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

第一篇：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

论医疗损害赔偿原则体系

【摘要】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损害赔偿实行单一的限额赔偿原则，且赔偿范围规定不全面，使得该条例不能

有效和合理地处理所有的医疗损害赔偿，并使得该条例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日益边缘化。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适应全部

医疗损害赔偿的赔偿原则体系，该原则体系由全面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和衡平赔偿原则构成。

【关键词】医疗损害;赔偿;原则;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6)o1—0019—0

5on principle system of med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 jian-guang. xiangt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age， xiangtan，

hunan,411100

【abstract】not only the medical accident treatment act could not efectively treat and reasonably resolve all med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but also it is being marginalized due to that single limit compensation principle is adopted and the coverage of

compensation is incomplete in the act in our country.a new principle system of medical damage compensation.which consists of

complete compensation principle，limit compensation principle，punitive compensation principle and balanced compensation principie.

which also could be applied to all med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principle system;medical damage;compensation

医疗纠纷的处理中，最后的环节，也是最重要的

环节，就是对医疗损害实行合理的赔偿。要实现对医

疗损害的合理赔偿。关键是确立全面与合理的赔偿原

则。而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

对医疗损害赔偿实行单一的限额赔偿原则，且损害赔

偿项目(范围)规定不全面，使《条例》不能全面担负起

医疗损害赔偿处理的现实社会责任。有鉴于此，本文

拟以侵权法的损害赔偿法学原理为指导。从法哲学和

法社会学的角度.主要以文献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医疗

损害赔偿原则的相关问题。期望通过本文的努力，能

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原则体系的完善提出有益的建

议。

一

、《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原则确立的缺陷

(一)《条例》对医疗损害赔偿范围规定不全面

《条例》对医疗损害赔偿范围规定不全面主要体

现在未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确化。《条例》第5o条第1

1项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

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

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

3年”。该条款虽然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这是基于

医疗事故造成受害人死亡或残疾而给予的补偿，而非

一项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从《条例》第2条及

第4条(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与分级)以及卫生部

2002年8月14日颁布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

可知，《条例》中所谓的医疗事故仅仅是基于人的身体

织器官的有形损害.并未涵盖人的纯粹的精神性损

害。而《条例》第49条中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

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假如医疗行为人的行为未

造成医疗服务接受者有形的人身组织器官的损害，但

却侵害了医疗服务接受者的名誉权、肖像权和隐私

权，此时，如果按《条例》的相关规定来处理该类损害

情形，则医疗服务接受者(即受害人)就得不到精神损

害赔偿。这种结果显然与我国《民不通则》第120条第

1款“公民的姓名权、肖像仅、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

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相

第二篇：论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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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与赔偿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医疗事故频频发生，这里面既有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问题，也有现代危重疑难病型和医疗设备技术问题。病员的伤亡，巨额的赔偿，无序的纷争，持久的诉讼，医患纠纷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十分关注。那么，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正确把握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本文从对医疗事故的概念分析入手，结合我国现行法规的规定和审判实践，对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原则作一浅析，并就审判实际中几个应值得注意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全文约10000余字。

一、引言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医疗事故频频发生，这里面既有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问题，也有现代危重疑难病型和医疗设备技术问题。病员的伤亡，巨额的赔偿，无序的纷争，持久的诉讼，医患纠纷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十分关注。那么，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正确把握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本文结合我国现行法规的规定和审判实践，对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原则作一浅析，以期能为同仁、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二、关于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

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比《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较为科学，内涵更加周延，原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新条例则规定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即过去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造成人身损害，但没有造成功能障碍的医疗损害，现在可以定为医疗事故。如新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只要在医疗过程中，违法或违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都属于医疗事故。那么，医疗事故发生后，责任主体究竟应当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对于过错行为，只要造成损害，均应承担民事责任，更何况医疗事故所侵犯的多为人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在处理具体的医疗事故中，我们应从下列几个方面把握其责任性质和处理规则。

(一)、关于医疗事故的责任性质与责任竞合

由于医疗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国内外民法立法、判例与学说对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性质众说纷纭，或为侵权责任，或为违约责任，或为二者的竞合。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的责任性质主要把握以下几种情形：

1、医疗单位在医疗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的性质与责任竞合

在医疗活动中，就诊人有权要求医疗单位按照医疗科学和行业惯例、规定的要求，合理、谨慎地对就诊人诊断、治疗、护理;医疗单位有向就诊人索取相应的医疗费用的权利，故医疗单位与就诊人之间存在互为对等给付的义务，双方构成合同关系。医疗单位因过失未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而这一不适当履行行为同时又侵害了就诊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绝对权，对就诊人造成了

一定的损失，又属于侵权行为。这里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都是医疗者对就诊者的一种加害行为，在这种加害给付的情况下，加害人的过错行为既可以承担侵权责任，又可以承担违约责任，构成责任竞合。相对应的，受害人也既可根据侵权法请求赔偿，也可根据合同法请求赔偿。但基于民法公平原则的考虑，多项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其在法律上可以同时实现这两项请求权，责任人应依据受害人的选择仅承担其中之一。这里必须注意，请求赔偿的前提必须有人身损害的结果存在，否则，赔偿无从谈起。

2、关于医疗单位拒绝就诊行为的责任性质与责任竞合

按各国立法通例，医疗单位法人在医疗合同关系要约与承诺过程中，负有强制承诺的义务，即就诊人来院求治，应视为要约。我国新《合同法》事实上也采纳了此观点。医疗单位的设立(这里不包括个体诊所)，意在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以备急需，其负有向任何前来就诊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和向就诊人收取医疗费用的权利，就诊人到医疗单位求治的行为表明了其急迫需要，他们一般会接受治疗和交费。故可根据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基于就诊人求治这一事实，构成二者间合同关系的成立。此关系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认定(而非推定)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对于危重病人医疗单位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医疗机构应当及时转诊。故在因医疗单位拒绝接受就诊造成损害时，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③。同时，由于事关人的生命，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各国均对医疗单位的缔约自由加以限制，规定在其业务范围内有承诺缔约的义务。因此，拒绝就诊本身就意味着基于故意对作为义务的违反，对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自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在此情况下，也构成责任竞合。

3、关于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

由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在法律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对两种责任的不同选择将极大地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就医疗事故来说，一方面，因合同关系相对于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处于相互信赖的关系之中，法律要求他们负注意程度(指在合同约定中)远高于绝对法律关系的注意义务。故在绝对法律关系中已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而被免责的，在合同关系中也可能因注意程度不够而需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因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物质损失的赔偿，还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而违约责任的赔偿仅限于物质损失的赔偿。此外，在诉讼时效、诉讼管辖等方面，二者也有区别。

所以，正如王利明先生所指出的“是依合同法提起合同之诉，还是依侵权法提起侵权之诉，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严重影响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人的制裁”④。对责任竞合，外国立法有禁止、允许和有限制的允许三种作法。从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的角度出发，自然以允许当事人从中选择一种民事责任提出请求为妥。此观点亦曾为我国法律所采纳。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众采以侵权责任提出请求，这既考虑到只要过失造成人身损害就应赔偿，又兼顾到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因违约责任是不对精神损害进行补偿的。但在特殊情况下，笔者认为受害人有权进行选择，如在根据侵权责任时效已届满时或加害人已尽了相当的注意义务可能被免责时，则可以违约责任进行诉求。

(二)、关于医疗事故中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基于合同关系提出请求时，合同责任采用过错推定责任为归责原则，此乃各国立法通例，自不待言。而侵权法的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对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失责任须法律明文规定。

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医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但同时也更为复杂，更有风险。一些国家在医疗事故领域开始采用无过失责任。据此，有人主张我国也应仿效之，但本人认为此说不妥。也就直接表现为法人的过错。而在法人的一般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在合同关系中，因其系法人的履行辅助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其行为的责任自然由法人承担;在追究侵权责任时，由于其系由法人雇佣或聘请，因此法人对其有选任和监督的义务。当其出现过错时，就表明法人有“选任和监督的过失”，理应承担责任。

但在法人内部成员故意造成损害时，由于其已不是在执行职务，其意志已非法人的意志，体现出的是自己的人格，因此，除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若法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选任和监督的过失”，则因其客观上为故意侵害行为提供了条件，视具体情况也可以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如某人性格存在严重缺陷，在与就诊人发生口角后借手术之机对就诊人实施报复，造成损害，医疗单位法人因有选任过失而应就此承担责任。

(四)、免责约款的效力

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就诊人或其家属常会被要求签定免责合同或免责条款，在依侵权责任提出请求时，因侵权责任不以双方的约定为免责事由，故其无效力发生。但在依违约责任请求时，这种合同或条款的效力有无对责任承担意义重大。在纠纷中，医疗单位常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其实是与法律相悖的。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同时，在医疗事故中，并不应采取无过失责任，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推定，过错总是追究民事责任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若约定在无过错造成损害时应予免责，则这一约款毫无意义，因无过错本来就不会承担责任。即使受害人确实同意在约定过错造成损害应予免责，但由于生命健康权的极端重要性，各国立法一般明文规定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身伤害的免责约款无效，甚至对加害者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就诊时，若不及时治疗，就诊人就有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危险，医疗单位此时要求签订“生死合同”，实际上是乘人之危，就诊人有权请求撤销。但是，考虑到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对于免除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如果一概不承认，则势必使医生缩手缩脚，不利于救死扶伤⑧。因此，在一般否认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效力的前提下，不妨允许法官依据具体情况及公平原则自由裁量。

同时，因医疗服务合同标的、效果难以事先确定，医疗事故的损害亦事先难以估计等特殊性，双方就损害赔偿数额事先达成的协议往往也难保公平，医疗单位法人也往往乘人之危，故对这类协议的处理应同免责约款。

三、关于医疗事故中的损害赔偿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十种责任形式，但由于损害赔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并可以有效地遏制不法的和反社会的行为，“损害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责任形式”⑨。由于此种责任是财产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直接涉及人们的经济利益，其承担也较困难，因此往往也是法律纠纷中当事人双方争执的焦点所在。

因此，在民事责任领域，根据价值规律和公平原则的要求，全面赔偿原则是各国司法实践的通例，也是现代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全面赔偿原则即对侵害行为，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财产损失的多少、精神损害的大小，确定民事赔偿的范围，它要求不仅要赔偿直接损失，还要赔偿间接损失;不仅要赔偿财产损失，还要赔偿间接损害。正是通过对损害的全面赔偿，使责任人负担某种不利益，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维护其权利的同时，制裁责任人的过错行为，从而充分起到民事责任制度应有的作用。我国《民法

通则》也将其作为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如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日起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一)、企业性医疗单位法人的损害赔偿范围

因其设立目的在于营利，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遵循等价有偿原则进行市场运作，故其收取的医疗费用的高低与其付出的劳务在价值上是相等的。既然在获得利益时适用等价原则，则在遭受不利益时，也即在因过失造成损害时，出于公平的考虑，同样应当适用这一原则。所以，在损害赔偿企业性法人中当然应当对其过失造成的损害予以全部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起到民事责任制度保护公民民事权利，补偿损害，制裁过错行为和教育责任人的目的。

在未因医疗事故造成原办法所规定的就诊人死亡、残疾或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时，宜依合同法请求医疗单位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应赔偿就诊人的履行利益，即通过赔偿使受害人在财产上恢复到若医疗单位法人合理、谨慎地履行其合同义务后所能达到的状态。笔者认为主要包括：

1、自发生医疗事故至通过治疗使就诊人恢复到若未发生医疗事故(或曰若医疗单位法人合理、谨慎地履行其合同义务后)所能达到的状态，这一过程中所花费的医疗、营养费用及因病情加重而转院所花费的交通费等费用;

2、因医疗事故误工减少的收入;

3、因医疗事故给就诊人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在承担侵权责任时，应赔偿被害人因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一切财产损害，即所谓维持利益。根据这一原则及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参照外国立法例，笔者认为在未造成就诊人死亡时，赔偿内容主要包括：

1、使就诊人恢复到医疗事故前状态所花费的医疗、营养、交通等费用;

2、因医疗事故延长治愈时间造成误工所减少的收入;

3、因医疗事故造成残疾所减少的和将会减少的收入及因此多支出的费用。对造成就诊人死亡的，除前两项外还应赔偿因死亡而不能获得的收入和丧葬费。此外，对因医疗事故造成的精神损害视其过错程度与情节轻重予以赔偿，以体现其制裁、抚慰与补偿的功能。对故意或有严重过失者、情节恶劣者，应要求其承担惩罚性慰抚金。

(二)、公益性法人的损害赔偿范围

生命健康权是基本的民事权利，也是最基本的人权。对因过错而造成的损害亦应足额赔偿。但毕竟公益性医疗单位法人的设立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旨在向社会尤其是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强调集体主义，公而忘私，初级阶段的国力则决定了国家还无法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因公益性法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良好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因用于此方面的经费有限，若采用完全赔偿原则，则势必把大量经费用于赔偿而使公益性医疗单位法人无法正常运转。如原告方某(女)诉被告某市医院人身损害赔偿即医患纠纷一案，原告因尿失禁到被告单位就诊，经行开刀手术出院后，原告总感膀胱疼痛，认为被告手术不成功，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各项费用近10万元。而经庭审查明原告的直接损失也不过近万元。如果一律强调全面赔偿，医院必将早早关门。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可对公益性医疗单位法人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范围略加限制：一是对依合同法判令承担违约责任者，不再赔偿其可得利益;二是对依侵权法判令承担侵权责任时，对医疗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自应全部赔偿。

但对精神损害，则仅在有严重过失或故意时予以赔偿，不适用惩罚性慰抚金，具体数额由法官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及当事人经济情况决定。同时，在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情况下，无论因此遭受精神痛苦而请求赔偿者有多少，仅按一个人请求予以赔偿，赔偿金由受害人按与死亡人关系密切程度及经济状况分享。

同时，在处理公益性法人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时，由于公益性法人其医疗条件、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往往低于企业性法人。因此，应当注意区别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的差异，在归责时应根据其具体的条件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不能按条件较好的医疗单位的水平来衡量条件较差的医疗单位的主观过错。

以上处理对从事医疗事业的个人或其他组织发生医疗事故时的民事责任问题，也同样适用。对现实生活中的医疗事故，也应根据其收费情况，按上述分析确定其责任范围。

四、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否则就丧失了胜诉权。医患纠纷案件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适用这一规定，医院则更是常常利用这一规定来抗辩起诉者，因为绝大部分医患纠纷案件，都是在患者身体受到伤害1年之后才提起诉讼的。这里我们必须明白，普通患者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即使身体受到伤害也无法确定这种伤害与诊断行为有因果关系，谈不上向医方主张权利;而有些损害事实发生后，其损害结果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呈现出来⑩。如原告熊某诉被告某镇政府因计划生育上环节育手术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一例，原告熊某1996年2月6日在被告的下属单位-镇政府计生服务所做了上环节育手术，1997年10月20日因怀孕又到该计生服务所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工作人员对原告宫内是否有节育环未做任何检查，又给原告施行了上环节育手术。后因原告宫内出血，同年11月10日原告再次到该计生服务所做取环术，并取出一环。之后原告再次怀孕，于1998年1月6日仍到该计生服务所做人工流产并施行了上环节育手术。同年春节之后，原告到上海做工，总感身体不适，之后症状逐步加重。2000年6月13日经上海市某医院B超检查，发现原告宫腔内有二环。同年8月，原告到上海市某妇幼保健医院治疗，确诊其宫内有二环，其中一环嵌顿子宫前壁部分突出浆膜层。原告住院治疗出院后，在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于2000年10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各种费用合计5万余元。而本案被告则认为即使原告在1998年1月受到伤害，到2000年10月起诉，其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笔者认为，该类案件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从以损害后果症状固定时开始计算，而确定症状固定的证据一般包括成熟的医学理论、法学规则、医生证明，病历、诊疗检查单等，双方不要过多地在诉讼时效上纠缠，拖延法院审理案件的时间;法院也应积极果断地采信有关证据，加快办案节奏，及时化解矛盾，以体现法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办案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地以其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患者及其家属的诉讼请求。

二是正确把握“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明确规定了在审理医患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一味追究“举证责任倒置”、在责任分配上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经过若干年才提起诉讼的医患纠纷案件，在举证上以往是考虑到患者不能，现在又出了医方也不易的尴尬局面，因医方难以获取患者在诊疗行为之前及之后的相关信息，一起往往是多因一果的医患纠纷案件，医方若希望举证证明多种原因的存在，势必需要患者的协助，而医患双方正在发生的争议决定了患者对于这种协助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态度。依据现行的证据规则，医院若举证不能，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因此，法院在严格执行这一举证规则的同时，可依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赋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力，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范围，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在具体案件中自由分配举证责任，尤其注意调查举证责任在当事之间的轮换。

三是慎重处理医疗事故鉴定与法医鉴定关系。

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鉴定的问题，因为鉴定结论是处理这类案件的关键事实依据。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而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对如何采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往往出现两种偏见，一是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患纠纷的唯一依据，在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医院只要不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就是不能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或自己的医疗行为无过错;二是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如果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负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看成了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证据而不是重要证据。这种观念与现代法律理念相悖。必须明白，只有经过庭审质证确认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法医鉴定结论呢?毫无疑问，法医鉴定也是法院定案的重要依据。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患者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那么申请鉴定与否由医院决定，采取哪种鉴定形式理论上也由医院决定。通常情况下，医院多是选择医疗事故鉴定，而患者则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法医鉴定查明案情。审判实践中往往出现重复鉴定，多方鉴定，既影响审限，也使得法官面对同一事故而出现两种或多种不同鉴定结论难以下判的局面。故，笔者认为，法官不仅要居中办案，还要有积极而为之态度。如果一案出现多种不同鉴定结论，无论是医疗事故鉴定，还是法医鉴定，法官都要全面审查，判断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必要时可另行组织专家鉴定组重新鉴定，以作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改变过去那种在鉴定结论面前无所作为的做法，还事实一个本来面目，给纠纷一个公正裁决。

第三篇：论机动车强制险与交通事故赔偿案的处理

兼评过渡时期全国各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认定内容提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受害人在交

通事故中基本的损害赔偿受法律保护，即受害人享有责任限额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或投保义务人赔偿的权利。机动车强制保险关系的当事人即保险公司或投保义务人(指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成为交通事故中的先行赔偿义务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及案件的处理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实施前的两年多过渡时期，现行的全国各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如何认定及机动车强制保险的投保义务人和保险公司的责任如何承担成为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机动车强制保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投保义务人;保险公司;责任承担

引言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该法规定了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但该法对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如何实施未作规定，同时规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国务院却迟迟未能出台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导致机动车强制保险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开始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规章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不失为一个可接受的替代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2006年3月21日，国务院发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机动车强制保险)的投保及赔偿均作了明确规定。2006年6月19日，中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对外公布了机动车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和基础费率。至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建立了统一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条例》和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出台，使得机动车强制保险及其责任限额“有法可依”，解决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后，强制保险关系的当事人成为交通事故中的赔偿义务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及人民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概述

机动车强制保险是指投保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1]，法律上一般也称之为“强制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它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之需要，为分散交通事故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害，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推行的保险，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车祸受害者能够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

机动车强制保险作为一项全新的保险制度，与之前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行强制性投保和强制性承保。在《条例》颁布之前，我国已有一些地方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规章要求机动车必须投保三者险，但从法律效力和适应性上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如今，机动车强制保险成为我国的法定险种，其强制性不仅体现在所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投保该险种，同时也要求具有经营该险种资格的保险公司一律不得拒保或随意解除合同。

(二)实行限额内完全赔偿原则。商业三者险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来确定其赔偿责任。机动车强制保险实施后，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条例》及机动车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

(三)保障范围宽于商业三者险。为有效控制风险，减少损失，商业三者险规定了较多的责任免除事项和免赔率(额)。如因地震等自然灾害事件，战争、**、政府征用等突发事件，驾驶员吸毒、被药物麻醉等人为事件，被保险人利用保险车辆从事犯罪活动等违法事件，以及未按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等项目，大都被列为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免除事项。

(四)实行不盈不亏经营原则。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具有社会公益性，保险公司经营该项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单独核算。不亏不盈原则具体体现在保险公司在厘定机动车强制保险费率时不加入利润因子。商业三者险是以盈利为目的，无需与其他车险险种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五)实行分项责任限额。商业三者险实行的是同一责任限额，即无论人伤或物损均在一个限额下进行赔偿，并由保险公司自行制定责任限额水平。机动车强制保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即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理解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该条规定的理解，以下三点值得注意[2]：第一，如果肇事车辆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在责任限额内先行完全赔偿，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有无过错以及当事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如何。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后，保险公司经营该项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单独核算，保险公司可得到一份固定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不会因此亏损。保本经营也是保险公司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第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各种损害(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超过责任限额的，对于超过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的，超过部分(如受害人应自负部分损失的，扣除自负部分。下同)再由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赔偿义务人按照下文所确定的归责原则进行分担。第三，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确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因此，机动车要投入运行，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必须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因此，只要投保义务人投保强制险，投保义务人如果不是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责任主体[3]，就无需再承担责任，受害人责任限额内的损失就由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在诉讼法意义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即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在责任限额内保险人对受害人负无条件支付义务;这种请求权是一种独立的法定请求权。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请求权。[4]如果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超过部分(受害人自负部分除外)才在其他赔偿义务人之间进行分担，这也正是机动车强制保险分散责任风险和保护受害人的价值所在。这样虽然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似乎有放纵交通事故中其他赔偿义务人之嫌。事实上，机动车强制保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每一项的数额并不大，且投保义务人通常为交通事故的赔偿义务人或与赔偿义务人有利害关系，这有利于鼓励投保义务人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以保障受害人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

那么，如果投保义务人即机动车的所有权或管理人未投保强制或及时续保，受害人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应由谁承担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对责任限额的理解不同，导致该法实施初期各地法院在适用时判决不一[5]，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的统一和法律的严肃性，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赖。笔者认为，受害人享有责任限额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先行完全赔偿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请求权，还是一种实体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般认为，民事责任承担的基础以过失为原则，危险、社会安全制度设计及保险等为例外[6]，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可视为社会安全制度设计及保险两者的结合。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初衷，就是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对机动车进行保险，以便更好地保障受害人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投保义务人如果不投保或不及时续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将导致受害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先行赔偿的利益无法实现，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7]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因此，机动车未投保或续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相当于相应的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少地方性法规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如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05年4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若干规定》、2006年5月1日施行的《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06年6月1日施行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都对此作了规定[8]。当然，投保义务人未投保或及时续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可能是投保义务人或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保险公司拒绝或拖延承保造成的，投保义务人在赔偿之后可以向有过错的责任人追偿。

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涉及的两个法律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经《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进行二次划分以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实际上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因法律之特别规定，即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之法律关系。此法律关系的产生只需具备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事实即可，而不论当事人是否在事故中构成侵权。在这个法律关系中，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当事人即保险公司或投保义务人为赔偿义务人，赔偿范围为受害人责任限额内的损失，解决的是受害人基本的损害赔偿(即责任限额内的损失)具体由谁承担的问题。二是因交通事故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赔偿损害之法律关系。此法律关系的产生需具备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和对方当事人在事故中构成侵权。在这个法律关系中，构成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赔偿主体为赔偿义务人，赔偿范围为受害人超过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解决的是受害人超过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具体由谁承担的问题。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二次划分后，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承担可分以下三种情况：

1、在受害人的损失小于责任限额的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或投保义务人先行赔偿，只有第一个法律关系发生作用，第二个法律关系并不发生作用。如果对方当事人在事故中构成侵权，这在实际上免除了其赔偿责任。

2、在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且对方当事人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或投保义务人先行赔偿，只有第一个法律关系发生作用，第二个法律关系也不发生作用，超过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由受害人自负。

3、在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且对方当事人在事故中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两个法律关系均发生作用，责任限额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或投保义务人先行赔偿，超过部分(受害人应自负的除外)再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义务人之间进行分担。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实施前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国务院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迟迟未出台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的行政法规，受害人的利益如何保护就成为问题。根据我国的双层立法体制，地方享有一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订权，由于国务院的(行政立法)不作为，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有关规定来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属不得已而为之，不违反立法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初衷，且这也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得到基本的损害赔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应值得肯定。因此，全国各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正是全国各地法院会判决不一的原因所在。在国务院未出台相应的行政法规的状况下，当地法院完全可以适用或参照适用。

(一)交通事故发生在《条例》实施前，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 针对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地方性法规规定依法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据相关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4月26日，我国已有24个省市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9]，当地实施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性质为强制险。有些省市也具体规定了责任限额，如果没规定责任限额，保险公司的机动车强制险也没有加以明确的，则应由司法机关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如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若干规定》规定，该市依法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为4万元。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但对最低保险责任限额未作规定。2006年3月3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向江苏省各级法院下发了通知，江苏省法院新受理的一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理时将责任限额暂定为人民币5万元，明确保险公司在强制三责险限额5万元内对交通事故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10]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对险责任限额没有作出规定，保险公司的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也没有加以明确的，则应由司法机关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笔者认为，在实行机动车强制险的地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处理又可分以下三种情况：(1)如果投保义务人投保了强制保险，投保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受害人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按此赔偿之后，如果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超过部分再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之间进行分摊。(2)投保义务人未投保或续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受害人的损失由投保义务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予以赔偿。按此赔偿之后，如果受害人的损失超出责任限额，超出部分再依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之间进行分摊。如果投保义务人未投保强制保险但投保商业保险的，受害人可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由保险公司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并结合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3)投保义务人投保强制险后又投保商业三者险的，则受害人的损失由承保强制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先予以赔偿。如果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超过部分再依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之间进行分担，并且受害人可以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2、地方性法规没有规定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有关主管部门(如当地政府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省一级为宜)将当地的商业三者责险规定为强制保险[11]，并要求机动车投保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笔者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本就应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地方性法规虽未明确规定实行强制保险，但如果有关主管部门强制机动车投保商业三者险的，结合2004年4月26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4]39号)的相关规定：“5月1日起，各财产保险公司暂时按照各地现行做法，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交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待《条例》正式出台后，再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统一在全国实施”。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视为当地有条件的实行强制保险，当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性质为不完全的强制险，其强制性是针对投保义务而言。对投保义务人来说，作为对可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的危险性工具的控制者不仅具有危险控制义务(应当属于广义上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还具有投保机动车强制险的义务，以保障受害人基本的损害赔偿得到实现。如果没有规定责任限额的，可由司法机关合理确定，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对保险公司来说，因为没有法律(地方性法规)规定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保险公司也就没有推出机动车强制险的法律义务。现实中只存在商业险，投保义务人客观上无法投保强制险的，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投保商业险代替投保强制险。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毕竟还不是完全的强制险，从本质上来说是商业险，保险公司只需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先予赔偿。在这样的条件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可分两种情况处理：(1)投保义务人未参加商业险的，即视为未投保强制险，受害人的损失应由投保义务人在责任限额先予赔偿。如果按此赔偿之后，如果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超过部分再依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之间进行分担。(2)投保义务人参加商业险的，受害人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少于责任限额的，不足部分由投保义务人补足;超过责任限额的，超过部分再依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之间进行分担。在此，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和约定的保险金额超过责任限额的，保险公司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实际上包括两部分：责任限额部分和超过责任限额部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结合保险合同的约定确定由保险公司承担的部分。

3、地方性法规没有规定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有关主管部门也没有为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作出规定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该地尚不具备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的条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没有参加商业保险或强制保险的义务，保险公司也没有推出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义务。如果直接将商业险视为强制险并把保险公司列为被告，要求其在责任限额内承担先行赔偿责任，这对保险公司是不公平的。可见，当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为商业险，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处理，这一观点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答复[12]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责任限额应视为零，受害人的损失由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分担。如果机动车承保了商业险，受害人可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二)交通事故发生在《条例》实施后三个月过渡期内，即2006年7月1日后至2006年10月1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

针对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也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条例》实施前当地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应当继续有效。在《条例》生效之后，各地为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出台的地方性法规的部分条款已失效，人民法院不能再适用或参照适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与上文所述《条例》实施前的第1种情况基本一致，只是要注意到可能在此期间又有一些地方性法规规定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且在具体适用时要将当地规定的责任限额统一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责任限额上来。

2、《条例》实施前当地有条件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又没有地方性法规规定实行强制保险的，在《条例》生效之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与上文所述《条例》实施前的第2种情况基本一致，只是保险公司有不得拒保和按保险合同约定在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的义务，在具体适用时也要注意将责任限额统一到中国保监会公布的责任限额上来。

3、《条例》实施前没有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地方，又没有地方性法规规定实行强制保险的，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投保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满，应当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据此规定，投保义务人在《条例》生效前已投保商业三者险且保险期未满的，在三个月过渡期内并无再投保强制险的义务，以商业险代替强制险;投保义务人之前未投保商业险或商业险已到期的，均应投保强制险。因此，又可分两种情况处理： (1)、如果投保义务人在《条例》生效前已投保商业三者险且保险期未满的，受害人的损失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为必要的当事人)按保险合同约定在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超过部分再依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之间分担。(2)、如果机动车之前未投保商业险或商业险已到期现又未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受害人的损失由投保义务人在责任限额内先予赔偿;如果超过责任限额，超过部分再依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之间进行分担。

(三)在《条例》实施后的三个月过渡期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机动车强制保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与上文所述的《条例》实施前的第1种情况(即地方性法规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一样，这里就不再重复。

结语

在《条例》实施前的两年多过渡时期，将全国各地推出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性质区别对待，是由于全国各地的立法情况不同造成的，从理论上讲也符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因此，这虽是在特殊情形下的临时性替代方法，但同时具有事实上保护人权的合理性和法律上各地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合宪性。当然，这种情况本不应出现，因为它导致了各地法院裁决不一，在思想上引起了混乱。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行政区域内，它至少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再裁决不

一、互相矛盾，否则将进一步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因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认识，对《条例》实施前过渡期内全国各地推出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性质予以明确，并对发生在过渡期内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具体应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注释：[1]参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

[2]参见张新宝、鲁桂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精神解析》，载2006年4月16日http： 中国经济网

[11] 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将本地区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视为强制险。

[1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他字第1号文件(2006年4月19日)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公司与楼棕荣、吴林宵、楼超建、张伏莲、邱朝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的请示报告》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就将当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视为商业保险。有人据此认为《条例》实施前全国各地现行的第三者责任险均为商业保险，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应视各地有无地方立法对第三者责任险实行强制区别对待。

第四篇：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摘要: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修改后的婚姻法增加的一个新规定，它既是婚姻关系民法属性的直接反映，也是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是侵权责任，有四个构成要件，应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者因承担的民事责任之一，具有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这本身就体现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并且对其他可能发生侵权行为的人而言，也有警戒和预防作用。

关键词：

离婚，损害，精神损害，过错，推定。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修改后的婚姻法增加的一个新规定。它既是婚姻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本文拟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含义，性质，构成，归责原则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含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配偶一方过错侵害配偶他方基于配偶身份而享有的合法权益，并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对由此所受的损害有权请求赔偿。过错配偶负有赔偿损失，给付抚慰金等侵权民事责任的民事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损害赔偿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他通过对夫妻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婚姻家庭的平等，健康和稳定。第二，离婚损失赔偿的请求权只是用于离婚无过错方，“无过错方为合法婚姻当事人中的无过错一方，且该项请求权只能向自己的配偶提出。”第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请求权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无过错方才有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二、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

在司法领域，损害赔偿的产生原因无非是2个：一是由于侵权。一是由于违约。本人赞同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定性为侵权责任。

(一)从婚姻缔结后的婚姻关系来看，婚姻不是合同，也不相当于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从该规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是涉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该协议是由民事主体围绕着相关的财产问题约定俗成。而婚姻的缔结虽说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要求当事人的完全自愿。但是随着婚姻的缔结而产生的夫妻关系是无法通过合同来约定彼此之间的民事权利与义务。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夫妻间的人身关系由于具有特定的精神利益，不体现财产利益，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调整。 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虽具有财产利益，但是夫妻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权利却并非是由夫妻双方当事人约定所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规定均表明，夫妻财产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法定的。虽然婚姻法允许婚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但是这并非是夫妻财产制的唯一方式;法律还规定了法定财产制，个人财产制的在婚姻关系当事人对财产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在婚姻当事人对财产有约定且约定合法的前提下才实行 “约定优先于法定”原则。可以这样说：夫妻财产关系能适用合同法调整的余地甚小。鉴于上述的分析，婚姻缔结后所产生的夫妻关系、人身关系的内容不能通过协商进行创设，财产关系的内容只能针对夫妻财产制度进行约定。整个夫妻关系的内容基本上是法定而成，不存在合同内容设定的自由。

(二)从婚姻关系的解除来看，婚姻不是合同，也不相当于合同。婚姻关系的解除可以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以基于法定情形。基于当事人协议时，不会直接产生协商一致强直解除彼此间的婚姻关系的效果。其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审查，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认可。因此，婚姻关系当事人达成了离婚协议之后，还必须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最终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来决定该协议能否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效力。而在合同关系中，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的，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便能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无需国家的干涉。同样都是协议解除方式，产生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婚姻关系法定解除情形中，其法定的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具体表现为：重婚、实施家庭暴力、分居等等。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理由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可见法定的离婚里有所反映的是婚姻当事人的忠实权、身体健康权、同居权等带有特定精神利益的权利。合同的法定解除理由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时，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却是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

(三)从我国婚姻法立法本身来看，婚姻不是合同，也不相当于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仅侵犯了夫妻关系中的法定权利，而且违背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或者违法了婚姻家庭法的禁止性规定。例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既侵犯了夫妻双方各自享有的忠实权，又违背了“一夫一妻”这一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由于这些侵权行为，才产生了权源被侵犯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进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从该条款规定中可知：婚姻立法的本意便是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下如前文所述，由于合同是围绕着财产利益而达成的协议，不具有人身利益的内容，所以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既包括物质赔偿又包括精神赔偿。

三、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过错是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

(二)存在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行为的违法性不单指行为违反民事法律，而是指违反所有的法律，包括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

1、实施重婚行为。即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是严重的侵害配偶权行为。其中的结婚包括法定婚姻，也包括事实婚姻(司法实践中大多见于婚姻)这种行为。在刑法上构成刑事犯罪，在民法上应当构成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追究民事责任。责令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即有配偶者与他人在一起同居、饮食、进行性行为，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因为仅仅有

一、二次在一起短暂的起居、性生活，仅仅是通奸行为，不能叫做同居。同时，配偶应当因此而引起离婚，或者主要因此而引起离婚。

3、事实家庭暴力的。实施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不仅仅是配偶的权利，还包括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侵害的对象既包括配偶，也包括其他家庭成员。对配偶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可能造成伤害，也可能没有造成伤害。侵害的客体也不单纯是配偶权，同时侵害的还有健康权或者身体权。造成伤害的，侵害的是健康权，没有造成伤害的，侵害的是身体权。因此，这种侵权行为构成法规竞合。由于行为人实施的是一个行为，受害人可以选择侵害配偶权或侵害健康权(或身体权)其中一个诉因起诉。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虐待配偶，侵害配偶权，与实施家庭暴力行为一样，构成请求权的竞合，由当事人选择诉因起诉。没有构成责任竞合的单纯的虐待配偶行为，构成独立的侵害配偶权的行为。受害人请求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决。遗弃配偶者，是对配偶一方不尽配偶的扶养、扶助义务，使配偶一方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构成一起。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应当准许。

(三)必须有损害存在。即必须有人身、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等。没有财产上或人身损失，也就失去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损害是指利益的减少、丢失。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失是指财产利益(包括物、货币、有价证券及债权的财产性权力)的减少或丧失。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精神是与物质性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法律上使用“精神”概念并不是完全的沿用或照搬哲学上的概念，而仅指精神活动，且与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⑵，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是民事主体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丢失或减损。

(四)损害是由行为人的重大过错造成，并且导致了夫妻间的离婚、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因婚姻法只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没有规定其他民事赔偿责任。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而言，必须有离婚这一要件，否则不构成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四、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一)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这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在运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条件，这就意味着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基本因素加以考虑。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与形式的依据。婚姻家庭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家庭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很浓厚的感情色彩性，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况的状况都是一致的，但是引发该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也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配偶婚姻观的作祟;也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导致等。因此，谁对谁错，一时难以区分。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责任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婚姻法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在首肯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前提下，作为从过错责任原则发展而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能否同样适用呢?

(二)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能不承担责任。过错推定原则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要求承担责任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应用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大有裨益的。

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条件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相当的难度。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权力主张者如何来证明自己的配偶与婚外异性同居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需证人提供证言，民众往往受到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做证制度。因此，愿意出庭作证者寥寥无几，即使是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出庭的证人，也是语焉不详。因此，有些受害者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私立救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这样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权，其运用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同居的事实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有些受害者甚至于希望借助侦察机关取及证据，并通过侦察机关所制作的笔录作为证据材料提交法庭。但这使侦察机关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无形中增加了侦察机关的工作负担，增加了侦察机关的工作成本。对于公民而言，是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因此，一味的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将可能导致这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受害人)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逃脱法律的惩处。法官明知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这种情况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以及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若能适时地用之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类似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本人认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

再者，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能很好的与离婚立法制度相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英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及复杂性、情景性，完全用刚性的法律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始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

参考文献：

〖1〗刘银春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2002(1) 〖2〗宋才发

中国侵权行为认定与赔偿[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75

第五篇： 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区别

案情简要：

患者赵某因“左侧结石，腰痛2个月”于2002年11月14日到北京某医院就诊，B超显示：“左肾盂积水、左肾多发结石”，医院给予静脉输液抗炎、解痉治疗，输液后患者心慌、喘憋、腹胀、少尿、全身浮肿。第二天即11月15日患者因全身水肿、腹部胀痛再次到被告医院就诊，被医院收入泌尿外科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左侧肾结石、左侧肾积水”。11月28日，患者因“异位心律，心房颤动”转入心内科继续治疗，12月16日患者因“脑出血、脑水肿、脑疝形成” 死亡

原告认为，北京某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了患者赵某死亡的损害结果，医院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遂以“一般医疗损害赔偿”为案由起诉到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中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等医疗损害赔偿费共21万元，其中仅死亡赔偿金就有19万元。

立案同时，原告向法院递交“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

法院判决：

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被告提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委托海淀区医学会对本案争议的诊疗过程进行首次鉴定。后因首次鉴定虽然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但不构成医疗事故，原告申请再次鉴定，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市医学会进行了再次鉴定。再次鉴定认定医院诊疗行为存在以下过错：

1、被告输液速度过快，诱发心衰。

2、被告违反了临床用药原则。

3、被告违反了神经内科的诊疗护理常规。鉴定结论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伤后果承担次要责任。

据此，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中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等医疗损害赔偿费共11万元，其中仅死亡赔偿金就有10万元。被告医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律评析：

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件，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准确适用了我国现阶段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也体现出“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区别。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高法意见》)规定：“医疗损害赔偿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指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包括不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以及不涉及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本案原告的诉讼案由是“一般医疗损害赔偿”而不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所以无论是法律适用、医疗鉴定，还是赔偿项目、计算方法和赔偿数额都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具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法律适用方面。审理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要适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而审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则要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配套的的法规文件。

第二，在医疗鉴定方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一律需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则可能需要司法鉴定。《高法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需要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需要委托进行其他医疗鉴定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组织鉴定。”“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而另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要求提出该申请一方预交鉴定费。”

“医疗行为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仍申请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的，不予支持。医疗行为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申请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予支持。”“人民法院已经委托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并有结论的，当事人又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否准许，应从严掌握。”

本案原告申请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而被告医院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人民法院首先委托安排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鉴定结论非常明确“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伤后果承担次要责任”，所以人民法院毋须再次委托司法鉴定。

第三，在损害赔偿方面。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最显著区别就表现在赔偿项目、赔偿系数和赔偿数额上的不同。

1，赔偿项目。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包括11项，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包括12项，二者除了在项目计算上存在差异外，后者较前者还增加一项“死亡赔偿金”。

2，赔偿系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要考虑责任程度、原发疾病、事故等级等因素，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则要考虑过失参与度、责任程度、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收入差异等因素。虽然根据民法原则上述所有因素都是广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需要考虑的法律情节，但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看，二者确实存在明显区别。为使法律法规渐进统一，《高法意见》最新规定“确定医疗损害赔偿数额，应当综合考虑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及医疗风险状况等因素。”

3，赔偿数额。如前所述的各种区别，直接结果就是造成赔偿数额的差异。本案中根据原告的具体情况，如果原告的诉讼案由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请求赔偿数额最多6万元，而不会是21万元，其中主要差别就在于“死亡赔偿金”。

对此《高法意见》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当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至第52条的规定;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偿数额。”“确定一般医 疗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北京市中济律师所医药法律部·李洪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