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基金经理们的毕业论文

官与商：离不开靠不住官府与企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先秦以降，迄今为止，只有清末民初的一名实业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此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2002年至2005年，短短三四年间，中国内地商界的一系列事件不由得不令你频频侧目回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那些年,基金经理们的毕业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那些年,基金经理们的毕业论文 篇1：

谁的巴菲特,谁的高盛

2010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较之2009年,呈现出一派欢快祥和。唯独高盛受诉,是个争议问题

四年内第三次来到奥马哈。

看上去,这个普通的、看不到有任何特色产业的美国中部小城一切照旧,从不急于跳出轨道去获取某种变化,一年中唯一的沸腾,如你所知,来自于全球巴菲特迷们在每年五月初的“朝圣”之旅。测量四年时间之变迁,外貌不足据,数字最直观:169亿-218亿美元,70281-84487美元。前一组数字是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2006与2009年的净资产收益,后一组是哈撒韦股票在2006和2009年的每股账面价值。

两端数字的中间是全球经济危机这一大折腾,如此看来,巴菲特宝刀未老,干得不错。

还有另一组未经确认的数字—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每年参会人数都在创新高,我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去时,这个数字是不到三万名;今年据会议方宣布,参会者已逼近四万了。不过我略感奇怪的是,多装进一万人,这个名叫Quest Center的体育馆也并没被撑爆,现场座位还是不多不少的满满当当。想来还有不少股东在场外活动。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每年来,除了想聆听巴菲特和芒格两位老人家最新的教诲,还因为,这是一个价值投资界众信徒们难得的年度聚会。有的人甚至会更看重后者。信徒们借此可以交流投资经验、扩大巩固投资社交圈—这是股东大会被巴菲特光环遮盖的、不常被媒体们注意到的另一重价值。其实巴老早说过多次,每年的股东会都是资本界的“伍德斯托克”。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是这样,主角除了台上的表演者,还有散落在四野的狂欢者—台上台下共同制造出饶有意味的景观。

人人心中有个巴菲特

关于5月1日当天的股东大会内容,巴菲特和芒格的俏语机锋,还需要我在这儿转述更多吗?不用了吧。

一则是因为信息传播手段进化神速。三年前博客已兴盛,但Twitter刚成立一年,估计那时很少人用Twitter做大会现场直播。现在不止英文“推”在现场翻飞,本刊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在新浪微博、网易微博等用中文“推”。此情此景,真让传统媒体记者如我情何以堪。二是中国人、中国媒体在这三年内到现场去的数量年年在长,围绕巴菲特股东大会,已有大量的中文报道与信息交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位中国企业家在大会结束后凑在一起讨论巴菲特的场景。

中欧商学院今年已是第三年组织CEO班学员来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而该项目的始作俑者就是自2007年起每年必到的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股东大会完后,他觉得不过瘾,强烈建议大家坐下来讨论一番。十来位中欧学员们在希尔顿酒店外的露天咖啡馆坐定没多久,同来参会的段永平和赵丹阳也应邀前来。

一阵寒暄后,段永平刚落座,就被问“心得”。常年生活在美国的段永平,观察角度好像是跟国内来的企业家有些不一样,他开口说,“你们发现没,这几万人里面没啥黑人,‘我转了一圈就见到六个黑人’;其次是老人特别多,像我们这样40多岁的就是年轻人。”阿段说他在加州以前有个英文老师,每次授课几十块一小时,很普通那种,后来发现人家1970年代起就是巴菲特股东,不显山不露水,但一开口讲“价值投资”,理解深着呢。段永平想说明什么呢?围绕着巴菲特的投资社区是老龄白种人社区?意味着该社区的保守、主流化?

这时赵丹阳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引起众人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他说,“我每来一次股东大会,就会更强烈地冒出一个问题或者印象:中国能有巴菲特吗?”

段永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顿了下,段又说:再说“中国巴菲特”是什么定义?中国产生不了巴菲特,是说中国没有好企业可买吗?这可能会是个问题。但“中国巴菲特”也不一定只买中国的企业啊。

我在旁边数了数,在座的起码有三位被媒体戴过“中国巴菲特”(简称“中巴”)帽子:赵炳贤、赵丹阳、段永平。而他们现在正在论证“中巴”的存在可能性。有意思。

这时赵炳贤发言了,他认为“中巴”的定义取决于此人跟巴菲特的投资思维框架是不是一样的。赵认为,巴菲特投资思维有三个关键词:能力圈、护城河、安全边界。“这三个词是一环套一环。首先,选择的企业必须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巴菲特说,如果我半天看不明白一家企业,那么我不会看它半个月。普遍认为,比亚迪是个唯一的例外,是不在巴菲特能力圈内的,但他是被芒格说服投的。第二,是护城河概念。所投的企业都要有壁垒,且护城河要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河中最好还有鳄鱼。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把除资本运作之外的事项全都授权被投企业总经理去管理;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预测该企业未来10年、20年的现金流。高科技企业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护城河。第三,通过护城河,算出投资的安全空间。比如巴菲特当年投资中石油时,算出中石油内在价值是1千亿美元,算完了之后查市值是330亿美元,那么他投资的安全空间就是670亿美元。这时他就知道可以买了。

熙可集团CEO朱云逸发问:老赵,你研究那么多年巴菲特,到底巴菲特的哪些手法是中国没法用的?你在运用巴菲特这一套时碰到什么困难?

可能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富于挑战性、很实在,赵炳贤开了个玩笑回避了,“我觉得我只有一件事比巴菲特有比较优势,就是我比他小了33岁。”

朱云逸接着抛出他的看法,他觉得以巴菲特思想去做实业,是有可能的,但像巴菲特那样去选股票,不太可能。“中国信息环境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不可信。”

段永平再次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长时间来看,中国美国(的环境)都一样。

深圳同创伟业的郑伟鹤也不太同意朱的观点,“我是做给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出身,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比美国还严。”

段永平接着解释为什么“中国巴菲特”是可为的呢,他说,研究巴菲特其实就一件事:不懂不做,只要你这么做,就叫价值投资。

刚刚提出巴菲特三个关键词的赵炳贤立即反对:“你这是把巴菲特思想片面化。”

段不觉得。他说,这就跟参佛一样,有时参透了就一句话。“巴菲特跟我(吃饭时)也是这样说的,价值投资的根本准则就是don’t do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但什么叫“懂”呢?你怎么知道你“懂”了?神州数码的郭为对此提出疑惑:中国大多数企业不都是蒙着做事的吗?而他们偏偏成功的还很多。懂与不懂是在变化过程中,要完全追求精准的“懂”是不可能的,难就难在这个“度”在哪儿。郭接着说,今天巴菲特讲的都是绝对真理,当一个事物变成绝对真理时,就不是企业家能决定或应该讨论的了。

这时段永平跟赵炳贤—两个巴菲特的忠实拥趸齐声反对郭为:你对巴菲特的理解绝对偏了。

“巴菲特反正不可复制。”郭为跟朱云逸持相似的观点。

段永平:“不能复制巴菲特不意味着不能学他。”

赵炳贤:“在中国用巴菲特模式需要跟中国国情具体结合,模式相同,但具体手段不一样。”

郭为被逼着做出了某种极端的假设:“你能想象30年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出现像今天这里这样的场景吗,一家公司市值做到2000亿美元,四万股东来听一个企业创始人的话?”

这时段永平有点让步了,“如果你说要学成这样才叫复制巴菲特,那么中国大的投资和商业环境在那摆着,是不可能产生巴菲特的。”

朱云逸感叹:学巴菲特是很痛苦的过程。“巴菲特如此独特,他拥有欲望却又超越了欲望。耐得住寂寞,富有之后还是那么老实地坐在这个小镇上,玩投资游戏。不可能再有人像他这样。”

段永平又按捺不住了。他觉得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再存在?巴菲特也不是天生就修炼到家的,巴菲特把投资玩到炉火纯青时也是到他70岁以后。“我就特别不愿意别人说他是‘股神’,一说是‘神’那就没法学了。如果说学他就是非要学他买个小房子,那就走偏了。我们今天来,是想长得跟他一样,还是来学他的原则?他的理性?”

就在众粉丝们热烈“开战”期间,被巴菲特投中的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也现身咖啡馆。但是他似乎对这样的论争没有太强的参与愿望,只含笑静听了一会,然后又被媒体拉到一边做采访去了。

当天晚上,中欧团在奥马哈有名的Gorat牛排馆进晚餐时,中欧的许小年教授谈了他对巴菲特关乎“地利天时人和”的理解。

“地利。只有在奥马哈这个地方巴菲特才能过简单安静的生活、保持简单的思维方式,他去华尔街就完了。这就跟庙为什么要修在深山老林里一样。

“天时。巴菲特赶上美国战后经济发展与创新,赶上美国公司的全球化。看上去他投的都是传统产业,比如可口可乐,但传统产业随着公司全球化走向海外,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所以巴菲特能捏着传统产品不放。巴菲特跟盖茨能成为好朋友,这事看上去偶然,但本身有象征意义,他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都依附于创新。而美国式的创新是建立在整个体系的完备基础上。我教过上千个企业家学生,我可以说,我们中国不乏创新人才与能力,但在中国,你们只是好老总,而在美国,你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家。

“人和,巴菲特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构建了自己和谐强大的团队,你看今天台上他跟芒格两人就像说相声一样,两人的合作到了神交的地步。”

跟朱云逸类似,许小年对于后人欲“成为巴菲特”这事表现得比较悲观。他说,巴菲特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因为他不是传统的投资组合理念,而是集中持股、长期持有,如果一般人像他这样去选股,是做不了像伯克希尔这样大的规模的,因为一上数量的话,企业的复杂性很快就会超过投资者的理解。而巴菲特能做到,除了其投资与商业天赋,是因为他坚持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

人人心中都有个巴菲特。

在股东大会最后,巴菲特老搭档、也是巴菲特式哲学重要来源的芒格回答了一个问题。某股东代表问:你们的根本人生准则是什么?芒格答了句类似的话:务实,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来做事,这符合我们的性情。恪守本性,对于我们更加有效。我们把这称为人生的根本算法。

高盛:替罪羊?

在巴菲特股东大会召开的几天后,我在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问教授罗伊·史密斯:在美国金融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你对SEC近日拿高盛开刀是否有所预料?

75岁的罗伊教授于1960年代-1980年代期间一直在高盛工作,离开高盛时,他已是高盛的国际资深合伙人。罗伊哈哈一笑,说:“你有没有拿这个问题去问巴菲特呢?”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对高盛的强烈辩护已世所皆知了(据说在巴菲特发言第二天,高盛股票一改多日颓势,日涨3%)。显然,巴菲特对于他当天的发言是做过精心准备的。在开场前的电影里,他再一次播放了他当年为所罗门兄弟丑闻而在国会前作证的录像,“公司亏钱,我还能理解;破坏公司的声誉哪怕一丝一点,我决不放过。”接着,像商量好的一样,他的老朋友,《财富》杂志记者Carol Loomis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看待高盛当下面临的窘境。

参加了三届股东大会,很少见巴菲特为一件事这么穷根究底地去解释与说明。在数分钟的陈述中,巴菲特的核心观点是:媒体对高盛这笔交易的报道有误导;这笔交易有四个输家,高盛自己也是其一,最大的输家固然是接受高盛投资建议的荷兰银行,但是它并不值得多大同情,因为你自己要去评估债券的风险、可能得到的回报,以此做出判断,而不是看交易对手是谁;伯克希尔会继续持有高盛优先股,这些股票每秒钟都在为伯克希尔进账15美元,并且,巴菲特会力挺现任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话说Stern商学院的罗伊怎么回答我那个问题的。他首先自承“我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因为我是高盛的股东,所以我的立场跟巴菲特一样”;然后指出,SEC起诉高盛,明显是一个政治化举动而非法律问题。他说,一般来说,SEC调查一家公司,会先跟公司个别沟通,先让公司内部有一个准备或考虑,而不是像这次这样突然宣布。“这是SEC第一次这么激烈地对华尔街采取行动”,“一定是受到有关命令,以向高盛起诉警告其他的银行。”

在金融危机中,高盛曾经是“大到不能倒”的典型,布什和保尔森把最丰厚的援助(100亿美元优先股投资)给了高盛。但仅仅大半年的工夫,去年6月,高盛就还清了财政部的这笔投资及23%的利息。“高盛不觉得自己欠政府什么”,而且其高管在2010年初继续享受高达4500万美元的分红,这一点可能让力促华尔街反思并进行改革的奥巴马政府相当恼怒。

“跟政府斗很难。SEC起诉,会把一个对交易问题一窍不通的大陪审团带到法庭上。高盛要辩护的环境对它是非常不利的。”据此,罗伊认为,高盛到最后一定是跟SEC在庭外取得和解。

在事发初期相当强硬为自己否认辩护的高盛,在5月的头几天,已表现出了姿态的缓和,比如,同意支付45万美元了结SEC去年对它的另一起“裸卖空”指控。

“政府代替老百姓告高盛,有时要找一个替死鬼。”罗伊说,他还接着解释,“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不惟高盛老合伙人,即将参选纽约州检察长的Eric Dinallo也承认,高盛在交易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精神与商业道德,但是不是从技术上就一定非法,还不能确定。

但无论如何,高盛作为一家穿越了100多年岁月的投行的商誉,在此役中受到较大伤害。高盛受到的另一重挑战是:经济危机后,在美国弥散开来的“反犹”情绪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它。长期以来,高盛这家由犹太人创建并控制的投行,因其强大的募融资和游说能力,跟华盛顿有深刻紧密联系,以至于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乃至美国的说法,当然,在公开场合,一般人不会直接将高盛与犹太人划上等号,但无形中,高盛就是犹太人在华尔街与美国势力的化身。在经济危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反犹势力很容易与讨伐华尔街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指向高盛。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犹太人的某种民族记忆:他们是两千年西方社会每一次大危机的“替罪羊”。

这是一个更暧昧的解读了。还是回到商业,回到巴菲特股东大会现场。到巴菲特在阐述完高盛问题,并习惯性地问芒格有什么补充的时候,芒格基本上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但却流露出了一点小小的异议,或者说是提醒。他说,商业的标准不应该建立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他说,“在你应该做和你能做的事之间有一大块地带,它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公司不应该在那附近活动。”芒格此话在现场赢来掌声。

附文

师从芒格

Louis Li

与芒格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可以说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

20多年前,作为一名年轻学生只身来到美国,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竟然从事了投资行业,更没想到机缘巧合有幸结识了当代投资大师查理·芒格先生。2004年,芒格先生成为我的投资合伙人,自此成为我终生的良师益友。这样的机遇恐怕是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于1997年创立我的投资公司,自此开始了我的职业投资生涯。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基本上还是遵从一些“坏理论”。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而在我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简直就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发现,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论,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

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终生的良师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时,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查理。记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

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在查理的帮助下,我把(我创建的)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结构上完全改变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个合伙人公司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样的结构,同时也除去了典型对冲基金的所有弊端。愿意留下的投资者作出了长期投资的保证,而我们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资人。

我于是进入到投资生涯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虽然数字依然上下波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大幅度的增长。新的基金从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营运成本外,每年的复合回报率超过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创建开始计算,每年的复合回报率则超过29%。12年间,回报增长超过20倍。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离了解查理,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阅读过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独特的人,他的独特性既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人格上。

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会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大部分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投资上成功,查理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他的这种思考方法来源于下面这句农夫谚语中所蕴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儿了。

查理持续不断地收集并研究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管制、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中的著名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决策前的检查清单,这使他在人生、事业的决策上几乎从不犯重大错误。这点对巴菲特及伯克希尔50年业绩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

查理的头脑是原创性的,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教条。他有儿童一样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学家所具备的研究素质和科学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过自学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思想辐射到事业、人生、知识的每个角落。在他看来,世间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贯穿在一个思想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在所有学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普世智慧”,以此为利器去研究商业投资领域的重要问题。

查理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对知识的诚实。他认为,这个世界复杂多变,人类的认知永远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须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时要注重收集各种新的可以证否的证据,并随时修正,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但即使这样,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真知灼见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一种不能界定其边界的能力当然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说,如果我要拥有一种观点,如果我不能够比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反驳这个观点的人更能够证否自己,我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所以当查理真正地持有某个观点时,他的想法既原创、独特,又几乎从不犯错。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坚持让查理用一个词来总结他的成功,查理说是“理性”。然而,他对理性有更苛刻的定义。正是这样的“理性”,让他具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巴菲特把查理的这个特点称作“两分钟效应”——他说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商业的本质说清楚。伯克希尔投资比亚迪的经过就是一个例证。记得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谈到比亚迪时,他虽然从没有见过王传福本人,也从未参观过比亚迪的工厂,甚至对中国的市场和文化也相对陌生,可是他当时对比亚迪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今天看来仍然是投资比亚迪最实质的问题。

人人都有盲点,再优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汉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汉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对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体会。查理帮我指出了我思维上的盲点,如果不是他的帮助,我现在还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慢慢爬行。

查理一辈子研究人类灾难性的错误,对由于人类心理倾向引起的灾难性错误尤其情有独钟。最具贡献的是他预测到,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会计审计制度的漏洞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经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愈演愈烈,他们的警告也不断升级,甚至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将会给现代文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幸验证了查理的远见。

与巴菲特相比,查理的兴趣更为广泛。比如他对科学和软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强烈的兴趣和广泛的研究,通过融会贯通,形成了原创性的、独特的芒格思想体系。相对于任何来自象牙塔内的思想体系,芒格主义完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比如说,据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人类心理倾向在投资和商业决策中的巨大影响。十几年后的今天,行为金融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而查理在本书最后一讲“人类误判心理学”中所展现出的理论框架,在未来也很可能得到人们更广泛的理解和应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认识查理是在1996年,那时他72岁。到今年查理86岁,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没有变化。他永远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会议永远是七点半开始。同时由于某些晚宴应酬的缘故,他的睡眠时间可能要比常人少,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记忆力惊人,我很多年前跟他讲的比亚迪的营运数字,我都已经记忆模糊了,他还记得。

86岁的他记性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好。这些都是他天生的优势,但使他异常成功的特质却都是他后天努力获得的。查理一旦确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辈子。

查理对我而言,不仅是合伙人,是长辈,是老师,是朋友,是事业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我从他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价值投资的道理,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时机固然重要,但人的内在品质更重要。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时间通常是七点半。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七点半还差几分钟,但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约会时,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六点半坐那里等候,到六点四十五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参加了一个外地的聚会。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纽约,没想到却在机场的候机厅遇见查理。他庞大的身体在过安检检测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检测器不断鸣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检,如此折腾半天,好不容易过了安检,他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可查理不着急,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书坐下来阅读,静等下一班飞机。那天正好我的飞机也误点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问他:“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伯克希尔也有专机,你为什么要到商用客机机场去经受这么多的麻烦呢?”

查理说:“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我觉得坐商用飞机更安全。”但查理想说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条,“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拥有了钱财而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单间,隔绝在占地一层的巨型办公室里,见面要层层通报,过五关斩六将,谁都不能轻易接触到。这样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手里只要有一本书,我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查理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本书,即使坐在经济舱的中间座位上,他只要拿着书,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图参加一个董事会,依旧按惯例坐经济舱,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国小女孩,飞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积分的功课。他对这个中国小女孩印象深刻,因为他很难想象同龄的美国女孩能有这样的定力,在飞机的嘈杂声中专心学习。如果他乘坐私人飞机,他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虽然严于律己,却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真正关心和爱的人,他不吝金钱,总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个人的旅行,无论公务私务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他便会乘搭自己的私人飞机。他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这种生活方式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却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这么独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独特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间为伯克希尔创造出在人类投资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

与查理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

科举制度结束之后,在过去的上百年里,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体的现实依托,变得无所适从,尤其到了今天商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具有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个传统尽失的商业社会,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适用呢?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当时的商人曾经提出过“商才士魂”以彰显其理想。今天,商业市场力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我以为这种理想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查理可以说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首先,查理在商业领域极为成功。然而在与查理的深度接触中,我却发现查理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学者。他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真正关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查理的价值系统由内而外,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从而帮助他人。

在取得事业与财富的巨大成功之后,查理还致力于慈善事业,造福天下人。他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满怀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是否也可以通过学习与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取得世俗社会的成功并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呢?

查理非常欣赏孔子。我有时会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国,查理大概会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后今天的商业中国,他倡导的大概会是:正心,修身,齐家,致富,助天下吧!

(本文系作者为2010年5月出版的《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所作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李 岷

那些年,基金经理们的毕业论文 篇2：

官与商：离不开　靠不住等

官与商：离不开 靠不住

官府与企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先秦以降，迄今为止，只有清末民初的一名实业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此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

2002年至2005年，短短三四年间，中国内地商界的一系列事件不由得不令你频频侧目回望。《资本市场》认为，它们与沪、深、港三地股市乃至遥远的美国华尔街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在纵向上还可追溯到中国历代官府与企业的陈迹。

颇富传统意味的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纠缠不清的产权之争。它们多半创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不菲的税收，做大之后声誉日隆，借助于政府之力上市圈钱，从此迅猛扩张，驰骋于数个行业之间。然而，也恰恰就是因为政策渐变，1990年代初期的改制以及后来产权的争夺，日积月累的纠葛使之成了百足之虫。即便企业主导者的资本运作有天纵之才，在地方政府的掣肘之下，大体也难逃败走麦城，甚至锒铛入狱的结局。

科龙：夭折的产权死结

2005年5月，中国证监会进驻科龙，立案调查顾雏军。

容桂镇镇政府当初在众多的买家中选择顾雏军，据说是因为他愿意背负容声集团欠科龙电器的12.6亿元巨款；而徐铁峰将其掌握两者关联交易的内幕通报给香港联交所，这一临阵反击使顾雏军不到四年的科龙生涯当即成了葬送自己的滑铁卢，而创始于1984年的科龙电器也因7月29日顾雏军身陷囹圄而在9月9日转入海信之手。

科龙发轫于乡镇企业，镇政府最初不过出资9万元，虽然后来得益过地方政府的诸多保护，而且在政策的变幻中屡承东风之惠，但始终离不开创业团队的苦心经营。一旦创业者离任，公司就被政府全面接管，以至于股权转卖失手之后濒临关门倒闭之虞。政府主导了企业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全国不是唯一的案例。

由此可以想象，政府官员出任企业之职，股权任其转手倒卖，官员随时的干预仍然难以遏止。如果不中断政府之手时不时的掣肘，那么，无法独立经营的企业其命运仍将一再重演。

健力宝：强势政府时时出没

年产值逾60亿元，成了国产饮料的第一品牌；然而健力宝管理层的股权一直无法解决，与1993年以及1998年的两次上市机会失之交臂。

1997年，健力宝渐露颓势。健力宝的广告费仍然高居亿元之多，而产品开始滞销。1999年，健力宝产销的下滑速度加快，身在国企，尽管原集团董事长李经纬使出了全身解数也无济于事。据知情人透露，三水市政府这一大股东与李经纬的管理层一直以来貌合神离，酝酿健力宝股权出售时，就根本没有理会李经纬。与政府之间糟糕的关系，无意间加速了健力宝的衰落。

2000年，三水市政府力推国企产权改制，健力宝是当地最后一个堡垒。李经纬曾经多次与政府协商各种改制方案，包括由自己的创业团队进行管理层收购，然而一切努力均无结果；2001年7月，三水市政府90%的领导表态：变卖健力宝、退出国有股，但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

李经纬创业至此17年，贡献巨大也并未获得合法的回报，制度上的缺失埋没了企业主导者的功绩，这也是他后来被查出经济问题时获得人们广泛同情的原因之一。

政府强行接管 股权轮换频繁

李经纬及其团队被抛开之后，三水市政府与20多家战略投资者接洽密谈，但这些被拉郎配而来的公司不是被政府的行政意志就是被健力宝的巨债吓走。素昧平生的张海倒成了三水区政府的惟一“救星”。

2002年1月15日，三水区政府向张海的浙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1月16日，张海入主健力宝后任董事长与总裁。执掌两年便拖欠了大量上、下游供货商与经销商的应付账款。在三水区政府看来，健力宝急需新的战略投资者。

2004年11月16日，汇中天恒公司董事长李志达斥资2亿元，从私人股东张海、祝维沙、叶红汉的手中闪电收购了健力宝91.1%的控股股权，据称，收购协议签署之前，三水区政府并无异议。

2004年12月6日，三水区政府(只占10%股份的小股东)从半路上杀出，组织“健力宝复产协调领导工作小组”，率当地公检法执法人员强行驱逐刚刚入主22天的新股东——汇中天恒公司，并注册成立三水健力宝贸易公司，以“体外循环”的方式接管并运作健力宝而不承担任何旧有债务。健力宝之乱至此愈加繁杂，几成死结。

2005年1月，佛山市政府出面化解纠纷，而三水区政府起初拒绝，后又在谈判期间将“复产小组”掌握的健力宝方面的人员与资产重新安排。谈判随之破裂。后来也屡陷僵局，三水区政府在高层的压力下微妙虚与委蛇。

3月24日晚，就在“健力宝事件”接近尾声之际，张海被佛山警方拘留审查，涉嫌挪用巨额资金。后来的调查显示，张海坐镇时将健力宝作为自己的取款机，透支信用资金10多个亿，挪用资金5个多亿，导致健力宝停产关门。

眼下，健力宝集团的整个业务都已被健力宝贸易公司全面掌管，健力宝贸易公司已经由先前的体外循环公司转而凌驾于整个集团之上了，而其100%的股权辗转之后被曾经现身的统一集团接手，汇中天恒退居第二大股东。

国企老板怎拗得过政府

与科龙不同的是，健力宝是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而与一般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它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闯出了自己的品牌与知名度，积累了自己的无形资产，却因为创业者的政府关系而对企业的处置草率。诚然，创业者有他自身的缺陷，但政府在产权改制上的拖延以及在转卖股权时的颐指气使，使它落入了社会投资者布设的陷阱。

创业者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并不和谐，甚至可以说恶劣。由此而导致其所执掌的企业受到政府另眼相看，这说明，既然企业沦于政府股掌之间，其被任意揉捏只在于政府意志操纵者的好恶了。

美对“中国制造”欲罢不能

香港《大公报》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发表文章《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描述一个美国家庭抵制“中国制造”近一年后终于发现，“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该文看上去是美国一名普通家庭主妇的生活随感，但既然是发表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又是美国响当当的主流媒体之一，因而能很大程度地反映出美国人的普遍心态。管中窥豹，不妨来仔细品味一下此文，看一看美国人到底对“中国制造”有怎样的爱恨情愁。

“把中国关在门外”吃苦头

主妇对“中国制造”的抵制发轫于2004年的圣诞节。看着屋里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主妇把所有的礼物分成了两大类──中国制造的和非中国制造的。统计结果是：中国产品25件，非中国产品14件。这个结果使主妇怒不可遏，“够了！圣诞节已经成了中国人制造的节日”，于是萌生了“把‘中国’关在门外”的想法。

经过略施小计和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把丈夫争取过来后，全家于2005年1月1日“正式激活”为期一年的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然而，接下来的种种经历让主妇吃尽了苦头。

无论是儿子的网球鞋，还是小女儿的童鞋，也无论是意大利进口的，还是得克萨斯州“土著”的，一个价，60美元一双，是“中国制造”的6倍；许多小事上更是麻烦不断，给丈夫的生日蛋糕买蜡烛，开车去了6家杂货店都没有买到“非中国制造”，搅拌器和电视机坏了，也带来了小小的危机，捕鼠器不得不用旧式的，因为新式的也是中国制造的；更让主妇难以应付的是，4岁的儿子发起了坚决的“反抵制”行动，其理由是“我们都多久不用中国的东西了”，结果儿子大获全胜，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生产的番瓜玩具。

好在主妇有“先见之明”，当初抵制期限只定一年，随着12月31日的临近，主妇即将结束“炼狱”般生活，并感言：“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价格最终战胜了“价值观”

不知道美国是否真有这么一位家庭主妇，还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出于某种动机的杜撰，但美国大多数人和这位主妇持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却是不容争辩的。

“中国制造”在美国能有如此的生命力，笔者的第一感觉是欣喜。曾几何时，别说“中国制造”能在境外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就是境内最普通的日常用品也是“洋”字当头，但欣喜之余，更多的是思考。

思考一，“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有一个前置条件——不用替代品。换言之，用了替代品，就不会一团糟，而不用替代品的原因是“价格最终总是战胜我们的价值观”——价格优势。可见，美国人挥之不去的“中国情节”是廉价，这对于我们实在难说是一件好事，廉价的背后是劳动力的低成本、技术的低含量和自主品牌的低附加值。“中国制造”因为这个原因留在美国市场，虽是美国人之幸，却是“中国制造”的悲哀。

思考二，美国人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会一团糟，中国人没有美国产品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微软的操作系统、英特尔的芯片、波音的飞机......我们有没有“土著”的替代品呢？据商务部一份资料显示，中国石化装备的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彩电和手机的关键技术50%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外贸总额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但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只占外贸总额的2%。虽然我们可以“用裤子换飞机”，但这些裤子又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视觉冲击呢？

中国脊梁上的“隐刺”

在广东，《中国财富》对诸多制造业企业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听到老总这样的抱怨：现在招聘一个技师比招聘一个研究生还难——据统计，目前中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的损失近2,000亿元；中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

据山东省劳动保障厅提供的资料，目前山东省高级技术工人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5%，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在广州市企业调查队对全市制造业24个大类行业80家企业进行的专项调查后发现，企业中拥有高级技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只占19.2%，即便是在引进高新技术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19.5%的技术工人能完全胜任新技术工作。上海市总工会证实，上海市技术工人的实际地位正在呈下降趋势，技工人数已经大幅度减少。仅2000年技工人数就减少了33.5万人，其中，中级工便减少了23.4万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处副处长王晓军说，为了培养中国的技能人才，国家在全国设有3,790多所技术学校，可尴尬的是，每年招生时许多学校门庭冷落，好像没有多少人再愿意熬上几年的“冷桌子凉板凳”，毕业以后去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工人了。在某市，车工高级技师月薪仅为397元，电工高级技师月薪仅为574元，这让很多年轻的技工难以接受，业已成为技术工人减少，制造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没有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离得开制造业的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放任自己的制造业成为洋制造的牺牲品。中国制造从制造到创造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制造能力仍是深深埋藏在中国经济脊梁上的一根“隐刺”。

《华商世界》：地产外资调查

资本有种狼的野性，只要嗅到利益的味道，便会死盯着不放。种种迹象表明，海外资本开始在中国房地产发力了。他们以不同的路数进入，又以不同的招法出拳，颇似武术大师霍元甲的迷踪拳，让人眼花缭乱，辨不清东西南北。《华商世界》在京沪两地的房地产外资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和采访，试图全面揭开房地产外资的神秘面纱。他们发现，外资不仅仅是“迷踪拳”，而且是十八般武艺全上来了。可以肯定，2006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将是国内外金融家鏖战的沙场。

“圈地—贷款—卖房—数钱”。这套玩法如今已彻底失灵了。“国八条”、“新八条”、“511文件”，2005年出台的针对房地产业政策接连不断，而且目标越来越精准。

一向理直气壮的开发商沉默了。就在他们私下互相鼓励“一定要扛住”这个冬天的时候，一批地产外资却频频发力。2005年10月，花旗首度出手，以5000万美元收购上海永新广场。此前的数月内，摩根士丹利收购上海广场；麦格里并购新茂大厦；美林持股银泰中心；高盛收购百腾大厦……

外资元年

当2004年7月谢国忠一再鼓吹“泡沫论”时，摩根士丹利却暗地里谋划着2005年的增资计划。

也正是2005年，外资地产基金用自己的钱包，证明了他们对房地产的判断。引导资本流向的摩根士丹利、麦格里、高盛、花旗、ING等近百家地产基金，仿佛一夜之间兵临城下，在京沪两地频频收购项目，而且动则几亿甚至几十亿。

记者对上海的静安寺、淮海路等几个区域进行了摸底。仅淮海中路一带，就有摩根士丹利以10亿元收购的上海广场，距此不远的太仓路有麦格里8亿元整体收购的新茂大厦。而与新茂大厦仅一街之隔的，是摩根士丹利持有的锦麟天地。

麦格里在进入中国的第11个年头，开始集中发力。1月，以8亿元接手凯德置地的新茂大厦；9月中旬，5000万美元拿下城市酒店公寓；当月，在全国范围内购进9家商场，斥资2.5亿美元。

基强联行总经理陈基强说：“2004年8月前，外资地产基金进来的还很少。但随着离岸上市渠道的畅通，解决退出问题后，外资扩张的速度明显加快。”

麦格里的3笔大宗收购，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麦格里首席投资执行官姚蔚说：“这3笔收购都集中在2005年，所以外界认为麦格里动作很大。实际上，有的项目已经看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没有签约。与麦格里3年内看过的近400个项目相比，这种收购的成功率已经是很低了。”

在上海牛刀小试，继而转战北京。这是外资地产基金投资轨迹的一个明显变化。仅新加坡嘉德置地年初在北京的两笔收购，动用资金就高达36亿元。资本的逐利性使然，更看重长远利益的机构投资者，正谋求在更大范围内加速淘金。

按照国际上的经验，当人均GDP介于5000至10000美元时，房地产市场进入一手房快速成长期。所以，90%的外资目前集中在京沪两地，仅有少量资金向广州、深圳及其他二线城市转移。在盛阳地产基金提供的《2005年中国外资地产基金生态报告》中显示：自宏观调控以来，已有150亿美元外资流入房地产。

各施所长

对于收购烂尾楼，业内始终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金矿或陷阱。仅北京三元桥一带，就有10几个烂尾楼项目。对此，扬子基金北京首席代表王知新说：“烂尾楼的很多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手续不全、隐形担保、容积率突破等问题都会引发风险”。但他坦陈：扬子基金非常看好烂尾楼这块市场。

事实上，只要操作得当，收购烂尾楼的回报率可能高达150%至200%。这也正是外资死死盯住不良资产收购的重要原因。早在2003年，摩根士丹利就曾联手雷曼兄弟，收购华融拍卖的两笔不良资产。

以此种方式进入房地产的外资究竟有多少，从官方到各调查机构都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外资早已利用不同方式，开始了或明或暗的出手。

与近两年才进入中国的外资不同，麦格里、凯德置地等投资机构已卧薪尝胆多年。

1994年，麦格里与凯德置地同时进入中国。凯德置地把总部设在上海，而麦格里则设在当时唯一允许外商投资普通商品住宅的天津。

管理超过3000亿元资产且十分擅长收购的麦格里，先期从中档商品住宅做起，至今在天津已开发近50万平米。从1999年开始，转攻上海商品房市场。到2002年内外销商品房并轨后，麦格里由于看好上海的发展潜力，趁势将总部迁至上海。继而在2005年，通过3笔收购足显其资本运作的特长。

可以说，麦格里的轨迹是一条完整的外资投资路线图。其业务类型涵盖住宅、写字楼、酒店式公寓及商场。

在最初的试水阶段，摩根士丹利、荷兰ING等都选择与有实力的本土开发商合作。市场相对成熟后，外资地产基金开始收购成熟物业。80%的外资都用于商业地产及写字楼。

改写游戏规则

始于去年3月的新一轮房地产宏观调控，让多数开发商饱受资金困扰。就连顺驰这般房地产大腕，都已开始大幅裁员，全面调整战略布局。

2005年12月2日，上海展览中心，缺少基金参与的上海地博会金融论坛明显热度不够。除了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外，各路媒体记者晃来晃去，好像根本找不到追逐采访的目标。这与一个月前，记者在北京参加的近千人的地产金融年会大相径庭。那些被竞相追逐的基金经理们，俨然成为新的房地产界明星。

这也说明一个事实：有关房地产的活动或者讨论，外资地产基金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ASG控股总裁应晓云在论坛上呼吁：开发商需要一个与外资基金交流的平台，很多企业不知道怎么找基金，更不知道基金需要什么项目。

与荷兰ING有过多次合作的首创集团总裁刘晓光指出：不能把好项目藏起来，与基金合作要有诚意。首创与ING合作时，便拿出30多个项目任其挑选。

但是，有些开发商的心态还不够开放：既想让基金掏钱，又不想让基金参与管理。

2006年房地产将全面开放，以往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写。“外资大量涌入是大势所趋。以前开发商可以靠银行贷款，建设方垫资，但宏观调控后融资渠道越来越窄，开发商要想发展，必然要寻找外资。”戴德梁行研究顾问部高级经理王晨说。

事实上，与狼共舞的开发商仍然不适应这种改变。他们认为：与基金谈判很痛苦，而且基金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过高。实际上，基金目前主要的合作形式是股权融资，而非债务融资，风险是共担的，所以要求无所谓高或低。普遍20%的投资回报率只是一个指标，并不是实际的回报。

“收购往往要进行3个月到半年，在这个时间差内，一些政策就可能发生变化。”姚蔚说，“很多不可控的因素都会增加成本。”所以，基金在投资前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因此应该说基金设置的门槛很高。

说到底，基金的钱并不好拿。尽管庞大的海外资本尚未大举压境，但房地产的价值链、游戏规则都已悄然改写。

“外资来了，我就撤。”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记者开的这个玩笑尤在耳畔。但谁也无法回避“与狼共舞”的房地产新格局的到来。

《IT经理世界》：2006年将影响全球商业的技术

在2006年，或者说在从2006年开始的未来两三年内，什么样的技术将会深刻影响商业？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将会伴随这些技术而发生？

我们之所以选择“无处不在的网络”、“网络视频化”和“生物芯片技术”作为三个影响2006年的关键技术，是由于这些看上去应用层次和影响领域各不相同甚至商业化程度也相差甚远的技术，恰恰代表了随时互联、有效传输和精确识别这三个对整个社会向数字化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要素。

这些技术在产业链条上的作用点并不相同。“无处不在的网络”是环境层次的技术；“网络视频化”是应用层次的技术；而“生物芯片”由于走出实验室不久还不具备环境和应用的广泛支撑，但是它作为很多现有应用的“升级插件”，拥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当然，这些技术更大的魅力在于，它们并不是某个企业的商业游戏，甚至对所有人来说，参与游戏的大门现在刚刚打开。

不久以后，从电视到汽车再到房子，你可能再也买不到没有网络功能的产品了。

《东方企业家》：2005市场pk年

2005年，中国市场商战酣畅淋漓。如同李宇春们只有在经历一轮轮PK、KO后，才能成为大众偶像一样，企业也需经受层层竞争才能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王者。

“不来的也是朋友，来的都是英雄”，当国美驾临苏宁主场——南京，大多数家电厂家却“不敢”来捧场，国美不得不尴尬说道，家电连锁的竞争已残酷到“美（国美）苏（苏宁）对峙”；而联想遭遇戴尔“邮件门”暗算，在玩过“口水战”后，也在年底玩了把“釜底抽薪”，挖得戴尔公司前高级副总裁担任其CEO，显然这对生死冤家已进入肉搏战；当远走他乡的彭鸿斌悄然回国，复出后将矛头指向了老东家——圣象，昔日的创业伙伴如今却成为“路人”。

就如同“玉米”与“笔杆”的誓不两立，在2005“中国市场PK年”中，我们也看尽了两家企业的“汉贼不两立”。

其实能有旗鼓相当、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是企业的福气，蒙牛遇到伊利是牛根生的幸运，而遭遇蒙牛又怎能说成是伊利的不幸。有评价道，蒙牛、伊利的成功，不是在于对已有市场的争夺，而是体现在对市场增量的创造和瓜分上。

马云总是说：“打拳碰到泰森，你可能会认为很倒霉。其实，能够找到世界一流的对手，那是一辈子的幸运。”从当初不屑一顾的对手，淘宝与eBay易趣终于站在了万种瞩目的PK台上。江南春与虞锋更应互相感谢，正因为对方的存在，才有动力快马加鞭瓜分户外视频的天下。

《商务周刊》：向丰田学习管理

“我并不是说凡是模仿美国的都不好，但是日本人别忘了，这些技术毕竟是在美国的环境中所产生，换言之是美国人花了心血创造出来的。”30年前，丰田生产模式的缔造者大野耐一说了这句令整个日本制造业震聋发愦的警言。

30年后的今天，中国制造企图走出“血汗工厂”、走出产能过剩、学习丰田精益生产的关键时刻，转换角色后大野的警言一样令国人警醒，“并不是说凡是模仿日本的都不好，但是中国人别忘了，这些技术毕竟是在日本的环境中所产生，换言之是日本人花了心血创造出来的。”

中国想成为全球顶尖制造业强国，必须充分根据自己的文化特征改进精益生产，将“低成本、高效率”的道路义无反顾、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最终形成超越丰田生产模式的中国生产模式

“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屁股游泳。”美国股神巴菲特的这句名言，每一次在经济狂潮消退的时候，就会嘲讽中国制造业因大规模生产留在沙滩上的惶恐、尴尬身影，它一无遮羞地展览着中国企业的致命伤——低效和浪费。

那些年,基金经理们的毕业论文 篇3：

资本的崛起(18)

由《股市动态分析》副主编赵迪所著《资本的崛起：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录》一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以通俗、写实的笔法勾勒出中国股市由初创到基本成熟的全景图，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股市历史和现实、研究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路高歌：股民唱起“死了都不卖”

2007年伊始，股市延续了2006年的上涨行情，上证指数先后刷新2500、2600、2800等高点，不断创出新高。与此同时，海外股市、大宗商品价格也不断上涨，可以说，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资产价格的疯狂还在延续中。

比较早的发布看空观点的券商派学者是银河证券的左小蕾。2006年，左小蕾便开始看空中国股市，曾写下以下系列文章“切记好了伤疤忘了痛理性对待股市大涨”、“资金助股市大涨快速变化有违资本市场发展规律”、“市场应警惕股市系统性风险量增更需质变”、“股价岂能放卫星价格重估不是价值重估”、“不要与政策博弈”等系列唱空观点。然而，股市并不理会左女士的观点，继续高歌猛进。市场中甚至开始流传“左小蕾被银河证券解聘、银河证券机构客户、大户撤出银河证券”之类传言。尽管大多为捕风捉影，但可见市场对于空头观点并不领情。

与此同时，市场中传唱着一首股民自编的歌曲《死了都不卖》，更是道出当时市场的疯狂。歌词如此道：

“把股票当成是投资才买来，一涨一跌都不会害怕掉下来。不理会大盘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翻倍我才卖。我不听别人安排，凭感觉就买入赚钱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套牢就怕受失败，许多奇迹中国股市永远存在。死了都不卖，不给我翻倍不痛快，我们散户只有这样才不被打败。死了都不卖，不涨到心慌不痛快，投资中国心永在。就算深套也不卖，不等到暴涨不痛快，你会明白卖会责怪，心态会变坏。到顶部都不卖，做股民就要不摇摆，不怕套牢或摘牌，股票终究有未来……”

据说，此歌作者为龚凯杰，唯一普通股民。此歌传唱后一夜成名，成为网络红人，但在现实的炒股生涯中，他仍然摆脱不了一个小散户的命运，信息严重不对称、真假消息满天飞、各种陷阱防不胜防。一年后，市场泡沫破裂之际，央视再次采访龚凯杰时，他奉上了一首新作，叫做《只要不亏》。

2007年上半年，央行不断上调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但都没能够阻止市场的疯狂。

A股市场的高歌猛进也引起了管理层的担忧。2007年5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瑞士出席G10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中国股市的泡沫令人担忧，中国人民银行正监控资产价格以及通货膨胀。

2007年5月14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强化市场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牢固树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主动性，将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和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上来。

5月23日，证监会宣布，在对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证券违法行为的调查中，证监会可以对涉及的相关账户的证券买卖行为采取一定限制措施，限制证券买卖的时间可长达15个交易日。受限账户包括被调查事件当事人及其实际控制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和与当事人有关的其他账户。

5月24日，证监会强调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

这些信号无不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管理层已经认为A股市场连续上涨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然而，疯狂的市场依旧对此视而不见。

“5.30”暴跌：“半夜鸡叫”引发股灾

2007年5月29日，上证指数收盘于4334.92点。就在很多市场人士认为A股市场将奔6000点大关而去的时候，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2007年5月30日凌晨0点，财政部宣传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1‰上调至3‰。

市场愤怒了，因为此前的5月23日，财政部及税总局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

财政部选择在凌晨发布这一消息引起了市场的猜测，媒体将这一行为戏称为“半夜鸡叫”。

5月30日开盘后，两市股指随即出现雪崩式的下跌，上证指数大跌281.84点，深证成指大跌829点，两市近900只个股跌停，跌幅在5%以上的个股更是超过1200只，并创出了4292.7亿元的历史天量。接着的几个交易日，A股开始连续下跌调整，沪指由“5?30”前的4334.92点一直回落至3404.15点，其间不少个股经历了连续三个跌停。

应当说，管理层“半夜鸡叫”的举措确实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5?30”之前，由于题材股、概念股、垃圾股全面疯狂，导致市场泡沫四处飞，管理层出于对市场风险骤然增大的担忧，先后多次给市场打招呼，希望投资者保持理智，但市场完全不理，最终逼迫管理层突然大幅提高印花税，从而使得市场出现急跌。07年上半年进场的大批散户投资者在一周时间内由帐面盈利转为深度套牢。

“5.30”过后，管理层实施的以密集发行开放式新基金为代表的“纠错”行为。管理层希望通过机构投资者相对理性的投资理念，将资金从垃圾股、题材股引入到蓝筹股中来。然而，结果又如何呢？

蓝筹癫狂：基金催生新庄股时代

“5.30”大跌终结了绝大部分个人投资者过度膨胀的自信心。与此同时，在拆分、大比例分红等迎合市场的基金销售策略下，基金行业继续发展壮大。截止2007年6月末，国内基金的总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1.8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投资股票总市值达到1.3万亿元，占A 股市场流通市值的25%。这一比例与2006年二季度时候的不足15%，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加之近两个多月市场上涨超过40%，基金业的资产规模已经突破了2.5万亿，向3万亿逼近。

基金股票池主要锁定在蓝筹股的范畴之内，其对指数的影响度更为明显。基金在进一步巩固其市场主力地位的同时，“一基独大”局面也促使市场进入基金博弈时代。相对于公募基金来说，其他的投资主体包括私募基金甚至QFII的话语权在逐步丧失。中国A股市场正在由群雄逐鹿转向“一基独大”。

曾经在遥远的熊市中，游资也曾是股市里面呼风唤雨的力量。以“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和“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营业部”为代表的涨停敢死队成为漫漫熊市中不可多见的亮点，也是财经媒体记者们晶晶乐道的谈资。然而，熬过熊市，游资的身影却不再如先前那般活跃，虽然偶尔也会在一些小盘股中重现昔日的锋芒，但和基金之类将工商银行、中国人寿等巨无霸拉至涨停板的壮举相比，已是黯然失色。更多的游资开始选择跟随基金，研究和分析基金的投资理念和操作手法。

曾经在QFII大肆唱空国内A股市场的时候，财经媒体将其定位为“阴谋论”。而到了2007年8月末，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5.30”的影响、上证指数站在5000点之时，，公募基金却依旧在大肆唱多。尽管媒体对此也颇有微词，但基金并不承认自己的投资行为有什么阴谋。实际上，基金的“阴谋”已经十分明显了，那便是——挟蓝筹以令诸侯。蓝筹股是基金眼中的阿拉丁神灯，同时也是基金不承认自己的投资属于“类庄股运作”的最佳理由。庄股都是绩差的。既然是价值投资，怎么会和庄家扯上关系呢？

然而，业绩因素并不足以把基金和庄家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基金的投资行为是否有操纵股价的做法。证监会在2007年5月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基金投资风险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要求基金公司不得为了追求基金净值排名或短期收益，进行不合理的资产配置。同时应当高度重视基金投资的流动性风险，关注投资组合中单一证券与行业的集中度，对市场交易状况和投资者行为相关联的流动性风险要加强评估与监测，提高投资组合流动性压力测试的频率。这无疑表明，那些由于基金过分集中持仓而丧失流动性的基金重仓股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

事实上，随着以基金为代表的中国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基金投资行为表现出的羊群效应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是变本加厉。

在中国，基金公司中的投资总监、基金经理、研究员作为投资领域的“精英”，多为20世纪60、70年代后出生的金融、财经类院校毕业硕士、博士，其中不乏很多同学、校友、同事，虽然散落在各个基金公司，但师出同门，交流甚广。在基金界，便有北大系、五道口系、国泰君安系等派别的称谓。他们的信息渠道相近，网站相连，电话相通，某种程度上加大了“一买都买，一抛都抛”的跟风概率。在重仓股票巨幅波动时，基金经理们都会互相沟通信息，了解各自的持仓情况。

公募基金习惯了中国特色的羊群效应，其操作行为和方向进一步雷同，那么有预谋的羊群效应其实就等同于“类庄股运作”的模式，和以往的联合坐庄并不存在本质区别。2007年下半年，A股市场板块中的基金重仓股联动、板块之间的轮动表现得十分明显，这足以成为基金“类庄股运作”最真实的证据。正是基金的疯狂，将A股市场中的大盘蓝筹股带入到了“新庄股时代”。

林园、但斌：“中国巴菲特” 涌动市场

2007年的牛市也催生了新一批的“股神”式人物。与早期“庄家”不同，新生代的“股神”往往崇尚价值投资，因此大多被冠以“中国巴菲特”的称谓。林园和但斌应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林园，1984年毕业于某卫生技术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进入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做了一名医生。1986年调入深圳博物馆工作。博物馆工作期间，他曾在南京某知名学府进修电子工程专业。1989年，林园开始接触股票。

据媒体报道，1989年，林园家人共同筹集了8000元，进入股市。林园分别买入了30股深发展银行的股票，他以88.45元买入深发展股票，之后反复操作，短短几个月盈利12万元。随后的二、三年，他大胆而幸运地收集到了大量别人不愿意要的原野、锦兴、琼民源、深华新等原始股，这些股票上市后均翻了十几倍到几十倍，到1992年林园的股票市值已超过了1000万元。

1995年至1998年，林园称自己在此期间的主力品种为深发展和四川长虹，几年下来，盈利水平一直在9倍左右。长虹和深发展确实在此期间上涨9倍，但他竟然如此惊人的从最低持有到最高。2003年，林园重回A股市场，据称，截至2005年底，其市值已超过4亿。

由于林园一直对外坚称自己的投资理念是“价值投资”、“长线投资”，因此媒体还送给他一个雅号——“中国的巴菲特”，林园也因此俨然成了中国股民心目中的“股神”，经常参加各种投资论坛，在各大财经网站开博客，向广大的投资者推荐股票。不过，在林园逐渐被“神化”的过程中，外界对其所讲述的炒股暴富神话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

另一个因坚持价值投资而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人物是但斌。

但斌，1967年生。原名程建斌，后随姑父姓但，名斌。1990年大学毕业，在开封化肥厂供水车间当一名钳工。1992年到深圳，开始接触股票、学习投资，师从《股市动态分析》创始人王师勤博士。

在涉足证券行业后，但斌先后就职于国泰君安证券和大鹏证券。在1992年到2001年的十年中，但斌主要通过技术分析的方法来指导投资，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但斌尤其偏好和擅长波浪理论，甚至用技术分析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历史。但斌认为，以波浪理论来白描中国历史，1浪的起点为夏,顶点可能在明朝到达；从中国第（1）波文明结束开始，由于新大陆的发现，文明的中心逐渐西移，中国开始了漫长的（2）浪调整时期并日益感受到强大的世界历史的挑战。（2）浪其间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历时约360年。而今，中华民族巨人般的（3）浪3的步伐正在向前迈进。

2000年，但斌撰写的《迎接千禧年、一月上演大逆转》、《B股——十年磨一剑》还曾经获得国泰君安证券投资研究奖励基金一等奖。当时，国泰君安董事会办公室在公告中这样评价——“但斌综合运用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等手段，从去年以来持续发表了大量趋势预测文章，准确地预测了今年的大牛市和B股行情，对其中的几次调整也有较好的预测。”

但斌真正意义上价值投资开始于2001年。伴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出现了全球性的股灾。当时，但斌的投资主要是在香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香港市场中选择了包括一些高速公路在内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而这一次的成功投资让但斌最终坚定了价值投资的理念。虽然他并不否认技术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取得很好的应用，但是它并不能构成财富的基石。

同时在2001年，但斌离开国泰君安而加盟大鹏证券。在大鹏证券的资产管理管理公司担任首席投资经理期间，但斌主要负责上海社保与深圳社保等资金的股票组合投资。但斌在任的2001年到2003年，恰是A股票市场处于最严重的熊市期间，但斌管理的社保基金收益率始终名列前茅。

不过，但斌的业绩没能够挽救没落的大鹏证券。最终，在2004年资本市场最寒冷的时刻，但斌离开了大鹏证券。

离开大鹏证券后，但斌和钟兆民一起成立了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在公司的定位上，但斌表示东方港湾专注于中国优秀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投资理念中，但斌一味强调买入持有、而忽略安全边际，2007年末，但斌出版个人专著《时间的玫瑰——但斌投资札记》，阐述中国股市黄金时代的投资哲学。

但斌的辉煌终止于2008年。2008年，但斌管理的信托产品出现了大幅亏损，在阳光私募中排名落后。媒体对此称为“时间的玫瑰”凋零了。

2007年10月，A股市场攀升至6000点上方，10月16日，上证指数最高冲至6124点的历史最高峰。此后，市场开始震荡调整，然而，与历次市场见顶后相似，当时市场主流观点认为这仅仅又是一次牛市中的调整。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担任招商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的赵建兴。

2007年12月，在招商证券2008年证券投资策略报告会上，招商证券研发中心认为，劳动生产率加速提升导致资本稀缺，劳动力价格加速重估导致繁荣深化，因此，2008年A股市场或会从理性繁荣走向全面沸腾。在理性繁荣状态下，上证综指的波动区间可能在4500-7500点之间，在非理性状态下，上证综指的波动区间则可能在4500-10000点之间。

赵建兴也许不会想到，他会因为提出“万点论”而被记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当时，距离赵建兴加入招商证券研发中心开始他的证券研究生涯，整整四个年头。■

作者：赵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