅仅是从自然法援引而来。承审员则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我们从教科书中知道他们对于事实问题完全按照自己的朴素感觉做出判断，就是在法律问题上他们也很不情愿遵循大法官所规定的程式。
我过去在各种公职的任上曾先后巡察、检视过二百多个法院，其间曾多次发现个别法官是如此懒惰和漫不经心，以至于司法活动完全停止。所有的诉讼都被搁置，没有人去制作合同文本，抵押登记簿不复存在，文件都成了散落于各个角落的纸片。但是哪怕这种状况持续好几年，那些地方的人们也并不比其他人更愤怒，那里的土地也并不比其他地方更荒芜。人们通过调解而自助，不是去找法官，而是去找教书先生、找乡长。
类似的情形在英国并非例外，而是正常状况，这要归功于卷帙浩繁的议会文件。在那里，司法仅仅是富人们的奢侈品，真正重要的治安法官并非科班出身的法律专业人士。而这并没有妨碍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我已经指出了法学的研究对象中所包含的阻碍研究的因素，也阐明了法学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矛盾。剩下的问题是：法学找到了什么方法和手段，以便于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它的研究对象--法律，并且减轻法律的发展带给人们的负担和痛苦？
在这方面所有其他学科都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些创造近乎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它们带领人们领略了大海的波涛，领略了地球深处的奥妙；运河、铁路、电报使天涯变成了比邻；显微镜向人们展示了微观世界的神奇，望远镜则开启了宇宙空间的大门；光已经可以被用来忠实地记录任何外表特征。其他学科也不逊色：心理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改善了教学的方式；记忆术、颅相学也都做出了各自的成绩。
而法学的成就是什么呢？我满怀热情地四处寻找，所找到的是为法律行为和诉讼行为设计的僵化程式，是大量的警示、教诲、格式和条款，据说这都是为了防止草率行事和保护人们免受刁难。还有那普通诉讼程序的整套规矩，非常周密而精当，什么都包括了，却偏偏算不上是在生活中谋求权利的途径。这就是在这个领域中学者为人们创造的一切。而当法律的普遍发展使人们确实需要帮助和指导时，却不能从法学得到满足。
任何时代都有深刻触动整个民族的法律问题，有时是关于家庭关系，有时是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有时是关于国家的宪法，有时是关于个别阶层的特权，有时是关于国际关系。争论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派系围绕这些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告诉人们在哪些领域旧有的?念已经逐渐死亡、法律迫切需要新的创造。广大民众起先总是很镇静，当他们理不出头绪时，会带着疑惑求助于法学，希望疑问得到解答，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时得到指点。而法学却每每证明自己的无能，它从来就不曾对现实有所感悟。于是民众只能自己去找出路，他们要在不同派系之间逡巡，在达到目的之前要被激情所误导，走上许多弯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切民族的历史都验证了这一点。沉溺于私法文化的罗马法学家们是专制的忠实仆从，他们为帝国时期的独裁制度作注脚时的那种平静、那种细致入微，与为共和时期呼吸着自由空气的法律作注释时完全相同。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交易安全迫切需要对善意加以保护，需要一种易于识别而又具有弹性的质权制度。罗马法学家们却与此背道而驰，顽固坚持严格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质权制度中加入很多优先权，以至于好像在告诫监护人把被监护人的现金埋藏起来，而不要以抵押为条件出借。罗马法学家们并没有领悟基督教在私法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优士丁尼，这个并非学者的立法者，则比那些罗马法学家们高明得多。起先是他，然后是各位教皇，在私法领域为新的精神开拓了空间。我想到了善意在时效问题上的效力，想到了临时占有判决。
在德国的历史上法学家们也并没有做得更好。君主和民众遇到危机、遇到新生事物时只能依赖他们自身的天然理性。法兰克的国王们为加强王权而同大封建主进行斗争时，没有得到过法学家的任何建议。当宗教改革摧毁了旧的教会组织时，需要对君主与新教教会之间、教会与城镇之间的法律关系重新界定和阐释，因而也就需要法学根据实际情形设计适当的制度，而法学却没了踪影，它让君主和改革家们去“摸着石头过河”，法学的这种失职直到今天仍在折磨着我们。
我们这个世纪里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分割日趋频繁，这就迫切需要一种形式更为简便的抵押登记簿。新近的普鲁士立法为此而提供的东西--即著名的抵押地产登记表--根本不能满足需要，除非像以前各省份那样拥有庞大的官员数目，否则就无法采用这种登记表。这种登记表使得法官必须面对形式非常机械、僵硬的地产转让，稍有闪失就会对公众和法官造成不利后果。自从公众法庭取消后，并非科班出身的官员们凭着朴素的感觉发明了交易与契约登记簿，而直到今天，法学在这方面实际上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法国的抵押登记簿在形式上也并无二致，抛开法国抵押法在实体方面的缺陷不谈，这种抵押登记簿的形式迄今为止证明是花费少而行之有效的，尽管法国的不动产和土地分割已经产生了1.25亿块单独的地产。
对于以上的指摘，人们不能反驳说：这不是法学的事，而是属于立法的政策和艺术。当其他学科以掌握或者引导新事物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作为终极目标时，法学却自外于政策，对新事物无能为力，这是法学的悲哀。
现在在任何教科书中都能看到的那些由法学家对法律所做的完善，都不过是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尽管它们也受到很多称赞。像夯实地基、构筑雄伟大厦这样的事法学家是做不来的。而当别人把支柱立好、把大厦盖起来以后，法学家又会蜂拥而至，对原本很和谐的建筑精心加以测量、粉饰，使得君主和民众再也看不出那建筑本身。
我的任务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得出的结论是令人沮丧、令人不快的。因而我理所应当讲几句让人感到宽慰的话作为结束语。
如果有谁现在或者经过进一步考查后和我抱有相同的信念，那么对他来说可以感到宽慰的是他看到了问题的迫切性，也认识到最根本的问题并非存在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存在于整个国家。
如果有谁只是被我所讲的话稍稍触动，而他的信念和成见并未被动摇，那么他也就无需安慰。他主观上坚定的嘲讽态度足以使他的愉悦压倒事情的严肃性。
*本文的内容原是作者于1847年在柏林法学会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讲，作者在演讲中对概念法学、对历史法学派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在当时的法学界引起很大震动。本文于1848年在柏林第一次正式出版。本译文根据达姆施塔特科学书（Wissenschaftliche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1960年重印本译出，文中注释均系译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就一些疑难问题求教于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律史教授德特列夫．李卜斯博士（Prof.Dr.Detlef Liebs）、汉学教授胜雅律博士（Prof.Dr.Dr.Harro von Senger）、中国政法大学米健教授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郑戈博士，获益良多，特此表示感谢。
**尤利乌斯．冯．基尔希曼（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1802-1884），德国19世纪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早年在莱比锡大学和哈勒大学学习法律，之后曾长期担任法官、检察官、议员等职，最终因其左倾的政治观点以及对左翼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而被解除司法职务并被剥夺退休金。晚年致力于哲学著作的翻译、研究，曾经担任柏林哲学协会主席，并创办大型丛书“哲学书系”，系统翻译、编辑、出版从古希腊直至近代一系列重要哲学家的作品。
[i]郁丝蒂蒂娅（Justitia），亦有译作禹斯提提亚，古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此处泛指司法。许多现代西方语言中的司法、正义一词，如英文justice、法文justice、德文Justiz、意大利文giustizia等等，即来源于此。
[ii]这句话中的“正义”和“法律”两个词在原文中均为Recht，德文中的Recht一词有“正义”、“法律”、“权利”等多重含义，在本文中，该词在许多地方有双关语的意思。
[iii]居雅斯（Cujas，1522-1590）、多奈鲁斯（Donellus，1527-1591）、霍特曼（Hotman，1524-1590）和杜阿莱努斯（Duarenus，1509-1559）均系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iv]这里当指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古罗马作家、科学家，在诸多领域均有丰富著述，有《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37卷传世，该著作涉及人类学、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地理学、艺术等众多学科，在18世纪以前一直被西方世界奉为权威百科全书。
[v]梅菲斯特(Mephistophel)是歌德所著诗剧《浮士德》中企图诱惑浮士德的魔鬼。
[vi]以太（ther），原为古希腊哲学家设想出的一种媒质，近代物理学曾经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的传播，该假说在19世纪80年代被美国物理学家麦克尔逊和莫雷通过实验证明是错误的。
[vii]指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100-160）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基础上确立的“天动说”。
[viii]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国哲学家，在其哲学体系中将人的心智区分为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康德则将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理性和知性。
[ix]。基尔希曼的这一说法来源于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Liebig，1803-1873）提出的观点，即植物直接从空气中而不是从土壤中吸收所必需的氮。李比希是德国19世纪杰出的化学家，在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农业化学等方面皆有重大贡献；他曾长期担任德国吉森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并在执教吉森大学期间对化学教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突出强调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为近代化学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也使吉森大学成为化学教育和研究重镇，后人为纪念他而将吉森大学命名为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但是基尔希曼在此所引述的李比希关于植物养分来源的观点却是一种严重错误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基尔希曼做演讲的年代尚被看作“新发现”，但后来得到纠正。
[x] 15世纪末至19世纪通行于欧洲的一种银币，其称谓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所不同。
[xi]这里是指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在其1814年发表的论文《论我们的时代对于立法和法学的使命》（Vom Beruf unserer Zeit fｕ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的结论部分所阐述的观点，原文为“……我们……不肩负制定法典的使命”（参见该书第161页，海德堡Mohr und Zimmer出版社1814年版）。1814年，德国当时两位最重要的民法学家蒂堡（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1772-1840）和萨维尼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制定民法典问题的著名论战，蒂堡主张仿照《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尽快制定一部适用于德意志各邦的民法典从而促进德国法律的统一，并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普遍适用的民法对于德意志国家的必要性》（ｕ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ｕrgerlichen Rechts fｕr Deutschland）；萨维尼则不同意这一主张，认为当时为德意志各邦制定统一民法的条件尚未成熟，法学家应该先深入研究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研究罗马法的精神实质，在理论准备充足之后再立法，并发表前述论著作为对蒂堡的回应。
[xii] 1846年初，当时的波兰民主协会在米罗斯拉夫斯基（Ludwik Mieroslawski）、李贝尔特（Karol Libelt）等人领导下准备在克拉科夫等地发动起义，以使波兰脱离普鲁士的统治而独立。后因计划败露，起义尚未大规模发动即告失败。因这一事件先后共有二百多名波兰人被逮捕，并于1847年在柏林受到审判，这是当时在普鲁士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诉讼案件，史称“波兰案件”。这一案件在德国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该案中，控审分离、公开审判、言词辩论等原则第一次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得到具体运用。
[xiii] 《普鲁士普通邦法》（全称Allgemeines Landrecht fｕ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缩写为ALR）颁布于1794年，是近代欧洲大陆民法典编纂运动早期重要成果之一。该法典篇幅庞大，分为2编43章，另有前言108条，条文总计1.7万余条。该法典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罗马法的传统而转为接受自然法学说的影响，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原则迄今仍在德国《民法典》等法律中得到体现。该法典第1编完全是私法性质的规定，包括人法、债法、物法等等；第2编除了亲属法等私法性质的条文外，还包含了刑法、公务员法、警察法等一系列公法性内容。
[xiv]叛逆罪规定在《普鲁士普通邦法》第2编第20章第92条，该条内容为：“以通过暴力颠覆国家的宪法制度为目的，或者针对国家元首的生命或自由的行为，是叛逆罪。”
[xv]霍普夫纳（Ludwig Julius Friedrich Hpfner，1743-1797），18世纪德国自然法学派的重要代表，曾经担任吉森大学教授和达姆施塔特高等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个人自然法、社会自然法和诸民族自然法》（Naturrecht des einzelnen Menschen, der Gesellschaften und der Vlker）等。在过失的问题上，霍普夫纳尽管承认过失等级在实践中并不重要，但是在理论上仍然坚持严重过失（culpa lata）、轻微过失（culpa levis）和最轻微过失（culpa levissima）的三分法。
[xvi]继承女儿（Erbtochter）和女性追索继承人（Regredienterbin）是欧洲法律史上的两个概念。在古希腊，被继承人如果膝下无子，可以将其财产全部遗留给一个女儿（通常是长女），条件是该女儿必须与被继承人家族中的一名男性结婚，从而保证家族财产不会外流，此即“继承女儿”概念的最初来源。这一习俗后来在欧洲总体来说得到长期沿袭，但是具体做法则经历了许多变化。中世纪日耳曼人所称的继承女儿通常是指家族财产最后一名男性持有人的女儿，女性追索继承人则是指同一家族中原本享有继承权、但在结婚时放弃了继承权的女性（因其可能在特定情况下被恢复继承权，故称“追索继承人”）。在法律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女性追索继承人育有男性后裔，那么应当由继承女儿还是由女性追索继承人及其子嗣享有优先继承权？这个问题在某些家族的家法中以及某些封地的法典中有所规定。在中世纪早期往往是由女性追索继承人享有优先权，后来逐步演变为继承女儿优先继承。
[xvii] 18世纪以前，普鲁士境内的司法制度很不统一，诉讼程序非常复杂、拖沓。为改变这种状况，腓特烈大帝于1775年下令起草一部关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该项法律的第一部分于1781年颁布，1792年经过修改后定名为《普鲁士普通法庭规则》（Allgemeine Gerichtsordnung fｕ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并于1793年重新颁布，该法的第二、第三部分于1795年颁布。这一法律基本上施行于普鲁士全境。该法在完全颁布后经历过多次修改，1815年又将此前所有的修改、补充和解释作为该法的附件统一重新颁布。该法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后逐步被一系列关于司法制度的新法所取代。
[xviii]波尔内曼（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Bornemann，1798-1864）、科赫（Christian Friedrich Koch，1798-1872）均系普鲁士法学家，前者曾经担任普鲁士司法部长等职，著有6卷本《普鲁士民法的系统阐述》（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Preuβischen Civilrechts）；后者代表作有3卷本《普通法和普鲁士法中的债权法》（Das Recht der Forderungen nach gemeinem und preuβischem Recht）。
[xix] 《普鲁士普通邦法》颁行特许状第18节包含有如下规定：“……任何政府部门、法院或司法人员均不得……根据所谓的哲学推理或者借口从本法的目的和意图引申出的解释，而擅自以任何形式偏离本法清楚明确的规定，从而规避朕的至高威严和严厉制裁。在具体案件中对某项新规定的含义及其正确解释产生疑义时，或者当法官认为本法中没有足够的规定供其裁判所经办案件时，只能按照本法前言第46条至第50条的规定行事。”前言第46条至第50条规定了一系列法律解释规则，其中第47条规定：“法官认为法律的本来含义不清晰的，必须将其疑问通报法律委员会并请求其做出决定，但是不得透露案件当事人的姓名。”
[xx]参见前引注17。
[xxi]中世纪时某些领主享有裁判权，可以自行审理其领地内的案件。《普鲁士普通邦法》对此亦有所规定。普鲁士的领主裁判制度于1849年被《废除私人裁判权条例》从总体上取消，但在个别地区直到1877年《法院组织法》生效才真正废除。
篇6：奥巴马演讲
Hello, everybody.On Tuesday, America went to the polls.And the message you sent was clear: you voted for action, not politics as usual.You elected us to focus on your jobs, not ours.That’s why I’ve invited leaders of both parties to the White House next week, so we can start to build consensus around challenges we can only solve together.I also intend to bring in business, labor and civic leaders from outside Washington to get their ideas and input as well.At a time when our economy i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our top priority has to be jobs and growth.That’s the focus of the plan I talked about during the campaign.It’s a plan to reward businesses that create jobs here in America, and give people access to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at those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It’s a plan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keep us on the cutting edge of innovation and clean energy.And it’s a plan to reduce our deficit in a balanced and responsible way.This is even more important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we face a series of deadlines that require us to make major decisions about how to pay down our deficit – decisions that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the middle class, now and in the future.Last year, I worked wi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o cut a trillion dollars’ worth of spending, and I intend to work with both parties to do more.But as I said over and over again on the campaign trail, we can’t just cut our way to prosperity.If we’re serious about reducing the deficit, we have to combine spending cuts with revenue – and that means asking the wealthiest Americans to pay a little more in taxes.That’s how we did it when Bill Clinton was President.And that’s the only way we can afford to invest in education and job training and manufacturing – all the ingredients of a strong middle class and a strong economy.Already, I’ve put forward a detailed plan that allows us to make these investments while reducing our deficit by $4 tr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Now, I’m open to compromise and new ideas.But I refuse to accept any approach that isn’t balanced.I will not ask students or seniors or middle-class families to pay down the entire deficit while people making over $250,000 aren’t asked to pay a dime more in taxes.This was a central question in the election.And on Tuesday, we found out that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agree with my approach – that includes Democrats, Independents, and Republicans.Now we need a majority in Congress to listen – and they should start by making sure taxes don’t go up on the 98% of Americans making under $250,000 a year starting January 1.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agree on.Even as we negotiate a broader deficit reduction package, Congress should extend middle-class tax cuts right now.It’s a step that would give millions of families and 97% of small businesses the peace of mind that will lead to new jobs and faster growth.There’s no reason to wait.We know there will be differences and disagreements in the months to come.That’s part of what makes our political system work.But on Tuesday, you said loud and clear that you won’t tolerate dysfunction, or politicians who see compromise as a dirty word.Not when so many of your families are still struggling.Instead, you want cooperation.You want action.That’s what I plan to deliver in my second term, and I expect to find leaders from both parties willing to join me.From: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