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研究论文

张志和教授的《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七十余年来《三国演义》研究领域里的一项重要成果。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三国演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三国演义研究论文 篇1：

满译本《三国演义》研究述评

摘 要：满译《三国演义》系清代第一部满译汉文小说，属清朝文治肇兴的重要事宜，也是汉、满、蒙古族文化交流的例证。因此，对此进行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学界虽然对此已有所关注，但专题性研究成果仍不多见。本文利用汉、蒙古文种材料，搜集版本编目、书籍著述、学术文章中有关《三国演义》满译研究成果，略加品评，汇成拙文，以供参考。

关键词：满译本《三国演义》；翻译；述评

清初，基于文化建设和政治巩固的需要，清廷组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三国演义》是其中之一。《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经历了太宗、睿王、世祖三个时期。太宗简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因达海病卒而搁置不译；睿王摄政，责令重加翻译；顺治七年译竣，顺治十七年得以刊刻颁众。后世流传形成了满文本和满汉合璧本两大系统，每个系统又形成刻本和抄本等版本，并传至蒙古和锡伯民族。多年来，学界对其专题研究盖寡，边缘研究较多。笔者依据有关版本著录、满文文献、蒙古翻译文学史料，探析满译《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以为今用。

一、版本著录介绍

《三国演义》满译本，因其译成时间的久远、流传地域的广阔，现已散落于中外各大官私图书馆。对于其收藏情况，中外满学家在满文文献整理、编目中多有反映。中国的满文古籍著录始于上世纪30年代由李德启所编《满文文献联合目录》，该书著录了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的满文文献，其中涉及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刻本《三国演义》残16卷（一至十六）、故宫藏全24卷及故宫藏残抄本6卷（七至十二）[1]。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是蒙古国藏书最多的地方，藏有满文文献8000余册。1959年，蒙古学者L.米谢格《蒙古国立图书馆满文部所藏满文图书目录》著录了该馆所藏满文文献，其中著有满文《三国演义》刻本一部[2]。日本《东洋文库满蒙文部目录》著录了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一部四十八册[3]。1979年，《法国国立图书馆满文书目》著录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顺治刻本1部、后世抄本3部、雍正满汉合璧刻本1部、乾隆《三国演义人物评图》1部[4]。1983年，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问世，该书虽名为“世界满文文献”，其主要涉及的却是北京、俄罗斯、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所藏满文文献，该书除李德启的《满文文献联合目录》外，增加著录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所藏48册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以及苏联所藏后世抄本残叶[5]。1991年，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扩展著录范围，对全国各大小藏书处所藏满文文献进行全面著录。涉及《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有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大连市图书馆藏《三国演义》满文刻本，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齐齐哈尔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以及旅顺博物馆所藏《三国演义》满文译本之稿本[6]。2008年，吴元丰等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7]著录了北京地区的包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等8个藏有《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涉及《三国演义》的纯满文刻本、满汉合璧本以及后世抄本。该书著录较为全面，为后人查閱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是该书著录存在一些书名作者译者弄混、重复著录同一存本等问题。

二、满文文献整理

清代满文翻译了众多汉文古典小说，这些汉文古典小说的满文译本，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整理与研究，但在其他研究中，偶而会有涉及《三国演义》满文翻译问题。1983年，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8]一文，《三国演义》是文献可考的第一部汉文小说满文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三国演义》满文译本在满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1984年，黄润华、王小虹译刊《满文译本〈唐人小说〉、〈聊斋志异等序言〉及〈译印三国演义谕旨〉》[9]，该文选择《三国演义》满文译本顺治刻本的卷首所附谕旨和表文，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细读原满文谕旨和表文，黄、王二人释读，有所舛误，仍待斟酌。2005年，李士娟发表《记满文抄、刻本〈三国演义〉》[10]一文，专门介绍故宫所藏满文《三国演义》抄、刻两种存本，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研究。认为故宫所藏抄、刻二本在序文上有差异，抄本序文没有睿王谕旨，只有内院表文；然而刻本谕旨和表文都有。这个信息为后人研究满文《三国演义》版本流变以及满文《三国演義》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8年，朱志美先生《满译本〈三国志演义〉》一文[11]以简练的笔触、短小的篇幅，介绍了《三国志演义》顺治七年满文本和雍正年间满汉合璧本。前者甚详，具体介绍了译写年代，译写者以及译刊目的等。相较而言，对满汉合璧本只提出满汉合璧本是纯满文译本之衍生本的观点。2009年，季永海先生《清代满译汉文典籍》一文[12]，属清代汉文典籍满文翻译之介绍性文章。该文所列满译典籍信息对研究者提供诸多方便。认为自皇太极至康熙（1626年-1722年）近百年，多译军事和历史类典籍，而康熙年间多译小说，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纵向信息，极其可贵。但有关《三国演义》满文240回译本，作者认为是将120回译本分作240回而成，此观点是否正确，尚需斟酌。另作者提出，存世19回满文译本，是达海所遗。文中却未见其著录，不知其出处。同年，章伟宏先生《论清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一文[13]，就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满文出版传播特色，分别例举，逐一分析，是一篇由翔实资料聚成的文章。作者仔细分析了《三国演义》满译本译写过程，并发现《三国演义》满译本前附奏章与《顺治国史院满文档案》中所附奏章的问题，遗憾的是未进一步阐明。2012年，贺元秀、曹晓丽先生《论满文译本<三国演义>在新疆锡伯族民间的流传及其影响》[14]一文，系满文《三国演义》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该文追述了锡伯族西迁历史，认为其西迁之前已接触满文《三国演义》，并带它西迁的史实，但就所带版本未予确定；介绍了锡伯民间所传《三国演义》满译版本，包括顺治七年刻本之抄本、满汉合璧仿刻本及抄本、光绪年间抄本，并提出道光年间仍存抄写的可能性；评析了满译本对锡伯族的影响。但就《三国演义》满译本的成书，存在讹误理解，认为清入关前已经译毕《三国演义》，因此作者提出，不详入关前以刻本还是手抄本形式流传。

三、其他领域研究成果

清代，由于蒙古族和满族的地缘、文化关系，导致审美需求也存在有某些相同性。因此在满族和蒙古族翻译汉文小说时出现了共选作品的情况。因此，学界研究《三国演义》蒙古文译本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满译《三国演义》。1988年，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5]出版，书中罗列《三国演义》满、蒙译本及其馆藏，这对于了解《三国演义》满、蒙译本的域外流传情况提出了重要线索，为后人查阅域外流传古籍提供了方便，只是该书未涉及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情况。1989年，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一书[16]，辑录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汉文小说在东方各国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汉文小说在东方各国的传入、及影响。该书前言载法国汉学家克劳婷·苏尔梦所撰序言。该书认为，满译《三国演义》是第一部小说译本，其译者为达海，翻译时间为1631至1647年，发行于1650年。虽然19世纪初识满文者寥寥无几，但翻译活动仍很频繁，满译本催发了其他文字的翻译，书中列举了巴黎1845-1846年发行的法文译本。该书还载有德国学者马丁·吉姆的《汉文小说和短片故事的满文译本》一文[17]，对清初选译《三国演义》原因进行详细分析，认为《三国演义》的军事内容可为满族提供军事借鉴；《三国演义》反映的历史规律为巩固满族的正统性提供了经验。较之国内学者有关《三国演义》满译原因论述，该书更为全面详尽。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出版《三国演义版本考》[18]，书中专设一节，介绍《三国演义》满文本及其馆藏情况，也探讨翻译底本，指出纯满文本并非译自嘉靖本，而根据A支的另一个版本；满汉合璧本之汉文部份由李卓吾本改写而来。该观点对后人研究《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版本流变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2002年出版的扎拉嘎先生《汉文小说蒙古文古旧译本述略——兼与满文译本书目分类比较研究》一书[19]，作者从满、蒙两个民族文化联系入手，根据目录学资料，提出蒙古族翻译文学史上清代汉文小说经由满文译本转译为蒙古文译本的特殊的翻译历史，认为《三国演义》的最早的蒙古文翻译，走得是汉——满——蒙翻译路径，这对汉、满、蒙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意义重大。2011年，陈岗龙发表《〈三国演义〉满、蒙译本比较研究》[20]，专门研究《三国演义》满、蒙译本关系问题。作者逐字比较《三国演义》汉、满、蒙三种文本，论证了蒙译本从《三国演义》满文本转译而来，这一结论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借鉴。2013年，笔者完成题为《〈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1]，该文利用文献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专门探讨《三国演义》满文翻译问题：考证了《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的细节问题，填补前人研究所忽略之处；具体探讨了满译本的版本流变和译本特征，并对满译本底本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分析了满译本在锡伯族和蒙古族中的传播影响问题。2014年，聚宝发表《嘉靖本〈三国演义〉蒙译本述略》[22]，通过对嘉靖本《三国演义》的蒙古文抄本、刻本和满文译本以及汉文原著的比较，得出了240回《三国演义》蒙古文译本转译嘉靖本满文抄本的观点。该文推进了《三国演义》汉、满、蒙文关系研究。

本文对《三国演义》满译的译写过程、版本流变以及传播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虽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目前，急需搜集满译本各种版本，以掌握满译版本的规律性特点，探寻梳理汉—满—蒙古文译本之间的源流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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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Mi？觢ig.Ulaγan Baγatur Qota-daki Ulus-un Nom-un Sang-un Manju Nom-un Kümürgen-dür Bayiγ-a Man？u Nom-un Γarcaγ[M].Ulaanbaatar，1959.204.

〔3〕Nicholas Poppe， Neon Hurvitz， Hidehiro Okada.Catalogue of the Manchu-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u，The Toyo Bunku &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302.

〔4〕Jenne Marie Puyraimond，.Catalogue du Fonds Mandchou， Paris：1979.66-68.

〔5〕富丽.世界满文文献联合目录[M].1983.47-48.

〔6〕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書资料联合目录[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140-141.

〔7〕吴元丰，等.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383-385.

〔8〕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J].文獻，1983，（02）：6-23.

〔9〕黄润华，王小虹.满文译本《唐人小说》、《聊斋志异等序言》及《译印三国演义谕旨》[J].文献（第十六辑），1983.1-5.

〔10〕李士娟.记满文抄、刻本《三国演义》[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02）：34-37.

〔11〕朱志美.满译本《三国志演义》[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0-6.

〔12〕季永海.清代满译汉文典籍[J].民族翻译，2009，（03）：41—48.

〔13〕章伟宏.论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2009，（01）：85—96.

〔14〕贺元秀，曹晓丽.论满文译本《三国演义》在锡伯族民间的流传及其影响[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2，（04）：57—59.

〔15〕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M].学林出版社，1988.128.

〔16〕克劳婷苏尔梦.中国古典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A].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C].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3.

〔17〕（德）马丁·吉姆.汉文小说和短片故事的满文译本[A].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C].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130—190.

〔18〕（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9〕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118.

〔20〕陈岗龙.《三国演义》满、蒙译本比较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11，（04）：5-27.

〔21〕秀云.《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22〕聚宝.嘉靖本《三国演义》蒙译本述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03）：87-89.

作者：秀云

三国演义研究论文 篇2：

《三国演义》研究的攻坚与突破

张志和教授的《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七十余年来《三国演义》研究领域里的一项重要成果。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文学常识，而且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接受这一常识，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说罗贯中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不但普通的读者不会接受，学术界恐怕也不会轻易认可。但如果要较真儿，学术界的专家们，谁有证据能证明《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所作的?恐怕也是人云亦云，或者不过答曰：从来如此。确凿而且充分的证据恐怕谁也难以拿出来。

说来话长，七十年前，郑振铎先生发表《<三国演义)的演化》和《罗贯中及其著作》，提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三国演义》最早刊本，作者为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此后，文学史家都沿用这一说法。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推测嘉靖壬午本之前当有更古朴之版本，但因为没有看到更早的本子，所以也就无力推翻旧说。—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真的就“最早”吗?郑振铎先生当年只看到几种《三国演义》的版本，调查也不够深入，因此上，他关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结论似乎可以成立，但也有些玄乎：那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他所作的《三国演义》怎么到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才冒出来？这中间可是大约已经有二百年的时间了。近二百年间，这部书放在哪里，如果说，明代中后期历史小说的编写和印行形成一时风气，水涨船高，烘云托月，出现一本杰出的《三国演义》似乎不足为奇。但若将其放在元末明初那个时代，这样一部名著的出现似乎缺乏丰厚的土壤。没有小说艺术方面可资借鉴的东西，没有一定的小说理论作支撑，《三国演义》能在长篇小说荒漠里陡然崛起为一棵参天大树，不可思议。

学术的问题，不能附和时俗成见，不允许人云亦云，必须实事求是。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版本调查人手，做全面系统的考证和分析，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今所知见的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版本，大约在三十五种以上，其中一部分已经失传，另一些则散见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对一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来讲，如果能见到一两种版本已属幸运，要做系统调查，其所费财力、精力和时间，几乎都是不允许的，无怪乎自郑振铎先生提出罗贯中作《三国演义》这一观点之后七十多年来，真正在这一问题上下过一些功夫的，也不过柳村仁、周兆新、陈翔华、魏安等寥寥数人而已。即使有此数人致力于此，但又由于这问题太复杂，所需阅读考证的版本及资料太多，传统观点形成的压力太大，这些研究或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仅仅是为旧观点作注脚，问题却依然是问题，并未能给出一个可信而且可靠的结论来。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对学术的真诚，更需要解决复杂问题的耐力。据我所知，张志和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文章到现在，已经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文章二十多篇，其中大多数都是考证性的，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他自己却抱定了要彻底搞清楚《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成书时间和作者问题的决心，而不惜耗时费力去钻坚求深，探赜寻幽。他读硕士学位的论文是《三国演义》研究，读博土学位的论文题目还是《三国演义》研究。博士们拿到学位后，一般都很快将论文作为专著出版。但张志和没有，原因是他以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还没有完毕，于是乎又过了七年时间，这本《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才出版。这七年间，张志和一直在不停地调查新版本新资料，不停地撰写相关的文章。在调查国内现存《三国演义》各种版本时，张志和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标为“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的版本。这个版本虽然在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有著录，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张志和将黄刊“志传”与嘉靖本“演义”进行对勘，论定前者比后者要早约二十年以上，这个原刻于福建的坊本应该是《三国演义》一书“最初整理写定”的本子。这一涉及该书成书时间、版本源流和作者问题的重要结论，挑战了横亘在学者面前一系列有关的传统观点。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明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早于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早于明代其他版本的《三国志传》，该本乃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各种《三国演义》的祖本。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又谈何容易?要人相信，就得拿出证据来!为了从这个黄正甫刊本中获得各种证据，他将该书逐字逐句通读了七遍，而后将其校点整理交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了证明该本最早，还需要用该本同嘉靖壬午本作对勘，当然也还要同其他版本作对勘。为此他将明嘉靖本又通读数遍，而对于其他版本也逐页翻检过，再加上阅读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为考证这一问题，总阅读量超过两千万字。阅读资料是做学问所必须的，更为关键的是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从中获得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张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正体现在这一点上。他对于该书版本源流的考证，正是基于对版本的认真阅读和比勘，以从中筛选出的大量可以说明问题的内容作为支点，建立起一个可以确定各版本位置的坐标系，通过精确恰当的使用这些证据，来说明各版本在整个版本源流中的位置以及版本演变的线索和轨迹。经过这样一番持久艰苦的调查和考证，终于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在该本之前起码已经有六种版本出现‘而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作为该书最早刻本(亦即祖本)得到了各方面证据的大力支持。

这个结论的意义何在呢，在现存的《三国演义》版本中，包括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在内的三个早期出现的版本都没有作者的署名，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三国演义》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作，罗贯中的名字作为作者在该书中出现是后来的事。这个事实证明，《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经自宋代以来数不清的说书艺人和戏曲艺人长期演说逐渐形成的，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创作而成。《三国演义》如此，《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莫不如此。简单地说，这些早期出现的长篇小说杰作都是在宋元明以来的俗文化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而不是由某个文人“想”出来的。如此说来，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四大奇书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表述是不是需要修改?

张志和的这本书仅就《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版本源流和作者问题作考证，共23万字，作为一个攻读文献学的博士，他捧给读者的是不含水分的“干货”。这样一本纯粹考证性的书，让人感受到宏观把握的高度和微观考据的严谨与逻辑思维的缜密。举个例子，为了证明明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且也早于其他刊本，张志和从中找到了由南方口音而造．成的“王”、“黄”不分(误将“黄权”写成“王权”)和“王”、“皇”不分(误将“秦始皇”写成“秦始王”)，以及十多处“虽”、“须”混用的例证，若不是心细如发地逐字校勘，如何能从大海里捞出这样的金针来?须知一部《三国演义》按现在的印刷排版计算，是将近八十万宇，要从这么多文字中检点出这几个关键的字作证据，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外如他发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中误将“长安”当成“许都”的例子，发现了周静轩诗的增删过程等等，都如侦探破案，从发现疑点找出线索，再到理出脉络使真相大白。这一“案”张志和“破解”了十四年。要说难真难；要说有趣，就好像深山探宝，处处引人人胜，自然是苦中找乐子，又别有一种情趣在其中了。

总而言之，张志和考证《三国演义》花了一番牛气力。除了全面系统地对《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考证之外，张志和还有大量的旁证，那就是把《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放到整个元明时期的大文化背景中来考察，如这一时期的三国戏曲、平话、野史笔记等等，用这些资料来参证《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他从典章制度、衣着服饰、故事演变等方面所做的详尽考索，新意迭出，却决无闲文闲话。书中插入了28幅《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珍贵的书影，张志和所举出的一些重要证据，通过这些插页可以看出究竟来。看完这些，很多疑惑都会涣然冰释，令你不能不相信，《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所作。如果想辩驳，用什么来推倒他所出具的这些证据呢?看过他以前发表的那些文章的人，对他的观点首肯者不少，但也有不同意的，如徐朔方、章培恒、张宗伟、杜贵晨等纷纷撰文提出驳难。但在这一问题上，他像一个老练的侦探，案已经破了，还会惧怕公堂对簿吗，他撰写的四篇答复文章，附录于本书末尾，读来不止让人感受到他的气定神闲，在争论中更感觉到他的证据与观点令人信服。

还有惊人处，张志和不但证明了《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所作，另一本书，即“罗贯中著”《三遂平妖传》的著作权也被他用一系列无可辩驳的证据将其勾销了。于是乎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相信了他的结论：罗贯中实际上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曲作家，根本就不是小说作家。是耶?非耶?当然还要请尊敬的读者在读过这本《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之后再作自己的结论了。

(《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张志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2咖年10月版，23．00元)

作者：石云涛

三国演义研究论文 篇3：

通过人物评价了解《三国演义》的研究

摘 要：《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详细叙述了中国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成因和局势。朝代更替中出现的各个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计谋，组成了整个作品的核心。在学习《三国演义》的时候，只有了解人物形象和品质，开展人物评价，才能理解著作的经典。

关键词：三国演义；人物评价；阅读能力；理解能力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从黄巾起义到西晋太康元年三国统一，描述了魏、蜀、吴三国兴亡的历史，呈现了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集中塑造了三个权力集团及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描绘了千姿百态的悲剧喜剧。阅读作品时，在把握历史核心主线的基础上研究人物形象，通过开展人物评价了解三国史事，进而了解《三国演义》内涵，能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知人善用之奇才——刘备

刘备，字玄德，汉朝宗室，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他志向远大，知人善用，最终能成为称霸三国的霸主之一，其英勇事迹值得探究。最被人熟知的还是“三顾茅庐”的故事。徐庶告诉刘备隆中有奇才，名曰诸葛亮，得之可得天下。刘备第一次去拜访诸葛亮，书童告知先生云游天下归期未知；第二次冒雪拜访，被告知外出赴朋友之约，其义弟张飞性急不愿再次前来，玄德只好留书信，表达自己对诸葛孔明的敬佩，希望他出山帮自己匡扶汉室；第三次前去，孔明午后小憩，玄德自己在屋外静静站了两个时辰，等孔明睡醒，方才坐下详谈天下大事。之后孔明入世，玄德对其信任推崇之至，在其帮助下最终成就了一番帝业。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也证明了这样的历史事迹。从这段史事中可以看出刘备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姿态，还有“桃园结义”的关羽、张飞，重用行伍出身的魏延，还有刘章手下的原谋臣董和、秦宓、蒋琬、费祎、邓芝、黄权等，刘备不计前嫌与之共图大事，才有了三国新的鼎盛局面。观赏三国成败大事，应细细品味刘备用人不疑的性格特征，学习他广博的胸怀。

二、乱世奸臣之枭雄——曹操

曹操，字孟德，古代人强调正统，曹操却软禁汉献帝，因与皇后家族政见不合，而强迫汉献帝屡次更换皇后，受到后世看重血脉文人的指责，现代京剧中曹操白脸小丑的形象，终究和文人的评论脱不了干系。然而，不管怎么评价其行为，曹操在三国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中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代枭雄，其统一北方的实力无人能敌。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导致很多人纷纷指责他有意篡位行为和不义之举。但从实际出发，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入仕良机；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他的统治整改之下，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是汉献帝做不到的，一个没有治世能力的皇帝，不可能给予老百姓安稳的生活。曹操不登帝位，也许在他心里终究也有一份不能跨越的正统地位吧；手握实权，兴天下而叹，也是对天子无能的一种无奈举措吧。许劭评价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终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在评价他时不能一概而论，从其性格的多面性和做事的多面性出发，了解他的生平事迹，比如他轻敌自负，导致赤壁战争的失败，他的怀疑让诸葛孔明借箭成功，而他又让一方百姓得以安稳生活等。他的存在成就了丰富美满的三国。

三、莫论心胸之英雄——周瑜

周瑜，字公瑾，与孙策交好，身材高大、相貌俊美，志向远大，对周瑜评价最高的要数熟稔三国史事的宋代文豪苏东坡，一句“遥想公谨当年”，确实是道出了周瑜的一生杰作，即赤壁之战。周瑜是此次战役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是毫无疑问的，在当时连张昭重臣都心存畏惧的紧急情况下，周瑜能够力挽狂澜，打破曹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确实功莫大焉。在历史的传说中，周瑜气度小，其实并不是如此，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没有大局观念。例如，周瑜任吴军统帅时，还有一位军功资历高于他的副手程普，经常和他过不去，但周瑜每次都很大度坦然，直到赤壁大胜后，程普才对周瑜心服口服。但后期面对三国局势时，周瑜没有看到孙刘联盟是当时两家能够生存的唯一之道，一再主张杀死或软禁刘备。赤壁战后，他在南郡前线一再和曹仁过不去，结果自己受箭伤，不但荆州被刘备抢得，连自己的年轻生命也搭上了。周瑜的死因众说纷纭，书中称是被孔明言语气得吐血身亡，但如此名将，不可能也不应该气度如此之小，不过历史的事情过去千年，我们也不能完全得知其死因。《三国志·吴书》记载：“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於巴丘病卒。”可见，周瑜也许是病死的。周瑜为吴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英雄事迹也被代代相传。

四、结束语

《三国演义》是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加以夸张、对比等手法进行了描述，展示了一段精彩的故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一次次战术战略较量，无不是人物性格的具体反映。学习评价其中的人物形象，一定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智谋摒弃贪念和猜忌，让其古典知识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王莹雪.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的动态性描写——以刘备、曹操、诸葛亮为例[J].作家，2012（16）.

[2]雷丽英.曹操的“奸”与“雄”——浅论《三国演义》中人物评价的标准[J].山西财经大学报，2008（02）.

作者：葛王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