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空间结构

我国农村空间结构（精选十篇）

我国农村空间结构 篇1

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空间结构也在不断演化,不断地由历史上的封闭走向开放,开始与现代城市融合,并向着城乡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农村发展中的空间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农村空间结构的调整也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将在回顾国内外关于农村空间结构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理论,分析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农村空间结构的特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思路。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回顾

法国地理学者菲利普·潘什梅尔(1980)在《法国》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农村空间问题,他认为农村空间包括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耕作体系和土地的农业利用、农村景观和农村空间整治,但他并未给出农村空间的明确定义,而是重点从土地利用角度分析了人地关系。日本学者小岛泰雄(1991)认为,日本农村的生活空间包括村落生活空间、次村落生活空间、超村落生活空间三种基本类型。撒拉·沃特摩尔(Sarah Whatmore,1993)在回顾英美乡村地理学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指出,把农村空间作为环境资源来研究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对农村生活空间的组织、土地利用方式、城乡相互作用等农村空间问题进行了研究。

姜邦桥、刘成刚(1988)研究了农村空间创新问题,其中包括土地集中机制、工业空间积聚机制、增长发动机制、空间传递和整合机制等问题;曾菊新(1994)研究了改革后小城镇大发展和经济因素变化引起的农村空间发展的新趋势;李家清(1995)研究了江汉平原农村空间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苗长虹(199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带来的新乡村空间,包括新乡村经济空间、新乡村社会结构、新乡村地理空间;丁志铭(1996)研究了农村社区空间变迁问题,认为其变迁大致经过自然经济时期、转型期、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并呈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张小林(1999)以苏南为例,从经济、社会、聚落三大空间结构的角度对农村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空间演变进行了分析;冯现学、林惠华(2002)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从城镇功能、产业布局、城镇规模、用地布局、道路交通、大型配套设施的布置等方面探讨了城镇地域空间结构的构建;罗宏翔、哈颖(2005)研究了乡镇撤并对农村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

总体上看,国内外对空间结构要素及其组成形式、聚落规模及其等级体系、城市空间结构、空间相互作用、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空间结构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以及小城镇发展等问题有较多的研究和成果,相比较而言,对农村空间结构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就中国而言,地理学界对农村空间结构的研究比经济学界多得多,但各学科都缺乏关于小城镇发展与农村空间结构优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且对于东部地区的情况研究较多,对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情况研究较少。

二、农村空间结构的内涵

在对农村空间结构下定义之前,有必要先明确农村的概念。本文中所指的农村,就是所有村委会地区的集合,这个集合有着与城市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具体来说农村包括小城镇和村庄(包含自然村落)。

目前我国对农村空间结构的研究还较少,在本文所涉及的文献范围内也没有对农村空间结构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的,直接提出农村空间结构这个概念的也不多。罗宏翔教授在2005年发表的《乡镇撤并与农村空间结构优化》一文中明确提到了这个概念,他认为:“农村的空间结构主要取决于村庄和小城镇的数量、规模、发展水平及其分布状况”,他详细分析了乡镇撤并对农村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但他也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

一般认为,空间由点、线、网络和域面四个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小城镇是农村空间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点。根据笔者对农村空间结构的理解,并参照其他学者对农村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农村空间结构定义为:一区域内某一时间点上村庄和小城镇的数量、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的静态的对比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状态,以及在不同时点上该区域内小城镇与小城镇、村庄与小城镇、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空间变化状况。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①对农村空间结构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研究的区域范围,是一个国家、一个省,还是一个市/县、乡镇等;②农村空间结构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有机发展的过程,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空间结构的研究既要注重静态时点上的研究,也要注重连续时点上不同的变化特征和趋势;③农村空间结构是一个点、线、面及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点、线、面的变动及其相互作用都对农村空间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农村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特征

区域空间结构是人类经济活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空间反映,是社会、经济变动过程的结果。空间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按照区域经济活动的稳定与否,区域空间结构状态可以分为均衡和非均衡两种。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更多的是非均衡的空间结构。对应的,农村空间结构也有均衡和非均衡两种,并且总是由均衡向非均衡,再由非均衡向着均衡螺旋式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小城镇和村庄是农村空间结构的主要构成要素,且小城镇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本文在分析小城镇和村庄的阶段性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农村空间结构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低水平的均衡阶段

该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小城镇的规模较小,数量不多,辐射范围很小,数量增长也很缓慢;大部分农村布局分散,远离城市的辐射范围;在少数农村内,形成了以个别小城镇为中心在较小范围内独立运行的经济活动;小城镇与村庄在发展水平上差距不大。这个时期村庄的个数远多于城市,且还在继续增加,规模也在慢慢扩大,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规模也小;人口主要聚居在村庄,城市人口比重很小,且长期以来变化不大,而农村人口一直在增加。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小城镇和村庄的共同特征是数量少、规模小,经济发展水平低。小城镇与小城镇、小城镇与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相隔较远,布局十分分散。

(二)各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积聚的非均衡阶段

工业革命以后,自然经济逐渐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积聚与规模经济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规模收益递增逐渐占据经济发展的主流,农村内各生产要素开始向城市、小城镇或经济发达的村庄积聚。当村庄的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村庄就发展为小城镇。这一阶段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数量迅速增加,农村地区被数量迅速增加的小城镇不断纳入腹地范围,村镇体系开始形成;小城镇与村庄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开始出现。如果农村人口继续增长,则村庄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村庄的数量也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增加,城市数量逐渐增加,规模逐渐扩大。

这个阶段小城镇和村庄的共同特征是数量增加、规模有所扩大。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较快,并且小城镇附近聚集了一定数量的村庄;村庄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与小城镇相比,水平还比较低。

(三)村镇重组的非均衡阶段

当所有的农村地区都成为小城镇的腹地时,小城镇的数量增加也就到了极限,小城镇的发展开始从数量增加转变为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发展小城镇的数量可能会减少。这时农村空间结构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大量涌现,交通网发达、多种运输综合发展。由于环境承受能力的限制及成本提高等问题,大城市开始将某些低层次的经济活动向下级城镇扩散,城乡互动加强。经济活动的频繁也加强了小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此时的农村空间结构处于变化之中,经济增长的均衡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小城镇的发展止处于这个阶段,并对小城镇发展做出了一些调整,如乡镇撤并。此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农村人口不仅在比重上下降,而且绝对量也不断减少,因此,村庄的数量持续减少。

这个阶段小城镇和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了质的提高。而小城镇的数量由迅速增加到稳定,并向着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大的方向发展;村庄数量则开始减少。村庄与小城镇的布局逐渐合理,每个小城镇周围都聚集了合适数量的村庄。

(四)城乡空间结构一体化的高水平阶段

这一阶段,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成员的收入达到很高的水平,交通和通讯系统已经普遍实现现代化,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农业与工业之间已经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农业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城乡之间就业、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农村空间结构上,已经形成城乡之间、小城镇之间、小城镇与村庄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的互动网络。

此时城市化已经实现,农村人口比重很小,村庄的数量和规模都不大;小城镇的数量稳定或稍有减少,但其规模更大、质量更高。小城镇和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且空间布局合理。农村空间各个组成部分完全融合为有机整体,整个空间系统处于均衡稳定状态。

四、我国农村空间结构的特征及优化思路

(一)我国农村空间结构的特征

根据农村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对目前我国的农村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西部地区的部分农村,特别是处于边远山区、落后地区的农村空间结构还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城镇规模小,小城镇和村庄布局分散、没有明确的分工,并且在发展水平上差距不大,小城镇对农村经济发展几乎没有起到带动作用。这些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自然条件恶劣,教育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2、中部地区和西部发展较好的地区的农村空间结构则处于各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积聚的非均衡阶段。农村基本上已经走出孤立、封闭的发展模式,开始与城市有着或多或少的经济联系,生产要素流向城市或小城镇,城镇的规模等级体系基本形成,但职能分工不明确、结构雷同现象普遍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

3、东部地区的农村空间结构总体上是处于村镇重组的非均衡阶段。已经形成了等级规模比较协调、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的城镇体系,小城镇的数量由数量增长进入质量提高阶段。此时城市的积聚与扩散机制对农村空间结构的变动有较大影响,小城镇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加强。

4、东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农村空间结构已经具有第四阶段的一些特征,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交通系统相对完善使得城乡的界限已经出现模糊化的趋势,农村人口已经不再以从事农业为主,而是开始从事第二、三产业,其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等。

总体来看,我国中部和西部的农村地区还处于农村空间结构演变的前两个阶段,小城镇还处在以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即便是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东部农村地区,也还处于农村空间结构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与农村空间结构高水平阶段的差距还十分巨大,因此,优化农村空间结构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二)优化我国农村地区空间结构的思路

空间是农村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在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劳动结构、空间结构中,农村空间结构是最基础的结构,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村空间结构的优化是人们利用农村空间结构的特点、作用和演变规律,对农村空间结构加以改善,以实现各种要素的最优化配置。不同的空间结构带来的农村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不同,农村空间结构的优化可以使农村各生产要素的价值最大化。

农村空间结构具有系统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农村空间结构的系统性即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要素之间和空间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农村空间结构的区域性即不同类型的地区(如平原和山村)、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其农村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农村空间结构的动态性即空间结构的组成要素在结构和功能方面都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一定的变化。我国地域辽阔,各农村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便是同一农村地区的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此,优化农村空间结构,要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1、西部地区的部分农村,特别是处于边远山区、落后地区的农村,这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要促进这些地区农村空间结构的优化,可以继续增加小城镇的数量,重点培育一些发展相对较好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以小城镇的发展带动周边村庄的发展,促进城镇体系的形成。

2、要促进中部和西部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的空间结构的优化,首先应明确各小城镇的职能分工,尽量排除结构雷同的现象;在空间布局上,尽量做到小城镇在该农村地区内均匀分布,并且每个农村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中心镇,以中心镇带动小城镇和村庄、小城镇带动村庄及中心镇、小城镇和村庄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促进该农村地区的发展。

3、东部农村地区空间结构的优化,则应注重小城镇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同时形成分工明确的城镇体系;在城市向农村扩展的过程中应顾及到社会和环境问题,促使经济向均衡的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结构及优化 篇2

关键词:农村文化;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6—0112—02

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整个新农村建设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然而,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结构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现象,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因此,如何优化我国农村文化结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文化结构共性探讨

要想了解文化的结构,首先必须把握文化的概念。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就是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艺术等。本文所探讨的文化概念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者兼而有之。

1.从广义的文化结构来看,它由以下几个层次构成:第一器物层,包括生产工具、物质生活水平、生产条件等;第二组织制度层,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等;第三精神层,主要是指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道德素养等,这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2.从狭义的文化性质结构来看:它包括(1)先进性文化即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性质的文化;(2)普通性文化即能够满足当前人们一般精神文化道德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性质的文化;(3)腐朽落后的文化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具有腐朽落后性质的文化。

3.从文化的表现形式结构来看:它是由建筑艺术、饮食文化、装饰、文学、唱歌跳舞、书法、戏剧小品、电影电视、演讲等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所构成。

4.从各层次的结构因素来看:各自又是由许多子因素构成。

二、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结构的个性分析

当前农村文化结构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制约着新农村的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文化的层次构成来看,器物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组织制度和精神层发展相对滞后。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履地的变化,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道路交通极大改善,生产条件更加优越等。但是,在组织制度层,存在相对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需要的地方。在精神层,农民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并没有同时跟进。总之,当前农村文化,表现为农村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的器物层文化得到极大改善,而组织制度和精神层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与前者不相适应,使内部结构失去平衡,不能和谐发展。

2.从文化的性质构成来看,当前农村文化先进性文化层含量不够,而普通性文化和腐朽落后的文化层内容比例偏多。由于封建残余和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使我国农村落后文化、腐朽文化根深蒂固。主要表现在血缘意识和宗法观念浓厚;神鬼文化和烧香拜佛的民间传统习俗;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致使农村文化不能显示出先进性性质,缺少先进性文化的引导功能。

3.从文化的表现形式构成来看,把农村作为整体考察形式丰富多样,但作为局部考察构成比较单调。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民族多种多样,风俗习惯差异等,各地呈现不同文化特色,把农村作为整体来考察,文化表现形式可谓丰富多彩。但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作为农村文化的基本单位来考察,其文化形式却十分单薄,文化“空壳村”也大量存在。

4.从单纯的器物层构成来看,文化场管设施又相对陈旧落后。农村器物层变化大,但由于指导思想上重视经济建设轻视文化建设、文化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文化基础设施与其他器物变化不相适应,主要存在以下现象:(1)文化设施普遍老化、陈旧、简陋;(2)文化设施建设滞后,建设标准低、服务功能弱;(3)文化设施流失严重,被挤占、挪用或出租它用现象比较普遍。

三、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农村组织制度和精神层文化建设,使之与器物层文化和谐发展

1.建立现代农村组织制度。现代农村组织制度是指与传统相区别,即既符合当前中国农村国情,又遵循现代人类文明规范的民主、法治、公平、高效、开放、文明的社会主义农村组织制度[1]。农村组织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层面,是促进器物层文化和精神层文化发展的中介,对两者建设具有保障作用和整合功能,也是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要解决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农村组织制度。为此,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农村政治制度;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制度;要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要建立发达的农村合作营销组织;要建立现代农村生态组织制度。总之,要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建立现代农村制度,保障和促进器物层文化发展。

2.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灵魂,也是“村容整洁”的外部表现,具有同化、规范农村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当前在农村局部地方,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封建迷信活动、黄赌毒等沉渣泛起,见利忘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现象时有发生,环境“脏乱差”也普遍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常抓不懈地改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促进新农村物质文明等方面的建设。

(二)把先进性教育与普通教育结合起来,保持农村文化性质的先进性

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里,尽管有多种思想体系,但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思想道德。农村思想文化领域,先进文化不去占领,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就会去占领。

1.要用共产主义先进性思想道德教育广大农村群众。一方面,要批评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颓废情绪以及传播封建迷信、渲染色情暴力的东西,决不能任其泛滥;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先进文化,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逐步缩小和剔除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借以残存和滋生的土壤。

2.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通思想道德教育广大农村群众。要提高农村文化先进性比例,针对当前农村现情,最现实的就是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培养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意识,符合当前农村实际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新风尚的荣辱观,具有民主法制观的新农民。

农村文化建设,核心就是“人化”。只有把先进性教育与普通性教育结合起来,达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人的教化的目的,才能不断提高农村文化先进性比例,保持农村文化性质的先进性。

(三)把“传”与“统”结合起来,丰富农村文化表现形式

1.“传”即坚持自主性,促进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结构内生机制的生成。从纵向看,文化建设具有浓厚的、顽强的传统特征,不能割断、推倒传统,也不象物质文明建设可以直接嫁接或移植,而只能在发掘传统宝贵文化基础上大胆创新,并在实践中升华出符合时代进程的文化;从现实来看,我国长期坚持“文化下乡”,效果并不明显,农村文化靠外力推进只是起外部“输血”作用,根本的取决于内部“造血”功能。为此,首先要发挥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真正使农民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其次,要正确认识和利用农村文化资源,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的方针区别对待,不断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才能促进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结构内生机制的生成。

2.“统”即坚持兼容性,促进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结构形态的转型。从横向看,农村区域文化建设总是有限的,文化广域建设表现为无限性,要想优化农村文化结构,不仅要加强农村区域间文化的交流即内循环,必须还要面向城市、面向世界,加强农村文化的对外开放即外循环。首先加强与城市文化交流融合。要正确对待城市文化,不能简单地将与城乡文化的交汇融合,看成是将农村文化改造为城市文化、是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殖民化”的过程;也不能采取妄自菲薄的态度“固守”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产生心理抵触。只有采取“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平等相待的态度,才能促使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具有崭新内涵的农村文化,促进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结构形态的转型。其次,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文化资源、两个文化市场,采取“走出去,引进来”,借鉴吸收外来文化营养,为我所用,早日与全球文化接轨。

(四)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属器物层文化,是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和基本载体。针对当前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与农村器物层文化其他因素比发展相对落后的现情,因此,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硬件建设。

1.继续加大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入。农村文化建设是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公共财政是农村文化建设所需经费的主渠道,公共财政投入应向农村倾斜,形成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2.拓展渠道,形成多元投入机制。要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扩大文化消费支出。倡导农村集体投资、集资、个人出资自办文化事业,引导社会力量捐资、赞助农村文化建设。

“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大力建设县、乡镇、村文化活动场所,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使农民有地方去、有书籍读、有节目看、有器材锻炼。”[2]

四、结语

以上对文化结构的共性进行了探讨,对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结构影响整体功能发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个性分析,选择了相应的路径。总之,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满足农民群众文化需求为根本,全面统筹农村文化结构层次之间和层次内部之间以及对内循环和对外循环的关系,把先进性教育与普通性教育结合起来,把“传”、“统”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农村文化的先进性性质,加强器物层内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手段,常抓不懈,才能不断优化农村文化结构,更好地发挥对新农村建设的强大整合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星斗.建立现代农业制度[EB/OL].http://www.studa.net/nongcun/

060117/16173979.html,2006-01-17.

[2]王松德.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途径[J].河南:领导科学,2008,(20).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探讨 篇3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尤其重要, 它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基数大, 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 我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 农村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因此,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高有着重大影响, 对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至关重要。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 我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 并开始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但总体看来,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 农村居民消费还存在许多问题, 消费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因此, 关注农村居民消费, 尤其是正确地引导和促进农村居民不断提高消费质量, 改善消费结构, 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势在必行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 并探讨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因素, 从而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特点

1.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

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消费资料的种类及其比例关系。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消费结构有所优化, 但也存在着明显问题。

(1) 消费水平总体偏低, 地区差异较大。尽管近年来, 农村居民收入在不断增加, 经济发展不断加速, 但就大部分地区而言, 产业发展规模不平衡, 导致总体发展相对落后, 消费水平参差不齐, 总体水平偏低。

(2) 消费方式比较单一, 消费结构不尽合理。我国农村居民由于受收入水平、消费理念的制约, 存在方式比较单一。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以农业为主, 所带来的收入多用于日常基本生活的消费, 银行存款为主要存放方式, 股票、债券等的投资少之又少。而且, 在消费过程中, 多为同期消费、实物消费, 超前消费和借贷消费的观念几乎不存在, 网络购物覆盖面小, 这些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都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的狭隘, 不利于消费结构的优化。

(3) 消费环境差强人意, 有待改善。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 但是农村的基础配套设施滞后, 一些农村地区甚至没有根本解决用电、通信、道路问题, 农民有消费欲望但却没有消费能力。同时, 在城镇化建设火热进行的同时, 农村市场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假冒伪劣产品, 而售后服务和信息市场的滞后, 严重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导致农民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信心。

(4) 农民消费的非理性化趋势表现突出。由于农村差距的加剧和消费的竞争性, 有些农村超前消费却没有能力偿还, 这种行为是不理智的。而且, 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 居民素质相对滞后, 在消费的过程中, 以金钱衡量价值, 什么便宜买什么, 不重视环保意识和科学素养的培养, 导致消费环境不断恶化, 加快了农村生活消费的非理性化趋势。

2.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

(1) 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 (Engel's Coefficient) 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个家庭收入越少, 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 我国农村居民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食品支出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恩格尔系数越来越低。

(2) 电子产品消费增长快速。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过去相比, 电子产品的支出越来越多, 人们日常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的消费日渐成为居民消费的主流, 这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3)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较稳定。随着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精神文化需求应逐渐提高。但由于我国农村流出人口较多, 对教育不够重视。

三、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

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因素有很多, 总的可以归为两大类, 即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其中认为最基本, 最重要的因素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购买力的大小, 收入越高, 消费支出越多。除此之外,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相对较单一,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从而影响其消费结构。

2. 国家政策

一个地方的发展不仅依靠当地人民的努力, 也和国家的支持力度有关, 国家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惠农政策就是最好的说明。一方面, 国家加大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支持, 带动农民自主创新, 增加收入;另一方面, 减免农业税, 对农民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补贴, 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 进而对其消费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农村居民消费环境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农村消费环境差, 农村软硬件设施达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要求。农民有消费欲望, 但却没有消费的能力和信心。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这不仅抑制了农民对水、电、气等商品的消费, 也影响了对冰箱、空调等耐用品在农村的普及;二是消费品市场不成熟, 导致农村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 严重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三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致使农民储蓄动机加强, 直接减少可支出的收入, 收入减少, 消费自然也随之减少。

4. 消费方式

消费方式受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克勤克俭的消费观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消费需求。一方面, 农村居民消费方式比较单一, 信息来源较为狭窄, 市场较固定, 缺乏正确的引导, 盲目消费现象随处可见;另一方面, 居民在消费的过程中消费目的也相对单一, 缺乏环保意识、攀比心理盛行, 这些因素都导致居民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化, 盲目消费、攀比消费多过理性消费, 最终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四、优化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策及建议

根据上述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想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需要从多个领域着手。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生活质量、国家和谐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 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1. 大力发展经济,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对生活消费支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 改善消费结构, 提高消费水平, 必须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入手。那么, 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力, 是改善农村居民消费不合理的必要手段。

(1)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现代农业。收入是民生之本, 也是农村居民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的基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 且增长缓慢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 消费水平和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因地制宜, 依照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一是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 发展多种农业经济, 实行山地的立体农业模式,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二是加大机械化和科技的投入, 实行合理科学的种植方法, 充分发掘土地的生产潜力, 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

(2) 倾斜国家政策, 重视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 除了农民自身的努力外, 国家的倾斜政策也有很大关系。首先, 政府适当的引进外来技术, 结合当地特征, 引导农民创新发展;其次, 政府要为农村居民提供平等的权利待遇, 在惠农帮农的基础上, 协调城乡发展, 关注农业生产, 减轻农村居民的负担, 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最后, 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减轻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对于稳定农民收入也有很大的作用。

(3) 自主创业, 多渠道就业。从根本上来说, 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主要取决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靠经济的发展。因此, 大力发展经济, 加快农村区域发展, 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鼓励农村居民多渠道就业至关重要, 在土地收成的基础上, 发展其他技能, 增加收入渠道, 农业耕收不应该是农村居民惟一的收入来源。

2. 转变消费观念, 培养正确的消费方式

农村居民由于生活环境相对较闭塞, 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大, 在消费过程中观念死板固化, 且科学素养缺乏, 导致消费观念的盲区。因此, 要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还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 引导其正确合理地进行消费。

(1) 完善信贷消费,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消费信贷是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信用、抵押、质押担保或保证方式, 以商品型货币形式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的信用, 是一种超前消费的表现。农村居民由于绝对的支付能力有限, 在消费过程中受到很大的限制, 特别是发展性资料和享受型资料的消费受到限制。完善消费信贷, 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 提高服务质量, 降低信贷条件, 能极大地鼓励农村居民在自身收入水平基础上提前享受其他消费, 花今天的钱圆明天的梦, 能够提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 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2) 强化消费理念教育, 鼓励绿色健康消费。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种转变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倡现代消费观念和绿色消费, 促进消费模式的多样化, 不仅培养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每一项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率, 发展循环经济, 而且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拉动经济增长。

(3) 淡化攀比情结, 避免盲从, 促成理性消费。当下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 竞争意识存在于每一个层面。在消费领域里, 消费者也在进行着无形的竞争。各种攀比之风大肆猖獗, 致使消费者为维护面子, 显摆财富, 忽视自身的经济状况, 盲目攀比。合理的消费结构应该是以居民自身收入为基础的理性消费。因此, 淡化攀比之风, 避免盲从, 促成理性消费对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有重要作用。

3. 创造和谐的消费环境, 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和信心

和谐的消费环境是农村居民进行消费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可行的条件下, 居民消费才有可行性。创造和谐的消费环境, 能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 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1)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农村消费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可以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 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 还可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道路、供电、通讯存在的问题, 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 强化与外界的交流联系。

(2)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维护市场秩序。受利益的驱动, 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着消费市场, 严重影响市场正常的秩序。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也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信息, 消费者一旦购买到价值低下的产品, 就会降低消费欲望或者简化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 不利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多方面的进行打假活动, 增强打假力度, 对农村居民进行多渠道宣传教育, 提高打假意识, 自觉的维护消费秩序, 进行健康有序的消费活动。

4. 落实国家政策, 培养消费热点, 带动农村居民消费

转变政府职能,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消除造成城乡差别的制度性因素, 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 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定价和就业歧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使侵权行为无处藏身, 形成公开透明的消费环境。另外, 国家要切实落实惠农政策, 重视农业发展, 关注民生, 引导农村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行为, 增加农村居民预期收入。

五、总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 其中促进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民的消费需求则是重中之重, 也是目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农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生活中的文化含量地不断提高, 不但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 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 而且有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刁永柞.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李筱光, 韩立岩.北京市居民消费结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张书云.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4]徐振宇.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发展报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5]尹小玲.简述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结构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 2004, (6) .

[6]刘甲库.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04, (6) .

我国农村空间结构 篇4

“入世”后，我们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明确定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定位在为农村市场化和产业的发展发挥导向性、服务性、基础性功能。为此，必须深化乡镇集体企业改革，农村集体经济要进一步退出一些适合个体、私营投资经营的生产领域，要把重点放在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金融、市场信息、法律咨询、教育培训、购销流通等服务的领域，同时，要对现有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造，推动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可以采用承包租赁、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根据我国农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和集体经济组织应起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主要采取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因为，合作经济组织是由社区社员遵循自愿、平等、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立足点仍然是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仍然没能成功地转换为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差距就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称不上是一个为集体成员完成各种交易提供服务的组织。而要完成这一结构性转换，首先要与社区政府分离，然后根据合作组织成员的交易需要建立相应的服务体系。

当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否完全向合作经济组织转换，并不单单是微观层面的事情。信用与流通服务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两大基本功能，却受到现行政策的诸多制约。在信用方面，国家至今为止对农村金融仍实施比较严厉的控制，限制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至于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逐步形成独立经营的格局，但越来越成为一个没有合作内容的正规金融机构。在流通方面，像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一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部门垄断。这些部门都是国字号的，又有长期的垄断地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根本不可能与它们进行竞争。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是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只有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才能使集体经济组织转变为规范的、符合农民需要的合作经济组织。

（二）创新农户独立经营型耕作制度，重塑农业市场主体。针对农户独立经营型耕作制度安排的缺陷，中央又做出了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制度安排，而且到时还可再延长30年，以激励农民对土地增加投入的积极性。这实质是对农户经营独立型耕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入世”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农户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具有长远发展的动力，农地产权制度必须要进一步创新，要在实现农地双层所有制（农地最终所有权为社会所有，经济所有权为业主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推行法人农场制度，从而实现由农户独立经营型农耕制度安排向具有社会化、具有土地经济上所有权的法人农场制度转变。这是因为，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塑造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市场主体必须是财产主体。农民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就不可能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果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界定，土地资源的优化使用就不可能实现。

（三）推动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但单纯量的优势并不一定具有质的优势。质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产业的属性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技术构成和科技含量、经济的整体素质、规模经济、资本的增值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

我国农村产业中的企业都不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对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只要我们在保证农地的最终所有权为社会（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作用（至于农业经济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并不重要），就能够增强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的控制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中，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大外资引进的力度。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投资于农业的外资给予国民待遇，在登记注册、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收等方面一视同仁。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篇5

关键词：农村社会结构；血缘；姻亲；地缘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3-0151-05

2015年春末，笔者在滇东北彝良县雄村进行有关社会变迁的田野调查。通过与农户访谈和对当地历史的纵深了解得知：随着农村的改革，国家的干预逐渐减少。新兴的市场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迅速占领了农村的生活空间。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市场经济的触角延伸至农村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雄村的社会结构在这变化中正经历着自我的调适与整合。在布朗看来，“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这种关系网络是可以从个人的行为活动中直接观察到的。本文试图通过对雄村血缘、姻亲和地缘三元社会结构的直接观察和探究，对雄村历史和现状及其连带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动态分析，阐明在社会变迁的境况下，乡村社会中血缘和姻亲的功能正被弱化，而地缘的作用日益凸显，血缘、姻亲和地缘关系相互调适和整合，并以此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正常运行，努力建构新的社会空间。

一、血缘社会的流变

在雄村，每当谈及家族关系时，村民们常常唏嘘不已，特别是中老年人，似乎对以往日渐模糊的家族关系形态从记忆中被唤醒。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流动性差，农民离开土地几乎很难生存，基层的党政组织也积极阻止村民自由迁徙。那一时期，雄村是一个集血缘、姻亲和地缘为一体的社区，相对封闭，多数村民遵循着“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生活规律，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叠。

定居雄村早期，村民依据血缘关系选择定居点，血缘和姓氏决定了村民对自我群体的内聚性和他者的排外性。1949年以后，雄村在国家权利的干预下，经历了从自然村到行政村的转变，雄村现由17个村民小组组成，人口与姓氏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表中可知，村民小组姓氏结构比较单一，甚至出现某村民小组与单一姓氏重叠的状况，形成一姓一组。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了解到，相同的姓氏出现于不同的村民小组，他们彼此认为对方是从不同地方迁移而来的，没有血缘关系。当然，也有从一个小组移居到另一小组的村民，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乡土社会的“土”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是乡土性的。农民靠地吃饭，粮食的获取来自于土地，这就决定了在没有出现可替代土地功能的事物之前，农民将一生受土地的羁绊，并且与土地为生。在信息闭塞、产业结构单一的雄村。土地是家庭的真正基础，没有土地，家庭就无法定居，家庭成员也不会有安全感。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家庭成员聚居而生。随着血脉的延续和家族成员的增加，这一血缘群体常以整体的面貌呈现在他者的眼中。在农村，依靠个人的力量争取社会利益和处理个人矛盾未免显于太过单薄，因此家族成员的联盟成为村民的普遍常识。即使所争取的事物对个别成员没有用处，但是他们坚信：即使肉烂了，也要在自己的锅里。共同的祖先、相同的居住地、来自外部的冲突和利益，使村民以血缘为纽带在意志和行动上形成统一。

案例1：1987年，茶树小组正值组长换届选举。张、黄二姓积极参与组长竞选，由于吴姓自觉差距过大希望渺茫，所以退出竞选行列。此时，个人的人际交往应届居家族利益之下。黄德与张姓组长竞选者张康福关系莫逆，可是在选举组长时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黄氏家族的竞选成员。然而，张黄二姓都认为此举合情台理，并且张康福对好友的此举行为也表示理解。在当时，组长有极少的权利对政府给予的补助进行调配，对村民来说这足以成为他们争取的目标。一张姓长辈，为了获取吴姓的选票，发动自己的私人关系为张康福获得了部分吴姓成员的选票。并且在其他同族人的帮助下张姓荣任了村民小组组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选举之前有一晚辈与张康福起了冲突，但是选举时他比大多数的族人更加的热心和积极。

案例2：从村委会留存的案底和族中老人处可知，在1990年，茶树组发生一起群殴事件。事件的双方是茶树组张姓和海子高姓的两群青少年。张涛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淘气，不但长辈对他感到头疼，家门里的同辈人也时常对他避而远之。他的说话方式和为人处事常让族人感到厌恶，族中不少同辈扬言要适当的给他一点教训。

雄村的七月天气酷热，张涛独自一人在河里游泳，恰时一群海子组的高姓少年从河边经过，边走边嘲笑张涛的游泳技术，对此张涛予以破口大骂。高姓少年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满身狼藉的张涛在回家的路上被同族的少年们看到，当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虽然大家平时对他张涛很没好感，但还是决定为他报仇，找到高姓少年打了一次群架，双方各有损伤。念在没有发生重大伤害的情况下，此事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大家各自处理自己受伤的成员。参与打架的张姓少年也仅仅只是挨了几句父母长辈的责骂，此事后张涛在族中行事愈来愈多的被族人赞扬。

从上面的案例中可知，在相对封闭且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中，血缘群体的利益和来自外部的冲突可以消弭或减缓内部矛盾且对内具有聚合性对外伴随着排斥性。在雄村家族关系是内部成员处理人际交往的依据，同时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现代化潮流开始波及这个曾经相对封闭的农村。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开始充斥着雄村的社会空间，土地的供给愈加的难以满足村民的需求。市场的扩张、人口的流动、交通的便利和信息的迅捷，促进了城乡往来的频繁。城乡联系的日夜紧密，使乡村社会主体从事职业正在分化。农村和城镇之间能展开沟通从而使得务农者不再把自己死死地捆绑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而使务农者得到解放。这一局面的出现，给乡村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外出务工和求学的家族成员，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扎根于城市，这一做法鼓励了更多在农田上耕耘的本族成员和村民。我们知道，在一个生产工具简单的农村中，农田上的劳动，身体上要忍受的痛苦太明显了。而且从农田中的收获远不及我们的支出。在诸如此类情况下，村中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纷纷外出。本村大量人口常年滞留在外，有的甚至几年不回家一次。近些年来，国家放松人口流动的控制，在雄村甚至出现了举家搬迁到他村和城市。访谈期间，我的房东张老五共有兄弟7人，然而，让他感到揪心的是只有自己一家人还呆在父母原先所住的地方，其他兄弟不是去其他组或村，就是去了乡镇和市里。他说：“好好地一个家族，现在就我孤零零的一家呆在这儿了，这种现象在整个雄村都普遍存在。”在调查中发现家族成员的迁移、散居、外出务工和外来人口的涌入，使以血缘为纽带的乡村社会结构正遭受分解和裂变。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穗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在现代化潮流下，正遭受激流变迁的农村社会将面临着血缘社会的解体。

nlc202309020820

二、嫁娶对象的选择

中国人相信生命可以通过孩子来延续，只要代代相传，先辈就能永生。保持家庭的延续是对祖先的最大义务，绝后不仅意味着家庭的终结，也意味着祖先的死亡。当然，家庭的建立和祖先生命的延续必须依赖于婚姻的成功。婚姻是人为的仪式，用以结台男女为夫妇在社会公认之下，约定以永久共处的方式来共同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嫁娶双方主体的选择及相应的制度受一定历史条件下生境的影响。

对雄村来说婚姻是极其重要的事，特别是拥有多个儿子的家庭。当儿子到了成家之年仍然未婚，父母特别是母亲常会烦恼当初为何生这么多的儿子？但当他看到别人家有三女一儿时，她会同情生这么多的女儿终将是别人家的并且还会赔钱。在中国农村，婚姻对象的选择受着所在社区的干涉，除当事人之外，多多少少总有人来干预，这一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最为明显。那时的雄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口流动量小，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政府的途径而实现。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村民人际关系所能扩张的范围，也影响了人们对婚姻对象的选择。雄村是多个姓氏并存的社区，未婚的成年男子择偶对象往往是本村的女子。在乡村社会，男女双方及其家庭为了生活的便利和事务的互助，往往会采取婚姻结成姻亲，彼此之间互为族外亲属，婚姻目的为合两家之好。联姻之后，彼此有喜相贺，有凶相吊。雄村的姻亲关系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互为友好、相互帮助的纽带，姻亲是人们争取利益处理矛盾的一大外部助力。正如案例1中所呈现的现象，为了张康福能获得1987年茶树小组组长的职位，张氏家族的成员把所拥有的选举票统统投给了他。然而在票数的总量上依然少于黄氏家族，想要获取胜利必须依赖外族的帮助。张姓长辈的介入成功的把吴姓的一部分选票投给了张康福，从而获得了选举的胜利。通过与村民访谈得知，张姓长辈的妻子是来自吴姓一脉，也就是说他们存在事实上的姻亲关系，这就是他能争取吴姓帮助的主要原因。

如今，雄村的嫁娶对象与以往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未读书且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开始四处找对象结婚，即使他们的岁数不大但是父母依然很着急。一方面，是担心随着儿子年龄的增大愈加的不好找对象，如果成年以后的儿子长期处于单身状态，父母是要受村民非议的；另一方面，在村民看来结了婚的男子，他们会勤俭节约、约束自我，时刻为自己的小家庭着想。“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命史中，最能使他们保持稳定的因素是对家的顾念”。然而，根据笔者调查所知，发生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本村未婚女子纷纷嫁往城市和其他省份，造成雄村男子配偶难求。未婚男子，为了应付这一状况只有出门务工和前往其他乡村寻求对象。这一婚姻对象选择的改变，使雄村作为血缘关系以外的亲属补充关系——姻亲，正面临转变和消失的境况。90年代末以来的雄村，没有出现一次村内未婚男女联姻的例子。这并不是男方不愿在本村寻找，而是雄村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让未婚女性为了追求更为良好的生活条件纷纷外出嫁往异地。正如孛伯所言：“如果可以选的话，直接找本村的姑娘多好，平时有事儿姻亲家还可以帮助。找一个远的儿媳妇，她的父母亲戚好不容易来一次，不仅帮不了你，而且还要当客人好好地招待。另外同村结婚一般是很难发生离婚事件的，在乡村社会中的婚姻不仅仅婚姻当事人的事情。”同村婚姻现象的日渐衰落，意味着姻亲关系在乡村社会结构中所起的守望相助、互利互惠的作用正逐渐消失。婚姻已不再是村民在雄村扩大影响争取地位和利益的主要方式。姻亲关系开始从构建村民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中逐渐隐退，是造成社会关系的崩塌，还是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结构网络促使农村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将在下文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三、地缘的调适和整合

20世纪末以来，现代化潮流对农村主体造成的最直观感受是：过去那种农村的和地方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市场经济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在这一过程中，乡土社会的主体成员不断的向外流出，而农村市场的持续扩展和间断性劳动力的缺乏，使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八乡村，这一现象在雄村尤为明显。

近年来，雄村中年人和青年人纷纷外出打工和创业。而呆在农村的以上学的孩子和年龄稍大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主，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留在村里谋发展，但那只是极少数。雄村劳动力的不足，使留在村里的村民只能种植一部分土地，然而每到一年的夏季和秋季，村民们仍然有干不完的农活，有的粮食如果不在一定时期全部收获置放在家里，一场雨加一次太阳的暴晒，辛苦一年的努力就此白费。因此，夏秋两季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大量的外村人每年这个时候纷纷到雄村帮当地人干活挣钱，当地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作物种植结构单一。而今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大众媒体尤其是雄村对食物和电子产品的需求，使部分商家频繁的到雄村进行售卖，有的甚至直接在雄村开店经营。当外来务工的群体赚到了一定数额的钱，就会向迁移出雄村的村民购买遗留下的房产和土地的使用权。随后举家搬迁定居于雄村，这一做法在雄村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雄村本地人口持续而缓慢的移出，从外地而来的务工人员和商人不断地移入，有的甚至在此定居。由于房屋财产和商业点设置的原因，外来人口分散于雄村的各个小组。笔者发现有许多的村民小组居住区，出现了10余种不同的姓氏，他们之间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姻亲关系。在雄村，为了适应生境的变迁，血缘和姻亲所构建的关系网络在社会结构中逐渐弱化，村民们依据居住关系而自动构建起以地缘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以此弥补根据血缘和姻亲建构的社会结构的缺失。据此可知，一切制度的形式是人在一定的环境之内造成的，不变的并不是它的形式，而是人用它来满足的根本需要和满足时的效力原则。

当来自不同地区的群体生活在同一环境里，在没有亲属关系、生活体验甚至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人们将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选择、构建自己的集体认同。在雄村，如今的居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构建自己的认同体系。这种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认同是具有多重性的，包括家庭的、性别的、阶级的、地域的和族群的。多重的认同才能使我们在这个相对陌生的区域中，与不同的对象发生交往。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物发生多种联系。而以地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恰好满足了一个正处变迁中的农村社会。未来中国乡土社会城镇化、都市化的改建过程中，乡土中的主体将会经历人际关系由熟悉到陌生的过程，而以地缘为根基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网络特满足人们的需求，依靠地缘对农村社会结构进行调适和整合将是未来乡土社会的主流。

设施园艺与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篇6

一、我国设施园艺业发展的大好形势

设施园艺涵盖了建筑、材料、机械、自动控制、品种、栽培、管理等多种学科和多种系统, 因而科技含量高, 所以设施园艺的发达程度, 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建立的很多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 主要内容也是在搞设施园艺工程, 说明了设施园艺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几年, 我国农业现代化高潮到来的大背景, 使得我国的设施园艺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具体表现在:

1. 全国以蔬菜栽培为主体的设施园艺面积已近100万

公顷, 设施类型主要为塑料拱棚和日光温室, 居世界第一位, 在一些大中城市郊区, 蔬菜设施栽培面积已超过当地菜田总面积的10%以上, 某些地区已接近30%,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

2. 设施园艺工程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具体表现在园艺设施逐步向大型化发展,

小型简易类型比重下降约20%。通过了大型现代化温室及配套设施的引进, 促进了我国温室产业的发展, 使我国新型优化节能日光温室和国产连栋塑料温室得到进一步推广。由于设施结构设计建筑更加科学合理, 使得设施内的光温水气环境得以优化, 有利作物生长发育, 为高产优质奠定了基础。

3.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大中城市近郊的耕地不断减少, 如何发展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近年来提出了“都市农业”的概念, 都市农业的定位是在城市周边, 与大都市的二产、三产密切结合, 融合服务于大都市, 保证都市多元化、高质量消费的需要, 要做到可持续发展, 且有利生态环境的优化, 因此往往把设施园艺做为首选项目。

4. 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 一些相关政策向农业倾斜, 使得不少企业家也开始关注农业项目, 他们看到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把投资热点转向农业, 多数也是从事设施园艺生产。

上述几方面充分反映出设施园艺在我国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设施园艺与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设施园艺的产品主要为蔬菜、花卉和果品, 当有市场需求时, 其产品附加值明显高于传统农业。加之一些蔬菜、花卉生长周期短、气候适宜地区内可多茬栽培, 所以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也相应提高。设施园艺是在人工设施内进行的园艺作物生产, 可以提供反季节的鲜活产品, 其价值比露地生产要高, 所以是一条脱贫致富“短、平、快”的有效途径。

三、发展设施园艺应注意的问题

设施园艺属现代化农业范畴, 科技含量高, 涉及学科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 现代化的设施园艺要实现高产、高效, 一方面要有工程技术支撑, 另一方面还要有先进的种植与管理技术保证。国外发展设施园艺的技术路线是高投入高产出, 从而获得高利润。高的设施建设和能源投入, 保证了结构和生长环境的优化, 保证园艺作物几乎可全天候生产。科学而精湛的栽培管理技术, 保证作物单位面积的高产量和高品质, 产品能畅销国际市场, 经济效益自然非同一般。这些我国目前很难做到, 因为我国的农村、农业与发达国家比较, 还有很大差距, 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走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为此应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

1. 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个过程, 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农村面积辽阔, 分布在不同地区, 各方面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 应从实际出发, 尤其是经济实力出发, 分层次、分阶段, 逐步发展。而当前更重要的是, 把我国以节能为主的设施园艺生产体系, 如何提高一步, 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如何大幅度提高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衡量设施园艺的水平高低, 不能只注意设施的外观, 做表面文章, 而应脚踏实地, 从当地群众生产的主要类型出发, 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2. 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目前我国以蔬菜为主的设施园艺生产面积已达百万公顷, 居世界第一, 人均蔬菜的数量也达到250千克/人、年, 同样居世界第一。这两个第一告诉我们从数量上, 发展设施蔬菜栽培已不是当务之急了。虽然在人均吃菜量上, 由设施栽培提供的鲜菜比例还不到总量的20%, 还有发展的余地, 但必需注意由重视数量向质量转变。蔬菜和水果是鲜活产品, 直接供消费者食用, 因此其营养品质, 有无公害, 鲜活程度等等都十分重要。

3. 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设施园艺是地域性比较强的农业生产, 发达国家也把节能放在重要位置, 既要注意节约寒冷季节加温保温的能耗, 也要注意高温季节降温降湿的能耗。

我国农村空间结构 篇7

一、我国农村“金融排除”的现实表现

王伟、田杰等根据金融包容性指数, 并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 计算了我国2008年的金融排除度, 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中, 9.7%的省份金融排除度低, 54.8%的地区遭受了严重的金融排除, 其余地区遭受了中等程度的金融排除 (2011) 。其实, 我国金融排除在社会现实中表现尤为突出。首先表现为正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重点转向城市, 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大幅萎缩。随着国有商行逐渐撤出农村地区, 邮储银行存多贷少, 形成资金的漏斗效应。据统计, 地处大别山区的A县2014年10月存款余额111.8亿 (全市第7位) , 贷款余额49.7亿 (处于全市末位) , 其中涉农贷款余额只有29亿元, 使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其次是金融服务的不完善, 经营网点越来越少, 在资金支持方面严重不足。该县下辖B镇至2013年12月底辖内只有农商行一家有贷款功能的2个网点和1个邮政储蓄网点, 每万人拥有机构数不到1个, 且银行业机构网点主要集中于镇政府所在地, 广大村组几乎没有银行业服务网点。随着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大量撤并和人员压减, 县域金融竞争很不充分, 城乡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差距拉大, 村级金融服务网点成为空白, 乡镇以下金融业务几乎由农商行独家垄断。因此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需求缺口愈来愈大, 农民 (包括农企) 收入增长趋缓, 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民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图1) 。

图中随着农户金融需求增加从D1→D2, 主流金融供给却减少S1→S2, 使农民收入减少Qe→Q1。

二、农村“金融排除”的壳层结构

目前, 国内对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等研究还相对较少, 如徐少君和金雪军用微观个人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 农村金融排除的主客体的互动取决于既有的制度安排, 根据其本身的梯度特征, 我国农村所遭遇的金融排除可分为逐步递进的、按照梯度变化的3个基本壳层结构组成 (图2) 。

1.金融排除的客体:农户 (农企)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 他们的利益缺乏代言人, 因此, 在公共政策选择中处于劣势。金融排除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户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目前, 农户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存款、贷款、汇款、付费, 以及农业保险等方面, 由于农户发展程度和发展能力不同, 其金融需求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户的生产与消费需求都迅速增长, 而农户的收入增长却比较缓慢, 从而使得农户的资金流动性约束增强, 金融需求更加强烈。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比较效益低。由于土地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农业科技含量低、地块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等原因, 我国农业生产的利润率一直是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 农业呈现收入不稳定性和剩余的有限性。非农收入的多少与农民的生产性金融需求成反比, 具有浓厚的“拐杖经济”色彩, 借贷行为多数为了满足刚性消费需求的非生产目的 (黄宗智1985, 1990) 。

(2) 农户借贷比较零散, 需求结构矛盾突出。一是由于农户经济的脆弱性导致对借贷的依赖程度很高;二是因为借款规模太小而导致借款行为的分散化;三是主流金融供给偏重农业生产和短期投资, 新兴产业和长期投资缺口严重。

(3) 风险预防的“圈层结构”化。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分散, 大部分农民的人均土地不到3亩。加之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熟人社会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圈层结构”。“圈层结构”以内的高度信任和秩序与外部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明显的二元信用体系。

(4) 资金融通的替代效应不明显。目前农户的资金融通基本依靠友情借贷、高利贷、互助资金、主流金融和财政支农资金。友情借贷很普遍但不可持续性强, 高利贷无数量限制但利率高, 互助资金和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小且对象特定, 因此主流金融仍需充当重要角色。

(5) 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双向的影响。教育对借贷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收入实现的。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降低了高知识水平农户的资金流动性约束, 农户借贷的意愿和借款的实际发生率都有所下降, 但农户的借贷规模却有所增加。

2.金融排除的主体:主流金融

我国的主流金融包括承担政策性业务的农发行、农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商业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等。

(1) 比较效益因素。商业银行受自身利益最大化驱使, 逐渐从信息不对称、缺少抵押品的的农村和资金投放到期限长、见效慢、风险高的农业项目收缩战线, 进军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城市。

(2) 机会成本高、风险大。农村金融市场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外部人员一般很难了解贷款的使用情况及还贷的可能性。由于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的不完善, 加之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面对分散的农户, 受交易额小、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抵押品等因素制约加大了经营的成本和风险, 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直接导致正规金融机构丧失从事农村金融的积极性。农业保险发展还比较滞后。目前农村已开展水稻、棉花、油菜、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能繁母猪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都很高, 但部分地区农民对水稻、棉花、油菜等种植业保险还不是很了解, 参保的积极性不高。这种情况导致了农业生产缺乏保障, 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体系难以建立。同时农村金融知识缺乏、信用意识薄弱、缺乏有效的向外融资的抵押担保品, 联保连带责任不清晰是造成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3) 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不足。尽管近年来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迅速发展, 但县域金融组织体系建设仍然滞后, 农村金融营业网点相对不足, 金融机构网点大量从农村撤出, 覆盖率低。随着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大量撤并和人员压减, 县域金融竞争很不充分, 城乡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差距拉大, 村级金融服务网点成为空白。

(4) 非主流金融的“挤出效应”及局限。在我国农村, 地方货币系统 (Local Currency System) ———非主流金融组织由于具有投向自由、借贷期限灵活和手续简单等优点, 在主流金融组织供给不足的条件下, 它已经开始填补由主流金融机构留下的信贷市场空间, 已逐渐成为农户借款的主体。但是, 当前非主流金融组织不合法, 组织行为不规范, 利率太高, 也减少了农户的资金需求规模。

(5) 政策性金融功能的缺失。一是市场定位不清, 越位和缺位问题并存。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追逐市场份额, 纷纷向竞争性的商业金融业务渗透, 而农业、基础产业等需要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的领域又缺少相应的融资途经, 制约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二是筹资方式单一, 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政策性银行只能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方式筹资, 财政补贴资金难以及时足额到位, 积累资金能力有限。三是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不足, 农民贷款难借贷程序复杂, 借款成本高。四是内控机制比较薄弱, 不良贷款比重高。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 内部审计和监察力量薄弱, 管理粗放。

(6) 农信社 (农村商业银行) 一家独大。根据A县数据, 截止到2014年9月, 太该县农商行存款余额占全县的38%, 而贷款余额占60%。虽然农信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 但其资金规模相对较小、历史包袱沉重、管理技术落后、人员素质低、结算方式落伍, 使农信社已无力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信贷需求。同时农村信用社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等也是大量资金流出农村的重要原因。

3.金融排除的机制:路径锁定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并创造了丰富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 把农村金融排除简单归因于社会资金短缺引起的供求失衡是不恰当的, 应当看到当前农村金融体系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形成的“路径锁定”:

(1) 政府偏好。在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政府不断打压非主流金融, 扶持农村信用社, 意图以政策为引导, 使之成为合作制金融机构和支农主力军。事实上, 农信社业已走上规模经营、合并与集中之路, 利用垄断地位背离农业平均利润率水平过高上浮利率以追求超额利润, 撤并基层代办网点, 远离乡村和农民, 吸储能力明显降低。其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转换经营机制工作进展缓慢, 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 因此, 支农主力军作用难以发挥。

(2) 金融压抑。一是我国利率压抑现象依然存在。市场利率尚未形成, 利率机制仍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杠杆作用。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虽然立法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 其实质仍然是由政府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三是农村金融产品单一, 服务欠缺, 势必大大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金融融通。因此现行金融体制安排, 使得农村资金流失严重、资本积累十分匮乏、投资大幅下滑。

(3) 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很不完善。一是对不同所有制的金融主体市场准入采取歧视性态度, 缺乏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市场退出完整法律制度。二是对有关金融业务、金融债权、金融监管等方面的规范存在着“错位”和“漏位”现象, 导致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机制软化和倒逼中央银行再贷款机制。三是征信体系建设滞后, 诚信环境缺失, 导致主流金融“惜贷”。

(4) 农业支持体系薄弱。一是土地产权不明晰, 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质押、抵押权的实现。二是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土地仍需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三是农业保险与补贴、财政支农、农业科技推广、农民技能培训、农产品标准化等体系欠账很多, 农业竞争力低。

三、结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排除壳层结构中核心结构———“路径锁定”是根本因素, 它制约和影响主流金融的行为, 歧视和限制非主流金融的活动, 最终导致金融排除的产生与深化。因此彻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 需要依靠强制的制度变迁来实现。首先要健全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其次建立公平而完善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 构筑适度竞争、开发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市场。再次是建立农村存、贷款保险制度, 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农业保险制度, 完善农业支持体系。实现抵押担保方式创新。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宅基地、农村房产等确权发证步伐, 允许农户、农村集体组织以土地承包权和林权, 以及水面、荒山、荒滩使用权等进行抵押。二是进一步完善动产担保制度, 扩大动产担保范围, 改善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最后是商业金融机构可通过利用农村新型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的信息对称性与有效的监督性, 解决面对农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进而开拓农村金融市场, 开展多层次的针对农户的金融借贷产品。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弗鲁博顿, 鲁道夫·芮切特著.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01.

[2]艾洪德等主编.货币银行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3.

[3]曾凡银.绿色壁垒的壳层结构及其效用研究[J].财贸经济, 2004, (06) .

[4]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张改清.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失衡及均衡路径[M].农村经济, 2005, (11) .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7]田霖.我国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的影响要素分析[J].财经研究, 2007, (04) .

我国农村空间结构 篇8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治理,法律规范

一、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及困境

目前, 我国央行与银监会推出的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之一——小额贷款公司正在各地蓬勃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民间投资意愿不高。然而, 小额贷款公司却是当前仅有的几个民间投资热点之一。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 全国已经有1144个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与此同时, 还有127个村镇银行开业。由于民间投资热情不减, 为了解决僧多粥少的问题, 很多省份都把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从30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5000万元, 甚至到1亿元人民币。从整个金融层次来说, 我国最缺的就是能够有效地给那些小企业、给农户在最基层提供金融服务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我国并不缺资金, 也不缺好的小企业及有信用的农户。缺的是能够一直深入小企业、深入到农户的多元化金融机构。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制造一个很好的金融“毛细血管”系统。而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就是这样的金融“毛细血管”。别看现在才有1千多家, 如果有措施配合, 完全有可能建立3千家, 5千家。我国有1600个县, 假如每个县有两个, 就有3200个小额贷款公司;我国还有800个城市的区, 一个区批两个, 也就1600个。每个小额贷款公司贷出1亿元到2亿元人民币, 就有5000亿元到10000亿元的资金真正地贷到了小企业、贷到了农户中去。如果有了这一体系, 我们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全世界都没有很好解决的小企业、农户贷款问题。 (1)

2010年9月上旬, 全印度妇女民主联合会成员与其支持者在印度储备银行 (印度央行) 门口抗议示威, 且成千上万的小额贷款借款人停止偿还贷款。2010年10月末, 印度一家顶尖评级机构发出这样的警告。“政府需要有所动作, 以免 (安德拉邦) 高达67亿美元的印度小额贷款市场崩溃”。小额贷款市场整体规模虽然并不是很大, 然而, 其意义并不止于规模。于是, 一度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所创的小额信贷模式面临大考。印度是世界最大的小额金融市场之一, 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是印度小额贷款的主要集中地, 全印度约30%的小额贷款都是在这个邦发放的, 平均每个家庭的小额信贷负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虽然到目前为止, 小额贷款引发的不利事件还仅出现在安德拉邦, 但足以令人震惊。2010年11月, 印度的小额信贷领域已麻烦不断。贷款人控诉借贷方收取不合理的36%的贷款利率, 而且通过高利贷催款员催逼收债, 造成超过30起的自杀事件。而在危机前, 这一领域号称贷款的归还率达到99%。 (2)

就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困境来说, 一是缺乏后续资金。由于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旺盛, 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二三个月后就已经把全部注册资金都贷出去了。小额贷款公司拥有对小企业与农户的贷款能力, 社会上也有大量的需求, 但受资本金的限制, 不能扩大贷款业务。即是说, 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金融机构, 不能吸收存款。但又没有别的机制能够从其它金融机构得到批发贷款。而按规定从银行内最多可能得到资本金50%的贷款,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发挥作用。目前, 典当行等机构都能从银行得到受信。因此, 对小额贷款公司也应有一个根据他们的绩效扩大后续资金的机制。二是税收歧视。尽管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是金融业务, 但却是按一般的公司上税, 这就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税务负担。如银行业的所得税是按存贷利率之差来征收的, 而对小额贷款公司却是按贷款的全部利息收税。小额贷款公司打的是短平快, 贷款三个月就周转一次, 与一般的金融机构相比, 交的流转税也特别地高。目前, 国家对农信社有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 各地对商业银行、农信社从事小企业贷款、农户贷款还有很多扶持政策, 但对同样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却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三是不能参与金融机构的征信系统。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从事贷款业务需要了解贷款企业与个人的诚信信息, 而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对小额贷款公司并不开放, 小额贷款公司所掌握的大量的企业与个人的信息也不能加入征信系统, 这就大大地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四是发展前景不明。小额贷款公司完全用投资者的资本金从事贷款业务, 从商业模式上讲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个过渡形式, 小额贷款公司最终或者能接受批发贷款, 或者升级成村镇银行, 这即是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文件给出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但是, 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发展的政策细则却一直没有出台。市场上还不时传出很多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前景不利的信息, 这就造成了投资者的很多疑惑。在一些地方, 投资者的热情已经开始消退。

二、如何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关注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困境

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困境究其原因就是投资前景不明朗, 公司盈利空间日渐缩小。笔者认为, 时代发展至今, 国际化经济趋势日渐明显。而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是公司形式之一, 贯彻公司治理结构即可以为公司的利益服务。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联系并规范股东 (财产所有者) 、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和义务、利益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监督等问题的制度框架。简单地说, 就是如何在公司内部划分权力。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解决公司各方利益分配问题, 对公司能否高效运转、是否具有竞争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采用的是“三权分立”制度, 即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于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通过权力的制衡, 使三大机关各司其职, 又相互制约, 以保证公司顺利运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 由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代理成本, 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 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涉及公司成败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投资者 (股东) 的投资回报, 即协调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关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 由于股权分散, 股东有可能失去控制权, 公司被内部人 (即管理者) 所控制。这时控制了公司的内部人有可能做出违背股东利益的决策, 侵犯股东的利益。这种情况会引起投资者不愿投资或股东“用脚表决”的后果, 会有损于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所有者 (股东) 的控制与利益。二是公司内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这包括对经理层和其他员工的激励以及对高层管理者的制约。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处理公司各集团的利益关系, 同时可以避免因高管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通常有英美模式、日本欧洲大陆模式等。英美重视个人主义的不同思想, 在公司中的组织是以平等的个人契约为基础。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制定了这样一套合乎逻辑的形态, 即依据契约, 给予索取企业利润并承担经营风险的股东一定的企业支配权, 使公司在股东的治理下运营, 这种模式可称为“股东治理”模式。它的特点是公司的目标仅为股东利益服务, 其财务目标是“单一”的, 即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股东治理”结构模式下, 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投入者, 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可以通过建立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机制, 使其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但是, 由于经营者有着不同于所有者的利益主体,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 经营者有控制企业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若信息非对称, 经营者可能会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来损害所有者利益。至于债权人、公司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可能会因不直接参与或控制企业经营和管理, 其权益可能会受到一定的侵害, 这就为经营者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条件。日本和欧洲大陆尊重人和, 在公司的经营中, 提倡集体主义, 注重劳资的协调, 与英美形成鲜明对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司的目标并非唯一的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的本质是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 是由公司所有者、经营者、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组成的契约网, 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各利益主体的平等化和独立化, 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关系, 契约网触及的各方称为利益相关者, 公司的效率就是建立在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公司整体效率, 公司不仅要重视股东利益, 而且要考虑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 一个采取不同方式的对经营者的监控体系。具体讲就是在董事会、监事会当中, 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代表, 其目的旨在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这种模式可称为共同治理模式。

三、关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 强调行业监管者——银监会的监督管理。一是遵循业内的监管原则。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原则;遵循独立性原则, 即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受法律保护, 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遵循协同原则, 即与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二是奉行应有的监管理念:“管风险”, 即坚持以风险为核心的监管内容, 通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 对风险进行跟踪监控, 对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早处置;“管法人”, 即坚持法人监管, 重视对每个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金融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 并通过法人实施对整个系统的风险控制;“管内控”, 即坚持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 注重构建风险的内部防线;“提高透明度”, 即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 通过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 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和监管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实施相应的监管措施。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实地查阅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活动的账表、文件、档案等各种资料;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核准;与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 要求其就业务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做出说明;收集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相关数据资料, 运用—定的技术方法研究分析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的总体状况。四是监管的工作目的:①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 保护投资者和贷款者的利益。②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 增进市场信心。③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增进公众对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的了解。④努力减少金融犯罪, 维护金融稳定。

其次, 从公司治理结构谈起。在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29条中, 特别强调要建立新型的、民营的金融机构, 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就是落实29条的重要措施。①当务之急是解决运营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后续资金问题。建议国家通过招标的方式, 由商业银行或国家开发银行给运营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贷款, 国家给予部分担保。在这个方面, 孟加拉国就有很好的经验。孟加拉国有一个专门的国家基金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贷款。在给批发贷款之前, 这个基金首先要审查申请的小额贷款机构是否符合条件, 是否有能力回收贷款, 是否真的把资金贷给了贫困户。然后, 由基金有偿地提供批发贷款。②商业银行给小额贷款公司的批发贷款也可以算在他们给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中, 开始时应谨慎一些, 要严格挑选那些真正好的小额贷款公司, 且贷款额度开始时应小一些, 以后逐步扩大。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贷款, 同时就会对他们的业务进行监管, 也就促进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发展。有了这一机制, 不但现存的小额贷款公司能提供更多的贷款, 还会有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从而出现用很少的国家投入来调动几千亿元的贷款资金注入到小企业和农户中去的情况。③经过一段时间后, 小额贷款公司证明其能够用好批发贷款, 就应该逐步让这些办得好的公司升格成村镇银行。当然, 也应该放开对村镇银行的种种约束。现在办村镇银行首先要商业银行作为大股东, 导致村镇银行很难大规模发展。在时机成熟时, 这一规定可以有所松动。④还应该有一批公益性小额贷款公司专门给贫困地区、农村中的贫困户进行贷款。因为对这些人的融资完全用商业化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应该在政策上为此开一个口子。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就申请在中国创办类似公司, 3年了都还没有批下来。这是因为我国还没有一个机制, 让公益性的小额贷款公司能够发展起来。尤努斯说, 公益性的小额贷款与商业化的小额贷款就像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一样, 尽管都叫小额贷款, 但有根本的不同。五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最大风险在于非法集资。一定要严格监管此类集资。不然的话, 只要出现几个非法集资的公司, 发生几次挤兑, 就有可能把整个小额贷款公司系统给关了。有关部门应该增加人手, 专职监管小额贷款公司非法集资问题。 (3)

第三, 公司治理对小额贷款公司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良好治理的关键目标是保护股东利益, 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公司的目标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问题包括:股权不明晰;所有权过于集中或内部人控制, 缺乏有效的制衡关系;管理层缺乏来自外部的帮助, 没有足够的激励;关联交易不规范;会计和财务体系不完善, 财务报表质量很差;缺乏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等。目前, 我国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对公司治理的认识很薄弱, 更多的是短期行为。因此, 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一套符合其自身实际情况的公司治理体系, 使董事会能更好地进行决策, 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管理才会更有效。一是公司治理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在我国, 刚刚完成转型的公司有责任在公司治理原则里列明的法规框架下操作, 然而看起来很少有企业遵守此框架。笔者认为, 企业高层领导要认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才能确保投资者不会失去信心。二是参照欧盟中小公司的治理,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 特别是西部小额贷款公司应将国际通用的公司治理惯例与本公司实际相结合。就是把公司治理这个任务分派给企业里的一个人, 让其承担公司治理的责任。如英国, 法律就规定有限公司必须有一个特定的人来负责公司的治理事宜。具体而言:①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应理解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怎样为企业的长期利益做出更好的决策。②决定良好的公司治理在哪些方面能够有助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③最重要的是贯彻落实。 (4)

第四, 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历来是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对制度环境的应对, 公司治理内生于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种种外在制度因素之中。政府往往通过控制公司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如Bortolotti和Faccio对1996年以来OECD国家的141家经过私有化的公司控制权结构演变进行考察发现, 政府在公司私有化之后并未真正放弃控制权, 这样的私有化被作者戏称为“不情愿的私有化”。在2000年, 在所谓私有化的公司中, 有62.4%的公司要么最大股东仍然是政府, 要么政府仍然通过种种方式行使特别控制权。代理学派认为, 政府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通过对国有公司的控制将其自身的多重目标转化为公司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又是不可测量的, 由此造成对公司管理者的激励较低 (Tirole, 1994) 。由于存在与国有企业控制有关的激励问题, 代理学派亦认为, 国有企业的效率最终取决于其内部效率与资源配置。 (5)

简言之,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目前要推动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一应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 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 为公司治理提供组织保证;二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为小额贷款公司治理提供政策法规保障;三应加大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力度, 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度, 为小额贷款公司治理提供信用保障。

注释

1 汤 敏:“谁来帮助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成长”, 汤敏的博客, 2009年11月4日。

2 “‘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困”。2010年11月4日, 《21世纪经济》报道:。小额信贷机构的部分资金来源是商业银行。代表着印度的44家小额信贷顶尖贷款机构的小额金融机构联盟 (MFIN) 不久前称, 商业银行给予他们的贷款已经干涸, 而贷款人不愿意归还贷款。

3 汤 敏:谁来帮助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成长, 汤敏的博客, 2010年7月21日。

4 崔春华:民营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迫在眉睫, 《陕西日报》, 2004年12月28日。

我国农村空间结构 篇9

1.现阶段我国农村住宅建设的特点:

(1)总量巨大,建设分散、频繁,建造方式多为自建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房建设总量之巨大;宅基地制度加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型农业生产形式,使村民获得的宅基地分散且独立,进而导致农房建设只能通过自建、合建的方式,分期分批地以较小的工程量和较低的成本来满足居住需求。

(2)资源浪费严重,用能效率低下

农村地区的规划设计长期滞后,建设标准与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加之土地管理过程中的漏洞,使耕地被非法占用,住宅适应性差,只能通过重复建设来满足新的需求。

(3)生产力发展带来农房建设的新变化

客观上,由于经济改善和科技普及,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家庭结构在不断变化,人们在家中的时间逐渐大于在户外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促使住宅建筑面积增加,主要功能空间的职能趋于明晰,附属功能逐渐独立出来,卫生条件得以改善。

主观上,长期城乡发展不均使农民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促使农村地区自发地出现利用生态技术来改善居住条件的建造行为。人员的快速流动和文化信息的强势传播也不断冲击着农村固有的价值体系,农民通过比较产生了对农房的审美判断、舒适度判断、经济性以及生态性判断。

2.广大农民对农村生态住宅的发展诉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与设计人员参与到对农村生态住宅的研究中,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实践探索,我们对农村生态住宅发展诉求的理解日益清晰:

(1)体现经济性是核心诉求

我国农村经济欠发达,而农房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发展农村生态住宅应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基础条件选择适宜的构造形式与建筑材料,尽量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降低推广阻力。

(2)提高舒适性是基本诉求

农村住宅建筑也应符合“坚固、实用、美观”的原则,“实用”不仅体现在功能空间的合理性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居住舒适度的追求也越发强烈,通过科学的使用节能手段提高舒适度并节约用能,对农民来说尤为重要。

(3)兼顾灵活性是重要诉求

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特点和农民的意识形态在不断变化,面对巨大的建设量和不断更新的社会需求,适应性强、便于改建扩建、易于管理推广,对于农村住宅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二、不同结构材料的农村生态住宅探索:

生态住宅倾向于诠释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流,追求其间的良性循环与动态平衡,因而建筑材料自身的特性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木结构

1.1木结构建筑的特性:

作为现有建筑材料中能耗最低者,木材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原因有:

(1)木材纤维本身具有韧性,加上木结构房屋在地震时可以通过搭接节点与连接榫卯处释放的能量,维护屋架的完整性,降低对人身的伤害。

(2)木材的隔热与保温效果优良,触感光滑,可直接暴露于室内充当装饰面层,节约用能的同时提高了居住舒适度。

(3)作为天然材料,木结构自重很轻,一些品种的树木成材后异常坚固,并且易于加工、方便运输、适合快速施工、不受季节影响;建设和拆除过程不污染环境,低廉的造价与农村地区长期积累的施工经验都为木结构农村住宅的推广带来便利。

与其优势并存的是包括易燃、易受潮形变、易受虫害在内的一些固有缺陷,于是实践中往往通过对木结构形式的技术改良来扬长避短。

1.2实践案例:四川省大坪村震后重建示范项目:

项目充分利用当地竹木资源丰富的优势,由本地劳动力采伐并就近加工成可供搭建的构件,选取更利于抗震的穿斗式木框架结构系统(图1),并使用独具地方特色的竹笆墙(图2)作为围护结构。建成后的新宅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普遍认可,轻便的外形与暴露的材料充分照顾了传统的生活习惯,室内轻盈的木梁柱创造出更大的使用空间。由于用材合理,省去了装修费用,故住宅的造价得到很好的控制。

1| 木结构屋架图片来源:[1]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fw Ophtatf5sj BDfk JDp TXYe Jnt7x ZYwe5OUHu2m5m Vx IWLi Jz Pi Hqa--vq04w Xiob78nl GNU0gaxgu_g2KFOrs7DMY27Fke FJ9D8BE4A3

2| 竹笆墙图片来源:[2]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fw Ophtatf5sj BDfk JDp TXYe Jnt7x ZYwe5OUHu2m5m Vx IWLi Jz Pi Hqa--vq04w Xiob78nl GNU0gaxgu_g2KFOrs7DMY27Fke FJ9D8BE4A3

3| 甘肃会宁马岔村夯土绿色民居图片来源:[3]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zfyma Avg57Hrm ZWm P_My Me UEWMm Jy FGE9Vh Q2qjFe23WS4Upnh2n O3HS_2ob Qi Y8m Dw Lrm1ilaw9s TFsW5ETz Mb3i O9X-_Ga OOow VY6im

4| 四川马鞍桥村灾后重建夯土民居图片来源:[4]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zfyma Avg57Hrm ZWm P_My Me UEWMm Jy FGE9Vh Q2qjFe23WS4Upnh2n O3HS_2ob Qi Y8m Dw Lrm1ilaw9s TFsW5ETz Mb3i O9X-_Ga OOow VY6im

2.夯土结构

2.1夯土建筑的特性:

与农村常规的建筑材料相比,生土材料的生态效益明显:

(1)具有普遍的地域适应性,造价低廉:由于泥土就地取材便利,节省运输成本,且工艺简单,可与当地加工技术紧密结合,省工省料。

(2)施工过程中不产生建筑垃圾,环境负担小,据测算,其加工能耗和碳排放量分别为粘土砖和混凝土的3%和9%。

(3)出色的温湿度自发调节功能:基于材料属性的蓄热性能使夯土墙在冬夏两季可以调节温度、中和湿度,提高居住舒适性,正是这种如“呼吸”般的智能调节特性,使夯土建筑自古便得到广泛应用。

(4)性质稳定,废旧材料可重复利用;多年后拆除房屋得到的生土旧料仍可加工用于新建,甚至可以作为肥料施进农田。

传统生土材料在结构整体性和耐久性方面的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生土的粘结力与抗拉力表现较差,因而宅形不能过大,门窗也难以开大,无法满足百姓对居住品质的追求;此外,墙体随雨雪冲刷容易变形,带来安全隐患,故新做法常在土料中加入水泥,以提升夯土墙基的力学性能和防水、防潮、防蛀等耐久性能。

2.2实践案例:

(1)甘肃省会宁县丁家沟乡马岔村现代夯土绿色民居建造研究示范项目(图3):

项目于2011年5月由住建部村镇司委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开展示范研究,通过科学选材、合理配比,以夯筑模板配合气锤、电锤等新工具进行作业,有效提升了生土的夯实度;同时对农房结构再设计,在保持传统夯土建筑保温优势的基础上,充分降低施工难度,并于2012年7月在当地建成我国首座现代夯土示范农宅,与当地同等规模的砖混住宅相比,其造价节省了三分之一。

(2)住建部村镇司在四川省马鞍桥村进行的灾后重建综合示范项目(图4):

汶川地震后,多方联合的设计团队因地制宜,就当地适用的建筑材料、建造工具、施工工艺进行分项优化,实现了夯土墙在密实度、强度和抗剪程度上的突破。同时,带领全村33户村民参与建造,普及先进的建造技术与原理,使后续重建工作仅花费3个月,加上完好保持了地区原貌与耕地面积,该项目于2011年11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11年度亚太区传统创新奖。

3.钢结构

3.1钢结构体系的特点与发展潜力:

《低层轻型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技术要求》已经获得批准通过,并在实践中指导住宅建设,更好的体现钢结构住宅的生态优势:

(1)结构安全可靠,抗震性能好。钢材作为一种强度高、延性好、塑性变形能力强的建筑材料,遇地震不至瞬间倒塌,为生还和营救争取时间。

(2)产业化程度高,保证高效率高质量的同时实现低造价。钢结构构件由工厂大量制造,便于工程质量管理与控制成本,现场施工可快速完成。同时,钢材自重较传统砌块更轻,房屋基础所受荷载小,相应的设计要求较低,房屋造价也随之进一步降低。

(3)建造过程与使用过程充分体现节能环保。钢结构住宅以现场组装为主要方式,对水、电、场地资源占用较少,建造中产生的噪声、粉尘和建筑垃圾也少。同时,通过回收再利用,可以进一步实现钢材作为建筑材料的可再生性。

(4)内部空间可灵活组合,利于改造扩建。采用钢框架体系,空间组织不再受到传统的承重墙体的限制;钢柱的截面小,有效增加了使用面积,为改建扩建带来极大的灵活性。此外,针对农村住宅特点进行模块化设计,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组合的灵活性,促进推广。

3.2实践案例:

5| 北京市大兴区佟营村钢结构样板房图片来源:[5] http://www.dxad.gov.cn/web/adz/xwgg/tpxw/53025.htm

6| 北京市平谷区钢结构民居图片来源:[6] http://www.bnbm.com.cn/common/news_end.asp?id=1084

7| 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钢结构民居图片来源:[7] http://www.cj001.com.cn/page/biz/info/infor_91153.html

8| 成都清泉镇花园村钢结构民居图片来源:[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af2c870100ql9i.html

9| 草砖住宅的山墙图片来源:[9] :http://photo.blog.sina.com.cn/photo/1348531360/5060f4a0444d6058c1c3b

( 1 ) 北京市大 兴区安定 镇佟营村 样板房(图5):

初建的两栋样板房由市农委、建委、镇政府、农民四方出资建设,按节能65%的要求,采用了轻质复合板组合房屋结构体系和CL建筑节能结构体系(两者均是基于钢结构体系的创新形式。通过预埋轻钢,浇筑轻质混凝土时一并加入保温材料等,实现建筑保温与结构同寿命),达到基础抗震8度。用于推广的第二批钢结构节能民居的全部造价约16万元,政府补助约3万元,其最终售价约为13万元,与当地传统住宅的价格相当。

(2)北新房屋:

在北新建材研发并推广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工程中,钢结构房屋采用热镀锌钢板,批量制造成不同形制的薄壁钢骨,进而拼装形成需要的结构构件,施工时可直接使用。代表工程有:北京市平谷区(图6)、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图7)、成都青白江区清泉镇花园村(图8)的新农村建设。

4.草砖住宅

4.1草砖住宅的优越性:

通常谷类作物的秸秆均可通过压实捆绑制成草砖,草砖成品为长方体,有三线草砖和两线草砖之分。结构方面有承重型(即草砖本身充当承重构件)、框架型(即草砖仅作填充材料)、混合型(前两者的结合)三种。通过不断摸索,我国北方地区草砖住宅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并于2005年获得世界人居环境奖。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1)经济性:草砖的生产工艺简单,原材料来源丰富,使用寿命长;加上低廉的运输成本和易于掌握和传播的搭建技术,草砖房每平方米造价仅在320元左右,与红砖房相比,每平方米降低了50-60元,每栋房屋造价可节省3000元左右。

(2)环保性:草砖可以取代实心粘土砖作为大量使用的建筑材料,其保温性能比砖墙和混凝土墙优越6倍,住户每年可比原来少用燃煤一吨以上;且冬季稳定室温比红砖房平均高出5度,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相比我国许多农村地区以燃烧的方式处理秸秆,草砖住宅促进了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环保效益明显。

(3)社会性:诸多优势使草砖住宅成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生态住宅探索中非常重要的实验方向,随着示范项目的推广,对优化资源利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产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4.2实践案例:黑龙江省汤原县草砖房建设项目(图9)

汤原县2000年引进草砖房建设工程,至2008年底,共建草砖房186套,总面积12600㎡,与普通砖房相比,造价节约近105万元,几年来共节约取暖成本约234万元。1

三、结语:

我国农村空间结构 篇10

摘要：依据1978年至2014年的统计数据，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否协同推进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业结构转化滞后于产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推进最好的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差。因此，应从提升第一产业劳动力素质与发挥第二、第三产业各参与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角度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推进。

关键词：协同推进；产业结构；就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64.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9

产业结构演进与就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适应[1]。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调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但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又存在独特的特征[2]，一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就会阻碍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就业的增长，造成矛盾。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早在17世纪末，威廉·配第就对劳动力如何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进行了研究[3]。之后，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刘易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型、钱纳里的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理论、乔根森劳动力流动模型都是研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经典[4]。在我国，李仲生分析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过程，提出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还处于发展型阶段[5]；张建武等认为就业结构是衡量和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6]；孙建等证明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关系的显著性，产业结构对三次产业产值的影响以及就业结构对三次产业就业量的影响都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特征非常吻合[7]；段利民等的研究认为产业的结构调整与高度化可以促进就业增长[8]；詹浩勇认为在政府主导作用下我国实施的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直接降低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9]。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国内外学者倾入了大量心血对此进行研究，且研究成果丰硕。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发展模式中，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变化，产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我国劳动力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是否相协调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出答案。因此，本文以1978年至2014年我国三次产业的GDP数据与劳动力就业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及其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同时应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希望本研究结果对解决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市场机制成为调节资源在各部门之间配置的基础手段，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得到合理提高和优化升级。

在1978年至2014年期间，我国三次产业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2：47.9：23.9变化为2014年的9.2：42.7：48.1。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呈上升趋势直到1982年，后下降至2014年的9.2%；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基本上在45%附近上下浮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23.9%又上升到2014年的48.1%，超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见图1）。这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已从1978年的“二、一、三”结构逐渐变化为“三、二、一”的结构，另外，在下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预计将保持“三、二、一”的构成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产业结构演变基本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产业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2：47.9：23.9变化为2014年的9.2：42.7：48.1，成功实现了三次产业由“二、一、三”的关系向“三、二、一”的升級转变。虽然中国产业结构仍然存在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诸多不协调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基本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其二，第二产业的结构地位稳固提升，呈现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 40%以上，近年来又开始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为了应对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基础工业部门或与之关系密切的基础行业， 使本来就已很高的第二产业部门比重进一步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1991-2003 年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的贡献率高达 61.5%。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相对有限。其三，产业体系从传统产业部门向现代产业部门演进。1978 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演变逐渐趋向高度化，钢铁、汽车制造、机械等加工产业的技术改造步伐加快，电子、光纤、通信等新兴产业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机电一体化得到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证券、保险业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电子信息网络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中国产业结构正随着科技进步逐步地由传统技术产业向现代技术产业以至高新技术产业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演进；从采掘业向原料工业、初加工工业再向高加工工业演进；从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少向与国际市场相适应，建立完善的内外贸相结合的全方位的产业结构转变。这些转变都标志着中国的产业体系正在由改革开放前的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体系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演进。其四，产业发展模式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演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逐渐形成，国际分工逐渐细化，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迅速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通过融入全球经济，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目前，加工贸易已经超过一般贸易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我国已经建立了面向全球的外向型产业体系，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

二、我国就业结构的演进与特征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优化。1978 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 70.5：17.3：12.2，呈现为“一、二、三”传统就业格局。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一枝独大，其吸纳的就业人员是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总和的 2.4 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向生产效率和利润率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2008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调整为 39.6：27.2：33.2，其中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幅下降，幅度高达将近 3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则大幅上升，提高了2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则稳步提高，较之 1978 年增加了 9.9 个百分点。目前，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呈现为“一、三、二”的发展格局，较 1978 年“一、二、三”的传统格局相比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逐步趋于合理和优化。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必然发生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三种产业提供就业的机会并不均衡。与过去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较快，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2001年，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就业结构比重分别为50%，22.3%和27.7%。到了2014年，我国的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就业结构比重分别为29.5%，29.9%和40.6%（见图2）。这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就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其调整的方向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是一致的。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呈现出以下特征 [10]：其一，就业结构总体演变趋势符合一般发展规律。就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逐次转移，这已经被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结构演变基本遵循着一般规律。在 1978—2014 年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明显，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有一定比例的上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实现稳步上升。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的划分，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发展型和现代型。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已经由1978 年时的传统型进入了目前的发展型时期。其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依然过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仍然较低。2014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高达30%以上，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只有 1.6%和 4.4%。韩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也只有 7.9%。即使与巴西（21.0%）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也高出不少。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则较为缓慢，2014 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只有近40%，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了 65%～75%，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50%以上。其三，第三产业正在成为中国就业增加的主要源泉，但现阶段对大学生就业的贡献度仍然较低。在 1978—2014 年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构成比例在1993年超过第二产业，2011年超过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具有行业多、门类广的特点，且同时包含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对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可以吸收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游离出来的大量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就业，成为目前我国就业增加的主要源泉。其四，就业结构变化出现断层，缺乏逐次过渡。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劳动力会在三次产业之间顺次移动。但是中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异常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其就业比重由 1978 年的 17.3%上升到 2011年的 29.5%，仅仅提高了 12.3个百分点，相当缓慢。而同期第三产业比重则提高了23.5个百分点，由 1978 年的 12.2%上升至 2011年的 35.7%。直至2014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仅为29.9%，第三产业达到了40.6%。从现象上看，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直接转向第三产业，出现了结构变化中所谓的“断层”现象。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所造成的。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吸收从第一产业转移出來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其五，第三产业带动就业能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宽广。2014 年底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只有40.6%，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通常都在 65% 以上。如 2005 年美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 77.8%，日本为66.4%，韩国为65.1%；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40%，2005 年巴西为57.9%，墨西哥为 58.6% ，因此服务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三、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推进分析

从上述内容分析可知：从表面特征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规律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问题，我们引入相关系数、就业弹性、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结构偏离度指标从不同角度与维度进行研究。

（一）相关系数测算与分析

三次产业的产值与就业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可以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相关变化与作用，揭示三产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关系数是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的重要指标，其一般计算公式为：rij=n∑xy-∑x∑yn∑x＼+2-（∑x）＼+2n∑y＼+2-（∑y）＼+2

其中，ij=1，2，3为三次产业；xi为第i个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yi为第j个部分就业人数在社会就业总量中所占的比重，n表示为时间维度。

一般而言，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是：-1≤r≤+1 ，正的表示正相关，负的表示负相关。利用相关系数判断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通常认为相关系数的值的直线相关程度|r|=0，表示完全不相关；当0<|r|≤0.3之间，表示微弱相关；当0.3<|r|≤0.5之间，表示低度相关；当0.5<|r|≤0.8之间表示显著相关；当0.8<|r|≤1之间，表示高度相关；当|r|=1时，完全相关。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我国不同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0.9514-0.1511-0.9546-0.85090.04800.8744-0.97020.19210.9644

通过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系数呈现出以下特征：1.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9514；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509；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702。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就是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不断转移。通过计算可知，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9578 和-0.9921，这说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之间存在高度的负相关性，表示第二、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有较强的吸收能力，且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有更大的能力。2.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均是微弱相关，分别为-0.1511，0.048与0.1921，说明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已经趋近于饱和的状态，对于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3.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546；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8744；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644。这说明随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促进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有巨大的影响。

（二）就业弹性测算与分析

就业弹性是反映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弱的指标，即经济增长率每变化1%所引起的就业增长率的变化程度。当就业弹性值为正值且数值越大，就业弹性越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也就越大；当就业弹性值为负值且绝对值越大，对就业产生的“挤压效应”就越大或“吸收”效应越显著。我国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变化情况图3所示。

從图2可知：1.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总体上就业弹性偏小，对于就业的拉动能力较小，且经历了一个由正值变为负值的变化过程。1978年至1991年就业弹性为正值（除1984年外），表明在这一时期，第一产业的发展对于就业有促进作用，而自1992年后（除1997至1998年及2000年至2002年外），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表现为负值，经济增长反而带来就业数量的减少，第一产业发展对就业带来了“挤出”效应，且这种趋势不断显著。2.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基本为正值（除去个别的年份外）表明其对就业起到了带动作用，且效果比较显著。

（三）比较劳动生产率测算与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为：某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GDP的相对份额/某产业就业的相对份额。其表示某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与该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的比值。若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1，则该产业的劳动力会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反之劳动力则会从别的产业部门转移进来，当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接近1时，将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1978 年至2014年我国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如图4所示。

由图4可知：1.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且数值基本维持在0.5以下，说明第一产业中还有不少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去，滞留在第一产业中；2.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且速度较快，由1978年的2.7688逐步下降，到2014年为1.4281，说明第二产业的协同性越来越好，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越来越好；3.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且趋于平缓，由1978年的1.959，降至2014年的1.1847，且逐步稳定在1.2左右，说明第三产业的协同性最好。

（四）结构偏离度测算与分析

偏离度是指实际数据与目标数据相差的绝对值所占目标数据的比重。其经济学解释为：偏离度是偏离数的绝对值之和，偏离数为三次产业的不变价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的差值，其公式为：

结构偏离度=GDP的产业结构比重就业的产业结构比重-1

当结构偏离度趋于0时，表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处于均衡状态；当结构偏离度为正数，表明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结构比重；当结构偏离度为负数，表明产业产值比重小于就业结构比重。偏离度的数值越大，表明结构越失衡；偏离度的数值越小，表明结构越均衡。根据上式计算我国1978年至2014年结构偏离度，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知：1. 我国产业总体偏离度呈下降趋势。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60，1.77，0.96，而到2007年，则分别为-0.71，0.58，0.21。产业总偏离度的下降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偏离度的降低。产业总偏离度的下降说明我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发展。2. 三次产业的产业偏离度大小不同。从产业偏离度的平均值来看，第一产业为-0.61，第二产业为1.01，第三产业为0.52。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的产业偏离度最大，其次是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偏离度最小。这说明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程度相对较差，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好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程度相对最好。3. 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正负不一。三次产业中，只有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负数，这说明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小于就业结构比重。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比重超过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为正数，这说明我国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结构比重。4. 我国三次产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从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某一产业的偏离度通常呈现出U 型的特征，即当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其偏离度较高，而随着进一步发展，偏离度下降并达到最低点。然后，这一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其产出份额增长快于就业份额增长，偏离度又逐步上升。从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可以看出，我国的第一产业已经度过发展的初期，偏离度已经度过最低点并逐年开始上升。而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结构偏离度正在逐步下降。

四、结论与建议

经过以上对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推进所进行的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其一，总体而言，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符合现代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就产业结构而言，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结构地位稳固提升，呈现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产业体系逐步从传统产业部门向现代产业部门演进。就就业结构而言，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依然过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仍然较低，就业结构变化出现断层，缺乏逐次过渡。目前，第三产业正在成为中国就业增加的主要源泉，但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服务业仍然是安置就业的主渠道，但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的就业容量仍显不足。其二，通过相关系数、就业弹性、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与分析可得，三个产业比较而言，第三产业的协同性最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就业结构的转变趋于同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最强，逐步成为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战场；第二产业的协同性较好，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但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同步性还有待加强；第一产业的协同性最差，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同步，且转变起来较难，有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产业内部。

为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协同发展，对于第一产业滞留的劳动力应该加强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使其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第二、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的主要领域，应该充分发挥各参与其中的主体（包括政府、高校等）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思想上认识到协同推进的重要性，行动上采取积极措施来促成二者的协同推进，政府在政策上扶持知識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推进国际化发展水平；高校务必重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以提高就业质量。

[参考文献]

[1]顾建平，刘葆金.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J].中国软科学，2001（12）：2629.

[2]王庆丰.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

[3]威廉·配第.政治算术[M].马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郑晓.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2.

[5]李仲生.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J].人口与经济，2003（2）：4347.

[6]张建武，宋国庆，邓江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及其政策含义[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1922，48.

[7]孙建，周兵.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性的SEM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11）：109111.

[8]段利民，杜跃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Granger检验研究[J].生态经济，2009（7）：101104.

[9]詹浩勇.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的互动关系探讨[J].现代经济探讨，2010（3）：3134，62.

[10]曹勇，佘硕.基于动态分析的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概念与分类研究[J].管理学报，2009（4）：554559.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problem of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study wa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78 to 2014 and appli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are in line with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general law， employment structure lags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for the degree of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the highest is the third industry， the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the first industry the lowes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abor and improve participants enthusi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