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研究论文

摘要：2009年9月出台的《指导意见》，表明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居民的老年生活问题，也针对上世纪90年代老农保的具体规定做了一些改进，但在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如相关法律的缺乏、替代率水平依然较低等。因此寻求相关解决办法并探索未来的改革路径就显得尤为必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研究论文 篇1：

山东省新农保“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研究及其完善

摘　要：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解决好农村老年人养老这一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山东省正在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青岛、临沂等地已经广泛开展试点工作。在当前的试点工作中，临沂市等地出现了要求儿子代缴养老保险的缴费方式探索，这也就意味着，对代缴养老保险模式亟须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修订社会保险法，将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具体内容纳入社会保险法，或者国家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规范代缴养老保险模式，来逐渐完善代缴养老保险。

关键词：山东省；新农保；“子”；代缴；养老保险

截至2011年，山东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1500万，其中农村老年人口约占60%，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日趋严重。山东省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结合山东省实际制定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并且已经在青岛、济宁、临沂等地市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工作。其中，在临沂市等地出现了要求“子”代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新型缴费模式。笔者认为，这一模式有利有弊，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更符合山东省实际情况，促进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解决。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

笔者总结山东省新农保试点中出现的要求农村老年人的儿子代缴养老保险费用的现象为“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不论老年人有几个儿子，每个儿子都要为父母缴纳新农保费用，儿子多的老年人就能选择较高档次的新农保，也就能享受更高的养老保险金。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政策依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09〕131号）（以下简称“意见” ）中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个人缴费中“缴费方式由当地政府确定”。笔者认为，“子”代父母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出现，正是某些地区政府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的政策。

（二）“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范围

地区范围：“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并不是在山东省全省内出现的，据笔者查证，只在济宁市、临沂市等地区出现了这一模式。

年龄范围：“子”代缴养老保险中的老年人并不是全部老年人，因为根据《意见》规定，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年人不需缴费即可按月领取养老基础金，45周岁以上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应不少于实际年龄到60周岁的剩余年数；允许补缴，但补缴后累计缴费年限不超过15年。因此，该模式下的老年人年龄范围在新农保实施过程中界定在45周岁（不含）至60周岁（含）之间。

二、“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利弊分析

由于该模式只是出现在山东省新农保试点中，推行的时间尚短，很多利弊并不能及时显现，对该模式的功过还不能盖棺定论，须要看这一模式的试点效果。但笔者认为，以下利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利端

该模式的出现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子女不赡养老人的问题的解决对策。众所周知，在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子女不赡养老人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有老年人起诉子女这一法律途径，而该途径并不能保证老年人的养老而难题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另辟蹊径，通过让“子”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一定程度上保证子女尽赡养义务。这是对山东省乃至全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极大完善，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

（二）“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弊端

1.“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相悖。国家一直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大力推行。但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仍存在极大阻力，因为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仍普遍存在。“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在推行时规定了老年人有几个儿子就有几个儿子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这从侧面印证了养儿防老。笔者认为，这是变相的鼓励农村居民生育，极其不利于计划生育国策在农村的推行，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2.“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显失公平。笔者认为，该模式对农村老年人和其子女都有不公平之处。儿子少的老年人只能选择较低档次的新农保，享受较低的养老保险金，没有儿子的老年人（并非“五保户”）则只能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相对儿子多的老年人来说显失公平。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子女对老人有赡养义务，那么“女儿”也应为老人承担养老保险费用的缴纳。但“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并没有将老年人的女儿包括在内，这对老年人的儿子来说不公平，不利于子女公平地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

3.“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在一定情况下不适用。在农村，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存在，男孩在18岁之后仍在上学的家庭有很大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儿子”没有收入能力，并不能按规定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相反，老人不但要为自己还要为其户口在家的儿子缴纳新农保费用。

三、“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完善

“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就笔者来看需要进一步完善，一言以蔽之，可以将其发展为“新农保代缴模式”。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范围完善

1.将该模式发展为子女代缴养老保险费用。笔者前面已经就“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弊端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该模式显失公平。既然法律规定子女对老年人有相同的赡养义务，那么就应该将“女儿”加入到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人的范围中，以免与法律规定相左，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

2.将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纳入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人的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确定了扶养人与遗赠人互相有扶养和遗赠的权利义务关系。既然扶养人对遗赠的老人有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且能在履行协议后接受老年人的遗赠，那么也就可以将扶养人视为遗赠人的“子女”。并且让扶养人为遗赠人代缴养老保险费用可以减轻扶养人的负担，利于其履行遗赠扶养协议，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总之，笔者认为，将扶养人纳入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人的范围内是对继承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进一步完善，能够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利于新农保工作的开展。

3.将法律规定的其他对老年人有赡养义务的人纳入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人范围内。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指除子女外的家庭成员，如子女的配偶等。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些人应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将这些人纳入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人的范围内更有利于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4.其他自愿为老年人代缴养老保险费用的人也可以纳入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人的范围内。如果老年人的某些亲朋好友或某些单位、组织自愿为老年人代缴新农保费用，那么可以尝试在代缴养老保险模式中加入这些人或单位、组织。

（二）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法规和政策完善

目前，山东省正在进行的新农保试点工作的主要政策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这仅仅是各地政府推行新农保试点的依据，新农保推行的具体方式、模式并没有相关政策，各地因实际情况的不同，政府推行的政策也会大相径庭。201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施行，就已经晚于山东省新农保试点，而且其中也没有具体规定代缴养老保险的相关法规。也就是说，代缴养老保险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这也就意味着，对代缴养老保险模式亟须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可以修订社会保险法，将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具体内容纳入其中，或者国家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规定代缴养老保险模式。

参考文献：

[1] 山东省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Z].2009，(11).

[2] 周莹.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9).

[3] 邓盛娟.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J].科技信息，2007，(9).

[4] 樊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4).

[5] 赵春江,冯毅.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失灵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

Study on the mode of the "children" withholding endowment and its perfect of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in Shandong province

ZHU Jing-wei

（Humanity social science college,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 150010,China）

Key words: Shandong province; new rural insurance; "children"; withholding; endowment[责任编辑　杜　娟]

作者：朱京伟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研究论文 篇2：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路径探索

摘要：2009年9月出台的《指导意见》，表明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居民的老年生活问题，也针对上世纪90年代老农保的具体规定做了一些改进，但在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如相关法律的缺乏、替代率水平依然较低等。因此寻求相关解决办法并探索未来的改革路径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养老金替代率；改革路径

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概述

2006年全国各地开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指导意见》取代了1992年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简称《基本方案》），指导并推进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覆盖范围

2009年8月，中央政府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上提出，2009年试点范围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覆盖对象为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并在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到2020年前基本实现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二）筹资模式

新农保筹资模式主要采用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加政府补贴。与1992年《基本方案》的资金筹集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具体体现为：

1、个人缴费。《指导意见》指出：新农保缴费标准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各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可选择任意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2、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集体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3、政府补贴。地方政府应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三）给付模式

新农保给付模式主要采用“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模式。根据《基本方案》的规定，90年代全国各地摸索推行的“老农保”主要是农民自己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自我积累过程。然而“新农保”推行后，与“老农保”不同的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加政府补贴构成。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在达到退休年龄时都会得到政府给予的基础养老金，该基础养老金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全额支付，可以看作是一种“普惠式的农保政策”。另外，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缴费满15年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

可以看出，这种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的给付模式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缴费负担，提高了农民退休后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新农保与现行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相互衔接。

（四）养老金待遇领取条件

根据《指导意见》有关规定，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为：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二、试点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及其不足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特点

《指导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农保制度的试点起到了指导作用。因此，相对老农保来讲，新农保在许多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加大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30元/人年；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这些规定相对老农保中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有了很大改进。

2、个人缴费档次有所提高。新农保中100元-500元5个档次的缴费标准相比90年代2元-20元十个档次的月缴费标准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缴费标准层次减少，使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更易于理解，便于实施。

3、养老金待遇有所改变。新农保制度中增加了基础养老金给付部分，中央确定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这一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

4、新农保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再从新农保基金中列支。老农保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由县（市）成立的事业性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管理运营，地方财政一次性拨给开办费，然后管理服务费按国家规定由农村社保基金中提取并分级使用。而《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新农保基金中列支，确保了基金的安全运营。

（二）现行新农保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1、相关政策法规缺乏。目前为止，针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只有现行的《指导意见》和《社会保险法》，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或条例来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导致了新农保在制度运行中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和约束而面临种种障碍。

2、统筹层次仍然较低。《指导意见》中指出，试点阶段，除部分有条件地区可直接实行省级管理外，大部分地区新农保基金暂且实行县级管理，这使得养老保险关系在县际或省市际之间转移很困难甚至不可能，这实际上就从制度层面上限制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

3、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不高。我们以四川省参保农民为例，根据《指导意见》和《四川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有关规定，以四川省农村居民平均缴费金额300元为基准，已知2009年四川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462.1元，人均月收入371.84元的情况下，假定达到60周岁退休年龄的农民称为“老人”，老人可以不用缴费即可享受政府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因此本文不予考虑；距离退休年龄不到15年的参保农民称为“中人”，其个人账户部分月领取养老金计算公式为[（15-r）AA（1+i）r]；距离退休年龄大于15年的参保农民称为“新人”，其个人账户部分月领取养老金计算公式为A（1+i）r，月领取养老金总额为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月领取养老金。

其中i为农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即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利率；r为缴费年限；A为参保农民年缴费金额（包含政府缴费补贴）。

据此可计算出以下年龄段参保农民养老金替代率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在平均的缴费比如水平下，假定农民从30岁开始参保缴费，缴费年限为30年，到60岁时的替代率水平也仅为42.76%，而对于距离退休年龄刚好15年的参保农民，其替代率水平仅为26.46%，因此，可以看出相对农村较低的收入水平，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参保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仍然很低，难以满足农民的老年生活需要。

4、基金的保值增值难。主要体现为：一是农保基金的管理运营依旧集中在不具备相应基金管理人才、技术和投资主体资格的区县一级，因此在管理农保基金时往往存在着基金投资专业人才缺乏、投资运营困难、易受当地行政干涉的问题；二是基金投资渠道单一，基金主要用于存银行和买国债，随着银行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基金难以保值，更难以增值；三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至今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投资风险防范运行机制，因此很难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增值。

三、未来道路的探索

在近两年的试点中，我们发现我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虽然相对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很多改进，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因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希望对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能够有所帮助。

（一）加快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

纵观国际间，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加之他们受罗马法思想的影响，所以部分国家已经拥有非常完善的养老保险法律。如德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起步相对较早，早于1951年就颁布了《农民养老保障法》，迈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步。因此呼吁我们国家能够在《社会保险法》和《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诸如农保制度的主要内容、参保条件、管理体制、筹资模式、给付标准、基金的运营与监督、相关部门的责任等，以求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二）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乡统筹

为促进城乡养老保险的统筹，应当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使已经在城市定居的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放弃土地承包权，同时获得相应的福利补偿后，转变为城镇户籍，并逐步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同时根据郑功成教授提出的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三步变一步的办法，直接由目前统筹层次较为凌乱的省、市、县级统筹一步过渡到全国统筹。主要是目前形成既得利益的地区还比较少，在分散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全国统筹，较从完善地市级统筹到省级统筹、再到全国统筹要容易得多，至少可以少付两次转移成本。另外，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部分仍可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管理，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投资运营，但应当建立相应的参保人监督机制。

（三）提高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

1、加大财政补贴。包括增加基础养老金部分和地方政府缴费补贴部分。目前将近1亿农村老年人口的基础养老金年支付约660亿元，占2009年财政收入的0.96%，财政支出的1.5%。可以看出，政府对农村居民的养老补贴在巨额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同时也说明，政府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2、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在现有水平上增加缴费已较为困难。因此增加缴费的最好办法还是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最终增加农民的养老保险参与率，提高缴费水平。

（四）重视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

一方面可以将农保基金集中在具有基金管理水平的省（市）级统一管理，实现省（市)级统筹，同时建立垂直管理的社保专门机构，避免当地政府部门的行政干涉；另一方面委托专业管理机构进行多元化投资组合运营，基金投资范围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为准，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同时，各级财政和劳动保障部门要建立健全农保基金管理办法，建立基金的内审稽核制度。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要将农保基金纳入日常监督管理范围，对基金使用、投资运营进行规范和定期检查，并逐步加强财政监察、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

（五）与“家庭养老”、“土地养老”有机结合

目前，虽然家庭养老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与挑战，但并不意味着将退出历史舞台，它仍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需的养老方式。同样，尽管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十分有限，但目前还找不到能够替代土地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物质条件，土地仍然是多数农民的养老支柱之一。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并始终将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相结合，以保证我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广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问题探讨[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

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人民出版社,2008.

3、黄昌玮.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探析[J].经济与管理,2008(11).

4、韩俊江.完善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0(2).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作者：王丽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研究论文 篇3：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内容提要：以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开展相关的实证分析，发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进一步全面落实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通过各种制度性的激励，提高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是提升农民消费支出水平、拉动农村地区内需水平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农民 消费

〔

一、引言

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衡量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之一。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相对于以前我国各农村地区实施的传统农村养老保险而言的，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起，构成了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也是完善农村经济社会体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根据党的十七大的基本精神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要求，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继而在事实上推动了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大支柱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落实，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向前深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市全部落实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共有1.03亿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①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出了党和国家的预期水平，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摆脱传统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的中国而言，广大农村居民长期以来都具有着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心理，②而且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由于对未来的收入、养老等问题充满着不确定性，在现实中，广大农民群众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行为。③这使得虽然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在快速提升，但无论是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伴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已经呈现出老龄化、文化程度低、以女性为主的特点，杨天荣：《中国农业生产主体探索》，《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落实，一方面是为了贯彻落实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这一基本要求，逐步解决我国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问题，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能够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型的背景下，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水平的不断提升，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内需水平，以此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整体内需水平。有鉴于此，在中共中央新一轮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相继启动和落实的过程中，探索近几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是否对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实际影响，以及其落实对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究竟产生了哪种影响，在当前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能够为党和国家贯彻落实相关的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方针，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二、经验性判断

按照凯恩斯所建立的基本消费理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水平是逐渐递减的，即在现实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新增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数额，将表现为逐渐地减少。因此按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在现实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也将表现为逐渐地下降。然而，根据200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关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展开的相关统计和计算显示，在2006～2010年这五年时间里，虽然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取得了逐年攀升，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用于生活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十分显著。尽管在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919元，相比于2006年增长了65%，但是该期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从2006年的0.789略微下降到了2010年的0.75，其下降的幅度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形成较大反差。特别是在2009年，随着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收入水平的比重，还出现了略微地上升。数据来源于200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一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重变动的数据事实，似乎能够使我们做出一个初步的经验性判断，即由于各地区在2009年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消费水平的提升。当然，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判断是否在事实上真正成立，还需要结合相关的数据资料，展开相关的实证探索和检验。

三、实证检验

1.实证方法的设定与样本的选取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变革有着较强的渐进性与秩序性导向，即各领域、各方面的体制和制度变迁在现实中持续发生。刘燕：《中国转型模式：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速度较之前明显加快，改革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多元化。与此同时，自2003年以来，在中央连续发布的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持续推动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进度也明显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农村的各项经济社会制度，都在持续地发生着变迁。因此，为了能够尽量避免其他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变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在实证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所产生的影响时，应该在满足能够展开实证分析和回归分析的需求的前提下，把研究的时间区间尽量缩短。另一方面，由于党和国家自2003年起开始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逐步落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在2006年底开始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推广，因此如果时间区间涵盖了2003～2006年这三年，那么就必须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我国农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加以考虑，这无疑将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不必要的负担。因此综合权衡这两方面的因素，我们首先将实证研究的时间区间界定在了2006～2010年这五年时间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进入到本世纪之后，中央就制定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落实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但该项制度对广大农民群众所带来的影响，是直接提高了农民的确定性收入水平，除此之外，长远来看，其并不会对农民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可以推定，农村税费改革制度的落实，并不会通过改变农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间接地影响其当前的消费支出水平。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满足实证分析对于样本量的需求，并使得实证分析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和一般性，我们选取2006～2010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样本。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测定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产生的实际影响，在开展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虚拟变量法，也就是在解释变量中添加了一个代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否开始实施的虚拟变量，并以2009年作为时间节点，将2009年以前的各个年份设定为0，将2009年和2010年设定为1。

2.变量的选择与样本数据的说明

关于其他变量的选择方面，是严格地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的基本理论以及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展开的。首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收入理论，尽管现实中有诸多的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支出水平，但是影响一个人消费水平的最为核心因素，还是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因此当对我国农民的消费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时，必须对农民自身的收入水平这一变量加以考虑；其次，按照凯恩斯的收入理论，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线性关系的表述下，对于消费支出水平而言，除了与收入水平有关之外，还可能与收入的平方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系，因此在开展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也就需要对这种关系加以考虑；再次，根据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对于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中国而言，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等问题，使得除收入水平之外，诸如人口的抚养比，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以及社会的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在很多时候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支出水平。比如当一个农村家庭的老年人口和儿童人口数量较多时，往往该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也相对较高，而当社会的消费价格指数较高时，人们往往可能会降低当期的消费支出水平。与此同时，虽然在已有的很多相关研究中，主要是通过采用以某一固定的年份为基期而经过计算所得到的各年的价格指数来反映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但是王宇鹏所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在现阶段的中国，与通过前述这种方法所计算出来的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相比，以同比和环比所代表的消费价格指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支出水平所具有的影响实际上更大。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最后，最新的相关研究表明，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例如，哈继铭就曾指出，男女比例的失衡和不协调，会导致很多男性在适龄的时候难以娶到老婆。这使得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有了大房子、大彩电，才算是有了娶老婆的资本。哈继铭：《性别比出现问题将促进消费增长》，参见腾讯财经网，2009年11月6日，http：//finance.qq.com/a/20091106/004421.htm.这是符合逻辑的，比如在现实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如果一个农村家庭有男孩，那么为了能够在男孩适婚的年龄盖上大房子，买上好的家电和家俱，在男孩未成家之前，全家都会尽可能地节省消费开支，将所挣得的大部分钱先攒起来。因此，综合上述的四个方面的讨论，在实证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时，就可依据上述的讨论，具体构建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Cit=βxit+ai+μit

具体而言，在该面板数据模型中，C被用来代表各省市农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i被用来代表我国大陆地区的各省市（i=1，2，，，31），t被用来代表不同的年份（t=2006，2007，，，2010），x被用来代表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诸多解释变量（其中也包括用来反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否落实的虚拟变量），β被用来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也就是模型中有待估计的参数集合。此外，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分析原理，在该模型中，α被用来代表每一个个体（各省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常数项，μ则被用来代表一些不可观测、但是却可能会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水平产生影响的随机干扰项。

在设定了具体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前述关于各变量选择的基本讨论，以及结合现实中数据的可得性，通过对2007～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展开进一步的计算，我们分别选定以2006～2010年各省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方（元）、人口老年和儿童的总抚养比、男女性别比，以及各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分别作为该期间各省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平方、人口抚养比、男女性别比，以及各省市农村地区消费价格指数的代表。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下面的整个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所应用的都是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各样本数据的具体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述。

3.豪斯曼检验

按照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面板数据模型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对于研究中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来说，基于代表各横截面个体不同的常数项是否与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被具体划分为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两种主要的类型。而且通常来说，在使用相同样本数据的情况下，以两种模型形式对同一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回归分析，在回归的结果上也很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虽然有研究表明，在横截面个数与时间序列的个数相当或大于时间序列个数的情况下，基于两种模型形式对同一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回归分析后所得到的结果并不会存在太大差异，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存在差异，那么不管差异或大或小，对模型形式的鉴定同样非常必要。所以，为了能够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开展具体的回归分析之前，还要先确定我们研究中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属于前面两者中的哪一类。在这方面，通过采取为很多学者所曾采用过的豪斯曼（Huasman）检验法，即首先对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在随机影响的情况下展开回归，并在回归的基础上施以豪斯曼检验，可以发现，EVIESW6.0输出的豪斯曼检验的卡方统计值达到16.82，相关的D.F值达到6，反映拒绝原假设犯错误可能性的概率P，则在数值上仅达到0.0096，远小于0.05的通用临界概率值，因此，检验的结果无疑拒绝了我们所设定的模型属于随机影响模型这一假设，也就是说，对于本文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应具体属于固定影响模型。

4.回归分析与结果的解读

在确定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形式的基础上，就可以结合所选取的样本数据，对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具体的回归分析。对于我们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在回归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固定影响回归方法，并采取怀特（White）加权法和广义最小二乘（OLS），我们得到了如下表2所示的基本回归结果。在现实中，由于受到文化、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省市之间的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很可能会出现不一致，因此在回归的过程中，我们选择了怀特截面加权和广义最小二乘法，以尽量消除模型中所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总体的回归结果显示，调整的R2在数值上达到了0.968，虽然面板数据模型本身的调整R2就要比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表现得更高，但是这同样能够说明我们所设定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非常好。此外，从具体变量的系数在数值上的表现及其显著性上来看，首先，代表自发性消费支出的常数项，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大于零，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样的回归结果，与经典消费理论的基本假设基本相一致，即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多高，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都会有一些自发性的消费支出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从回归结果上来看，各省市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各省市农村地区的男女性别比对各省市农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正，而且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相关的消费理论和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吻合，也符合我们直观上的逻辑推断；再次，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变化量的各省市农民人均收入平方的系数，以及各省市农村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负，而且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支出水平是递减的，同时，随着人口抚养负担的加重，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也将趋向减少，这同样都与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最后，我们最为关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对于各省市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显著地大于零，而且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由于使广大农民群众降低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继而降低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行为，因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即期消费支出水平。从具体的系数值上来看，这里的回归结果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使广大农民群众每年的消费支出增加了44.249元（参见表2）。

四、结论与建议

利用近年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采取经验上的事实性描述，以及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制度的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任务之一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行为，继而使农民形成了更加合理的消费预期和消费习惯，有效拉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即期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在国家大力提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背景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不断落实，无疑能够有利于扩大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内需水平，继而对我国整体的国内需求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有鉴于此，在今后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应继续加快落实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并通过相关的制度激励和机制设计，解决制约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各种体制和机制障碍，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应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加强相关的配套性制度建设，使广大农民群众对未来的老年生活形成持久性的收入增长预期，引导并稳定广大农民群众形成合理的消费预期和消费习惯，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因担心未来的养老问题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储蓄行为，以此来放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对农民消费支出水平所形成的“乘数效应”，拉动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国家整体内需水平的持续提高。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于当前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消费支出水平来说，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同样具有核心性的影响作用。因此，为持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消费支出水平，在今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加快落实稳定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引导各农村地区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深层次加工产业的发展，不断延伸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链条，拓宽广大农民群众的收入空间和渠道，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应以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导，以决定中提出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为契机，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加快打破制约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同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为农民收入水平的加快提升，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创造更多的机会。

此外，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消费支出水平，从政策的可制订性、可执行性以及宏观经济的可控性上来看，在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在坚持和发挥市场配置各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制定更加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科学、准确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农村地区的物价水平积极展开调控，稳定农村地区的基本消费品价格水平，也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今后所应重点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事情。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杨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