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审职称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外审职称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基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提出的2020年碳排放目标与“十三五”的绿色永续发展理念，碳审计及公司内部治理对碳指标的管控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

第一篇：外审职称论文范文

职称制度改革下的职称评聘管理模式分析

摘要：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发展因素，现阶段我国的职称评价机制对于部分的行业人才培养与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效应，所以在职称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对职称评聘管理模式展开探索，也成为现今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主要从外语、计算机等不再是职称评审必备条件，职称评聘凸显人主体主导作用等方面展开阐述，其次立足于品德、能力等核心评价标准以及方式上，探索出多元的评价方式对现今的支撑制度改革内容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职称制度改革;职称评聘;管理模式

前言：

随着我国对职称制度改革的发展，促使职称工作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改革发展阶段，怎样更好的实现对评聘关系问题的处理，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所在。处在职称制度改革背景发展之下，职称评聘管理工作的开展有了更加清晰的画面，需要综合的对人才的品德、能力以及贡献进行分析，从而做出系统化的评定，走出传统评定工作中依据论文、学历以及资历等硬性指标下的支撑评聘管理模式。

一、现今职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以品德、能力与业绩为职称评价标准

在对职称评聘管理的过程中，要始终的坚持重品德、重创新能力以及重业绩的评价与激励导向。首先，在职称评聘的过程中，针对于实际情况对一些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急需紧缺型人才以及新兴产业技术人才，要打破传统的模式中重论文、资历的标准，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强化在职称评聘管理中破除业绩贡献评价导向。打破在评聘工作开展中因为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急需緊缺型人才以及新兴产业技术人才的资历不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在职称评聘管理中需要建立起以专业技术品德、能力以及对于业绩的核心贡献等，作为职称评聘的衡量标准与体系，始终坚持品德在评聘工作管理中的作用，从而发挥出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最后，还要在评聘过程中重视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对专业职称评审项目中的学术论文与科研产业成果条件合理的设置，不对专业职称外语、计算机等技术能力做统一的要求，重点突出业绩与贡献的评价，破除传统评聘管理过程中的“唯学历”“唯资历”等做法。

(二)针对不同领域使用不同

现今职称制度改革主要是针对于不同领域、不同的行业以及不同的社会层次中专业与技术人才，从而具有针对性的制定出不同的职称评价标准，需要在评价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实现“干什么”、“评什么”。在职称评价管理过程中使用不同领域的不同职称评价标准，不断的鼓励教学在课上、工程师到实验室、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等，能够深入的扎根在一线工作中，让更多的优秀人士能够评上职称。

(三)创新职称评价方式，探索多元评价方法

在职称评聘管理的过程中使用创新性的职称评价方式，对多种的评价方法进行探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开展原则，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与单位工作开展的需求，在职称评聘工作的开展中积极的开展多样化的职称评定方式，始终坚持在评聘工作中断的定量与支撑评价相结合、特殊人才职称评价采取与之相对应的单独标准，从而在评聘工作的开展中，针对于不同层次的人才、不同领域中的部门等，能够实现多层次与多维度的考察研究，从而提升职称评聘管理工作在开展中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二、职称制度改革下的支撑评聘管理建议

(一)分类评价职称评聘

在职称制度改革之下的工作开展中，需要对支撑评聘管理工作进行分类评价，需要在职称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不断的提升职称与个人在工作以及业务领域中的实用性。在个人工作与业务领域中，能够将职称评价工作与个人工作领域相适应、与业务内容相适应等展开科学的划分工作，从而制定出不同的衡量标准。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起职称评审的指标与代表使用的评价制度，将原有的单一性固定指标转变为现今的实用性指标，可以从工作开展的内容、管理业绩以及工作管理绩效等不同的成果中，选择出最具有能力与水平的优秀人员，作为职称评定审查工作中的主要评价内容。

(二)职称与岗位实行聘期制

在开展职称制度改革时，应该将职称告别“终身制”，在职称与岗位中实行聘期制，可以不断地强化单位与职称中的灵活性工作原则。在职称工作的开展中，职称以及个人的适用岗位中的聘任工作开展，都需要使用到严格的聘期制，当聘任期满对单位进行严格的考核，考核结果合格的单位与个人，能够在岗位的需求上，以及个人想法的基础上，协商达成一致的劳动合同。针对于用人单位内部的不达标情况，单位可以根据个人以及岗位的适用条件差异，对一些岗位的适用等级人员采用低聘的方式，直到按照规定解除聘用。

(三)加强职称评审权的下放

在职称评审改革制度的发展中，将评审权下放能够不断的创新民营企业的职称评价方式改革，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中，评聘管理对于建立高层次专业人才、急需紧缺技术人才等单独标准起到促进作用，保障其与单位之间能够紧密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要杜绝出现“放而不管”的情况，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并不是放任不管。人力社保部门在民营企业的职称评定工作开展中要加强监督，事业单位在组织与制定相关的聘任程序审核管理办法时，需要人力社保部门对其进行科学的指导与严格的审核把关，保障制定出的评聘程序与制度符合规则。在组织单位开展聘任程序的评议工作时，还需要自觉的接受人民与社会的监督，在完成单位组织的聘任程序相关验收工作时，则需要人力社保管理部门的先关负责人能够对聘任的审核程序与审核结果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查与验收，从而保障单位在工作开展中程序与结果的合理有效。

结语：

本文主要针对于评聘工作在改革内容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系列的模式发展建议，对于现今职称制度改革之下的职称评聘管理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建立起新的职称评聘指标，可以在系统化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工作的考虑，从而实现职称评聘工作管理模式的统筹兼顾发展，促使我国的职称评聘工作开展能够更加的多元化、科学化，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孟丹丹.职称制度改革下的职称评聘管理模式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27 )：77-78.

[2]孙彦玲，孙锐.制度有效性视角下职称制度改革探讨[J].中国科技论坛，2019，(03 )：167-177.

作者：李文静

第二篇：外审质量、内部治理与碳信息披露实证研究

【摘要】  基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提出的2020年碳排放目标与“十三五”的绿色永续发展理念，碳审计及公司内部治理对碳指标的管控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由于我国目前缺少健全的碳信息披露体系，文章基于“内外协同效应”，深度聚焦2016年“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对上交所重工业上市公司给出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以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与碳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强;但内部治理体系与碳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文章进行深入分析并给出未来公司碳指标治理的建议及碳审计的发展展望。

【关键词】   碳信息披露;审计质量;公司治理;沪市重工业

一、引言

王爱国（2012）《我的碳会计观》是我国较早进行碳会计研究的文章。而“碳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国外学者对公司碳排放管理等的诸多研究（Burritt R L.，Schaltegger S.，Zvezdov D.2011）。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碳足迹关注度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或被动地披露碳信息。国内不少学者也因此针对碳信息的披露做出了实证研究。刘翠（2015）提出碳信息披露与企业规模及控股股东性质呈显著相关性，后续不少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余珍、韩金红，2017）：大公司及国有控股的公司会更关注碳信息的披露。此外，企业盈利水平、偿债能力、地理位置等因素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倪殷建，2013）。除这些财务指标的因素外，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从更大的公司法律环境（唐勇军、赵梦雪，2018）、内部控制（任晓鸽，2018）方面来看其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不少关于国际非营利组织——碳排放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PD）A中企业环境信息数据库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公司盈利能力等公司治理体系指标与碳信息的披露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制定公司战略、协调各相关方利益的董事会在新的发展趋势下承担着更多的责任。

然而，对“碳会计”的研究大多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少有研究关注到公司外部的影响因素。随着“碳会计”的发展，“碳审计”也作为一种新兴的审计类型发展起来，对企业环保责任进行审核、监督与建议。在国际上，碳审计的演进经历了企业披露碳排放数据阶段、国际组织制定碳排放体系阶段、IAASBB发布碳审计评价准则体系阶段，走在探索有效披露碳信息的前沿。但在我国，因其发展时间较短，除财政部在2017年出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作为指引外，依然缺乏统一的行业监管标准。虽然有张燕、靳能泉（2014），王蒙（2017）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提出了碳审计在我国的定位及碳审计与碳会计的协同发展建议，但碳审计在我国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外部审计质量对公司碳信息披露及环保责任履行是否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仍存在很大争议。

本文的贡献与创新点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单单将研究的重心单纯地放在公司的财务指标上，而是整体关注公司外审质量及内部治理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以此思考公司内部、外部的协同发展方向并给出建议。第二，不再从CPD指数中选出部分企业泛泛而谈，将研究聚焦到能源消耗、环保压力明显高于其他企业的重工业行业中，且以在国民经济中占一定比重的上交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第三，将“碳会计”“碳审计”的研究放眼到国际，从国际上碳审计的演进历程及IAASB碳审计评价准则体系中思考“碳审计”在我国的发展前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外部审计质量与碳信息披露指数

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仅是企业内部控制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作决策的需要。碳审计是碳会计信息披露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影响着信息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根据压力理论可知，当面临较大的外部监督压力时，企业的环境绩效披露水平会更加明显（何丽梅、侯涛，2010）。因为外部审计师具有专业性和独立性，高质量审计工作的可靠性要远远大于低质量的审计，所以更好的外部审计质量可以促进企业披露更重要、更真实的碳会计信息。而在遵循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基础上，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企业会更加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碳信息披露质量会得到明显改善（唐勇军、赵梦雪、王秀丽、钟凯莉，2018）。另外有大量研究证明，事务所规模与其审计质量基本呈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小所，大所更倾向于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林永坚、王志強，2013）。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重工业企业中，选取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外部审计质量更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更高。

（二）公司内部治理与碳信息披露指数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由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外部公众无法掌握企业内部的许多信息，而企业为了树立正面的公众形象以提升价值，管理者会倾向主动向外部披露企业相关的环境信息，传达本企业的环保战略和能力，增强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心。而“委托代理理论”指出，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根本利益冲突，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引发道德风险。一些高污染行业企业可能会避免碳会计信息披露以降低成本，造成相关信息的缺失或错报。

独立董事不在公司内部任职，有独立性、公正性、透明性和客观性的特点，在董事会中发挥监督的职能，更能够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客观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内部权力结构和治理水平。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促进企业进行完整、真实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有实证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率愈高，公司愈可能回复 CDP 问卷并公开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愈可能披露气候变迁带给公司的风险信息及机会信息（张彪、李捷，2019）。据此，本文以独立董事比率作为衡量标准提出研究假设：

H2：重工业企业独立董事比率越高，内部治理越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

（三）公司规模与碳信息披露指数

研究表明，新的环境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时，政府会严格监管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的实施情况，并进行规范性指导，所以规模大的企业会尽量披露较多的碳会计信息，以向社会公众表明企业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刘翠，2015）。此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经营业务及现金流较稳定，会倾向于披露碳会计信息，提升企业形象，巩固企业社会地位，取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重工业企业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

（四）发展能力与碳信息披露指数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当企业处于高速成长时期，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资金需求大幅增长。为了获得资金支持和市场份额，企业通过更多碳会计信息披露，以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社会地位，向社会传递绿色环保的产品信号并获得消费者青睐。

刘翠（2015）研究中提出假设：发展能力与碳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并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计量企业发展能力，但得出原假设不成立的结论。本文认为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大，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其产品单位成本和销售费用可能会显著下降。因此，企业发展能力应包含成本费用这一影响因素，本文选取净利润增长率来计量企業发展能力。净利润增长率代表企业当期净利润比上期净利润的增长幅度，指标值越大代表企业盈利能力、发展能力越强。只有当企业盈利能力强，发展势头好时，管理者才更愿意投入资金优化生产流程，进行碳治理和碳信息披露，也有能力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来取得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长期信任。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重工业企业净利润增长率越高，发展能力越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

（五）偿债能力与碳信息披露指数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解决充分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与保障资产安全之间矛盾的方式之一是对外披露更多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环境信息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随着企业负债程度的增加，为增强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心，企业在披露碳会计信息时更倾向于不披露或只披露利好信息（刘翠，2015）。

一般使用资产负债率计量企业负债程度，本文站在负债程度的另一个角度，用偿债能力验证负债水平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并用流动比率来计量。流动比率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到期以前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还负债的能力。高流动比率的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强，短期偿债能力强，来自外部特别是债权人的压力较小，可能不愿因碳信息披露而增加费用性支出。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5：重工业企业流动比率越高，偿债能力越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80家2016年上交所重工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避免极端值影响，在计算净利润增长率时，剔除了其绝对值大于2 000%的上市公司，因此本文最终样本为64家重工业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指数”选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CEDI），来自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研究小组发表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2017）》。CEDI是综合上市公司的愿景、经济、治理、排放以及碳指标等视角来审视企业内部环境信息的公开披露情况而量化形成指数。64家沪市重工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非财务信息源自新浪财经、巨潮资讯。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本文假设碳信息披露程度与外部审计质量等五个变量存在多元线性关系，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CEDI=α0+α1BIG12+α2NED+α3SIZE+α4GRONP+α5CR+ε

式中：α1、α2…α5为各解释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

自变量定义见表1。其中，本文定义国内综合排名前12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大型事务所，公司聘请大所进行审计时取值为1，否则为0。前12位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是普华永道中天、瑞华、德勤华永、立信、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容诚、信永中和、天职国际、大华、大信、致同。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本文所选取的64个重工业企业样本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CEDI）平均值为46.113，标准差为17.213，最大值90.570，最小值13.210。最大值和最小值差额高达77.360，说明重工业企业碳信息披露程度不一，不同企业间差距较大。企业净利润增长率标准差较大，是因为该指标受个别企业利润由亏转盈等利润波动较大的影响，但大多数企业利润增长率变化比较稳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2017）》在观察各行业碳信息披露整体趋势后指出，大多数企业对于环境信息量化的描述少于定性的描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仍存在着过于空洞、文字描述过多而缺少真实内容的问题，让公众无法聚焦有效信息，干扰投资者理性决策。而本文选取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其平均值尚未超过50，表明目前高污染重工业企业总体表现也不理想，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仍不够重视，在碳会计信息披露方面仍有极大的提升改进空间。

样本中上海电力披露指数高达90.57，其次宏达股份得分81.13，柳钢股份和上海石化均为79.25，说明存在部分企业能够较好地进行碳会计信息披露。另外，在选取样本时发现，较之食品、纺织、造纸等轻工业，重工业企业在总体上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碳会计信息。这也符合环境信息披露理论中的“自清”原则，即高污染行业（如石化、钢铁等）会更加重视碳会计信息的披露。在审计质量方面，在选取的64家样本中，选择国内综合排名前12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达78.1%，较多的企业选择了能够提供更高审计质量的大型事务所进行审计，但也有部分企业没有选择大所进行审计，其对于企业碳会计披露水平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做回归分析。样本中独立董事比例平均值为35.5%，最大值65.0%，最小值25.7%，说明各企业董事会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其对于企业碳会计披露水平的影响也要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

（二）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以分析得到，BIG12与SIZE（相关系数为0.29）未达到低度相关，其余变量间的系数绝对值均未超过0.2，相关性低。所以以上各变量间都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可决系数R-squared为0.44，说明虽然该模型的线性回归方程拟合度一般，F统计量的P值接近于0，但通过了F检验，回归方程整体是显著的。外部审计质量、公司规模和负债程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2、0.0266和0.0377，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该三个变量与碳信息披露水平显著相关，证实了H1、H3、H5;发展能力影响稍弱，回归系数为0.0618，仍在10%的水平上与碳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相关，也证实了H4;独立董事比例回归系数为0.12，说明独立董事比例与碳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关系，由此H2不成立。详见下页图1。

（三）稳健性检验

选取公司“独立董事”比率作为衡量公司“内部治理”的指标不足以全面反映公司内部治理情况。“董事会”是公司的核心治理机构，因此本文又选取一年中“董事会会议次数（Meeting）”作为内部治理的替代变量，进行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与原结果几乎一致。以“董事会会议次数”衡量的公司内部治理与碳信息披露仍不存在显著关系。详见图2。

五、 研究结论及展望

外部审计质量与碳信息披露指数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强，说明外部审计对重工业碳信息披露有较好的监督作用。外部审计在碳披露方面审计质量的提高是国家了解企业碳信息、控制企业碳指标排放的重要手段。同时，碳审计报告也应作为国家、社会了解企业环保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发挥外部碳审计的作用离不开完整、健全的碳审计体系及监管制度。由于我国碳审计体系尚不成熟，相应的监管制度也不完善，不同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参差不齐，除国际四大与本土大所外，其他事务所的碳审计服务水平及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仍需提高。除此之外，碳审计服务对于增量信息碳指标的核算提高了审计成本，对于碳信息的意见报告也增加了诉讼风险，这使得审计收费大幅度提高，超出一些企业的承受范围，成为发挥碳审计作用的一大障碍。因此，借鉴IAASB中ISAE 3410等碳审计评价准则，制定出适应我国的碳审计规章准则，提高碳审计从业人员的考核与培训，构建碳审计收费监管制度，制定统一合理的收费标准是我们重要的努力方向。

公司内部治理与碳信息披露未通过T检验，说明两者不存在显著关系，假设2不成立。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重工业企业中，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监管作用。笔者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对独立董事的作用认可度普遍偏低，总体独立董事比例低于发达国家。在新形势下，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社会责任的监管仍缺乏有效的手段。其次，我国缺乏健全的董事薪酬体系，对于其监督公司内部控制的激励作用不足。再次，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足。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是提高企业外部审计师获取信息、提高审计质量的重要条件。从研究结果中看出，沪市重工业在环保方面的公司内部治理与外部审计并没有形成合力，以推动整个行业碳指标的披露与环保责任的履行。因此，增强企业内部对碳信息的监管手段，提高独立董事独立性和履职有效性，发挥内外协同效应以产生合力，是提高碳信息披露的重点所在。

公司规模、偿债能力与碳信息披露指数有较高的正相关性，净利润增长率与其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总的来看，碳信息披露指数较高的企业财务信息有两个特征，其一是企业规模大，经营业务稳定，有一定社会地位，主观上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客观上也是为了迎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和社会公众的期望;其二是企业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盈利能力强，流动比率可能不高，偿债能力不强，有一定数量的外债用于企业继续发展和扩张，需要通过更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宣传企业理念，提升企业形象和信誉，来赢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和潜在投资者的青睐。

综上可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面临较大减排压力。而缺乏一套可统一测量、编制报告的标准制度，使得碳会计和碳审计实务难以进行。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绿色永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规范特定行业企业特别是重污染企业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标准，完善碳会计和碳审计机制。对主动披露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予以鼓励，包括企业环境保护荣誉和绿色环保资金支持等。与此同时，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成员，应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时刻关注新时代赋予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内容，不断改善公司内部治理，发挥内部监管、内部控制的作用，加强对碳排放的管理，提高碳信息披露的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爱国.我的碳会计观[J].会计研究，2012，（5）.

[2] 郜东芳.我国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2.

[3] 倪殷建.低碳经济下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实证分析——以 CDP 中国100企业为例[J].电子测试，2013，（6下）.

[4] 王帆，张龙平.碳排放审计评价制度研究：演进与启示[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3）.

[5] 张燕，靳能泉.碳审计与碳会计协同发展关系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6] 吴昊旻，吳春贤，杨兴全.惩戒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5，（1）.

[7] 刘翠.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J].财会月刊（下），2015，（7）.

[8] 余珍，韩金红.碳信息披露、市场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2011—2015年CDP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2017，（10）.

[9] 王蒙.企业碳审计角色定位的几点思考[J].财务与会计，2017，（24）.

[10] 任晓鸽，李谦.碳信息披露质量与内部控制水平关系——以CDP项目中国企业为例[J].新会计，2018， 116（08）.

[11] 唐勇军，赵梦雪，王秀丽等.法律制度环境、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与碳信息披露[J].工业技术经济， 2018，（4）.

[12] 张彪，李捷.董事会组成与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的关联性——基于2011—2016年CDP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13] 陆婧婧，苏宁.碳审计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商业会计，2010，（16）.

[14] Burritt R L，Schaltegger S，Zvezdov D.Carbon Management Accounting：Explaining Practice in Leading German Companies[J].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2011，21（1）.

[15] Guenther E，Guenther T，Schiemann F，et al. Stakeholder Relevance for Reporting：Explanatory Factors of Carbon Disclosure[J].Business & Society Founded at Roosevelt University，2014，55（3）.

[16] Lee S Y，Park Y S，Klassen R D.Market Responses to Firms Voluntary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arbon Communication[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5，22（1）.

作者：廖望　王威明

第三篇：评审中学教师职称有定额吗我还能参加中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定吗

问：编辑同志，我是一名中学退休教师，于2009年12月办理了退休。1988年1月，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被评定为中学二级教师;1989年具备参加中学一级教师评审资格，被告知有定额限制，当年申报中学一级教师职称未通过。请问：评审中学教师职称有定额吗?我还能参加中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定吗?

读者：黄女士

答：读者您好!现就您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1989年的中学教师职称评审定额问题

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的通知》(国发〔1986〕27号)精神，从1986年全国职称改革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明确规定：“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确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合理结构比例”。国家《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小学各级教师职务的定额应依据学校事业发展和教育教学工作需要、教师队伍结构及编制来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通过试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各自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确定本地区各级教师职务定额”。广西《关于执行〈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桂职改字〔1987〕99号)明确规定：“关于定额问题，各级教师职务有定额。中学各级教师职务的定额应根据学校事业发展和教育教学工作需要，教师队伍结构以及编制来确定。”同时，根据桂职改字〔1987〕99号文件精神及职称分级管理的模式，中学一级教师任职资格评审，由各地市教育主管部门组建评审委员会，其评审管理由地市负责。因此，您反映的关于1989年中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时的定额问题，确有相关政策依据。

(二)关于退休人员能否评定中学一级教师职称问题

根据原人事部《关于重申离退休人员不再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人发〔1997〕30号)精神，对达到离退休年龄的专业技术人员，除因工作需要，并按政策规定办理了延长离退休手续的人员外，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再评定职称。因此，由于您已经退休多年，不属于评审对象范围，不能参加中学一级教师评审。

编辑部：魏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