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垄断市场

寡头垄断市场（精选九篇）

寡头垄断市场 篇1

目前, 我们将寡头垄断定义为:由少数几个企业共同对一个行业供给进行控制的市场结构。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1 在一个行业当中仅有个别几个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

1.2 对价格实行较大程度的控制

1.3 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着一定的差别或者完全无差别

1.4 其他企业很难进入这一行业

寡头垄断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涉及到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等主要行业。

2 寡头垄断市场的形成概述

从理论上讲, 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推崇的, 尽管此结构被视为当前效率最高的, 但是从成熟行业来看, 生活中所出现的市场结构恰好相反。某个市场被几家或十几家左右的企业所垄断, 并且市场份额被垄断半数, 甚至还会更多。换而言之, 在实际的生活中, 寡头垄断市场屡见不鲜。出现这一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就是竞争与完全垄断两者的完全折衷, 并不是某个政府的设计, 而是市场选择所造成的, 这一点已经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中被印证了。比如:美国投资银行业的美林、高盛和摩根斯坦利, 汽车业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等。由此可见, 不可忽视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重要性,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而大量的事实又证明了以下问题:尽管垄断与竞争是相互矛盾的, 处于对立状态, 但是竞争被没有因垄断的存在而消失, 特别值得提的就是寡头垄断只能将竞争形式改变, 其本身并没有因此改变。比如说:一直呈现着寡头垄断格局的美国汽车市场, 在该市场上主要出现了三大制造商, 即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 他们之间的竞争始终是十分激烈的。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 市场竞争的日渐激烈促使寡头垄断企业在不间断的研究、开发, 不仅使效率提高, 也使产品价格降低。总之, 从上述情况看, 垄断并没有破坏市场竞争, 更没有阻碍到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和提升。

3 寡头垄断市场中的价格竞争策略

3.1 寡头企业竞相削价的不合作均衡

对于寡头企业价格的竞争的分析, 我们可以以博弈论里经典的模型“囚徒困境”作为依据。用“囚徒困境”来讲述了以下这一案例:警察抓了两个嫌疑犯, 两人为合伙犯罪, 但是警察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又因证据不足而无法指证他们。这种情况下, 如果两人中的至少一人承认犯罪, 罪名即可成立。为了得到口供, 警察不得不将两人进行分别关押, 该做法可以防止出现同盟或串供的情况, 两名嫌疑犯也有了相同的选择机会, 具体如下:如果两人都不认罪, 那么此类情况就会对两人各判一年, 理由是妨碍公务罪;一旦两人当中的一人承认罪行, 就应该对该坦白者立即释放或者从轻处理均可, 而另一位则被判有期徒刑8 年;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两人同时认罪, 就对这两名嫌疑犯各判处有期徒刑5 年。

上述的这个例子将嫌疑犯甲和乙作为参加博弈的, 坦白和不坦白是他们两人都有的策略, 而他们的得益就是被判的年数。从上述的分析情况来看, 大概会有四种情况发生:第一种情况是甲和乙两个嫌疑人都认罪;第二种情况是甲和乙两个嫌疑人都不认罪;第三种情况是甲认罪乙不认罪;第四种情况是甲不认罪乙认罪。两个是人被分离开的, 所以在选择策略时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另一个人的选择, 而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两个嫌疑犯都认罪了, 并且两人都被判5 年有期徒刑。而对这两个囚徒来说, 事实上都选择不认罪才是最好的结果, 这样两个人就会各判1 年, 总好过各判5 年。但是往往人都会努力的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进而对同伙的利益则是无所谓的态度, 也不敢相信对方能和自己合作, 正是这样的想法存在, 才得到了各判5 年的结果, 这种结果对两人来说都不是好结果。

对寡头企业价格战的分析过程中引入“囚徒困境”来加以论述, 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寡头市场上只有寥寥无几的厂商, 更多的厂商将市场份额的最大化作为目标, 纷纷采取的竞争手段就是当前常用的降低价格。当某一个厂商最新采取降价的手段参与竞争时, 其他厂商就会回应、报复, 并开始降价, 使自己的市场份额扩大。对于这种行为所出现的现象就是寡头厂商经过轮番降价, 之后市场价格就会随之下降, 并且是降低到很低, 对各位厂商都不利, 所以两败俱伤的现象成为了必然。

3.2 不稳定的价格联盟与合作均衡

在寡头市场上出现了两败俱伤的问题, 所以寡头厂商也认识到竞相削价所造成的恶性竞争, 由此知道以降低价格来竞争必然会损失惨重, 为了能将问题处理好, 还是彼此间达成协议为最佳方案, 从而避免损失, 也能求得总报酬的最大化。基于这一点来说, 厂商也会达成协议, 如卡特尔组织就是寡头市场上厂商所达成的协议, 实现组织的利益最大化同时, 也让每个成员都受益。对于寡头企业的价格同盟问题, 我们可以运用博弈论中著名的“蜈蚣博弈”来分析, 1981 年罗森塞尔 (Rosentha1) 提出了“蜈蚣博弈”, 由于这个博弈的扩展形与蜈蚣的形体相似, 所以得此名称。所谓的“蜈蚣博弈实际上就是指:有A、B两个博弈方进行轮流的选择策略, 其中有“合作”和“不合作”可供选择。博弈展开的主要方式为:

博弈的进行采取的是从左到右的方式, 其中合作策略是由横向连杆所代表, 而合作策略则是由向下的连杆代表。每个人下面对应的括号代表相应的人采取不合作策略, 在完成博弈后, A的收益由括号内左边的数字来体现, B的收益由右边的数字代表。从一开始如果说A坚持不合作, 那么A、B两人各得l的收益;如果A选择合作, B却选择不合作, 那么A的收益就为0, B的收益为3;反之, 如果B选择合作, 就可以继续博弈下去。同时每次合作之后总的收益都会不断的增加, 每继续合作一次增加总收益为l。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一直到最后总体效益最大。但是, 仍是得不到圆满的结局。在最后一步由B选择时, B选择合作的收益为10, 选择不合作的收益为11。根据理性人假设, B将选择不合作, 而这时A的收益仅为8。A考虑到B在最后一步将选择不合作, 因此他在前一步将选择不合作, 因为这样他的收益为9, 比8 高。B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也要抢先A一步采取不合作策略……这种推论持续下去, 在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在第一步A将选择不合作, 此时A、B两人各自的收益均为1。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经过“蜈蚣博弈”, 在有限次重复的博弈条件下, 最后一次博弈的背叛者不会受到惩罚。我们按照这一点进行推测得出寡头企业一般选择背叛都是在最后一次博弈中。如果在有限次重复的博弈中, 从一开始就不会产生寡头企业的合作。“蜈蚣博弈”的出现对卡特尔组织合作的不稳定性已经做了明确的解释, 同时也分析了为什么价格联盟策略最后都会失败。由于先背叛协议者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所以每一个寡头都存在强烈的背叛动机, 会选择背叛也是必然。

4 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进入到21 世纪后经济已经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有很多行业都从初期阶段进入到了成熟阶段, 随之也造成了行业内竞争越来越激烈, 而在竞争中, 大的企业往往要强过中小型企业, 在竞争的大形式下促使行业的市场和产量逐步聚集于大企业, 也提高了行业集中度, 形成行业的寡头市场结构就是情理之中的, 这也是市场经济运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曹萍, 浅析经济学视角下的寡头垄断市场[J].经营管理者2015 (03) .

[2]张国庆, 刘东.寡头垄断市场的特点分析[J].管理观察2014 (01) .

[3]赵琦.寡头垄断市场中的价格竞争策略研究[J].商业经济2015 (10) .

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 篇2

案例分析

垄断和油源供应

有专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环节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销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两方面，有集团通过垄断油源供应和政府给予的加油站特许经营权把持了国内成品油市场，达到了操控油价、获取暴利的目的。

“油价又涨啦，钱包又瘪下去一块。真搞不懂老美一天闹个啥？油价涨了，对他也没好处，还带着坑了咱。现在挣点儿钱容易吗？”面对3月31日再次被调高的汽油价格，的士司机老宋无奈地摇摇头。

然而一位研究宏观经济的不具名专家指出，由于中国成品油流通体制中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在国内被人为放大了，这给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若不及早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瓶颈。”

这位专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环节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销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两方面，有集团通过垄断油源供应和政府给予的加油站特许经营权把持了国内成品油市场，达到了操控油价、获取暴利的目的。

两大巨头把持下的市场

据了解，目前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中，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巨头以旗下的5万余座加油站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余市场被数量众多的社会加油站和数量不多的外资公司加油站（以下称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所掌握。市场看起来实现了比较充分竞争，但是这一表象掩盖的却是中石化、中石油对市场的垄断。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邓郁松先生介绍，国家出于对能源开发的保护，基本上将国内所有的石油开采和炼制能力都纳入到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旗下。

两大集团垄断了国内全部的炼油能力后，形成了对成品油供应渠道的完全控制（即油源垄断）。虽然每年尚有数量不多的成品油进口配额，但进口的成品油却是以燃料油为主，汽油每年的进口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也占据了一定的零售市场份额，但他们的成品油供应却完全依赖于两大集团。由于在零售市场，两大集团和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是竞争关系，所以两大集团就可能利用其在批发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进行排斥，以达到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

该年报显示，中国石化2003年国内成品油总销量达7592万吨，较2002年的7009万吨提高了8.3％。其中，零售量3885万吨，较上年的3473万吨提高

1..9％；批发数量却从上年的2273万吨下降到2174万吨，同比下降了4.4％。

众所周知，零售比批发毛利率高很多。

一位熟知内幕的业内人士介绍，在中石化、中石油内部存在一个“省级结算价”，即中石化、中石油系统内的炼油厂与省级石油公司间的成品油结算价格。这个价格适用于获得了成品油批发经营许可证的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

由于国内几乎所有加油站销售的成品油都是由两大集团公司下属的石油公司进行批发，因此两大集团公司可以通过内部价格转移的方法，大幅度提高成品油的批发价，从而大幅度缩小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的利润空间，使他们无利可图甚至亏损。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石油公司却可以通过内部的利润调剂实现生存与发展（即“内部紧密化、外部市场化”）。

据了解，在今年2月一次中石化的会议上，其集团总经理陈同海分析中石化去年收购加油站成本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品油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小，让社会加油站业主自感无法生存。

利用油品供销合同中对供货数量的限制，就是两大集团又一招。

据一家非石油石化系统石油经销商的内部人士介绍，该公司自建立以来，一直是从中石化进油，承受着很高的“省级结算价”。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加油站点几十座，“在消费者心目中，公司品牌美誉度甚至比‘中国石化’还高”。2003年，该公司利润总额“若是在中石化系统内省级石油公司利润中排名，位置肯定很靠前”。可他们却不敢加快公司发展的步伐，因为怕引起中石化的反感。“现在每月还能得到几万吨的成品油，如果他们不高兴了，断了我们的油源，那怎么办？”

而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03年“油荒”发生时，很多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处于无油可卖的境地，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加油站却依然照常经营。对此，中石化广东省石油公司办公室主任董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石化公司有规定，按常量供应民办油站，也就是说，如果该加油站平时每天向中石化入货100吨，则现在也是供给100吨，超过则自寻进货门路，中石化不予解决。

“省级结算价”、油品供销合同再加上1998年中央政府为支持两大集团上市和做大做强民族工业的目的给予两大集团的加油站建设权和特许经营权，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继续发展的空间被控制了。

被诟病的“98定价机制”

据了解，1998年之前，由于中国原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因此石油价格基本上是由石油产品销售企业自行决定的。那时，各地石油销售企业自行采购成品油、自己决定成品油的销售价格，中国成品油定价完全是市场化的。随着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和原属地方的石油销售企业上划至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中国无法继续维持过去游离于国际价格之外自行定价的模式，原国家计委于1998年推出与国际市场挂钩的定价制度。

具体来讲，就是以目标市场的成品油交易价格为基础，根据典型运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再由中石油与中石化在中准价上下浮动8％的范围内，制定出旗下石油销售单位具体的成品油零售价格。

为保证油价的平稳，制度规定建立价格稳定机制，在国际油价上涨或下跌不是很剧烈时，由两大集团内部自行消化波动成本。当然，什么时候调整价格，幅度多少，还要受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状况而定。

然而，这个定价模式却有一处致命的“死穴”。

一位不具名专家介绍，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与国际市场成品油价格直接挂钩，就存在一个价格滞后期，即国内市场价格的确定必然要对照前一个时期的国际市场价格。根据目前国内的技术条件与管理水平，国家规定这个滞后期为一个月。

但在现代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这个滞后期就为国内成品油市场交易各方都赢得了一个掌握市场价格行情的时间。对价格管理者来说是“事后价格”的中准价，对成品油交易者来说则是个“事前价格”。既然价格已经事先确定，就必然起调节市场交易行为的作用：价格上涨，就会出现生产者惜售、流通领域囤积、消费者多购或抢购的市场行为，放大甚至有时过度地放大对成品油的市场需求，推动国内成品油市场价格呈现进一步上涨趋势；反之，价格下跌，就会相应出现生产者多售、流通领域减少购进量并积极抛售、消费者减少购买的市场行为，缩小有时甚至过度地缩小对成品油的市场需求。

“现在中国油品消费者既不能有效预见石油市场的风险，也不能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市场手段化解危机。2003年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油荒’，虽然主要原因是当地电力紧张，企业大量采购柴油发电，但国际油价高企和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过于透明，使市场产生强烈的价格继续上涨预期，从而引发抢购狂潮，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如果能有更为合理的定价机制，也许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不会那样大了。”

据了解，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呼声近些年一直都没有停息，但由于石油问题事关国家战略安全，改革需要涉及多个部门，所以对成品油流通体制和定价机制改革一直是举步维艰。

在中国较早进行油价波动研究的上海源复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涛介绍说，现在对国际油价波动的研究还很薄弱，因此经常会出现对未来油价波动预测的失误。

两大集团的“商业理性”

两大集团在现有的成品油定价体制中，承担着维护成品油价格稳定的“重任”，然而它们却都是海外上市公司。是毅然承担起国家赋予的“重任”，还是维持一个“商人的本色”，两大集团面临抉择。

有学者认为，中国原油开采成本较国际先进水平相差太远。前期壳牌因为每桶原油开采成本达到7.9美元，股票遭到抛售，而中国石油企业开采成本却

比这还要高许多。1998年国际原油价格跌到9美元一桶时，国际市场成品油价格也降到很低，但中国的成品油价却依然维持高位，这为国内几大石油公司分流改制上市提供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国际油价高企，几大国企也应为国分担一些成本。

可是在目前成品油流通市场中，这种善良的期待能实现吗？

据了解，2003年中国共进行了两次成品油零售价调整：一次发生在上半年5月份，成品油价向下调整；另一次发生在下半年12月，油价上涨。

而这两次价格调整的背景是新加坡、纽约、鹿特丹三地油价已有较长时间的同向调整，为此两大集团承受了巨大的国际油价波动成本。

有不具名的两大集团旗下炼油厂老总坦言，“国际油价上涨意味着我们的原料成本增加，可是市场价却还维持不动，这意味着我们的利润被稀释，甚至可能出现亏损。我们也有利润考核指标啊，这怎么能有生产积极性呢？”对此，那位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并不高，炼油厂所需原油大部分是可以由国内自己供应的，且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分流改制的推进，两大集团的吨油加工成本实际上还在下降。此时选择涨价不过是两大集团的力量使然罢了。毕竟两大集团垄断着油源，而油源对于成品油市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

1．导致油价上涨的因素有哪些？油价是怎样拉高的？怎样看“98定价机制”？

2．中国石油市场是否存在垄断？有什么特点？与油价上涨有什么相关？

寡头垄断市场 篇3

关键词 寡头垄断市场；三度价格歧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斯塔克博格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24.32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n Thir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Oligopoly Market Based on Dynamic Game Theory

GAO Xingyo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 China）

Abstract Equilibrium output， equilibrium price and equilibrium total revenue in the case of implementing thir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unified pricing were analyz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wo oligopoly enterprises with 2 sub markets by 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indexes of the two case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near demand functions of the two sub markets， the equilibrium output of unified pricing was equal to the equilibrium output of discriminative pricing； the equilibrium price of unified pricing was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equilibrium prices of two sub markets with discriminative pricing； the equilibrium total revenue of unified pricing was less than the equilibrium total revenue of discriminative pricing.

Key words oligopoly market； thir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Stackelberg model

1 引 言

价格歧视是指同一卖者的同一产品对不同消费者或对同一消费者不同购买数量或不同购买顺序收取不同的价格.该理论最早是由福利经济学之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于1920年出版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1].因为在现代商业实践中应用的广泛性，该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经过近100年的发展，现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根据歧视程度（占有消费者剩余的程度）的不同，价格歧视分为一度二度和三度价格歧视. 一度价格歧视是指厂商对每一单位商品收取一个不同的价格，该价格正好等于它的需求价格，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厂商由此剥夺了全部消费者剩余，获取了最大利润.二度价格歧视是指厂商销售同一种商品时，对不同的消费数量段定不同的价格，量小价高，量大价低，由此占有部分消费者剩余，利润得到增加.三度价格歧视是指厂商在销售同一种商品时，把消费者分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群构成不同的子市场，分别收取不同的价格.三度价格歧视要求对价格变化反应不敏感的消费者群制定较高的价格，而对价格变化反应敏感的消费者群制定较低的价格，由此获取更大的利润.一度价格歧视很简单其研究也最透彻，本质上就是消费者的全部剩余都转化为厂商的利润，其歧视程度是最高的，因而也被称为完全价格歧视.一度价格歧视与单一定价（不进行价格歧视）相比能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福利，使市场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不过一度价格歧视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找到.对二度价格歧视的研究也已基本完备.文献[2-4]研究了经典的完全垄断市场二度价格歧视的方法和规律；文献[5-8]指出寡头垄断市场也存在二度价格歧视，提出了该市场类型二度价格歧视的分析方法：博弈论的方法；文献[9，10]研究了两寡头n段定价二度价格歧视的纳什均衡；文献[11，12]则研究了m个厂商二段定价二度价格歧视的纳什均衡.二度价格歧视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从厂商的角度来看，第一，线性需求下m个厂商情形厂商收益最大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把需求量区间分为n段，使各段长度呈公比为的等比数列.第二，线性需求下m个厂商n段定价最优（或均衡）分段点的分布规律被找到了，均衡歧视价格，均衡歧视总收益的统一的计算公式也被找到了.第三，在完全垄断市场，当分段数n→ SymboleB@ 时厂商可以占有全部的消费者剩余，此时二度价格歧视转化为一度价格歧视；在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市场由于竞争的影响厂商只能占有部分的消费者剩余；而在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歧视将不可实施.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二度价格歧视下厂商能占有部分的消费者剩余，从而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二度价格歧视比单一定价能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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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度价格歧视的研究方面，文献[13，14]对经典的完全垄断市场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得非常透彻.主要结论有，第一，在完全垄断市场三度价格歧视的方法.第二，在完全垄断市场实施三度价格歧视与统一定价（不进行价格歧视）相比，最优产量，价格和利润的关系.第三，在完全垄断市场三度价格歧视有效（利润增加）或可实施的充要条件.实际上三度价格歧视不仅仅会发生在完全垄断市场，也会发生在寡头垄断市场.文献[15，16]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方法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到了两厂商在2元市场价格歧视的方法和利润的计算公式，并得到了价格歧视有效的条件.那么对于一领导一追随厂商情形（决策有先后）三度价格歧视的规律如何呢？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文将基于斯塔克博格（H.V.Stackelberg）模型（假设厂商的成本为0，这样利润最大化问题就转化为收益最大化问题）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17-22]来研究线性需求下寡头垄断市场实施三度价格歧视的规律，并得到歧视定价与统一定价相比较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均衡总收益之间的关系.

2 歧视定价

假设寡头市场上有两个厂商1和2，厂商1实力较强（领导厂商）厂商2实力较弱（追随厂商），它们生产同样的产品，在两个相互隔离的子市场1和2销售，市场出清，子市场1和2的需求函数分别为线性需求函数P1=a1-b1Q1和P2=a2-b2Q2，（ai>0，bi>0，i=1，2），其中Q1=Q（1）1+Q（2）1为两厂商在子市场1的产量（销量）之和，Q2=Q（1）2+Q（2）2为两厂商在子市场2的产量（销量）之和. 在符号的使用上，上标指厂商，下标指市场.厂商1和2各自选择产量Q（1）1，Q（1）2和Q（2）1，Q（2）2，以使自己的收益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斯塔克博格模型（假设两厂商的成本均为0）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分析了两寡头在2元市场实施三度价格歧视的方法和规律.得到了厂商，子市场以及总市场的均衡量的计算公式；价格歧视有效（利润增加）的条件；统一定价与歧视定价相比，市场均衡产量，均衡价格以及均衡总收益的关系.文献[15，16]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方法分析出了两实力相当寡头实施三度价格歧视的规律；本文则首次提出了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三度价格歧视的方法，并给出了一领导一追随厂商实施三度价格歧视的规律，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发现，这些结果与唐小我教授在文献[13，14]中用微积分的方法研究经典的完全垄断市场三度价格歧视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两寡头2元市场情形很容易推广到两寡头n元市场情形，分析的方法完全相同，得到的结论也是完全类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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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我国通信市场的多寡头垄断格局 篇4

关键词：寡头垄断,通信市场

一、寡头垄断市场的定义

寡头垄断又称寡头、寡占。意指在市场上存在为数不多的销售者。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只有少数几家企业供给该行业的全部或大部分产品, 每个企业的产量占市场总量的相当份额, 对市场价格和产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几家企业就是寡头企业, 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

国外市场上寡头往往和垄断相联系。比如在某一个行业, 只存在一家经营相关业务的企业, 消费者或其他上下游产业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只能接受其产品或服务, 这就是垄断, 而少数的公司控制整个行业, 这些公司就叫寡头。在我国的垄断行业基本上是自然垄断行业, 例如水电等行业。

我国的通信市场的结构经历了从1994年成立联通打破了电信部完全垄断的局面, 再到1999年中国移动成立, 2001年对固定电话企业进行重组整合, 2002年5月16日, 成立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2008年5月2 3日, 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 D M A (包括资产和用户) , 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合并, 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 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至此, 形成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三大寡头通信运营商。

二、现阶段我国通信市场的特点

1、寡头之间的力量和地位不平等

在三家企业中, 中国移动虽然是1999年才成立, 但较联通和电信而言, 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重组之前的06年和07年, 中国移动无论是用户数还是营业收入都大大高于中国联通, 大约占了市场份额的70%。重组以后,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竞争力加强, 中国移动自身在3G的发展上也不尽如人意, 但是在市场上相当于领导者的地位仍然无法撼动。

2、移动新增市场明显优化, 但累计市场指标改善有限

2009年各月三家基础企业新增移动用户份额差距大幅缩小。其中, 中国移动各月新增用户份额快速下降, 从1月份的77.8%下降到12月份的47.9%, 下降了30个百分点;中国电信新增用户则从1月份的12%提升到12月份的35%, 上升势头非常强劲。在累计移动用户市场份额上, 由于中国移动存量用户规模过于庞大, 累计的移动用户市场份额差距只是略有改善。截至09年12月底, 中国移动的用户份额降至71.9%, 较2008年年底略微下降1.8个百分点;中国电信则上升2.7个百分点至8.3%。

按收入指标统计, 移动业务收入各月份额差距在波动中有所缩小。其中, 中国移动当月移动业务收入份额几乎都低于或等于同期累计移动业务市场份额, 导致中国移动在累计移动收入市场中的份额稳中略降, 从2008年年底的82.5%微幅下降到2009年年底的81.2%;而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收入份额略有增加, 截至2009年12月底累计达到7%, 较2008年年底提高5.8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 移动用户市场格局和收入市场格局都有不同程度优化。截至2009年12月底, 中国移动借助其存量用户规模和高端用户占比高的双重优势, 仍然占据用户市场71.9%和收入市场81.2%的份额, 在国内移动市场上仍然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

3、市场继续向中国移动集中, 但趋势在不断放缓

按整体收入指标统计, 中国移动在2009年各月 (11月份除外) 的新增收入份额都超过其累计收入份额, 推动整体市场格局仍然向中国移动集中。截至2009年12月底, 中国移动收入份额已达5 7.3%, 比2008年年底提高3个百分点。

按整体利润指标统计, 中国移动在多数月份的利润份额仍然超过其累计利润份额, 表明利润继续向中国移动集中。截至2009年12月底, 中国移动利润份额达到91.6%, 比上年提高了约11.5个百分点。这一集中趋势很大程度上与2009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3G投资支出大幅增加导致折旧增加, 以及移动业务市场推广支出大幅增加等因素紧密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移动的新增收入份额在2009年9月到11月连续四个月下降, 而且在11月份首次出现当月新增收入份额 (56.8%) 低于累计到达份额 (57.1%) 的现象, 这表明整体收入集中的趋势在放缓, 而且11月当月开始出现反转迹象。但尚难判断收入市场格局是否由此进入拐点。

4、三家运营商的竞争有同质化趋势

重组以后意味着三家运营商都可以经营移动业务和固网业务, 企业之间可以提供相互替代服务的竞争性进一步加强, 尤其是2G牌照发放以后, 使得以宽带接入为核心的技术支撑加速弥合了运营商之间的原本的产品差异化界限。不仅如此, 品牌的功能也同质化。中国移动的全球通, 动感地带与中国联通的如意通、新时空、移动通信的“短信”与固定电话的“家家e”, 中国移动将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融合的“飞信”, 与中国联通的“超信”都体现出了极大地功能相似性。2008年中国电信推出的“天翼”品牌, 正式进军移动互联网, 其功能与之前的“小灵通”相差无几。在我国通信市场上, 同质化竞争还体现在服务的同质化和企业性质的同质化上。

三、基于我国通信市场的几点发展建议

1、警惕三大厂商之间形成卡特尔

从三大运营商的近年的发展策略来看, 多半是运用价格策略取胜。由于技术的进步, 通信企业的盈利上升, 使得价格有了下调的空间。从最初的低价入网, 免费入网到免月租, 送话费, 无论是直接降低资费标准还是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实施不同资费套餐都是各个企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打出的价格牌。

长期的价格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十分有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价格越接近于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社会福利损失的就越少。但是对于厂商来说, 以降低价格换取的消费群体扩大的利润远远不如厂商之间共谋形成卡特尔的利润。而且, 虽然总体业务和收入保持增长态势, 但是APRU值 (每月每户平均话费) 则处在下降通道中, 仅靠价格下降显然无法取得更多的利润。假如三大寡头之间形成共谋, 共同提升通信价格, 由于现代化的人们对于手机等通讯器材十分依赖难以适应没有这些工具的生活, 即使价格上升也会继续使用。因而串通后的企业可以靠减少供给而达到共同利润的最大化, 如此一来, 消费者会成为最大的受损者。

因此, 应当严格警惕这种发展趋势, 政府加大力度扶持联通和电信, 减少移动一枝独秀的优势。形成公平严格竞争的局面。

2、鼓励产品差异化, 服务同质化

现阶段的各个企业的产品在功能上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虽然之前在某些手机功能上中国移动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 和其他公司的效仿, 这种领先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少。在产品上应该有所创新, 推陈出新, 创造新的品牌吸引客户群体。

另一方面, 通信业作为服务行业的代表, 服务质量的高低也关系着企业效益的好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无论是哪一个寡头企业, 想在产品差异不大的市场上胜出, 必须注重服务这一块。毫无疑问, 中国移动的微笑服务是能够吸引更多顾客的一大法宝。

3、实行价格透明化, 取消网内网外的差价

无论是学生还是工薪阶层, 无论用的是神州行还是动感地带, 抑或是“天翼”系列的套餐, 人们最终关注的焦点是价格, 也只有价格能够决定人们最终的选择。最为一个有头脑的消费者, 会关注自己每月的话费, 扣除基本资费以后哪些是当月的实际消费, 有没有一些多余的不恰当的地方比如捆绑的业务等等。会在权衡三家运营商的价格基础上, 选择最为合理的套餐消费。如此一来, 没有月租, 单向收费等降价措施就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即使这样, 还是会有人质疑为什么我没打什么电话, 费用却很高, 实行透明的价格, 明确告诉每位消费者哪些是捆绑的业务, 上网流量到底如何收费等, 才会让消费者放心的使用这种品牌。

现阶段实行的单向收费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网内网外的差价存在却让很多人摇头。这种差价是指, 如果是移动的用户互相通话的话费要比移动和联通的用户之间的话费低, 这就会使某些消费者比别人支出更多的费用。这种不合理的定价应当尽早消除, 采用合理的方式苦大客户消费群体。

我国的通信市场在重组以后形成了多寡头垄断的格局, 但是联通的优势不明显。电信在近两年有所发展, 移动仍然占据着市场的领导地位, 选择正确的措施平衡三者之间的影响, 形成合理的竞争格局, 才有利于我国通信也在竞争中取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潘玉荣.寡头垄断下市场下企业竞争策略[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0 (3)

寡头垄断市场 篇5

中国啤酒消费量大约占全球消费量的四分之一，从中国啤酒行业格局来看，华润啤酒是行业老大，2015年销量为1168万千升（同比下降1.34%），市场占有率超过20%，2015年销售额为348亿港币，净利润8.3亿港币，净利润率2.4%；青岛啤酒位列第二，2015年销量848万千升（同比下降7.36%），市场占有率超过17%，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276亿，净利润17亿，净利润率6.1%；全球啤酒老大百威英博位列第三，2015年销量为745万千升，销售收入42亿美元（同比增长9.8%）；燕京啤酒位列第四，2015年销量已经跌破500万千升，销量为483万千升（同比下降9.22%），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125亿元，净利润5.88亿元，净利润率4.7%。2015年嘉士伯关闭了5家中国工厂，2016年计划再关闭2家，百威英博2016年也计划关闭舟山工厂，这显示面对中国啤酒消费量连续两年的负增长，行业巨头已经在主动收缩战线，企业对利润将更加关注。

从全球啤酒巨头百威英博来看，当企业在市场中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后，利润率能达到何种程度。2015年百威英博实现销售收入436亿美元，净利润达85亿美元，净利润接近20%，百威英博的市值高达2000亿美元。从百威英博披露的2015年年报数据来看，在北美市场，百威英博在美国啤酒销量1085万千升，市场占有率45.8%，行业第一，在加拿大销量96万千升，市场占有率42.4%，行业第一；墨西哥市场，2015年销量1143万千升，市场占有率58.2%，行业第一；拉丁美洲市场，巴西市场销量1143万千升，市场占有率67.5%，行业第一，阿根廷市场销量233万千升，市场占有率76.7%，行业第一；可见当公司取得绝对的市场领先地位后，能够攫取高达20%的净利率。那么当中国啤酒市场逐步形成寡头垄断后，行业的利润率也将逐步触底回升，利润增速将开始超越收入增速。

从估值角度来看，百威英博动态PE超过20倍，市销率接近5倍，A股上市的啤酒企业青岛啤酒（600600）动态PE也在20倍附近，市销率1.5倍附近：另一家A股上市啤酒企业燕京啤酒（000729）静态PE近40倍，市销率大约2倍。所以目前来看青岛啤酒的估值与国际接轨甚至有估值折让。当行业龙头利润率开始提升后，股价将由业绩增长驱动，但这一利润率提升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可能会比较漫长，投资者应有心理准备。

寡头垄断市场 篇6

企业是新技术研发的主体, 为了保持自己在市场保持优势地位, 必须不断进行技术研发创新, 而技术创新具有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以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先后次序为标准, 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主动创新和模仿创新。主动创新又可称为率先创新, 一般来说, 进行主动创新的企业可以通过新产品的优势保持较高的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 而且企业能够积累相关的生产及管理经验, 有先发优势。但是创新企业也面临着技术、市场、投资等方面的风险。模仿创新是指企业以主动创新者为学习对象, 对率先创新的企业的创新思路与行为进行模仿, 达到降低创新风险的目的。模仿创新可以通过破译或引进新产品的核心技术, 生产出具有同样竞争力的产品。模仿创新的R&D具有目标性、集中性和针对性的特征, 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当然由于较晚进入市场, 也可能会面临其他企业所设置的壁垒, 以及丧失市场份额等风险。

J.Reinganum (1981) 和C.Heidrun (2000) 等学者在假设两个企业的客户在一定时间区间内对各自的供应商即上游企业) 是忠诚的条件下, 主要研究了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王朋 (2004) 研究了主动开发和等待模仿在完全信息动态和不完全信息动态两种情况下双寡头博弈, 并给出了量化公式。本文扩宽了企业类型的范围, 研究了在不完全信息、研发成功概率不确定的条件下, 双寡头企业的研发与模仿的动态博弈。

一、模型的构建

1. 基本假设。

假设1:市场上只存在两个企业:企业A和企业B, 市场的需求量为Q并保持不变, A与B平分该市场的份额。假设2:企业A首先进行技术研发, 其研发周期是Lk研发投资成本是Ik, t=0的时刻A研发的新产品进入市场, 企业B在新产品进入市场后作出决策, 决定是否进行模仿创新, 模仿在时刻T开始, 模仿开发的时间为Lm, 模仿创新投资成本为Im。假设3:双寡头企业所生产的原产品是无差异的, 即同质、同价以及成本相同。新产品也是企业对另一企业新技术的复制式模仿, 因此, 新产品也是无差异的。可以设原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利润分别为c0、p0、r0;新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利润分别为cn、pn、rn。假设4:设定新产品的研发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 即rn>r0;并且新产品的优势在于:新产品更受顾客的欢迎。客户在时点M开始发现新产品优于旧产品, 如果企业B不跟随A进行产品研发, 就会丧失客户。假设5: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扩散函数为:y=kx, k>0;即新产品进入市场后, 逐渐在市场上扩散, 逐步取代旧产品。同时, 新产品的寿命周期为L。假设6:当企业A的新产品进入市场之后, 企业B才得知并开始模仿研发新产品。假设7:保卫自己的市场份额是企业A和企业B的首要任务, 防止客户流失, 以此为前提, 利润最大化才是企业的目标。在现实中, 企业是很重视客户的状况, 所以该假设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假设8:以上提到的所有假设中的函数等知识是企业A和企业B所共有。

2. 完全信息下模型的均衡点分析。

假如企业A和企业B都不进行技术开发, 即不开发新产品, 在时间段 (0, L) 上, 两个企业的利润π0相同, 即:

假如企业A和企业B同时进行新产品的技术研发, 根据新产品的扩散函数可以得知, 在时间段 (0, Q/2k) 上, 客户开始使用新产品, 新产品逐渐取代了旧产品。在这个时间段中, 企业A与B的利润相同, 其利润为:

假设企业A进行新产品开发, 企业B为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也必须进行模仿研发且模仿需要的时间为Lm≤M, M即是客户意识到新产品优于旧产品的时点。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企业B在T点开始对新产品作出模仿开发, 在T+Lm时刻, 企业B的新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在时间段 (0, Q/2k) 上, 企业A的客户中新产品逐渐扩散并取代旧产品;在时间段 (Q/2k, L) 上, 企业A的客户全部购买的是新产品。而在时间段 (0, T+Lm) 上, 企业B的客户仍然在使用旧产品;B的客户在时间段 (T+Lm, T+Lm+Q/2k) 上, 企业B的客户开始逐步购买新产品;在时间段 (T+Lm+Q/2k, L) 上, 新产品完全取代了旧产品。

计算出新产品上市后企业A与B的利润, 设企业A与B的新利润为πA1、πB1。其中, 企业A与B的新利润为:

企业A和企业B在πA1=πB1时达到均衡, 在时间点T+Lm+Q/2k之后, 两个企业的利润相等。令πA1=πB1:

通过式 (5) 我们可以得知, 企业B的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点即T, T由企业A的投资成本Ik、企业B的投资成本Im、新利润R1、原先利润R0共同决定。当T=0时, 企业B的利润达到最大化, 即:

二、不完全信息动态条件下双寡头企业的利润与利润均衡点分析

这里主要研究新产品研发成功概率未时知双寡头企业的博弈。对于新产品的开发, 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以假设研发新产品成功的概率是p, 失败的概率是1-p。在这里企业A首先开始新产品的研发, 企业B进行拷贝式模仿。如果企业A开发产品成功了, 企业B会进行相应的模仿研发, 其产业按假设来说也必然成功。但是如果企业A研发失败, 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企业A的新产品在研发阶段就失败了, 企业B不会知道也无须对其模仿; (2) 新产品开发出来上市之后并处于扩散阶段, 但是并没有受到客户的欢迎, 客户发现没有原产品好, 会继续使用原产品。但是企业B并不知道A研发的新产品是否成功, 只知道其成功的概率。为了保持企业B的市场份额, B必须对新产品进行模仿创新, 其结果是同样的失败。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企业A与B的期望利润为:

当企业A与企业B的期望利润相等时, 也就是EπA1=EπB1, 双寡头博弈达到均衡点, 均衡点是:

三、R&D与模仿的博弈分析

使用企业A与企业B的利润函数式与双方博弈的均衡点, 做出进一步的动态博弈分析。当π1>π0时, 也就是新产品的利润高于旧产品, 企业A与B都知道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概率。开发成功概率p1的分界点是1/2, 当p<1/2时, 因为根据平衡点式可得 (Rn-R0) Lm>p (Rn-R0) Lm这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A如果进行了新产品的研发, 企业B在以其市场份额没有被侵蚀的前提下会尽力延长并推迟模仿创新的时间, 尽量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新产品的信息, 通过新产品上市的情况来预测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利润, 面对这种情况企业A就不会主动开发新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两企业博弈的最优选择是 (不开发, 不开发) ;当p>1/2时, 对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概率增加, 企业A主动开发的意愿就会提高, 企业B在发觉新产品上市后, 也会加快对新产品的模仿创新, 两个企业博弈的最优选择就是 (开发, 开发) 。

结束语

在双寡头垄断的市场中, 拷贝模仿创新是很普遍的, 主要出现在航空航天、高速列车制造、精细化工等行业。竞争的目的就是鼓励企业占有更多的资源和获取更多的利润, 如果新产品创新的利润低于原有利润, 企业就没有动力创新;而创新的利润大于原先的利润, 企业就会有意愿做出创新, 其他企业也会为了保护自身的市场份额进行模仿创新。企业主动开发新产品, 还是等待对手的先开发然后进行模仿式创新, 这就取决于创新成功的概率。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施培公.后生优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3]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4]罗伯特.吉本斯.博弈论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寡头垄断市场 篇7

交换机市场是网络产业必争之地,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交换机市场规模达到220亿美元。其中,芯片是交换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全球市场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却依旧被思科、博通两大寡头垄断。

如今,破局时机显现。近几年,大数据、云计算、SDN (软件定义网络)的发展大大促进信息产业转型,也带给交换芯片领域其他玩家挑战“巨头”的机遇。在中国,国家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要求也对核心交换芯片的国产化提出了新需求。

产业发展的这些变化,给包括盛科网络在内的立足于芯片产品研发的诸多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芯片产业在发生变革的同时,也正迎来新的春天。

交换机芯片市场处于寡头垄断

在分析国产力量如何突破之前,需先了解交换机市场及其对应芯片市场的具体格局。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思科占据全球交换机市场62%份额,约135亿美元,该金额占思科总销售额的29%(2014年思科全球收入460亿美元)。

思科交换机的芯片基本上都采用自研芯片,据悉,思科自研芯片达到13.6亿美元规模。除思科外的其他厂商占交换机市场38%,即约84亿美元规模。这84亿美元交换机市场带来约15.48亿美元芯片市场,其中博通占据该芯片市场约75%(11.6亿美元左右)。

从数据分析可明显看出,交换芯片正处于思科、博通寡头垄断的格局,市场竞争主要在这两家厂商之间。而对其他交换芯片厂商而言,市场机遇就在“除思科外”的惠普、戴尔等网络厂商的芯片需求上,因为这些网络厂商的设备主要依托博通芯片,可替换性相比更高。

但是,博通在技术、市场方面拥有多年积累,其他芯片厂商挑战博通市场地位,需要跨越巨大“鸿沟”;同时,芯片行业本身具有高投入、长期发展的特征,许多芯片项目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夭折于研发过程中。

因此,芯片行业的“赶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可喜的是,如今信息行业技术转型和市场环境变化,给“挑战者”搭建了两座实现目标的“桥梁”。

两大市场机会:SDN+安全可靠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和网络功能虚拟化需求催生了SDN的实践与成熟。众所周知,SDN以集中控制、动态优化、业务融合的技术趋势支撑应用需求,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和商业变革。

产业的变革引发了网络应用、网络操作系统、网络硬件及芯片领域新一轮投资热潮,特别是网络芯片领域多年来第一次涌现大量新兴厂商。原因在于,在新时期热门的SDN芯片领域,各芯片厂商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而目前博通商业重心正从“支持思科竞争者”转向“支持思科”。也就是说,由于某些原因,博通将优先、大量为思科供货,因此可能会降低给其他网络企业供货速度和服务质量,这就给其他芯片厂商留下市场空档。

另一方面,中国网络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网络芯片的国产化是产业链向亚洲转移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必要要求。

中国电子(CEC)总经理刘烈宏表示,只有大力发展核心芯片,从“受制于人”到“先发制人”,我国的通信产业才能掌握主动权,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数据显示,国家主导行业的交换机市场已达110亿元人民币,对应的芯片市场达11亿元。因此,中国芯片厂商只要抓住“安全可靠”及“SDN”两大市场机会,就有很大机会实现市场“弯道超车”,达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众多国内芯片厂商希望抓住这个机遇,如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注资的盛科网络(是盛科大股东),其最新的战略目标十分宏伟:立足中国,以国产核心的以太网交换芯片及方案,在高度垄断的产业格局中,为用户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智桥”:开启智能万兆网络时代

“打破垄断,改变全球格局”这个目标不可谓不大,实现难度高且极具挑战性。尽管存在上述两大机会,盛科又计划如何布局?凭什么“打破垄断”?

首先我们需知道,在诸多类别的交换芯片中,万兆芯片正成为发展趋势。盛科总经理、“千人计划”专家孙剑勇告诉《通信世界》,目前在除思科外的全球交换芯片市场中,百兆芯片、千兆芯片、万兆芯片分别是1.65亿美元、10.15亿美元、3.68亿美元。

“尽管千兆芯片占据主流,但是增长最快的是万兆芯片。”孙剑勇介绍。据悉,万兆芯片蕴含巨大机遇,但是该市场95%以上被博通占据。

顺应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功能虚拟化的趋势,盛科设计了新一代芯片,也是盛科成立10年来的第四代网络交换芯片——3月26日,盛科正式发布新品“智桥”系列SDN智能高密度万兆交换芯片CTC8096。该产品定位于未来10GE智能网络,以“智能”、“强壮”和“高价值”为核心特点。

如果把网络当作城市的交通道路,“智能”就是能够自动地提供工具以解决交通拥堵。在智能特点方面,CTC8096集成了创新性的智慧识别和流管控功能,是为云计算3.0时代精细化管理需求打造的交换芯片。

在“强壮”方面,CTC8096具有1.2T的交换容量,相当于每秒钟传输50部高清电影或15万首MP3歌曲;由176万行代码生成,共9.4亿个晶体管,35%可配置决定转发/编辑行为,其15%是后门调试逻辑;SDK驱动软件(95万行代码,约全部系统代码的20%)。

在高价值方面,CTC8096拥有更低的成本和功耗,整体解决方案拥抱开放标准,属于线性软件设计架构,可实现多平台可移植、保护企业投资。

孙剑勇介绍,CTC8096芯片并非“空降兵”,有着坚实的基础,经过近10年的长期技术和产品积累,前期三代产品已在市场上实现规模应用,产品的稳定、可靠、高性能已得到了市场的检验。

因为在SDN领域的创新突破,盛科获得多个国际组织认可,如已荣获Gartner“2014 Gartner Cool Vendors in China (中国最酷供应商)”称号。

寡头垄断市场 篇8

很显然, 在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爆发式的冲击下, 储户存贷业务的白热化竞争可近似看成是传统银行业模式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双寡头垄断市场格局。一方面, 此格局是各自产品差异化竞争所致的结果。作为描述市场中差异化产品厂商间竞争的Hotelling模型 (Hotelling, 1929) [2], 将其拓展至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业间的博弈, 无疑是恰当的, 而对此进行定量系统性学术探讨的既有研究并不多见。另一方面, 此格局能在美国找到“样板”。美国作为率先将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融合的先驱, 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善的互联网金融体系, 从而其对中国情境具有重要的借鉴及启迪意义。那么,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传统银行业模式彼此是如何构筑差异化竞争的?两者的博弈历程是否沿袭了美国的发展路径?两者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精确性探究。

基于此, 本文拟构建一个差异化的Hotelling模型, 通过深入刻画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传统银行业模式彼此博弈的差异化过程, 来定量地解惑上述问答。这对进一步深化和革新金融市场秩序, 提出具体建设性的监管举措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指导价值。

1 相关研究评述

互联网金融作为近年来互联网商业应用与传统金融相结合的新兴领域, 自出现伊始便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 首当其冲的是对其概念、本质和内涵方面经久不衰的争议, 尽管目前学界和业界都尚未对此达成统一权威共识, 但一致认为, 互联网金融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和渠道, 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 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各类金融活动的总称 (Verma等, 2004;Dandapani, 2008;Carrasco等, 2012) [3,4,5]。由于互联网金融发端于美国, 至今已历经三十余载风雨兼程, 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初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的快速崛起, 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广泛商业化应用三个阶段。因此, 国外围绕其相关方面的研究已日趋成熟规范, 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最大化消费者效用的视角, 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影响因素及其面临的信用评价审核等自身商业模式创新的探讨 (Dandapani, 2008;Carrasco等, 2012) [4,5]。二是从支撑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基础角度, 着重于第三方支付、P2P网贷等业务平台本身的具体技术可实现性问题的探讨 (Chiou等, 2012) [6]。三是从互联网金融的具体业务出发, 聚集于如何基于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微贷、融资服务等具体实施问题的探讨 (Wagner, 2012;Lu, 2014) [7,8]。虽然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年限尚短, 但却和美国历经的三个阶段大抵类似, 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中。因此, 国内围绕其相关方面的研究仅始于最近几年, 并多以定性探讨为主, 主要包括理论渊源、本质内涵、内在属性、发展模式、风险与监管等几个方面 (谢平等, 2012;莫易娴, 2014;饶越, 2014;谢平等, 2014) [9,10,11,12], 其不同阶段的学术性探讨还有待进一步的具体细化性研究做支撑。

另一方面, 由于传统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久远, 其面临及涉及的诸多问题历年来均是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或热点, 因而国内外已从多层面多视角对此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银行及金融机构自身考虑, 聚焦于成本与绩效考核 (Pastor等, 1997;Berger等, 1997) [13,14]、控制与管理 (Hume, 2012;郭新明, 2007) [15,16]等问题。二是从银行及金融机构间的关系视角, 着重于成本与效率的横向比较问题 (李平等, 2013) [17]。三是从上级机构对银行及金融机构的考核角度, 重点关注服务质量评价及测定 (Ramseook-Munhurrun等, 2011;Wu等, 2012) [18,19]、激励与监管 (杨胜刚等, 2007;雷震等, 2009) [20,21]等问题。

在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银行业两者间关系的研究方面, 可以看出, 尽管上述文献分门别类地对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银行业的某一方面或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并且其中大部分学者也一致认为两者间存在着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但对两者之间如何竞争的过程却并无过多着墨, 仅限于略有提及, 缺乏系统深入性的阐述。另一方面, 亦有少部分学者对两者间的关系给予了重视, 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的冲击及两者的有效替代性问题 (李二亮, 2015;张瑾等, 2015) [22,23]。二是政策层面上传统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对策问题 (王锦虹, 2015;Robert等, 2015) [24,25]。上述研究虽为本文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 但多将两者的关系看作为完全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 并且也缺乏定量化的两者之间如何相互竞争及相互影响的作用过程的探讨。

与此同时, 既有Hoteling模型应用性研究中, 国内外学者均主要聚焦在企业间的质量、价格和服务竞争方面, 其具体应用细分层面主要包括不对称竞争 (Matsubayashi等, 2008) [26]、分化与垂直整合 (Matsubayashi, 2007) [27]、产品最优品种的竞争 (Meagher, 2012) [28]、地方生产的空间竞争 (Heikkinen, 2014) [29]、具有不同网络外部性的垄断竞争策略 (刁新军等, 2009) [30]、渠道价格竞争的影响因素 (盛天翔等, 2011) [31]、服务差异化创新战略 (韦铁等, 2013) [32]等问题。可以看出, 尽管Hoteling模型适合于描述差异性的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业之间的博弈竞争过程, 但正如前所述, 此类应用性研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成果尚比较欠缺。

综上所述, 一方面, 既有研究鲜少有传统银行业模式与互联网金融模式之间差异性对比的定量深入刻画。另一方面, 针对Hotelling模型, 文献中大多假设企业间的产品同质, 或者成本及边际结构相同, 又或者制定的价格相同, 而实际的储户存贷市场却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情形, 从而亦有着不同的市场特征, 不能一概而论, 需分阶段讨论。此外, 从博弈论角度看, 目前我国传统银行业模式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垄断市场格局并非完全静态的你赢我输零和博弈, 而应视其为动态演变过程。因此, 本文拟构建包含一个传统银行业模式和互联网金融模式之间博弈的双寡头差异性Hotelling模型, 并借鉴美国的三阶段博弈历程经验, 具体分析这两种模式在中国三个不同具体实践情境阶段的价格、质量、服务方面的差异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据此提出一些具体对策性的监管举措。

2 差异性的Hotelling模型构建及分析

2.1 模型基本特征假设

形式化地, 构建包含一个传统银行业模式1和互联网金融模式2之间博弈的双寡头垄断的线性Hotelling模型 (后文简称模式1和模式2) , 其基本特征假设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博弈主体特征假设。假定在一个长度为[0, 1]的线性市场空间 (即市场容量标准化为1) 中, 模式1位于左端位置, 模式2处于右端位置, 它们所提供的存贷业务虽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 但并非完全同质, 其各自在稳定性、安全性、资产收益性、使用便利性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假定这两种模式的销售价格、成本、市场份额和利润分别为pi、ci、qi、πi (i=1, 2) 。其中, 价格pi指的是为储户提供的包括利息优惠、灵活性、稳定性、安全性、费用优惠、个性化咨询、快速融资等一系列服务后的收费。由于模式2的成本c2仅包括以互联网络技术和安全为核心的少许维护费用, 增加一定的市场份额, 他们本身的成本并没有大的变化, 因此, 实际可近似地设c2=c0, c0指的是为储户提供服务所包含的固有成本。而由于模式1的成本除了固有成本c0外, 还包括伴随市场份额规模的扩张, 银行实体店面的建设及场地费用、行政人事管理费用等庞大支出的增加, 假设产生的这部分额外成本为cλ, 因此, 实际可近似地设c1=c0+cλ.

(2) 储户特征假设。假定储户均匀分布于线性市场空间中, 并假定它们购买两种模式产品所得到的总效用u1和u2是有差异的, 这里以“空间”差异代表两类产品对其储户的差异性, 主要指各自在质量 (稳定性、安全性) 、价格 (资产收益性) 和服务 (使用便利性) 等方面的差异。储户对产品差异特征的市场需求偏好程度则以“空间位置”的差异性表示, 即转化为储户效用损失的描述, 假定位置偏好为E的储户购买模式1和模式2的效用损失分别为x1t1、x2t2, 其中, 模式1的每单位效用损失t1包括实际支付的交通成本、前往银行实体店消耗的时间机会成本和便利性较差带来的其他隐含成本;模式2的每单位效用损失t2包括顾客认为网络支付方式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成本 (例如可能会造成银行卡账号密码的被盗等) 、售后服务风险成本等 (相对传统渠道, 网络渠道的售后服务更麻烦) 。现实中, 由于银行实体店面的完善性与便捷性, 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日趋成熟, 为研究方便, 假定储户对两种模式效用损失的感知可以忽略不计, 即t1=t2, 则x1t1=x1、x2t2=x2.

(3) 市场特征假设。假定市场为理想市场, 所有储户的总需求为1个单位, 每个储户仅只购买一次产品, 且购买产品获得的固有保留效用u0足够大, 从而能够覆盖整个市场。

2.2 模型三阶段博弈的主要参数设定及对比分析

正如前所述, 鉴于中国以“余额宝”产品为典型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以传统存贷产品为主营业务的传统银行业模式之间的博弈过程与美国三阶段路径轨迹的相似性, 以下具体模型仍归纳为这三阶段, 并对每一阶段博弈的主要影响因素参数设定及其在价格、质量、服务方面的差异性进行对比分析。

(1) 第一阶段博弈的主要参数设定及对比分析

在第一阶段博弈中, 由于实际存贷市场由传统银行业主导, 因而可设定模式1占据较大的固有市场份额a, a∈ (0, 1) ;而由于互联网金融初始进入市场, 因而可设定模式2的固有市场份额为0。此阶段的市场格局如图1所示。其中, 模式1的物理实体店运营方式经过多年的耕耘, 其市场主导地位会带来规则制定、资源优先利用、体验式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即外部优势) 。由于这种外部优势对储户而言可以增加其净效用, 因而设定该净效用uλ为固有市场份额α的一次单调递增函数, uλ=λα, λ∈ (0, 1) , λ为外部优势系数, 但同时亦会产生部分额外成本cλ, 设定该额外成本cλ为uλ的一次单调递增函数, cλ=ηuλ, η∈ (0, 1) , η为银行业的服务成本系数, 则cλ=ηλa.

图1中, 对于位置偏好处于E的储户, 其购买模式1和模式2的产品净效用分别为:

当u1=u2时, 储户购买两类产品是无差异的。因此, 由a+x1+x2=1, 联立式 (1) 和式 (2) 得到储户购买两类产品的需求d1、d2分别为:

则模式1和模式2的利润目标函数分别为:

根据式 (5) 和式 (6) , 求得此阶段博弈的市场均衡解如表1所示。由于∂p1*/∂λ>0、∂p2*/∂λ<0;∂d1*/∂λ>0、∂d2*/∂λ<0;∂π1*/∂λ>0、∂π2**/∂λ<0, 这表明随着模式1外部优势系数λ的增大, 其面向市场制定的价格、市场份额, 以及利润均是增大的, 而模式2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由于∂p1*/∂η>0、∂p2*/∂η>0;∂d1*/∂η<0、∂d2*/∂η>0;∂π1*/∂η<0、∂π2*/∂η>0, 这表明随着模式1服务成本系数η的增大, 其面向市场制定的价格是增大的, 但同时也意味着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萎缩。而模式2制定的价格、市场份额, 以及利润则均是增加的。换而言之, 在模式2想进入到模式1占据绝对外部优势λ且服务成本支出η比较庞大的市场中分取一杯羹时, 其可以发挥低服务成本的优势, 通过制定足够低的价格p2杀入市场来争夺模式1的储户。

结合中国实践情境进行具体对比分析。总结起来, 模式2的“余额宝”产品初始进入市场, 便能一举斩获巨大轰动性成功的原因主要取决于如下两大方面:①余额宝产品赖以依存的互联网络技术具有两大优势:第一, 突破了时空限制, 可以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方式为储户提供针对性、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服务, 有效拓展了金融服务覆盖的人群。第二, 摆脱了实体经营高成本的桎梏, 通过较低成本的网络渠道, 有效节省了人力和店面成本。与之相较, 模式1的传统存贷产品赖以依存的物质技术条件却具有显而易见的服务成本支出η比较庞大的劣势:仅限于通过固定化的营业柜台、设立分支机构和扩大雇员规模来拓展市场, 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实体网点, 租金、水、电、员工工资成本成倍增加。②余额宝产品作为一款完全依托于互联网络技术基础运行的线上产品, 与模式1的传统存贷产品相较, 在收益率、流动性、便捷性、体验性、资金门槛五大方面均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看出, 模式2的“余额宝”产品正是凭借其更具优势的价格p2的差异性定位, 初始博弈便一举击中了模式1传统存贷产品高服务成本η的“软肋”, 从而成功蚕食了对方的部分市场份额。

进一步, 求得此阶段两种模式的市场份额变化有5个演化均衡点, 分别是O (0, 0) 、A (1, 0) 、B (0, 1) 、C (1, 1) 、D (a+d1*, d2*) 。其中, O (0, 0) 和C (1, 1) 是不稳定点, A (1, 0) 和B (0, 1) 是演化稳定点, D (a+d1*, d2*) 是鞍点, 其博弈演化相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 随着模式1服务成本系数η的增大, 市场份额a+d1*略呈下滑趋势, 其稳定点从C (1, 1) 开始向A (1, 0) 演化;而模式2通过制定足够的低价p2, 市场份额d2*渐呈增加趋势, 其稳定点从O (0, 0) 开始向B (0, 1) 演化。因此, 提出命题1:

命题1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初始进入阶段, 可以通过制定足够低的价格, 借助于传统银行业模式高服务成本的软肋来进入市场抢占份额。

(2) 第二阶段博弈的主要参数设定及对比分析

在历经第一阶段博弈的短暂均衡后, 被抢“饭碗”直接导致了两种模式在第二阶段的激烈博弈。由于模式2凭借足够的低价p2抢占了模式1的部分市场, 因而可设定其获取了一定的市场份额b, b∈ (0, 1) , 但其份额要比模式1少, 即设定a>b.此阶段的市场格局如图3所示。其中, 模式2依托互联网技术支撑的用户电子支付粘性, 已经培育了一定忠诚度的储户, 这种用户电子支付粘性的优势对储户而言可以增加其净效用uε, 因而可设定该电子支付粘性为ε, uε=εb, ε∈ (0, 1) 。则两种模式主要竞争的是处于[a, b]之间的[x1, x2]区域。随着模式2的市场份额b+x2越来越大, 面对被蚕食的市场份额α+x1, 模式1不得不做出改变。由于模式2业务的终端是依托于模式1银行卡账号资金的提取、转账等线下服务及其金融平台来进行, 通常模式1会设置一定的转移成本, 即限制资金向互联网金融的流动性来遏制市场份额的减少, 因而可设定模式1的储户要变更服务转而使用模式2产品时的转移成本为cs.

图3中, 对于位置偏好处于E的储户, 其购买模式1的产品净效用为式 (1) , 而购买模式2的产品净效用为:

当u1=u2时, 储户购买两类产品是无差异的。因此, 由a+x1+x2+b=1, 联立式 (1) 和式 (7) 得到储户购买两类产品的需求d1、d2分别为:

则模式1和模式2的利润目标函数分别为:

根据式 (10) 和式 (11) , 求得此阶段博弈的市场均衡解如表2所示。由于∂p1*/∂ε<0、∂p2*/∂ε>0;∂d1*/∂ε<0、∂d2*/∂ε>0;∂π1*/∂ε<0、∂π2*/∂ε>0, 这表明随着模式2用户电子支付粘性ε的增大, 其面向市场制定的价格、市场份额, 以及利润均是增大的, 而模式1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由于∂p1*/∂cs>0、∂p2*/∂cs<0;∂d1*/∂cs>0、∂d2*/∂cs<0;∂π1*/∂cs>0、∂π2*/∂cs<0, 这表明随着模式1转移成本限制措施力度cs的增大, 其面向市场制定的价格、市场份额, 以及利润均是增大的, 而模式2正好相反。换而言之, 在模式1和模式2的白热化竞争中, 模式1可采取封闭的增加转移成本cs的消极方式, 通过切断涌向模式2的流动性来稳固固有市场份额, 而模式2后来者居上, 应根植于其用户电子支付粘性ε的培育来增加市场吸引力。

结合中国实践情境进行具体对比分析。随着模式2“余额宝”产品的异军突起, 其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 其规模已达7200多亿元, 用户规模已超1个亿, 这无疑对模式1传统存贷产品赖以为生的“息差”收入造成了严重的“分食”现象。央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①, 2013年10月储户存款仅单月就减少了8967亿元, 2014年1月更是大幅减少了9402亿元。为了抵御存款从线下“搬家”至线上的现象, 银行设置了一系列高转移成本壁垒cs的补救措施。譬如:2014年3月, 央行紧急叫停阿里公司和腾讯公司联合中信银行推出的“虚拟信用卡”以及条码 (二维码) 支付等面对面支付服务。随后, 四大行相继大幅下调了对支付宝快捷支付和转账支付的额度。而余额宝不甘示弱, 在与银行集体讨伐行动的抗衡中, 继续依托于互联网络技术基础, 根植于大数据挖掘用户的习惯和行为, 以此培育用户电子支付的粘性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的统计数据②, 截至2015年2月, 互联网电子支付类网站的用户平均访问次数、用户总访问时长、总覆盖人数分别是银行类网站的3.75倍、1.53倍、1.5倍。其中, 覆盖人数最多的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和支付宝, 但前者仅占后者的30.1%.可以看出, 在模式2的“余额宝”产品崛起后, 其致力于用户电子支付粘性ε的培育, 而模式1的传统存贷产品则通过设置高转移成本cs来应对, 两者均以稳固固有市场份额为主。

进一步, 求得此阶段两种模式的市场份额变化有5个演化均衡点, 分别是O (0, 0) 、A (1, 0) 、B (0, 1) 、C (1, 1) 、D (a+d1*, b+d2*) 。其中, O (0, 0) 和C (1, 1) 是演化稳定点, A (1, 0) 和B (0, 1) 是不稳定点, D (a+d1*, b+d2*) 是鞍点, 其博弈演化相图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 随着模式1转移成本限制措施力度cs的增大, 市场份额a+d1*的下降趋势得以扭转, 其稳定点从A (1, 0) 开始回调并向C (1, 1) 演化;而模式2通过用户电子支付粘性ε的培育, 市场份额b+d2*继续呈增加趋势, 其稳定点从B (0, 1) 开始向C (1, 1) 演化。因此, 提出命题2:

命题2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崛起后的竞争阶段, 传统银行业模式和互联网金融模式将分别选择设置高转移成本和致力于用户电子支付粘性的培育来进行差异化竞争。

(3) 第三阶段博弈的主要参数设定及对比分析

在历经第二阶段激烈博弈的均衡后, 彼此间水火不相容的“两败俱伤”终究不是理性选择, 未来两种模式在第三阶段谋求共赢才是长远之计。由于各自的优劣势不同, 模式1宜锁定中高端市场, 满足数量较少的大额资金储户安全性、合法性等质量服务偏好;模式2宜面向中低端市场, 满足数量较多的小额资金储户收益性、便捷性等价格服务偏好, 因而可设定模式1采取质量导向型服务创新战略, 满足市场份额为a的质量偏好度储户;设定模式2采取成本导向型服务创新战略, 满足市场份额为b的价格偏好度储户, 份额a和b大致相当。此阶段的市场格局如图5所示。其中, 储户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xi (i=1, 2) 代表了不同的偏好程度, 设定储户感知到的质量偏好系数和价格偏好系数分别为δ1和δ2, δ1、δ2∈ (0, 1) , δ1+δ2=1, 从而储户感知到的质量效用为δ1uλ, 感知到的价格效用为δ2uε.

图5中, 对于位置偏好处于E的储户, 其购买模式1和模式2的产品净效用分别为:

当u1=u2时, 储户购买两种模式产品是无差异的。因此, 由a+x1+x2+b=1, 联立式 (12) 和式 (13) 得到储户购买两类产品的需求d1、d2分别为:

则模式1和模式2的利润目标函数分别为:

根据式 (16) 和式 (17) , 求得此阶段博弈的市场均衡解如表3所示。由于∂1*/∂δ1>0、∂p2*/∂δ1<0;∂d1*/∂δ1>0、∂d2*/∂δ1<0;∂π1*/∂δ1>0、∂π2*/∂δ1<0, 这表明随着模式1使储户感知到的质量偏好度δ1的增强, 其面向市场制定的价格、市场份额, 以及利润均是增加的, 而模式2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由于∂p1*/∂δ2<0、∂p2*/∂δ2>0;∂d1*/∂δ2<0、∂d2*/∂δ2>0;∂π1*/∂δ2<0、∂π2*/∂δ2>0, 这表明随着模式2使储户感知到的价格偏好度δ2的增强, 其面向市场制定的价格、市场份额, 以及利润均是增加的, 而模式1正好相反。换而言之, 随着储户需求市场的逐步细分, 模式1和模式2可以分别采取提高质量偏好度δ1和价格偏好度δ2的服务创新战略来稳固和开拓各自市场份额。

结合中国实践情境进行具体对比分析。由于模式1传统存贷产品依托的银行具有雄厚的资产实力、完善的资金清算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 其在资金安全性保障、优质人才资源获得、优质客户资源获取上具有模式2不可比拟的优势, 因而其宜采取高质量导向服务创新战略:重点面向大企业与少数的优质个人高端客户, 提供定制化服务及相关产品功能拓展;致力于线上推广, 实现金融互联网。与此同时, 由于模式2“余额宝”产品具有强大的在线支付功能和方便快捷的线上服务功能, 从而在庞大的中低端网络客户资源获取上具有模式1无法相提并论的优势, 因而其宜采取低成本导向服务创新战略:重点解决中小企业、普通个人用户的微贷、融资、消费和投资理财等问题及相关产品功能拓展;与传统银行线下合作, 保障电子支付体系的有效运行, 实现互联网金融。可以看出, 未来模式1传统存贷产品和模式2“余额宝”产品应分别致力于提高储户感知到的质量偏好度δ1和价格偏好度δ2, 在打造“服务对象不同”的差异化定位中, 彼此渗透, 共拓市场, 实现共赢。

进一步, 求得此阶段两种模式的市场份额变化有4个演化均衡点, 分别是O (0, 0) 、A (1, 0) 、B (0, 1) 、C (1, 1) 。其中, C (1, 1) 是唯一的演化稳定点, A (1, 0) , B (0, 1) 是鞍点, O (0, 0) 是不稳定点, 其博弈演化相图如图6所示。

从图6可以看出, 随着模式1使储户感知到的质量偏好度δ1的增强, 以及模式2使储户感知到的价格偏好度δ2的增强, 两者的市场份额a+d1*和b+d2*均得以稳固并呈增加趋势, 其稳定点分别从A (1, 0) 、B (0, 1) 共同继续演化至C (1, 1) 。因此, 提出命题3:

命题3在传统银行业模式和互联网金融模式相互渗透的共赢阶段, 其将分别选择质量导向型和成本导向型服务创新战略来进行差异化竞争。

3 结论及展望

本文结合中国互联网金融具体实践情境, 构建了传统银行业模式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双寡头差异性Hotelling模型, 分三阶段定量剖析了这两种模式在价格、质量、服务方面的差异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所得研究结论为: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初始进入阶段, 其通过制定足够的低价以规避传统银行业模式高服务成本的软肋抢占市场份额;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崛起后的竞争阶段, 其致力于用户电子支付粘性的培育以稳固市场份额, 传统银行业模式则通过设置高转移成本障碍以应对;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传统银行业模式的共赢阶段, 其分别选择成本导向型和质量导向型的服务创新战略进行差异化竞争。

由于美国的传统金融体系更趋完善, 因此, 其与互联网的融合较之中国, 时间更早、发展程度更高。具体来说, 它是由两大决定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佣金的自由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放开,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 激活了市场的有序竞争机制和金融秩序的有力创新。二是互联网技术和征信体系的发展和成熟, 以及很早的商业化投入应用。而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由于受政府的管制多而受市场的约束少, 其开放程度较之美国, 仍存在不小差距, 因此, 目前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业间虽然亦是竞争与融合并存的关系, 但竞争是主流, 离美国的第三个融合阶段还有漫长的历程。基于此, 结合美国的成功经验, 本文提出了具体的三点监管举措:第一, 继续打破传统银行业的垄断格局, 在促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 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扶持力度, 具体针对与之息息相关的物流、大数据挖掘等行业尽快出台税收扶持、准入便利等措施。第二, 鼓励传统银行业线下平台与互联网金融线上平台之间的有效整合, 并以大数据为支撑尽快开放基础性的支付清算体系和征信体系。第三, 完善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展的多层次法律法规体系, 明晰电子交易主体数字签名和电子凭证的有效性, 并尽快出台具体的业务范畴、交易规则、管理要求、行业操守等实施细则。

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文中所列举的三个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 有待更充分的实证研究支持。此外, 由于现实中所需考虑的影响因素更复杂, 可能存在多种影响因素之间发生交叉作用的情形, 文中仅抽象出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影响因素, 而更复杂和深化的情形及模型亟待进一步探讨。

摘要：当前我国储户存贷业务的竞争可近似看成是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传统银行业模式的双寡头垄断市场格局, 而对此进行定量系统性学术探讨的既有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构建了一个差异性的Hotelling模型, 分三阶段博弈过程定量剖析了这两种模式的差异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初始进入阶段, 其通过制定足够的低价以规避传统银行业模式高服务成本的软肋抢占市场份额;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崛起后的竞争阶段, 其致力于用户电子支付粘性的培育以稳固市场份额, 传统银行业模式则通过设置高转移成本障碍以应对;在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传统银行业模式的共赢阶段, 其分别选择成本导向型和质量导向型的服务创新战略进行差异化竞争。这对进一步深化和革新金融市场秩序, 提出具体建设性的监管举措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指导价值。

寡头垄断市场 篇9

近年来,我国经济全面高速发展,国内钢铁产销两旺的局面逐渐成为常态,作为衡量一国重工业水平的钢铁产业自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内涌现出了宝钢、鞍钢等一批优秀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然而,作为钢铁生产重要原料之一的铁矿石资源,近年来愈发成为我国钢企发展的瓶颈。由于国内铁矿石生产逐渐无法满足钢企日益增长需求,我国钢企不得不加大对国际铁矿石的进口。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需求国。然而,与中国进口大国地位不符的是中国一度长期得不到国际铁矿石的定价权。即便在近两年宝钢获得了与三大铁矿石集团进行谈判的“话语权”之后,中方仍处于铁矿石定价的被动接受方,议价能力很低。鉴于此,本文从国际铁矿石市场结构的研究出发,借鉴日本钢企发展的经验,对中国钢企在国际铁矿石市场定价谈判策略用博弈分析进行讨论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2 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供需结构分析

2.1 供给方分析

根据2002-2006年《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中相关数据资料显示:2005年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量达到6.45亿吨,比上年增加4800万吨,增长8.0%,预计2006年增长5.8%,达到6.82亿吨。其中,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等出口国主宰着全球铁矿石贸易供给。通过大规模兼并与收购以及资本运作,铁矿石生产日益向少数企业集中,铁矿石日益被少数企业控制。全球铁矿石生产已形成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和力拓矿业公司(Rio Tinto)“三分天下”之势。具体地说,2005年三大铁矿石巨头铁矿石年产量按CVRD、Rio Tinto和BHP BILLITON的顺序依次为250.21、124.49、97.49(单位:百万吨),而05年全球铁矿石出口量总计为645(单位:百万吨)。由此,可以计算这三家公司的三厂商集中度3CR=0.7321。另外,根据赫芬达尔-赫施曼指数:HHI=∑Si2(Si为该行业中此公司市场占有率),计算出这三家厂商的赫芬达尔-赫施曼指数:

根据上述数据不难看出,三家厂商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具有明显的垄断地位,且市场的集中度很高,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铁矿石生产企业过分集中和垄断,不利于正常贸易的长期发展,对全球钢铁生产企业也不公平。

综上所述,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供给方体现出集中度高,垄断性明显。此外,这三巨头在定价谈判过程中十分默契,存在明显“共谋”倾向,在这一点上,买方阵营则分化十分严重。

2.2 需求方分析

铁矿石是钢铁工业的主要原料,绝大部分用于钢铁工业。因此,铁矿石的主要需求方大都是钢铁企业。从地区分布上看,世界铁矿石进口国主要为亚洲3国家(日本、中国、韩国)和欧洲地区,正如图1所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量约占世界铁矿石总贸易量的80%左右。

表面上看,买方的集中度也很明显,如果各方保持一致,那么买方在定价谈判中还是有和三大矿业“叫板”的实力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铁矿石谈判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买方集团内部反水事件。比如,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铁矿石降价成为必然,但全球第二大钢铁厂日本的钢铁巨头新日铁公司却与力拓公司达成了粉矿降33%,块矿降44%的协议,这与中国钢企期望的降价幅度(至少为40%)相差甚远,中方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中国的中小钢厂由于与大型钢企的利益并不一致,在中钢协表示不接受此协议的情况下,中小钢厂却表示愿意接受。

以上事实表明,虽然买方集团集中度较高,但由于彼此利益并不一致,所以在铁矿石采购谈判中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事实上,纵观国际上的其他大型钢企发展历史较长,战略十分成熟,它们为保证自己的原材料供应稳定,主动与各矿业集团交叉持股,比较典型的是日本的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由于彼此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交叉持股关系,因此,这两家公司存在紧密的利益正相关关系。因此,这些钢铁企业对于铁矿石价格波动的敏感程度远没有中国钢企高,也就造成了上文所述的中国钢企与国际钢企的立场背离。而国际钢铁巨头也正可以利用抬高原料价格的手段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

2.3 对国际铁矿石市场结构定性

管理经济学上对于行业市场结构的定义是[3]:单个厂商于整个相关市场之间的关系。决定不同市场结构的因素包括:(1)行业内的厂商数量和相对规模。(2)行业内厂商出售产品的相似性或产品差异性的程度。(3)单个厂商独立制定决策而非相互依赖或共谋的程度。(4)进入和推出行业的条件。

根据上述因素,市场结构可分为四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

基于上述对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供需分析,我们知道,卖方集团具有高集中度和明显的定价能力,而买方集团内部虽然各方利益并不是完全正相关关系,定价话语权不大,但市场份额比较集中。鉴于区别寡头市场结构的主要标准就是行业内厂商之间存在的明显的相互依赖性[3]。可以认为国际铁矿石市场是一个具有明显卖方寡头垄断性质的市场结构。

3 我国钢企在铁矿石谈判中的博弈分析与策略建议

任何谈判都充满博弈过程。应用博弈理论制定谈判策略并为己方在谈判中获取谈判主动的案例很多。下面列举一例[4],在2006年铁矿石谈判过程中,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谈判正式开始几周前就己经放出风为谈判造势。它表示,巴西出口铁矿石的价格将在2005年上涨71.5%的基础上再上涨10%至20%。最后谈定的价格为上涨19%,这一出价明显采取了轮流出价模型博弈分析中的卖方策略,即参与人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成为博弈均衡点,因为其选择的方案使其他参与人不能通过等待来提高自己的收益。

而铁矿石价格的谈判就像是国际钢企与铁矿石三巨头厂商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博弈不仅仅在供需方双方之间进行,甚至在需方内部也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而因为铁矿石三巨头的集中度高,利益正相关关系紧密,所以它们比较容易在谈判过程中步调保持一致,我们暂且不考虑供方内部的博弈关系。而如果把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的博弈比作是“明枪”,那么在买方集团内的博弈便是“暗箭”。

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谈判过程中,最令中国钢企头疼的恐怕不是三大铁矿石巨头的咄咄逼人,而是同为需求方的国际大型钢企和国内的中小钢企的“反水”行为。

如上文所述,日本钢企由于投重资参股国际大型矿业集团(以新日铁最为典型),事实上已与矿石生产商结成了利益联盟。对于谈判可能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日本钢企可以从其对参股的矿石生产商的股东红利中获得补偿,做到“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中方钢企却只能寄希望于谈判结果。因此在谈判过程中,日方钢企与中方钢企的对于相同的谈判结果,其各自的损益值明显不同(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由于实际损益值获取困难,故其中的损益值并非实际值,但具有理论依据,可以为决策做出正确指导。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相对高价的合约可以很好的打击作为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中方钢企,因此,对日方钢企来说,相对高价合约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也许更优于低价合约。

而中国大型钢企要改变这一格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效仿日本钢企,积极到国外开发铁矿资源,并与国际铁矿石厂商建立股权联系,从而为企业原材料的稳定获取建立多重保障。

再来说说中国的中小钢企。对于中小钢企来说,铁矿石价格的最终谈判结果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小钢企没有参与谈判的资格,其铁矿石主要来源为国内现货市场。而中国中小钢企的大量存在客观上降低了中国钢铁生产行业的集中度,削弱了中国大型钢企在国际上的议价实力。另一方面,中小钢企也为三大矿业巨头分化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因此,加快国内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当然,对于这一意见目前政府和行业专家已经达成了一致,并正积极制订相应的政策。

4 主要结论

本文以微观经济学视角,用管理经济学的方法对国际铁矿石的市场结构,供需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认为国际铁矿石市场可以看作是带有卖方寡头垄断性质的市场结构。对中国钢企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所处的境地进行了简单博弈分析,认为中国首先应积极开发国外铁矿资源,并与国际铁矿石厂商建立股权联系,为钢企企原材料的稳定获取建立多重保障。其次中国还应大力加强推进钢铁行业内部的重组兼并,提高中国钢铁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这样不仅提高了钢铁企业的生产效率,实现了规模经济,还增加了中国钢企在国际采购中定价的话语权。

摘要：它首先从分析国际铁矿石市场供需双方的集中度着手,通过计算赫芬达尔-赫施曼指数,分析双方利益关联程度并用需求供给曲线分析市场的供需状况,对国际铁矿石市场结构做出了定性评价。在此评价基础上,它又基于博弈理论,对铁矿石谈判各方进行分析,并对中国钢企提出了相关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赫芬达尔-赫施曼指数,国际铁矿石市场,博弈策略

参考文献

[1]焦玉书.国外铁矿发展的新态势[J].矿业工程,2003,(1):22-28.

[2]褚永.国际铁矿石贸易垄断价格的形成[J].对外经贸实务,2007,(4):38-40.

[3]James R.McGuican,R.Charles Moyer,李国津.管理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5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