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形态运用情况

第一篇：四种形态运用情况

某市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XX 市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在早发现上深化，提高发现违纪问题能力;在分类处置上深化，提高精准把握执纪标准和运用政策能力;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深化，下功夫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将实践中普遍运用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充实进来。

近日，XX 省 XX 市对当前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现状及效果开展调研，梳理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过程中凸显的短板和不足，在分析问题基础上形成加强精准运用的思考。

一、基层运用“四种形态”存在的问题 (一)落实“ 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要求有差距。一些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在执纪审查工作中，还存在注重盯违法犯罪

问题线索，没有把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作为问题线索分析排查的重中之重。

(二)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意识还需加强。少数领导干部片面认为实践“四种形态”仅仅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用执纪审查代替批评教育，推卸主体责任，导致“算总账”的结局;还有的认为“第一种形态”难出成绩，重惩处轻教育情况仍然存在。

(三)相关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纪检监察机关在落实“四种形态”中，内部机构之间沟通交流不够，在落实问题线索处置“日清、周转、月报、季结”的工作制度中，存在对制度内在要求理解执行不到位，数据统计出现问题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四)谈话函询力度仍需加强。在第一种形态的运用上，有的纪检监察干部认识上存在偏差，很多时候都是轻教育重办案，不能体现“第一种形态”治病救人的宗旨。在对问题线索的处置上，习惯于直接核实，较少进行谈话函询，目前虽然在转变问题线索的处置方式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还有待改进和加强。

(五)

基层执纪方式有待改进。大多数基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手段有待改进，特别是在开展监督检查、运用大数据

沟通共享、反腐败协作配合、收集研判问题线索、审查违纪行为等方面，现有的执纪手段比较单一。

(六)乡镇执纪审查工作薄弱。部分乡镇纪委的执纪审查工作仍然比较薄弱，且存在人手不足的现状，制约了落实“四种形态”的成效。同时，有的干部对政策研究不深不透，对“四种形态”运用一知半解，遇到复杂疑难案情时，显现出经验不足、业务能力不强的情况。

(七)队伍思想观念亟待转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部分纪检监察干部还不能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习惯于老一套老做法。对实践“四种形态”整体把握和综合运用能力不足，找不到平衡点;对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和严明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认识模糊，对“宽严相济”拿捏不好分寸;少数纪检监察干部担当意识不强，不愿瞪眼黑脸，在实践运用“四种形态”中有畏难逃避心理。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认识不足缺乏担当。少数党组织主体责任意识仍然淡薄，长期以来形成的定势思维和惯性思维仍然没有彻底消除，转变观念、转变方式的自身意愿和动力不足，认为党委管的是“大事”，践行“四种形态”完全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出了问题直接推给纪检监察机关。

(二)履职能力亟待加强。践行“四种形态”，既要有敢抓敢管的勇气，更要有会抓会管的能力和水平，在全面从严和治病救人之间如何拿捏把握，需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能力素质。部分纪检监察干部未能认真研究吃透“四种形态”中每个层次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对每种形态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换把握不准，害怕出错，不敢大胆运用。

(三)统筹协调缺乏联动。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仅是纪委监委之职，更是各级党委(党组)之责，还需要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一些党委(党组)存在疏查疏管现象，一些地方职能部门存在各自为政现象，践行“四种形态”没能形成“党委统筹协调、部门联动实施”的责任链条和常态化工作机制。

三、精准运用“四种形态”的对策措施 (一)在提高“ 质效” 上下功夫。一要提升办案质量。问题线索按照动态清零、分类规范、突出重点、处置得当的原则，进行统一管理，结合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落实好纪法衔接工作，把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的问题线索放在首位，提高分析研判质量，及时排查办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二要加强谈话函询。要突出抓早抓小，实行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由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落实的制度，在严明纪律中体现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要加大对谈话函询的再核查力度，对谈话函询后是否在本单位班子民主生活会上作说明要加强跟踪监督，提高谈话函询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要提高审查调查效率，坚持快查快结，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审查调查时限。充分发挥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优势作用，既要坚持“纪法分开”，又要做好“纪法衔接”，明晰审查调查界限。

(二)处理好“ 两个关系”。一要处理好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践“四种形态”，各级党组织是责任主体，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都是责任主体，践行“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第一道关口就在各级党组织，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的责任，抓平时、平时抓，敢于红脸出汗、抓早抓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做好问题线索的收集研判处置工作，协助党委(党组)做好教育提醒、诫勉谈话等工作，抓好谈话函询，切实负起实践“四种形态”的责任。二要处理好全面从严和“治病救人”的关系。“四种形态”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把握准确、拿住分寸。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和依然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整体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在政策把握、总体平衡、程序把关、历史连续等方面进行综合协调，既做好咬耳扯袖的提醒工作，又要力度不

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效果。

(三)明晰刻度把握边界。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必须细化标准，明确监督执纪问责刻度，确保有理有据，不枉不纵。一是要分情况研判处理。坚持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要求，在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审查调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都要以“四种形态”为标准，进行分类处理。二是要细化相关制度和标准，对各形态之间的转化情形予以明确;同时，制定负面清单，对不适用“四种形态”的情形以及各种情形之间的转化进行明确界定，以便于基层操作。三是建立配套制度，将“四种形态”贯穿到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真正体现抓早抓小、关口前移、动辄则咎。四是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于第二、三、四种形态的运用，要实现人员、信息、职能、平台、经验、成果共享，确保纪法衔接、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有效贯通。

(四)构建规范运用的责任体系。进一步探索建立“四种形态”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常态化运用的相关制度，对每一种形态的运用方式、运用程序、实施部门、实施效果、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各职能部门在“四种形态”的具体运用上履责有依、追责有据。同时，建立“四种形态”

运用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信息互通、沟通协调、工作衔接等各方面工作联系的操作规范，加强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系统运用的整体合力。

第二篇：运用“四种形态” 做到“四个突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是在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纪委履职理念的准确阐述。为贯彻落实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要求，指明了执纪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在纪律审查工作中，执纪审理工作“看似尾巴、实则龙头”，在用党章党规党纪这把纪律的尺子衡量违纪行为时，既要不偏不倚，又要不遗不漏，更要突出执纪特色和党内审查特点，充分体现出纪律检查的政治性。对此，各级纪委要自觉运用“四种形态”，从突出执纪要求、执纪特色、执纪效率、执纪效果等四个方面，不断创新完善执纪审理方法，改进监督执纪问责方式，促进纪律审查工作与时俱进。

1. 突出执纪要求，拓展执纪审理的视野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抓早抓小的一贯执纪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认真审核把关案件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执纪审理视野，加强对纪律审查过程中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的监督制约，切实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一方面，开展对被审查对象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的倒查，防止初核定位不准。注重加强对个案初核阶段线索核查处置情况的审核力度，并在审理报告中进行说明。对未予核查或调查的重要违纪线索譬如串供堵口、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线索提出进一步查证的建议，引导初核从“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从以往重点初核涉嫌受贿、贪污等经济类违纪违法线索，转到同等重视核查“六大纪律”类问题线索，尤其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另一方面，开展对涉及其他党员干部问题线索核实情况的倒查。对被审查对象交代的涉及其他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包括行贿、送礼金、共同受贿、违规办理相关事项、“一案双查”等问题线索，不能因为涉及党员干部众多或被审查对象查实的问题已足以给予“双开”处分等因素，而对此类关系到当地政治生态的问题置之不理。这不符合“惩是为治”、辩证把握“树木”与“森林”关系的审查导向。

2. 突出执纪特色，聚焦执纪审理的重点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前三种都是违纪形态，只有极少数才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形态。这说明当前我们的重点是“盯违纪”、“审违纪”，需要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提升审理违纪问题的能力。为此，各级纪委要转变观念，强化审理的纪律思维，聚焦执纪审理的重点，深入研究探索用党章党规党纪全面衡量党员干部违纪行为。

一方面，“纪在法前”，用纪律的尺子全面衡量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将违反“六大纪律”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审查重点。将“从旧兼从轻”的条例适用原则，具体到执纪审理工作中去，以新条例更严的构成要件来审核认定违纪行为;对于发生在过去的“对抗组织调查”、“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据实述明，彰显纪律要求。对于定性有争议的违纪且涉嫌犯罪问题，在已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事实的基础上，不纠缠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先用更严的纪律尺子来评判，无论司法机关最终是否认定犯罪，以更严的纪律作为尺度标准的评价都是在践行纪在法前要求。

另一方面，“纪法各表”，用纪律的语言立体揭示党员干部的违纪特性。在审理报告的违纪事实部分，将违纪行为按“六大纪律”进行分类和表述、排序，同时严格把纪律问题和涉法问题分开表述，纪律问题在前，直观体现“破法必先破纪”的蜕变轨迹;改变查找违纪行为的思维方式，从违法犯罪行为的各个细节入手，将过程和手段中的违纪违规行为挖掘出来，譬如受贿行为中若存在卖官鬻爵、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的问题，一并描述和揭示该违纪特征;在审理报告的结论部分对违纪人员进行综合评价，用纪律语言为其“画像”，揭示违纪生成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始终传递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审查理念。

3. 突出执纪效率，创新涉刑审查的方式

“四种形态”提出后，社会上有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以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党纪要严、国法更要守。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绝不是对反腐败“高压态势”的“放松”和“退缩”等，更不是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各级纪委要辩证、联系和发展地理解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内在关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同时，始终对贪腐问题“零容忍”，以快查快结快移送，提高执纪效率。

一方面，对“严重违纪涉嫌违法”形态的立案审查，在有限时间内，注重充分发挥党内审查优势，充分运用理想信念、政策水平、事实证据等，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感化对方，促使其彻底讲清问题，以达到教育挽救目的。要着重对被审查人的违纪违法特点进行分析，与其职务职权、性格特征、交往范围进行比对，重点描述违纪违法问题的形成过程，以便全面掌握违纪违法问题的生成特点和规律，以此反映纪律审查的整体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另一方面，教育挽救到位、交代问题彻底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查深查透”、取证到位，党内审查把主要违纪问题查清后，将被审查对象涉嫌犯罪问题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过去在涉刑审查中，往往对涉嫌犯罪问题具体性质以及证据是否收集到位、能否达到司法认定的标准，进行认真审核和反复论证，实际上成了司法程序的“批捕起诉”。现在新《条例》将关于违法涉嫌犯罪的相关内容删除，只作衔接规定，说明党内审查阶段没有必要越俎代庖对违法犯罪问题进行具体性质确认。为此，在涉刑审查报告中严格区分出涉嫌犯罪问题和线索后，只审核是否涉嫌犯罪、达到移送要求即可，“盯违法”并不“定违法”，从而快查快结、快进快出。

4 .突出执纪效果，丰富问责的处理形式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系统全面地对党员干部不同程度违纪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处理原则，对处理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提出了新要求。中央纪委对部分违纪者给予“断崖式”处理后，社会效果好、警示作用大。为此，各级纪委要切实把握宽严相济的处理原则，针对被审查对象的不同违纪性质、违纪情节，区分情形、区别对待，综合采取更妥当的处理形式，努力实现良好的政治、社会和纪律效果。

其一，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党纪处分上释放执纪必严的信号。在案件处理上，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个案情节、体现个案特点，综合考虑违纪金额、违纪性质、违纪责任、违纪时间等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特别是对于不收手、不收敛，继续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从重或加重处理，体现“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处理导向，与正风肃纪要求保持同频共振。

其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适应抓早抓小的问责导向。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求抓细、抓实，突出抓问责，单一的党纪处分已不能适应这一形势需要。为此，在准确适用党纪处分同时，要强化所在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意识，用足用好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调离、降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处理建议权，做到优势互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稳妥处理，适应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问责导向，寻求最佳处理效果。

其三，综合把握处理时机，放大纪律审查效果。在对党员干部的处理上，兼顾及时性和稳妥性。能及时尽快处理的，要及时尽快处理;涉嫌犯罪的，一般在移送司法机关之前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特殊情况下在司法机关提起公诉或一审判决之前进行处理。在作出处理后，第一时间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点名道姓、实名通报，下发违纪党员忏悔材料，不断放大纪律审查效果。

第三篇：辽宁关口前移 有效运用“四种形态”

辽宁省积极践行“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

压实“两个责任”

践行“四种形态”

实践好“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必须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

省委带头履行主体责任，积极实践“四种形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希在专题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中央提出要准确把握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既是对监督责任的要求，也是对主体责任的要求，既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更是各级党委的重要任务。”省委和省纪委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通过经常的“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抓早抓小，实现了落实“两个责任”的常态化。

各地区、各部门主要领导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由省委书记亲自约谈。在民主生活会上，凡是谈话函询了结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做出情况说明，有问题的还要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立规矩，建制度。省纪委研究制定了《关于诫勉谈话的具体办理办法(试行)》《关于反映省管干部问题线索谈话函询工作办法》，提高谈话函询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谈话函询比例逐步提升。

“全面从严治党，有效运用‘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落实‘四种形态’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决不能用处理‘少数’问题干部来代替对‘多数’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督管理。”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运用多种方式落实监督责任，确保纪律的刚性约束。经过两年来的实践，在全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中，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就是主责主业已逐步成为共识。

2017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4446人次，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2627人次，诫勉谈话591人次。

以上率下，形成合力。在大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监督执纪的重要手段，运用“第一种形态”开展监督执纪呈增长态势。2015年全市谈话函询5人次，2016年谈话函询211人次，今年以来已达到281人次。在营口，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半月谈”制度已成为党内监督工作的有益方式，实行以来对全市418名党员干部进行了廉政谈话。在鞍山，改变以往实施“第一种形态”由纪检机关唱“独角戏”的做法，明确“第一种形态”的实施主体是上级党组织，由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相关领导班子成员具体实施。今年以来，由鞍山市委常委作为主谈人实施谈话38人次，由县区委常委作为主谈人谈话133人次。

动辄则咎 防止小过变大错

祸患常积于忽微。无数案例表明，党员干部“破法”无不始于“破纪”。

“纵观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大都丧失了纪律意识，纪律‘底线’一再突破，法律‘红线’必然失守。这启示我们，要准确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真正达到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沈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冬石说。

按照中央要求，辽宁省各级党组织综合把握运用“四种形态”，针对不同问题，问诊把脉、查找病灶、对症下药。通过谈话函询、红脸出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拉起防止犯错误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守住防止犯大错误的“第二道防线”;通过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筑牢防止犯罪的“第三道防线”。三道防线层层布防，避免干部滑入违法犯罪深渊。

“第一种形态”的“处方”：“消除病灶”。今年1至8月，全省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10796人次，占51%。“第二种形态”的“处方”：“打针吃药”。今年1至8月，全省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8499人次，占40%。“第三种形态”的“处方”：“施以猛药”。今年1至8月，全省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951人次，占4%。“第四种形态”的“处方”：“手术动刀”。近年来，省纪委对铁岭市委原书记吴野松、葫芦岛市原市长戴炜、铁岭市原市长姜周、省文化厅原厅长周连科、沈阳市委原常委杨亚洲、大连市委原常委曹爱华、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军、沈阳市原副市长祁鸣、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主任李会永、抚顺矿务集团原董事长尹亮、省财政厅原副厅长魏跃晖、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吴景涛等人进行立案审查，惩腐利剑高悬，不敢腐的震慑作用不断强化。

精准发力，有效运用“四种形态”使一个个地区和单位的“腐败毒瘤”被切除，涉案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有效防止腐败污染源扩大，更好地护住森林。今年1至8月，全省各级党组织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1363人次，其中第

一、二种形态占处理总人数的9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7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所取得的实效。

持续发力 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

就在“四种形态”提出后的两年里，省纪委发出了14名省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通报，彰显了惩治腐败持续发力、力度不减、节奏不变的强烈信号，执纪审查震慑作用不断增强。今年以来，有54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违纪问题。

功成于全，效在于严。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四种形态”的划分绝不意味着“放水”或“收兵”，而是要求把纪律挺在前面，执纪更加严肃，更加强烈地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监督执纪越往后越严的信号。尤其是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精准发力，把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以及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交织的领导干部，作为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重中之重，使监督执纪的第四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第三种形态向第二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向第一种形态转变，使第一种形态成为常态和自觉，从而彻底实现标本兼治。

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既要严肃处理有纪不依、明知故犯的行为，严肃处理打着改革创新旗号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行为，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又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 对于反映党员干部的不实问题及时澄清事实，还干部清白，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旗帜鲜明地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切实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同时，对主动向组织坦白或交代、如实说明的，给机会、给政策，从轻或减轻处理。

这折射出辽宁省纪检监察机关在运用“四种形态”后，执纪理念的深刻转变：既要穿梭在山林间发现“烂树”，及时清除，还要站在山顶总揽整个“森林”，发现“病树”“歪树”及早整治，护住森林，净化修复政治生态。从“盯违法”转向“盯违纪”，成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践行“四种形态”的鲜明特征。

惩前毖后是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是为了干部更好地成长。2016年全省14市“两委”换届期间，省纪委组成了90多个专项检查组，对推荐人选严格把关，一个一个地“过筛子”，共完成对市“两委”642名推荐人选的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同时，对改正错误经“体检”合格的干部，该起用的还要大胆起用。“四种形态”实施以来，全省22名受到轻处分的干部在影响期结束后，经过“体检”恢复“健康”被提拔使用。

在“拔烂树”的同时，辽宁省还坚持从持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出发，透过“树木”把握“森林”，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做足纪律审查的“后半篇”文章，不断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和规矩意识。

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践行“四种形态”，将党的纪律和规矩真正立起来，挺起来，严起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正在辽沈大地形成。(辽宁省纪委)

第四篇：运用“四种形态”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根河林业局纪委书记 张朝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释放从严治党最强音。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要主动树立看齐意识，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紧跟上级要求，全面履行主业主责。要把看齐意识体现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上，牢牢把握在监督执纪问责上，聚焦中心任务，突出主业主责，持续深化“三转”，积极实践“四种形态”，做深做细监督执纪问责，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成效推进国有林区改革。

一、着眼根本目的，抓住关键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惩是措施，治是根本。一要坚持早治。在苗头性问题变严重之前敢于担当、早治早防，积极作为，主动运用第一种形态，通过谈话函询、教育提醒，实现关口前移、抓早抓小，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错误;对指向性明确的问题要扎实做好初核,要严肃追究责任，坚持一岗双责、“一案双查”，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追究相关责任，使问责成为制度、成为常态，通过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二要把落实“四种形态”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使党规党纪的提醒、劝诫和惩处作用覆盖全体党员，让党员的思想行为及时得以改正和校准。同时，各级党组织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强化教育，唤醒党员党的意识和党性观念。三是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系统分类治理，把握“树木”和“森林”的关系，综合考虑违纪性质和情节，区分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对那些能够主动交代问题、认错态度较好、事后积极整改的，能提醒的提醒，该诫勉的诫勉，可以给予轻处分和适当组织处理的，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对顶风违纪，不收手、不知止，规避、对抗组织审查的，要严肃查处。

二、把纪律挺在前面，倒逼责任落实党的十八以来，我们党直面问题，正风肃纪，高压反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党规党纪的权威性，要靠教育提醒，更要靠严肃执纪来体现。只有加大对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才能使纪律“高压线”真正通上“高压电”。要坚持关口前移，善于发现党员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提醒，红脸出汗。要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紧盯重要节点、重要领域、重要群体，不因小事而放过。要拓宽问题线索发现渠道，主动关注信访、司法机关和网络、媒体等信息，聚焦违纪问题易发多发领域。要对问题线索进行集体排查和评估，严格进行分类处置，加大初核力度，迅速直查快办。要紧盯“六大纪律”，对线索具体、内容明确、情节简单或正在发生造成恶劣影响的问题，予以当头棒喝，坚持从严处理。要抓住关键“少数”，关键节点，保持“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突出执纪特色，在问题线索、调查取证等方面做好纪法衔接。要严肃问责，强化倒查机制，层层传导压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三、打造过硬队伍，提高精准执纪本领“四种形态”对纪检监察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把实践运用“四种形态”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转变思想观念，提升自身素质，严格工作要求，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要持续深化“三转”，切实改变思维定势和工作定势，转变执纪理念，用纪律和规矩的尺子来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用严管体现厚爱。要坚持挺纪在前，固本溯源，既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更要管住全体党员干部这个“绝大多数”。要着力提升素质，坚持原则，秉公执纪，勇于担当，敢于“拉下脸”、“得罪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用好“四种形态”，维护“六大纪律”。要加强学习、勤于思考，深入研究、善于总结，抓住关键、精准发力，把“四种形态”的内在要求体现在信访受理、线索处置、谈话函询，以及执纪审查、调查谈话、审理报告等环节之中，在学思践悟中掌握“四种形态”精髓要义，在具体工作中提高政策运用水平，在转变作风中改进监督方式，不断提高精准执纪本领。“四种形态”的每一种形态都是从严治党的利器，都很好地诠释了“严是爱、纵是害”的道理。当党员干部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如果有人及时“拉拉袖”“咬咬耳”，就有可能将这些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推进国有林区改革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第五篇：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重要的是靠纪律管住大多数，就是要秉持《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道德标尺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纪律戒尺，准确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应当是极少数。

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监督执纪的生动实践，充分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犯错的不同情形对症下药，坚持做到无病常防、初病早治、有病快治、重病严治，既不纵容小节，也不放过大错，既不养痈为患，也不一棍子打死，立起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四道防线，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

“四种形态”的提出绝不意味着放缓反腐节奏，而是更加体现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路理念。使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绝不是要对严重违纪行为轻处分，更不是把涉嫌违法问题当做违纪行为来处理，而是强调违纪行为无论情节多么轻微，都要露头就打、违纪则咎、寸步不让。这是从操作层面对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这一执纪理念的深化细化，是落实反腐败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要求的具体举措，更加彰显了我们党强力惩腐肃贪、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政治态度和坚强决心。

管党治党重在全面从严，监督执纪贵在抓早抓小。把握运用“四种形态”，首要的是转变监督执纪理念，摒弃“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查处”的惯性思维，纠正“以大案论英雄、忽视日常监督执纪”的错误倾向，切实从只注重“盯违法犯罪”转到也注重“盯违纪违规”上来。重要的是创新监督执纪方式，坚持关口前移，从小事小节小错抓起严起，对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性谈话函询、常态化明查暗访等方式咬耳扯袖、提醒告诫，让党员干部不犯错或少犯错。关键的是提高监督执纪刚性，加大纪律审查力度，坚持快查快结，既突出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挖“烂树”、治“病树”，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又重视审查轻微违纪行为，逐步加大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比重，让戒尺高悬、警钟长鸣，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根本的是强化监督执纪责任，加大追究问责力度，建立责任清单，完善问责机制，严格执行“一案双查”，对典型案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倒逼主体责任落实，始终保持真抓严惩的高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