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精选十篇）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共伦理秩序形成的价值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共伦理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向导,公共伦理秩序建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共伦理秩序建构的道德依据。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处于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因此,对于党和国家而言,要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主导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能够在变革的时代凝聚价值共识,对不同的社会意识进行整合,形成最大公约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遵循。托克维尔讲:“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2]

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社会系统正常运转,公共伦理秩序形成和有效维护的价值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核心价值观是历史精神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凝结,时代精神的精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纽带,是促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旗帜和方向,对时代的道德“短板”进行补齐,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维度。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和育人功能,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道德素质进行浸润和涵养,进而有利于公共伦理秩序的建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共伦理秩序形成的精神支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既需要坚强的物质基础作为财富保障,也需要昂扬向上的道德风貌作为精神引领,如果没有精神层面的梦想实现,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梦的实现。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3]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明的复兴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上层建筑的核心,能够凝聚人心,整合力量,是指引人民前进的范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性存在,能够巩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让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行同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信仰和理念。

公共伦理秩序建构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作为传承已久的文明古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国度。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公共道德素质一直受到批评,认为缺少公心,一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及差序格局时所讲的:“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5]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共伦理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方面与当代中国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公共交往的日益频繁有关;另一方面与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的差强人意的行为相关;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不同国度的公民在彼此的公共空间中流动,一旦有不文明现象出现,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形象。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个体人”,原来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都需要重构,而在这场观念和秩序重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举足轻重。它既对人们观念的转变形成引导,使人们的观念走向主流,同时,在主流观念的作用下,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不断得到规范,公共秩序在建构中逐渐的生成。

三、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共伦理秩序的关键纽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价值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与公共伦理秩序建构中,对个人的道德要求是相一致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必然有利于加强对公共伦理秩序建构的引导。以诚信为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十分重视“诚信”,诚信既是一条道德规范,又特指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向孔子请教治国安邦的三要素时,孔子是如是回答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6]通过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有三点要素,军备、粮食和民信,而在这三者之中,必不得已而去之,最应该留下来的,也是相较军备和粮食而言,更重要的就是诚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被传承下来,成为诚信者的座右铭,奉之为圭臬。诚信也是古代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维度。“仁、义、礼、智、信”,“信”是人际交往不可缺少的美德。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造成了人的观念的急剧变动,昔日一些得到社会普遍信守的价值信条受到了冲击,特别是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传统的诚信观被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对利益的无节制追逐。整个社会正处于一个旧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虽已破”,而新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尚未立”的阶段。在公共生活中,诚信的缺失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和疏远,甚至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人们一方面在慨叹和谴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另一方面却又随波逐流,投入到逐利而背信的洪流中。诚信的缺失成为肇始公共伦理失序的诱因,成为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子,同时也会对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以及个人层面爱国、敬业和友善等形成侵蚀,影响整个社会主流价值的生成。因此,在公共伦理秩序建构,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诚信是核心链条上的关键纽结。诚信是公共伦理秩序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基点和关键点,以信为先,固本强基,崇德向善,塑造和谐、礼让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建构公共伦理秩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践行,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向善向上的道德风气,和谐友善的人际交往关系,井然有序的伦理秩序。

参考文献

[1]王银娥.社会公共伦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J].齐鲁学刊,2009,(5).

[2](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N].联合早报,2011-10-04.

[4]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85.

女性社会工作的伦理与价值讲稿 篇2

女性社会工作的伦理与价值

一、社会工作一般价值、伦理及其性别盲视

社会工作主要是以人作为工作对象的一项职业活动，因此，价值与伦理问题一直是社会工作理论探讨和实务探索的基础。作为一项助人的专业，只有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而没有良好的价值取向、人格和道德操守的社会工作者是不合格的。专业价值对社会工作的界定不是部分的界定而是总体的界定，它不但决定社会工作的性质、目标和意义，而且决定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社会工作者和案主的关系、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和伦理原则以及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关系等。

因为社会工作者的活动是针对他者福祉的介入，这种介入不像单纯的技术介入那样可以用精确的公式来计算得失成败，有时其结果甚至是无法预知的且不以社会工作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太多的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需要社会工作者凭借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做出随机应变的判断，而这种判断需要以一定的价值观作基础，忽视价值的社会工作者很容易沦为技术官僚。

（一）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的内涵

1.社会工作价值指用以支撑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实践的哲学信念。它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热爱人类、服务人类、促进公平、维护正义和改善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理想追求，激励和指导着社会工作者的具体工作。

2.社会工作伦理是一整套指导从事该专业的工作人员正确履行责任和义务并预防道德风险的行为规范。它包括实际工作步骤的一般规则与标准，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是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动力和行为规范；也是促进社会工作者个人成长的有效力量；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根基，也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核心内容。

3.价值是理论层面对人和社会关系的规定，较为抽象；伦理则是在将这种价值观转化为实际行动时，在操作层面上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实际的指导和判断准则，较为具体。所以社会工作伦理集中反映了社会工作价值。

（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相对于其他众多的学科和职业，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往往被归结为价值、理论和实务三者的有机统一体。其中，价值体现为统帅作用，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持有的价值观不同，才导致了社会工作个性异常鲜明。关于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有许多不同的概括，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两种：

• 1.毕斯特克(Biestek，Felix)分别从人的潜能、责任、权利、需求、社会 功能、社会责任、社会权利、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人的自我抉择从九个不同方面论述了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

• 2.莫雷里斯(Morales，Armando)和雪佛(Sheafor，Bradford)的认为，社会工作的价值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个人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以及工作价值观三个层面。第一，关于个人价值观。

(1)每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有他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2)每个人都具有能力和动机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3)每个人除了要对他自己负责任之外，还要想到社会上其他的人。(4)每个人都有人类共同的需求，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偏好与需求。(5)人人都有归属需要，人与人要互助，而不是个体独斗。第二，关于社会价值观。

(1)社会必须提供机会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实精神与物质生活。(2)社会应提供资源与服务，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使人们免于饥寒、病苦、失 学或遭受歧视。

(3)让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改善社会与创造新世界的工作。第三，关于工作的价值观。

(1)相信所有的人均应受到关怀与尊重。

(2)应使人人有最大的机会去决定其生活方向与方式。

(3)应协助每一个人与他人互助，共同建立符合他们需求的社会。(4)要认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以刻板的观念对待他。

尽管这些价值观主要反映了西方个人主义本位的价值信仰，但是，其中关于 自我、关于他人、关于社会的许多信念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启示。

（三）社会工作伦理的主要内容

①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伦理责任，包括对服务对象的义务，自我决定，知情同意，实践能力，文化能力，利益冲突，隐私和保密等。

②社会工作者对同事的伦理责任：尊重，保密，合作，咨询，服务的转介等。③社会工作者对服务机构的伦理责任：督导和辅导，教育和培训，服务对象档案管理，服务对象的转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④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的伦理责任：实践能力，个人道德要求等。⑤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伦理责任：专业的完整性，评估和研究等方面的 要求。

⑥社会工作者对全社会的伦理责任：社会福利，公众参与，公共紧急事件，社会行动等方面的要求。

（四）社会工作的性别盲视

1.社会工作的压迫性力量大多来自日常的主流关系的再生产，尤其是违 反女性愿望，强迫她们囿于家庭。就历史上大多数时候而言，实务工作者不能主张被压迫群体的权 利，而且是增加了压迫而不是促进解放。

2.实务工作者坚持个体应为他的地位负责，将社会问题个体化和私人 化，并据此强迫个体改变自己的 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抗议个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中存在的不平等。对女性来说，这意味着隐瞒所受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承受照顾他人的重 任而不论这是否合理；强调女性经验的快乐而不是绝望，特别是不能完成家 庭义务或在不利情况下，不能承担她们的角色时所经历的那些绝望。可悲的是，在所谓的照顾服务系统中很少看到实质性的经济援助.不论处理的问题是不和谐的婚姻关系、亲子间不适当的沟通、男人对女 人和儿童的性和暴力伤害还是家庭贫困，传统上社会工作者并不会检讨家 庭中的权力关系。相反，这些情况下的干预依据的是一些心理学概念，将问 题定位于个人内部（通常是在家庭动力中的），当然，如果涉及的人不迎合其 理论提出的刻板的性别角色概念，家庭注定是功能失调的（Minushin，1974)。

3.他们将专家知识强加给服务使用者。结果是，那些寻求改变自身状况的女性很少得到负责她们成长的实务者的支持。女性没有办法对抗习惯的社会化过程，因为，女性感到自己既不能提高她 们的应对能力，也不能靠自身改变处境（Brown和Harris，1978;Rowe，1983)。社会工作者传统上总强调女性是照顾者，意味着她们在这些议题上 没有动员男性（O’Hagen和Dillenburger，1995)，总是尽可能地错过他们。

4.社会工作者总是通过否认差异来忽略劳工阶层、黑人、残障人士和老年 女性的独特需要。既然彼此都是女性，为什么女性社会工作者经常给其他 女性提供很差的服务？部分答案在实务工作的意识形态里面。它并不认为个体有性别的差异，并生活在种族分层的社区或易受到其他维持压迫等级 的社会分化的影响。将女性作为一个不分化的类别来回应也潜藏在幕后，它绕过了个体女性经验的特殊性（Mohanty，1991;Jayawardna，1986)。

二、女性社会工作价值观

女性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了社会工作本身价值观以及女性主义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张李玺模仿莫雷里斯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界定来界定女性社会工作价值观。

（一）关于女性

(1)每个女性都是独特的，既有女性的共同特质，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2)每个女性都拥有自己与生俱来的潜能，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自己的潜能。

(3)每个女性都是平等的，不管与女性还是与男性相比较而言。(4)每个女性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公平的尊重。(5)每个女性都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员。•

（二）关于女性问题(1)个人的就是政治的。(2)个人的就是关系的。

(3)女性问题体现在女性自身的困境中，但本质上应该归结为社会的性别不平等。

(4)解决女性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入手。(5)女性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历史性和社会性问题。•

（三）关于专业价值

(1)每个女性都有权利和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2)每个女性都应该受到来自于社会的平等的关怀与尊重。(3)应该协助女性突破自我，建立关系，形成互助团体。

(4)对女性的介入应该更多地从社会价值观人手，建立正确的性别意识。(5)不能够仅仅止于女性自身，还应该进一步延伸到男性、儿童、家庭、社区等诸多女性利益相关者。

（四）综合性界说

第一，性别的双重视角。所谓性别的双重视角主要指的是我们在性别观点上应该坚持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并重的双重观点，妇女的问题本质上是性别的问题。但是，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生理性别，误认为女性的问题主要是源自于天生，这就导致了将妇女的社会问题错误地还原为生理问题；与此相应，当代女性主义过度强调社会性别的决定性作用，这导致了将妇女复杂的问 题简单归结为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双重性别观的引人可以给我们观察妇女问题提供一个更加科学而又全面的视角。

第二，个人的就是社会的。女性主义主张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观点本身并不为过，但相对激进了些，因此，女性主义在许多领域引起了男性的强烈阻抗。事实上，比较合适的转换应该是“个人的就是社会的”，这句话的核心意义在于解释妇女的问题尽管表现为妇女个体困境，但事实上，个别妇女的问题往往是社会造成的，因此，对妇女问题根本性的解决应该从对社会本身结构性的改变入手，这句话与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有着本质上的共同。

第三，强化性别意识敏感度。女性主义早已揭示出妇女的问题本质上不是物质问题，而是意识问题，传统的男性主导社会造就了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这种错误的性别意识形态最终会内化于妇女的内心深处，使妇女处于性别压迫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对性别意识敏感度的强化就显得尤其必需和紧迫。事实上，女性意识这个斗争武器的发现更多地还是得益于马克思的阶级意识。

第四，女性为本。传统社会的错误在性别方面主要体现为男性中心主义，当代女性主义的革命主要体现为针锋相对的女性中心主义的建构，事实上，简单化的男女二分无济于事，任何一种形式的性别压迫都是错误的。在妇女社会工作中，我们所倡导的主要不是以女性中心主义来取代男性中心主义，而是在具体实务过程中，更多地以女性为本，突出女性意识，强调从女性出发，注重为女性服务，最终达到女性的觉醒与发展。

第五，强调关系。比较而言，男性之间更多的是个体奋斗，而女性之间比较多的则是群体合作，因此，关系在妇女中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实之中，许多对妇女提供的服务也常常从关系的建立、修复和重构人手，效果确实非同寻常。

第六，尊重差异。差异性的提出可以视为女性主义非常重要的贡献，在社会工作中，差异性主要体现为一方面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这促使妇女去寻找和发掘自身的性别特质；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则体现在女性和女性内部之间的不同，这体现了妇女自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关于妇女自身内部群体的分化研究已经日益得到证明，这意味着即使面对妇女问题，我们也不应当采取无差别的介入方法，而应该根据不同妇女的个别性特征和差异性诉求，采取灵活多样的介入方法。

第七，追求平等。妇女社会工作的基本目标是推动女性自觉，帮助女性实现 自我。妇女社会工作的最高目标则是致力于平等追求，这种平等既包括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同样也包括女性与女性的平等。平等而不是压迫，这是妇女社会工作和女性主义很明显的不同。

第八，立足社会。妇女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假设是建立在“个人的就是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妇女的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所导致，因此，在妇女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就成了主要介入目标。事实已经证明，关注社会的这种整体介入效果要远远大于仅仅着眼于妇女个体的单一化服务措施。

三、女性社会工作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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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米内丽的界说

妇女社会工作的伦理实质上就是妇女社会工作的价值在女性社会工作实务中的进一步具体化，多米内丽归纳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十二项实务伦理规范

• • 归纳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十二项实务伦理

进一步探讨了与女性紧密相关的男性案主的社会工作服务伦理（九条）。

1．承认性别权力关系对男性的影响；

2．认识到男性特征是权力动力——就是把权力强加于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或者虚弱的他人之上——的基础；

3．承认男性是凭借性别而优先于女性，因为社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组织的； 4．承认存在于男性中的多样性；

5．意识到男性的差异反映出不同男性和男性团体特权的不同层次； 6．确保男性为他们侵犯他人的行为负责；

7．认识到通过一些可予以控诉的攻击行来压迫妇女和儿童的男人和没有向嵌入这些行为中的社会关系进行挑战的人之间的关系； 8．赞扬本质上对男性特征的重新界定和平等主义的趋势；

9．认识到结构性限制、个人行为以及(缺乏)情感发育之间的关系。

（二）闫广芬的界定

1.尊重妇女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承认女性有她们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意义 世界

2.提高对妇女问题的认识，端正工作态度。不应把妇女问题个人化，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视角出发，应该视妇女问题为个人与社会运作失调的结果，尤 其是社会结构失衡、社会政策偏差的结果，把妇女的困境和个人问题放至社会层面，而不是责怪妇女。

3.增加妇女的自信心。使妇女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4.增加妇女的资源。正视妇女在社会权利、资源分配过程中常常处于不利甚至受压迫的事实，强化社会性别意识并将这种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指导开展具体工作。

5.促进妇女之间的互助，特别是面对类似处境的妇女。6.构建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三）综合性观点

1.相信女性，接纳女性，承认女性的独立性。对于妇女来说，长期的性别歧视环境极大地挫伤了妇女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招致了男性对妇女的歧视行为，因此，在实务过程中，相信妇女是一个平等、独立、有潜能、有权利的主体就显得异常关键，这种认同和接纳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提高妇女自身的主体意识，增强女性的自信心，从而推动女性自立。

2.发现女性案主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成立女性觉悟小组。共同性是女性达成集体认同和团结的重要基础，差异性则是妇女相互区别的本质所在，共同性和差异性是妇女社会工作实务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逻辑起点。在共同性的基础之上，可以结成女性觉悟小组，这也是妇女社会工作中被证明非常实用的一种方法，女性觉悟小组主要就是通过妇女共同的问题诉求，借助于多样性的个别体验，最终推动女性自身意识的唤醒。鼓励女性相互交流，共同分享有益经验，增强女性自我效能感。大多数问题妇女常常充满了无助感和挫败感，这最终又被归结为自我概念的扭曲，妇女社会工作主张首先应该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来克服个体的问题，因此，更多地倡导求助妇女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支持；在目标上，妇女社会工作希望能够帮助妇女增强自我效能感，也就是强化求助女性的自我正向评价，重构受助妇女积极的自我概念。

3.诉诸集体力量解决女性个人问题。妇女社会工作面对的对象主要还是个体妇女，这里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能够简单停留在妇女个体自身，而应该更多地诉诸社会，这种诉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个体妇女问题原因的社会性揭示；其次，对个体妇女问题的社会性介人。

4.为女性创造独立的空间和时间，缓解过多的责任、压力和自责。因为传统男性社会的压迫，女性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实质上都非常缺乏独立的空 间和自由的时间，许多妇女往往是隶属性而非独立性的，这一方面抑制了妇女自我意识的成长，另一方面也给妇女带来了更多的无助感。女性空间和女性时间的创设可以让妇女重新回归自我，逐渐释放自我，真正建构自我。

5.女性问题是多元的，应用多种方法、多种力量，共同协作。因为妇女本身是多元的，而且，妇女置身的情景也是复杂的，所以，妇女自身的问题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种问题的多元化必然要求解决方法的多元化，要求介入力量的多元化，要求社会资源的多元化。

6.重视、肯定、激发女性潜能，助其自助。在社会工作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价值信仰，那就是对于弱势案主内在潜能的强烈信仰，现实之中，遭遇问题的案主最大的问题实质在于对自我信心的丧失，而潜能观的提出使我们有了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案主，同时，潜能观的提出也可以极大地激发案主的希望和信心。如果受挫妇女能够真正发现并开发出自我的潜能，相应地，自我实现就完全可以通过案主自决而达成。

7.赋权于女性。尽管女性主义确实存在过度之处，但是，非常值得感谢的是，女性主义发现了妇女问题的本原在于女性权力的缺失，这种缺失并不仅仅表现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中，同样也体现在社会这个公共领域中，换言之，女性权力的缺失是全方位的，正是这种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权力缺失导致了妇女的各种问题。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我国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及实践方法等提供了思想来源。其中，以孔孟思想为根本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虽然着重强调人的修养与发展，但是现代国家治理与发展正是离不开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与发展。通过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来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其更快、更好地获得民众在价值情感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个体意识的觉醒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基础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对道德主体的价值观念作出明确的要求，尤其是我国儒家文化伦理观强调的要通过对道德主体内在人格修养的挖掘来进一步促进其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普世价值观念的价值认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认知和价值情感。 例如孔子《论语》中提出的“为仁由己”强调的就是必须通过内在“由己”部分的完善来达到最终的“为仁”的目的。荀子所谈到的“著乎心”也是指要从自我内在价值的完善方面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非常强调“为己之学”的价值观，认为伦理道德价值的根本在于个体自身修养的完善，也至于个体能够建立起君子人格，才能透过由内而外的价值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推动自我以及社会的发展。而个体自我的完善也是推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源泉。而这种个体发展观并不是片面强调对个人私利的追逐，而是道德主体自主自觉意识的发展，即人格的完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积极提高道德主题的自主自觉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得以内化和被接受的基础。从发展论的立场来说，推动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推动个体生命的发展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

道德自律的伦理方法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渠道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通过内省、克己等方法来加强个体修养能力的提升。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孟子说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理学家程颐的修养方法为“诚敬”、“致和”、“集义”。钱德洪《王文成公〈大学问〉跋》：“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词句之意为：要时时检查自身的过失，克制自己内省所产生的非分之想的念头。由此可见我国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十分强调道德修养方法的运用。我国古代也树立了不少道德模范，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等，通过确立道德榜样来实现对受教育者的一种道德教育的感召，使其能够学习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一点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推崇的将道德伦理内容从抽象的说教转化为具象化的形象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说二者是一脉相传，其目的都是让受教育者能够从中获取正确的道德认知并促进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当代，我国也会开展各式各样的道德楷模学习榜样会，例如“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好人好事巡展”等。组织这些具体的道德展示活动就是为了能够透过活动所传达的积极、向上的伦理价值来引导良好的社会风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通过道德方法的运用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奠定方法论基础。

道德伦理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有助于完善道德伦理价值结构体系

我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十分强调道德认知这一环，并将它作为德育教育开展的重要行为基础。而对道德认知的要求也要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即根据道德教育场景和情况的不同而采取有差异化的道德教育方式。但是，道德认知仅仅是道德教育的第一步，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来加强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情感的完善。所谓道德情感是对基本的道德伦理的认知进行更进一步的感性的情感升华。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再进一步发展到道德志向。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最初的“修身”到最后的“治国、平天下”，这是个体道德价值观的发展。可以说，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需要通过知、情、意、行这几个步骤的完美结合最终实现道德价值观。也就是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该按照知情意行这个逻辑结果来建构完善的道德伦理价值实施体系。具体来说，应该加强道德教育与美学教育等多方面社会教育内容的结合，让道德教育能够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透过实践教育与道德伦理教育的结合来更加强化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认识。而这种将道德伦理教育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方式也是充分展现我国传统伦理观所强调的道德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强调道德伦理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是为了让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其内化的道德伦理价值。这也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所追求的将道德伦理价值真正作用于道德主体的发展上来。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4

一、家庭伦理剧中失衡的“孝悌”伦理

“孝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构成要素和连接人际关系最强有力的纽带,对中华儿女的人生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然成为家庭伦理剧中展现人物情感纠葛和道德碰撞的一大法宝。然而许多荧屏“孝悌”行为却与古人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孝悌”伦理有着较大的出入,甚至出现严重不对等的失衡现象,突出表现为“重孝轻慈”,之所以如此,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蛊惑和政治色彩的渲染不无关系。古人的“孝悌”观念曾一度出现极端化、专制化、扭曲化的趋势,重“孝” 而轻“慈”,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方面,强调臣、 子、妻的卑下和君、父、夫的尊贵,臣对君、子对父、 妻对夫要无条件绝对服从,它们之间都是单向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尤其是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孝的责任和义务更是被单向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片面地要求子对父的绝对孝顺和服从,而不重视父对子的关爱和仁慈。

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熏陶,我国的家庭伦理剧便刻画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兄弟与姐妹之间,尤其是儿媳与公婆之间因为没有遵循平等互惠和孝慈对等原则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它们不仅令人拍案而起,而且甚至成了夫妻反目、兄弟失和、妻离子散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在《双面胶》中,作为大儿媳的蔡姐虽然尽心尽力地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料理家务,但作为长辈的婆婆却没有显示出对晚辈应有的慈爱和关心。 媳妇站在窗户外擦玻璃,她视而不见;儿子去擦,她却紧张地叫他赶紧下来,唯恐他从窗户上跌下去。蔡姐洗碗时不慎划破手指,婆婆不仅没有关心伤势,反而递来一双橡胶手套让她带着手套继续洗。在《新结婚时代》中, 何建国的农村父亲具有根深蒂固甚至偏激的孝道伦理观念,因为生养了何建国还供他在北京读了大学,就要求甚至命令何建国为家里甚至为邻里亲朋作各种贡献—— 出钱给老家盖房子(哪怕建国夫妇不要房子),给只有高中毕业的哥哥找工作(还要求体力轻、工资高),解决表姑父家的迁坟纠纷(哪怕顾小西家没有这方面的人脉),搭救村里因非法营运而被扣的货车(哪怕小西头一天刚流过产),带村里的邻居找小西母亲看病(哪怕她每天要接诊几十上百号病人),甚至要求小西回去给建国嫂子的奶奶哭丧(哪怕小西连奶奶的面都没见过)。 在建国的父亲那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儿子和媳妇应该做的,从他说一不二的命令语气“这事你必须给我办成了它”可见一斑,而对小西和小西的家人,他除了指责、 不满就是抱怨,唯独没有慈爱。

除此之外,“兄友弟不恭”作为“孝悌”伦理的不和谐音符,也时常出现在电视观众的视野中,敲打着观众脆弱的神经。在《天真遇到现实》中,乡下的妹妹郑小米不请自来,虽然她已经成家,但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哥哥郑现实还是同意她与丈夫一起住在家里。后来小米因弄湿了地板而导致嫂子意外流产,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小米没有愧疚,没有自责,没有去向嫂子道歉, 反而采取出走躲避的方式以期逃避哥哥和嫂子的惩罚。 哪怕后来嫂子杨天真被医生宣布将来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但考虑到兄妹亲情,郑现实也没有真的把这个多事的妹妹撵走。《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通过自己的关系帮丈夫老实巴交的农村哥哥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却被他嫌弃工作不好,她帮怀孕的嫂子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却因嫂子摔倒流产成了众矢之的和王家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与丈夫的婚姻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因而,不管是“重孝轻慈”还是“兄友弟不恭”, 这种片面、单向、不对等的行孝方式显然与儒学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美德是相悖的, 也与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不吻合,因而不利于和谐家庭关系和良好“孝悌”伦理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孝悌”伦理的现代博弈

(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VS个体自由发展

《孟子·离娄上》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经·圣治章》也表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说的就是父母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家族的香火和生命延续、传承下去,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 只有传宗接代了,只有生命继续了,才能使家族人丁兴旺、生生不息,才能继承先人的志愿,实现对祖辈先人的崇敬和爱戴。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工农业现代化新技术的不断运用,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日趋加快,随着人们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随着越来越多“4+2+1” 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的形成,古人非常看重的“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念逐渐在一些年轻夫妻身上得到了削减和淡化。这一观点也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在公婆和儿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反差。《双面胶》中的胡丽娟作为新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代表,虽然骨子里不排斥为夫家繁衍子嗣, 但更看重人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要“以人为本”,不能让孩子成为生活的负担。《当婆婆遇上妈》 中的罗佳虽已怀孕,但当自己的事业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时,她选择瞒着公婆去做人流,作为城市职业女性的典型代表,在面临干事业和生孩子这两个选择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事业放在首位,她要追求的同样是个体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与罗佳相似,《宝贝计划》中的陈风, 意外怀孕而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于是私自打掉了孩子,还制订了一份周密的“宝贝计划”。这一思潮的不断发展也催生了一系列诸如《宝贝计划》《宝贝战争》 之类的育儿剧,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丁克家族的悲欢离合和人生百态。

(二)绝对“愚孝”VS父失则谏

作为子女,父母不仅给了自己生命,而且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在这种父母养育子女的亲密家庭关系中,自然会形成子女对父母的爱戴尊敬之情,这也构成了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伦理价值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传统孝道逐渐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极端化、法制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处理,并逐渐演变成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帮凶和精神支柱, 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于是就有了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举孝廉”“孝悌力田”的方针政策和“愚忠愚孝” 思想,这种对父辈绝对服从的“愚孝”行为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其实孔子也是反对愚孝的,学生曾子曾问他: “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连用了两个“是何言欤!” 对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愚孝”进行了完全的否定。除了孔子之外,《孝经·谏诤章》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提倡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谏诤:“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说的就是子女不一定要对父母的所有命令或意志绝对服从、亦步亦趋,关键是看父母的言行是否合乎于“礼义”。合乎于义,则敬之顺之;若不合乎义,则要谏之诤之。否则不义而顺,不义却不诤,则是陷父母于不义,同样是不孝的表现。毕竟父母也是普通人,父母做出的决定也难免会有疏漏、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在这一方面,《当婆婆遇上妈》中的儿子陈大可可谓是陷父母于不义的典型,他一味地听从母亲的荒唐决定和意志,在母命有失时不能客观、公正、及时地加以“劝谏”, 导致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牺牲了母亲的健康和声誉,也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和前程。

(三)“夫尊妻卑”VS“男女平等”

由于受传统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观念,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都难以逃脱“三纲五常” 对女人的束缚和桎梏,这种“出嫁从夫”“夫尊妻卑” 的宗法等级伦理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制约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普遍意志。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建立在森严的人伦宗法等级秩序下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逐步被打破,向着婚姻中男女相互关爱、彼此宽容、 共同分担的平等式关系发展”[1],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足不出户、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职业女性,这一转变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映射。像《双面胶》中的胡丽娟、《婆婆来了》中的何琳、《宝贝计划》中的陈风、《宝贝战争》中的叶如馨等,她们与男性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她们是美貌和智慧的化身,是职场上令人称羡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而回到家里,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她们能与丈夫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保持着男女平等状态下的良好夫妻关系。更有一些丈夫,不仅彻底摒弃了大男子主义,而且把“男女平等” 的观念真正落到实处,他们懂得疼爱妻子,自觉承担家务, 甘愿做妻子背后坚实的后盾,像《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余味等,他们虽然没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和成就,却是乐于为家庭奉献和牺牲的模范丈夫,这突出体现了“颇具现代男女平等精神的进步文明”和“婚姻经营的大智慧”[2]。

(四)重孝轻慈VS孝慈对等

“父为子纲”作为约束家庭伦理道德的一大准则, 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父亲作为家庭的大家长, 可以支配子女的人身权、财产权、婚配权,可以殴打子女, 甚至在灾荒年买卖子女。儿子为了行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生命甚至妻儿,如“卖身葬父”的董永、“割股疗亲”的阮与子、“埋儿奉母”的郭巨等,他们的孝心被世人所称颂,但这种过于重孝的极端行孝方式其实歪曲了儒学“父慈子孝”的传统伦理美德。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父母对子女也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慈爱,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对等的。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者杜维明先生认为,互惠是支配父子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该原则,父亲就应当有父亲的形象,这样儿子才能以一种最适合自我认同的方式去实现父亲的自我理想,儿子的孝被认为是对父亲慈祥的反映,父亲在期望儿子热爱和尊敬他之前,必须为儿子树立起爱人和值得尊敬的榜样。《新结婚时代》 中的公公,一向独断专行,具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自恃生养了何建国并供他读了大学,就要求他甚至儿媳为何家作各种贡献,导致了儿子婚姻的破裂。然而在结尾, 当公公得知小西患有习惯性流产之后,一反往日的作风, 不仅没有怂恿儿子跟小西离婚,反而从老家寻回偏方和中药材。面对已经不是自己公公的何建国父亲,深受感动的小西还是发自内心地道了一声“谢谢爸”,两家人一笑泯恩愁,从此冰释前嫌、其乐融融。一味地重“孝” 而轻“慈”,这种孝道就会因为严重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而失去了得以延续下去的土壤和温床,因而要积极推进孝和慈的对等与互动、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与统一, 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相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孝悌”重构的现代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个体的自由解放和发展完善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意思是子女对父母担负有赡养、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因而父母健在时,子女应避免出远门。孔子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受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落后的交通及通信条件的限制。而如今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日益发达和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通过上学或其他途径脱离了农村,远离了父母,踏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城市众多工薪阶层的一员,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他们的父母也许尚健在,但他们却选择了“远游”。父母不仅不觉得孩子不孝顺,反而大力支持孩子出门打拼,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跳出了农门,有出息有本事,为家族争了光添了彩。家庭伦理剧中就塑造了许多这样的农村儿子形象,我们称之为“凤凰男”, 如《天真遇到现实》中的郑现实、《双面胶》中的李亚平、 《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新结婚时代》中的何建国等, 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娶了漂亮的城市媳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嬗变和重构。

(二)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

孝道包含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其中主体是作为晚辈的子女,客体是作为长辈的父母。孝道伦理能否健康有序地传递下去,取决于行孝的双方是否遵循平等互惠的原则,是否保持孝慈对等的良好互动和交流。长辈要想让晚辈对自己孝顺恭敬,首先要身体力行,做到对晚辈的仁义、慈爱,正所谓“父慈子孝”。《颜氏家训》 也认为:“父不慈,则子不孝。”《新结婚时代》中已离婚的何建国夫妇之所以能重新走到一起,与公公最终的宽容、理解和慈爱不无关系;《婆婆来了》中的何琳最终愿意回归家庭,很大程度上缘于婆婆的巨大付出; 而《双面胶》中的李亚平之所以与妻子分道扬镳,与他没有原则地向家里行孝有很大关系。可见,孝的本质是强调主、客体双方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仅靠一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父辈不能因为对子辈有养育之恩而无止境、无条件地向子辈索取回报。丈夫也不能因为尊敬疼爱自己的父母而对妻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有通过主、 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行孝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3]。 也只有通过主、客体双方责任与义务的共同履行,实现平等互惠,才能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才能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才能推动家庭成员的和谐亲密相处。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

在儒学伦理中,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可见,天下太平缘于国家安定, 国家安定缘于家庭和谐,家庭和谐缘于家庭成员的个人修为,而修身的根本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应做到的“慈” 与“孝”,兄弟姐妹之间应做到的“友”和“恭”。父母和子女双方只有通过孝慈对等,兄弟姐妹之间只有实现平等互惠,方能达到代际和谐与家庭和睦,从而建设一个团结、友爱、和睦、互助的家庭,然后才会有社会、 国家和天下的和谐与稳定。正如《大学》里如是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而, 孝作为“众德之根、诸善之源、立身之本、齐家之宝、 治国之道”,是社会和谐的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 是国家稳定的法宝。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胡锦涛同志倡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都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

总体而言,孝道是维系家庭和睦的纽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催化剂,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法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巨大推动力。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在多元文化融合碰撞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在新的起点和现实条件下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构和创新,从而积极推进“孝悌”伦理的良性嬗变,促进温馨家庭关系及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 为谋求人类福祉、寻求世界大同贡献力量。

摘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人们的家庭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双面胶》《婆婆来了》等一系列家庭伦理剧也开始活跃于电视荧屏上,引发人们对家庭伦理的关注和思考。本文结合这些热播的家庭伦理剧对现代家庭“孝悌”伦理的失衡现象进行挖掘,对“孝悌”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博弈进行探讨,并对新时期推进“孝悌”伦理重构的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分析和阐述。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5

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原则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中，包含着服务、社会公正、个人尊严与价值、人类关系的重要性、诚信、能力等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原则，而这些核心价值观与伦理原则又是相辅相成的。

价值与伦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价值不等同于伦理，价值关注什么是好的、善的和有意义的，伦理则涉及什么是正确的和恰当的;第二，价值讲的是人的信仰，而伦理讲的是怎样对待并且应用这些信仰;第三、伦理与价值虽然不同，但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伦理的核心是善，而善恰恰又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因此，伦理来源于价值并且与价值保持一致。伦理是操作层面上的价值，是把价值观念转变为行动的行为守则。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6

在这里，“艺德”始终是关注的焦点，人们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分为公德和私德两部分。公德是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社会中所表现出的道德状况。私德则是人们在自己的私生活领域中的道德状况。艺德其实是艺术工作者在自己的职业行为中所体现的道德状况。它显然是公德的一部分，由于艺术表现往往和艺术家的个人特质和生活形态紧密相连，而且艺术家往往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私生活领域也往往具有相当的公共性，因此艺德同时也是私德的反映。在当下这个以社交媒体为中心、新媒体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艺德的提升其实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提升都有影响。

对于曲艺界来说，艺德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特意义：首先，曲艺界是独特的艺术领域，公众性很强，艺术家往往是受到观众喜爱的。整个行业备受社会瞩目，对社会影响巨大，曲艺家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社会，当然也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曲艺界艺德问题会示范或辐射社会。其次，曲艺界传统深厚，均衡曲种类型众多，地域性强，发展状况不均衡。由于受许多不同习惯和习俗的影响，曲艺遇到的伦理问题有时相对复杂，涉及不同地域和不同传统与背景，许多问题需要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厘清和界定。第三，曲艺文化面临着社会的许多变化，如互联网和自媒体传播形成的新情况、新问题。如现在通过新媒体往往能够直接把一些事情诉诸社会公众，尤其是更加依赖新媒体的青年群体。现在让行业的伦理共识和价值共识更加清晰，让行业向上提升，让行风清朗是人们整体的共同期待。

行业协会的作用显得相当重要。它既可以给予伦理层面的指导，也能够约束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这里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订立规范，通过机制的建设，从规范的订立、行风监督架构的完善入手建立制度。二是弘扬典范，通过正面的典型和事迹的表彰与推介，让曲艺工作者能够受到感召和影响。三是约束行为，对伤害行业，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有所惩戒，在这方面努力走在整个艺术界的前面。

这里还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伦理共识？传统的技艺师徒关系和现代契约关系有不同的规范和不同的背景，如何在当下的环境下得到更多的积极融合而不是矛盾冲突，就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业与社会之间要有更多的伦理共识，避免行业内部形成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潜规则”，即一般人不能接受的、而行业内一些群体觉得习以为常的陋习。同时，对于行业内的一些好传统、多年形成的正面制约力量等，也要避免被一些其他领域或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失去自己的传承能力。如何运用规范和制度的约束力量，在和媒体、社会的多重关系中，建构具有行业特点且能正面影响社会的行业伦理共识与价值共识，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体育明星的社会伦理价值分析 篇7

关键词：体育明星,伦理价值,发挥

1、体育明星的社会伦理价值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讲道:“体育一道, 配德育与智育, 而德智皆寄予体”。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生活关系网上的一个“结点”, 其行为必然要受到整个“网”的牵制。 这个牵制力就是“伦理”。对社会每个成员来说, 在一般正常情况下, 主观上都要认真地选择自己行为的动机, 考虑行为的后果, 伦理, 则反映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道德原则规范。自觉遵守和履行自己在各方面所承担的道德责任, 是每个人应具有的品质。履行道德责任, 要靠内心信念和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体育民星的道德责任涉及到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 (2) 树立良好健康的公众形象; (3) 积极响应国家或有关团体倡导和组织的社会活动; (4) 自觉投身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目前, 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特殊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它不仅承载着人们身体活动过程, 而且承载着人们思想交往及思想品德形成过程。作为偶像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 体育明星不断拼搏、力争第一的共性, 其个性、能力、荣誉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与推广, 活灵活现地被展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得到他们的广泛支持与认同。尤其是为数众多的青少年, 更是热切崇拜体育明星。从心理学的行为来看, 体育明星崇拜是青少年不断地追求自我肯定、 寻找情感寄托,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建构一个过程。 青少年崇拜体育明星不单纯是敬仰、佩服或意图学习、效仿偶像身上某些出众的品格, 更多的是把偶像作为自己在人生道路选择和生活体验上的指引。

2、如何发挥体育明星伦理价值

体育明星因其在各类大赛上取得的优异成绩, 及其对所从事体育项目的热爱和对职业道德的秉持, 受到媒体的推崇和大众的喜爱, 在社会上起积极的榜样示范和引领作用。因此, 要发挥体育明星的伦理价值。

(1) 全面提升形象。

龙永枢主编的《领导者媒介形象设计》一书中提到:若要提高领导者面对媒体的能力, 可以从仪表、服饰、体态、礼仪、口语表达等方面入手。

(2) 致力提升专业技能。

体育明星, 其身份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运动员, 他们对大众的吸引首先是由于其在运动场上展现出的高超专业技能、永不言弃的进取精神以及在各类重要赛事中所获得的荣誉。社会对运动员的评价有三大标尺, 即社会价值 (大众对其的支持和社会满意度) 、收入水平 (凭借优异成绩和高超技艺获得的资金收入) 、商业价值 (广告赞助和无形商业潜力) , 体育明星的运动技能不断提高, 所取得的比赛成绩越来越好, 对大众、广告商、媒体的吸引力就越强。因此, 塑造体育明星的良好个人形象需要以提升个人技战术水平为基础。

(3) 恪守职业道德。

体育明星刻苦训练, 顽强拼搏, 健康向上的形象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会得到人们的称赞和褒扬, 相反不良的行为举动同样会受到社会的关注, 并会招到人们和舆论的谴责。 兴奋剂事件在前些年一直是困扰体育界的一个难题, 当时这些不良事件都给当事人带来了无法抹去的污点, 并给整个体育界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 遵纪守法和恪守职业道德是优秀运动员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

(4) 勇于承担过错。

中国体育明星一直以健康的形象引起各大厂商的注目, 企业厂商已经将几乎所有的体育明星都用来做企业的宣传, 这对于体育明星和企业都是一件利事, 但“三鹿”奶粉的事件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毒奶粉”事件让明星的代言受到了质疑, 而有些消费者甚至直接将矛头指向体育明星。 事情一出后, 丁俊晖为代言蒙牛而向全国人民道歉, 刘国梁也为代言伊利向全国人民道歉, 并表示如需要愿意退还代言费。虽然“毒奶粉事件”主要责任不在于代言的体育明星们, 但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体育明星们及时地站出来道歉, 并采取补救措施, 定会重获人们的信任与喜爱。

(5) 热心社会公益。

体育明星作为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 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感染力, 应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成为社会的道德模范。体育明星的言谈举止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媒体这个渠道散发传播到全国甚至世界的每个角落。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体育明星不但要负有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责任, 运动员的职业道德责任, 还负有社会责任。体育明星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体育明星要经常参加各种募捐、慈善和公益活动, 这种行动有利于提升了民众的社会责任感。

3、结语

伦理, 是我们一切言行的出发点, 也是我们一切言行的归宿。体育明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把体育明星象征进取、健康、乐观、 平和、自由的一面展示出来, 塑造正面、阳光的体育明星形象, 不仅有利于社会正能量的弘扬和发挥, 建立和谐向上的社会道德规范。 更有利于发挥体育明星的文化励志作用,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少年, 引导其选择正确的人生轨迹。

参考文献

[1]张新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中国现代竞技体育伦理思想[J].体育文化导刊, 2006, 9.

[2]李平等.和谐社会视角下体育伦理价值构建的理论分析[J].体育与科学, 2005, 9.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8

一、实用主义伦理与美国梦

推销员是美国剧作家们所青睐的人物类型,这种形象体现了美国戏剧的反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取向。通过描写推销员的悲剧人生,影射出美国社会的精神困顿、伦理缺失、唯利是图等社会问题。剧作家奥尼尔指出:“美国之所以最失败是因为它获得了一切……尽管一直在飞速发展,但却没有打下真正的根基。美式观点就是儿戏般试图通过获取外物来获取灵魂,也因之失去灵魂,失去外物。”[1]。奥尼尔提出美国的发展缺乏精神根基,经济的发展以“美国梦”来作护卫,他直击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美国梦。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正是对这一价值批判的续写,痛击了美国梦对人们精神鸦片的作用。所谓“美国梦”,是指美国所宣传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想。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梦”是自由和平等的象征,聪明、勤奋与坚忍不拔是实现“美国梦”的必要条件。[2]随着美国迈入工业社会,“美国梦”转化为商业成功的标志,人们为了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不择手段,出卖一切,以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成功与否,导致人和物、人性和金钱之间产生激烈冲突。故事一开始,米勒就试图展现推销员迷失的精神世界——主人公威利在长笛的伴奏下提着两个样品箱出场——长笛曲和样品箱象征着威利的内心——理想与现实的价值冲突。全剧以威利生命的最后24小时为中心点,表现出虚无美国梦、冷酷现实与心中渴望三者之间的鸿沟,最终,威利为了让儿子拿到2万美元人寿保险金去创业而撞车。威利靠做推销养家糊口,生活在虚幻的美国梦中,总是粉饰和美化自己的生存状况:“美国到处是美丽的城镇,善良、正派、诚实的人们。”[3]他坚信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自己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坚信自己一定能赚大钱获得成功。所以当儿子比夫决定去当农场工人时,他很鄙视,在他的意识中,“推销”和“财富”才等同于“成功”,商业外的选择等于“失败”。威利自小就受到美国梦的影响,他的父亲和哥哥本就像那种富兰克林式的英雄,远离城市,开拓边疆,到西北旷野中寻觅并逐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的传奇经历和勤劳致富证实了实现“美国梦”的可能。威利志向远大,希望用自己的善良和好人缘来赢得财富和人们的喜爱。但威利不了解现代商业伦理残酷无情,不愿意正视自己缺乏奸诈和投机的本领,所以哥哥本成功地从“原始丛林”闯出来获得成功,而威利却倒在了寻梦的历程中。威利怀抱着传统的伦理价值观,遵从着以前的美德,希望能在传统的社会里做一个现代的成功人士。他远远没有意识到实用主义伦理观对物质主义的崇尚已经摧毁了给人以温暖和安慰的传统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退化成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追求的是地位与金钱而不是好人缘和个人魅力。所以威利在这个残酷的现代商业社会中不堪一击,理想破灭,只能用生命来换取最后的尊严与安宁。

二、实用主义伦理与家庭关系

实用主义伦理的影响使得美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也面临失衡。在实用主义伦理价值的影响下,父母与孩子之间,妻子与丈夫之间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对方,家庭关系商品化。

威利的尊严在于他能工作赚钱养家。但是年老的他被解雇之后,无力再为妻子和孩子提供生活保障和保护他们的利益。20世纪的美国,人的价值与商品的价值在观念上是一致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威利无法养家糊口,保障家人生活,因此他的两个儿子都否认父亲的内在价值,不尊重父亲。另一方面,生活在虚幻理想中的威利在父亲的角色上没有给孩子正确的教导。他只强调好人缘对一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性,忽略了对儿子品德的培养。威利默许了儿子比夫去建筑工地偷木材和沙子,称赞他有“无畏性格”;他放任孩子们为了私心而背离诚信,甚至为他们的不劳而获而骄傲。威利把自己不切实际的梦想灌输给两个儿子,让他们盲目自信,认定将来必定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所以在学校里成绩不好也没关系。威利的这种伦理观导致长大后的两个儿子缺乏道德感,生存艰难。大儿子比夫好几次由于偷窃行为被开除,一事无成。二儿子哈皮深受威利商业主义伦理观的影响,想通过不劳而获成功,他收受贿赂,满口谎言,通过勾引经理未婚妻的行为来升职,也是一个道德上的失败者。威利一心想做一个好父亲,把儿子培养成他所期盼的人,可他失望了。为了让儿子得到一笔可以“成功”的基金,他毅然赴死。讽刺的是,他到死也没明白自己和儿子们不能成功的真正原因。

在与妻子的关系上,威利只求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妻子的需求,却不顾忌妻子的精神感受。他与妻子的交流只限于他编织的白日梦。为了经济上的成功,他与一个给他的产品做中间人的女人保持不正当关系,背叛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受威利的影响,从未劝阻丈夫放弃他不切实际的梦想,她甚至比丈夫更相信那个虚无的“美国梦”。夫妻之间的关系异化为利益需求关系,相互的交流也是一种欺骗。“对于威利来说,只有等级、权利、胜利感……才是真实的——城市屋顶夺目的光彩反射在天空,他却以为是真正的星星”[4]威利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追求虚幻无影的“美国梦”,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他一味追求社会伦理价值认同的人生,而这种追求与他内心的传统道德观是格格不入的,注定不会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

戏剧“必须去探索人存在的本质,找出他的需要是什么,以使这些需要在社会中受到重视,得到满足”[5]阿瑟·米勒的这部作品揭露了实用主义伦理观照下的社会现实,展现了现代人的价值失落、道德困境和伦理冲突,否定了充斥着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商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唤起了人们对现代化社会中伦理道德和精神危机的关注和思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历时三个多世纪,成功地由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科技的高速发展与物质生活的急剧改变不但没有将人们带入美国梦的天堂,反而造成了精神压抑与心灵创伤。20世纪敏感的知识分子们用戏剧揭露社会矛盾,观照社会现实,展现现代化社会中人的价值失落、道德困境和伦理冲突。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9

关键词：道家,医学伦理,医学教育,意义

作为我国发展五千多年来的智慧结晶, 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我国历史上的多种优秀文化。古代的道家无不涉及道德伦理思想, 对伦理极为重视。而传统的医学思想及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而且医者的道德和素质也由文化中的伦理部分知识指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道家思想在伦理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 这些伦理指引着我国特色医学体系的形成。对于道家医学伦理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一、道家医学伦理概述

自从道家的《道德经》出现以来, 其对中国的文化和进步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道家创始人老子凭借对于人同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 指出宇宙中“道”的存在, 进而得出世间万物都应该顺应自然而发展的规律。只有顺应了自然规律、顺天而行, 才能够保证世间万物的和谐。例如老子对于“今之有”的事情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失道”[1]。老子在其编著的《道德经》中的《德经》部分有这样一句话:故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他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又指出:夫礼者, 忠信之薄, 而乱之首。前识者, 道之华, 而愚之始[2]。老子认为人应该同自然和谐相处, 顺应自然发展规律, 不然的话就会“失道”, 受到大自然的报复。道家中顺应自然的思想在医学伦理中亦有体现, 对于医学伦理来讲, 治病救人也应该顺应人体的自然发展规律, 依据人身体各个器官的情况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救治, 切忌不可违背了人体的发展规律, 逆而行之。

除此之外, 《道德经》也彰显了一种和合思想, 老子认为: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万物都分为阴阳两面, 并且都是向阳背阴的, 阴阳相互吸引, 相生相克, 正是这种吸引让其和而相合。只有世间万物在现实世界中和而发展, 才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 一旦破坏了这个和, 便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在医学伦理中, 也体现了这种和合的思想, 医生治疗病人, 同病人之间的沟通应该以“和合”为目标, 只有同病人沟通好了, 才能让医生的治疗更加顺利。对于患者身体某部分疾病的救治也应该考虑对身体其他部分的影响, 要基于不影响身体其余部分健康的要求对身体出现病变的部分进行治疗。

二、道家医学伦理对医学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1. 有助于丰富医学伦理的内涵。

虽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国的医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医学伦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被医学研究者所攻克, 新的医学技术、医学药物层出不穷, 但是现代医学却面临着更多的道德问题。医生过分关注病人所患的疾病, 却忽视了病人的内心感受。而我国的道家伦理思想强调仁义道德, 将道家思想融入医学伦理的研究, 便能丰富医学伦理的内涵, 使得医学的发展回归人性化。道家思想重视的是顺应自然而为, 符合万物发展规律, “以人为本”, 正好能够弥补现代医学理论中“技术至善论”的不足[4]。

2. 有助于提升医师个人修养和职业道德。

现在医学界, 无论是医学工作者还是学生, 都会在认识上存有一种偏差, 认为自己只要掌握了高超的医学技术, 能将病人的病治好就可以了, “重医术、轻医德”的现象比较严重。这种现象有悖于我国的传统道德思想, 所以对于传统道家思想中“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思想的继承有利于医生道德修养的提高, 对我国医院中医生的道德风尚建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个学医的学生从接触医学的那一刻开始, 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医学的本质在于对技术和伦理的学习, 但是患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高超的医学技术, 更需要的是医务工作者对于他们的理解以及心理上的疏导, 考虑他们内心的感受, 对他们多给予关心和爱护, 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无论是医德还是医术, 对于医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来, 和医术相比, 医德更加重要, 医者无德如何为医?道家思想中《道德经》十分重视德于人的重要作用, 认为德指引着人的思想, 指导着人的行为, 将其运用到医学教育中能够提高医者的个人修养和职业道德, 使我国的医学伦理更完善地发展。

3. 有助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我国一直倡导构建和谐社会, 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其中的和谐也包含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要求两个角色能够彼此尊重和信任, 双方相互配合, 共同克服疾病。双方一旦遇到了纷争, 有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 便能够以团结的维护为基础考虑问题, 用合法的、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如果医生和患者之间不能够和谐相处, 便不利于医生对于患者所患疾病的救治, 会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竖起一道无形的屏障。传统道家思想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 倡导人的行为以德为准。对于道家思想中医学伦理的研究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自然就有利于提高医院的工作水平。相关医务工作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主动学习道家思想, 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结构, 在治病的时候应该既见病又见人, 既治病又治心, 遵循了道家思想中的遵循自然规律, 自然能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作为医生, 治的不仅仅是患者的疾病, 还有患者的心。医务工作者应该把患者当作自己的朋友, 对待病人要始终微笑, 积极换位思考, 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有耐心地和患者沟通, 为患者做心理疏导。道家医学伦理的研究有利于新型医患关系的构建, 有利于以病人所患疾病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治疗的方案和对策, 让病人能够选择更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其实, 在患者登上手术台之前, 执刀医生的一个微笑、一句安慰就能够让患者放松紧张的心理, 有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

4. 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医学伦理思想。

在医学教育中, 由正确的教学观念指导着医学伦理的学习, 所谓指导理念, 必须遵循自然发展规律, 即道家思想对于医德的指引。对于道家医学伦理的研究有益于我国特色医学伦理思想的构建, 形成融合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医学伦理教育体系。对于医学教育来说, 道家医学伦理不仅仅是简单的伦理知识, 其同哲学、法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并且自身也有完善的逻辑思想以及理论基础。道家思想发展至今, 对我国医学伦理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而且长期的实践向我们证明, 道家思想的运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的主流思想, 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相一致, 既能够同医学及社会发展对人才医学道德素质要求的科学性相适应, 又能够使医学生医德的需求得到满足。同时道家医学伦理思想的学习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医德体系, 提高医生的道德素质,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三、善用道家医学伦理, 提升医学教育水平

1.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在我国历史上道家思想曾经支配过主流的伦理思想, 即使经过了千年的变革, 其中的精髓依旧对我国现今的医学伦理发展有着指导和引领作用。道家主张的少私寡欲、专气淳和、追求清静无为、逍遥洒脱的思想。当今有些价值观、人生观已经严重扭曲变形, 拜金主义横行,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家主张的这一思想对于处理人际关系, 对医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益处。但在总结道家思想的历史贡献时, 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容忽视, 如道家因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的功利主义, 而常常走极端, 主张绝对虚无, 反对一系列作为, 甚至反对人类文化、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否定文明的价值, 批判社会弊端而放弃社会责任, 淡漠参与意识, 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对医师不断要求技术进步、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造成腐蚀性的效应, 不利于医学生的临床实践操作。如果当代的医学工作者能够做到取道家思想之精华, 去道家思想之糟粕, 正确运用其精华部分, 必然有利于医学伦理教育的发展。

2. 丰富道家医学教育中对医学伦理的研究。

道家思想讲究的是医道同源, 重视自然发展规律, 对医学的发展极其重视, 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 道家思想中也有其独特的医学伦理思想, 这部分思想对当代医学中所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道家思想提倡“贵生爱生, 以人为本”、“精益求精, 体悟大道”、“淡泊名利, 无为自然”、“平等待人、博施济众”、“谦下不争, 内敛谨慎”。其所倡导的这些思想能够促进医疗中所遇到困难的解决。道家认为医务工作者要想掌握医道, 就应该做到:“道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事, 可以长久, 以教众庶, 亦不疑殆, 医道论篇, 可传后世, 可以为主。”将道家思想中的医学伦理标准同医学教学中的伦理要求相结合, 能够有效提高医学伦理的发展水平。纵观历史, 道家医学伦理思想促成了我国很多历史名医, 可是, 道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 不够系统化, 理论卷宗也不全, 因此对其全面研究对于医学伦理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3. 协调好道家医学伦理与医学伦理的矛盾。

道家思想中提及万物相生相克, 只有把握好各自的特点, 做到和合, 才能促进双方的发展。所以在应用道家医学伦理思想的时候, 应该正确处理其同现代医学伦理之间的矛盾, 用道家医学伦理丰富当代医学伦理, 以其促进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首先, 在两者辩证关系的认识上, 现代的医学伦理所提倡的是基于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的进步来看待医生义务论和生命价值论, 注重的是全体、局部、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能够和谐共处, 医生虽然能够治病救人, 但是医生不是上帝, 不能够包治百病, 现代医学理论更加重视医务工作者的人权。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医务界的权利越来越大, 要求既能认识到“以谈为耻”又不可以“唯利是求”;但是在传统的道家伦理中, 对于“利”, 要么是过度纵容, 要么就是将其彻底根除。两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应该妥善地处理才能真正发挥道家伦理思想的重要作用。

4. 重塑医师职业道德, 建立和谐病患关系。

受到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 本应该拥有强烈人文关怀特点的医生工作者却受到物质利益的影响, 有些医生的敬业精神急剧下降, 有些医生对患者的态度特别差, 甚至出现道德严重滑坡的情况, 对生命不够重视, 伦理严重缺失。纵观近些年的新闻, 医生和患者之间关系紧张的比比皆是, 众多医疗事故的处理, 患者家属恶性重伤医生的行为的相关报道越来越多, 这些应该引起医务工作者的反思。道家思想认为医学是神圣的, 医生的职业是具备人文关怀特色的, 医生应该以此对自己严格要求, 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以及职业修养。

参考文献

[1]蒋力生.中医的文化渊源及影响[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7, 19 (3) :31-32.

[2]王宜静, 罗京滨.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之影响[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3, 17 (4) :52-53.

[3]麻晓晶.儒道思想与中国传统医学伦理[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 2000, 44 (6) :6-7.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篇10

一、生命科技人文价值的历史反思

纵观生命科技发展的发展, 我们看到其有着厚重的社会背景。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现代生命科技的伦理问题研究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20世纪中叶以来, 现代科技得到全方位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要素, 科技实力实际上成了决定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美国一位科学家所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科学领域在为人类谋福利和在基本知识的积累上有像目前生命科学那样的广阔前景”。[2]“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成功实现了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 预示出二十一世纪生物学革命和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科技的价值取向被定位于探索未知与求利, 从而人们不得不把思维的视角从科技认知与实用价值集中到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价值本身上来。

长期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与科学技术一样,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 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全取决于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 但它也能用于杀人。”[3]从本质上讲, 生命科技不断被人类所拓展、运用, 其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 其价值贯穿并体现着“关心人、爱护人, 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尽可能的良好条件”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当然, 我们也应当看到, 生命科技的进步必然引发人们传统生命伦理的重构。人的存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它物体的“自为的存在”, 而自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主动的和积极的存在, 它要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 总是在变化, 没有停息。”[4]因此笔者认为, 生命科技的研究和运用的人文价值应是追求真与善的统一, 生命科技活动的好奇心必须服从责任心, 求真是手段, 求善才是生命科技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碰撞中丰富内涵

生命科学的发展催生生命伦理内涵的不断丰富。爱因斯坦说:“单靠知识和技巧并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 因为, “关于真理的知识本身虽然是了不起的”, 但是, “它却很少能起指导作用, 它甚至不能证明向往这种真理知识的志向是正当的和有价值的”[5]。在人类新开辟的各种活动领域, 其各种关系的调整需要成了相应伦理产生的逻辑必然, 现代应用伦理学中的生命伦理学正是在这种历史逻辑下产生、发展, 并不断得到完善。我们可以说生命伦理的研究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生物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辅助生殖和克隆技术等的研究和实施, 需要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断而产生的。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使得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府决策机构和公众汇聚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共同探寻生命科学研究的规范措施和对策。

生命伦理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 它认为, 人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此生命伦理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生命伦理的价值精神首先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人的生命本身是珍贵的。二是任何一个享有生命的人, 他们的生命都是同等宝贵的, 都是应当受到尊重和珍视的。第三, 保存生命、尊重生命的原则, 在次序上是最优先的, 优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生命价值的普遍性和优先权, 基本是人们的共识。目前, 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价值冲突存在不同的认识, 原因是当代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 在辅助生殖中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及克隆技术等方面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伦理道德难题。所以, 生命伦理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 着眼点不应仅仅放在对生命价值的方方面面进行最终论证上, 而应在维护人类共同幸福这一主导思想下,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三、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和谐社会追求中融合

首先, 追求人文价值是生命科技发展的原动力。J.M.斯托登梅尔认为, “脱离了人文背景, 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有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容器。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都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6]马克思指出, 人性是人与其它动物区别的重要表征, 其包括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 人不是固有的抽象物, 其根本属性是现实性上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在研究分析人性的需要时就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思维, 在特定的时空中加以界定。因此, 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达到了新的层次, 人们开始习惯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思考生命的伦理意义。在生命面前, 科技必须寻求更加人性化的发展方式, 必须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必须警惕生命科技可能引发的对人性需要的扼杀。

其次, 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是社会文化完善的现实需要。人们对科学技术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 有一部分人试图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分离。其实, 科学首先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 生命科技亦是如此。人在自然中生存, 人解释自然, 为自然寻找秩序, 为自己制定行为规范, 这就形成了文化。社会文化是对人性的反映, 人性方方面面的需要自然也会反映到文化中。“人之所以在其它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 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 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7]康德指出, 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产生能自行选择目的的能力 (从而其在自由中) , 就是文化。因此, 至于人类种族, 我们有理由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的, 只能是文化……。可见, 人类文化的核心和生命力就是对人类价值的追求, 体现了典型的人文终极关怀。社会越发展, 社会文化越进步, 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也必将更加彰显。

再次, 在人文价值引领社会前行中实现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和合。坚持生命科技研究为人类的生存、幸福和发展服务的宗旨, 坚持行善避恶、趋利避害、公正的恒久道义, 不但有利于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 而且对和谐社会的重构, 促进生命科技与道德文化协调发展, 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指出, 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 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 生命科技的研究本身对其成果的运用有直接导向作用, 在项目研究以前和过程中就应当有文化价值的正确导向。总之, 在生命科技发展中必然与自由的把握应该是循序渐进的, 其中和谐与高质量的生命、生活是其基本表征。生命科技的运用应该为人服务, 生命伦理也是更好体现人文关怀, 而不是相反。正如学者沈铭贤在《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一书中指出:在当前经济长足发展, 人们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 我们应该同时举起两面旗帜———科学的旗帜和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 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 促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良性互动。在科学技术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 生命伦理学更必须对生命科学给予深刻仁爱社会文化的关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575页。

[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 (第3卷) 》,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第174页。

[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 (第3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第56页。

[4]《西方哲学智慧》张志伟等主编,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0年10月1版, 2001.4二次印刷, 第107页。

[5]《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郭自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70页。

[6]John M.Staudenmaier, S.J:《Technology’s Storytellers:Reweaving the Human Fabric》,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