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模式

利益分配模式（精选八篇）

利益分配模式 篇1

关键词：农超对接,供应链,利益分配,收益共享,激励机制

国内外研究概述

作为农产品流通模式的一种创新, 农超对接模式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在这个新型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中, 农户与超市直接进行交易, 不仅减少了农产品的流通环节, 降低了农产品的采购成本, 还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此外, 通过这种新型的农产品流通模式, 农户将生产的农产品直接销售给超市, 避免了农产品的滞销或贱卖, 解决了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维护了农户的利益。

在农超对接模式中, 利益分配有着重要的地位, 它决定了农超对接模式能否有效地运行下去。如果利益得到了公平合理地分配, 农户和超市就会更加紧密地合作, 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使得农超对接模式能够持续高效运行。由此可见, 利益分配对于农超对接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1.国外学者的研究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关于虚拟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 最早是1953年由L S.Shapley在对n个局中人的合作中提出的, 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后来, Lyer和Bergen (1997) 在LS.Shapley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博弈论的思想, 建立了关于虚拟企业的利益分配模型。他们通过分析发现, 在虚拟企业中, 利益分配是很有必要的。[1]随后, Waller, Xu (1999) 等将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研究了供应链中的利益分配问题, 是根据供应链上的成员未加入供应链时的实力和各自的经营渠道分配利益。[2]

Steffen Jorgensen (2003) 在基于供应链研究的基础上, 详细分析了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提出了用合作与非合作的博弈方法, 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3]之后, Naoki Watanabe (2005) 将利益分配的问题更加详细化, 对供应商与销售商之间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用多阶段的讨价还价博弈思想解决利益分配问题。[4]

2.国内学者的研究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 马士华等 (2006) 通过对供应链企业运行机制特点的研究, 提出了运用Shapley值法进行供应链合作伙伴间的利益分配。通过分析Shapley值法的优点, 建立了Shapley值法模型, 有效地解决了供应链中的利益分配问题。[5]

陈菊红等 (2008) 对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进行了研究, 并在基于剩余产品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建立了数学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 得出了零售商的最优决策, 并引用实例证明了收益共享契约对供应链的有效性。[6]

刘伟华 (2010)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根据Stackelberg的思想, 以三级物流服务供应链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利益分配模型, 得到了收益共享系数的取值区间。随后, 又引入了公平熵, 更加精确地确定了收益共享系数的取值区间。[7]

杨淑萍 (2011) 将这种研究思想更进一步应用到农产品供应链上, 以收益共享契约下传统的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一个三级供应链的利润分配模型, 以此研究供应链的最优期望利润。[8]

于家涛等 (2012) 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农超对接模式中, 对农超对接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利益分配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 使得利益分配不合理, 并对提高农户在农超对接中的谈判能力给出了对策。因为只有提高了农户的谈判能力, 农超对接中利益分配才能公平合理。[9]

综上所述, 虽然目前国内外关于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已很深入, 但是对农超对接模式中利益分配的研究还较少, 主要都集中在农超对接中利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而对于农超对接供应链上农户和超市的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对农超对接模式中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探讨。

基于激励机制的利益分配模型

农超对接就是将农户与超市直接地对接起来, 农户将农产品直接出售给超市, 或是超市直接向农户进行农产品的采购。农超对接实质上是农产品流通方式的发展, 它将众多分散的农户和超市直接联系起来, 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的出售问题, 而且还提高了农户和超市的收入。最后, 它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的农产品, 一举多得, 实现了农户、超市、消费者的共赢。

1.模型符号

在此, 考虑由农户和超市组成的两级供应链, 对以下变量符号进行说明:

c: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ω:农产品的批发价格, (ω>c) 。

P:农产品的零售价格, (P>ω) 。

Q:超市对农产品的订购量。

μ:超市销售的努力水平。其中, g (μ) 为付出努力μ的成本, g (0) =0, 且满足一阶导数、二阶导数均大于0。

π1:农超对接时, 农户所获得的利润。

π2:农超对接时, 超市所获得的利润。

π:农超对接时, 整个供应链所获得的利润。

2.对模型作出假设条件

(1) 不考虑运输途中的农产品损耗, 以及超市运输、采购农产品等所花费的成本。

(2) 农户和超市剩余产品的残值均为0, 不考虑农产品的库存成本和缺货损失, 且供应链上的所有成员都是风险中性的理性决策者。

(3) 假设超市对农产品的订购量受到促销努力水平和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 表示为Q=μ+θ。其中, θ表示其他的随机因素。

(4) 假设超市的努力成本为。其中, b>0, 表示超市的努力成本系数。b越大, 那么在同样的努力水平μ下, 超市的促销成本就越高, 表示超市吸引消费者的难度就越大。

3.模型的建立

农户的利润函数为:

超市的利润函数为: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润函数为:

根据收益共享契约, 农户将农产品以较低的价格批发给超市, 而超市将销售所得利益的一部分分给农户作为补贴。假设这个收益共享系数λ (0<λ<1) , 即超市将销售所得利润的部分补贴给农户, 自己所得剩余1-λ的部分。用表示农户和超市的利润函数。

此时, 农户的利润函数为:π1*= (ω-c) Q+λp Q (4)

超市的利润函数为:π2*= (1-λ) p Q-ωQ-g (μ) (5)

4.分析未采取激励措施的情况

在此, 用h表示未采取激励措施的农超对接利益分配模型。在未采取激励措施时, 超市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由于:

此时, 对超市的利润函数求关于μ的一阶偏导数并令其等于0。则有:

通过求解, 得:

此时, 农户的利润为:

超市的利润为: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润为:

5.分析采取激励措施的情况

在此, 用m表示采取激励措施的农超对接利益分配模型。对激励措施的描述为:在销售过程中, 农户对超市采取一种激励手段, 即农户提供给超市一种与超市销售量有关的激励方法。当超市的销售量超出农户规定的最低销售量Q*时, 农户给予超市每单位k的奖励, 即k (Q-Q*) 。其中, (Q>Q*) 。

此时, 农户的利润函数为:

超市的利润函数为: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润函数为:

超市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此时, 对超市的利润函数求关于μ的一阶偏导数并令其等于0。则有:

通过求解, 得:

对农超对接供应链来说, 在采取激励措施和未采取激励措施的情况下,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润函数未发生变化。

从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 则有:

此时, 对供应链的利润函数求关于的一阶偏导数并令其等于0。则有:

通过求解, 得:

此时, 农户的利润为:

超市的利润为: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润为:

6.分析结论

(1) 因为, 所以可得出结论:在未采取激励措施时, 农户的利润大于采取激励措施时农户所获得的利润。也就是说, 采取激励措施后, 农户的利润只是销售量Q*的销售额。由于π1m+π2m=πm, 因此, 在农超对接供应链上, 供应链创造的利润都转移给了超市。

(2) 由于ω>c, 0<λ<1, 可得。根据以上的分析, 在未采取激励措施时, 农户的利润大于采取激励措施时所获得的利润, 即π1m<π*1h。因此, 可得出结论:在采取激励措施的情况下, 超市所获得的利润大于未采取激励措施时超市所获得的利润, 即π2m>π*2h。可见, 超市是愿意在采取激励措施下, 付出促销努力的。而农户通过超市的促销努力, 增加了产品的市场需求, 提高了农户农产品的知名度, 这对其今后的农产品销售大有益处。

综上所述, 在采取激励措施的情况下, 农户和超市达到了共赢的期望目标。

实例分析

1.实例模型验证

假设农户和超市交易的农产品为苹果, 其中, 苹果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2, 批发价格为ω=4, 超市对于苹果的零售价为p=6。另外, 收益共享系数λ=0.2, 表示超市的努力成本系数b=2。

(1) 在未采取激励措施的情况下, 计算可得。此时, 农户的利润为, 超市的利润为16+0.4θ,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润函数为。

(2) 在采取激励措施的情况下, 计算可得。此时, 农户的利润为, 超市的利润为,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利润函数为。

2.实例分析结论

通过以上计算可得出结论:在采取激励措施后, 供应链的利润得到了提高, 且超市和农户都从中收益。采取激励措施后, 农产品需求在努力因素下对供应链具有协调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单纯的收益共享契约对超市来说没有动力, 而在引入激励机制以后, 超市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会尽量提高促销努力水平, 将农产品销售出去。

结论

笔者研究了由农户与超市组成的两级供应链的利益分配问题, 建立了基于收益共享下的农超对接模型, 并考虑了在激励机制下, 农户和超市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和求解得出结论:在激励机制下, 不仅农户和超市的利益都得到了提高, 而且收益共享契约对农产品供应链具有协调作用。

参考文献

[1]Iyer A.V&Bergen M.E.Quick Response in Virtual Enterprise[J].Management Science, 1997, (43) :559-570.

[2]Waller M&Johnson M E, Davis T.Vendor-managed inventory in the retail supply chain[J].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1999, 20 (1) :183-203.

[3]Steffen Jorgensen, Sihem Taboubi&Georges Zaccour.Retail promotions with.

[4]Naoki Watanabe.A Note on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among a Manufacturer and its negative brand image effects:Is cooperation possible[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Amsterdam:Oct 16, 2003, 150 (2) :395.

[5]马士华, 王鹏.基于Shapley值法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间收益分配机制[J].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6, (4) :43-45.

[6]陈菊红, 郭福利, 史成东.需求具有价格敏感性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设计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 2008, (3) :78-83.

[7]刘伟华.三级物流服务供应链最优收益共享系数确定方法[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10, (5) :811-816.

[8]杨淑萍.收益共享契约下鲜活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研[D].重庆:重庆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2011.

股权激励以及利益分配 篇2

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股票期权激励约束机制，以明晰公司的产权结构，进而达到改善公司治理，调动员工积极性，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的目的。激励股票来源于股东的转让，期权激励的对象为一年以上的所有员工，由各岗位的责任和贡献大小决确定员工个人利润分享额度原则进行分配。分配方案如下：高层管理人员，分配比例为授予股本的50％；中层管理人员，分配比例为30％；基层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分配比例为10％；另外剩余的10％作为预留，用于实施计划期内新进员工及有特殊贡献员工的追加授予。为了充分体现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原则，树立激励对象的风险责任意识，我们应对激励对象实行预缴风险保证金制度，所缴纳的风险保证金为当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所需要款项总额的5％；未及时或足额缴纳风险保证金的视同自动放弃行权资格。股权变现时，股权持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如下方式进行变现：（1）由原股东回购，回购价格为上底的每份账面净资产值；（2）向公司内部其他股权持有人协议转让，但不得向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协议转让。

利益分配模式 篇3

近些年,共同配送模式在我国物流行业初露峥嵘,主要原因有四方面:一是我国物流企业面领着运营成本较高、资金短缺、服务水平低下等现状,还面临着UPS、TNT、日本通运等国外快递企业侵蚀市场的威胁[1];二是物流行业逐步有粗放型模式向集约型模式转变,国家物流基础资源的完善、物流行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管理经验的丰富、物流信息化系统和技术的普及为物流行业实行共同配送提供了资源和技术保障;三是21世纪以来,物流行业尤其是快递行业已连续十几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并且增长潜力仍巨大,但市场竞争和客户物流需求的多样化,督促着物流企业配送共同化的发展,给共同配送模式的实施提供了市场推动力;四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鼓励各类资本依法进入物流行业,支持物流企业兼并重组,上海、无锡、深圳等省市甚至将物流定位为未来支柱产业来扶持,这些政策环境为物流企业实行共同配送提供了外部环境基础和氛围。基于上述物流企业、物流行业、市场机遇和政策环境,共同配送会成为未来主流配送模式之一。但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化一直都是联盟稳定运营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关于利益分配模型的研究多集中于简化的MCRS模型、Nash协商模型和核心法等,虽然这些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各个成员企业在实际运营中的投入、面临的风险和业务量各有不同,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依据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成员贡献度数值;其次,利用各成员贡献度与平均贡献度差值,对夏普利值模型进行第→次修正;再次,累加各成员第一次修正前后利益差值并与各成员贡献度作乘积;最后,由第一次修正后成员利益值、第一次修正各成员利益差值和与贡献度乘积组成成员最终的利益分配值。该计算过程避免了由于初始利益值不等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公、利益总和不等的现象。

2 夏普利值模型原理

假设联盟成员数为n,用Pj表示联盟N中的成员i从联盟总利润值P(N)中应得到的最终收益分配值。pi=(p1,P2,P3,…,Pn)称为合作博弈对策的分配策略,并且满足必须满足:

(1)整体合理性:∑pi=P(N),联盟总收益等于各成员利益值之和。

(2)个体合理性:,联盟成员获得的利益大于等于独自运营的收益。

其中,表示成员i不参与共同配送联盟,独自运营时获得的收益。

此外,夏普利值还需要满足三个公理:

公理1:(有效性)对于联盟中的任意成员i,P(N-{i})表示成员i不参加时联盟独自运营获得的利益值,若P(N-{i})≤P(N),且∑pi≤P(N)成立,则说明成员i属于无效成员,成员i不对联盟产生任何利益甚至增加联盟成本。

公理2:(对称性)对于任意联盟成员i,j,若是成员i和成员j对联盟贡献度相同,则pi=Pj,即同等贡献度的成员获得的利益值相等,不会因为成员位置不同而影响利益分配。

公理3:(可加性)对于任意联盟成员i,j,都存在P(i+j)=pi+pj,即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组成联盟所创造的利益等于各成员分配的利益值累加值。

在满足以上三个公理的基础上,式(1)是它的唯一解的形式。如下:

其中|S|是联盟s中的人数,W(|s|)是权因子。

3 夏普利值模型修正

上述的夏普利值算法中满足了三个公理,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是,在物流企业实际共同配送运作中,物流企业投入的站场、车辆、人员、技术,物流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技术革新风险、政策环境风险,物流企业配送的作业量、货物的重量、大小、客户个性化要求等因素都是共同配送联盟成员贡献度的影响因素,为了保证贡献度的可信度,从各个企业抽取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构成联盟成员贡献度打分小组,对各个成员贡献度进行横纵向比较,得出较为合理并且得到成员认可的贡献度数值。

为了方便运算,首先假设每个成员对联盟的贡献度是均等的,分别承担1/n的贡献度,但在现实中各成员对联盟的贡献度是不同的,故对上述的贡献度值进行修正。假设成员i际贡献率差值为ΔCi,即(Ci是每位成员真实承担的贡献率)[2],且∑Ci=1,∑ΔCi=0。显然当ΔCi<0时,说明该成员对联盟的贡献率被夸大了,应减少该成员收益;当ΔCi=0时,表示该成员对联盟的贡献率恰好等于平均值,该成员的收益无须改变;当ΔCi>0时,表示成员对联盟的贡献率高于该平均值,该成员获得的收益应该增加,以示公平公正。

结合(1)式,各成员的利益修正量为:

成员i第一次修正成员i收益为:

由于联盟成员分配的利益互不相同,所以第一次修正的结果可能造成并不等于联盟总利润,故对式(3)进行二次修正。

首先,累加各成员利益值修正量,得:

因为结盟后产生的收益的总额是不变的,故各成员的最终收益Pi是初始收益、第一次利益修正值、i成员贡献度与第一次利益修正值总和乘积三者之和:

即

其中|S|是联盟S中的人数,W(|S|)是权因子。

4 结论

随着共同配送模式在未来物流配送流域的逐步普及,利益的合理分配将是联盟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夏普利值模型是基于成员在经济效益产生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来进行分配的一种分配方式,并非平均分配或者依靠早期投资比重分配。此外,本文又引进贡献度参量,对利益进行了二次分配,使分配结构更加科学,也希望本文对实际应用和学术研究带来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姚安琪.快递企业共同配送合作联盟的构建及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5.

利益分配模式 篇4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 供应链中的成员们试图组建各种联盟, 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联合采购。联合采购是指, 两家及以上独立企业的采购商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采购主体, 委托第三方企业代理或实行联合集中采购的一种新型采购方式。

有关研究表明, 制造型企业的采购成本在销售额中占比60%~80%, 影响力甚大。若原材料采购成本降低1%, 则相当于销售额增长8%~10%[1], 因此, 采购成为企业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的重要领域。对中小企业而言, 通过联合采购, 一方面可以将参与联合的多家企业的需求合并, 实现单个中小企业无法实施的大规模大批量采购, 提高与供应商谈判的话语权, 从而获得价格折扣;另一方面通过对供应商共同管理, 可以降低采购的管理费用[2]。由此, 为整个联盟体及成员企业带来利益和价值。联合采购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

联合采购使采购总费用小于各成员企业独自采购时的采购费用之和, 所以由联合采购所带来的采购费用的降低, 即可看作采购联盟给企业合作带来的新增收益, 如何合理分配这些新增利益便成为各成员企业密切关注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 联合采购的每个成员都是利益相关者, 对于一个联盟成员而言, 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 也密切关注其他成员获得的利益。一旦他们发觉利益分配的不公平, 就会退出结盟, 整个联盟就会瓦解。要想联盟长期有序地进行下去, 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3]。传统的利益分配模式以成员企业的采购数量作为唯一考量因素, 忽略了成员企业对联盟体的其他贡献, 存在缺陷与不足。本文以在采购数量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用综合因子系数对其进行修正, 使得分配结果更加合理、公平, 有利于采购联盟的稳定持续发展。

1 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现实生活中, 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实施联合采购所遇到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所以我们在采购联盟利益分配时必须做以下的模型假设, 来降低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

假设1:我们研究的采购联盟是相对封闭的, 不会受到外界其他行为主体的影响, 并且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有其他成员加入到该联盟中来, 也不会有成员退出联盟, 保证联盟整体的稳定性。

假设2:参与联盟的各成员企业均是独立的法人实体, 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 其最终目的都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3:采购联盟各成员企业之间是信息共享的, 为了对市场环境的瞬息万变做出快速的响应, 成员之间必须把自己的独特信息共享出去, 从联盟整体的利益出发, 寻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4:某产品在市场上总需求为D, 且该市场被n个同质的制造商全部占有;制造商i的采购需求量为Di, 当n个制造商企业联合采购, 其采购需求总量为, 其联合采购关系如图2所示。

假设5:实施采购的总费用为X, 各成员企业独自采购时的采购费用之和为Y, 由联合采购所带来的采购费用的降低为 (Y-X) 。

2 传统的利益分配

2.1 分配模式

企业间实行联合采购的初衷是将众多中小企业的采购捆绑在一起形成规模优势, 从而获得供应商的数量折扣, 提高与供应商谈判的筹码。各个成员企业因为数量而联盟, 那么, 最直接的利益分配模式就是以各企业采购数量为依据, 相应地分配其所得利益, 即传统的利益分配模式。依据采购数量, 分配各成员企业所得利益如表1所示。

假设有n个制造商企业, 每个企业的采购量记为Dn, 则联合采购的数量为:D=D1+D2+…+Dn

联合采购带来的新增收益为:△φ=Y-X

根据传统的利益分配模式, 那么制造商所得利益为:

2.2 传统利益分配模式的缺陷

首先, 现实生活中, 不存在硬件和软件设施完全一样的企业。在采购联盟体中, 每个企业拥有的设施、资源、技术能力等各异, 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分工。所以, 每个成员企业对于联盟体的贡献程度均不一样, 而这些应该在其最终的所得利益中体现出来。

其次, 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更何况联合采购在国内的发展并不成熟, 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在采购联盟体中, 会根据每个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合理安排分工, 不同的角色承担的风险不同, 而风险跟收益往往是成正比的, 所以在最终的利益分配过程中, 风险因素也应被考虑进去。

最后, 每个成员企业对采购联盟的初始投入额一般是有差异的, 在进行最终的利益分配时也应体现出来, 而传统的利益分配模式并未考虑。

基于采购数量的传统利益分配模式, 仅仅考虑了各成员企业在采购数量规模上的贡献, 没有充分考量每个成员在投入、风险及能力等方面的价值贡献。在实践中, 成员企业出于搭便车思维, 必然力图推诿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造成采购联合松散和不可持续, 往往造成采购联盟“皆大欢喜的开始”和“不欢而散的结局”。

3 综合因素考虑的利益分配模式

3.1 影响联合采购利益分配的综合因素分析

中小企业实施联合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合并采购量, 达到供应商的折扣点, 取得规模效应。庞大的采购数量是与供应商进行谈判的前提, 所以在联合采购的利益分配中, 毋庸置疑, 采购数量是主要考虑的因素。此外, 也需要结合成员企业对采购联盟的贡献程度, 例如承担的风险、投入的成本和企业自身的能力, 这些定性指标在企业联合采购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联合采购利益分配影响因子如图3所示。

3.1.1 采购数量因素分析

各个成员企业因为采购数量而联盟, 庞大的采购数量又是与供应商进行谈判的前提, 因此采购数量在整个联合采购过程中占据着关键位置, 在进行最后的利益分配时是首要考虑因素。对于成员企业采购数量的衡量可直接统计得到, 计算出每个成员企业在数量上的贡献率, 为进行最终的利益分配做准备。

3.1.2 贡献因素分析

3.1.2. 1 采购风险因子分析

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采购联盟内部系统的复杂性, 联盟利益也会遭到一定的损失。每个成员企业扮演者在联盟体内扮演者不同的角色, 也相应承担着不同的风险。风险与利益是一体的, 所以在考虑最后的利益分配时风险因素不可忽视。本文通过阅读文献和认真研究, 将联合采购风险因子分为三个方面[4]:

①合作风险。主要包括成员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风险、企业执行能力风险、以及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道德风险等。

②实施风险。实施风险, 即在实施联合采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无法预测的问题, 包括经营管理障碍、价格变动、资金和物流运作等风险。

③外部风险。外部风险主要是由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 一般难以控制, 具体包括: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所带来的风险。

3.1.2. 2 投入因子分析

在形成采购联盟后, 为了保证联盟体的顺利运行, 先要进行各方面的投资。这里的投资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 还包括其他无形资产, 例如企业的知名度、商誉、客户资源、技术革新等。这里将成员企业的投入因子分为三个部分:

①启动资金。启动资金是项目的前期投入, 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投入以及企业的融资成本等, 启动资金的大小是利益分配考虑的首要因素。

②人力资本, 是指成员企业在实行联合采购过程中, 付给相关采购人员、技术工程师及其他雇佣人员的报酬。

③无形资产, 主要是指企业的知名度、商誉、客户资源、技术革新等。作为企业的软实力, 会直接影响到采购联盟与供应商议价过程中的话语权。

3.1.2. 3 能力因子分析

这类因素主要是将各成员企业自身的能力与最终的利益所得结合起来, 主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成员企业在联合采购过程的努力程度, 有的企业加入联盟以后, 可能不像自己单独采购时那么努力, 不愿意尽全力为集体做贡献, 出现道德风险, 不利联盟的长久发展, 所以各企业的努力程度也应作为考核其贡献大小的因素之一;二是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 如果某企业的综合实力雄厚, 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那么他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较强, 可以在议价过程中为集体争取更多的利益。

3.2 贡献因素的度量

各成员企业的参与贡献程度很难直接量化, 并且对企业的历史数据和资料不好收集, 以及联合采购的具体实施案例还不是很多, 可参照的数据资料也不多, 在这里我们主要是运用主观评估法, 选取有经验的采购专家或企业的管理人员, 依据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智慧, 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受每个专家不同的经历、偏好、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分析方法的影响, 评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偏好性。

3.2.1 风险因子的计算

依据联合采购风险因子的分类, 均为定性指标, 故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成员企业的风险系数。

①运用AHP确定各级权重。请专家就各个层级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打分,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然后计算层次单排序权向量, 并做一致性检验, 如果不满足, 重新进行调整, 直到通过一致性。由于该结构由三个层级组成, 还需进行层次总排序, 即计算最下层对最上层总排序的权向量, 并做一致性检验。最后对各权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即可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

运用AHP方法计算出风险、投入和能力三个因子的权重向量。设权重向量为z= (z1, z2, z3) T, 且有z1+z2+z3=1。风险因子的权重集α= (α1, α2, α3) T, α1+α2+α3=1;投入因子的权重集β= (β1, β2, β3) T, β1+β2+β3=1;能力因子的权重集γ= (γ1, γ2) T, γ1+γ2=1

②确定评语集。

V={v1, v2, v3, v4, v5}={风险强度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高}并量化评语集中各元素, 得到V={0.1, 0.3, 0.5, 0.7, 0.9}, 使评语集各元素与数值大小一一对应。

③确定评价矩阵。通过第三层各指标评价第二层分类因素的指标, 这里采用专家打分 (Delphi) 的方法来量化。这里需引入成员企业i的第j个风险因子对第k个指标评语vk的隶属度rijk, 表示为:

从而得到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ri

④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求得成员企业的合作风险Ri1, 实施风险Ri2以及外部风险Ri3。

进而求得成员企业i风险系数Ri

最终可得到各成员企业风险因子的向量R= (R1, R2, …Rn) T, 经归一化处理, 得到R′= (R1′, R2′, …, Rn′) T。

3.2.2 投入因子的计算

计算投入因子Ii, 首先运用AHP方法确定启动资金、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对于投入因子的权重向量β= (β1, β2, β3) T, 然后计算其度量值。

假设由n个企业组成了采购联盟, 设成员企业i的启动资金投入为ai, 人力资本投入为bi, 无形资产不好直接衡量, 可采用Delphi法, 请有经验的专家依据事先确定好的等级进行打分, 分值在[0, 1]之间, 假如评估专家共有m个, 第j个专家对企业i的评分为sij, 则企业的无形资产的度量值为:

(无形资产的衡量方法也可类似于上述风险因子评估方法)

最后可得到各成员企业的无形资产向量c= (c1, c2, …, cn) T, 则企业i的投入因子Ii表示为:

从而得出各企业投入因子向量I= (I1, I2, …, In) T, 经归一化处理, 得到I′= (I1′, I2′, …, In′) T。

3.2.3 能力因子的计算

能力因子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成员企业在联合采购中的努力程度和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这两个因素都无法用数量来衡量, 故对于能力因子的计算, 也采用专家评分法。请有关专家 (m个) 评估该因素对联合采购的贡献程度, 并依据事先确定好的等级进行打分, 分值在[0, 1]之间。设第j个专家对第i个企业的努力程度和综合能力的评分值分为dij和eij, 可得到这两个因素的度量值分别为:

分别得到向量d= (d1, d2, …, dn) T, e= (e1, e2, …, en) T, 则企业i的能力因子Ci表示为:Ci=γ1di+γ2ei

从而得到各企业能力因子向量C= (C1, C2, …, Cn) T, 经归一化处理, 得到C′= (C1′, C2′, …, Cn′) T。

运用AHP方法得到风险因子、投入因子和能力因子的权重向量为z= (z1, z2, z3) T, 则企业i对采购联盟的贡献率Pi表示为:Pi=z1Ri′+z2Ii′+z3Ci′

贡献率体现的是成员企业对采购联盟体的所作的努力与付出, 理应得到回报, 所以在最终的利益分配中应该被考虑进去。

3.3 基于综合因素考虑的分配模型

传统的利益分配模式仅以采购数量为依据, 忽略其他影响因子, 太过片面, 有失公平, 因此需对其结果进行修正。具体的修正方法是, 首先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 分别计算出企业的风险因子、投入因子及能力因子的度量值, 再依据AHP法确定各影响因子的权重, 从而得到每个成员企业对于采购联盟的贡献率, 最后再依据专家打分法 (或者调查问卷法) , 确定采购数量和对联盟贡献程度二者的权重, 在传统的利益分配值上加以修正, 得出更为合理的结果。

采购数量是定量指标, 可直接统计得到, 而每个企业的参与贡献程度却不易衡量, 本文主要采用了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确定各成员企业对采购联盟的贡献率。另外, 还需确定这两个指标的权重。对于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综合, 可以采用调查问卷和Delphi等计算权重的方法来确定其重要程度。请有经验的专家对这两个指标进行评估, 最后可确定采购数量和参与贡献程度的权重为w1、w2, 其中w1+w2=1。

传统的利益分配模式, 仅以采购数量为依据, 则成员企业i的最终利益所得为。本文通过计算确定了成员企业i对联盟体的参与贡献率为Pi。在采购数量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用定性指标系数对定量指标进行修正, 那么成员企业i新的利益分配模型为:

传统的利益分配模式仅考虑成员企业在采购数量上的贡献, 忽略了在其他各方面所做的努力。这种做法太过片面, 不能真正地将成员企业所做的贡献以利益所得反映出来, 无法体现公平原则, 如此采购联盟便很容易瓦解。经过改进, 基于综合因素考虑的分配模式, 能真正体现利益分配的原则, 即“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收益与投入对等”等原则, 有利于采购联盟长久高效稳定地运行下去。

4 结束语

利益分配模式 篇5

1 合作管理模式共享价值创造机理

合作管理模式是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而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3]。该模式强调的是改变传统委托-代理模式下各独立企业之间的对立关系,进而转化成协同合作、互帮互助的关系。这突破了传统的组织界限,使开发商直接与设计、承包商、供货商等参与方成为伙伴关系,在充分理解彼此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共同的项目目标,建立起以不同工作组为单元的组织机构,在相互信任的氛围中直接监督、管理项目工作,实现多赢局面。

1.1 合作各方交易成本的节约

(1)工程建设前搜寻成本节约。合作管理模式下,在合作关系形成初期,各工程建设单位均期待能够“入围”成为合作方,因此存在激烈的竞争,但这些企业更倾向于向核心企业提供真实信息,因为“公开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们的竞争筹码,谁的信息透明度高,说明谁的实力更强,这有效提高了信息透明度,降低了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在合作关系稳固后,各参与方基本达成了长期合作的隐性契约,企业间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并保持了较高的交易频率,在一段时期内不会更换合作伙伴,因此降低了工程建设前的搜寻成本[4]。

(2)工程建设中监督成本节约。在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下,往往存在因承包方违约导致契约不能履行、工程不能按期交付的风险;而在合作管理模式下,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使违约行为大大减少,合作各方都会更少地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放弃项目或者卷款逃离的选择[5,6],从而降低了合作方间互相监督的成本。

(3)工程建设后转换成本节约。工程建设各方签订的契约具有不完全性,不可能穷尽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当遇到未尽事项时,信任机制能够保证大部分合作成员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对这些问题作出同样的反应,从而降低未来风险对整个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冲击。此外,正式契约的达成可能需要较高的成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能响应速度较慢,而信任机制则不需花费成本,且能够实现即时响应,因此能够更快更经济地解决合作组织内部复杂的、不确定的问题,从而降低潜在损失。

1.2 合作各方资源的优化配置

合作管理模式下,具备互补性资源的合作方之间可以克服各自的短边限制,实现各取所长、优势互补[7]。通过精细化分工,各方只需专注于自身比较擅长的领域,将自身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可以降低弥补自身短板所需付出的成本,并且让企业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扩展专业能力,利于企业获利能力的提升;而资源相似的企业间则可以通过联合创造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效应,降低企业成本。

2合作管理模式的不同合作策略及各相关方利益分配

2.1合作管理模式的不同合作策略

合作管理模式依据合作的多寡可以分别选择项目合作策略和战略合作策略。项目合作管理也称为一次性合作策略,主要是指研究对象限于单一建筑工程项目侧重于短期合作效益的一种合作模式。该策略下的建筑企业没有跨项目的合作,单一项目完成之后合作就会结束。而战略合作管理是一种比项目合作管理更为成熟、可靠的合作模式,它是可以由实行项目合作策略的企业在各方面都进行严格考察后合作演化稳定而成的[8],[9]616,[10]。各参与方会进行周期长、跨项目的长期合作,而不是单一项目完成就终止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是一种长期的承诺,在带来更多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具有更大的风险。

适用于项目合作策略的是生产技术水平相同时和技术水平不同时的生产替代型企业。由于不同的项目需要的资源不同,所以随着项目变更需要的生产替代性企业就会不同,以保证这一个项目中不会有资源重复、功能重复的企业拉低合作效益。适用于战略合作策略的是技术水平相同或不同时资源互补的建筑企业,这类企业间的合作是演化稳定的,因为每个企业都能够提供不可替代的资源或信息,因此不会轻易被其他企业挤兑出合作组织;而且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及独有性,各企业间的资源是互补的,会导致一个工程项目缺了其中的某些企业就无法进行下去。这时参与合作的效果会远远大于独自完成的效果,比如开发商可以提供资金等各项资源、承包商可以提供管理能力、分包商提供实操能力,这都是其他两类企业不能替代的,换言之,一个工程项目必需这三方参与[11]。

2.2 合作管理模式的不同合作策略下各相关方利益分配

工程建设各相关方(包括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利益分配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各方的博弈策略及博弈实力[12]。项目合作策略的一大特点就是只针对单一项目,不涉及长期合作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针对这种期限短的一次性合作,各相关方在利益分配时倾向于采取追求效率的非合作博弈策略[9]619,[13];与此不同,战略合作策略下,各相关方为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必须使每个合作成员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即获得了合作利益中应得的份额,因此总分包方在利益分配时会兼顾公平与效率,对合作利益的分配采取合作博弈的方式[14]。

2.2.1 各相关方收益函数的确定

(1)开发商收益函数。开发商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其提供的建筑每平米的市场出清价格p及房地产市场对建筑物的需求量Q,即其收入为p Q;其成本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其固定成本fd,二是分配给承包商的利益。假设承包商每提供一平米施工操作的价格为w,则开发商的总成本为fd+w Q;另外,假设开发商最终提交一平米施工操作的边际利润为Rd,即n=p-w。据此可得开发商的总收益函数:

(2)承包商收益函数。承包商的收入主要来自从开发商处分得的利益w Q,其成本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其固定成本为fr,二是分配给分包商的利益。假设分包商每提供一平米施工操作的价格为z,承包商每提供一平米施工操作的边际利润为Rr,即Rr=w-z,则承包商的总收益函数为:

(3)分包商收益函数。分包商的收入主要来自从承包商处分得的利益zq。假设分包商每提供一平米施工操作的边际成本为c,其固定成本为fm,承包商每提供一平米施工操作的边际利润为Rm,即Rm=zc,则承包商的总收益函数为:

则:

由式(1)至式(3)可见,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的总收益均受建筑物需求量Q的影响,而从行业特性角度考虑,Q除取决于建筑价格p外,还取决于建筑的地理位置、质量、风格、周围环境等在物理及人文等方面的差异化程度,以ε表示某建筑在这些方面的优越性,则ε越大,Q越大。建筑物在各方面的优越性主要取决于在各环节的投入,如在征地环节投入较高,则易于获取地理位置及环境较好的地块;设计、材料方面投入较高,则建筑风格、质量较高。而这些主要与企业利润率呈正相关,若企业的边际利润较高,则其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进行较高的投入。因此,建筑在物理及人文方面的优越性程度与企业的边际利润正相关,则销量Q与各方的边际利润正相关。由此可得:

由于开发商决定了建筑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人文、生态环境,对建筑物在物理及人文方面的特性影响最大,从而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建筑物销量Q;总承包商对建筑物的设计风格、质量有较大影响,因此对销量Q的影响次之,分包商的影响最小。由此可得:

将式(4)代入式(5)可得:

又已知Rm=z-c,将其代入式(7),可得:

令α=φ2-φ1,β=φ3-φ1,γ=φ4-φ1,υ=φ0-φ4c,则可将Q进一步表示为:

正常情况下,随着企业利润率R及价格提高,销量Q会逐渐下降。结合式(6)和式(8)可得:

将式(8)代入式(1)、式(2)和式(3),可将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的收益函数进一步表示为:

2.2.2 项目合作策略下的利益分配

(1)利益分配各相关方势力对等:主导-跟随型博弈模式。在市场势力不同的情况下,势力较强的开发商会占据谈判的主导地位,成为项目合作管理合作的领导者;而势力较弱的承包商及分包商则成为跟随者,此时开发商具备决定自身利益分配份额的优先权,通过合作时的价格谈判首先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随后承包商在剩余合作收益中寻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途径,分包商则处于较为被动的谈判地位。

首先,相对开发商和承包商而言,分包商处于谈判劣势地位,只能在外部需求盖顶、开发商和承包商边际利润已知的前提下作出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价格(z)决策。式(12)对z求偏导可得:

令上式等于零可得:

其次,对于承包商而言,开发商是领导者,承包商是跟随者,承包商只能在开发商边际利润已知的前提下作出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价格(Rr)决策。将上一步求出的z和Q代入(8)式,并对Rr求偏导可得:

最后,将已求得的Rr、z、Q代入开发商利润函数πd,在此基础上开发商作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价格(Rd)决策。πd对Rd求偏导并令其等于零,可得开发商、承包商及分包商各自的边际利润:

由式(13)可得:

进一步,结合式(9)可得:Rd>2Rr>4Rm。

由此可见,在各相关方势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开发商所能获得的边际利润高于承包商的两倍,承包商的边际利润高于分包商的两倍;而且随着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三方势力不对等程度的不断增大,三方所能分得的利益差距也越来越大。

(2)利益分配各相关方势力对等:纳什谈判模式。项目合作管理模式中,如果开发商、承包商与分包商在市场地位、资金及技术实力等方面差异不大,即势力对等时,三方处于相对平等的谈判地位,在谈判中没有任何一方具备绝对的优先权,因此可能采取平等的、同时决策的纳什谈判博弈方式。在这种策略下,开发商、承包商及分包商会同时对自身边际利润进行决策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据此分别对式(10)、式(11)和式(12)求偏导可得:

令上述三式等于零,可得开发商、承包商及分包商在合作中分别可实现的边际利润:

由式(14)可得:

进一步,结合式(9)可得:Rd>Rr>Rm。

由此可见,在各相关方势力对等的情况下,开发商边际利润仍高于承包商,承包商边际利润仍高于分包商,这主要是由三者对建筑物销量Q的贡献程度不同所导致。但与上一情境(各相关方势力不对等)相比,三者间边际利润差距已相对较小。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三者间利益分配的均衡程度会随着α、β、γ间差距的不断增大而增大,即三者对Q的影响程度φ2、φ3、φ4间差距越大,利益分配的均衡程度将越低。

2.3 战略合作策略下的利益分配模式

在满足超可加性、凸性等条件下,可将合作管理战略合作模式下的各参与方视为一个大联盟N={D,R,M},为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三者形成的联盟。要计算合作型博弈的解,首先,采用合作博弈模型及其夏普利值求解;其次,由于夏普利值存在的固有缺陷,采用企业所承担风险作为权重对合作博弈解作出调整,以此探讨网络组织在相对稳定期的租金分配情况。

(1)计算夏普利值。假设战略合作组织内部的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分别与他方合作所能实现的最大价值υ(D)、υ(I)、υ(M)分别为d、e、f,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两两组合再与他方合作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υ(D,I)、υ(D,M)、υ(I,M)为g、h、i,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三方合作所能创造的价值υ(D,I,M)为v。由此可得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可分得的利润份额分别为:

(2)风险调整的夏普利值。在战略合作管理模式下,与承包商、分包商合作过程中,开发商对合作的贡献相对更大,在工程合作过程中需要承担更为复杂或者困难的任务或者承担更多的管理风险,承包商次之;而分包商分配的工程任务技术水平低、难度小,施工风险也相对较小,所以直接使用Shapley算法对总承包商、分包商进行分配是不合理的,应遵循风险补偿原则对结果进行风险调整[15]。

现假设开发商、承包商和分包商承担的风险通过损失来体现,他们分别承担的风险为:g1=G1/(p-w),g2=G2/(w-z),g3=G3/z。其中,Gi为某一时刻企业可能遭受的损失,即可能承担的风险;gi为节点企业的风险损失率(i=1,2,3)。为了体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不仅要考虑各方对合作总剩余的贡献,还必须对其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即在已得出的夏普利值基础上按照各方承担的风险赋予一定的权重,开发商、承包商和分包商的权重分别为g1、g2、g3,令φ(υ(D))*g1+φ(υ(I))*g2+φ(υ(I))*g3=A,由此可得开发商、承包商和分包商所应分得的利益份额分别为:

因为d>e>f,g>h>i,所以φ(υ(D))>φ(υ(I))>φ(υ(M));又由于g1>g2>g3,所以φ'(υ(D))>φ'(υ(I))>φ'(υ(M))。合作博弈的解既符合个体理性又符合集体理性。将超可加性条件代入合作博弈解可得:φ'(υ(D))>d;φ'(υ(I))>e;φ'(υ(M))>f,即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形成联盟合作关系后,从合作中分得的利益要高于其独立运作所能实现的利益,符合个体理性行为。由于φ'(υ(D))+β'(υ(I))+φ'(υ(M))=υ,网络成员创造的总价值v在分配中不存在效率损失,符合集体理性行为。

为了更清晰地阐释如何采用加权夏普利值法进行战略合作模式下工程建设各相关方的利益分配,下面以一个算例来对计算过程进行更详细的描述。假设目前有一建设项目由A开发商投资开发,其面对多个可选承包商、每个承包商面临多个分包商,其中,B承包商和C分包商为其战略合作伙伴,假设A与B、C合作开发所能创造的价值为23亿元,A、B、C分别与他方合作时自身所能实现的最大价值分别为8亿元、7亿元、5亿元,A与B联合、A与C联合、B与C联合分别再与他方合作开发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分别为16亿元、14亿元、13亿元,如表1所示。

易于验证,上述假设满足合作博弈超可加性及凸性等条件,该博弈的核存在,代入上述求解公式可得开发商、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夏普利值分别为:(v(D))=9;(v(I))=8;(v(M))=6,即各成员的分配比例分别为39.13%、34.78%、26.09%,这一结果是各合作方通过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并按边际产出所得出的最优分配比例。由于夏普利值自身存在的缺陷,通过以上分析,可通过各成员所承担的风险来进行修正。假设各成员的风险损失率分别为:g1=0.1,g2=0.08,g3=0.07,由此求得:A=1.96;在此基础上求得开发商、承包商和分包商最终所能分得的利益份额分别为:φ'(υ(D))=10.56;φ(υ(I))=7.51;φ(υ(M))=4.93,即各成员最终的分配比例分别为45.92%、32.65%、21.43%。

综上所述,工程建设合作管理模式存在项目合作和战略合作两种不同策略,不同合作策略采取的合作利益分配模式有所不同。采取项目合作的工程建设各相关方(包括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在合作利益分配时涉及一次博弈,若各方势力悬殊,则会采取主导-跟随型博弈模式进行分配,各方分得份额相差加大;若各方势力对等,则会采取较为平等的纳什谈判模式进行分配,各方分得份额较为均衡。采取战略合作策略的各相关方面临多次重复博弈,会采取合作博弈策略,其利益分配适宜采取风险调整的夏普利值法,按成员贡献及风险承担进行较为公正的分配,利于对合作成员的激励。

3 结论

利益分配模式 篇6

本文以多个供应商、Supply-Hub、单个制造商在MilkRun运作环境下的利益分配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按照传统Shapley值法的一般步骤, 充分考虑各利益分配主体的贡献度因素, 对合作后增加的利益进行初步的分配。

Shapley值法。Shapley值法基本的思想是:假设有n个人共同参与一个项目, 如果它们的合作都是非利益冲突既是非对抗性的情形, 也就是说每种合作状态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收益, 增加合作人并不会造成利益减少。

Shapley值可由式 (1) 与式 (2) 求得其中是I中包含i的所有子集, |s|是子集s中的元素数目 (人数) , w (|s|) 是加权因子, 即联盟中成员组成的各种次序出现的概率。si表示s去掉i后的集合。φi (v) 表示伙伴企业i在各种次序下对各个联盟的贡献的期望, 即为在合作N下第i个成员所分配到的收益。

2 综合利益分配修正因子的确定

该部分的研究工作, 首先根据Supply-Hub与Milk-Run集成模式下运营与各主体合作的特点, 考虑风险承担因素、努力水平因素、物流准时化能力三个因素对利益分配的影响程度,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最后综合评价对象的得分, 得出综合利益分配修正因子。

传统的Shapley值法是按供应链各成员企业对联盟的边际贡献大小来分配收益的, 没有考虑收益分配其他影响因素。为此, 下面综合Supply-Hub与Milk-Run集成模式下运营主体的风险因素、努力水平因素和物流准时化能力因素, 结合前人研究[3,4,5], 本文将二级指标细化为外部、运营与合作风险, 质量努力与绿色努力, 以及备货与配送准时化因素。

邀请相关专家和业内技术人员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 对多个打分值求几何平均得出最终评分值。运用AHP方法计算出合作风险、运营风险、外部风险对风险的权重向量α= (α1, α2, α3) , (α1+α2+α3=1) 。依据专家评分法得到n个成员企业的风险因素系数模糊矩阵r1, 计算可得风险因素向量为R1=α*r1。同理得出R2=β*r2, β= (β1, β2) , (β1+β2=1) 。R3=γ*r3, γ= (γ1, γ2) , (γ1+γ2=1) 。然后分别算出风险承担因素、努力水平因素和物流准时化能力因素的修正因子ΔR=R-1/n (n=1, 2, 3) 。

最后, 根据AHP方法得到的风险承担因素、努力水平因素和物流能力因素的权重向量w= (w1, w2, w3) , w1+w2+w3=1, 便可以得到企业i收益的综合修正因子: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可以得到企业i的收益修正值为Δφi (ν) =ΔZi*V (N) (i=1, 2, …n) , 其中ΔZi为前面得到的综合利益分配修正因子ΔZi= (w1, w2, w3) (ΔR1, ΔR2, ΔR3) T, V (N) 为所得的总利益值。由此可以求出合作企业i的最终收益值为Qi (ν) =φi (ν) +Δφi (ν) (i=1, 2, …n) 。从而得出一个更具实践意义的利益分配模型。

3 算例分析

本文以由三个供应商、一个Supply-Hub、一个制造商在Milk-Run运作模式下构成的简单三级供应链为例, 依据模型的假设并模拟一般生产与配送的情景, 为模型的各个参数赋以合适的数值进行计算。相关的参数值如表1所示。

基于合作、不合作以及部分合作的情况下的利益值, 依据[5]等的研究, 根据传统的Shapley值法, 依据公式1和2, 可得到Supply-Hub和每个供应商的利益分配值。

综合以上计算过程可知

即为一般Shapley值法得出的初步分配结果。

首先用AHP法得到风险承担因素的三个子因素合作风险、运营风险以及外部风险的权重向量α= (0.5, 0.3, 0.2) , 其次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到Supply-Hub与三个供应商在各个因子上的相对权重, 继而得到它们关于风险承担因素的权重模糊矩阵η1。

由三个子因素的权重向量α以及各主体关于风险承担因素的权重模糊矩阵η1, 可得到风险承担因素的系数向量

由前面计算所得的风险因子向量R= (0.31, 0.2, 0.24, 0.25) , 修正因子ΔR=R-1/n= (0.31-0.25, 0.2-0.25, 0.24-0.25, 0.25-0.25) = (0.06, -0.05, -0.01, 0)

同理可得到努力水平因素修正因子ΔI=I-1/n= (0.56-0.25, 0.14-0.25, 0.1-0.25, 0.2-0.25) = (0.31, -0.11, -0.15, -0.05) 。物流准时化因素修正因子ΔL=L-1/n= (0.4-0.25, 0.2-0.25, 0.2-0.25, 0.2-0.25) = (0.15, -0.05, -0.05, -0.05) 。通过AHP方法计算出风险承担因子、努力水平因子和物流准时化因子的权重向量:w= (0.2, 0.3, 0.5) 。

根据前面所得各项因素的修正因子向量, 则可得到综合修正因子向量为:

进而得到最终的修正值为Δφi (ν) =V (N) *ΔZi= (347) (0.18, -0.068, -0.072, -0.04) = (62.5, -23.6, -25.0, -13.9) 。

综合前面所得Shapley值法初步分配结果, 可得到Qi (ν) =ΦC (V) +Δφi (ν) = (132.7, 64.3, 69.3, 80.7) + (62.5, -23.6, -25.0, -13.9) = (195.2, 40.7, 44.3, 66.8) 。

如表中数据变化可知, 运用改进Shapley值法进行分配后, Supply-Hub分得的利益增加了62.5元, 三个供应商分得的利益则分别下降了23.6元, 25.0元, 13.9元。

Supply-Hub作为集成模式下Milk-Run运作中库存与配送作业的主要承担者, 投入了较大的物力和人力成本, 并担负较大的风险。修正后的利益值之所以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是对其较大付出的合理回报。而三个供应商分得的利益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则是由于它们努力水平、承担风险以及物流准时化程度的不同造成的, 这都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减少量中得到了合理的体现。

综上所述, 改进后的收益分配结果与较初步分配结果相比, 更加公平、合理, 从而促进集配中心与各个供应商之间合作的实现, 使得在该集成模式下循环取货运作能够高效稳定运行。具体的值如表2所示。

参考文献

[1]李果, 马士华, 龚凤美, 王兆华.基于Supply-Hub的供应物流协同运作研究综述与展[J].机械工程学报, 2011, 20:23-33.

[2]BARNES E, DAI J, DENG S, et al.On the strategy of Supply-Hubs for cost reduction and responsiveness[R].The Logistics Institute-Asia Pacific Report, 2000.

[3]魏修建.供应链利益分配研究—资源与贡献率的分配思路与框架[J].南开管理评论, 2005, 8, (2) :78-83.

[4]尹明.供应链企业的利益分配研究[D].吉林大学, 2007.

[5]刘介明.供应链的利益与风险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 2003.

[6]王永贞.汽车供应链管理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研究[D].安徽工业大学, 2013.

[7]张恒.基于信任的供应链合作博弈及利益分配研究[D].中南大学, 2013.

利益分配模式 篇7

长期以来, 过于分散和过小规模的传统农户经营造成农业发展的“内卷化, 同时也给环境造成较大压力。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提出家庭农场, 并将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也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户经营的创新与发展方向。在国家政策与城镇化的推动下, 近些年家庭农场有了快速发展。2013年3月, 农业部首次对家庭农场进行统计。截止2012年底, 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有87.7万个。其中, 从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 占46.7%;从事养殖业的有39.93万个, 占45.5%;从事种养结合的有5.26万个, 占6%。[1]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生产, 使得市场需求的满足与生态资源禀赋的无返还式消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创新家庭农场的经营契约合作模式, 有利于缓解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压力。契约合作模式是经济组织通过与合作方签订契约的方式, 确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以获取合作效益的生产要素在空间、时间、数量上的最佳组织和选择。蔡荣以山东省果品经销企业为例, 实证研究了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合作的契约选择, 并发现资产专用性越强或货源质量要求越高, 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生产契约。[2]在实践中, 家庭农场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契约合作模式主要有四种, 即家庭农场+市场、家庭农场+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不同的经营契约合作模式对农业生产的促进效率与影响不同。契约合作模式决定利益相关者的投资方式与管理机制, 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会降低代理成本与交易成本。[3]经营契约合作模式的发展与科学选择, 对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现有文献大多研究企业或者合作社组织对契约合作的选择, 而对以家庭农场为视角的经营契约合作模式的发展与选择的研究甚少。本文在分析四种模式特征的基础上, 分别从交易成本、利益分配机制、经营者风险偏好及环境相容等方面对家庭农场的经营组织契约合作模式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 探求其机理, 以丰富家庭农场经营组织理论, 并为家庭农场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家庭农场经营契约合作模式的特征

1. 家庭农场+市场

农场经营者独自承担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 这种模式的产生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由种养结合户或养殖大户发展而来的, 有一定的市场基础, 生产资源与销售较为稳定, 与其他农户相比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较丰富的业内经营经验。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些初探市场的小型农场, 随着市场与风险压力空间缩小, 该类农场会出现两极分化, 要么发展壮大, 要么被市场淘汰。还有一种则是经营特色农产品的农场, 市场潜力较大, 特色产品的生产与经营决定其能获取市场超额利润, 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再者, 就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生态农场。该类经营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高风险、高收益, 经营者需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与价值发现能力。

2. 家庭农场+公司

以公司为核心, 公司与家庭农场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机制和产供销一条龙的方式带动家庭农场。公司向农场提供良种、生产资料、医疗防御技术, 成品后实施收购, 减少农场经营者资金占有成本, 降低经营风险, 农场只需提供场所、设施、人工及少量资金等要素。农场经营利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是否满足公司的养殖标准, 公司与农场之间形成一种内部市场交易。[4]公司从良种购进 (始端) 及销售成品 (末端) 对农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控。农场经营者未能真正实现经营管理的全部权利, 无法获得超额利润。

3.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生产同类产品的家庭农场自愿联合形成的专业合作社突破了家庭农场的局限, 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服务对象, 提供其所需购买、销售、加工、运输、储藏、技术及信息等服务, 促使家庭农场的规模化、专业化与集约化生产。[5]盈余按成员出资额或与合作社的交易量比例分配。制度经济学派和农业经济学派等都从理论上论证家庭农场与专业合作社结合的优越性与可行性。该契约合作模式, 风险较低, 且收益经过合作社的经营中和后往往会高于平均利润。

4. 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

以家庭农场为基础, 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 以农业企业为龙头的经营模式, 也被称为“联合体”。公司通常负责生产经营计划和生产标准的制定、仔畜或良种的研究及供应、医疗药品的提供、生产技术的传授、农产品的收购及销售。专业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土地流转、信息传递、废弃物处理及申请相关补贴等服务。家庭农场按标准生产农产品。农场能获得保底收益, 三者联合, 突破单个家庭农场的局限, 取长补短, 资源共享, 延长价值链, 提高经营主体生产者剩余。从战略上控制成本, 提高产品竞争力, 增加消费者剩余。新事物在发展初期不免会出现不足, 在合作社被大出资者实际控制时, 其利益与龙头企业趋同, 而与单个农场异质时, 两者容易串谋, 进而侵占家庭农场既得利益的可能性较大。

三、经营契约合作模式选择的机理与假说

家庭农场的经营契约合作模式该怎样选择?是否与环境相容和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 自古以来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从封建时期个体小农租赁, 到半封建社会的地主经营式, 到新中国小农私有经营。改革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及近年兴起的家庭农场都强调了农户个体经营形式, 与其他经营组织合作的模式较少, 其规模效益也无法获取, 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徘徊在低级发展水平。契约能维持参与人信念的一致性, 对农户在博弈过程中达成的合作具有关键作用, 契约合作能作为共同的认识, 可以克服有限理性, 建立信任基础, 形成精炼的贝叶斯均衡。不同的契约合作模式所带来的均衡态不同, 其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和效率也不同。[6]契约合作模式的发展与选择对于农场的持续发展很重要。模式的发展及其被经营者选择存在着一定的规律, 本文从交易成本、利益分配、经营者风险偏好及环境相容等方面分析家庭农场经营组织模式的选择机理。

1. 基于交易成本的解释

家庭农场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进程。从交易费用视角来看, 家庭农场的制度特征, 主要体现在交易方式契约化、委托代理成本低、不确定性较强、要素市场交易费用高等四方面。[7]对家庭农场而言, 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及违约成本。搜寻成本为对良种、饲料、医药和交易方等信息的收集成本。信息成本为获取良种购买、生产资料选购、防疫技术掌握、废弃物处理、产品的销售信息所花费的成本, 或者是交易双方相互交流信息所形成的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及品质讨价还价所产生的成本可归入议价成本, 而经营者决策及签订契约所需要成本则为决策成本。农场经营活动的监督、产品生产的追踪、销售信息的捕捉及合作方履约情况的获取等产生的成本被称为监督成本。如果农场违反相关契约, 则会承担相应的违约成本。

农场经营者的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专用性投资大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决定其必然产生因人性因素与市场交易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下的市场失灵, 导致交易困难, 进而产生交易成本。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追逐, 农场经营者会选择交易费用最低或相对较低的经营契约合作模式。农场与市场直接对接, 经营者需要承担全部的料、工、费成本, 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和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性、较强的资产专用性, 进而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及违约成本也较高。家庭农场主要是家庭成员提供劳动, 在资金与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实现效率最高的经营规模, 工作量比较饱满, 劳动生产率比较高, 则监督成本和决策成本较低。农场+市场模式, 经营者有机会获得市场超额利润, 当超额利润>交易成本+风险成本时, 则该模式对于农场经营者来讲是可行, 也是有效的。

家庭农场+公司模式, 交易方式契约化, 实行公司与农场共担风险, 农场利润保底。公司通常着眼于长期收益或期货收益 (期权收益) , 通过两者的紧密合作, 内部化订单成本, 降低搜寻成本、信息成本及议价成本。公司为农场提供良种、饲料、技术和销售等专业高效的服务, 降低农场的决策成本。公司制定生产经营计划、生产标准, 派专人跟踪生产, 制定完善的合作管理制度, 畅通信息沟通渠道, 建立防违约与防道德的逆向管理机制, 相应的公司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较高。当公司的长期收益或期货收益高于该模式下的经营成本, 家庭农场又能获得高于非农务工收入的保底收益时, 该模式仍然会是农场经营者乐于选择的模式。

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形成“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模式, 主要有两种合作方式:一是“场社合一”, 即家庭农场领办或合作社理事长注册家庭农场;另一种是订立契约, 将具有各种专业化优势的家庭农场签订契约, 开展合作。在“场社合一”中易出现农场主对合作社进行操纵, 窃取生产者剩余, 农场主往往对合作社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 内部决策成本、监督成本与违约成本较低。又因我国家庭农场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方向, 农场相对规模不大, 在市场中的地位不稳固, 需要付出较高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与议价成本, 以实现农场与合作社的良好发展。在第二种合作方式下, 各农场之间由契约协议来维系合作关系, 经营决策权和控制权相对分散, 牵制力较强, 经营相对理性, 避免了一方独大的现象, 但也引起不低的监督成本与违约成本、决策成本。无论是何种合作方式, 只有在可预见的未来, 专业合作社与农场的合作效益大于两者合作成本时, 该种模式才被农场经营者所推崇, 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与公司都是农村经济的新型经济主体, 三者的合作延长农业生产的价值链, 整个链条是否增值取决于三者是否建立良好关系,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效益。而欲获取良好的合作关系, 不但从信用上着眼, 还应建立完善的合作体系, 且在决策博弈中应体现三者权益, 这些无疑使得该联合体具有较高的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及违约成本。良好的合作体系能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及生态化, 提高市场中的谈判能力, 降低议价成本。专业的社会化服务降低搜寻成本、信息成本, 在权衡各种交易成本项目的基础上, 结合交易收益, 进而确定该模式的优劣。

2. 出于利益分配机制的思考

(1) 经营契约合作模式选择的原则。利益分配是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形成及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契约安排是否合理, 合作剩余分配是否体现个体决策合理性、集体收益可取性、投资报酬对称性等原则, [8]是家庭农场经营者对契约合作模式选择的理性考虑。对于农场经营者来讲, 家庭农场收益若远小于非务农收益时, 农场收益对其选择务农的激励不足, 他将不会选择经营农场, 而会趋于外出打工。这里的农场收益包括有形收益R1和无形收益R2。有形收益是指货币、有形资产等收益, 而无形收益可指家庭稳定、子女健康成长、老人能被照顾、自身的成就感、幸福指数等。若经营农场所获得的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之和大于非务农收入R3 (假定主要考虑货币性收益) , 则会选择经营农场;反之, 则选择外出打工。即R1+R2>R3, 则经营农场;R1+R2<R3, 则外出打工;R1+|R2|=R3, 则相机选择。当无形收益R2的取值为R3-R1或- (R3-R1) 时, 经营者会权衡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的重要性, 在外出打工与经营农场之间进行相机选择。在满足农场经营的基本条件后, 经营者对契约合作模式的选择同样也会考虑收益。基于利益最大化原理, 经营者会选择收益最大化的契约安排, 即Ii∈max (I1, I2, I3, I4) 。所谓集体利益的可取性, 是指各经营户选择的经营契约模式所获得的整体收益应该大于其采用其他经营方式所获得的收益, 且具有1+1>2的协同效应, 逻辑表达为。经营户为契约的形成与选择投入生产要素, 专用性资本较大, 其所期望的收益也较大。在某种模式下, 若耗费的资源取得收益小于经营户的期望值, 则经营户将不会选择该契约, 即经营户选择某种契约模式需满足以下条件:

为选择某种契约合作模式的期望值, Io为选择其他契约模式下能获得的收益, IB为无风险银行存款利息收益, C1、C2、C3分别为寻找其他契约合作形式所耗费的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和退出成本。经营者乐意选择的模式, 是在保证无风险收益的基础上, 其期望收益大于选择其他契约模式所获取的收益。该期望值收益就算扣除交易成本, 原有契约合作的退出成本仍大于其他契约模式的收益。投资报酬对称性是指投资者投入与回报要相对应。农场经营者投入大量生产要素, 产生较高的专用性资产, 其所期望的收益值应大于资源禀赋的占用和使用成本Cj, 即。

(2) 契约合作模式选择模型的建立。在符合以上原则基础上, 建立模式选择的模型分析四种模式下家庭农场所获取的利润。

(1) 家庭农场+市场。假定每年农场可销售的产品数量有Q1, 市场价格为P1, 单位产品的营业成本为Cm, 交易成本Ct, 环境成本Ce, 利润π, β为风险调整系数, 则π=[Q (P1-Cm) -Ct-Ce]β, 农场直接与市场对接, 经营者独自承担全部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 经调整后的农场收益会低于未经调整的收益。

(2) 家庭农场+公司。依据交易情景各变量的取值区间不同, 该模式又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和紧密型三种。松散型的市场成分占绝对地位, 紧密型的管理成分占绝对地位, 半紧密型介于两者之间。随着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 两者的结合逐渐趋于紧密型发展。我们以紧密型为例分析公司将农场大部分经营活动纳入公司的管理范畴, 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及农场精力投入情况制定交易价格, 在虚拟的内部市场进行交易。假定公司支付给农场的产品价格为P2, 农场提供的产品量为Q2, 农场节约饲料、防疫、医疗等服务费所占用资金的成本为r1, 获取项目补贴收益r2, 税收优惠收益r3, 废弃物处理后的收益, 包括使用沼气、沼液、沼渣所节约的燃料、电费和动力费、肥料费r4。农场经营成本包括投入专用资本折旧费C21, 资金使用费C22, 资源投入的机会成本C23, 家庭用工C24, 雇佣工人工资C25, 废弃物处理成本C26, 场地租金C27, 水电热费C27。利润, 与公司合作, 农场能获得稳定收益, 风险较低, 所以风险系数假定为1。

(3) 家庭农场+合作社。假定该模式下的合作社采取收购、返利加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单个农场从联合体所得到的收益包括销售收入、交易额返利及计作股份的资源禀赋分配的收益。假定合作社支付给成员农场的价格为P3,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Q3;若返利根据交易量进行返利, 设n为返利率, 即返利金额/总返利金额的比例, 则返利额为;[9]若设合作社计提的盈余公积、弥补亏损等的金额占总利润的比例为1, 用作股份的资源禀赋量为Wi, 合作社总的资源禀赋量为W总, 则计作股份的资源禀赋的收益, (1-n-1) π总/W总×Wi, 农场所承担的成本有生产成本包括良种进价C31, 饲料或其他生产资料C32, 人工C33, 医疗防疫C34, 专用资产折旧C35, 水电动力费C36, 投资入股资源的机会成本C37, 资金使用费C38。

经营者所得的利润为, rs同rk。

(4) 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合作社将分散的家庭农场联合起来, 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 并与龙头企业或公司进行合作, 组成一个“联合体”。通常是合作社向单个农场按结算价收购产品, 进行加工整理, 又以协议价销售给公司。假定合作社与农场的结算价为P4, 公司收购合作社产品的价格为P40, 收购的产品数量为Q4, 合作社的运行成本、计提盈余及弥补亏损的金额为M, 则合作社未分配利润为 (P40-P4) Q4-M;若合作社也是采取一次结算、二次返利、三次分红的方式分配利益, 返利分红率m, 则农场获得的返利分红额为m[ (P40-P4) Q4-M]×Wi×W总。合作社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单个农场的市场谈判地位, 能获得比单独或与公司直接合作农场高的收益。当合作社的介入能使农场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其直接向市场销售的平均收益, 则该合作模式被农场选择的概率非常大。家庭农场利润表达如下:

rt同rk, Ch4同Cg3。

Vi∈max (π1, π2, π3, π4) , 农场经营者往往会趋向能使其获得最大利润的契约合作模式。在评价模式利益分配是否合理时, 学者通常还会考虑用满意度来衡量, 鉴于文献研究的发展, 本文用和谐度作为评价指标。和谐度越高的模式, 畜产品供应链条越稳定, 吸纳外部资源投入的能力则越强, 即经营者选择该类模式的几率越大。[10]根据和谐理论中不和谐定义, 则和谐度为。Φ′ (v) 为现实和谐状态的值, tij是理想和谐状态的值, δi为成员i对利益分配影响促进作用数量, δ′i为成员i在联合体中的权重。

将利润与和谐度作为变量建立模型, θ1和θ2分别为利润与和谐度在契约合作联合体中的权重, 该值可以通过调研和专家咨询法来确定。利润πi越大, 则比值越大;同理, 和谐度Hi越大, 比值也越大。某种组织模式下, Fi值达到最大, 则该种模式被选择的概率也最大。

3. 基于经营者风险偏好程度的解释

经营个体的契约选择行为与风险态度有较紧密的关系。Harris.Jenkins和Glaser在研究男性与女性面临不确定决策的契约选择时, 发现风险偏好型个体倾向于选择自我雇佣契约, 风险中立型倾向于选择绩效工资契约, 风险厌恶型倾向于选择固定工资契约。[11]自我雇佣型契约的重要形式为个体创业。Kihlstrom和Laffont提出风险厌恶程度是决定个体成为企业家或被雇佣者的关键因素。[12]

家庭农场的发展会面临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融资风险及内部经营风险等。面对信息不对称性的经营决策, 经营者会有不同的风险态度。风险爱好者往往在风险中更愿意得到期望收入而不是期望值收入, 喜欢收益的动荡超过收益的稳定。效用函数呈凸型。假定Xi为不同概率下的收益, λi为获取收益的概率, 则U[λX1+ (1-λ) X2]<λU (X1) + (1-λ) U (X2) , U′ (ω) >0, U" (ω) ≥0, 一阶与二阶导数都为正, 表示财富越多越好, 边际效用不会因为财富增多而减少, 属于“赌徒”心理。依据Harris.Jenkins分析持风险爱好态度的农场经营者倾向于选择自我雇佣型契约, 即为“家庭农场+市场”的经营模式。该契约关系中风险最大, 或有收益和期望效用值也较高, 满足风险爱好者的效用函数条件。风险回避着 (厌恶者) 和中立者则通常会在其他三种经营模式中选择。假定经营环境相同, 风险规避者或厌恶者会想法回避不确定下的决策而宁愿牺牲部分期望收益以选择有确定结果的方案, 其效用函数为U[λX1+ (1-λ) X2]>λU (X1) + (1-λ) U (X2) , 图形呈凹形, U′ (ω) >0, U" (ω) ≤0。边际效用随财富增加而递减。风险厌恶者宁愿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者承担一定的代价来获取无风险收益。这一费用或成本类似于“保费”, 也即风险价格, 依据效用函数可推, U (ω-λ) =λU (ω+σ) + (1-λ) U (ω-σ) , λ被定义为风险价格, σ为增加的财富, 则, 由此我们可看出。风险价格=λ×方差×风险厌恶程度。即风险越大, 风险厌恶程度越高, 则风险价格越高, 经营者愿意放弃的收益或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

“家庭农场+公司”模式中, 农场除了承担一定的生产风险外, 市场风险、融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等都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 而公司则需要承担除生产风险和一定融资风险外的所有风险。通常公司给予农场的收购价比市场价低, 这一差价可认为是风险价格大小的驱动因素, 也是公司承担其他风险的一种补偿。该差额越大, 则选择这种契约合作方式的经营者风险厌恶程度也就越高。农场经营者接受这一价差, 当农场收益大于非农场收益, 则其会选择放弃该模式转而将生产要素投入其他生产模式。在“家庭农场+合作社”的契约关系中, 农场以生产要素入股, 负责生产农产品, 而合作社为各合作农场提供产品加工、深加工、技术社会化服务, 产品由合作社收购并对外销售。该种模式下农场承担几乎全部生产风险、部分管理风险、融资风险及市场风险, 仅次于“家庭农场+市场”的风险程度。这种经营模式将不会引起风险厌恶程度高的农场主的兴趣, 或许为风险中立者备选方案。将公司、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进行有效结合, 是家庭农场契约协作的又一种选择。农场承担一定的生产风险, 较低的市场风险, 自然风险也可在合作社与公司协同作用下达到最小, 而公司几乎承担全部市场风险与管理风险, 该模式下农场面临的风险最小, 或有收益也较少, 往往成为风险厌恶程度高者的主要选择。

4. 运用环境相容性的理解

相容或相容性在逻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中都有相应的解释。马建平综合多学科的概念界定出共同的内涵特征, 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发生联系的考察对象间互不矛盾、不冲突、不影响和不侵害, 若考虑对象间相互改善、改进或促进, 则不仅相容且相容性不断优化。[13]相容性在经济学领域中由W.阿瑟.刘易斯在《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 “制度、观念或环境与经济增长相一致, ”他认为政策法规、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市场以及自然环境与生产相容, 则促进经济增长;反之, 则抑制经济发展。家庭农场是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来的新型经济主体, 其经营组织契约协作模式选择的科学性和适合性与环境相容性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环境下, 通过协调各项关键要素, 发展组织经营模式, 使其与发展环境相容, 则经营者能获取因各要素之间互补或协同所得到的效益;若协调努力程度不够或者协调最终结果不成功, 则农场经营模式与环境中的关键要素之间无法相容, 经营者也无法获取最佳收益。

我们本文中所讨论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可以通过扶持政策的制定、市场的完善、文化素质的提高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途径进行协调, 当农场选择一种契约合作模式进入某种环境, 借助政府与市场等力量来达到与各项关键要素间的相容, 则该合作模式适应该环境。家庭农场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是家庭农场形式的主要动因。[14]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场经营者拥有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在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支持下进行租赁、转包、互换、使用权转让等以实现农场客观条件上的规模。2014年2月, 农业部发布《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系列指导意见》, 从工作指导、土地流转、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强化社会化服务、人才支撑等方面提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具体扶持措施。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新增加的农业补贴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倾斜。良好的政策环境下, 家庭农场得以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与平台。不论何种经营模式的农场, 在大制度环境下都是相容的, 与经济发展目标一致。而约束性的具体规章制度及其实施力度对经营模式的选择有较大影响。如, 环境规制的实施强度影响农场在现有资源禀赋约束下的经营规模与契约协作方式。环境政策实施强度大, 农场所支付的环境成本较高, 若政府的扶持政策针对农场主较强, 且扶持效应能抵消由于生产要素投入有限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则经营者会选择适度规模的独立经营, 即直接与市场衔接。若政府直接对农场经营者扶持的针对性较弱, 且对合作社或公司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单个农场, 则农场趋向于合作社或公司合作。

市场环境涉及产品供需状况、价格波动情况、信息渠道的畅通性、市场的自然地理位置、消费文化、生产要素市场及产品竞争等多种元素。市场中农产品价格浮动在消费者承受范围之内时, 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 而供应价格弹性较大, 当需求大于供应, 农场经营者往往会选择直接向市场销售产品, 赚取市场超额利润。在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中, 交易双方信息比较充分, 市场中不确定性较低,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 农场经营者会选择独立经营也就是自雇佣契约形式。反之, 出于对风险的规避, 会选择与合作社或公司合作。市场中同类产品供大于求, 且异质性较差, 竞争较大, 价格波动幅度大, 市场风险大, 家庭农场会选择规避风险, 与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龙头企业或公司合作, 获取保底稳定收益。若市场供需稳定, 价格波动幅度在生产者与消费者承受范围之内, 而对于单个农场而言, 生产要素市场尚需完善, 生产要素交易成本较高, 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农场出于长期的发展需要会寻求多个资源禀赋持有者进行合作, 这也就促使在多个农场基础上发展专业合作社, 进而降低产品交易成本, 提高生产者与消费者剩余。产品销售市场自然地理位置的区位劣势, 消费文化的差异性较高, 技术壁垒高, 整体风险敞口超过合作社可控范围, 则合作社倾向于寻求更强实力的集团公司合作, 龙头企业强大的资金和资源实力, 完善的销售体系及较强的市场开发能力等优势能有效抵消以上的负面影响。农场经营者思维的开阔、文化素质的提高、自尊心的满足以及自主创业的幸福指数高于其他方式, 其偏好“农场+市场”。农村文化环境包容性高, 能妥善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农民致富目标与共同致富愿景一致, 则合作社的产生及公司的加入将容易与农村经济发展兼容, 农民也能欣然接受自己获取平均利润, 公司获取采取先进技术及管理的价格补偿。生态环境承载力也是另一种阀值, 该值越高, 生态环境消纳污染的能力越强, 农场所支付的环境成本就越低, 传统养殖方式仍可沿用, 在市场及其他环境相容时, 经营者自我雇佣的欲望就越强。若农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低, 污染物产生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所构成的环境总效应大于零, 靠农场自身无法达成与生态环境相容, 需要引入外部变量政府及公司的进入。政府能提供一定的资金进行治理, 改善环境, 公司能提供先进的治污技术及生产后续管理, 合作社能提供农场生产的社会化服务。多种要素的协调努力, 促使农场选择适合的契约协作模式与生态相容, 并优化管理, 取得农场的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1][14]何劲, 熊学萍, 宋金田.国外家庭农场模式比较与我国发展路径选择[J].经济纵横, 2014, (08) .

[2]蔡荣.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的契约选择及决策权配置研究[J].软科学, 2013, (02) .

[3]浦徐进, 范旺达, 曹文彬.不同交易模式下公司和农户双边投资行为以及合作社最优规模研究[J].管理评论, 2014, (06) .

[4]张东柱, 金剑峰, 胡浩民.“公司+家庭农场”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基于温氏集团案例研究[J].学术研究, 2012, (10) .

[5]邓军蓉, 祁春节, 汪发元.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问题调查研究[J].经济纵横, 2014, (03) .

[6]肖卫.有限理性、契约与集体行动:中国农民合作的产生与效率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博士论文, 2011.

[7][8]赵海.家庭农场的制度特征与政策供给[J].农村金融研究, 2013, (12) .

[9]曾明星, 杨宗锦.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模型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 2011, (03) .

[10]薛婷.农产品供应链利益分配机制优化分析[J].商业时代, 2014, (23) .

[11]Harris, C.R., Jenkins, M., Glaser, D.Gende Differences in Risk.Assessment:Why Do women take Fewer Risker than Men?[J].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2006, (01) .

[12]Kihlstrom, R.E, Laffont, J.J.Implicit Labor contracts and Free Entr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03) .

财政公平与利益公平分配 篇8

实现财政公平有利于完善我国的财政制度和经济的均衡发展。财政作为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来源,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往由于财政公平与利益公平之间的关系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分配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如何加强财政公平与利益公平分配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财政公平的内涵

财政公平主要是指政府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均衡性和公平合理性,并且其财富分配要公平地照顾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赢得民心的基本条件,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源泉。财政公平包括财政收入公平和财政支出公平两个重要方面。

2.1财政收入公平

财政收入公平是指政府为了满足必要合理的财政支出而进行的必须的筹资活动,它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以及债务收入等。税收做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它的公平也就成为了财政公平的重要内容。做到税收公平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税收的整体设计。从整体上讲,税制越复杂,管理起来就越困难,产生各种负效应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应简化税制,易于操作,实现税制征管一目了然,严格税收的立法、执法公平,使得收税、纳税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是对个别税种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有利于税务机关更合理征税。如目前大家对个税起征点的征收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每个纳税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应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税收的公平要既做到税负在个体之间分配的公平,也要做到税负在不同地区、行业、社会阶层中的公平分配。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合理的征税标准。

2.2财政支出公平

利益公平分配离不开财政支出公平。财政支出公平强调的是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和引导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实现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财政支出公平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财政支出的公平首先是支出范围必须法定化。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资金支出,因此它提供的公共支出范围政府必须规定统一的、合理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支出标准。紧急或特殊事项政府可以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要从总体上做到财政支出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使得各地各部门享有财政利益的平等权。

二是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公平。转移支付作为平衡不同地区和不同级别财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在解决失衡财政支出公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公平是转移支付的客观要求。只有在转移支付中做到公平,才能更好的实现财政支出公平。

三、通过财政公平实现利益公平分配的措施

针对上述财政公平的两个重点,实现利益公平分配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3.1实现财政收入的公平,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

财政收入公平作为财政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财政收入的公平,可以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

建立公平的税收立法机制,促进征管公平。一是税收立法权划分的公平原则。按照立法机关实行立法权,行政机关履行执法权,司法机关实行司法权的原则,行政机关只有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才能行使立法权,因此对于立法权的行使首先要保证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的首位权,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但由于各地的具体环境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为了公平起见,对于一些小的零散税种,应该赋予地方一定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从而创建中央和地方齐抓共管税收的良好局面。二是要做到保证纳税人从其公共服务中得到的利益纳税;三是由于不同个体的支付能力存在着差别,所以税务机关对他们征税也应该有所差别,不应该一概而论。四是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税收征收的法律法规,建立有效地税务征管机制,确保税收的征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现每个公民公平、合理的纳税。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近些年来,一些部门受利益驱使,乱收费乱摊派项目多,导致了利益的不公平分配。针对这种情况,根据财政公平和利益公平分配的原则,有关部门应加大管理力度,规范减少收费项目,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实现真正的利益分配公平。

3.2建立公平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权利和利益公平分享

财政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在实现利益公平分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时期,财政收入增长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需求,政府如果加大某一方面的财政支出,那么势必会减少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只有建立公平的财政支出分配结构,才能实现财政支出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这种公平的财政支出分配结构既能维持政府必要的基本开支,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又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整体上实现公平的权利和利益。

四、结语

上述只是笔者对财政公平实现利益公平分配提出的看法,由于财政公平涉及到很多方面,除了上述的财政收入公平和财政支出公平外,财政预算和执行公平作为财政公平的重要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公平以及财政预算和执行公平统一起来,先实现各部分的公平,然后实现整体的公平,从而达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严格预算执行,以公平为指导,通过财政公平实现利益公平分配。

参考文献

[1]张志超,李平.政府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邓子基等.比较财政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3]程瑜.政府预算契约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