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社会新闻的看法

第一篇：对一些社会新闻的看法

对淘宝运营的一些看法

淘宝运营之我见

李鹏鹏

运营是做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不同的团队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它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从广义上来看，运营是要来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流量、转化率、用户粘度。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运营是解决转化率和用户粘度两个问题。关于这三点通俗的理解如下：

流量：把人带到店铺来

转化率：让进来的人买东西

用户粘度：让买过东西的人以后还经常来买

图解：除了把运营工作定义为解决三大关键问题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运营是解决上游产品到下游客户两者端到端的问题，所以掌握产品，摸清客户成为另一种运营工作思路。

理论的空话先不多说。现在我就结合具体店铺（http://tonyjeansxt.tmall.com/）来谈一下我做淘宝运营的几个思路：

一、流量方面

由于没有你们店铺的量子统计数据，所以对于你们店铺的流量分析就无从做起了，但解决流量问题，我还是可以通过我的思路来说一下有哪些工作分解

淘宝运营之我见

李鹏鹏

以上部分，可能内容还有不尽详实之处。还请您帮我补充补充。

二、转化率方面

在分析问题之前，同样我先将我的思路图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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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鹏

关于如何提高店铺转化率，可能很多人都能说上来不少方法。按工作内容不同来划分，我将之归为三类，一是产品设计，也可理解为产品的挖掘包装；二是店铺装修，这个容易理解，淘宝上卖的就是文字和图片，所以店铺装修是个大问题。三是活动策划。好的产品，好的页面展示，当然配合诱人的活动形式才容易产生最快的购买。

以下就细细来说一下这家店铺。

1、店铺首页设计

首页图片我只截了首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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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鹏

分析情况如下：

1）主色调：店铺首页的主色调为灰黑色，黑色或灰色系往往会给顾客理智、高贵、沉稳的感觉，这和该店铺定位于成熟男性比较相符。使用大幅图片来引起注意，聚集视觉焦点。这也很不错，但是如果把图中的男人换成中国人是不是更好呢？

2）分类模块：如下图所示：店铺的产品分类存在分类还不够细致，内容不全的情况。而这个版块又恰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欧美用户更愿意使用搜索功能，因为他们的民族更强调个性化，有冒险精神，而亚洲用户则更偏好使用类目导航的固定路径，相对求同存异，对已知有依赖性。所以，好的类目导航会对用户体验有非常大的提升。

如果您们想做品牌的话，是不是应该加上个品牌介绍专区呢？就像这样一样：

还有能不能在男装专区和女装专区再增加个下拉菜单，详细的分下类呢？就像这样一样：

也许有人会说，左侧分类栏有详细的分类啊，其它通栏位置还有必要这样详细的分类导航模块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需要。

如果不做这样的分类。举个例子，我是想买t-shirt的人，进了店铺半天也没看到跟t-shirt相关的产品或关键词，那我可能没有兴趣浏览下去了，直接关掉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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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鹏

3）框架布局。在框架布局方面，应该更多的考虑到用户的浏览习惯。根据Google的眼动仪测试报告。用户在浏览网页的时候，习惯路径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综合起来，就是“F”型的热点区域。因此店铺首页在做布局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方面。你们店铺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三屏以下，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相类似模块的重复堆砌。

2、单品页设计问题

1）宝贝标题：我将当前店铺中一个宝贝拿来做案例。此商品标题如下：

清仓65元 TONYJEANS汤尼俊士 男装 印花圆领短袖T恤

首先说一个常识，宝贝标题不是简单对产品作一个文字描述，宝贝标题中的每一个关键词都是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在用户进行搜索行为的时候，就能把陌生的他与自己的商品建立一条通道联系。所以选择匹配度高的热门关键词作为宝贝标题是正确的选择。(淘宝seo我会用一个专题重点分析。这里就不介绍了)

2）产品介绍：这个单品页里面对产品的介绍顺序如下：

关联营销——产品文字描述——产品图片展示——产品文字描述——关联营销——品牌介绍——使用需知

当我看完整个单品页后觉得脑子里面很混乱，我发现我没有装进去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是内容不够多吗，不是，内容已经够多了。问题在于，陈列顺序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

当你向我推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先要告诉我你是个什么东西（品牌），买来有什么用（功效），如果我觉得有兴趣，我还会接着问，你这个东西是正品行货吗（资质认证），还有谁在用（热销记录）。最后被你说服了，我想买了，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怎么用呢？（使用需知）

结合以上思维路径，我建议单品页的内容介绍按以下步骤来：

产品文字描述——产品图片展示——产品细节展示——品牌介绍——效果评测——名人推荐——用户体验反馈——热销纪录——使用需知

3、分流页设计问题

分流页我想说两个问题：

第一：不同类的产品，应该使用不同的单品页模板。不同的单品页模板设置不一样的分

淘宝运营之我见

李鹏鹏

流模块。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所有的单品页点进去都是相同的分流模块，那跟人家想进商场你在门口硬塞给他一张传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应该这样，例如卖服装的，外套的单品页里面分流模块就应该放裤装的产品，男士的单品页里面分流模块就应该放男士的专用产品等等。

第二：分流模块的产品其实除了掌柜热卖和特价秒杀团购外有更多选择。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单品页的分流模块分为宝贝详情上方，宝贝详情下方两个位置。在一个洗面奶的单品页里面，宝贝详情上方的分流模块可以放什么呢，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你要告诉客户的是，买了这个t恤，你还可以买以下相配套的牛仔裤哦。那宝贝详情下方的分流模块又可以放什么呢？我认为客户浏览到这里的时候有可能会对本产品不感兴趣，有跳失的可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告诉他，如果这个t恤你不喜欢，还可以选择其它性价比更高的t恤哦。

综合来说，分流页模块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热卖的，或者搞特价的商品强推给客户。如果是这样，关联销售根本就提高不起来。我想超市里面啤酒和尿不湿的案例大家都听过了吧。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关联销售不是为不同的买家找共同的产品，而是为不同的产品找到共同的买家。

4、活动策划问题

为什么产品好，还要做活动呢，我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在中国人的思维里，买东西不是为了买便宜，而是为了占便宜。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某超市某品牌牙膏正常日销量为2000盒。有一次，他们做了一个促销活动，降价5毛，仅限一日。结果当天该品牌牙膏的日销量是10000盒。真的是消费者买到便宜了吗？不见得，一盒牙膏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用一个月。也就是说超市降价5毛等于每个人每个月节约了5毛钱。5毛钱多吗，如果我说地上每天有一毛钱让你捡，一个月捡3块，我估计没有几个人愿意捡的。因此。店铺经常策划一些活动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占到了便宜。

其实店铺活动策划这方面，是有很多种选择的。我分成了下面这四类

一是常规营销活动：比如常年满多少包邮之类的，收藏送红包，送优惠券之类的

二是主题系列活动：例如周未购，每周秒杀，新品抢先购之类。通过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这样的持续形式来促使新用户的回头，老用户的积累。相当于每周给客户一点盼头。

三是节点促销活动：例如情人节，感恩节，国庆节，暑假等等，都可以包装成活动。活动形式灵活多变，满减，满送等，例如：五一我要“价”给你，暑“价”集中营等等

四是噱头促销活动：这个很多店铺玩过，比如说冲冠特价，掌柜搬家清仓等等。

三、用户粘性方面

还是先上图，把我的思路先抛出来，如果有高手觉得内容不充分，也可补充。在我看来，要解决用户粘性的问题，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淘宝运营之我见

李鹏鹏

以上内容不作解释了，相信您应该看得懂。具体到这个店铺，因为我没在你们店铺买过东西，所以CRM做得如何，售后服务做得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仅仅从页面上获取的信息提出几点想法。

1、衣服的消费人群有一个特性，就是除了买东西之外，还有一个交流分享的需求（特别是女性，所以现在美丽说，蘑菇街才会有市场）。通过QQ群来进行有效的管理。给客户一个自由交流分享的渠道。

其它除了QQ群。还有淘宝店铺帮派这个东西可以充分利用起来。把店铺帮派打造成一个小论坛，小社区。满足客户在这方面的需求。此外，店铺帮派还可以填充一些关于美妆护肤的专业知识。做信息内容的输出。提高可读性。

再有，就是利用时下比较热的微博来做CRM。通过与客户的在线沟通互动，增加用户的粘性。提高客户的复购率。

很遗憾的是，在这两方面，你们店铺都没有重视起来。

2、对于淘宝上的用户来说，店铺忠诚度是非常低的，那么如何来打造自己的忠实客户人群呢。我想利用好售后服务卡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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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鹏

一般情况下，售后服务卡大多数人都理解为退换货表。在我看来，不仅仅如此简单，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一张设计精美的售后服务卡，可以让用户爱不释手，可以拿来当书签。增加了跟用户的“对话”时间，也即增加了用户回访店铺的可能性。不要好不容易跟一个客户产生了交易又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要学会挖掘客户终生价值。

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这张售后服务卡上还可以印上店铺红包的领取代码，或者直接充当一张有限期为一个月的包邮卡均可，让客户在收到货的同时有一个小小的惊喜。也大大提高了店铺的回访率和复购率。

总结一下，淘宝运营是做什么呢？

第一：通过运营手段提高店铺流量，降低店铺流量获取成本

第二：通过营销策划，店铺设计来提高店铺的转化率

第三：通过CRM，来增加店铺的忠实客户。

第二篇：对公司发展的一些看法

拓展市场，多去外面跑，像领导所说的，跑一百个客户，有十个愿意深入了解，有一个做成事，就已经不错了，对于我们如此夯实的技术实力，就缺的是宣传，通过年前的拜访热力公司，发现能见上面的各个县热力公司老总都是对咱技术有很大兴趣的。二三线城市的县区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有极大的合作可能，这就要求我们要走出第一步，拜访他们热力公司，取得联系方式，即使暂时不需要，以后难保不产生关系。

在公司各个岗位职能上，觉得领导安排的挺好的，对于我们季节型行业，如此分配对公司大家都是很有意义的，有助于我们新人能力的提升，自我锻炼以及丰富经历。奖惩制度就该像领导说的公开公正，落到实处，该多少是多少，按劳取酬，让我们工作的更有动力，不宜朝令夕改。

为丰富员工的精神生活，觉得公司对于集体活动因该恰当的举办几次，大家在一起工作，工作之后很难聚在一起，是不是需要多聚一聚。在工作中一起干的起劲，业余生活中也能玩的开心，增进同事间的感情，使我们和公司密不可分，在公司这个大家庭下，共同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公司也能更好的协调工作，大步发展。

第三篇：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

2013年06月09日 15:46:50 来源： 红旗文稿

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究竟是好的、有益的东西?还是不好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它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要科学地认识宪政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之进行分析。

一、资本主义宪政的由来、内涵、本质及其实质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宪政的涵义主要有两个：一是指君主立宪，一是指宪制政府。该百科全书还考证，最早在著作中使用君主立宪一词的是英国人约翰·洛克，时间大体在17世纪后半期。最早使用宪制政府或立宪主义等词的是在19世纪初的法国、葡萄牙等国。宪政的历史起源则被追溯得更为久远。1869年11月，恩格斯在《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中，提及英国学者亨·哈勒姆1827年分两卷在伦敦出版的《自亨利七世即位至乔治二世逝世的英国宪政史》一书，把英国的宪政史追溯到了15世纪晚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0页)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因而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18世纪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彻底废除君主制国体，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875年最终确立)。之后，不少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取得本国革命胜利以后，纷纷确立了以民主共和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面对这种潮流，为避免遭历史淘汰的命运，传统的宪政思想开始吸收共和制的人民主权等观念，并逐渐演变成当今西方关于宪政的诸多解释，如提倡分权、民主、法治，以宪法法律体系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等。

在宪政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中，宪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689年英国通过的《权利法案》、1787年美国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及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是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的重要文献，在西方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奠定了现代西方宪政制度的政治与法律基础。

如何看待西方的宪政及宪政制度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科学地解释社会的政治法律现象、政治法律制度，必须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出发。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同上书，第143页)恩格斯也明确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8页)

从上述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法的起源、实质等问题，指出法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统治秩序，往往以整个社会代表或国民普遍意志的名义，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为后盾，制定并颁布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行为准则，如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界限等，以规范并约束人们的行为。法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就应运而生了。这是法的阶级实质，也是它的本质。

宪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开始出现的，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成果。为了从根本上约束君权和规范全体国民，资产阶级需要制定一部国家总的章程，一方面明确国家政权的性质(反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资本主义)以及政权的组织形式(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以表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为具体法律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准绳。这个总章程或总法就是宪法。

伴随宪法等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的法治观念。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虽然也存在法及法的现象，但无论是奴隶制时代的法律还是封建制时代的法律，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只约束被统治阶级而不约束统治阶级(虽然也有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规定)，奴隶主或封建主都明确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统治权高于法权，阶级特权凌驾于法权，法不具有至上地位(这样的社会可被称为人治社会)。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法治观念有了很大进步。法的阶级实质没变，但至少在形式上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纳入法所适用和约束的范围，并在政治上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个人、团体或组织享有超越或游离法律之上、之外的特权(这样的社会可被称为法治社会)。

法治取代人治，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法律都是由人来制定的，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从制定宪法即立法角度看，宪法法律并不是至上的，至上的权力掌握在制定宪法法律的统治阶级手里。即便在司法层面，资产阶级也总能运用自己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规避宪法法律对本阶级权力的约束和限制。一旦宪法法律条文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资产阶级便毫不客气地修改或废止有关条文，以适应发展了的阶级利益的需要。金钱特权即资本特权取代了封建的等级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是资产阶级法的本质。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宪法首先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相协调的社团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马克思还揭露了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的虚伪性，他说：“这个虚伪的宪法中永远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宪章中寻找，而应当在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以这个宪章为基础制定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页)恩格斯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所谓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法治也不是至上的。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法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指导，维护的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

明确了法、宪法的本质及其实质后，就不难理解西方宪政的本质和实质了。宪政以宪法为基础，起初是为了约束王权(政治制度上体现为君主立宪)，在废止了王权的国家用来约束全体国民(政治制度上体现为民主共和)，它是法(宪法)这一阶级统治工具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法治化，目的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为发展资本主义保驾护航。

关于资本主义宪政的本质和实质，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宪政的经典文献《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中找到具体注解。这三部文献尽管时间上相差百年，内容表述和完善程度各不相同，体现的国情、历史传统以及政治制度等也存在差异，但它们确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在当今西方世界，不论哪一国的宪政都无一例外地规定或内含着这些原则和内容。西方宪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述。

二、对主张中国实行宪政的几种主要观点的分析

目前主张中国实行宪政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中国实行欧美国家的宪政，通过此种宪政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公开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应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另一类观点不赞成中国照搬西方宪政，但主张中国可以结合自己国情，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明确地讲，这两种“宪政”观，立场和目标并不一致，甚至还根本对立，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判断，不能一概而论。但其中确实有一些观点是模糊的，需要从理论上澄清。本文仅就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供商榷。

1.有宪法即有宪政吗?

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实行宪政的国家未必都有明确而系统的成文宪法，而有完备的成文宪法的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英国是西方世界公认为宪政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然而英国至今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并不是成文宪法)。此外，新西兰、以色列等国也是如此，然而这并不影响它们被纳入宪政国家的行列。相反，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普遍颁布了比较完备的成文宪法，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西方世界都不曾认可这些国家为宪政国家。因此，有没有宪政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没有宪法，关键是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什么性质的，确立了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有无宪法只是宪政的表象，有没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才是判断有无宪政的根本标准。

虽然同样是宪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着本质区别。因为统治阶级不一样，反映其意志的宪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会不一样。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有权在历史上存在，所以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废除这一所有制不是仅仅在纸上写写而已。”“宪法把实际生活中解决了的废除资本家和地主的所有制的问题记载下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毛泽东也指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同上书，第325页)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并加以发展。

我国现行宪法确认并巩固了党领导各族人民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根本制度、根本任务、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等重要内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我国宪法的上述规定，显然同西方宪法确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则和内容是完全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不可能认可确立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等原则和内容的我国宪法，更不可能因为我国有宪法而认可我国有宪政。一些人主张有宪法即有宪政，也许有抵御西方指责我国没有宪政、没有民主的善良用意，但这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客观上也可能起反效果。因为西方国家恰恰是寄希望于中国宣布实行宪政，从而以之作为突破口，逐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需要我们警惕和注意的。

2.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吗?

不能抽象地对待毛泽东关于“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句话，并以此作为中国应推行宪政的根据。

把宪政等同于民主政治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实际上，毛泽东是坚决反对抽象地对待“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个命题的，并且主张运用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民主和宪政问题。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毛泽东用“有饭大家吃”比喻新民主主义，然后借用孙中山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句话解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指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同上书，第733页)毛泽东还特别指明了当时中国各政治派别提出的宪政纲领的实质：“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同上书，第732页)可见，毛泽东反对抽象地谈论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并且点明了民主和宪政的阶级实质。

3.有“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提法等于就应该有“社会主义宪政”吗?

毛泽东尽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但他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他说：“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同上书，第733页)他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上书，第732—733页)可见，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介于资本主义宪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之间、最终要向后者过渡的、并非独立形态的民主政治。

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可以实行宪政，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别于蒋介石搞的“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

4、385页)但“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同上书，第56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上书，第59页)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政府“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表明它同资本主义的宪政有着相容相通之处。即是说，宪政可以为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服务，也可以为同属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服务。两者在性质上的相容相通，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选择宪政作为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接受宪政，决不等于可以照抄照搬欧美国家的宪政，而是必须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对宪政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赋予其革命性的内容。因此，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这就从根本上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同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主义的宪政区别开来。

正因为毛泽东当时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亦即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在毛泽东所有公开的文献中都不曾有“社会主义的宪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政”的提法或类似表述，甚至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连宪政这个词都不曾提及。

4.法治等同于宪政吗?

我国既然提出依法治国方略，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是否理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题中之义呢?笔者认为，宪政同法治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前文提过，法治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从而实现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在形式上被提到至上的地位。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一切依法治理的社会。而宪政是伴随宪法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然，法治同宪政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前者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方式、手段，后者则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有着特定的制度内涵。

即便是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因服务对象的不同，目的、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资本主义社会法治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治国，要贯彻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

329、328页)胡锦涛同志也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可见，不同社会的法治有着不同的阶级内涵和社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等于就要实行宪政。

5.“社会主义宪政”、“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成立吗?

我们既然可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不能有社会主义宪政呢?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宪政同市场经济、法治属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前者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后者属于体制机制的范畴。

就市场经济而言，它属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范畴，是发展生产、调节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虽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可以利用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相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搞活和繁荣城乡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法治也是如此。法治虽然具有阶级属性，但作为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方式、手段，它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历史上资产阶级就十分注意吸收和利用封建统治者甚至奴隶制时代的法治经验。恩格斯曾指出：“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2013年1月5日，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宪政能否结合到一块呢?答案是否定的。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集中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强调，工人阶级组织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原则无法同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相容相通。

1884年3月24日，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专制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也表明，宪政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恩格斯认为，尽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彻底形式，但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它必将为新的更先进阶级的阶级统治所取代，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国体上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汪亭友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伟达：反对宪政是要肯定什么?

最近中国有官方媒体连续发文，说是中国不能搞民主化，否则就会导致**而且结果比苏联更惨;还有说“宪政”是资本主义的，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武器，而且美国宪政本身也名不副实，社会主义中国不应借鉴美国宪政，云云。

官媒如此发飙，到底是冲着谁去的呢?也没见到美国、欧洲最近对中国发动什么特别的宣传攻势呀;看来主要还是朝着中国内部要求实行民主化和宪政的呼声与诉求去的。

中国内部对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吁已久，上届领导层对之基本采取了不鼓励也不反驳的策略;而新届领导层似乎觉得上届的做法尚不足以体现“自信”，于是乎组织有关舆论进行反击，试图夺回所谓“话语权”。

但笔者以为，真正的话语权来自对民主宪政的从善如流和发扬创新。因为民主的原概念，特指现代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就像空气、水源和土壤一样不可或缺。如果忽然要拿民主来吓唬人，试图把民主妖魔化，往往会弄巧成拙。

宪政也属于常识级别的概念，形象地说无非就是希望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能按照统一的基本规则生活工作;要防止出现一些人被要求守则，而另一些人则可以随意犯规的情况。今天如果有人还试图否定宪政，那么就请明确回答一个问题：你到底想肯定什么?

至于所谓“民主化和宪政是西方试图颠覆中国的工具”一说，有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此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有些西方人“哪壶不开提哪壶”，看到当代中国对民主化与宪政仍然心怀忌讳，于是就专挑中国的“软肋”进攻。

但这归根到底还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譬如原子弹，中国没有以前就经常遭受西方的核讹诈。尽管中国可以嘲笑原子弹是纸老虎，号称中国地广人多不怕核袭击云云，但解决核讹诈的关键，还是中国自己必须也拥有核武器。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放到民主宪政方面就讲不通了呢?

对于民主宪政是否应在中国实行或如何实行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靠主观臆断，不妨通过民意测验来寻找一下多数意见。否则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头鹿，而有人还硬要说是马，那就只能危险地欺骗自己了。

并没有人说民主宪政是完美无缺的，近年来一个流行概念，叫做“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看来还应当补充一句：“好的民主不容易”!

如果看到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发生挫折甚至倒退，就狭隘悲观地认定专制才是好东西，那就好像是在戒毒过程中出现某些反复，就匆忙得出毒品确是难得可贵那样的荒谬结论。

同时民主确实有个质量差，既有劣质民主和优质民主之分。那些表面上一蹴而就的变革，把某个独裁者赶下台，而后大家一经投票选出新领导人的“快餐式”民主，确是好看又好吃但是缺乏真正的营养，还会造成消化不良。

但劣质民主中的许多先天不足和运作弊病，其实大都是源于对原先的专制文化、体制、习惯和人员的藕断丝连和流毒深远。也就是说劣质民主的出现，往往不是民主本身的错，而恰恰是由于专制的阴魂不散，造成民主的难产甚至夭折。

美国宪政是否名不副实也无须辩论，反正如果把美国宪政和朝鲜的不知什么政供大家选择，高低还是可以立见的。

于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负责任、有远见、有担当的政府、政党及最高领导人，在充分认知理解世界潮流，人心向背的同时，还必须拥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能够以前无古人的革新精神与气魄，尽早开启民主社会实践的尝试和局部转型实验，有意识地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中积累培养极其宝贵的民主经验和各级人才，向全民展开民主启蒙教育和熏陶，帮助全社会渐进稳妥地向民主法制社会形态发展过渡。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郭道晖：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

发布时间:2013-06-12 11:20 作者:郭道晖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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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先后在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论坛、讲座上的发言稿的综合

最近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一篇长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认为“宪政”姓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谁主张实行宪政，谁就是要“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和基本制度”，实行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环球时报》的环球网也发表社评，声称鼓吹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最新一期《党建》杂志发表了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更具杀气地诬称：“宪政”主张的指向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联系到网上传出的某号文件和所谓“七不要”等等，看来一股反改革、否定82宪法之风正在袭来，火药味十足，引起知识界理论界的惊诧和反弹，群起质疑、反驳。

其实，这种思潮早已有之。一段时期以来，“宪政”一词就是禁区。就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把“法治”“人权”“市场经济”都贴上姓资的标签加以批判否定一样(后来总算承认它们的普适性而入宪)。现在又在宪政上做同样的文章。有一位论者宋鲁豫早先也发表过一篇《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的文章，对一次宪法研讨会上学者们强调的“政治改革刻不容缓、民主宪政势在必行”等主张大加挞伐，居然声称“中国越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损害当今的高度集中的威权统治，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道破了他们反宪政以维护旧体制的真实用心。

这几篇思维陈旧、逻辑混乱的文章虽然不值一驳，但由于它包着理论外衣和官方社评的身份，因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不是几个人一时冲动，而是顺应了当前某种政治意向，企图造成一种高压舆论，左右政局，误导改革，使之陷入反民主反宪政的“邪路”。如果说人们对当前政局和未来走向还摸不清看不明，那么杨女士和郑先生等人的文章所坦露的真情实意，就有助于我们略窥底细。面对这种思潮，我认为理论界不容沉默。

郭道晖(资料图)

这一思潮的实质——名是反宪政，实是反现行宪法。

什么是宪政?20年前我就发表过一篇《宪政简论》的文章(载北京《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权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遵守宪法(守宪)和维护宪法(护宪)、以及发展宪法(修宪)的全过程，简言之，宪政就是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宪政又称宪治。

就字义而言，在英语中，宪法是Constitution，宪政是Constitutionism，后者多了一个后缀语“-ism”，表明它不只是一种文本，而是一种“主义”和理念，宪政是体现和实现宪法精神实质的善政。宪政的理念有三要素——人权、民主与法治。

宪法与宪政本是文本与理念、形式与内容、宪法规范与宪法实施的关系。习近平近年说，“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最近又说，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关键在实施;还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凡此等等，实际上道出了宪政的基本要素。

杨、郑诸文却故意将宪法与宪政割裂，杜撰二者是姓社姓资的对立。古今中外同一个国家哪有其宪法姓社、而其宪政姓资的道理?这种不顾事实的二元论，其逻辑的混乱，实不堪问。

其实，说穿了，他们表面上反宪政，指斥所谓宪政姓资，实际上是否定我国现行82宪法中蕴含的人民民主与人权、法治因素;也违反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精神，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治、党治的习惯思维，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他们反“资”是假，维护权贵资本主义是真。习总书记有关宪法与宪政的精粹箴言，言犹在耳，就受到这股反宪政思潮的挑战。他们本意在跟风拍马，攀龙附凤，不料却帮了倒忙，打了别人的嘴巴。

我们且看看杨文中列举的所谓宪政五大“罪状”，即她所谓同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相对立的“西方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究竟同我国宪法的规定有什么“本质”区别。

1.所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宪政的基础”

我国82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条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何况现今我国企业很多是“混合经济”，既有国有股，也有私人股，还有外资股。它们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都很难说。民营经济为国家提供的GDP和税收，占总体的大半以上。有的地方(如浙江某市)私营经济几乎达到100%。可见，市场经济也是我国宪政的基础要素之一。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就是否定改革的成果，违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也是否定82宪法的原则规定，是违宪的。这种否定民营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也不过是推行“国进民退”，企图为权贵资本所垄断的经济开路。

2.所谓“宪政实行的是议会民主政治”，所以姓资

各国实行的议会制虽因国情不同而有差别，但其基本特征都是代议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也是一种代议制。它是泊来品，不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文明。

在这一条里，杨文着重向我们论证中国人大制度与“资产阶级宪政”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需要多党竞选得来，而是“革命胜利的成果”——亦即“打天下者坐天下”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一种陈旧的、反民主法治的封建小农思维逻辑。

在新中国建国前，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其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立党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为人民立功的实践，曾经赢得人民的高度信任、拥护，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但不是作为全国的执政党执政)。夺取政权以后，成为执政党，则要经过法律程序，由人民来选举，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才能成为国家主席、总理、政府各部委负责人，才具有合法性(即使只是走形式也罢)。

有人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宪法规定的。宪法从序言到条文都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永久的执政党”，只在宪法序言中以历史经验的表述方式肯定了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或许可称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是有区别的，前者基于人民的自觉拥戴，后者则必须经人民选举。即使在建国初尚未建立人大制度时，我们党也不是根据“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自行执政，而是在建国前夕通过当时已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选举。1954年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宪法以后，更是经过每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共产党执政才有合法性。正如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指出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主持草拟决定的中央领导人指出，《决定》提出的这一“精辟论断”，是基于“深刻汲取了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实际上也涵盖了民主宪政国家的政党制度的普世精义。

杨文所谓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共产党无需经过多党竞选，其上台执政“有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这是无视、否定人民的选举权、选择权，也是对82宪法的有关规定的背弃。

3.所谓资本主义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中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

这也不符事实：所谓“议行合一”，是指经委员会议决后由同一主体(各委员)去执行。巴黎公社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有些类似，它既是立法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委员会立法或作出决议之后，由各委员(多身兼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以政府委员的名义去分头去执行，可说是“议行合一”体制。建立人大制度后，就不再如此了(不能以人大名义去执行)。再则，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国家权力之间也有、而且必须有一定的分工。人大可以作出决定和立法，但人大并不能也不应去包办代替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行政权和检察权、审判权。

“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是防止权力专横和腐败的普适经验，也是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宪政通则。它主要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和防止权力腐败的一种自我抑制的政治机制，而非决定国体的根本政治制度。统治者要统治人民，不是靠权力分立，而是靠整个统治权力的合力，即“人民主权”或某阶级的专政。权力分立还是权力集中的体制，并不是区分政权的阶级属性的准据。秦始皇的专制是高度集权的，先秦时期的封建制度则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当代西方国家如美国是三权分立，但司法权至上(最高法院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宣布议会通过的违宪法律无效)。英国却是“议会至上”(政府内阁参加并主导议会，议会立法位阶最高，其上议院还是具有审判职能的衡平法院)，法国是行政权至上，瑞士则是三权合一，中华民国时期是实行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各有千秋。即使我们“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也不能否定权力的必要分权与制约。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三权不但是指党的有关权力，而且也涵盖了国家立法(决策)、行政(执行)和司法(监督)三权，只是变换了一个更广义的分权制衡的概括说法而已。

问题更在于，杨文所谓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的本质区别是：人大是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直接背离了82宪法的修宪精神。82宪法是继承、发展54宪法、否弃75宪法的产物。82宪法重要亮点之一恰恰是它将75宪法原条文中“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定，删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个定语，从而初步在宪法文本上摆正了党权与国权的关系，排除了党政不分、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凌驾于国权(人大)之上的宪制谬误。

82宪法还恢复了过去54宪法比较正确的做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写在序言部分，而且只是以表述历史经验和今后愿景的方式予以肯定，而不是像75宪法那样作为宪法的条文加以规制。宪法序言不同于宪法条文，前者只是一种宣示，一般无强制力;后者则具有规范性、强制性。82宪法如此处理，是符合宪政原则的。至于在宪法序言中具体确认某个政党的领导权是否合适，另当别论。

以上所论，只是强调共产党在权力位阶上、组织上不能凌驾于人大组织和人大权力之上，成为比人大更高的国家权力机构;并不因而排斥执政党对人大的具体工作的政治指导作用，也无否定政党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意思。任何现代民主国家都必须有政党的领导，宪政国家必须实行政党政治，否则就不可能集中反映人民或某个阶级、群体的意志。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这个领导力，怎么去领导，是搞党政不分，以党治国?还是实行民主宪政?关于以党治国，邓小平在1941年就批判过，指出那是国民党的遗毒在共产党里的腐朽表现。(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领导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去领导问题。

4.倡言司法机关不但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把党置于直接违宪的境地，是退到反右前后的历史错误。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转引自《董必武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75页)这种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也早已在上世纪60年代受到刘少奇严词批判。他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应当指出，这种“组织上”也“领导”司法的提法，貌似强调遵从或“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势必将执政党置于违宪的境地：因为所谓“组织上”也服从党委的领导，否定了司法机关是经人大选举产生，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并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原则。

应当指出，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专横腐败的权贵们)之所以抗拒和否定司法独立，内心的潜台词是：如果司法不受他们指挥了，他们就可能不得不坐到被告席，接受人民的正义审判。

5.所谓“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队国家化

这种命题同样是直接违宪的。75宪法规定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军队”，82宪法扬弃了这个党政不分的规定。我当时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被派去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联络员，与闻其事。得悉82宪法草案前所未有地单列一节(第三章第四节)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邓小平的重要建议。这个“中央”就是指国家军委，这一节的第一条(宪法第93条)即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也就是指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军委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宪法还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其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相同。在宪法确认的全国人大职权(62条)中，也规定由全国人大来“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同一条还规定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这些涉及动用军队的重大权力，都属于全国人大及经它选举产生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此外，在宪法总纲第五条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的这些规定，都明示了军队的国家属性和军队由全国人大及其国家军委集体领导。军队要对全国人大负责，亦即要受国家宪法的约束和全国人大的领导。这些规定是参与制定82宪法的人的重要共识和宪政意识的提升。

当然，在我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受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即所谓“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强调人民解放军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某些原因，但不能据此排斥或否定军队属于国家的宪法原则与规定。所谓“绝对领导”者，即排斥任何其他机关的领导。那种“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言论，是无视我国宪法的规定和宪政精神，也不符合我国军队是受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供养、本已属于国家的事实。这种“反国家化”的言论或许出于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好心”，实际上却在帮倒忙，把执政党置于违宪境地。

此外，杨文无法回避宪政中其他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至上”、“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已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所吸收和实行”的事实，为了补上其论据自相矛盾的漏洞，便硬将它们列为宪政的“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似乎这些关键性的宪政原则和理念是可以任由反宪政者打入“非关键性”范畴，社会主义宪法加以吸收，就不姓资了!

同样，杨文也无法回避毛泽东曾经大力提倡过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历史事实，只好拿出建国后毛泽东大搞“专政”(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乃至文革中实行对人民的“全面专政”，不再提“宪政”，来证明“宪政过时”，以毛晚年的严重错误来否定当今改革派主张实行宪政的正当性。其思维的颠倒和逻辑的无奈与狼狈状于此可见。

杨文还硬说建国后中共文件和领导人都不再提“宪政”一词，以此“证明”宪政过时和姓资。事实上刘少奇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54宪法草案报告中就指出：该草案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前委员长吴邦国在2008年3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也曾指出82宪法的第4次修正案“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杨文为了掩饰其谬论而以谎言抹杀事实，于此可见!

从以上对杨文关于宪政“罪状”的剖析，可见，反宪政派之所以反宪政，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所图。他们是打着反对外国资产阶级宪政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反对我国82宪法的关键性民主元素。虽然82宪法还有不少缺陷，有待完善，但它毕竟是已有过的几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根据习近平所言，当前关键的是严格付诸实施，而不是否定。而反宪政派打着捍卫人民民主制度的幌子，维护的却是集体世袭的封建专制制度。反资是假，保皇是真，保卫的是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级的权益。他们不是什么反资派，却是封建保皇派，比保资派还落后。

他们以“姓资必反”和“民主必乱”来恐吓、愚弄民众，甚或欺蒙、误导执政党领导——这是历来中国顽固保守势力的惯技。当年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曾被保守派斥为“西方过激主义”加以打压。现代恐资病患者的政治意识背景则是“阶级斗争为纲”，其心理根源则是民族自信力的丧失。对此鲁迅曾经有过一段极其深刻的论述，他指出：

汉唐时代虽也有边患，但统治者气魄究竟雄大，“凡取用外来的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来的东西，便觉得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宿、逃避，抖成一团，又必然想一篇道理来掩饰。”(《坟·看镜有感》)“就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

时代不同了。现今还纠缠于凡事问姓社姓资，已是落后实际了。不过，另一个问题倒不应回避：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不是绝对对立，至少在经济领域已有相互依存的联系，某种程度上还有所交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资本主义因素(当然二者的主导地位不同)。特别是在经济上，东西方、中国和美国出现了互相依赖、二者有“共生”现象(因而有人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这个词)。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晚年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议会制和股份制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在现今的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其社会主义因素比之现在某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实在得多。我们的前国家主席王震访问英国时见到他们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好，不胜赞叹说：“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吗?!”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没有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已是“垂死的”，反而寿命延长，是由于他们实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项社会保障政策。

如果我们凡事还停留在追问是姓社还是姓，已经大大落后于现实。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那就是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你是姓哪一种社会主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时代、那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总之，我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的真假、是非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姓社姓资问题。要防止把李鬼当李逵。

早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里，马恩就列举和批判过当时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诸如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标榜社会主义的花样品种更多，从历史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当前的中国的、外国的状况，有人统计社会主义不下七十多种。就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社会主义而言，就有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则是北欧、西欧某些国家的福利社会主义。第三国际时代的列宁、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的贫穷社会主义。还有我们东北邻邦的家族世袭社会主义，父传子，现在已经传到孙了。此外，还有不少旁门左道的“社会主义”，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这个词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音译。卡扎菲的独裁也叫做什么“大众社会主义”。南美洲还有几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小国。

在当代中国，这些年也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派别。比如执政的社会主义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主流地位;民间学者思想家谢韬倡导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此外还有毛派社会主义，就是近年成立的所谓“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及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工人党”。据有的媒体统计说，全国大约有50几个类似这样的民间毛派社会主义组织，他们居然扬言要“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今执政党党中央“还在走的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他们还把主张政治改革的学者污蔑为“汉奸、卖国贼”，组织所谓万人“公诉团”。前些时他们有人还在河北、山西公然大肆焚烧《南方周末》等报刊。最近在长沙大街上拉横幅，咒骂和骚扰主张政治改革的著名学者的讲座。

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派别也如雨后春笋。有所谓中国儒家社会主义;中国新盛世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新左派社会主义„„等等。

可见，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在当代有各种各样的种姓，鱼龙混杂。所以我们遇到号称社会主义者时，倒应当先问一句：你是姓什么的社会主义?你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科学的、合乎时代潮流和人民需要的，还是逆潮流而动的，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辨别，加以探讨。

有一点是确定的：不实行宪政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主要是为了界定和规制我们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如同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当以实行宪政为其重要特色。宪政是规限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元素。

我赞成和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即社会主体——人民至上，而不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我主张的宪政是新宪政主义，即既要求实行人权保障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又强调依靠社会的力量——广大依法维权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特别是公民社会，从外部以社会权力监督、制衡国家权力。

宪政社会主义的政权应该是民主的，不应该是专制的;应该是和平的不是暴力的;应该是民选的政府而不是家族或某集团世袭的;应该是人权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而不是官僚特权利益集团控制一切的;应该是共和、共富的，而不应该是权贵的、两级分化的。宪政社会主义还反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主张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互补互动互控，共同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自由的社会法治国家。最后建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我们的愿景，是我们要为此继续奋斗、力求实现的目标，期盼它不再是一场“梦”!

相反，房宁于2011年7月出版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是不可忽略的一本研究东亚宪政的学术专著。书中坦陈，“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课题组先后组团赴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和新加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其目的在于“积极稳妥地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道路”[5]。该书的研究结论认为，“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6]既然“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是东亚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特征”，也属于意义重大的“核心发现”，那么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自然难以抗拒这种宪政发展的“规律性”趋势，而事实上，中国百年前的民国初年就曾出现过脆弱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随后即进入漫长的“威权体制”与“动荡年代”交替的历史时期。当下，中国无疑正在形成由宪政的威权体制向宪政的多元体制过渡发展的动力与条件，结果究竟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内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社会主义轨道)还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外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自由主义轨道)发展，既取决于未来十年执政团队对宪政改革时机的准确把握及其政治博弈结果，也取决于公民社会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愿景表达。房宁还提出了一套颇具广泛的“指导意义”的“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他指出：

我们认为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是：表层的宪政体制、中观的权力结构和基础的利益结构。正是这三个结构因素构成了政治体系的整体。我们发现，在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之下，受到宪政体制规范的政治权力支配着实际的政治活动，而政治权力又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支配和影响。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决定与影响的复杂关系，三者之间的综合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特征，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运行特点与表现。

宪政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等法律体系规范的基本政治制度。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宪政体制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形式。宪政体制主要包括：涉及国民权利的相关制度和涉及国家权力的相关制度，如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与三者相关的制度，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东亚五国一区的民主政治进程一般都经历了宪政改革，有的就是从宪政改革开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等。东亚五国一区民主政治的宪政体制都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发展演变。威权的宪政体制的一般特征是：一方面，规定和保障了国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按照分权制衡和多数决定原则规定了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和运行规则，但同时实行有限的政治参与，没有或限制涉及国家政治权力的竞争性的制度安排。韩国的“维新体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威权宪政体制。[7]

房宁所长的五国一区宪政考察，不禁令人联想起清末新政前五大臣的宪政考察(尽管实际意义相较悬殊)。这个由房宁所长亲自领衔的课题组在该书《后记》中感谢了五国一区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和政治记者的大力协助，并意味深长地写到：“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借鉴东亚各国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有益于东亚、有益于世界。”[8]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是不是也是房宁所长的“真诚的希望”，但这无疑正是我们宪社派的“真诚的希望”。总之，把这样的房宁所长说成是“全盘否定宪政的反宪派”有悖事实和常情。

相反，房宁于2011年7月出版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是不可忽略的一本研究东亚宪政的学术专著。书中坦陈，“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课题组先后组团赴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和新加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其目的在于“积极稳妥地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道路”[5]。该书的研究结论认为，“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6]既然“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是东亚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特征”，也属于意义重大的“核心发现”，那么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自然难以抗拒这种宪政发展的“规律性”趋势，而事实上，中国百年前的民国初年就曾出现过脆弱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随后即进入漫长的“威权体制”与“动荡年代”交替的历史时期。当下，中国无疑正在形成由宪政的威权体制向宪政的多元体制过渡发展的动力与条件，结果究竟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内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社会主义轨道)还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外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自由主义轨道)发展，既取决于未来十年执政团队对宪政改革时机的准确把握及其政治博弈结果，也取决于公民社会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愿景表达。房宁还提出了一套颇具广泛的“指导意义”的“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他指出：

我们认为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是：表层的宪政体制、中观的权力结构和基础的利益结构。正是这三个结构因素构成了政治体系的整体。我们发现，在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之下，受到宪政体制规范的政治权力支配着实际的政治活动，而政治权力又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支配和影响。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决定与影响的复杂关系，三者之间的综合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特征，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运行特点与表现。

宪政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等法律体系规范的基本政治制度。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宪政体制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形式。宪政体制主要包括：涉及国民权利的相关制度和涉及国家权力的相关制度，如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与三者相关的制度，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东亚五国一区的民主政治进程一般都经历了宪政改革，有的就是从宪政改革开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等。东亚五国一区民主政治的宪政体制都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发展演变。威权的宪政体制的一般特征是：一方面，规定和保障了国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按照分权制衡和多数决定原则规定了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和运行规则，但同时实行有限的政治参与，没有或限制涉及国家政治权力的竞争性的制度安排。韩国的“维新体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威权宪政体制。[7]

房宁所长的五国一区宪政考察，不禁令人联想起清末新政前五大臣的宪政考察(尽管实际意义相较悬殊)。这个由房宁所长亲自领衔的课题组在该书《后记》中感谢了五国一区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和政治记者的大力协助，并意味深长地写到：“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借鉴东亚各国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有益于东亚、有益于世界。”[8]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是不是也是房宁所长的“真诚的希望”，但这无疑正是我们宪社派的“真诚的希望”。总之，把这样的房宁所长说成是“全盘否定宪政的反宪派”有悖事实和常情。

第四篇：教师对学生减负的一些看法

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减少学生的机械重复性作业，很久以前就成为了社会、家长关注的问题。教育部曾提出有关规定，教研部门曾提出具体要求，到了学校更具体到什么样的作业该留，什么样的作业不该留，每个年级每天的作业时间是多少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做下来，“减负”工作有了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忽视，学生没价值的“苦学”问题还很严重。

这里我们不否认有老师的责任心因素，但是我们更不能回避教学水平才是作业泛滥真正的“病根”，这从越优秀的老师留的作业越少，可他们教出来的学生能力却强、成绩却好便可以得到佐证。

要想把教学质量提高上去，必须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前提，这是毋庸质疑的道理，这就对老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师一定要透彻理解教材，把握住教材的重点和关键，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科学合理的课堂教学设计，把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有效地利用起来，每节课到底应该让学生学会什么清清楚楚，而且想办法扎扎实实地让学生真正学会。这就要求老师一定要有真功夫，要下真功夫。可是实际情况却大多不是这样的，我们听课时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课上,由于分析太杂、讲解太多,无效的劳动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学生该做的练习还没做完、该写的字还没有写全、该背诵的文章还没有背会，下课铃就响了，这时，老师往往轻松地说上一句：“课下我们把它做完!”

试想，所有课上该完成的都到课下去做完，那学生的作业不多才怪!如果老师的教学水平上去了，真正珍惜课堂上的每一分钟，所有当堂该完成的任务都当堂完成，学生课后只是做一点必要的巩固和练习，怎么会作业那么多?习惯于“题海战术”和“时间加汗水”的教学方法应该让它成为历史了!

给学生的减负实际上是对老师的加压，而一部分老师的教学能力还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怎么办?惟有学习、研究、实践、提高，如果教师群体都达到既有责任心又有教学水平的高度，那么“减负”这个问题也就应刃而解了。

第五篇：对经济学的一些看法

作为一门科学，首先它必须要有自身的理论框架，要有自身的逻辑体系，然后有它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等。就此而言，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科学。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客观存在的实在都有起自身运动发展的内在的客观的稳定的规律，人是可以认识此规律的。“如果现象和本质合而为一的话，任何科学都成为多余。”那么我们只能通过对经济现象的把握分析才能洞悉经济学的规律。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分配，交换都是经济内在规律的外在表象，如果我们坚持表象和本质(规律)的同一性的话，我们可以很合理的预期人可以掌握住关于经济运行的本质，或者真理。

现在主流的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以及它们在国际上的延伸：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这些就构筑了经济学的大厦。它们只是利用数学的模型和数学的逻辑来把实践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很多都是经验性质的东西，比如菲利普斯曲线。在一定的前提假设之上推导出一系列的结论，当然，这是一种简化问题的方法，有助于一种理论的建立，这也是一中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牛顿定律等。但一门学科真正的意义是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而不管它是多么的完美。但这些理论一到实际中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讽刺的是，所有的经济学说都不能很好的指导现实的经济实践，有时甚至对经济的发展起到灾难性的反作用。那么，我们是否怀疑所有的经济学说呢?我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上面所说的误导并不是否定经济学说的充分理由。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规律的起作用也只能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前提下，如果从内在规律到表象的整个过程有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这个过程就偏离了之前研究的模型了。所有的学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只有前提符合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任何真理不是绝对的，任何真理都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偏向更大范围内适用的真理过程。

对经济学来说，我想以前的研究主要目标是把握经济运行之内在规定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罢。个人以为经济学的所有都是一种解释，但没有一种解释可以令人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象社会学 哲学这些社会学科，理论众说纷纭，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占永久的统治地位。

既然经济学的行为主体是人(假设中的理性人)和人的集合(企业 国家等)，那么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失业 价格 货币等，我这里不是否定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这么一种经济学观念：“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社会现象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去把握，人首先是生物性的(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然后是社会性的，人是文化 道德 哲学 法律等的综合体，每个人的出生，成长过程都是千差万别的，所接受的文化传统教育，个人的生活体验 环境等是相异的，造成人的知识容量，从而人的世界观也是多种多样。这些对一个人的决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每个理性的人都会在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价值判断”作出合理的判断 决策。个人又离不开他的社会条件，如他的政治取向等，于是“集体”的行为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更重的因素。但是“集体”的行为与个人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至于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更是复杂，跟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在底蕴上是相通的，什么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宪政 政体等，这些无不影响一个民族国家经济的运行情况。就此意义上我怀疑经济学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个人觉得经济学不能与这些相独立。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应该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中去进行研究，而不是独立于社会方面的其他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