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2024-05-04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精选十篇)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篇1

二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意、日彻底失败, 英、法大为削弱, 而太平洋两岸的美、苏却上升为超级大国。战前的多极格局转变为战后的两极对峙。围绕欧洲和亚洲的重建, 美苏两国进行激烈的争斗, 展开了一场从抢占势力范围到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在战略重点所在地欧洲, 首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营垒的对立使美苏间的角逐比一般的争霸复杂、激烈得多。

中国是两霸争夺的重点。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正着手收复失地, 准备重建家园。美苏冷战使中国的光明前途面临新的危机。苏联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设法平衡美国在华的影响。美国的计划是变中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的政治交易和同年8月14日同国民党签订的所谓《中苏同盟友好条约》, 苏联以许诺支持蒋介石为“代价”, 换取了四十年前丢失给日本的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1]对于中国的政局, 苏联担心一场内战和共产党的过分胜利会使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 希望国共妥协, 使自己对两党都有影响力, 抵消至少降低美国在华的影响。一方面它支持以国民党为主组织联合政府, 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8月下旬斯大林还致电中共中央, 要中共交出军队并参加蒋介石的政府, 并说:“如果打内战, 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2] (p286) 另一方面又给共产党有限的支持。这既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影响, 又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有求于莫斯科。

二战后, 美国成为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了遏制苏联向太平洋扩张, 美国打算使中国“成为抗衡苏联的力量和向美国资本开放的市场”。它认为, “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或一个虚弱的中国会招致俄国的渗透, 都不能达此目的。”[1]美国既担心国民党政府由于腐败无能而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所击败, 又怕苏联插手中国, 支持中共。为此, 美国一面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扶植蒋介石政府;一面又促使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 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 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同时利用美国和苏联的影响, 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限制以扼杀中共的发展, 并加紧拉拢苏联, 使之政策国民党政府。[3] (p599)

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决定了战后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是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 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异常的尖锐。1945年的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迫切要求国内和平, 普遍反对再发生内战;国际上, 英、美、苏三国当时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同时, 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尚远在西南、西北地区, 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发动内战尚不可能。蒋介石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 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蒋介石是这样打算的:如果毛泽东不来, 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 就可以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 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 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 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谴将, 部署内战。

经过8年抗战的锻炼,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全国党员人数达120万以上, 并且已是一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人口, 12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 取得了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影响。为了促成战后的国内和平, 同时也为了在国共问题上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方面是顺应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 从捍卫人民的利益出发, 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 努力寻求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和谈不成, 也要以真和谈来揭露蒋介石派假和平的阴谋, 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共的和平诚意, 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争取那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中间力量。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 到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经过43天的谈判, 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进下, 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 。国民党被迫同意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结束国民党训政,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要求, 但是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府。

重庆谈判的结果, 是人民和平力量的一个胜利。《会谈纪要》签定的第二天, 毛泽东回到延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 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 双方正式签订协议, 这是历史是未有过的。第二, 有成议的六条, 都是有益于人民的。”经过谈判, 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 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 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地位。这次和谈达成的协议, 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4] (p216)

《会谈纪要》的签订, 也是国内各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努力的结果。重庆谈判前后, 国内民主党派空前活跃。先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等。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民主同盟。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 民盟即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 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它认为, 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 就是要把握这个时机, 实现中国的民主, 把中国造就成一个真正的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它主张在政治上学习英美两国的一切经验;同时又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 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 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这实际上是一个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蒋介石集团竭力恢复专制独裁统治的情况下, 这个方案是显然行不通的。但是它反对国民党独裁, 反对内战, 反对四大家族垄断, 与共产党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 为了建立其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都抓住战后这一争取和平建国的时机, 努力争取理想目标的实现。他们人数少, 但有代表性, 在国共两党对立明显的时候, 他们对双方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其政治主张得到国共双方的重视及一些不满现状人们的拥戴。[5] (p462) 因此, 在谈判期间, 中共代表团对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做了大量争取团结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潭平山、张伯苓等, 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 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等。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 减少谈判阻力, 毛泽东分别会晤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等。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等各界代表, 听取并交流对谈判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这些活动, 以及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多次作出的让步, 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大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 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6] (p866)

1946年6月, 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 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解放军制度了正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针, 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 于1947年夏天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全面进攻。并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歼敌150多万余人, 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 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三大战役的胜利, 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定局。悲观、失望、走投无路的情绪笼罩着国民党, 呈现出一幅四分五裂, 分崩离析的境况。正如蒋经国所言:“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 损兵折将, 在政治上的动摇怕死, 变节投降, 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 金融紊乱, 真是败象之征, 江河溃决。”国民党的败退, 令美国政府对其大失所望, 开始制定从中国“脱身”的政策。1948年9月,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一份题为“重申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 文件认为美国无法挽救国民党的败亡, 中国革命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 非美国的力量所能左右, 美国应及早“脱身”, 取得主动。提出美国的对“近期政策必须是极其灵活和初步的”, 建议把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从过去的‘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即是说, 不一定把中共取胜与苏联取得中国划等号。因此, 美国不一定非反对到底不可。1948年, 美国进行大选, 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形势。他断言杜鲁门将下台, 而共和党的杜威将当选总统。他派陈立夫赴美, 为杜威竞选奔走, 还送给杜威一笔可观的竞选经费。杜威则答应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 给予蒋介石非常军事援助。然而大选揭晓却是杜鲁门连任总统, 这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惊魂未定之际, 蒋介石不得不急忙写信给杜鲁门, 请求美国政府发表一项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宣言, 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 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7]这一要求, 被杜鲁门在复信中严词拒绝。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又派其夫人宋美龄亲赴美国活动, 呼吁支持。宋美龄先后求见了马歇尔和杜鲁门, 向他们提出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 其中包括“ (一) 美国政府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 (二) 派一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 (三) 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计划, 每年约需美金十亿。”这些要求均遭拒绝。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 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 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 均于事无补。”这样, 国民党依靠美国提供大规模援助, 以进行反革命内战的企图便成了泡影, 陷于穷途末路之中。

美元被断绝, 桂系的倒蒋活动趁机加剧起来。蒋介石虽然仍处于独裁的地位, 但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各方面的严厉指责和挑战。代表桂系利益的李宗仁、白崇禧企图利用蒋介石的困境逼蒋下台, 取而代之。1948年底, 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突然致电蒋介石, 要求停战言和, 同时公开表示, 非蒋下野不能谈和。他还在暗中组织以桂系为核心的所谓“五省联盟”, 力争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逼蒋下台。李宗仁也随即提出蒋介石下野, 国民党与中共停战和谈等五项主张。与此同时, 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也致电蒋介石, 倡议与中共和谈, 要求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及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参议会长也发表了有类似内容的通电。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 蒋介石在1949年1月1日, 不得不发表了一个“求和”文告, 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之后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一上台, 就开始了“和平”攻势, 作出种种“和平”的姿态。他发表宣言说:“中共所提八项条件, 政府愿即开始商谈。”1949年的北平谈判由此展开。

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的下野, 李宗仁的上台, 是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的一个主和派。用和平的方式达到革命的胜利, 可以使国家少受损失, 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敌我双方的伤亡和人民群众的损失都很大。如果能通过谈判解决革命问题, 当然更好。因此, 中国共产党不拒绝同国民党进行和谈。1949年3月26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 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仕钊、李蒸、刘裴进行会谈。谈判条件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这八项条件是:“ (一) 惩办战争罪犯; (二) 废除伪宪法; (三) 废除伪法统; (四) 依据民主法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 没收官僚资本; (六) 改革土地制度; (七) 废除卖国条约; (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 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 只要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建立的和平, 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经过国共双方代表多次协商, 最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 但南京国民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至此, 北平和谈宣告完全破裂。1949年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强渡长江天堑。国民党军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被彻底摧毁。23日,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平谈判前后, 中国国内的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46年6月, 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同时, 对国民党内部爱国民主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党派进行迫害和镇压, 先后制造了“较场口血案”、“西安惨案”、“下关惨案”等, 杀害了李公仆、闻一多、杨杏佛、杜斌丞等人, 逼走了冯玉祥、李济深等;约有3万民主人士被列入黑名单之中。国民党政府这一系列残暴罪行, 充分暴露了它的法西斯独裁反动的本质, 教育了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于是他们积极联合起来, 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11月, 民盟、民促、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等民主势力代表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 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 。民革的成立, 实现了国民党内部爱国民主分子及地方民主力量大联合, 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与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彻底决裂。1948年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革、民联、民促及各民主派纷纷响应。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国共谈判, 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次和谈都是由国民党方面先提出的, 都是国民党的假和平, 真内战的反动革命两面策略;在这两次谈判中,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革命的两手, 既表达了和平的诚意, 又打垮国民党的军事力量, 谈判的方案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的, 但和谈的结果都被国民党所破坏。

两次国共谈判, 使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重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抗战胜利后, 中国面临两种命运, 两个前途的大决战。而民主党派的一些人看不清形势, 认为抗战胜利了, 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社会变革, 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 又进行了一番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愿望的新尝试。但是, 国民党政府既不给人民以自由, 也不给民主党派以任何的资产阶级民主, 而且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和分化。民主党派终于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认清了形势, 看准了道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民主党派看到了中国希望所在,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团结于中国共产党周围。事实证明, 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大决战之间, 不允许有第三条道路存在, 这再次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 经过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案才能把中国从苦难中解放出来, 并导向光明的未来。

在中国现代史上, 国共两党为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解放中华民族, 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曾进行过两次成功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 消灭了腐败的北洋军阀, 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国共两党都得到了发展。第二次合作的结果, 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相反, 第一次国共分裂的结果, 是十年内战, 日寇入侵, 民族危机加深。第二次分裂的结果, 是三年内战, 人民饱受苦难。国民党则被人民所唾弃, 偏隅于台湾。[8]事实证明, 必须坚持国共两党精诚团结, 才能推动革命和两党自身的发展, 才能振兴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张德明.太平洋外交与中国的统一[J].世界历史, 1990, (8)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彦奇, 张同新.中国国民党史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5]陈廷湘.中国现代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下卷)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7]薛庆超.论一九四九年四月的国共论判[J].河南大学学报, 1986, (10) .

医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回顾 篇2

——**医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回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经受第一次阵痛的时候。在经历了1989年“六·四”**给国人带来的思想冲击后,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对改革开放十余年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逐步提出了新的创新的改革发展理念。随着这些创新的发展理念逐

步应用于实践,一些地方医院和企业开始大踏步地发展,随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为部队医院,***医院党委一班人也在发展的道路上苦苦求索。1990年12月,医院院长***到任,新的党委班子随即成立。站在新落成的12层住院大楼前,面对着医疗人才极度缺乏、医疗设备十分落后的现状,医院党委感到发展之路举步维艰。由于编制体制的限制,医院的发展步伐不可能如地方医院一样迈得那么大。应该说,“怎样探索出部队医院的发展之路,为以后的发展积蓄力量”是那时的医院党委思考最多的问题。在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部队医院的发展肯定面临着一个曲折与漫长的过程。

在领导“医院建设要抓思想建设,抓技术发展,院要有重点,科要有特色,人要有专长”“医院建设要注意吸收和培养人才”的批示下,医院确立了“科技兴院、质量建院”的建设思路,从改革制度、完善设施、引进人才三方面入手,迈开了改革发展的第一步。

首先,医院开始改革医院现有的制度。改革就是要使医院充满活力,这是医院党委对改革涵义的理解。在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端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年沿袭下来的大锅饭,把平均分配改为以质定奖、以量定奖的奖罚分配制度后,医院逐步形成了“人人争先、科科创优”的良好氛围。医院党委一班人扭住“改革、进取、团结、奉献”这个八个字不放松,在医护人员中提倡“爱本职、爱医院、爱病人”和“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精神,要求医护人员把学雷锋与学习白求恩活动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去,并定期组织医院医生上街头进行义诊咨询便民活动,提高了医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扩大了医院在社会上的影响。

其次,医院多方筹措资金,购进医疗设备。1991年,医院门诊大楼落成,原有旧房全部拆除,门诊所有科室同时搬入门诊大楼。1994年,引进岛津1000毫安x线遥控透视摄影系统,1996年新购置了美国ge公司产mx640全身ct扫描机;1994年6月,人工肾机启用,icu病房建立……到1996年医院医疗设备总值从1990年的10余万元攀升到了一千多万元。1999年1月,医院又投资51万元购进血液净化仪及水处理设备,成立血液净化中心。门诊大楼的落成和随后几年内各种设备的引进,进一步提高了医院的硬件建设水平,为医院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医院在人才建设上下功夫。九十年代中期,医院通过引进人才、院内培训、选送进修等多种形式,不断完善医院医疗人才结构。先后招入地方医疗专业大学本科生30余名,选送进修人员150余人次,院内培训也逐步形成了一项制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医院在人才建设上下的功夫,从医院取得的各种科研奖项上就可以看出端倪,1991年到1999年间,医院共取得国家专利5项,1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通过近10年的努力,医院逐步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合理的医疗队伍,当初招入和选送进修的人才,现如今都已成为医院医疗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1995年年初,医院党委认识到,医院只有达到“三级乙等”医院水平才具备与地方大医院竞争的实力,才能保证生存求得发展。为完成医院达标上“三乙”的整体目标,医院组织机关三处部分同志组成“医院分级管理小组”,明确任务,拟定工作计划,为创“三级乙等”医院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大量的工作。为使全体医护人员在此方面形成共识,院长、政委多次在不同场合向全体人员做动员。院长***的《医院三级管理》专题讲座,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将“三级乙等医院评审标准”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医院的医德医风、医疗管理、医疗技术水平才有可能大幅提高,医院才能上档次,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同时,医院党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视医院大部分科室当时还处在“二乙”水平的现状,从而增强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忧患意识,激励了全院人员“争先创优达三乙”的决心和勇气。通过一年多的多方努力和精心准备,医院于1996年10月通过了**卫生部医院分级管理评审组的评审,正式批准成为三级乙等医院。创“三乙”的成功,是医院发展历史上的一件承前启后的大事,它标志着医院迈开了进入大型综合性医院行列的第一步。

在进行院内建设的同时,医院还大力加强院外协作,并开始尝试性的引进新技术,走合作发展的道路。1992年9月,医院引进脊柱外科手术技术,与**医院骨科联合成立了骨创伤外科,这是医院历史上的第一个院内外合作科室。同年10月,医院又与***合作在院内成立“近视眼矫正中心(中*合作)”。1995年1月,在中*医院友好专家的协助下,医院为两例高危患者进行肾移植手术。1998年12月,医院引进美国ok治疗近视眼新技术正式挂牌开诊。同时,医院加强了与**地区大医院的合作,加强了与驻地友邻单位的协作,提高了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和在**地区的知名度。1994年5月,医院被批准成为**市法医协

作医院。1997年,医院与**高速公路管理局联合成立了高速公路急救中心,这是在全省乃至全国高速应急系统中第一次加入医疗队伍,医院也以优于地方医院的处突和应急医疗保障能力受到了高速公路管理局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展示了部队医院的良好形象。九十年代的十年中,医院在对外协作办医疗上虽然迈得步子不够大,也经受了一些小的挫折,但却为医院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在对外医疗上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篇3

2.爆米花:一个老爷爷扛着一口黑不溜秋的铁葫芦一样东西,走街串巷,将米变成白白的爆米花,是那时最受欢迎的魔术师!

3.搅糖稀:两根冰棒棍,加一团半透明的糖稀,1毛钱一团。搅一搅,拉一拉,又好吃好玩。只是现在看来不太卫生。

4.棉花糖:最不可思议的小吃!5分钱一团。一勺勺的糖放进去,一团团棉花出来。棉花能吃,还是甜的!天哪,这可是我少年时代最渴望得到的一种东西。

5.果丹皮:很多人都是吃它长大的,非常成功的一种山楂制品,能让20年后的人们念念不忘。1毛钱一根。

6.酸梅粉:不用我说了吧,地球人都知道!

7.冰棍:名副其实的“冰”棍,除了冰就是棍子!5分钱一根。以致于将后来的5毛一根的“娃娃头”惊为天人。

8.“老鼠屎”:这个嘛,跟上面的正好相反,貌似而神非,一粒一粒黑褐色,像极小号的感冒胶囊,每粒两三毫米左右。味道嘛,好像酸酸甜甜的。

9.泡泡糖:方方的一条,用红一半白一半的纸包着,包装纸上有一个小姑娘吹泡泡。在口香糖出世以前,我们用的都是它!

10.无花果:一个小小的白色袋子,上边印着“无花果”三个字,里面装的就是那酸酸的甜甜的干干的无花果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困惑无花果到底什么样子,这细细的干干的丝,一点也不像花,更不像果啦,可为什么叫无花果呢?

小飞猪回复

好像还有别的啊,比如五毛钱的咪咪条、卜卜星,还有棒棒糖!

小时候对卜卜星有点痴迷!

水泡回复

以前买一支4角钱的棒棒糖都斗争了半个月。还有蜜糖精,5分一包,我还要收集它的小勺子,现在的孩子哪知道这些啊。

西西莉 回复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有种巧克力豆,硬纸上是黑猫警长图案的,呵呵,有那个在一块板上用糖浇制出各种图案的糖,那个图案是自己转转盘转出来的……咔咔,都是甜食,难怪我那么肥。

月满西楼回复

哈哈~~~~很怀念啊~~~

记得小学的时候去卖“唐僧肉”,结果小店老板扔出一包小梅干说:“唐僧肉没了,吃展昭肉吧。”~~~~~~~~~~

冉云回复

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的思考 篇4

一、院系调整的背景

(一) 政治背景。

美国的社会学家扎米亚斯曾说:“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1]P159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教育的性质随之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要搞好新中国教育, 就必须彻底否认旧教育的性质与基本精神,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内容与方法, 按照社会主义教育理念重塑中国。

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 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 当时, 只有苏联可以借鉴。因此, 中央提出学习苏联, 在全国学习苏联的潮流中, 高等教育界也提出“以俄为师”。

(二) 教育背景。

1.高等学校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全国207所高等学校中, 华东地区就有高等学校85所, 占总数的37.4%, 上海就有43所, 几乎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1/5, 而在偏僻的边远省份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很少, 1946时新疆只有1所仅100人的新疆学员和8所中学, 宁夏只有5所中学, 青海有4所中学, 西藏连一所中小学都没有。

2.学校发展规模的不平衡。在全国207所高等学校中, 学生规模在300人以下有87所, 300到500人有30所。至于独立学院与专科学院就更为简陋, 有的学校只有五六十人。

3.专业结构不合理。旧式的高等教育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培养人才的, 文科生的比重占在校生总数的33.1%。

(三) 经济背景。

中国百废待兴, 经济建设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 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很难培养出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一方面, 我国高等院校的工程技术学院和系科发展不足, 与工业建设的需要相距甚远。另一方面, 工程教育在系科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 不能适应前苏联援建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院校其他系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2]。因此必须对高等教育的院系进行调整。

(四) 文化背景。

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认为建国初的中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导致院系调整的动因。大学中, 自主和学术自由的西方传统价值、中国固有的知识分子的权威传统和官僚权势对知识和学术的垄断及书院和其他非官方机构相关联的自主和知识分子的自由同时并存[3]。这些价值倾向性的文化冲突终于导致了以统一管理、高度集权、服务政治和经济为目的的院系调整。

尽管院系调整, 在高等教育的知识分类和地区分布的重新设计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但是这种宏观规划的理性主义之梦带着一种异常的彻底性的调整却进展不顺利, 在政治和文化两条战线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抵抗。因为文化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 不可能因为一种模式的采用, 文化的冲突也就随之消除, 只是暂时处于潜伏劣势, 一旦在文化的消长中得势, 另外一种与之相应的模式就会张扬起来。“文革”中非正规高等教育的复兴就是民粹主义文化复苏的结果。

二、院系调整的具体过程

建国初期如何对高等学校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是教育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从1952年起以苏联教育为样板, 以培养“专才”思想为指导, 对全国高等学校分批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建国初期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主要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

(一) 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创办。

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第一阶段, 主要以苏联大学教育模式为蓝本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从而为全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起点。1949年中国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1949年中央中共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 讨论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师资的问题。1950年10月3日,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

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使命是开创一种全新的、在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培养社会科学人才的高等学校模式。中国人民大学主要培养马列主义理论、经济管理和文史政法等方面的人才。所设置的系科专业, 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迫切需要的。1954年高等教育部专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经验将被推广到全国各个高等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创办于1920年, 当时叫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 用俄语授课。1922年改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 由中国政府和苏俄中东铁路局共管, 1935年3月被日本侵占, 改为日语授课, 1936年1月改名为哈尔滨高等工业大学, 1938年1月改为哈尔滨工业大学, 1945年前苏联政府接办哈尔滨工业大学。1951年4月29日, 哈尔滨工业大学由苏方移交给中国。1952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按照苏联中等技术学校特别班开设了专修科。为了进一步向前苏联学习, 哈尔滨工业大学还选派一些教师去前苏联学校或科研机关进修深造。

作为我国最早确定的全国重点院校之一, 它是全国高等理工科学习苏联经验的一个新典型。

(二) 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建国初期, 全国院系调整工作室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的。在建立以苏联高等院校为榜样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模式的同时, 有关部门就开始着手制定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

由于华东地区的高等院校数、大学生数、大学教师数均占全国1/3, 不仅数量多, 种类全, 还有不少名牌私立大学, 所以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是从该地区开始的。1952年初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指导下, 成立了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 形成了“大区—省—市—院校—系”的四级垂直院系调整组织机制, 并制定了有关人员、校舍、图书、设备等一系列调整规则, 进行了该地区的院系调整。

(三) 全国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调整。

1952—1953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结束后, 我国政府开始计划向苏联20世纪30年代高校大搬迁那样, 解决高等学校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合理现象, 以达到学校与工业基地相配套的目的。当时全国的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 尤其是沿海地区。为了逐步改变这种情况, 高教部制订了1955至1957年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这次调整力图改变我国高校过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 具体设想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院校的同类专业迁到内地建新校或加强原有的学校, 并将一部分学校全部或部分迁到内地。

经过这次调整, 在全国229所高校中, 上海从1949年的43所减少到19所, 西安从3所增加到13所, 新疆从1所增加到5所[1]P178。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 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院校调整的特点

我国50年代院系调整的规模空前, 在调整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 由政府政策主导, 自上而下改革。

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主要是在政府的周密计划下, 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实施, 由国家统一规划, 各地各校闻风而动, 鉴于旧有高等教育体系的混乱状况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急切需要, 首先由中央和各大行政区教育主管部门提出院系调整的要求和任务, 再先后以华北、东北、华东及中南等各大行政区为重点制订实施方案, 最后以行政手段落实到各个有关院校和系科, 甚至落实到具体的人员实施上, 层层下达, 限时限地地予以完成。在院系调整中, 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经新中国成立前40%的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或并入公立学校, 由国家统一领导。以华东地区的院系调整为例, 在华东地区院系调整的实施过程中, 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在调整过程中的主导作用。1951年, 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 为院系调整的计划阶段, 在这一阶段协商解决了各大学的调整方案, 并进行了校舍调整及新建校舍的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在调查了上海几所学校的实际情况后, 制订了校舍调配与新建计划。1952年, 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 确定了华东地区院系调整的最终方案与相关政策, 之后各省、市、院系调查委员会相继成立[4]。

(二) 借鉴苏联的教育经验。

五十年代进行院系调整时, 可以说我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办高等教育, 当时只有一个现成的苏联模式可以学习, 因此, 这次院系调整明显地表现出苏联模式, 首先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 其次在调整过程中, 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2年上半年, 这个阶段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是恢复学校秩序, 接受教会学校, 改造私立大学, 因此, 这一时期向苏联的学习仅限于少数学校, 且带有试点的性质。第二阶段始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阶段, 这一阶段学习苏联带有全面性的特点, 按照苏联的大学体制进行了院系调整, 并在教学制度方面也全面按照苏联经验进行改革。

(三) 循序渐进, 稳步前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 是分阶段稳步前进的。

1.1949年底至1951年11月的小范围调整。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个别高等校进行局部调整, 重点在于稳妥接管旧文化教育事, 保持现状, 使之正常顺利地工作运转。1950年6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奏响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的序曲。

2.1951年11月至1952年7月的全国专门院调整。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 制订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三为重点对专门院校进行调整。1952年7月召开了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 拟定了农林院校调整方案和专业设置草案, 全国农林院校调整逐步展开了。

3.1952年7月至1953年2月的全国院系大调整。1952年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 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总方针, 以华北、华东两区为重点, 全国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953年10月11日, 政务院颁布该年高校院系调整计划, 全国院系调整继续进行。以中南区为重点, 华东、东北、华北三地区主要进行专业调整, 西南、西北进行局部的院系和专业调整。1953年底, 除农林、医药系科专业设置尚需继续调整外, 建国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基本结束。

4.1955年初至1957年也制订过“调整计划”, 充实和发展了院系调整时相对忽略的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 包括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部分迁往西安等。

(四) 综合院校减少, 单科院校增加, 尤其是工科院校。

学习苏联模式, 减少综合大学, 增加单科的专门学院, 高效率地培养专业人才。在数量上, 1949年综合大学共有49所, 1953年只有14所减少了约2/3, 而且是只有文理科的综合大学, 而工业院校增加了35.7%, 农业院校增加了61.1%, 医药院校增加了31.8%, 尤其是师范院校增加了175%[5]P7。

四、院系调整的评价

(一) 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

1.院系调整缓解了高等学校地理分布不合理的状态。经过院系调整, 改变了我国过去学校分布不合理的状态, 加强了内地的教育发展, 有力地支援了西部的经济建设。1955年至1957年, 由江苏、浙江、上海、天津、广东等地的一些高校调出有关专业前往内地, 在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兴办了测绘、石油、建筑、交通、电讯、化工、动力等工业学院和专业, 为西部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2.合理地配置和充分利用了师资、设备、校舍等教育资源, 扩大了高校规模, 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 满足了经济建设对大量人才的需求。经过调整, 尽管全国高校从1949年的205所减至1953年的18l所, 但在校生人数却由116504人增至212181人, 增加了82.1%。每校平均人数由568人增加到1172人, 扩大了106%, 其中两千人以上的高校34所, 占总数的28.6%。考虑到1990年我国高校平均规模为1800人, 应当说当时调整后的高校规模已相当可观。招生规模也相应地扩大, 1949年至1953年全国招生人数由30573人迅速扩大到81544人, 其中工科招生人数由10820增加到34165人, 师范类招生量由3442人发展到20243。

3.明确划分了综合类、专门院校和专科学校三种高校类别, 并明确规定了各类高校的任务、分工和发展方向, 设置了培养目标明确的齐全的专业。至1953年初, 全国高校共设置专业215种, 其中工科类107种, 理科类16种, 文科类19种, 农林类21种, 医科类4种, 师范类21种, 财经类13种, 政法类2种, 体育类1种, 艺术类11种。专来结构有了很大改变, 国家迫切需要的系科或专业得到加强。理科学生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增加到1957年的37%, 师范学生由3%增加到26%[5]P8。结束了旧中国高等教育不能完全培养学科品种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历史, 满足了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中各部门、各行业特别是重工业对人才的需求, 从而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

(二) 院系调整的消极作用。

1.管理过于集中, 专业设置过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中国半个世纪才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 采取中央“集中”管制的办法, 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受到上面教育机构的直接管理。

到1955年,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共确定了249种不同的专业。过度的专业细化导致专业之间彼此孤立, 无法沟通, 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过于狭窄, 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2.大学精神的丧失。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不再提及, 调整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如何才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 那些经过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已拥有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工程科学、教育学、农学和医学的综合性大学被纷纷拆除, 许多大学失去了由历史积淀而来的体现于课程设置中的精神气质。在统一管理的大学体制下, 大学里进行研究工作很难得到支持, 大学通常只是用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传授早已有定论的知识。当然这是生活在西方大学传统中的学者对中国大学的评价, 由于文化差异的制约, 其中不免有偏颇之处。

3.否认了旧教育中的合理成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在改革旧教育的同时, 没有充分注意保留其合理、可用的部分, 出现了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比如私立大学的存在, 体现了办学主题的多元化, 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然而在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 将私立大学全部并入公办学校或改为公办。

4.对文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文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是社会发达程度和社会文化水准在教育上的表征之一;对教育自身来讲, 它是教育均衡、协调、完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日本、东欧国家文科生一般占在校生的50%以上。相比之下, 我国高校文科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不仅与世界发达世界比,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也是最低的。据统计, 全世界千万人口以上的50个国家的高等学校中, 文科占在校生比例大于50%的有13个国家;在40%~50%的13个国家;介于30%~40%的13个国家;介于20%~30%的6个国家;介于18%~20%的有4个国家。1980年我国的比例比上述最低的国家还要低10%[5]P9。

在院系调整过程中, 许多人文学科和课程如政治学、社会学、西方哲学等由于其“资产阶级的性质”而被停止或取消。在一些理工农医院校中, 除了各个专业开设了政治理论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人文科学课程。这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大学教育的文化基础, 导致我国大学毕业生缺乏对国内外文化的了解和基本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情操。

总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对它进行研究, 有利于我们在今后的教育改革中处理好各种关系, 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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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巫春华.略论我国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国高教研究, 2001 (4) :81.

[3]董美英, 董龙详.对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的异域审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8, VOL10 (8) :88.

[4]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99.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篇5

2048×1024的各种图形显示设备40多种,以及数字仪和鼠标器30多种,绘图仪和打印机数十种,这就为AutoCAD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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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建筑工程、装饰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水电工程、土木施工等等。工业制图:精密零件、模具、设备等。服装加工:服装制版。电子工业:印刷电路板设计。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装饰装潢、城市规划、园林设计、电子电路、机械设计、服装鞋帽、航空航天、轻工化工等诸多领域。分类,在不同的行业中。Autodesk开发了行业专用的版本和插件,在机械设计与制造行业中发行了AutoCAD Mechanical版本。在电子电路设计行业中发行了AutoCAD Electrical 版本。在勘测、土方工程与道路设计发行了 Autodesk Civil 3D版本。而学校里教学、培训中所用的一般都是AutoCAD Simplified 版本。一般没有特殊要求的服装、机械、电子、建筑行业的公司都是用的AutoCAD Simplified 版本。所以AutoCAD Simplified基本上算是通用版本。CAD(Computer Aided Drafting)诞生于60年代,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提出了交互式图形学的研究计划,由于当时硬件设施的昂贵,只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波音航空公司使用自行开发的交互式绘图系统。70年代,小型计算机费用下降,美国工业界才开始广泛使用交互式绘图系统。80年代,由于PC机的应用,CAD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CAD系统开发的公司。当时

VersaCAD是专业的CAD制作公司,所开发的CAD软件功能强大,但由于其价格昂贵,故不能普遍应用。而当时的Autodesk公司是一个仅有员工数人的小公司,其开发的CAD系统虽然功能有限,但因其可免费拷贝,故在社会得以广泛应用。同时,由于该系统的开放性。因此,该CAD软件升级迅速。

AutoCAD的发展

1.AutoCADV(ersion)1.0:1982.11正式出版,容量为一张360Kb的软盘,无菜单,命令需要背,其执行方式类似DOS命令。2.AutoCAD V1.2:1983.4出版,具备尺寸标注功能。3.AutoCADV1.3:1983.8,具备文字对齐及颜色定义功能,图形输出功能。4.AutoCADV1.4:1983.10,图形编辑功能加强。5.AutoCADV2.0:1984.10,图形绘制及编辑功能增加,如:MSLIDE VSLIDE DXFIN DXFOUT VIEW SCRIPT等等.至此,在美国许多工厂和学校都有AutoCAD拷贝。

6.AutoCADV2.17-V2.18:1985年出版,出现了Screen Menu,命令不需要背,Autolisp初具雏形,二张360K软盘。7.AutoCADV2.5:1986.7, Autolisp有了系统化语法,使用者可改进和推广,出现了第三开发商的新兴行业,五张360K软盘。8.AutoCADV2.6:1986.11,新增3D功能, AutoCAD已成为美国高校的inquired course。9.AutoCADR2.0:1984.11,尽管功能有所增强,但仅仅是一个用于二维绘图的软件。10.AutoCADR3..0:1987.6,增加了三维绘图功能,并第一次增加了Auto Lisp汇编语言,提供了二次开发平台,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二次开发,扩充CAD的功能。11.AutoCADR(Release)9.0:1988.2,出现了状态行 下拉式菜单.至此, AutoCAD开始在国外加密销售。12.AutoCADR10.0:1988.10,进一步完善R9.0, Autodesk公司已成为千人企业。

13.AutoCADR11.0:1990.8,增加了AME(Advanced Modeling Extension),但与AutoCAD分开销售。14.AutoCADR12.0:1992.8,采用DOS与WINDOWS两种操作环境,出现了工具条。15.AutoCADR13.0:1994.11, AME纳入AutoCAD之中。16.AutoCADR14.0:1997.4,适应Pentium机型及

Windows95/NT操作环境,实现与Internet网络连接,操作更方便,运行更快捷,无所不到的工具条,实现中文操作。16.AutoCAD2000(AutoCADR15.0):1999,提供了更开放的二次开发环境,出现了Vlisp独立编程环境.同时,3D绘图及编辑更方便。17.AutoCAD2005:2005.1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创建和管理包含在最终文档当中的项目信息。其2005操作界面优势在于-显著地节省时间、得到更为协调一致的文档并降低了风险。18.AUTOCAD2006:2006.3.19,推出最新功能:创建图形;动态图块的操作;选择多种图形的可见性;使用多个不同的插入点;贴齐到图中的图形;编辑图块几何图形;数据输入和对象选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篇6

关键词:迪斯尼;动画电影;角色表演

如今,迪斯尼动画电影已不止是美国商业动画的代表,更成为了动画界的一个概念标签。众所周知,迪斯尼的动画影片造就了许多经典的动画角色,同时这些角色的表演也可谓典范,尤数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的动画电影中呈现的角色表演最为经典,如《小美人鱼》(1989)中的小美人鱼与寄居蟹管家,《阿拉丁》(1992)中的神灯阿拉丁与飞毯,《狮子王》(1994)中的刀疤和丁满鹏鹏,《花木兰》(1998)中的木兰与龙,《泰山》(1999)中的泰山和猩猩等。这些极具戏剧性的角色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能将影片所要表达的情感真实地传达给观众,还能够让观众领略到动画艺术中运动的魅力。

此段时期的故事内容主要根据经典童话故事和古老传说改编而成,片中的角色造型也呈现出更加符号化、概念化的趋势,突破了之前力求写实的传统造型,比例越来越夸张,轮廓线条逐渐从柔软的曲线向有硬度、有角度的曲线过度,线条更流畅、更富有张力,更适合于做夸张的角色表演。角色表演的风格也突破了以往穿插传统戏剧中单人吟唱的表演方式,转为融合美国百老汇的集体歌舞的表演方式,角色表演更自由奔放。通俗易懂、娱乐性强。夸张、幽默、风趣、自然、轻松、活泼的表演也延续了百老汇一贯的表演特点,丰富多变的舞台背景设计,配合上现代化的灯光和声响设计,使角色表演惊喜连连、变幻莫测。越来越丰富的电影语言的使用,也促进角色表演向更细腻的方向发展,给予更充分的表演发挥。

以下将以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中迪斯尼动画电影中的经典角色为研究对象,剖析其角色的表演手法和表演风格,探究塑造角色的成功之道。

一、人类表演和动物表演的完美结合

此时代的迪斯尼动画电影中,动物与人类几乎达到了完全融合的境界,动物角色既完美地体现了动物的本性,又完全拥有了人类特有的动作行为,人类与动物行为的融合产生了更生动有趣、更具观赏性的角色表演。以《小美人鱼》中音乐家塞巴斯乡的表演为例,身为一只寄居蟹,它有着寄居蟹的动物本性——遇到危险的时候将身体缩回壳内,但是钳子和腿却留在外面。他还是音乐家,其钳子就像人类的上肢一樣,可以夹起指挥棒,指挥海洋生物乐队进行演奏,也可以用来划水前进,还能用它们做出肢体表演以帮助语言表达。

二、虚构角色的表演

在此时期,迪斯尼尝试创作出了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角色,比如小美人鱼和灯神,让角色表演突破了以往的限制,进入到一个更高更灵活的角色表演新领域。如小美人鱼将人和鱼类造型结合在一起,上半身是人类,而肚脐以下的双腿合为鱼身,膝关节踝关节淡化,双脚被鱼的尾鳍替代,在做前进运动时,双臂自然垂放在身体两边,完全靠鱼尾以鱼的方式游动,尔后,她又模仿人类女性“走路”的模样,在水中直立,单手叉腰,胯部夸张的左右摇摆,尾鳍随着胯部的扭动左右柔和地摇曳着,尾鳍流线型的表演让少女的柔美与活泼更有独特的韵味。再比如章鱼女巫乌苏拉,其上半身是一个肥胖丑陋的老女人,下半身是一只巨大的黑色章鱼,相比起美人鱼的一条“腿”,乌苏拉有八条“腿”——八只触手,用它们可以做更多更有趣的动作表演,如用触手跳舞、拥触手抓握东西、拥触手走路等,完美地体现了章鱼诡异、迅猛与平缓相结合的运动方式。

三、百老汇式的歌舞表演

歌曲和舞蹈一直都是迪斯尼动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给予角色以更丰富的表现方法和表演形式。80年代之前的迪斯尼动画中经常穿插着以单人吟唱为主,悠缓的手势或舞蹈为辅的戏剧式表演。而80年代后的迪斯尼动画打破了这种戏剧式表演的传统,大胆借用了美国百老汇式的舞台剧表演方式,以气氛强烈的音乐为基础,由多个角色相互配合吟唱歌词,再加上张扬的肢体表演,来演绎重要的故事情节。百老汇式的歌舞表演经常出现在角色需要对某种现象或事件做出解释,以及发出感慨的时候,这样避免了长篇大论的枯燥对白,这种方法既有效地表达了角色的思想意图,同时也给角色更多表现自我特色的机会,并且准确地竖立起了感情基调,自然而然地调动了观众的情绪。《小美人鱼》中女巫乌苏拉演唱《可悲的灵魂》的片段,以深沉、黑暗的咏唱为基调,节奏缓慢却很有力度,加上乌苏拉与歌词和音乐节奏契合得天衣无缝的章鱼式的肢体表演的配合,将整个歌舞片段的黑暗诡异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四、 特写镜头语言中的角色表演

此段时期后的迪斯尼动画引入了更丰富的电影镜头语言,突破了以前最多只对角色使用到上半身近景镜头的传统,开始使用角色面部进行特写甚至大特写的镜头。面部的特写镜头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角色的表情,角色在特写镜头中可以做更微妙更细腻的五官表演,来表达更复杂的心理变化。而面部的大特写镜头主要是针对眼睛和嘴巴表演的展示,起到主观强调的作用,也增强了气氛。比如《小美人鱼》中女巫的嘴部大特写,她向艾丽儿提出用声音来交换腿,动画师将其夸张的嘴型动作和台词“你的声音”完全地契合,起到重重地强调台词的效果,加强观众对听觉以及视觉的双重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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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篇7

1991年,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 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同时暴跌, 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和经济的低迷使日本一些涉足房地产很深的大企业纷纷倒闭。众多房地产商和建筑公司在房地产领域投资的彻底失败, 使为其贷款以及提供担保的金融机构, 不良债权激增, 抗风险能力随之下降。融资链条的断裂, 导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 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 其他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更是接连不断, 日本金融体系发生剧烈动荡, 引发一场金融危机。随着日本大型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一度降至8%左右 (勉强够上国际清算银行规定的下限) 国际著名的企业信用评级机构不断降低日本的金融机构信用等级, 导致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筹资难度加大, 成本提高, 对部分地区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 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而倒闭。

九十年代, 被称作是日本“失去了的10年”。从1991年到2002年, 平均年GDP增长率在百分之一左右, 1991年四月持续了53个月的“平成景气”结束, 此时日本国纯资产占世界第一。但至1992年8月平均股价为14, 309日元, 比最高时下跌63%。至1996年5月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公有债务余额与GDP相比, 在发达国家中最高, 1998年7月参议院选举, 自民党惨败。8月12日, 1美元折合147.64日元, 10月5日平均股价12年来第一次跌破13, 000日元。从此国内消费长期不振, 投资需求减少, 通货紧缩日益严重, 综合竞争力日益下降, 出口形势日益严峻, 直至2002年日本经济才开始逐渐摆脱持续衰退趋势。

“失去了的10年”首先受日本基本国情不断变化的巨大影响。日本九十年代以来, 经济逐渐成熟化, 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结束, 以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提供为基础的低工资时代结束;与欧美各国技术差距基本消失, 化学工业、制造业技术早在80年代初就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 富国病 (心脏病、肥胖症等) 迅速蔓延, 年轻人中追求享乐的趋势不断抬头;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等等, 都对日本的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其次, 与战后日本经济制度的逐渐僵化有关。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终生雇佣制, 年功序列制以及企业内工会 (2) 所谓“三大神器”的管理制度, 没有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价格受制度性和非竞争性因素的巨大影响, 劳动条件不对外公开, 加之日本稻米市场不对外国开放,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非常强大, 不完全竞争性和政府主导下的混合经济体制特征明显, 这种经济制度与“生产优先主义”相结合, 曾为日本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造成国力增强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滞后之间的矛盾突出。企业间相互持股, 使系列企业建立起紧密联系, 虽降低了交易成本, 但扭曲了产品市场, 扼杀了优胜劣汰。由于银行不仅是企业的大股东, 而且保持着长期的交易关系, 使企业回避了资本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 但同时也保护了企业低下的生产效率。终生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以及企业工会, 使管理者产生官僚化, 企业家精神下降。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 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日本市场经济制度逐渐不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第三, 日本经济转型不够及时, 政府经济政策接连失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日本“外向性”国际化提出严重挑战, 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加速, 造成了传统产业的空洞化和日元不断升值的压力, 经济转型的要求随之空前增加, 但日本经济政策由于长期处于生产第一主义状态, 缺乏自主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及投入, 所以后劲不足, 当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时, 就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难以起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90年代初美国经济已转向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经济, 而日本却没有这个能力。过剩资本找不到获得稳定利润的手段时, 只能投向投机领域。国家的产业结构已不适应当时的经济状况变化的需要。1990年的金融改革政策导致泡沫经济破灭;1997年的紧缩经济政策, 甚至使1997年2月出现了-11.2%的负增长;日本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远远大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投资损失大, 效率不高, 排挤民间资本, 投资方向调整慢等缺点显得极为突出, 政府经济政策长期失误。

第四, 政府管制型金融体制不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它一方面抑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不利于企业直接融资, 导致资金价格的失真, 以及对信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严格执行金融分业管制, 限制资本跨国流动等保护政策, 资金的利用效率非常低下。资本的使用往往出于政治考虑, 经济部门存在效率低下的面向国内消费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政府部门中, 有代表这些中小企业利益的国会议员, 银行贷款不断向这些企业倾斜, 形成反对日本经济改革的强大既得利益集团, 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企业、银行的关系, 降低了政策透明度。金融监督和金融机构间存在复杂的人事关系, 使金融风险不能有效监控, 金融机构无法按市场规则、价格机制制定有效措施, 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另外, 货币政策疲劳随经济衰退时间的延长而更为明显, 1995年9月到1999年3月, 日本的利率从0.5%降到0.02%, 即所谓0利率, 非但没有刺激经济, 反而造成国内资本大量外逃。国债规模堪忧。2000年国债余额647万亿日元, 是当年GDP的1.3倍, 国债规模过大, 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因为赤字国债所可能引发的经济状况恶化而大为减少, 在经济衰退时期, 尤其使政府处于两难处境, 赤字过大会引发政府信用危机, 不发国债又无法启动经济。

综上所述, 日本经济衰退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既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失败, 又有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既有衰退的必然性, 也有可避免或减少受损程度的可能性。客观上讲, 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久存在。50年代—80年代末, 日本作为后发展现代化的国家, 有欧美现成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模仿, 可以通过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迅速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 国家通过特殊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 鼓励关键产业跨越式发展, 通过巨大投资的乘数效应, 使经济迅速膨胀, 节省为开发技术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 少走了不少弯路, 但这种后发效应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不复存在, 1991年日本的GDP早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 丧失了赶超的目标和动力, 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 经济的衰退或呈现放慢速度的状态是必然结果。

对于一个经济大国再现50年代—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目前, 日本经济正逐渐走出低谷, 开始较稳定的复苏阶段。日本经济以后的增长应该是追求一种平稳、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绍英:《日本崛起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6月, 261页。

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筝乐的发展 篇8

一、专业化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起, 随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都市传统音乐类型和品种作为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自身构成规律和社会发展需要激发, 专业化衍进步伐即随之加剧。”[2], 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音乐传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艺术院校的音乐系中, 民乐系和或民乐专业的设置, 中国传统音乐开始全面进入音乐、艺术院校的专业教育体系, 在将传统音乐作为相关专业学习和教学主体内容的继承和创新的传教中, 民族器乐原有的传承方式吸收、借鉴西方“学院派”教学模式, 将传统“口传心授”方式与现代理论学习和书面传授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专业化教育新体系”。[3]

政治地位的提高, 经济生活的改善, 使原先从事民间筝乐活动的艺术家们, 不再为生计而奔波, 逐渐成长为古筝教学与创作的主力军, 古筝艺术被引入高等学府。首开古筝艺术走进高等学府先河的是著名古筝教育家、理论家、演奏家、中国古筝院校事业的奠基人曹正 (1920-1998) 。作为新中国古筝的一代宗师, 他于1948年首次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古筝。1951年, 潮州筝派代表郭鹰正式参加上海乐团, 任专职独奏演员的同时, 还兼任上海音乐学院古筝教师。1953年秋, 经曹正先生举荐, 赵玉斋应聘于沈阳音乐学院, 任民乐系古筝、擂琴教员。1954年开始, 河南筝派杰出代表和奠基人曹东扶, 先后应邀到河南师范专科学校、郑州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任古筝、三弦、琵琶教师。1955年, 山东筝派代表高自成参与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筝专业教学工作, 使高先生第一次将自己的技艺传授于音乐艺术院校的学生。1956年, 浙江筝派代表人物王巽之, 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民族音乐系古筝、三弦专业教师。l959年, 客家筝派代表罗九香进入天津音乐学院执教客家古筝, 走上专业教学的道路。1960年10月, 罗九香调广州音乐专科学校 (现星海音乐学院) 任古筝专业教师。教学期间, 他们汲取西洋乐器教学中“系统性”的优点, 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古筝练习曲, 并编定了有关分级教学的教材。1961年, 浙派筝人王巽之带领他的学生孙文妍、项斯华、范上娥等, 编写出了上海音乐学院第一部古筝系列教程, 分列七个单元, 包括基础练习 (182条) , 练习乐曲 (17l首) , 乐曲 (45首) , 共276页。

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是我国传统音乐专业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 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发展的筝乐传承也已步入现代化专业教育行列。

(二) 表演艺术团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建立有专门表演传统音乐的专业化新型艺术团体。如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歌舞团民族管弦乐团, 成立于1957年的上海民族乐团, 成立于1960年的中央民族乐团等。在这些体制结构上与民间自发形成的艺人班社有很大差异的表演艺术团体中, 绝大部分演唱、演奏和编创人员都是现代新型艺术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如古筝名家王昌元是60年代从上海音乐学院古筝专业毕业, 毕业后曾先后担任上海歌剧院、上海乐团、上海舞剧团、中国艺术团、上海民族乐团的古筝独奏演员。除了大多数的新古筝人才, 这些表演艺术团体中还有少数老艺人, 如潮州筝派代表郭鹰, 他于1951年开始担任上海乐团古筝独奏演员。古筝老艺人与古筝新人才携手共同发展, 逐渐成为那一时期古筝专业水准的新象征。

(三) 音乐作品及创作方式

受“新音乐教育体系”和“新型表演艺术团体”的影响, 音乐作品的创作已从原先群体性历时积累和共同创造的方式向以音乐专业人员为创作主体的方式转变。创作风格表现为“为理想目标的全新创作和重新改编”[4], 创作方式步入现代专业音乐传作范畴。

那一时期古筝音乐有大量新作问世, 创作方式由传统筝乐中的群众流传、共同创造转变为由专业化古筝创作群体为主体的创作。那时筝乐创作群体中的多数创作者既是演奏者又是创作者, 他们都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 筝乐作品有明确的个体表现。如表现丰收好年景的筝乐新作《庆丰年》, 是1955年由受聘于沈阳音乐学院的赵玉斋老师所创作。如出现大量创新技法, 表现码头工人与台风搏斗的筝乐《战台风》, 是1965年由上海音乐学院的王昌元所创。

(四) 音乐类型构成

传统筝乐与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创新筝乐, 因为在音乐类型性质上本质的区别, 从而逐渐拉开距离,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传统筝乐与创新筝乐并列的新局面。创新筝乐继承了传统筝乐的演奏技法, 并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改进。同时, 传统筝乐在作曲技法和演奏技法上不断被注入新的元素, 从而呈现出筝乐专业化进程中的共存局面。这种共存的局面不仅体现在音乐表演的类型构成上, 还更多的体现在那一时期的筝乐作品中。一首创新筝乐的问世, 我们总能从它的字里行间嗅到传统筝乐中的味韵。

二、筝乐的交流

古筝艺术的不断发展, 离不开各流派、各民族、各地域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它们之间不断的冲突碰撞、互相吸收融合、变迁、积累, 为那一时期筝乐的发展推波助澜。

(一) 古筝艺术在国内的交流

早在先秦时期, 古筝就由东向南开始传播, 与各地的戏曲, 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和风格。传统的南北筝乐被分成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五大流派 (汉族筝派)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 五大流派古筝艺术不仅先后走进了高校, 而且还改变了“文人相轻的习惯”, 相互的进行交流和学习, 各校之间相互借调或者相互兼课, 古筝艺术交流空前繁荣。1956年9月潮州筝人苏文贤到沈阳音乐学院讲学, 把南派筝艺带到北方。那一时期, 各个流派的筝家代表不仅相继走进高等学府传授技艺, 还积极参加和举办各类与古筝有关的音乐活动, 促进交流。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 出席人数达3500人。音乐周期间, 山东筝人赵玉斋演奏了自己创作的《庆丰收》, 高自成改编的山东筝曲《高山流水》获得创作一等奖。音乐周期间, 曹正、曹东扶、罗九香、刘天一、苏文贤等各派筝家也都参加了演出。1960年中国音协邀请曹东扶、罗九香、赵玉斋、高自成等五人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古筝那个专场音乐会, 推动古筝事业在高校的发展。1959年, 曹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起草了《召开民族乐器专业 (筝、琵琶、二胡) 会议建议书》, 对于古筝的普及和推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61年8月, 在西安召开高等音乐院校古筝教材大会, 各派筝家讨论各个院校的教材, 交流教学经验, 进行学术研究。1962年赵玉斋在山东济南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专场。浙江筝派的王巽之先生善于吸收诸家的长处和优点, 使浙江筝派在那一时期得到飞速发展, 成为后起之秀。没有交流就没有促进, 没有促进就没有发展, 正是在筝家们的不断交流中, 古筝艺术的生命力得以更加强盛。

(二) 古筝艺术的对外交流

“建国前,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基本上一直是纯粹的、自发的。新中国建立后,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全而建设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开创提供新的条件。”[5]建国初期,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是“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推陈出新”。毛泽东主张中国的民族音乐应该迈出国门, 走向世界。在这期间.为了加强对友好国家的文化交流。曾先后向苏联、东欧各国、朝鲜、印度、缅甸、印尼等亚非国家和地区派出各种大型音乐表演团体、或音乐家小组进行友好访问演出。1956年春, 山东筝人赵玉斋随我国艺术团赴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周, 期间演奏了山东传统筝曲《汉宫秋月》、《高山流水》、《风翔歌》和他创作的《庆丰年》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布拉格音乐学院竖琴教授玛丽亚还将《庆丰年》移植到竖琴上, 并将这首乐曲传授给54个国家的学生。同年10月, 他又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了北欧四国, 演奏了传统和创作筝曲近20首, 芬兰总统吉科宁和夫人还特观看了他的演出并给予了热情称赞。接受了西洋音乐理论的当时的筝家们, 不仅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法作曲, 还借鉴西洋乐器的演奏技法来演奏筝乐, 部分优秀的传统曲目还被译成五线谱, 将筝乐融入国际。虽然历史上古筝曾传到高丽、日本和越南, 但是它们都融合了自己民族的特征, 演变成了高丽的伽椰琴、日本的筝 (KOTO) 和越南的十六弦琴, 音乐上各具特色, 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筝乐建国前在国外少有流传。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对外音乐交流的繁荣, 古筝艺术开始走出国门, 包含了传统与创新的中国筝乐开始汇入世界音乐文化的主流, 登上世界乐坛。

参考文献

[1][2][3][4]伍国栋.中国音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篇9

关键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革命,英国,摇滚乐

摇滚乐作为当今一种任何音乐形式都无可比拟的“另类”音乐, 对青少年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在欧美以及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引起如此强大的社会震撼力, 给整个世界的青少年都带来了一场音乐革命。不可否认的是, 摇滚乐以其特有的音乐特征和文化能量, 以激荡奔放的形象在世界流行乐坛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是革命的时代, 是历史上最为迷人的一个时代, 充斥着反战, 民权, 性解放, 女权主义, 黑人权益, 同性恋权益。在音乐领域中, 这是一个以摇滚为标志的年代, 有着吱吱作响的黑胶唱片, 听起来略显模糊的低保真单声道, 纯粹的嘶哑的嗓音……六十年代摇滚乐, 如同泛黄的老照片, 沉淀着当年的激情。这一时期也有着所有音乐人奉为上帝的甲壳虫乐队。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英美两国的年轻人, 很少不与他们的歌声发生联系。可以说他们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品味、服装发式、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 但他们的精神比四, 五十年代更简单明朗, 积极向上。

英国摇滚乐的兴起完全是受美国摇滚乐传播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 对于二战后在美国本土盛行起来的摇滚乐保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英国政府秉持着保守的姿态, 对当时美国摇滚乐的传入以及宣传进行了限制。在这一时期, 英国政府在主流思想上控制了各个知名的大广播公司。例如BBC (英国广播公司) 等。这些广播电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仍然在制作的节目中播放传统的流行音乐, 乡村布鲁斯, 爵士乐等一系列被大众认可的主流音乐节目。英国人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在这种音乐熏陶下的生活氛围。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英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军队广播电台和当地的一些小型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和宣传美国摇滚乐, 这时便出现了一批与古板政府格格不入的音乐人, 他们热爱摇滚, 用实际行动影响并且联合了整整一代人。2009年上映的电影《海盗电台》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尽管1966年是英国摇滚的鼎盛时期, 但BBC每天只播放不到45分钟的流行摇滚乐。幸运的是海盗电台把锚抛在了北海, 全天24小时播放摇滚和流行歌曲。同时, 有两千五百万, 将尽一半的不列颠人口每天收听海盗电台。每当夜晚来临, 无数年轻人就会躺到床上, 将收音机放到枕头下面, 然后打开它听那些他们从未在其他地方听过的, 充满亮短促的和弦结束整个乐章。

三、结束语

由于贝多芬身患疾病, 才使得他对人生、对社会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从而使他的音乐艺术产生深刻的艺术作用。贝多芬是第一个意识到“音乐是艺术”的作曲家, 因此无论他在作曲还是在演奏, 都把音乐看作是“神圣”的事情, 这也是他的座右铭。贝多芬将自己不幸的生活体验及年轻时所获得的音乐知识、良好音乐环境中成长的过程、各方面的修养、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启蒙运动的实践活动、疾风怒涛般的文化运动统统的结合在一起, 变成了让人们深深感动的音乐源泉。

注释:

1.罗曼·罗兰著《贝多芬传》.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6月第一版.

着奇幻色彩的音乐。他们躲避着家长的目光, 感受着心灵的自由享受。这可能是当时那一代人拥有的相同的回忆。在电影中, 那艘停泊在北海的开阔的公海海域上, 随着波涛起伏的船, 里面住着一群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有思想的DJ, 他们靠24小时不停播放的摇滚乐呼吸、生存, 同时带动了全英国的年轻人, 他们无论种族、信仰, 都热衷于海盗电台的音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人们用摇滚乐搅乱制度体系、颠覆传统, 这些被称为“海盗”的违法电台向为数众多且非常热心的听众介绍了很多像“甲壳虫”、“滚石”这种对于音乐界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乐队, 同时还有包括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 英国乐坛的常青树达丝蒂·斯普林菲尔德, 迷幻女生贾尼斯·乔普林, 和灵歌之后艾瑞莎·弗兰克林在内的非常有传奇色彩的独唱歌手。

从1964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末, 英国摇滚音乐飞速发展, 并且开始光顾摇滚故土——美国, 各路英国摇滚风席卷而来, 他们的演出在美国各大城市引起轰动。这股强烈的气势铺天盖地地涌入了美国的市场, 冲击了美国摇滚乐的舞台。在这个时期, 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乐队有“滚石”“奇想”“动物”等。当然, 影响力最大的是“甲壳虫”乐队, 一支被称为“最伟大的”乐队。英国摇滚乐队纷至沓来, 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乐迷, 他们为能够欣赏到具有新颖奇特风格的摇滚乐而激动不已, 美国的这一代年轻人被英国乐手不同凡响的表演所征服。

随着社会的发展, 英国摇滚音乐也逐渐吸收了各方面的特色, 慢慢发展成为世界摇滚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分流,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出现了britpop, 即英伦摇滚。这一类别的摇滚音乐继承了继甲壳虫乐队时代以来的吉他流行风格, 同时又吸收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的田园风格, 中速音乐, 七十年代的迷幻音乐风格, 朋克风格和新浪潮音乐, 以及另类的吉他曲风。从音乐内容上来看, britpop大多演唱相同时代英国青年们自己的生活, 音乐风格以颓废、黯淡为主, 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都依然风靡英国。我们从近年流行的英国电视剧《SKINS》 (皮囊) 就可以看出, 英伦摇滚是英国青少年发泄内心情感、抒发对学校, 社会之感慨的重要渠道。尽管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子音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并一举成为音乐界的翘楚, 但这些音乐仍保持着对英国经典摇滚音乐风格的继承, 由此可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英国摇滚音乐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并且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英国摇滚音乐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对热爱摇滚的嬉皮士们, 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人们通过摇滚乐来释放内心的激情, 通过摇滚乐来完成心中的梦想, 而摇滚音乐也一直在那个年代的意识巅峰散发着自由之光。

参考文献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篇10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油画是由传统油画进入以张晓刚为典型代表的当代油画的重要开端时期。它彻底打破了中国以往在油画中墨守成规, 是写实主义向超现实主义的重要转变, 这一转变中逐渐产生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并使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远销国外。对于许多新潮油画家来说, 当时出现的借鉴西方现代艺艺术术热热, , 不不过过是是暂暂时时性性的的手手段段与与策策略略。。他他们们在在借鉴中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超越了用西方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渡性阶段, 转而进入用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阶段。他们不仅在西方现代艺术的批判吸收、改造重建和促使其中国化上作了大量的工作, 还利用现代意识重新清理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油画传统。青年油画家是目前中国艺坛最具活力的一群, 其代表性画家有张晓刚、方力钧、刘晓东等。他们就是成长于90年代中后期, 技术扎实, 思维活跃, 注重个性风格的一群青年画家, 使中国当代油画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创造出了市场行情飚升数倍, 乃至几十倍的市场奇迹。在海外画廊及欧美资金的直接操作下, 将中国前卫风格的艺术作品推入西方艺术市场体系, 并获得了商业成功。例如, 王广义的《大批判》就利用文革报头与流行商品, 调侃地涉及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大举入侵的问题。而张晓刚的《大家庭》则用五、六十年代在国内盛行的家庭照, 巧妙地涉及了极左文化残酷抹杀大众个性的问题。勿庸置疑, 他们所表达的文化主题, 用传统油画的创作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这是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有着极其特殊的社会意义及艺术历史意义, 代表着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

一、张晓刚油画艺术特征

张晓刚是新潮美术运动以来颇具代表性的画家, 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中国艺术家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他还不停地在几种风格之间变换, 以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活跃于中国艺术界, 90年代以后,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 中国艺术家创作出的一些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烙印的艺术作品产生了, 张晓刚与其它西南艺术群体的画家以一种前卫姿态参与了当时人文主义的反思与建设运动。张晓刚吸收了中国民间画像的风格, 他以家族和旧照片为母题的《全家福》系列作品, 标志着张晓刚本人艺术成熟期的到来,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某种成熟。作品里的背景图式有家庭成员、邻居、朋友、小孩等黑白肖像群, 从审美和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张晓刚的画作, 采取调侃式的绘画语言符号来表述他对时代、社会的感观, 系列作品都冠以绘画语言符号, 即在描绘人物脸部时出现特有的红印迹, 在小孩、耳部、口袋等地方以细红线相连接。是人们的个性与众不同的流露之处, 也反映了平时埋藏在心灵最深处的异于常态的心理。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一公民, 包括家庭成员、朋友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肖像脸谱化方式呈现, 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家庭创伤, 表达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封闭和迥异于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特质。他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超现实意境在油画中表现出来的第一人。张晓刚认为有距离地去观察和体验我们所处的现实, 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沉重的历史, 深刻体验某种隐藏于事物表层之下那些被称之为隐秘的东西。他的现实与历史, 传统与现代在画面上体现的理论为诸多艺术家频频借鉴。

二、张晓刚油画艺术观念

人们谈及张晓刚油画艺术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他的大家庭系列, 评论家在提及张晓刚的作品几乎都有共识:在那些全家福中, 打动我们的除了那些历史背景之外, 正是那种被模式化的修饰感。其中包含着中国俗文化长期以来所特有的审美意识, 比如模糊性、充满诗意的中性化美感等。家庭照这一类本应属于私密性的符号, 却被意识形态化了。

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的那样, 我们的确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在这个家里,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血缘关系:亲情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在各式各样的遗传下, 集体主义的观念实际上已深化在我们的意识中, 形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情结。在这个标非化和私密性集结在一处的家里, 我们相互制约, 相互消解, 又相互依存。他直言这种暧昧的家庭关系, 成为他所想表达的一个主题, 也正是他对不同于他人的非幸福童年独特经历与寂寞艰辛的艺术路程。而他的表达同时也遭到了老一辈人们和一些美术批评家的否定, 说那不仅是对艺术的无理, 并且违背常理。笔者个人认为, 张晓刚是就当时的文化需求对某种历史的写照。他的作品是当代艺术蕴含中国情境的最佳体现。画面中设定的人物呆板、平静的表情和整个画面无笔触的平滑、冷静以及中性的灰色调构成一个整体, 使大家庭肖像系列成为一种中国式的肖像, 即由家族成为统治特色的社会, 带给中国人一种特有的沧桑感和惊觉的目光仿佛冻结了中国人特有的心路历程。对年长者来说, 这是一种回忆;对我们年轻人来说, 这里有着某种难以言传的神秘。张晓刚本人的艺术感觉一直比较倾向于某种封闭性、私密性。他的作品中还有几个关键语:老照片、大量的灰色、懵懂呆滞、对外界的陌生及恐惧, 这些特殊的符号贯穿他整个系列作品的艺术观念。

三、张晓刚油画艺术手法

张晓刚的油画在20世纪90年代以全家福系列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时代特征, 区别于其它艺术家的面貌。

这一系列作品, 以单调的色调, 矫饰的光影, 来描绘那些面目雷同神情拘谨但又摆出明显被摄姿态的人物, 他画面中的人物有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所特有的特征:全家福合照、中山装以及中国全家福的合影图式, 画面的平涂式的手法中可见中国人所熟悉的炭精画法。通过传统全家福的合影图式, 使人去联想儒家宗亲传统与文革的血缘关系。画面中常出现的毫无来由的色块与红线, 既像是老照片上的疵点, 却也无形中增添了超现实的气氛。它们无疑是对特定时代意识形态压制人的个性的批判。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所谓的个性解放的商业文化氛围中, 艺术作品中的形象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模仿着社会成员的行为与心理, 因此他的反思具有某些普遍意义, 这也是这一系列作品引发持久关注的原因。画面中常用一种暧昧的灰调子传达老照片的黑白效果, 看似画面中的人物都被蒙上了一层叫做历史的、世俗的印记, 又像是作画者对当时时代所饱含的个人情愫和同时想表达给观者的有意味的序列号。其中模糊的人物形象总展现出保存不佳的失真, 女孩的面目似曾相识, 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世故, 眼睛里闪烁着犹疑的光。而脸颊上的黄色光斑以及领巾的鲜红, 仿佛是对照片的修饰, 既增添了画面的视觉性, 又使其意蕴更趋丰富。

四、张晓刚油画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积极影响

中国当代油画家的做法在当时是颇受非议的。其实, 中国当代油画家们对于新价值、新图像、新修辞方式, 还有新技巧的运用, 不仅是为了迎合新文化的需要, 而且是为了强调艺术作品对现实的干预功能, 这与传统艺术强调作品的审美功能和现代艺术强调的个人情感表达是完全不同的。在油画发展的历史上, 但凡对经典规范进行超越的作品都曾被称为坏画, 但结果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坏画往往演变成了新的规范。油画的传统随之也得到了发展。看来油画艺术的发展, 并不完全是按内在逻辑的推进, 传统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印象主义是这样, 超现实主义是这样, 波普主义还是这样。既然如此, 我们的当代画家为什么不能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求得新的发展呢?

90年代, 以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为代表的艺术家就以黑白灰使用对所显现出来的立场就明显不同于80年代的艺术家了。从90年代中期开始, 张晓刚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 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这种对社会、集体以及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和模拟是一种再演绎, 是从艺术、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发的, 因而更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

从张晓刚以及90年代其他画家采用黑白灰创作的艺术形象看, 无论男女形象气质上显得土气, 表情上目光呆滞, 而没有个性的、同质化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或是农民、或是新中国以来的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 说明艺术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是否定性的。事实上, 困难的不是对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特征给予描述, 而是要合理阐释这些形象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发挥效用的。对此, 我们可以给予如下的解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 这些人形象来自于这样一种语境, 那就是在西方现代优势文化, 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面前, 中国和中国人自动获得了不够开化、不够先进、不够现代的特质, 与此同时也就具备了西方和西方人不具有的土气形象。但是必须看到的是, 这些艺术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 正好是80年代的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在向西方开放之后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基本共识。所以可以这样说,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所关注的是中国缺少什么样的西方文化, 就张扬什么样的文化的话, 那么, 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等艺术家的立场则是相反的, 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西方文化中有的东西, 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 张晓刚、方力均等艺术家把大家对80年代中国人民形象的认识形象化了、物态化了和感性化了。由此可见, 同样是打中国牌, 他们与那些活跃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的立场也完全不同。他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资源引领着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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