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辩护制度

律师辩护制度（精选十篇）

律师辩护制度 篇1

( 一) 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概念

“辩护律师通常以犯罪事实作为辩护工作展开的突破点。犯罪事实的认定需要以证据作为支持。卷宗记载大部分的程序性事项与案件证据, 因此成为了律师进行辩护和代理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1]阅卷权是辩护律师全面、详细了解案情的手段, 是律师职业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那么, 何为阅卷权?

其一, 阅卷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固有权利。阅卷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基本的防御性权利, 阅卷权的享有主体和行使主体都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是很多国家立法却将阅卷权赋予律师辩护人, 这是因为卷宗是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 如果由作为案件利害关系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直接接触卷宗, 那么卷宗的安全性难以保障。而作为辩护人的律师, 受到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约束, 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行使阅卷权更为适宜。

其二, 阅卷权具有全面性和先期性特征。全面性要求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司法机关掌握的所有涉案卷宗而不受限制, 要求司法机关简化律师查阅案卷的程序并为律师行使阅卷权提供尽可能多的方便。先期性要求给予辩护律师充分的时间行使阅卷权, 辩护律师可以在侦查机关进行侦查的阶段开始介入, 全面了解案情, 并可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收集证据、查阅案卷, 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

综上所述, 我国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开始时, 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为履行其辩护职责到相关司法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有关案件全部材料, 了解案件情况并收集证据的固有权利。

( 二) 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意义

与司法机关相比, 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能力不足, 通过行使阅卷权, 可以弥补辩护律师的这一不足, 从而充分地发挥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 以确保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受到合法的追诉和公正的审判。具体而论, 法律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意义如下:

第一, 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是保障控辩平衡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刑事诉讼的框架中, 辩护职能与控诉职能相对抗, 这种对抗应是势均力敌的, 而不应是强弱悬殊的。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是其辩护职能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 将有利于维持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刑事诉讼的理想结构是法官消极中立, 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检控机关作为国家机器, 具有绝对的先天优势, 拥有强大司法资源,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享有有限的权利的同时, 还容易受到来自各方的阻碍。因此, 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 强化辩方的辩护职能, 对于矫正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不平衡构造的问题意义重大。

第二, 阅卷权的行使是辩护律师全面履行辩护职能的需要。“在刑事诉讼中, 行使辩护职能是为了针对控诉在实体上和程序上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和理由以维护其合法权利。”[2]辩护律师进行充分辩护的前提是全面地了解案卷及获取涉案证据, 任何有效辩护意见的提出, 都必须建立在对案件及涉案证据的充分了解之上。而这些案件详情及涉案证据的取得, 就要求辩护律师必须享有了解案件详情和获取涉案证据的权利, 即充分全面地享有阅卷权。

第三, 阅卷权的行使有助于促进诉讼效益的实现。“所有法律活动 ( 包括立法、执法和诉讼等) 和全部法律制度都以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换言之, ‘效益’是法律活动的唯一宗旨。”[3]国家对于刑事程序的资源投入是有限的, 对于诉讼效益的追求, 必然要求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 使得投入有限的司法资源取得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基于对诉讼效益的追求, 司法机关利用国家司法资源投入取得的证据, 应该既能为司法机关所用, 也应该能为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所用。辩护律师充分全面地行使阅卷权, 可以促使有限司法资源更好地为抗辩双方服务, 从而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辩护律师阅卷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 一) 侦查阶段阅卷权的行使还不够全面

就目前的司法实务而言,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充分地获取足够全面的案件信息。这一方面表现为在主观上, 辩护律师基于自身身份的限制, 只能被动地获取侦查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 其无法确信和证实其所查阅的案卷材料是否是全面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客观上, 案件的侦查阶段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辩护律师无法及时地了解案情的侦办进程, 也不能够参与或者监督案卷材料的调查和制作过程, 自然就无法及时有效地全面获取案卷材料。“虽然法律上明确规定了控方的全面、客观取证义务, 但控方基于追诉犯罪的基本立场, 可能会忽视对被追诉者有利的案卷材料的收集、初步评估与最终采纳, 从而使本来可以成为证据的材料‘胎死腹中’, 不能进入诉讼证明程序。”[4]案件侦查阶段封闭性的特征将无法避免控方出现片面、主观的取证情况, 这使得辩护律师难以获得全面的案卷材料内容, 进而影响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全面行使。

( 二) 案卷材料的范围不够明确

根据“高检规则”的规定, 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由于立场的差异, 控辩双方对案卷材料的范围有不同的见解, 在实务操作中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控诉方, 一般认为辩护律师能够通过阅卷获取的是被检查机关认可并在庭审中使用的案卷材料, 即诉讼文书和法定的八类证据材料。至于同步录音录像、技术侦查材料或者初查材料, 如果在庭审中不作为证据使用, 则一般不在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范围之内。如果认为法律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的目的就是通过控方证据开示制度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 那么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与此相对, 辩护律师一般认为, 阅卷权所指的案卷材料的内容不仅仅应当包含诉讼文书和法定的八种证据材料, 案件材料的范围应该更加广泛到只要是在刑事诉讼中产生的材料即可以成为阅卷权的内容, 只要材料客观上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都应该允许律师及时、全面地查阅, 而不是只能由控诉方进行先期排除, 排除辩护方根据情势将材料运用于庭审中的可能。

( 三) 司法机关未尽到配合阅卷权行使的义务

辩护律师阅卷权受到侵犯, 固然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因素, 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司法实践层面, 来自司法机关的阻力也是阅卷权难以有效行使的重要因素。司法机关没有严格依法尽到保障辩护律师全面行使阅卷权应尽的配合、关照义务。这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 法律对于司法机关切实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定基本停留在号召的层面上, 司法机关即使不履行配合、关照的义务, 也不会在法律上或者行政上受到实质上的苛责。另一方面, 司法机关对于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存在矛盾心态。司法工作人员能认识到配合辩护律师阅卷工作的意义, 但是基于对辩护律师通过阅卷权获得案件信息优势导致证据突袭可能性提高进而影响公诉质量的担忧, 往往不会切实地为辩护律师行使阅卷权提供方便。

三、辩护律师阅卷权制度的完善

( 一) 保障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控辩双方在侦查阶段, 利益冲突往往最大, 控方为了保证破案率, 在侦查过程中, 他们会不遗余力的深挖案件。这极有可能使侦查权处于失控状态, 往往导致该阶段违法违规现象频发, 严重侵害被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在侦查阶段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有助于防止此类违规违法事件的发生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在侦查阶段, 应当保障辩护律师享有查阅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罪名、案件已经查明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以及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情况的材料的权利。进而针对侦查阶段的具体不同环节, 保障辩护律师享有全面的阅卷权: 在逮捕环节, 应当保障辩护律师查阅关于逮捕依据的案卷材料; 在侦查终结前, 应当保障辩护律师查阅所有的由侦查机关掌握的案卷材料, 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而未被采用的材料以及其他被排除的材料; 若出现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以及重新计算的情形, 应当保障辩护律师能够查阅申请与决定延长羁押期限所依据的证据材料。

( 二) 明确阅卷权案卷材料的范围

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应当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 应当包括诉讼文书与证据材料, 但是却不能局限于此, 因为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 尤其是办案手段的多样化, 未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文件种类也会随之增加。倘若仅以诉讼文书与证据材料来框定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 任凭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定位阅卷权的范围, 必将产生不利于辩护律师阅卷权行使的结果。“在出示案卷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控方手中的前提下, 实践中经常出现检察机关以各种理由拒绝公开全部的案卷材料, 甚至故意隐瞒部分有罪证据、拖延至审判程序再进行提交, 严重影响了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行使。”[5]从控辩平等对抗的角度而言, 在关于如何框定阅卷材料的范围问题上, 辩方的阅卷范围与控方应当是保持一致的, 控方能够获取的案卷材料的范围就是辩方能够阅卷的范围, 即除了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涉密材料外, 控方能够获取并控制的有效案卷材料的范围, 都应当成为辩方的阅卷范围。

( 三) 落实有效的司法救济程序

依据最高检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行使受到司法机关的阻碍时, 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的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这种司法救济权利的有效落实必须建立在迅速、有效的司法救济程序之上, 目前法律规定的书面答复的审查时间为十日, 答复之后的纠错时间还没有具体明确, 这个纠错时间的设定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在认定错误后能够快速纠正的, 应当自认定为错误之日起立即改正, 而对于比较复杂的情况, 可以给予两到三日的时间纠正错误。对于申诉、控告, 从受理到审理的过程都要公示, 结果要公布, 以便申诉控告能够受到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防止司法腐败和暗箱操作。除此之外, 还应当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 对于阻碍辩护律师依法行使阅卷权的司法机关, 既要处理该机关, 也要处理主要的涉事办案人员, 还要对直接负责的领导给予处分。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律师执业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51.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8.

[3]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66.

[4]李树真.刑事诉讼中证据隐匿的法律规则[J].嘉兴学院学报, 2014 (1) :96.

论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制度 篇2

摘 要：2008年新《律师法》正式生效实施，在辩护律师权利方面进行了令人欣喜的修改。它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使中国法治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必将推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及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但是新《律师法》的规定仍然存在不足，所以仍需通过一些有效途径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关键词：辩护律师权利；现状；保障制度

一、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现状(一)辩护律师人身权利难以保障

律师执业人身权是律师一切权利的基础。律师执业人身权不能有效的得到保障，律师的代理权、辩护权等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律师法》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侵犯律师人身权利的严重问题，在立法中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立法上对律师执业安全方而没有体现应有的保护，《律师法》只在第32条中原则性地写了一笔，”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无操作性可言。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相对于其权利而言要重要得多，而且许多条款是以前未曾有过的，这给律师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难度。

(二)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在实践中难以实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然而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实践当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利难以实现。《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其中”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概念界定出现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大都以侦查阶段有一定保密性，而任意剥夺律师的这项权利。(三)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限过多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能否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的关键所在，然而随着律师法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被剥夺殆尽。《律师法》第30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首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时间是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其次，律师在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要受到双重限制。也就是说，无论辩护律师向有利害关系还是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只要他们不同意，不需谈及任何理由，辩护律师均须无条件服从。三是律师的申请权。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有赖于证人的同意，如果证人不同意，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同意调查收集证据，决定权在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四)辩护律师的阅卷时间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履行辩护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利，为律师了解、知悉案情制造了机会，特别是在会见权、调查权难以切实保障、落实的情况下，阅卷权对于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就尤为重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阅卷时间是从审查起诉之日起开始的，侦查阶段律师没有阅卷权。法律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两次阅卷权，但对于辩护律师可供查阅的案卷材料却做了种种限制。首先，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规定。在这个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五)律师的辩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精髓应该在于法庭辩论阶段，此阶段也应该突出显示其在庭审中的重要性。而遗憾的是，在审判实践中，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阶段，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围绕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充分的辩论，往往以双方各自发表公诉词和辩护词而告终，充其量控方在辩方发表完辩护词后加一段简单的评论性的发言，内容大多是对辩护词的部分认同或驳斥，一般不进行多轮辩论。显而易见是律师收集证据少、控辩双方力量失衡，但根本原因在于检察官、法官不注重保障律师的辩论权。在庭审中法官只注意听公诉人的发言，并经常主动制止辩护人的发言或应公诉人的申请制比辩护人的发言，实际上无形中剥夺了辩护人的辩论权。

二、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途径

新律师法虽然有很大改进，但仍有不足之处，所以我们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

（一）充分认识司法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增强律师与其他司法职业者之间的相互认同感

司法职业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司法以其审慎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司法职业共同体也因此在社会发展进步中担当重任。”现代法治绝不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它需要法官掌握方向盘，检察官不断加油，律师踩住刹车，法学家指挥方向。法律共同体是我们现代法治的保护神。”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法言法语和思维方式是司法职业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律师应增强与其他司法职业者之间的相互认同感，如此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二）认真贯彻落实新《律师法》，营造维护和促进律师职业健康发展的社会氛围

律师是司法职业共同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师职业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在2007 年新修订的《律师法》中有明确的表述。新《律师法》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律师制度以及律师职业发展和建设的经验，为进一步发挥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积极作

用奠定了法律基础。新《律师法》中有关维护执业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辩护权”等的规定有力地保障了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这些规定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真贯彻落实，舆论部门也应充分重视这些权利。

（三）加强律师职业队伍建设，提高律师职业的社会认同度 一些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司法活动，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律师职业队伍的社会形象，鉴于此，必须从学习教育、依法管理、严格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入手，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加强律师职业队伍建设，使律师在执业中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惟有如此，才能使司法职业共同体成员、案件当事人乃至全社会增强对律师职业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也才能真正促进律师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进一步深入律师职业伦理研究，构建与时俱进的律师职业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的提出，一方面，司法职业者和法律人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另一方面，有关司法职业共同体和律师职业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尤其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是：面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情，如何使天理、国法、人情等具体因素同律师职业伦理有机融合。律师职业伦理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构建与时俱进的律师职业文化，并使律师职业伦理和职业文化随着

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逐渐为全社会所认知和理解，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成熟、完善的律师制度。参考文献：

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有望制度化 篇3

中国司法改革又一次指向律师辩护权改革。

倘若说，此前《律师法》修改，旨在解决刑辩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三难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台，意在从证据领域交予律师排除冤假错案的利器，此次律师辩护权改革，则指向了最为暧昧不清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

这远比前二者改起来艰难：一是，在无具体制度铺垫的前提下，忽然要检察官、法官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谈何容易；二是，是否听取，完全是主观心证之事，嘴里说是“听了”，心里却大有可能依旧“辩归辩、审归审”。

但类似云南省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北李久明案、河北聂树斌案，以及发生不久的河南赵作海案，强烈刺激社会和民众神经，又让律师辩护权改革成为不得不为之举。

改革势在必行。“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具体的制度操作上，审查报告将来要单独有一块关于律师的意见，律师的意见中，有对法律适用的意见。”在8月29日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化建设”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诉一处副处长张寒玉透露说。

本刊记者还进一步获悉，目前高检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关规定，这个规范性文件，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出台。

“律师起的作用还不充分”

中央一再表态要重视辩护律师意见，与律师作用未能得到较好发挥有关。

据张寒玉介绍，现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51条、252条实际上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其中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是否需要起诉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其辩护律师意见；直接听取意见有困难的，还可以通过书面方式来进行。

这样的规定，无疑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是，由于配套制度的缺位，这两条执行起来并不理想。

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的学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诉讼法室主任熊秋红研究发现，现阶段，律师不能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能说，“律师起的作用还不充分”。

这直接指向完全以“公检法”为主导的刑事案件司法程序。“‘公检法’是主线，公检法的活动，也基本上都有详细的、完整的记载。但是，对于辩护律师的活动，就没有这样的记录。”

坐牢11年之久的赵作海，即是典型。该案中，当年的辩护律师实际上只是一名实习生，因案件疑点重重，欲做无罪辩护，遭遇到的却是检察机关、法院部门中无人理会。

“辩护律师的声音在冤案中缺位，或者未得到足够重视，直接促成了冤假错案频频发生。”张寒玉认为，这与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要听取律师意见，却无相关配套制度直接相关。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樊崇义亦认为，这表明我们的司法理念在律师辩护制度认识上尚有偏差。他说，现代刑事诉讼的标准是三大诉讼职能政策：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缺少任何一种职能的诉讼都不是健康的诉讼，是不发达的诉讼，但我国的辩护权与另外两大权利的差距还很大。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唐红新表示，之前的刑事司法改革走向了误区，错误地认为，不需依赖律师，仅通过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就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赵作海式冤假错案的陆续发生，已经宣告了仅以‘公检法’为主导的刑事司法改革的失败，没有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介入和监督，司法不公的僵局无法从根本上打破。”

为此，唐红新呼吁尽快建立一套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刚性制度”，从程序上确保司法机关重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对不履行该制度的法律后果和个人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口号性规则无法解决问题

对于这套“刚性制度”，熊秋红认为，原则上应该贯穿刑事诉讼始终。“尤其是在涉及被追诉对象的重大权利上，必须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中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李贵方介绍，在侦查阶段，律师除了向当事人提供些咨询建议，法律上基本是空白。“我觉得有一点可做，就是向侦查机关反映意见，反映意见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指控事实根本不能成立，没有必要再进行审查。”

至于审判阶段，李贵方表示，问题出在法官、检察官对法庭调查的理解有偏差。“法庭审判，应该把重点放在法庭调查，而不是法庭辩论，因为法庭调查时，如果控辩双方对关键证据、有争议的事实都争论清楚，法官的判断就容易做出了。但司法实践偏偏是反着来。”

而诟病最多之处，无疑是死刑复核。尽管最高院明确表态，会听取律师意见，律师甚至还可以主动约见承办法官谈话，但实际效果极差。

“律师根本就不知道案件是哪个法官承办的，打电话联系不上，有时候，甚至在哪个厅都不知道，你说这个意见提给谁?要听取意见是最高院同意的，但是怎样能把这个政策落实，很关键。”李贵方表示。

审查起诉阶段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系改革难点所在。张寒玉表示，在这个阶段，律师提意见，检察机关听取律师的意见，能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比如听完意见后，检察院可能就不起诉了，也可能就此变更强制措施。

但真要改革，却又并不如此简单。众所周知的司法实践是，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要听取律师意见，检察人员、公诉人也愿意听律师意见，但实践中，意见沟通依旧很差。

李贵方介绍说，根本原因，是因为有补充侦查制度存在。“如果律师此时提意见，把疑点一说，侦查、检察机关据此去补充侦查，补充完整了证据链条，律师会将自己陷入被动。搞了半天，律师越提意见，最后补充得越完善，到法庭上辩护也越困难。”

由此，改革亦明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仅在制度里规定口号性、抽象性话语，无法撼动辩护难现状。

有望纳入刑诉法修改

预计今年底出台的这份规范性文件到底有何具体条文，这吊足了业界人士的胃口。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希望新规能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处理律师意见，‘律师的意见表达到公诉部门以后，公诉部门怎么处理这个意见，这很重要。我现在不太清楚，我们公诉部门讨论的时候，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上检委会的时候，会不会把律师意见谈出来?”

杨矿生建议检察机关考虑在新规里纳入以下内容：听取律师意见的渠道；公诉机关重视律师意见义务法定化；如果公诉机关采纳了律师意见，能不能给律师一个反馈，比如，适用专门的通知文书。

李贵方则表示，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判决书中充分反映律师意见，只有如此，审判人员才会认真考虑。

本刊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制度，在北京法院系统有过尝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王海虹介绍，北京法院系统对案件有个评查制度，法院每季度都要抽取法官审理的一个案子进行评查，对于律师提出意见，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如果没有反映，或者对于很关键的律师意见，法官没有理会，导致案件审理最终出现问题，都要被拿到案件评查委员会进行评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厅副厅长鲜铁可认为，对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系统化地建立一套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守安表示赞同。

他表示，新规出台后，可以考虑纳入随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修改的考虑范围中。

律师辩护制度 篇4

关键词：辩护制度,职业律师,民国,苏报案

“律师”这个词语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佛学语言里, 在《涅经》一书中提到:“能否佛法所作, 就称之为律师。”[1]792然而, 如今“法律”这个词的意思与古代佛学书提到的意思迥然不同, 特指那些受人委托、由法院指派, 在法律范围内替别人处理相关事务的人。现在所说的“律师”是一个司法名词, 表示一种职业, 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完善法律、防止他人滥用法律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是走司法程序不可缺少的角色。我国近代从清朝开始建立法制, 到民国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法制。

清王朝终结后, 以孙文为首的资产阶级在我国进行革命, 为了打破原有的封建制度, 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而学习了西方国家, 既引进了民主的国家体制, 还将他们的法律制度搬过来了, 建立中国的资本主义法制社会。这种体制的改变内容有:司法审判制度、律师辩护制度等。对于设置律师制度的积极意义, 孙润宇认为, 盖有律师, 为诉讼人攻击辩护, 事事依据法律[2]157。在军阀斗争期间, 一部完整的法律《律师规章制度》开始实施, 至此, 民国社会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律师制度, 北洋军阀掌握政权, 也继续更新原有的法律制度。这部法律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民国时期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制。

一、民国律师职业活动的具体特点

在民国成立时, 我国的法律体制还刚起步, 从事律师这个职业的人一般都有较好的法学知识, 或者有比较多的法律经验, 他们的职业水平普遍都较高, 有较好的道德品行, 律师和法官可以在身份方面相互替换。

那么民国时期律师职业活动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下面笔者就浅谈民国不同阶段的律师在从事职业活动中的一些阶段性特征: (1) 职业雏形日益显现。我们知道, 我国的律师职业正确立在晚清民国初年, 这个时候国家的法律制度刚刚建立, 律师行业发展迅速, 作为一种新职业方式出现, 他们都在西方国家里学习到了正规的法律知识。在具体从事职业律师活动中, 尽管没有完善系统的国内法律条件和职业准则, 但基于西方法学思想的影响, 他们的职业活动又充满着很强的民主性。 (2) 行业活动日渐规范。律师队伍的大规模发展是在袁世凯政府结束统治以后[3]40。这段时间被称为是法律制度发展的最关键的时期, 社会经过动荡发展后, 政权已经相对稳定, 经济迅速恢复, 从而律师与法律制度都在向前发展。这时, 国民政府便开始建立具有国家权威的法律制度和开展法律工作。并基于前期北京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 参考西方已有成熟法律体制, 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制定了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及诉讼法律等, 这些法律的制定都为后期的法律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背景下, 律师的工作也慢慢发展起来, 他们的从业能力不断增强, 在执行操作也很规范。 (3) 行业活动凸显爱国色彩。在抗日战争期间, 国家形势严峻, 经济动荡, 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社会, 日本占领了我国一半的领土, 并在占领区中建立伪政权, 中国的国家主权被损害, 并且司法体制被抛弃, 律师几乎不能从事任何活动, 这时, 有些律师为了民族大义, 参加革命, 也有一些律师在没有被占领的地区继续按照我国法律体制从事律师工作。

在八年抗日胜利后, 有过一段无战争期, 但因国共两党的分歧, 中国又陷入了战争状态, 国民党政府因太专注于战争的胜利, 以至于出现军事凌驾于司法之上, 司法工作的独立性被破坏, 继而出现很多司法问题, 律师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因社会的不稳定被迫中断, 所以司法工作开展非常困难。

二、民国初期我国职业律师的社会地位及其活动范围

清末法制改革, 仿效西方大陆法系, 实行以法典、法规为主要形式的法律体例, 并制定各项法典、法规, 在立法上沿袭清末法制改革所开创的新体例[4]83。在国民党成立初期, 在社会上律师的职业操守与职业规范都被人们所接受, 与其他职业相比, 律师有着较高的地位, 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上的活动成为社会的亮点。但是当国民党在北京执政时, 因社会动荡, 政权不稳定, 法律制度的确立也很难开展下去, 像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与百姓相关的法律几乎没有建立, 因而律师在处理事务时运用的是西方的法律知识。他们在处理百姓之间发生的纠纷与商业矛盾时积累了许多经验, 这些都为后来的法制体系的建立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后面20多年的发展后, 20世纪30年代初, 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律师职业已经比较普遍了, 他们的业务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还同国外的律师有过合作。对于常见的一般司法问题及处理意见, 律师将这些经验都写入书中进行出版, 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进行司法改革。他们还提出了很多立法建言, 提倡为人权立法, 并要求国家与社会不要限制律师的活动范围, 为国家的法律建设与完善作出较大的贡献。

律师在社会上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百姓提供法律援助, 同时也为自己获得生存空间。在国民党时期, 律师业务能力较强, 责任心也较强, 尽管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 律师们都积极参加革命, 为国家与民族解放尽一份力。总之, 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其职业操守较好, 也有敬业精神, 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要求进步的良好风貌。

三、民国初期职业律师活动案例分析

职业流动和社会交往虽然是个人的自由, 但法律职业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职业, 法官和律师共同担负着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5]100。由此, 晚清时期的“苏报案”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20世纪初, 《苏报》馆在上海创办了《苏报》报刊, 并在上面相继发表了邹容的文章, 章太炎的文章, 这些文章都有反对清朝统治的言论, 如《革命军》等, 这些文章直接推动了反清活动的高潮。这时, 清朝的统治者命令两江总督去抓这些叛逆者, 魏光煮接到命令后就在上海进行搜捕。

因在清朝的法律里有一项罪行———“妖言罪”, 所以, 魏总督认为在关闭《苏报》馆后, 对邹容与章太炎等根据当时的这条法律定罪, 这是合理合法的, 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上海租界要维护这些政治犯的权益, 不承认这项法律的有效性。因清朝末年, 政府在上海租界区内已没有行使法律的权利, 只要租界不承认, 清朝的统治者也没有办法去执行相关的法律。于是, 魏总督实在没有办法可想, 接受了国外律师的建议, 按照西方的法律来行事。请了一位律师, 把清朝政府当成是当事人, 向法庭控告邹容等人, 根据他们的罪行达到绳之以法的目的。

由于用法律途径审判邹容和章太炎的办法被采纳了, 清朝的统治者立即同租界的领事国进行会谈, 由租界的警察来抓获邹容等, 并将《苏报》馆关闭。然而, 在此事件中还需要请一名律师来参与, 这件事让清朝统治阶级不好下台。原本只需要命令本国的执法者去抓捕就行, 现在却需要向会审公廖起诉与控告, 并且, 当时的会审机构还是清朝的一个机构, 现在情况等同于, 朝廷向自己的下属机构告发两名百姓, 这种举动让政府难以接受, 并且还需要聘请洋人律师。从另一个角度上看, 聘请外国的律师意味着政府还没有百姓有礼。而让外籍律师的参与也不能保证他在法庭上的辩护都是为了朝廷着想。虽然在此事上朝廷还在犹豫不决, 但因此事关系重大, 所以在经过慎重考虑后, 终于同意请两名律师参与法庭的诉讼, 有助于起诉并抓捕邹容等革命党人。

针对这个《苏报》案件辩护阶段, 被告与原告共请来了四名专业律师来辩护, 经过他们在法庭上的激烈辩护, 他们分别代表着自己当事人的意见, 在《苏报》案由谁来管理、是否有证据、清朝的法律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一一辩论。最终法院还是作了判决, 尽管没有达到清朝统治阶级最初的想法, 但经过租界的公审, 决定判处邹容监禁若干年, 在监禁期满后离开上海。经过这件事后, 清朝统治阶级看到律师在法院辩论中的作用, 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法律比较精通, 对法庭审查的程序也完全了解, 特别是他们为当事人的立场据理力争, 代表当事人去赢得自己的利益。从此事之后, 清朝统治阶级看到了律师这个职业职责, 也使他们对律师有了实际的了解。

由于在上述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律师的作用都到了很好的体现, 因此, 在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指派伍廷芳等人起草了《清朝民刑事法案》, 这部法案中首次设置了律师这个职业。该法案中第四章的首节就为律师下了定义, 规定其职责范围:律师是帮助他人在公堂上做辩护的,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法案中认定这些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律师的本职工作, 因此, 所有的律师及其当事人都要遵守法律法规。我国从唐朝开始将那些为别人做辩护的人当成是犯罪分子, 明令禁止帮助他人做辩护, 在清朝, 这种法律被继承下来了, 并将其写入公文中, 称其为“讼棍”。

讼师所写的业务文章都属于政府明令禁止的内容, 因而, 在清末时期, 律师的这种辩护行为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物, 很难被政府接受。这时, 伍廷芳必须从概念入手向清朝政府进行解释, 直到具体法律的制定。他们是这样说的:律师这种职业在日本被称为辩护者, 当时人因担心害怕而不知所措时, 可以请律师来为其处理事务。并且若某人问而不答, 答非所问的时候, 也应该请律师代其辩护, 回答别人提的问题。

四、民国初期职业律师发展对我们当代律师行业的影响

1. 强化自身建设, 营造律师行业内部活动范围。

律师这种职业需要进一步得到发展, 应当认真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职业范围内进行整合, 形成统一的规范及办事的风格,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与影响力, 从而在社会中树立正面形象。律师协会是进行律师整合的主要发起者, 也是主要执行者, 它致力于加强律师的行为规范, 为律师的从业提供支持与监督。因此, 律师的发展应该树立长远的目标计划, 以诚信为本, 以法律为依据, 遵守职业规范, 最终使律师业得到长远的发展。

2. 完善保障机制, 赋予律师行业外部发展环境。

除了律师需要解决内部环境问题, 外部的保障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从而使律师的职业保障得到加强。因此, 建立律师从业的保障机制就势在必行。

此外, 我们还需去建立一种律师的税收机制, 不再需要原来那种合伙律师进行税收的制度。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研究, 再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 结合当前中国的国情, 在这些因素下共同制定一个合理的税收制度, 从而使律师所需缴纳的税务得到减轻。

参考文献

[1]任继愈.宗教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2]吴永明.民国前期律师制度建构述论[J].江西社会科学, 2004, 12) .

[3]张庆军.民国时期的律师.民国春秋[J].1997 (2) .

[4]徐加力.论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及特点[J].中外法学, 1997 (2) .

律师刑事辩护委托合同 篇5

住所：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四川诚协律师事务所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城南广宁北路172号

联系电话：0826-2966808

邮编：638000

甲方因 涉嫌 一案，特聘请乙方律师作为其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订立本合同。

一 委托事项

1、甲方委托乙方指派律师为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提供法律帮助。

2、甲方授权范围及指定律师详见其《授权委托书》。

3、乙方接受上述委托。

二 甲方义务

1、甲方应当如实向乙方律师介绍案情，及时提供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保证所提供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积极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

2、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按时向乙方支付律师费。

三 乙方义务

1、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2、根据法律规定会见犯罪嫌疑人，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或者其他法律帮助;

3、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检察院提出意见;

4、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尽可能调查或申请人民检察院调查可能证明其无罪、罪轻等各方面的证据材料;

5、根据案件情况，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

四 律师费用

1、甲、乙双方确定的律师费为 元，甲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乙方支付。

2、根据甲方的要求，乙方为完成甲方工作的外地差旅费(包括交通、通讯、食宿)由甲方承担。

3、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律师费后，应当向甲方开具正式发票。

五 付款方式

1、以现金方式直接支付给乙方财务。

2、支付期限为：⑴、自本合同生效后 日内支付 元人民币。 ⑵、自 日内支付 元人民币。

本合同终止后或者提前解除的，应当由双方书面确认并结清有关费用。

3、甲方以前款约定方式之外的方式支付律师费或其他费用的，未经

乙方开具正式发票或有效收款凭证的，视为甲方未按约定支付。

六 违约责任

1、甲方如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者无故终止履行本合同，应当自行承担本案诉讼不利的法律后果，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对所收取的律师费不予退还，并且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应付而未付的律师费及延期付款的利息。

2、乙方如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者无故终止履行本合同，一经有权机关审查认定乙方负有过错责任，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退还甲方已付的部分或者全部律师费。

七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1、甲、 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需修改、补充，甲、乙双方应当另行协商，签订书面协议，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3、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⒈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律师的。

⒉因乙方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的;

⒊因乙方律师违反执业禁止规定、保密规定导致损害甲方利益的。

4、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⒈委托人、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事实，或者要求乙方律师帮助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

⒉委托事项或要求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

⒊逾期5日仍不向乙方支付应当预付或支付的律师费的。

八 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 合同修改与存放

1、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需修改、补充，甲、乙双方应另订协议。

2、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十 合同的生效与期限

本合同自甲方签字(或盖章)、乙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至甲方委托事项终结、双方帐清之日终止。

十一 合同修改与效力

根据本合同履行及诉讼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情况，甲、乙双方可另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或盖公章)： 乙方：四川诚协律师事务所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论辩护律师会见权 篇6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保障

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依法所享有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是律师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权利。通过会见，律师了解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听取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对指控罪名的意见和辩解理由，从而能更好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更好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为了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制定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對检察官和律师严格依法办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律师法》（2007）有了突破性的规定：律师会见不论处在何种诉讼阶段，不再经批准、受限制，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直接到看守所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且会见时不被监听。2012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继修改及妥善衔接，丰富了律师会见方面的权利，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渠道更加通畅。

一、律师会见权实践中的问题

（一）律师会见中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实践中，一些律师会见中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障碍：一是借会见之机，互通涉案信息，增加了外围取证的难度和侦查成本，加大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二是捏造刑讯逼供等侦查审讯不当行为，损害检察机关办案形象；三是暗示犯罪嫌疑人翻供，帮助涉案证人串供或教唆他人作伪证，甚至传授对抗方法等，严重扰乱办案秩序。

（二）律师会见监督配套制度缺失

辩护律师会见制度的有效实施，还需律师与侦查部门、看守所有机配合，相互监督制约。但是从目前顶层设计看，相关监督配套机制几乎是空白，最终导致三者之间的工作衔接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采取曲解法律条文方式，将一些本不是申请会见的案件当作需要申请会见的案件，导致律师不能在第一时间会见；有的在审讯突破后才允许律师会见。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三证”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鉴于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对于看守所安排律师会见的具体时间立法确实难以规定，新刑诉法“及时安排会见”的规定反映出了立法对于看守所安排律师会见的基本要求——不能有不当拖延，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但是这种立法规定，在司法实务中极有可能演变为“四十八小时”安排会见的惯例。所以，司法解释有必要对看守所不能及时安排会见的事由、告知律师的方式等进行明确规定。同时，看守所管理制度也应当进行规范化建设，以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操作规程来为看守所的“及时安排会见”提供佐证。

（三）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法规

部分地区看守所施行会见网上预约虽为律师会见提供了方便，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在会见场所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演变为新的会见障碍：“预约难”。会见的时长、次数、场所、会见限制等亦无明确规定。会见权应该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终止会见的权利在不触犯国家法律的前提下，首先应归于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而实际情况则是大多都掌握在监所部门相关规定中，不仅不利于会见权的行使，也有悖于保障人权的刑诉法原则。

（四）缺乏可行的救济途径

“无救济则无权利”，只有权利，却无保障措施，权利将不是权利。法律虽然规定了律师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却时常受制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以及其他因素。对办案人员这些违规行为，如果能赋予律师相应的申诉救济权，对侦查部门或多或少地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律师没有相应的申诉救济权，对侦查部门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行为不能监督制约。

二、律师会见权改善的途径

（一）建立律师会见权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的权利，极易遭受践踏。如果法律不规定相应的救济条款，即便是扩大律师会见权的范围，也只是停留在法条上的“权利条款”而已，而并不会给律师会见权带来实质性改善。我们可以效仿西方国家的“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建立类似的制度。在侦查阶段，当律师的辩护权受到侵害时，律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救济申请，人民法院设立预审法官，由预审法官受理上述申请，为保证法官的中立性，预审法官不能再担任该案的庭审法官。辩护律师认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许可会见决定理由不充分的，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启动复议程序，并即时将复议结果告知申请人。

（二）实行案件类别同步告知制度

侦查部门在送达拘留通知书时，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涉案类别（一般贿赂案件或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以便辩护律师会见时明确会见方式（自行会见或申请会见）。否则，凡是贿赂案件都得先申请，使自行会见权大打折扣。畅通多种方式会见渠道，如可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一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辩护律师可书面申请也可口头申请。要求会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时，在收到辩护律师书面申请后2天内报检察长决定并予以书面答复。许可会见的，制作《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送达辩护律师；不予许可会见的，制作《不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说明理由，并送达辩护律师。

（三）转变观念，突破“会见难”思想禁锢

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对自侦、案件管理、侦查监督、刑事执行检察等部门检察人员进行专题培训，集中学习刑事诉讼法、《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和最高检下发的《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着力纠正“律师介入会扰乱案件侦查”的认识偏差，从思想上深刻认识保障律师会见权在维护司法公正、打击犯罪、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随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行使会见权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现有规定设想之外的新情况，我们需要在把握法律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细则来保护律师正当行使会见权利。比如会见中的信件传递，在明确不得未经许可私下传递之外，可明确律师需对信件的来源可靠性和安全性负责，进行登记和安检后可当面交由在押人员，同时明确如被看守所无理拒绝的，可以向驻所检察室进行申诉。又如对于会见过程中多媒体方式的使用，应允许律师（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展示多媒体形式的案件材料和用多媒体方式进行取证，但必须使用看守所提供的播放录制设备，或者使用不带通信功能的设备，律师还需事先取得看守所同意并进行登记，且必须签署保证书，对违反上述要求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四）严肃追责机制

保障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还应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公安、法院承办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尤其是超出法定范围阻碍律师会见的行为，情节较轻的，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如有存在违反规定扩大经许可会见案件的范围、不按规定时间答复是否许可会见等严重违法违规情节的，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发出通知后仍不纠正或者屡纠屡犯的，驻所检察室应及时向分管检察长报告，并向上级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通报，并配合上级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对检察机关承办人员出现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的行为的，应当向纪检监察部门通报并报告检察长，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的行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并记入执法档案，予以通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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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岩华.论会见权的归属——从律师的权利走向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J].人民论坛，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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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勇.论律师会见难的危害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J].前沿，2012（05）.

[6]陈学权.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J].现代法学，2011（05）.

浅探刑事辩护律师辩护权的实现 篇7

1. 赋予律师在场权

众所周知, 是否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是处于该阶段的律师是否享有辩护人的权利前提, 更是律师顺利开展辩护活动的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给予了立法形式的明确, 确立了其辩护人的法律地位, 解决了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长期存在的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不明的问题, 可以说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最显著的立法进步之一。但与世界范围内法治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的权利仍然比较有限。律师在场权通常就是指律师在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的时候和工作人员开展侦查活动的时候, 律师在现场帮助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换句话来说就是律师有权在执法的过程中, 在执法人员监督的情况下办理相关的事宜, 这也是有效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合理帮助的第一步,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律师可以在现场监督, 这一方面对律师更加详细的了解案情有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也防止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出现一些不符合规定的行为。赋予律师在场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存在争议的, 同时也是保证我国司法制度和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主要是因为这会使得案件的侦查受到一定的干扰, 从而也就使得案件侦查工作无法正常的进行, 但是如果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看, 赋予律师在场权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它所带来的益处也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其所体现出来的弊端, 这项制度的实施会使得诉讼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公正也更加的规范。

2. 明确会见权的例外规定

要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案件侦查的过程中得到非常有效的帮助, 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赋予律师会见权, 日本的学者指出, 对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和外界失去联系的犯罪嫌疑人来说, 会见辩护律师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给二者创造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十分有效的保证辩护的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 律师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案情, 同时在交谈之后还能掌握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减轻罪行或者是无罪的证据, 会见权的功能研究上, 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 它可以有效的保护律师的知情权, 同时使得控辩双方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工作状态, 但是在真正的实践当中是很难得以实现的。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律师对于侦查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实行诉讼的权利可以充分的享受申诉权和控告权, 但是这种规定还不是十分的清晰, 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执行, 而途径问题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充分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想法, 建立一个司法裁判员制度, 这样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实现诉状的要求, 对于司法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要赋予其最为基本的权利, 这也成为了司法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3. 构建庭前证据展示制度

如果在庭审的过程中出现了僵持的状态, 这种问题就很难得到彻底性的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形成了庭前的阅卷方式。虽然如此, 在进行审查的时候, 前期是能够对全案进行阅卷, 这也是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 而新的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了三种情况下进行律师证据展示义务, 而这种义务会转化成律师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例如在工作中谁来证明律师真正的掌握了相关的证据, 律师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如果不交给检查机关, 会有怎样的后果, 此外侦查机关的案卷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非常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都不会交给辩护律师, 或者是根本就不放在卷宗当中, 所以律师在这一过程中就无法完成全卷的查阅, 而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也存在风险。

4. 强化调查取证权

在刑事诉讼中, 控方的调查取证权具有强制性, 而辩方的调查取证权却没有强制性, 控辩双方的调查取证权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还要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加以限制, 由其针对辩护律师向被害方证人调查取证的时候, 还要得到公诉方和法院的允许, 事实上等于剥夺了辩方的调查权。众所周知, “阅卷难、会见难、调查难”是律师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三大难题, 其中“调查难”是首号难题。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但对于调查取证难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不得不承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调查取证权的限制的确很多。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诉方, 实质上是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与诉讼的结局有某种利害关系, 必然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由于控辩双方处于不同的利益考虑, 律师能够顺利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现行立法的这条规定不符合诉讼规律, 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另外,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不具有强制性, 这就需要从法官那里获得带有强制性的调查令。而只有处于中立地位的、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法官, 才能够作出公正的判断。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保证控辩的平衡, 而且可以避免律师调查手段上的局限性,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律师因调查取证工作带来的执业风险。

结语

在我国司法建设的过程中刑事法案一直都在修订和完善, 辩护律师的辩护权也逐渐的得到了保障,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其还是存在这非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建设努力的方向, 只有这样, 我国的法律制度才能更加健全。

摘要：当前我国是一个法治不断健全, 人民的利益也不断的得到保护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的刑事法律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刑事律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拥有更多的辩护权, 而在制度的建设上也有了更好的保证。本文主要分析了刑事辩护律师辩护权的实现, 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刑事辩护,辩护律师,实现

参考文献

[1]韩旭.新《律师法》实施后的律师刑事取证问题[J].法学, 2008 (08) .

律师辩护制度 篇8

关键词：律师,坏人,辩护制度,道德

律师, 向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职业, 《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规定承担法律义务、援助义务、尽职尽责, 为受援助人提供法律服务。换言之, 律师有两个需要负责的对象:法律和当事人。也就是在法律的前提和框架下, 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所以, 律师的使命是“提供法律服务”, 而对象法律没有限制, 即推定为“一切需要法律服务的人”, 当然也包括所谓的“坏人”。道德审判并不是律师的工作, “提供法律服务”无需审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只需要确认对象的需求性。正如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 不会先审查好人坏人, 再去治病救人, 而是视乎对方有没有被救治的需要。

一般民众, 喜欢将大多数问题诉诸道德原则, 会认为这样的说法有点偏激——人怎么可能脱离道德犹如禽兽般活着呢?不对, 这不是脱离, 而是超越!受过严格职业化训练的律师, 对于道德的泥潭, 要有一份冷峻的理性, 能够从容地跨越而不至于深陷。问题的关键在于律师不是心理医生, 不是老师, 不是牧师。社会分工形成了“术业有专攻”的各种职业, 而职业之间的分离也就必然导致了“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每种职业都有它特定的工作范围, 对于道德评价、道德审判这些工作, 不是律师不去做, 而是不应该由他来做。如果律师将这些工作都揽入怀中, 是为僭越。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 应如柏拉图所言人人“各司其职”, 而非越俎代庖。美国著名律师德肖维茨曾在书中引用过一个牧师的话:“我们的工作是拯救灵魂而不是拯救生命。我们只能把拯救生命的任务交给他人。如果我们没有严守忏悔者的坦白, 我们将无法拯救灵魂, 因为那样的话, 没有人会再来忏悔。”[1]这段同样可以当做对于律师行为的注解。律师的工作是“拯救权利”而非拯救灵魂。

于是, 问题又产生了, 律师在“拯救权利”时难道就不可以再拯救灵魂了吗?职业范围之外, 律师难道不应该更加“高尚”吗?如果这种“高尚”与法律职业相安无事, 当然是每一个法律人所应秉承的。可如果冲突呢?当然不能本末倒置。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 拯救灵魂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所排斥的。其次, 律师不为坏人辩护, 会让律师面临信任危机, 同时辩护制度也会受到质疑。所以, 不是律师不要道德上的高尚, 而是律师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法律意义上的高尚, 必须要放弃道德上的高尚。

从表面上看, 律师对法律和当事人负责。从更高的层面看, 律师对当事人负责, 可以看做是律师对法律负责的另一种形式。这为我们理解“律师为坏人辩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律师为当事人辩护, 固然是在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但同时也是在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2]所以, 表面上律师在为“人”辩护, 而实际上是在为法律赋予的职业责任辩护, 是在为“人”身上的权利辩护。既然是在为法律和权利辩护, 那么法律和权利所联结的具体的“人”便可以隐藏两者的背后———只要好人或坏人有在法律框架下维权的需要。西方有句法谚:法庭上没有事实, 只有证据。同样的逻辑也可表述为:律师面前没有好人坏人, 只有需要辩护的人。因而“为人辩护”是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法律上的正义。既然是手段便是中性的, 便无关价值判断, 即便律师为“坏人”辩护, 也是在通过维护这个“坏人”的合法权益去实现法律正义的目标。

所以, 律师为“坏人”辩护, 并不意味着他与“坏人”同流合污, 而是与“坏人”身上的法律诉求同一战线, 两者不能混同。如同牧师聆听忏悔, 不意味着他向罪恶妥协, 而是在上帝负责。如同医生救治坏人, 不意味他纵然恶行, 而是在对生命负责。其实, 律师也是“常人”, 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田文昌先生说:“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 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3]笔者认为, 如果律师能够秉持自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立场, 那恰恰是在向天使的方向走去。

在本论文命题中, 困境在于这是一个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冲突, 一方面是律师职业操守的要求, 一方面是让“坏人”逍遥法外的道德谴责。

首先, 在“坏人”未必坏的例子中, 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冲突。换言之, 只要不能十分确定“坏人”的确犯有罪行, 那么即便律师为“坏人”辩护也没有触及到社会道德, 因为律师仅仅是在为一个可能有罪, 也可能无辜的人辩护, 这是由道德评价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

所以, 冲突主要集中在那些的确犯罪的“坏人”上, 因律师的辩护而造成了社会大众不愿接受的“罪刑不适应”。那么, 律师在严守职业操守, 为权利和法律辩护时, 到底有没有触及到社会道德呢?从表面上看, 的确存在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冲突。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 两者是高度统一的。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是种属关系, 也就是职业道德是特殊的社会道德, 是一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首先, 社会道德是职业道德的前提和基础, 职业道德不能脱离社会道德而存在, 职业道德也必然反应了社会道德的内在要求。律师为“坏人”辩护是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 所以也必然反应了某些社会道德的要求。其次, 就算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产生了冲突, 也应该是职业道德优于社会道德。这一点就以法律上一个通行的原则做模拟证明:一般情况下, 特殊法优于一般法。

从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冲突的情况中, 也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律师有没有选择客户的自由?即律师可以自由选择为或不为“坏人”辩护, 也就是要么选择社会道德要么选择职业道德。关于律师选择客户的自由, 现今法律没有相关规定, 但笔者认为这种自由是应该受限制的, 在律师行业中也应该建立起“平权委员会”、“反歧视委员会”等机构。作为专业法律人的律师, 其角色要求他必须以职业道德为优先考虑。律师绝对的择业自由必定会产生绝对的危险, 首先就是“坏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进而律师职业、辩护制度受到质疑, 破坏民众与律师之间的信任关系, 而这种信任正是律师这一职业得以存在的基础性要件, 最终会影响法治普遍正义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美]德肖维茨.致年轻律师的信[M].单波译, 法律出版社, 2009:46.

[2]赵国君, 与正义有关[M].花城出版社, 2005:71.

浅谈律师独立辩护的有限适用 篇9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中明确指出, 律师可以根据事实与法律进行辩护, 不考虑被告人意志为前提, 这就是律师独立辩护[1]。但是在实际司法中对律师独立辩护的问题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辩护律师是按照相关的法律实施独立辩护, 还是与被告人的私法契约关系, 围绕被告人的意见进行辩护,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本文就对浅谈律师独立辩护的有限适用进行分析。

二、辩护主导权的冲突

(一) 基于维护被告人利益的律师独立辩护产生的冲突

这种情况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被告人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 从而导致被告人与律师之间产生观点不同而导致的辩护意见冲突。二是由于受到侦控的因素, 被告人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不敢将真实的情况表述出来, 而与律师产生不同的辩护意见。三是被告人过于担心自己的隐私而不愿表述真实情况, 选择接受处罚, 与律师产生辩护意见冲突。

(二) 基于维护律师职业利益而独立辩护产生的冲突

这种辩护冲突同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被告人不认罪, 但律师做有罪、重罪辩护而引发的冲突。二是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 迎合当地办案机关的要求, 出卖被告人利益而产生的冲突。三是律师忽视被告人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律师地位而采用技术性的辩护方法, 从而与被告人产生意见冲突。

(三) 处于二者之间模糊地带的律师独立辩护产生的冲突

这种辩护冲突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律师做无罪辩护, 但是被告人却认罪从而导致两者产生冲突。二是被告人不否认自己的罪名, 但是律师却以其他罪名作罪轻辩护。三是刑辨律师与被告人存在辩护技术性问题的冲突。四是律师与被告人在辩护策略上存在冲突。五是由于刑辩律师承担的是法律援助职责, 被告人对其没有一定的经济利益, 而使用独立辩护而引起的冲突。

三、律师独立辩护制度的适度调整

(一) 律师独立辩护制度的调整

1. 被告人意见不合常理采用律师独立辩护

一般情况下, 律师不应该与被告人产生辩护意见冲突, 但是在被告人意见存在明显的不合常理时, 律师则应该采用独立辩护[2]。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被告人存在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才会提出不合常理的辩护意见, 假如这时辩护律师尊重被告人的意见, 那么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 当被告人出现不合理的行为时, 可以在审判中做精神并辩护, 并对被告人进行鉴定是否存在精神病。

2. 被告人智识或者能力明显不足情况下采用律师独立辩护

这种情况一般是被告人还未成年或教育程度过低的人士, 他们可能会作出不利于获得有利判决的结果辩护意见。在这种情况下, 辩护律师应该详细将案件的实际情况对被告人进行分析, 如果被告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辩护律师可以采用独立辩护来保证被告人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采取独立辩护登记制度, 律师应该将案件相关的资料上报到当地律师协会处, 并做好登记, 为将来审查做好充足的准备。

3. 在办案人员威胁、利诱、欺骗等情况下采用律师独立辩护

当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种清理, 被告人受到办案人员的威胁等原因而不敢叙述真实想法, 这时辩护律师应该采用独立辩护。在审判阶段, 被告人可能被侦控人员威胁而害怕说出真实情况害怕会遭到更严厉的处罚而故意扭曲真实想法。辩护律师发现这一情况时, 应采用独立辩护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

(二) 律师独立辩护相对适用的区域

对于律师独立辩护的适用区域来说, 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将不同的因素综合分析后来确定是否采用独立辩护[3]。比如, 辩护律师在与被告人在辩护策略中产生冲突, 这就是属于律师独立辩护的范围。律师独立辩护必须建立在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上, 这样才能发挥律师独立辩护的意义。

然而, 律师独立辩护也有禁区, 将会给被告人的利益带来很大损害。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被告人主张轻罪, 律师不得作罪重辩护。二是不得采取哗众取宠的辩护方式, 不顾被告人的利益。三是采取献媚式独立辩护, 为了讨好办案人员而做此举动。这些都是独立辩护的禁区域, 其关系到被告人的利益, 也关系到律师的声誉。

四、结语

总而言之, 律师独立辩护是建立在实际情况上, 是以保证被告人的利益为前提进行的辩护。然而在实际司法中律师独立辩护还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律师要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当被告人意见明显不合常理;被告人智识或者能力明显不足;在办案人员威胁、利诱、欺骗、刑讯逼供被告人等情况下可以采用独立辩护, 保障被告人的利益。

摘要：律师独立辩护是建立在法理的支撑基础上, 在国外法治进步的国家得到良好的运用, 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然而绝对独立辩护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法律制度设计目的、法律职业主义角度、以及被告人利益保护方面。因此, 分析律师独立辩护的有限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辩护主导权的冲突, 探讨了律师独立辩护制度的适度调整。

关键词：独立辩护,冲突,有限适用探讨

参考文献

[1]王明芳, 傅潇蕾.被告人与律师辩护权冲突及解决机制——从李庄案二审谈起[J].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4:135

[2]宋远升.律师独立辩护的有限适用[J].法学, 2014, 08:114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问题的研究 篇10

我国现行法律确定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两种模式。一是自行调查取证模式, 二是申请调查取证模式。自行调查取证权是指辩护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从侦查阶段开始介入案件, 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 并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 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相关的材料。申请调查取证权是指辩护律师在自行调查取证受阻时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1]。

自行调查取证属于民间调查性质, 不具有强制力。而且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 还需征得证人、有关单位以及个人的同意。如果对方并不同意, 那么辩护律师即使心有疑问也无计可施。申请调查取证中, 因为有求于检察院、法院, 所以相对而言辩护律师也处于被动的地位。自《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后, 法律对于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也做出了相关的增加规定。比如说第33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 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律师介入取证的范围从审前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扩展到侦查阶段,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意味着律师在此阶段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2]。再如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 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虽未直接规定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但是给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设定了直接的义务。同时新《刑诉》对于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

新《刑诉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使得辩护律师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对于调查取证的实施在法律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但是就实践而言, 基于“取证难”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尚未得以彻底解决, 故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依旧存在重重难度。进而在一份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情况的数据分析文件中, 现状依旧不容乐观[3]。大多辩护律师自行调查或是申请调查取证无功而返, 所以实务中调查取证最为常见的方式也便是“阅卷权”的行使。可想而知, 以这么狭隘的方式寻得的证据能有多少说服力?故而也不能很好的行使辩护权。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受到阻碍, 总的来说基于以下原因。其一, 传统司法理念和侦查模式的束缚和干扰。2012年之前侦查阶段国家公权力运用广泛, 调查取证一向由公安机关加以运行。虽然新《刑诉》也规定了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是实践中辩护律师在此阶段是否享有取证权仍是不明确的。其二, 相关立法缺乏清晰明确的内涵而导致理论释义冲突。其三, 人民检察院与辩护律师的对立性, 导致申请调查取证时, 人民检察院可能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对于辩护律师的申请不加理睬。基于人民检察院强有力的取证力度,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处于弱势一方, 缺乏有力证据加以反驳, 显然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 不利于司法权利的救济。但这就是我国常态之下与法理宗旨严重相悖的双方地位情况。最后, 《刑法》中“306条款”的存在无疑也是阻碍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一大原因。306条款规定“在刑事诉讼中,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最初的禁止到后来的明确犯罪刑罚, 立法者在逐步加强对辩护律师的防范。他们希望始终掌握案件侦查走向的主动权, 用一纸律文来警示与之对抗的本就处于弱势的辩护律师。这一条款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公权力机关滥用权力的表面的法律依据之所在, 使得一些辩护律师惹上刑法的制裁, 故而在法律界该条款也是黑色条款, 让不少有正义感的辩护律师也基于对自身安危的考量而不敢有所作为。

为了改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难以行使的状况, 针对上述缘由提出了完善司法的一些途径。首先需要司法理念的突破和创新, 我国单轨制的调查取证要向双轨制迈进。其次立法应对调查取证权的具体范围及情况加以具体阐明, 主观裁量权不宜过大。再者, 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合法权益, 使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 同时在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调查取证时, 也要有相关机关对于检察院的行为加以监督, 防止其不作为。此外, 针对306条款, 要完善律师执业豁免权, 除有确实证据证明辩护律师有不法行为外, 其他情况下应免除追究辩护律师责任。最后, 可以建立法院调查令制度, 辩护律师通过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 使得权利变为权力, 督促他人的配合取证, 收获实效。

参考文献

[1]王琼.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D].华东政法大学, 2014-04-15.

[2]闫小雪.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