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理论

反身性理论（精选五篇）

反身性理论 篇1

我国经济体制是二元经济结构, 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存在“过热”的部门和“过冷”的部门。“过热”的部门会促使中央银行印制大量钞票, 引发通货膨胀, 使本部门利润膨胀, 加大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过冷”的部门相对通货紧缩, 利润增长放缓, 其股票波动性相对缩小。

从2001年开始到2007年, 我国GDP保持10%以上的增长, 从而加强了基本趋势, 2006年该趋势已经足够强大, 并且在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中表现出来, 等到基本趋势被市场认可后, 开始得到上升的预期加强, 市场仍然非常谨慎, 趋势继续发展, 此时我国开始施行开放的货币政策, 大量虚拟资金涌入使股票市场波动性加大, 投资者收益增加, 信心开始膨胀。从而使股票价格快速上涨, 而股票价格的上涨使投资者财富增加, 投资者厌恶风险程度减弱, 认为即使股价下跌是损失庄家的金钱, 使公司未来自由现金流的贴现率减少, 从而股票价格上涨, 而股票价格上涨又形成上诉的正反馈环, 加剧了股票市场波动性, 上证指数仅一年零9个月的时间, 迅速从1000点疯狂上升至5000点, CPI从2%升至6%, 通货膨胀加速增大, 侵蚀了不能转嫁通货膨胀企业的利润, 也即“过冷”的部门。

由于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加剧了基本面恶化, 偏向被充分认识到, 预期开始下降, 当股票价格失去最后的支持时, 开始暴跌, 基本趋势反转过来, 加强下跌的趋势。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3月股票市场缩水50%, 市值减少约2.5万亿美元, 仅剩下2.4万亿美元左右。到3月底为止上证指数最底报收2990。4月随着上市公司公布业绩, 国家宏观经济数据发布, 使过度的市场悲观得到纠正, 市场得以稳定下来。到5月17日, 上证指数突破3700点, 但支撑股票价格波动的实质性因素还在继续恶化, 其极其脆弱, 回调是短暂的。

二、从微观角度分析2006年至今反身性理论对我国A股市场的运用

200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股票价格在16元附近震荡。中国船舶的经营范围是, 船舶行业和柴油机生产行业的投资、民用船舶销售、船舶的专用设备、船舶技术进出口及货物进出口, 其主营业务为船用柴油机产品。随着2006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量迅速增加, 加强了基本趋势, 直到该趋势已足够强大, 并且在每股收益中表现出来, 等基本趋势被市场认可后, 开始得到上升预期的加强, 股票价格小幅上扬。信贷规模不断迅速扩张, 市场参与者开始意识到基本趋势, 认识上的变化通过投资决策影响股票的市场价格, 加强了主流偏向, 大量资金涌入迅速推动中国船舶股票价格走高, 2006年其股票价格突破100元。

2007年全球船舶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再创历史新高。2007年全球船舶的需求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前三季度散货船的成交量同比增长257%, 占世界新船成交量的57%, “中国因素”是推高散货船市场的主要原因, 进口铁矿石、钢材出口和全球散货船运力短缺造成散货船成交量和成交价爆增。其每股收益迅速增长, 6月30日EPS为0.759, 9月30日EPS为4.14, 12月30日EPS为5.53。股票净资产也迅速增长。市场信心开始迅速膨胀, 股票价格波动从依赖基本趋势转向主流偏向, 即使受通货膨胀, 雪灾的影响, 使收益暂时下挫, 也无法动摇市场信心, 股票价格2007年下半年受主流偏向和基本趋势共同加强的影响, 迅速突破300点。市场认识到预期过度膨胀远离现实, 受通货膨胀、雪灾、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影响开始加深, 其每股收益开始下降, 当市场无法继续这一趋势, 偏向被充分认识到, 预期开始下降, 当股票价格失去最后的支持时, 基本趋势反转过来, 2008年1月暴跌至150点, 3月跌至100点。最后过度的悲观得到纠正, 市场得以稳定下来, 4月在110点附近震荡。但上证指数估值过高, 大盘还会走低, 中国船舶还会继续走低。

三、运用反身性理论对我国股票市场未来演化的思考

国际经济学家索罗在他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指出, 经济增长的源泉可被归结为生产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这样建立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激励机制, 减轻了投机氛围, 缩小了投机内在扩散范围, 使股票价格波动过度依赖基本趋势而非主流偏向, 而要做到这点, 国家必须对经济体制改革, 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主流偏向更加分散化, 消除经济中出现“过冷”和“过热”的二元经济结构, 制定能长期加强基本趋势的措施, 同时也要建立能即时对冲正反馈环的金融工具 (股指期货, 作空机制, 加大保险产品的覆盖范围) , 防止正反馈环交织在一起形成非理性的态势, 加剧金融泡沫的扩大, 这样能使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同时滑入坚固的态势, 使经济能保持长期稳定平衡增长。这样, 股票价格指数也会保持长期稳定增长。

那么股票价格的波动, 怎样才能过多依靠基本趋势而非主流偏向呢?本人认为, 首先要增加投机成本, 减少投资成本, 应该按照参与者持有股票不同的时间收取不同的交易费用, 这样可以减弱投机成份, 使参与者更加关注实业;其次, 应该加大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股票市场应建立VC板块, 这样可以大力扶持技术创新企业, 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增加;再次, 股票市场还应该推出风险管理板块, 如在交易所挂牌日本、美国、欧洲股票指数, 这样可以使股票市场篮子更加多元化, 以减少非系统风险。

(责任编辑:刘晶晶)

摘要：股票价格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反复作用决定的, 即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主要因素决定了股票价格波动的性质及趋势。主要因素包括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主流偏向是市场中存在为数众多的参与者, 他们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 其中许多偏向相互抵消而剩余的偏向。在股票市场中, 股票价格最先受到影响, 股票价格的变化又反过来对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施加影响。本文从影响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实例分析从2006年至今反身性理论对我国A股市场的运用。

投资的反身性理论 篇2

乔治·索罗斯也许是有史以来知名度最高、最具传奇色彩的金融大师。1993年，他利用欧洲各国在统一汇率机制问题上步调不一致的失误，发动了抛售英镑的投机风潮，迫使具有300年历史的英格兰银行认亏出场。1997年2月，他旗下的投资基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这一行动被视为是至今尚未平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开端。当然，索罗斯也并非无往而不胜。在1987年美国股灾中，索罗斯亏损近6亿美元，而他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的亏损更高达30亿美元之巨。尽管如此，他所经营的量子基金并未因损失惨重而清盘，索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在纽约中央公园旁的办公室里评判市场，不断发表令市场为之震颤的独家观点。

《金融炼金术》是索罗斯的投资日记。读者可以从《金融炼金术》中欣赏到索罗斯如何分析个股、如何把握市场转变的时机、如何面对不利的市场行情并及时调整对策，从而在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精彩艺术。

5月6日，《悉尼先驱晨报》称索罗斯正计划做空澳元。5月7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降息。索罗斯对外汇市场的操作再度激起了人们对这位投资天才的广泛关注。

人们对索罗斯的了解，多数都来自于他成功的投资经历。但索罗斯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家。他至少有三个身份：首先，他作为一名成功的投资家在金融市场创下赫赫战绩；同时，他还是一名哲学家，他的《金融炼金术》提出了和传统观念不一致的新颖哲学理念。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种哲学理念，成为他在投资事业上的重要指引。除此之外，索罗斯还是一名慈善家，他利用自己投资赚来的大量金钱来建立各种慈善基金，致力于他毕生追求的“开放社会”的理想。

索罗斯生于1930年8月12日，适逢大萧条。巧合的是，另外一名投资大师巴菲特出生于1930年8月30日。虽然两人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投资战绩，但是两人的投资理念却截然不同。

成功的投资经历

和巴菲特不同，索罗斯从事投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早。虽然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选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7年）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课程，但索罗斯认为他并没有在经济学上学到什么东西。相反，他认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哲学观教会了索罗斯严肃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而这种哲学思想，奠定了索罗斯未来几十年金融市场操作的理论基础。

虽然毕业于赫赫有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但一开始索罗斯的运气并不太好。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手提包销售员，他做得并不是非常理想。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育经历让他明白：投资是个赚钱的好领域。他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写信，希望有银行能够接受他。最后辛格

尔&弗雷德兰德公司提供了一份见习生的工作给他，他欣然接受了。不过，他在伦敦的这段经历，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

1956年，索罗斯来到纽约，成为了FM迈耶合伙公司的套利交易员。而直到1969年，当他39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叱咤风云的投资大师的职业生涯。

1970年，索罗斯和吉姆·罗杰斯创立了量子基金。该基金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创下的每年回报率为42.6%。

使索罗斯名声大噪的一次战役在1993年。索罗斯放空了100亿英镑，英格兰银行被迫退出欧洲外汇机制，让英镑贬值。索罗斯估计在此役中获得了约11亿美元的利润。

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做空泰铢的举动也为他带来了巨大财富。1997年，索罗斯抓住了东南亚体制的漏洞：东南亚国家经济过热，各国银行短期外债剧增，而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经常项目赤字非常严重。索罗斯判定泰铢严重高估，果断做出决定，大量抛售泰铢及泰国股票。

2012年年底，索罗斯旗下的基金又利用安倍上台之后的日元贬值，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做空日元，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据称索罗斯在此役中获利近10亿美元。

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

反身性理论是索罗斯在哲学上最为重要的发明。虽然反身性的特点在不同学科上都有体现，例如在量子力学上，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就和反身性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不确定性原理说的是，在一个微观粒子中，我们不可能同时测得两个确定的量。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例如我们不可能同时得到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的确定值。不确定性原理的根源在于人们如果要得到观测对象的位置，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个例子进行干涉，但是在干涉的同时，却必然会扰动到另外一个物理量。

在金融市场当中，索罗斯认为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扰动”。索罗斯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包含了金融市场），存在着富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而参与者本身的思维意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了参与者所研究的事实对象。参与者的认知偏向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市场价格（郁金香泡沫和南海泡沫都是典型例子），甚至会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基本面又反过来被视为市场的决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中找到对应的例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又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从某个角度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也正好是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的一个佐证。索罗斯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中，思维发挥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参与者试图理解他们所参与的情境；另一方面，参与者的见解又作为决策的基础影响着时间的进程。两个功能互相干扰，任何一个都无法获得单个作用的效果。

索罗斯认为，反身性存在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因素来自于人类的认知偏差。对此，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达了极大的失望。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类是理性的。

人类认知的不完备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学假设上，它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辨意味。索罗斯的导师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书中证明到：完备知识的不可企及是科学方法的首要真理。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甚至揭示了在数学理性系统化的一切尝试中所包含的不可弥合的裂痕。通俗地说：我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程度。如果再进一步说，错误确定存在于我们对市场的认知当中。

索罗斯清楚地指出，经济学之所以要设定理性经济人这样一个强假设，是为了寻找经济学当中的均衡解。因为只有假定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从理性角度出发，经济学才能像物理学那样，找到稳定的漂亮的均衡解。而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对均衡概念给予了深刻的批判。经济学理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寻找均衡解，从最为简单的供求曲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索罗斯认为，市场的参与者的认知存在偏向，而偏向本身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又是可变的。在这种条件下，事物发展的过程就不可能指向一个均衡，而将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金融市场缺乏均衡，我们都知道，在期货市场当中，价格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即便是最不活跃的品种，在排除了涨停跌停的特殊情况以外，它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在竞争性定价的市场当中，我们几乎不可能看到一个均衡稳定的价格持续有成交。索罗斯指出，在金融市场当中，均衡就好像凯恩斯的充分就业那样，只不过是一个特例。

在反身性理论的作用下，索罗斯进一步得到一个推论：错误是一个常态。错误甚至可以成为索罗斯投资哲学的核心。索罗斯认为市场是错的，因此他才从市场的错误当中大获其利。例如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便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英格兰银行的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罗杰斯也认为市场当中其他参与者的观点是有缺陷的，不过索罗斯却比他更进了一步，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可能同别人一样多。索罗斯的伟大之处，或许不在于他作为一名出色的投资家，曾经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中创下赫赫战绩，而在于他有直面错误的勇气。这一点，对于所有的投资者来说，都不无启示。在投资过程中，任何人都难免犯错，勇于认错，及时对错误的头寸进行止损乃是期货交易漫漫长路上必须先上的第一课。

创业板受益资本市场“反身性” 篇3

创业板受益资本市场“反身性”

根据我们的金融周期视角的投资分析框架，当经济下行时，与GDP相关度较小的新兴行业，因能对冲投资者的实业、房地产仓位，价值凸显。BETA值比较低的行业，比如TMT，在创业板上比较密集。基于我们对下半年经济继续下行的判断，我们认为创业板相应会更有免疫力。

此外，股市的“反身性”，即股价对上市公司融资条件的“正反馈”影响，对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的影响比对大盘蓝筹企业更明显。所以，与主板不同，“反身性”导致创业板的涨幅更不容易受到均值回归规律的影响。在站上4500点后，向上移动的动力不会相应减弱。

具体来看，高市盈率股票能持续上涨的逻辑在于企业可能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超常规发展。创业板百倍市盈率的确令很多人担忧。创业板的净资产回报率只有不到10%，单纯靠内生增长创造股东价值来消化高估值的难度比较大。未来能否消化高估值，主要看上市企业能否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低成本股权融资）超常规发展，并购整合将故事做实成利润。

资本市场有“反身性”，能通过融资并购机制影响到企业的业绩。我们要动态地看问题，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思考，认识到高估值对应的是企业的低融资成本，而我们关键要找到那些选对“赛道”并有望借力股市“反身性”的企业。与金融周期上半场依赖廉价信贷超常规发展的传统地产商一样，这些企业是资本市场的“开发商”。

投资者愿为成长股使用低折现率

当前，沪深300与创业板风险溢价之差处于2013年初水平，风格向蓝筹切换的动力不如2014年强。我们对沪深300和创业板的风险溢价分别进行了估算，两者之差为“成长溢价”，其大小反映了投资者愿意为成长板块使用更低折现率的程度。

根据估算的结果，我们发现，创业板ERP从2012年开始下降，现在已经创下历史新低，接近于零。也就是说，投资者几乎是以无风险利率来对创业板企业的未来利润进行贴现。

的确，从绝对值上讲，创业板并不便宜。但是，主板在过去一年也涨幅不小，不再像2014年初那么便宜。从2014年底开始，沪深300指数与创业板的ERP之间差距实际上是收敛的。即使在最近一个月创业板的飙涨之后，成长溢价仍只处于类似于2013年初的水平，远低于2014年初的水平。这既有沪深300指数上涨的贡献，也有主板企业利润增长预期相对于创业板下降的因素。

反身性理论 篇4

金融反身理论是由乔治·索罗斯经过数十年的思索和实践提出来的(尽管还没有得到世人的充分接受)，他用此指导自己在股票、外汇市场的投资活动，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反身性”一词的专业含义是由索罗斯赋予的。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无法独立于所研究的对象之外，研究者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所研究的情境，于是社会事件的发展要受研究事件发展的参与者本身的思维和行动影响，这就是反身性。反身性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在金融市场中表现尤其明显。

参与者的思维和他们所参与的情境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函数来表示。参与者认识情境的行为可以称为被动函数或者认知函数，而他们的思维通过行动对情境的影响成为主动函数或者参与函数。认识函数的自变量是情境，因变量是参与者的思维;而参与函数的自变量是参与者的思维，因变量则是情境。两个函数同时发挥作用并相互干扰，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最终不会有确定的结果出现。运用简单的数学原理，反身性可以表述成一组递归函数：

两个递归函数不会产生均衡的结果，而只有永不停止不断变化的过程。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认识函数被完备理解的假说所替代，从而回避事实使均衡在理论上得以成立。删除认识函数会造成失真，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微观经济分析中，这种失真还不算太明显。然而放大到金融市场中，由于其特殊的杠杆交易机制，这种失真变得十分严重。因为确定价格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参与者的认知，参与者的偏向导致了价格的变化，而价格变化又影响了参与者的偏向，不断变化的预期和不断变化的事件使得寻求均衡价格的努力变得徒劳无益。

由于市场里众多参与者的偏向各不相同，我们还需要引入主流偏向这一个概念———即所有参与者彼此相反的偏向相互抵消以后留下的偏向，相当于偏向的合力。我们可以假设最初市场价格是“均衡”的，由于认识的不完备，主流偏向导致了股价的运动。而运动本身又反过来证实了主流偏向的预期，从而强化了主流偏向，使得价格继续沿着同一方向运动。除非事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分离谱的地步，人们在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未来做出分析时，总倾向于认为事件会沿着现在的趋势继续向既定方向发展。崩溃后反向变动的结果也是类似的过程。反身性演进的最终结果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也即索罗斯所强调的荣枯循环。

以中国股市为例，2005年中国股市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主流看好的偏向刺激了股价的上扬，价格上扬之后又改善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强化了人们的预期，这进一步刺激了股价的上涨，循环往复最终股市持续上涨达到2007年最高点，造成了严重的投机泡沫。经过高位剧烈震荡之后，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人们的主流偏向受到沉重打击，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度下滑，预期和经济基本面的崩溃刺激股价持续跳水，开始反向循环不断加强挤泡沫的过程。我国股市近几年的大幅度波动走势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荣枯循环，是金融反身理论的现实反映。

二、博弈论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起源于上世纪初，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近20年来，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简单地说，博弈论主要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条件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还可以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博弈论主要强调不同主体在决策时相互间的影响与作用，进而会产生什么样的博弈结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博弈论看重的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和反身理论强调的参与者思维与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只有将它们综合考虑才能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做出更深层次的合理解释。

三、对索罗斯金融反身理论的博弈分析

下文我们通过对索罗斯金融反身理论的博弈分析，重点研究金融市场主流偏向的发展与演进，进而找出金融市场趋势变动的内在本质原因。

1. 基本概念及原理分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每个参与主体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对市场没有影响力，市场的变动由整体的供求合力决定，我们称此时的博弈主体为无影响力的博弈主体。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少数一些寡头由于实力强大，对市场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控市场，我们称此时的博弈主体为有影响力的博弈主体。根据主体对信息的占有不同，又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主体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主体。一般而言，有影响力的博弈主体因其实力强大，通常也接近于完全信息。

博弈论强调单一主体在做决策时要同时考虑自己行动对其他主体产生的影响，以及其采取的相应行动，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做出自己的决策。不过在金融反身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各思维主体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互动的反身关系，同时各思维主体之间又存在着博弈关系。如果主体数量众多，实力相近且很弱小，此时市场价格的趋势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明显，因为此时各主体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实力机构可以跟风。根据行为金融学的解释，人是非理性的，人的心理状态又变化无常，所以此时不会有固定的博弈模式，金融市场多暴涨暴跌，投机性非常强，这也符合各国金融市场发展初期的实际状况。如果市场被一些实力强大的寡头机构所控制，此时他们之间努力合作以实现共赢是最佳结果，同时可以实现博弈均衡，否则只会两败俱伤。寡头中有一个公认的领导者时更是如此，那些弱小的博弈主体跟随有影响力的博弈主体一起行动也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强势寡头通过相互间的影响与干预并带动众多的弱小群体，与市场价格之间形成了一个反身走势，即通过影响主流偏向进而影响市场价格走势。

2. 金融市场实证分析。

金融市场由于其规模巨大、流动性强，而且跨国交易一般可认为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如全球外汇市场。每个博弈主体并不能去影响价格，只能通过自己对价格趋势的把握进行投资决策。根据金融反身理论，投资者思维与市场间的双向互动导致了市场趋势的大幅变动，最终结果不是趋向均衡而是导致涨跌波动的荣枯循环。索罗斯在成名前的投资秘诀主要是对金融市场趋势的预测和判断，他自己也承认对转折点的把握比别人要成功，能做到先行一步，此时他是一个无影响力的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主体，依靠的是自己丰富的经验和对市场独特的领悟。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完全竞争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各行业都出现了垄断组织。金融市场中一些实力机构凭借自身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干预市场价格的运行，此时他们是有影响力的博弈主体，对市场价格趋势有明显的放大加速作用。以索罗斯为例，经过多年的精心运营早已经是名利双收，无论是量子基金本身的实力还是他本人巨大的号召力，都足以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索罗斯借助慈善基金会获得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在信息来源上也接近完全信息，甚至有人戏称他做的是内幕交易，此时索罗斯和市场价格间的反身关系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也许市场起初的主流偏向只是一点苗头，价格趋势并不明显，但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博弈主体，他可以通过自身的影响去放大加速市场主流偏向的变动，最终导致市场价格形成一个大的荣枯循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国家本身的经济问题和决策失误是危机发生的根源，没有索罗斯等人冲击，亚洲国家汇率的贬值与回归也是迟早的事，但最终结果却是亚洲国家持续多年的经济衰退，这是因为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可调动的资金数额庞大，高达上千亿美元，加上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其实力足以和一个国家相抗衡，而且各国金融市场是紧密联系的整体，所以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在市场趋势出现苗头时，是否加剧市场趋势的变动我们可以借助于成本收益分析法。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泰国为例，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对索罗斯等国际热钱来说，如果冲击失败，他们的成本主要为交易的手续费和一些佣金，加上些许变动损失。然而一旦成功其收益却十分巨大，所以这些国际热钱必然会蜂拥而上不断冲击泰铢汇率，实行多年的早已僵化的泰铢固定汇率的崩溃也是迟早的事，经济学家们称这种投机为“单向投机性赌博”。用模型表示如下：

如上图所示，纵轴表示用资金量衡量的冲击成本或收益，横轴表示汇率水平。BB曲线表示冲击固定汇率制的收益的变化，它随着汇率的变动而变动，先逐渐减小后逐渐增大，表现为一条弧线。AA曲线表示冲击固定汇率制的成本，根据上文分析它基本与汇率无关，可假设为一条水平线。随着汇率水平的变动，在超过某一临界点之后，冲击收益会变得远大于冲击成本，最终导致冲击成功，固定汇率制因崩溃而被放弃。

总之，对于有影响力的博弈主体而言，只要这个反身互动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其必然会加剧市场趋势的变动，力图实现更大程度的反身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热钱并不能改变经济发展的趋势，只是顺势而为的跟风者，目的在于放大经济的起伏动荡。亚洲经济本来只是“感冒”，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一桶“冷水”浇了上去，最终导致亚洲经济得了“肺炎”，多年经济成果付诸东流。我们也可以说金融反身理论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初期盛行的坐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做庄的机构影响力更大，几乎控制了一个股票的所有走势。

四、启示

金融反身理论本质上是关于人类认知行为的哲学理论，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都可以借鉴使用，尤其对于经常处于博弈中心的金融部门而言，用处更是广泛。

1. 宏观运用。

无论是影响力多么巨大的金融机构，其能力都不足以和金融市场的内在运行趋势相抗衡，只能适应或强化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金融主管部门的失误正在于此，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等国际热钱在我国香港的最终惨败也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妄图和市场主流偏向相抗衡。我国中央银行正在进行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金融项目的开放应该要牢记这个教训，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相关配套政策必须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有了主流偏向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会大起大落，各博弈主体的行动方式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开放进程应吸取东南亚国家的前车之鉴，根据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地改革，避免国际热钱的放大冲击效应。

2. 微观运用。

根据金融反身理论，金融市场不会趋于均衡，只会大起大落，金融市场中的博弈主体也不再只是市场趋势的奴仆，他们的决策与行动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可将他们的做法简称为相机抉择。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一是以散户为主要参与力量的市场，另一个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散户为主的市场，其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大型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但总的来说市场投机性较强，金融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对于以机构为主的市场，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和信息优势，进行长期战略投资。具体而言，精心选择优质投资对象，即那些众多博弈主体主流偏向都预期看好的对象，顺势而为与众多有影响力的实力机构共同合作，放大加速市场的主流变动趋势，推动市场长期相好。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机构通过自身的精心包装与运作，先行激发市场的主流偏向然后加以利用。我国股票市场努力推进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活动和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的，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国股市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阶段。

总之，对索罗斯金融反身理论的博弈分析启示我们，大型金融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努力地去改进市场，而不是消极的适应市场，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投资观。在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国际投资这个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使用这种方法，在与国外机构进行合作与竞争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在国际金融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乔治.索罗斯著.孙忠, 候纯译.金融炼金术.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9

[2].乔治.索罗斯著.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3].白波.博弈智慧.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8

反身性理论 篇5

“博弈理论”又称“赛局理论”,或可称为“互动决策理论”(Interactive decision theory),亦即针对一群决策者在决策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战略行为进行的一套系统的、强有力的策略式互动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分析方法。博弈理论应用的领域相当广泛,可以协助分析、了解各式各样的冲突与合作,包括贸易纷争、帮派犯罪、政治决策、谈判谘商、拍卖竞标、产业组织理论、广告讯息宣传效果等。战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合赛局(1)(Zerosum Game或称Win-lose Game),但真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决策模式却可以追求双赢(Win-win Game)。在创造双赢的赛局中,如何改变赛局进行的方式,要比打倒对方还要重要。运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发展出双赢的决策模式。

匈裔美籍数学家冯诺曼与普林斯顿经济学家摩根斯坦(Von Neumann&Morgenstern,1944)是博弈理论的奠基者,他们合著的《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探讨了“零合赛局”博弈理论。他们将赛局分为“规范性赛局”(Rule-based games)与“自由式赛局”(Freewheeling games)两类,前者规则明确且参赛者的各种反应是可以预知的,但后者没有明确的规则限制,参赛者互动可有较大的变化空间。一般而言,真实世界的决策场域经常兼具两种赛局的特性,但以自由式赛局的思维比较容易创造双赢的机会。

“自由式赛局”的原则是:每位参赛者所赢得的不能超过他对于整场赛局的贡献(You can not take away more than your added value)。所以重点在于如何在赛局中创造价值(Added value),而不是如何掠夺他人的成果。通常需要所有参赛者齐心协力经营这场赛局,才能增加整体赛局的价值,并使每一个参赛者获得较大的报酬。一场赛局的奖赏要靠其他参赛者的配合才能获得,所以较容易实行合作双赢的策略。

博弈理论不断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纳许(John F.Nash,Jr.)于1994年与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哈桑尼(J.C.Harsanyi)及德国波恩大学的赛尔登(R.Selton)等博弈理论研究者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纳许的博士论文《非合作赛局(Noncooperative Games)》以研究设定“多人非合作”之赛局展开论述,后来被称为“纳许平衡”概念,为日后“非合作赛局理论”和“交易理论”(Bargaining theory)作了奠基性的贡献。

“纳许平衡”的含义是:在多人竞争的情况下,有些参赛者会结盟以对抗他人;有些赛局可能有无限多种策略;有些是非零合赛局。从这些赛局的数学分析可以得到混合策略的组合的平衡解,假设每位参赛者都坚持其平衡方式,每位参赛者都有一个解,每人都没有理由偏离这组解。而纳许的推论证明多人、非合作、有限策略的赛局都有至少一组平衡解(John F.Nash,Jr.,1951)。

“纳许均衡”也意味着有两败俱伤的可能性,没有一位参赛者能单方面背离该策略而获利。“非合作赛局的博弈均衡”是指多人参与赛局的状况,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他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状况。纳许证明在每个参赛者都只有有限的策略选择、并允许混合策略的前提下,“纳许均衡”一定存在。然而如何去协调或规范上述的策略设定,“纳许平衡”解值似乎并未交待。诺贝尔奖得主德国波恩大学的赛尔登(R.Selton)提出著名的“颤抖的手”(Trembling hand)来检测“纳许均衡”,指出“纳许均衡”解值不是唯一的,并以“次赛局完整均衡”(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的解值观念,来取得“动态赛局”下可能的多重“纳许均衡”(Nash equilibrium)。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欧曼获奖,则对“合作赛局”理论进行建构与分析。欧曼的合作赛局是:在冲突的环境中,经过多次互动(奖或惩),因为双方产生隐性勾结,渐渐由对立到合作,最后达到双赢的结果。

二、博弈理论于历史街区保存冲突与民众参与的应用

都市旧城核心的历史邻里之社区关系与日常生活方式倾向于“合作赛局”之机制,也就是以信仰与道德、互信与伦理为基础,随社会风气日趋功利,社会的交换价值逐渐凌驾传统的社会价值而往“非合作赛局”的方向移动,也就是以自利、猜忌与贪婪为基础。而真实世界的运作接近动态的赛局,人们既需要讯息亦需要与他人发生关联。

其实,不论是以“合作赛局”或“非合作赛局”之分析架构来解析北台湾历史街区的保存经验与居民参与过程之各种情况都不免失之偏颇,以三角涌老街的社区营造及居民参与为例,其多方决策的过程所呈现的赛局关系是一种介乎“合作赛局”与“非合作赛局”两种极端之间的关系。经历多年的参与式规划设计与决策观察研究,其保存过程从冲突到合作的发展模式与关系可重新定位为介于传统博弈理论的“合作赛局”与“非合作赛局”合作度光谱两端之间的“半合作赛局”,其基础不仅具有“非合作赛局”的利己思考决策,也同时于社区营造的过程中逐渐融入期望社区其他参与者能互利共荣的思考,此决策与“半合作赛局”的精神相通。

“合作赛局”具有“性善论”的本质,给予并不求回报;“非合作赛局”理论假设人性本恶,参与者得寸之后还想进尺,而此二者都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既不想吃亏,也不想白占人便宜。但是在粗糙的都市计划政策划设道路后,拆除部分历史街区的街屋,又因保存价值观的高涨,而在更高一级的政府主导下变更都市计划执行保存政策,造成一连串“发展价值冲突”历史街区保存事件,历史的邻里虽然彼此互相认识,但在保存参与实践中经历高度冲突的社区互动以“非合作赛局”的理论检视反而比“合作赛局”更具有实用性。因为当人类面对陌生的赛局及外来的参与者时,往往升起过度的心理防卫机制,从自利猜忌开始。但是当时间因素加入了彼此的互动,让赛局从静态的单一事件发展成为动态连续且预期所谓“无穷重复”时,理解与信任逐渐使人的心态从不合作向合作的光谱移动,这种中间过渡状态,虽以自利为基础,却在改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修补原本恶化的邻里关系,重新拾回共存互利价值。

因此,保存的过程应视为在“自由式赛局”的思考架构下,扭转静态“非合作赛局”中参与者的不信任关系,在允许改变赛局规则的情况下,透过个别参与者贡献价值重建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赛局”,在连续且动态的合作度光谱中,笔者借“半合作赛局”(Half-cooperative Games)的概念,用以观察并解释保存冲突事件与参与式规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现象。

本文想透过博弈理论,结合社会学“结构——代理人”的观点,探讨历史街区保存在“半合作赛局”中参与者的讯息如何传递,“赛局规则”、参与者“合作度”如何改变以及谁让他改变,如何让合作赛局持续。以城市规划的语言来说,本文聚焦于历史街区保存法的适用性、都市计划变更中的奖励与限制、社会结构与其参与者(政府与居民)组织与结构(地产开发商、民意代表、学者专家、NGO组织、规划设计团队、媒体)的“能动性”以及参与者的角色与“反身性”。

北台湾历史街区的保存经验中,以三角涌老街经历“冲突—妥协—沟通—合作—共荣”的过程最为复杂,其保存冲突事件爆发后的协商、变更都市计划后的参与式规划设计过程以及竣工后的管理维护经验最为完整,而其他老街保存在三角涌历史街区的成功经验后,起了重要的连锁刺激作用,陆续加入保存的赛局,扩大了影响面。本章节以三角涌老街保存经验分析为主,并触及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参与式保存规划。

三、地产开发“交换价值”与“保存价值”政策冲突下的“囚犯困境”

“囚犯困境(2)”(Prisoner's dilemma),系由弗拉德(Merrill Flood)在1951年所提出,之后由塔克(Albert W.Tucker,1951)加以明确公式化和命名。所谓“囚犯困境”,是说游戏双方可能合作,也可能不合作,描述真实世界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常态,证明个人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最后结局可能是“双赢”或“双输”。“纳许均衡”概念证明人性在被隔离的限制因素下,产生各谋自己利益的策略,形成“囚犯困境”现象,反而造成双输的局面。这是“非合作赛局”的博弈均衡,大家互相挤压、排斥,谁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最后谁都没有获得利益,这是从利己角度出发,最后的结果却是损人不利己。

在策略的选择上,我们大都相信人自会做出最合乎利益的理性判断,但是,每个人的理性判断大抵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当利益有冲突,或者彼此对“利益认知”明显差距过大时,则容易陷入“囚犯困境”。

三角涌历史街区保存事件的引爆源于地方政府粗糙的都市计划,在未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即执行15m道路拓宽的政策,拆除了民生街200多米的老街屋群,激起当地居民的保存意识。社区因为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而分裂,在都市更新地产开发“交换价值”的影响下,政治势力、开发商与社区反保存者结盟;另一方面,因拆除危机而催生的社区保存意识亦组成自救组织,在此赛局中认同“保存价值”的居民俨然成为弱势,而引来学者专家、民间NGO组织、关心文化保存的中央民意代表以及媒体的关心与协助。

在历史街区保存经验中,地产开发“交换价值”的拥护势力与“保存价值”支持者与的角力是冲突的核心。地产开发的“交换价值”容易用数理的方式分析,居民可以算计其需要因应的策略,而保存价值很难以数理的方式呈现,在不均等的力量对抗中开发的“交换价值”明显为强势价值观,而重视“使用价值”以及保存“人文性”生活方式的“非交换价值观”为弱势。

“纳许均衡”的含义却也指向真实的运作模式,在多人竞争的情况下,有些参赛者会结盟以对抗他人。然而,赛局游戏规则如由实力强的一方制定,弱者将难有获胜机会,此时唯有寻求改变游戏规则,或打翻棋盘、或另起炉灶、或令质量互变、或拉长战线或离间迫使“囚犯困境”出现,让竞争者“进退不得”以达成协商效果。

在三角涌老街的保存经验中北台湾第一次出现以古迹指定为保存政策的历史街区,然而当时台湾的文资法体系法令管制过多而奖励不足,“古迹保存区的指定”因此成为第二波的冲突,双方各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媒体虽强烈报导冲突,但保存的“长远利益”显然难以被短期“交换利益”的赛局阵营所理解,在当时保存信息不足的台湾社会,双方看似理性判断的结果却可能造成最大的损失,甚至灾难。囚困的历史邻里、分裂的居民,因“难以对话”的两大价值观(开发v.s.保存),三角涌老街的保存冲突演变为无法合作的两个阵营,“囚犯困境”因而产生,成为“非合作赛局”最鲜明的例子。

进入协调谈判的过程前,三角涌历史街区保存争议亦爆发了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吓阻标的(3)”事件:其一为主张保存意识之居民与外来支持团体结盟推动“古迹保存区”指定,藉以冻结老街之发展;另一方反保存的势力则是透过部分居民任其老屋倾颓甚至加速劣化或拆除,以示摧毁保存真实性的扩大。冲突中双方运用“吓阻标的”来吓阻竞争者的进入,努力营造利己的氛围,期望影响协调“谈判”策略,说服竞争者以“进入是没有好处的”为诉求,如果坚持进入将会陷入“囚犯困境”中,届时将进退两难。

“吓阻”理论的大师谢林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指出,对抗中的一方如果局限于自身的行动选项,甚至自断后路,反而可以因此获益;报复的能力比抵抗攻击的能力更为重要;而且越不确定是否报复,要比确定报复,更具吓阻力。谢林证明,可以公然恶化自己的选择而强化本身的立场,也证明报复的能力比抵抗攻击的能力更有用,还证明不确定的报复比确定的报复更可靠,也更有效。

四、逆转“非合作赛局”的“双输”的局面

1. 变更赛局规则

在创造双赢的赛局中,如何改变赛局进行的方式,要比打倒对方还要重要。了解赛局进行中双方的策略选择及运作分析,对化解冲突、避免双输的结局效力卓著。

当时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令限制过多以及奖励过少的局限,让居中协调僵局的学者专家、官僚、民意代表最后决定以都市计划变更的方式改变赛局规则,其中包含下列五项“偏离均衡”的诱因:

一是发展权转移,包括基准容积移转、接收基地指定等;二是都市设计管制,包括拟拆除建新楼者的仿古建筑都市设计“风格管制”、“绝对高度”以及“视觉法线”退缩建筑管制、对既有传统建筑的“原貌保存”管制、已拆除的空地“原样重建”管制;三是保存维护补助及容积奖励,包括不同保存程度之奖励容积(保存第一进、天井及全栋分级之奖励容积可进行移转)、保存维护经费补助(第一进全额补助、第二进半额补助、专业规划设计者之服务费用补助);四是历史街区现代化公共设施建设的开发,包括景观道路(主要商业街道)、后街巷弄建设经费的投入、五大管线事业单位的行政协商、轨道交通建设、接驳交通、停车设施的规划等;五是共同创造价值(Added value),成立补助及辅导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永续运作。

在自由式赛局原则下,透过变更都市计划程序改变赛局规则,解除三角涌老街古迹保存区之指定,重新检讨奖励与限制规则,思考都市保存与地产发展权移转的双赢策略。新制定之“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方案,让愿意离开赛局移转其基准容积、愿意保存历史街区者给予容积奖励及维护经费补助。让极端不同价值观的双方互不掠夺他人的成果,而另一个重点放在让留下来的参与者经由历史街区的保存共同创造价值,藉由历史街区保存的组织运作重建“合作赛局”的价值——也就是利己且兼顾利他的策略思考。

假设有某位参与赛局者采取完全不顾别人死活的战略,结果反而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而无法取得最大利益,甚至可能搞得所有参与赛局者都无法获取应得之利益,不如采取兼顾其他人的利益之战略。如果每一个参与赛局的人都愿意采取对自己最有利、同时顾及他人的利益之战略,这个赛局就得到“均衡解”。

2. 竞合理论之应用

三角涌历史街区保存政策得以扭转的关键点在于运用自由式赛局中追求双赢的“竞合理论”(Coopetition)策略,其基本做法即“异中求同”“同中求异”,颇值吾人深思玩味与实际应用参考。

(1)寻求保存意识结盟资源的协助

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都市社区保存意识通常是赛局中的弱势,在特定时机他们需要外援,因此学者专家、民间支持保存之团体、非营利组织NGO、民意代表、媒体……都是相当重要的权力平衡者,可以提供相对重要的论述支持,以及与不同的价值观之阵营对话,协商并找出变更赛局的规则之均衡解。透过结盟及中立的第三者找出与对手合作的双赢利益,通常合作的利益要大于对抗的利益。因此透过中立的第三者可以寻求与对手合作的机会,而合作的基础在于给你的对手可以带来多少价值。

(2)选择性地发展价值观合作

搭配了“发展权移转”的“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都市计划方案逆转了都市发展赛局规则中两大价值观阵营的“依赖关系”,因为发展权的移转必须建构在保存的前提下,必须依赖容积移出基地落实保存的实践方可产生价值,并让更新的发展受制于保存地区人文性的价值观。透过依赖关系的重建,用以彰显保存的策略于赛局中的价值与地位。

(3)防止破坏保存真实性的举动

避免与好战者处于同一冲突场域,尽量寻求在不同市场区隔中发展:发展权移转、配套补助、奖励之管制准则都是最好的例子,此规则让已经介入协商之地产开发者寻找到另一个市场(战场),而愿意退出历史街区保存的场域,然而民众缺乏对于容积移转的知识,因此操作竞合理论的过程传递此部分讯息与知识让民众了解相当重要。

(4)分散发展价值观的价值性

个别切割可以移转的容积(基准容积以及奖励容积)让个别基地的发展权不会直接威胁到他人,因此也就不会引发对抗。对抗经常会带来双输,因此要能避免冲突而不是畏惧冲突。

(5)改变赛局的范围

适当的指定容积移转接收基地,通常是公共设施充足,足以容纳接收更多住宅负荷的地区(如地铁站附近500m范围),让重视地产开发价值观的参与者得到发展权转移后,对手有更重要的战场及对手时,保存区移出容积的价值也会因此而提升。

(6)让参与者在赛局中贡献价值

历史街区保存的连续性相当重要,因此透过“连栋街屋的整建”原则可以让个别住户具有参与感,此机制让个别住户可以透过参与而贡献价值,因为价值不会自动出现,规划设计者需要创造规则与机制让单一的个体主动创造价值。

选择性地发展价值观的对手合作、策略方案融入对方的价值观,改变赛局规则(都市计划变更)及范围(都市计划容积移转),防止破坏保存真实性的举动(大幅降低拆除街屋者之奖励与补助)。由于直接冲突与对抗多半只会减少赛局的整体价值,因此能避则避之。所谓竞合理论就是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来增加保存价值观在赛局中的价值。

现实世界中,不论是人际关系或者政经互动中的囚犯困境,都未必能制造真正的隔离效果。参赛者可能有很多次的交手机会,透过反复检验彼此的策略,建立互信的基础,碰到对手背叛或偏离合作均衡(最大利益)时,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让彼此认知合作才是最佳策略。同时没有任何更强有力的诱因,让彼此偏离这个合作的均衡点,从而创造非零合赛局的均衡局面。另一方面,在两个敌对阵营无法对话的零合赛局,经常在第三者出现时,而有双赢的情境出现。这也是民间专业组织、媒体、学者专家在保存领域存在角色的价值。

五、寻找可持续“合作赛局”的社区参与式规划设计过程

规划设计与施工监理的过程可以视为寻找动态连续性“半合作赛局”之“互利均衡解”的操作过程,三角涌老街的经验从“非合作赛局”的突破到“半合作赛局”的动态互利均衡,到可持续性稳定的“合作赛局”谋求双赢的赛局合作度光谱中,“参与式”社区规划设计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

都市计划变更的保存政策确认后,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其参与赛局的策略选择方案有限。其一,就是与政府签署“合作同意书”,并说服不在此经营或使用的土地所有权持有者,配合保存奖励及管制政策;其二,选择“对抗策略”期待赛局规则改变,结盟以争取更多利益,但为免对方洞悉愿意合作的底限与抵抗的意图,多半居民会采取多方提出与政策相关或不相关的批评策略,再观察赛局规则的改变,以总结是否获得最大利益而选择是否继续抵抗或与政府合作。

三角涌老街及其他历史街区的参与式沟通协调中,规划设计驻地工作站调研访谈者接受居民“随机方式”抛出对过往与未来计划的发问,其中夹杂抱怨、不安、利己思考以及不信任他人等多方意见,等待政府响应后方采取策略,兹归纳如下,供同道参考:

修缮工程应将对产业的影响降至最低——“产业”是老街的命脉、珍宝,需要被高度尊重,所以历史街区环境改善要小心处理,不要打断、干扰到延续至今的街内现存商家的生意命脉(三角涌、深坑、新庄)。产业被扰动过后,承租者搬迁至他处,房租涨价了能够再回来吗?政府能否协调房租之涨幅?让商家不要因为政府补助修缮而离开(三角涌、深坑、新庄)。整修工程希望能分期分区施工,控制工期,对商家生意影响降至最低(三角涌、深坑、新庄、湖口)。

公共设施建设不同调——“配套行政协调”让六大管线事业单位(电力/高压变电箱、电信、有线电视、给水、污水/处理设施、天然气)的管线地下化工程同时施工,降低道路维护成本与施工频率(三角涌、深坑、新庄、湖口)。以往缺乏共同管沟或相关街道现代化配管配线的整体规划思考,民众对政府的协调能力缺乏信心(三角涌、深坑、新庄、湖口)。

对回复历史风貌管制缺乏信心——整修期间遭窃的不愉快经验(新庄);能否考虑历史风貌的协调设置防盗设施(三角涌、深坑、新庄)。

建筑物所有权复杂,无法取得全部所有者同意——老屋能保留至今,多半是产权复杂者,需要政府的更新条例排除全部所有权人之限制(三角涌、深坑、新庄、湖口)。

结构安全及共同壁纠纷处理——共同壁倾斜补强或重建、鉴界纠纷(三角涌、深坑、新庄、湖口);第二进以后增建协商碰撞距离、排水、开窗及与邻房界面处理(深坑、新庄)。

整建维护经费补助——示范户全额补助之条件与限制(三角涌、深坑、新庄、湖口);半额经费补助之金额与工项争取,接受补助后之条件与限制(三角涌老街第二进、深坑、新庄);民众自费之部分与政府补助部分施工与验收接口(三角涌老街第二进、深坑、新庄)。

历史街区居民参与更新维护“半合作赛局”可选择之策略——在台湾的历史街区保存之经验,因私有地权之缘故,在鼓励民间与政府合作整建历史街屋的过程中,居民参与赛局的策略选择有限:其一,抗拒合作,对政府不信任;其二,希望加入,但门坎过高(因持有地权问题,非地上物所有权之土地所有权持有人,阻止地上物所有权有或其他所有权人加入“争取政府补助”之赛局);其三,连栋集体协商争取更多配套措施(为争取补助拨款时效,让政府了解居民意愿,连栋住户结盟,展现集体民意,因为参与“争取政府补助”赛局的结盟关系而捐弃多年的邻居成见,炮口一致对外)。

政府于更新维护“半合作赛局”之仲裁者角色分析——“半合作赛局”具有“无穷重复”之动态连续性特色,是故政府在赛局之进行中应适时扮演阻止陷入赛局困境的仲裁角色,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协商会议是重要的前置作业,若有争议则通过审批制度完成仲裁。而相对于民众政府能掌握“半合作赛局”的策略与可运用之资源甚多,包括奖补助金额预算编列及申请项目之审批,让境内争取相关补助之历史街区形成竞争;周边公共设施规划及经费投入;相关事业单位之行政协调;施工工期协调;相关更新法令及所有权排除;历史风貌管制审批;容积移转许可之审批(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

依“半合作赛局”概念安排之参与式规划设计操作策略——在“非合作赛局”中参赛人数愈多,互信基础愈弱,愈容易陷入“囚犯困境”。但是“半合作赛局”之“互利均衡解”同时也会是赛局的“理想解”,特别是在“动态连续性赛局”预期“无穷重复”运作之下。三角涌历史街区的维护整建合作之所以可以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应视为一种以“互利共荣”为核心,连续动态性“半合作赛局”之参与式规划设计操作策略的成功,其中包括考虑住户的决策忧虑及讯息沟通后,综合政府能够释出之资源,提出几项重要规划,设计者催化赛局操作之安排,并透过专业讯息的释放让民众与政府双方充分了解相关的信息:示范户之整建;连栋分期分区施作之工程安排;于社区达成共识之适当时机施作共同管线地下化工程;回馈政府居民选择参与合作计划策略的障碍(所有权持分排除、不适用法令限制排除)。

“半合作赛局”既是定义为由“非合作赛局”至“合作赛局”间之过渡状态,则同属于“半合作赛局”模式之各种不同团体,有些比较倾向“非合作赛局”,有些比较具备“合作赛局”之精神,历史街区规划设计的居民参与过程的沟通协商会议,不同的协商参与者依其本位主义(利己思考)与自我返身性的思维(利他考虑),展现在“合作度光谱”上亦有所不同。

“半合作赛局”之策略冲突与化解——当“半合作赛局”之“利己”与“互利”两大目标不能够在一次“静态赛局”中同时达成时,参赛者会陷入究竟追求更大的“利己”还是更大的“互利”之冲突当中,此刻决定赛局走向的有以下几大要素:主导赛局者的实力及讯息透明度;“偏离均衡”之诱因(利己或利他是否形成个人决策的策略冲突);“半合作赛局”参赛者间的亲密度。

六、参与之角色“反身性”与创造双赢

“纳许平衡”双赢与双输一线之隔,更加提醒竞争者培养相互信赖、沟通、合作的重要。这种赛局虽然每个参赛者都有一种“优势”的策略可以在抵抗对方可能的反制策略时,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Best pay-off),可是如果双方皆采取“劣势”的妥协策略,则每一方都可以获得较好的利益(Better pay-off)。

重复赛局理论提升吾人对合作先决条件的理解:为什么当有很多人参与,当他们不常互动,当互动可能中断,当时间很短暂,或其他人的行动不能明确观察时,就变得更困难?在三角涌老街第二进整建维护及深坑与新庄老街的政府与居民协商“半合作赛局”案例中,都发生同样的困境,因县政府释出的筹码为半额补助,因此居民提出相当多的抵抗合作的策略,然而深坑老街透过主动热心居民多次动员,并透过规划设计单位建议鼓励连栋住户居民参与政府协商之方式,提出增加价值(Added value)之策略,并经由更新委员会审批通过改变经费补助之模式达到“均衡解”。而三角涌老街第二进居民因互动过少,至今仍整合困难。再看正在进行规划的新庄老街,因为有百年老商会之运作,街区向心力极强,可望于后来的历史街区保存竞争意义的赛局中脱颖而出。

其中与居民协商过程得到的“妥协”模式,不同于“非合作赛局”,“半合作赛局”之所以强过“非合作赛局”,就是少了一点坠入“囚犯困境”的猜忌,而跨越“猜忌”的决策过程则需要有沟通能力的专业者的介入,此即专业者在进入一个“囚犯困境”的社区场域时应扮演的角色认知,透过规划设计者介入政府与居民的协商,让专业信息透明化,让平民百姓能够了解政府思维与专业决策模式的情境,透过沟通形成共识,让违反共识、且对互利共荣无益的“利己思考者”得到类似“道德”的谴责,而让趋向互利共荣的“内规”得以浮现,让“半合作赛局”随时间之考验逐渐往“合作赛局”之高合作度光谱方向移动。

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的运作模式不应脱离“半合作赛局”之精神,当个体自团体中脱离可以使自己得到更大利益,或者团体在某个体脱离后反而产生更大利益,那么这时的赛局尚未达到“均衡解”,必待进一步重组团体“互利共荣”的运作规则。■

参考文献

[1]John von Neumann,Oskar 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Harold W.Kuhn,Albert W.,Tucker.Linear programming and the theory of games//Tjallings C.Koopmans.Activity Analysis of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New York:Wiley,1951,chapter19

[3]Schelling,Thomas C.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4]Harsanyi,J.C.,and R.Selton.A general theory of equilibrium selec-tion in games.MIT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