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美学研究论文

城市设计美学研究论文 篇1：

一种建设性的城市美学

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对象像城市一样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没有任何一个对象像城市一样汇聚了人艺术创造的巧思，并主宰着人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判断。从这个角度看，将城市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不但在理论上是正当的，而且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在现代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对象像城市一样激起人巨大的心理矛盾：对城市的心理迷恋与情感疏离，满怀梦想与沮丧焦虑，物质丰裕与精神饥渴，工作的快捷高效与忙碌中的顾此失彼，构成了永远无法克服的对立。正是因此，人的城市体验并不是纯审美的，而是爱恨交加的，甚至对城市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更能获得公众的心理认同。

在理论层面也是如此。西方社会自古希腊始，它的文化和文明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所谓“公民”即专指城市居民。历代思想者关于未来社会的审美想象，也大多以城市为范本。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至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其格局基本被城市性的空间形态限定。但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始，现代思想者却更多关注城市生活的负面价值，即对个体自由的干预。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更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工业化、反城市的理论武器。与此比较，在东方，尤其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背景下，城市生活的世俗性和对人性的压抑也被充分强化。其中，作为文化代言者的士人阶层，历来对城市生活抱有敌意。“田园将芜胡不归”，其审美理想总是指向田园化的乡居生活。从这种情况不难看出，在西方现代和中国古典时代，城市的审美价值向来被定位为负价值。西方因城市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对立而反城市，中国则因人工的营造物背离人的自然本性而反城市。正是因此，城市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在中西方美学的理论遗产中，都找不到主流性的论述。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城市美学，也只能说是以城市批判为背景的“反美学”。

1986年，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恩特（Arnold Berleant）发表了《培植一种城市美学》一文，自此，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美学领域获得了学科自觉。尤为重要的是，他与此前的本雅明、芒福德一致，对城市价值的定位是正向的，是以肯定的方式将城市作为关注对象的。这种建设性的城市观，是城市美学诞生的必要条件。但令人遗憾的是，检视1986年以来东西方城市美学的研究状况，总体而言，可谓效绩不彰。这是因为：首先，就人文科学对城市的观照方式看，美学具有天然的局限。它既缺乏城市文化研究的宏阔和综合，也缺乏城市设计实践的具体和可操作性。也就是说，这一学科悬浮于宏观的城市文化研究与具体的城市设计实践的中间地带，至今没有以自身为中心形成学术资源的有效聚拢。其次，阿诺德·伯林恩特是一位环境美学家，这决定了他对城市的考察，更多关注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而非城市自身的美学构成。这种研究是外围的、边缘性的。而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的研究者，又大多是沿着阿诺德·伯林恩特的道路，从环境美学向城市美学顺延，这就决定了阿诺德·伯林恩特的问题，同样成了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按照传统的定位，美学是感性学，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则必然是作为感性形式的城市景观。但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景观固然重要，但其“可居”的重要性永远要大于“可观”。如果城市之美的构成仅被限定为视觉形式，那么这种美学就必然是表象性的、肤浅的。据此来看，环境问题、景观问题，均不是城市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次生性的边缘问题。

那么，一种建设性的城市美学，它所要解决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什么？

首先是城市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城市，就其现实而言，表现为以高楼大厦为表征的物化形态，但其本质却是精神性的，是奠基于人性的。对于城市而言，这种人性就是人的群体性或群居本性。人类从早期家庭、家族式的聚集到宗族、国家，这诸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均可视为人的群居本性的制度形式；而村落、集镇、城市，则是这种本性的物态形式。据此来看，所谓城市，虽然其钢筋水泥化的物质形式是机械的、僵硬的，但其存在的依据却是活性的、柔软的，有人类最本己的情感在其中渗透弥漫。这中间，如果说传统家庭、村落、集市只是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满足人的群体性需求，现代城市则显然是将这种需求进行了放大，并展示为让人叹为观止的物质奇观。只有看到城市的诞生与这种人性欲求的无法分割的关联性，才能确立城市美学的存在根据，并因此将其定位为对城市的审美肯定。当然，就人性的特质而言，它不仅有群体性，而且有个体性。城市对人群体欲求的超限度满足，必然又会对人的个体自由构成威胁。这正是西方秉持个体主义立场的现代学者总是将现代城市作为“反美学”案例进行抨击的心理动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些城市化进程的激烈反对者却无一不居住在城市，而且也是靠现代城市的文化生产机制使自己反城市的思想得到传播的。这种自相背反的状况，可能并不足以证明其美学立场的虚伪，但却足以说明这类理论的极端和偏至。据此，全方位地兼顾人性的需要，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目标。

其次是城市与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如上所言，城市是人的群体性欲求的物化形式，人欲的正当性即是城市存在的正当性，人从中获得的满足则是城市可给予人的基本审美满足。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欲求的多元性，总需要系统化的物质配置给予支持。比如，衣食住行的需要使商场、餐馆、住宅、交通工具的出现成为必然，人际交往的需要使街道、广场以及咖啡馆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休闲的需要则衍生出公园等日益繁多的公共娱乐设施。可以认为，人欲所在，便是城市物态化的配置所在。当这种配置无微不至地触及人的每一种需要，并给予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全方位满足的时候，城市的美的特性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在现代社会，城市作为人工制品的汇聚之地，它的每一项生产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并包含了人类最卓越的巧思和创造能力，所以这些人工制品，从巨型的摩天大楼到置于桌边的一把汤匙，无一不是为人的幸福而产生的器具，也无一不是人的创造力的伟大证明。正是在此意义上，人工劳动实践的成果，应该得到比自然造化更高的肯定。

再次是对人工美的评价。城市在营造过程中体现的合目的性和对人力的肯定，使人工之美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最富表现力的形式。从城市的历史看，早期的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商业贸易为目的形成的人口聚集，其形态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可称为自然城市；二是以宗教神权或世俗王权为中心形成的城市布局，它往往以严整的秩序象征权力的至高无上，可称为专制城市。在现代社会，城市人口日益膨胀，这使城市管理及规划变得日益重要。同时，现代民主观念的普及，使市民成为城市的权力主体，也成为城市规划最核心的满足对象。这中间，如果说精神自由和生活幸福是市民关于城市的基本欲求，那么，作为自由之象征形式的美，也就必然成为现代城市设计所要达至的目标。也就是说，从自然城市到专制城市，再到美的城市，是城市的发展趋向。这中间，美的自由本质使其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本质，美的形式则是自由的感性显现。正是在此背景下，城市中的人工营造虽然是物化的，但它的美，本质上却依然彰显着自由精神。

又次是城市与艺术的关系。现代城市与自由精神的关联，极易使人想到艺术。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艺术一直被视为自由的最高形式。所谓自由精神，甚至可直接等同于艺术精神。从这点看，城市营造的目的与艺术是一致的。但是在现实中，城市与艺术又明显是两码事，即：前者是现实中物理性的实物，后者是画布上呈现的幻象。自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浪潮极大地提高了人改造现实的能力，人不仅可以通过艺术创造自由而虚幻的精神世界，而且可以通过劳动实践再造现实，并使其成为自由精神的表象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命题，正是要将美的原则从精神性的艺术，进一步贯彻到整个自然界。在此，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作品”也就具有了两种形式：一是精神性的作品，即艺术；二是物质性的作品，即作为泛艺术存在的工业品。这种现象在现代城市中的重要反映，就是城市不但逐渐摆脱原初的自然性，成为人工美，而且更进一步成为艺术品。艺术因此也不再是纯粹的精神产品，而成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态现实。

再又次是艺术和美学的重新定义。城市成为艺术品，预示着两种后果：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设计、规划活动，本质上已成为艺术活动。现代城市的小区、公共空间、道路、天桥，无一不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性；城市的整体规划，则要顾及诸多功能的有机统一以及景观呈现，使其整体上体现出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形式之美。正是因此，传统上被制造幻象的人独占的“艺术家”这一称谓，就必须为城市规划、设计师留出位置；传统上只以画布或书籍形式呈现的艺术作品，也必然要添加上城市这件具有更大空间广度和物理力度的“作品”。二是城市成为艺术品，就意味着传统上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其研究的对象要从幻象性的艺术，向实物性的城市拓展。所谓艺术的“文本分析”，则必然转换为对城市内部蕴涵的美学精神及形式结构的分析。城市美学也正是在这种艺术从幻象向实物的位移中，获得了理论的合法性。

最后是城市如何成为家园。这一点，对具有漫长市民社会传统的西方而言，也许不是问题，但对近30年才真正开始城市化进程的中国来讲，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史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但它依然缺乏城市文明的传统。它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农耕文明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人的价值选择。像中国艺术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山水花鸟画，文学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思乡诗、山水田园诗，无一不是把生存的理想指向自然化的乡居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却大多不超过三代。作为城市的新加入者，他们情感上对乡村的忠诚与思想上对城市的迷恋，构成了永恒的心理分裂和矛盾。正是因此，每逢春节或其他重要节日，国内一些超大城市基本都会人去楼空，变成一座空城。这种现象，是中国城市对其居民缺乏情感召唤和凝聚力的可悲证明。对此，一种建设性的城市美学，必然要立足于对其居民进行家园意识的培育。这种意识的养成，既要靠长期的城市生活弱化甚至割断其与乡村的亲缘关系，更要靠城市为人提供情感的归属和精神的寄寓。就城市形象总能对人的情感形成诱导的特性看，这种归属感的产生，需要城市显现出深邃而富有诗意的历史感，需要老街区、古建筑来映显这种历史，并进而增加城市生活的精神深度。但对于中国这个正在飞速城市化的国家而言，这种历史元素往往是最缺乏的，也是建筑开发商和拆迁办最乐意铲除的对象。一座城市，任何一种历史元素的消失，都会导致人的情感归属或家园感的弱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城市中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显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重要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

作者：刘成纪

城市设计美学研究论文 篇2：

建筑美学教学方法思考与探索

doi：10.11835/j.issn.1005-2909.2013.03.025

收稿日期：2012-09-12

基金项目：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C12050）

作者简介：蔡良娃（1977-），女，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美学、城市设计研究，（E-mail）cailw@163.com。

摘要：本科阶段的建筑美学教育，是在设计技巧训练之外，培养学生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专业审美眼光和美学思维方式，其作用意义不可忽视。重点分析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介绍了天津大学建筑美学课程教学注重天大传统美学理论的延续，关注前沿创新理论，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比例，开展横向主题式教学，采用多元结合的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效果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

关键词：建筑美学；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一、建筑美学在教学体系中的作用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本科生建筑美学课程，主要面向建筑学、城市规划与环境艺术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在此之前，学生已通过两年的专业基础学习，初步掌握了规划、建筑以及环境设计基本功，具有了一定的入门专业思维。这个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化期，是学生将较为单一的要素转换到综合性较强的设计领域的过程，学生的城市与建筑观逐渐开始形成。选择在三年级开设建筑美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与美学素养，帮助学生了解城市与建筑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和建筑观念、流派、风格的发展嬗变过程，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建立正确的城市与建筑美学观。

二、建筑美学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建筑美学理论部分的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主要采用理论讲解与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建筑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建筑艺术的形式美法则、建筑艺术的创造规律和应具有的美学品格理论有较清晰的认知。但是，美学理论难免晦涩难懂，学生理解吃力、缺乏兴趣。 在教学中发现，学生较偏重设计课的学习，平时花费的时间也较多，教师也多以此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水平。但恰恰是设计课，多数学生始终“不入其门，不得要领”。在设计课学习中，常常出现对某位建筑大师、某种规划理念、建筑风格、形式的盲目模仿，而对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技术发展、艺术观念、流派、风格的发展嬗变并不了解，在学生自己的设计中忽视对各种社会发展、基地、功能、自然条件、文脉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分析，难免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

在数字技术进入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领域之后，计算机强大的数据控制能力、图形分析能力，使其从设计的辅助角色向整个设计过程的整合角色转换。诸多先锋建筑师都在其作品中彰显了数字化的强大表现力及对其工具性的依赖。学生们借助简单的软件，如Sketch Up、3D MAX等，很容易迅速地制造出复杂、新奇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作品。传统形式美的准则与数字化的城市和建筑观出现冲突，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数字技术下建筑美学的转变，是当下建筑美学教学的又一突出问题。

三、教学方法探析

针对当前建筑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增强学生对建筑美学的兴趣，让美学与哲学理论、形式美的法则理论等更浅显易懂，切实帮助学生做好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正确认识当前数字技术对设计观念与审美价值的冲击，学院对建筑美学课程教学方法作出调整。

（一）调整教学内容比例

建筑美学课程主要包括建筑美学的基本概念、建筑美学的发展史纲以及建筑美学的理论体系三大部分。教学内容比例的调整主要原则为：减少纯美学理论比例；增加学生关注内容；延续形式美研究传统；关注当代信息化与生态美学新思潮。

根据三年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与自身特点，对于建筑美学的含义与范畴、建筑美的哲学定位、建筑美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等美学基本概念作适当压缩。在讲解时尽量做到简单明晰，不过多展开演绎。

针对学生比较喜欢当代建筑师、规划师的作品，较为关注时尚前沿的建筑设计，认为这些建筑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上更真实，而大师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更能为自己所模仿的情况，在建筑美学发展史纲的讲授中，对于西方古代城市与建筑的艺术观念与美感特征等部分内容适当压缩，着重讲述建筑的审美拓展、当代建筑的审美变异与现代城市规划思潮。

在建筑美学理论体系中，重点讲述传统形式美的法则，以及当代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建筑美学理论。对传统形式美法则的研究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优势，以学院彭一刚院士为带头人，从建筑形式与内容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切入，揭示建筑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和设计图式化的构图原理，把解决好建筑形式美问题当作建筑创作中的基础环节之一。彭一刚院士的《建筑空间组合论》是学生设计入门的必读书籍。而当代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西方建筑审美变异，是以学院曾坚教授为代表的团队主要研究的成果，是学生最为感兴趣的热点话题。

（二）进行横向主题式教学

横向主题式教学改革主要针对建筑美学发展史纲部分与形式美法则教学内容。传统的美学史纲，从古希腊的和谐优美开始到古典主义的严谨理性，再到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后现代的多元多义。这种通史化教育尽管逻辑清晰，结构谨严，但其鸿篇巨制的诠释性架构体系对学生而言理解较为吃力，同时，面对活生生的最新建筑设计研究时往往显得“交流”困难，过于机械、僵硬、形式化。

尝试在简洁梳理建筑美学思想史的基础上，把形式美法则：“以简单的几何形状求统一”“重点与一般（主和从、对比与微差）”“比例和尺度”“均衡与稳定”“韵律与节奏”“渗透于层次”等作为不同主题，每节课围绕一个或两个主题，横向展开比较，分析各个不同时期设计作品的美学意义。如在“均衡与稳定”主题中，包括了诸如西方古典城市规划的均衡完整构图与中国古代“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营国思想，以及扎哈·哈迪德极具动感的参数化城市设计方案的比较；避暑山庄烟雨楼建筑群不对称的布局与具有稳定感的金字塔群的比较；肯尼迪机场候机楼的动态平衡与CCTV大楼突破传统稳定观念的惊人形式的比较等。

同时，在教学中采用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即学生从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认知。教师仅对每个主题基本含义作重点讲述，归纳、比较，研究部分由学生完成，重点对不同时期建筑作品进行分析。课后每一位学生都要收集、整理、分析资料，对符合该主题的作品进行课堂分享。在此阶段，学生从资料搜集，到重点备课、课堂讲述，都要求做到环环相扣，重点突出。学生的主动性被提升，对同一主题不同作品呈现出了多维的理解。

（三）多元结合的教学方式

美学课程历来被认为理论性较强、晦涩难懂，一般以课堂讲授为主，强调采用分析方法，由含义解析、叙述、分析到图示、案例解析，与学生互动较少，学生参与度低。同时，艰深晦涩的美学理论似乎与学生实际的设计课程学习完全无关，容易淡化学生对建筑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因此，尝试采用多元教学方式是美学课程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尝试在美学课程单元的不同阶段，采用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动态的声像资料能够充分调动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的信息，拉近学生与著名城市、建筑物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学生能尽可能地体验建筑的三维世界。除在“建筑美学发展史纲”部分采用互动式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外，在建筑美学基本概念部分，由于主要为美学概念、哲学定位以及美的形态特点等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为了增强学生对经典美学意义与文化艺术信息的感性认识，提升学习兴趣，可进行赏析式体验。比如：在讲授城市与建筑美学的时空特性时，可组织学生观看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节选；在讲授城市与建筑美学的文化维度时，请学生欣赏俄国著名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古堡》交响曲、欣赏唐代诗人杜牧的散文《阿房宫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动画版《清明上河图》等。

而在新增的当前学生最为感兴趣的、最前沿的“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美学理论”单元，对“参数化城市与建筑设计”感兴趣的学生可选择“基于参数化设计方法的城市形态生成”“参数化设计对建筑形态影响”“数字化城市的哲学与美学解读”等主题，或自选感兴趣的相关主题，汇报研究成果并展开广泛讨论。根据知识点及内容特征分成若干课题，4～6名学生为一组，要求每组学生在课前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知识点的归纳总结，并针对选题内容为听者设置思考题。课堂上以制作PPT、影片、手工模型等方式进行成果表达，亦有听者的随机提问，形成讨论互评。由于“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美学理论”是较为前沿的美学理论与设计思潮，学生对这一互动环节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学生们视野广泛、思考活跃、评断犀利，真正起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四、结 语

当今，全球城市面临不同的发展与转型问题，建筑现象纷繁复杂，建筑美学课程试图拓展学生规划思维与设计创作视野，为学生的设计能力培养提供美学理论与思维方法支撑。同时，针对学生在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课程学习中感兴趣与出现困扰的问题，适当延伸和拓展教学内容比例；打破通史化教育模式，开展横向主题式教学；在注重天津大学传统美学理论“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和设计图式化的构图原理”教学之外，增设了“现代建筑的审美拓展与当代建筑的审美变异”部分的讲授，以期达到增强学生分析能力、评判能力及理论思维能力，为学生设计课程提供理论指导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坚，蔡良娃.建筑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吕品晶.建筑教育的艺术维度——兼谈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办学思路和实践探索[J].美术研究，2008（1）：44-47.

[3]六角鬼丈.建筑教育的特征与未来——艺术系的建筑教育特征[J].胡惠琴，译.建筑学报，2008（2）：12-14.

[4]布正伟.彭一刚先生的建筑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J].建筑学报，2011（11）：80-85.

Exploration and thought of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teaching methods

CAI Liangwa， ZENG Jian， ZENG P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g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P. R. China）

（编辑 梁远华）

作者：蔡良娃 曾坚 曾鹏

城市设计美学研究论文 篇3：

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

[摘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开始了理论研究与著作译介，表明环境美学的影响正在日渐扩大，并有望形成新的关学范式，这组学术笔谈旨在回应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程相占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从“重写中国美学史”、“与西方环境美学展开理论对话”、“丰富当代生态智慧”3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并提出“探索生态智慧”应该成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思想主题。马明的《中国古代城市美学“象天法地”原则初探》借鉴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提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象天法地”原则是中国古代城市意象创造的根本原则。李静的《始宁别墅与谢灵运的环境美学思想》以谢灵运的始宁别墅为研究对象，提出其选址与建筑设计体现了参与式的环境审美思想，使人在自然环境中仰观俯察而返归自然之性，从而更好地体验与自然宇宙一致的“生命的节奏”。王萌的《宋代山水画论“气韵生动”命题的环境美学内涵》集中讨论了宋代山水画论继承了“气韵生动”命题，指出该命题在宋代成为一种环境感知与环境体验模式，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对于艺术与环境关系的理解，有着浓厚的环境美学内涵。张乾坤的《从“取景在借”看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从审美模式、审美观照方式、审美体验等方面讨论了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5位作者分别从总论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环境美学思想切入，试图粗略地勾勒出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历史轮廓。

[关键词]环境美学；生态智慧；城市美学；象天法地；始宁别墅；适性自然；气韵生动；环境体验；李渔

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

程相占

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环境美学的兴起与壮大。到目前为止，英语文献中以《环境美学》、《美学与环境》为标题的专著已经出版了数部；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百科全书》设置了长达6页的“环境美学”条目，其执笔者是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伯林特教授明确指出：“环境美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具有其自身合法性的，具有自己独特的概念、问题和理论。”

简单说来，环境美学是美学理论在环境研究领域(Environmental Studies)的运用，是以环境审美(Environment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为研究对象的美学。最初关心环境美学问题的不是美学家，而是地理学家、环境设计者、城市设计规划师等；引起他们兴趣的也并非纯粹理论探讨，而是对于环境审美质量的评估。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环境的审美质量日益下降；环境的审美价值开始被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诸多价值形态一起进入到相关领域的学术视野。从这种背景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一部以《环境美学》为题的专著(限于笔者的阅读范围)，在其第一篇论文的开头部分就提到了著名城市设计师麦克哈格的经典性著作《设计结合自然》。论文指出：“关于自然审美属性之力量的观念，一直渗透和影响着自然保护运动(conservation movement)的思想和行动。这些观念也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得到了表达与认可。当前，这一领域的重要影响之一来自麦克哈格的著作。在其最著名的著作(原文注释为《设计结合自然》，1969年)中，他有力地证明了环境对于健康与平和心情的影响。”

概括地讲，环境可以区分自然环境(naturalenvironment)和人建环境(buih environment，一般翻译为“建成环境”)，而人建环境又可以区分为田园(rural environment，农村环境，当代西方称为“农业景观”)、园林(garden)、城市(最大、最复杂的人建环境)以及室内环境。这样，我们按照从自然到人化程度的高低顺序，总体上将环境区分为自然(山林)、田园、园林、城市、室内等5类。而“环境美学思想”是关于如下3个方面的思想观念与理论学说：1．如何对环境进行审美鉴赏；2．如何理解环境的审美功能与审美价值；3．如何美化环境。

二

从这样的理论前提出发，我们首先遇到了“重写中国美学史”的问题一能否书写一部“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无疑是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学学科自然也不例外。西方美学给中国美学史研究提供了理论视野、进入问题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我们对它有时学习得不够充分，有时又试图突破其约束，其间的利弊得失尚待认真反思和清理。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学史写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面貌主要由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与刘纲纪合作)、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等著作决定了。在缺乏新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命题的情况下，要想有重大突破，困难重重。环境美学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写的契机，主要有两点值得重视：1．环境美学在进行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对于美学学科、西方美学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提出西方传统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主要与艺术有关。用这样的概念体系来研究不同于艺术的“环境”必然无能为力；2．环境美学的最初发展阶段是“自然美学”，也就是倾向于研究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问题。不少学者曾经批判西方20世纪美学专注于艺术而忽视了“自然环境”，以致美学成了“艺术哲学”的同义词。因此，在考查历史上的“自然美学”时，他们注意到了东方悠久的自然美学传统，并进一步提出环境美学可以促进“比较美学”的新发展。这两点都促使我们反思：此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主要来自何处?中国美学史的主要术语主要来自什么样的研究对象?与西方美学史相比，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特点何在?带着这些新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献进行重新阐释，从而真正地“重写”中国美学史，而不是修修补补或故作惊人之论。

三

研究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如果可行，它的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可能是：通过回答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难题而与之进行富有学理深度的学术对话，从而为丰富和发展环境美学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在现代科技观念的清洗下，西方形而上学遭受了重创，一般认为，自然世界只不过是可以度量、利用的“自然资源”，只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那么，如何理解自然的“审美价值”?著名环境美学家、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就提出了面对环境时“如何欣赏、欣赏什么”的问题。他的解决途径是借助现代科技知识，他认为，如果我们对于一种自然现象具有了足够的科学知识，我们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对之进行审美欣赏。这种观

点显然混淆了“科学认识”与“审美”这两个范畴，国内学者彭锋对此已经有过批评。

其实，中国传统的自然美学所提出的“以玄对山水”、“游目畅神”等观点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审美的真谛。面对自然山水时，观赏者的目的并非要认识其地理构造或矿产含量，而是为了“游目畅神”而获得审美愉悦。“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样的境界创造只有在两方面同时满足时才能达成：从观赏者的角度说，他必须“以玄对山水”才可能产生相关体验；从所观赏的对象来说，“山水以形媚道”必须成为思想预设。总之，中国传统的自然环境审美体验中有深厚的“道”、“玄”的成分。没有相关的形而上学预设，诸如庄、玄、禅的思想学说，中国传统美学的主干将荡然无存。

当然，这绝非说中国传统美学尽善尽美了，完全不是这样。作为学术素养深厚的哲学家，像卡尔松这样的环境美学家对于形而上学肯定有着一定的了解。他之所以在自己的环境美学理论构建中排斥形而上学，很可能是因为形而上学本身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形而上学如何应对现代科学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再像我们的先贤往圣那样，简单地论断“山水以形媚道”就罢手了；我们必须说明：山水如何“以形媚道”?山水所媚的“道”到底是什么?这些思想能否经受现代科学观念的严峻洗礼?这些可能发生的质疑，无疑是对于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的严峻挑战，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如果我们无力回答这些难题，我们或许可以照样书写中国美学思想史；但是，与西方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必然成为空谈，最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而已。

四

发掘、丰富当代生态智慧，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的主要价值，并且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思想主题。

笔者认为，西方其实有两种形态的“生态智慧”，一种的英语表达是Ecosophy，另外一种的英语表达是ecological wisdom。前者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于1973年提出。作为深层生态运动(deep ecology movement)的思想基础，它主要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一种倡导“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奈斯哲学的来源主要是斯宾诺莎、佛学和甘地学说。在其思想系统的最高层面“终极预设”上，奈斯将道家、基督教和他自己的“生态智慧T”(Ecosophy T)并列在一起，表明不同的形而上学思想之间可以展开符合生态精神的平等对话，从而发展出形态更加丰富的生态智慧。

另外一种形态的“生态智慧”则是与“生态规划”或“生态设计”(eeological planning or design)相连的思想理念，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设计系的创始人、景观设计师伊恩·L·麦克哈格(Ian L.McHarg)。他于1969年发表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提出了“生态规划”概念。麦克哈格超越了园林之墙，发现了整个自然都可以视为一个园林。他提出：我们应该结合自然来规划和设计，应该运用生态学来激活环境设计艺术(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arts)，应该追随自然的引导。著名城市设计师、哲学家芒福德为此书郑重作序，在追溯西方自然观念之后，称赞麦克哈格的生态设计思想对于重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该书是当代第一部将科学与诗性写作结合的著作，其第一章“城市与乡村”是一篇典型的“环境体验”(environmental ex-perience)。作者用诗意语言叙述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多次环境审美体验，突出强调了宁静优美的自然环境对于他恢复精神与身体健康的决定性意义，并明确指出自己学术著作的目的是“希望使滋养我的态度、哺育我的探索的经验复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生态规划”理念根植于作者的环境审美体验。

麦克哈格家门口有两条路，一条通向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西南部克莱德河上的一个城市)，另外一条则通向第五峡谷和西部高地的原野和乡村，他喜爱乡村而厌恶城市。“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环境想像”形成了麦克哈格学术思想的“原型”：城市代表着拥挤、肮脏、病态，乡村则意味着优美、宁静与健康；城市需要乡村环境的自然美来救治。令人惊奇的是，麦克哈格青年时期的亲身经历有力地佐证、强化了他的童年记忆。二战期间，麦克哈格服役于英国伞兵旅。意大利残酷的战场环境与地中海沿海乡村的优美风景形成了尖锐对比，可以视为城乡对比的延伸。麦克哈格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回到故乡，原来优美的自然环境已经被四处蔓延的城市吞噬。他又身患肺结核，在当地医院治疗了6个月后丝毫不见好转。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去了瑞士疗养院。奇迹发生了：麦克哈格不久自然而然地痊愈，在自然中获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新生。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后，麦克哈格深情地写道：“这是一个有力的素材——一种铭刻了如下信念的体验：太阳和大海，繁盛的果园，群山和白雪，原野和鲜花，证明了精神也证明了肉体，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出于本能，我偏爱乡村而不是格拉斯哥城。我的切身体验确证了我的本能。”在重申了自然的伟大力量与重要性之后，麦克哈格宣告：“我们的眼睛不但不把我们从世界分隔，而且还把我们与世界连为整体。让这一点广泛知晓并成为事实，让我们抛弃简单地分隔而走向统一。让我们抛弃我们一贯的自我毁损，表达出人与自然的潜在和谐。世界非常丰富，我们只需要一种源自理解的敬重来完满地实现人类的承诺。人类是一种独特的有意识的动物，他能够感知和表达。他必须成为生物圈的乘务员。而要这样做，它必须结合自然来设计。”

麦克哈格终生探索人类与自然的新统一，这均由其早年的环境体验和想像激发灵感。比如，1957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开设了题为“人与自然”新课程，选课的学生多达三、四千；1963年正式发表学术论文，题目依然是《人与自然》。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人类与自然，西方与东方，白与黑，……论文还从历史发展角度批判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神人同形一人类中心”，批评它已经成为人类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那么，为什么生态规划理念所包含的生态智慧与环境审美体验有着内在关联?

智慧学说是哲学上的重大而艰难的问题，笔者这里无意、也无力探讨，只愿意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明自己的理解：智慧=知识+体验(experi-ence，也译为经验)；生态智慧=生态学知识+环境体验。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体验，特别是其中的审美体验最有可能将环境理解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鉴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内有学者在了解到西方深层生态学之后，很快地称中国传统哲学为“深层生态学”。如果说西方智慧的主导方法是数学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智慧则基于“观天地之象”——一种近似于环境审美的活动。

特别是，麦克哈格对于人类特性与使命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名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类的特性在于其意识和表达能力，其使命与责任在于“参天地之化育”。从强调自然优先、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与麦克哈格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但是，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麦克哈格具有现代生态学知识，并且在西方景观设计学术传统的培养下，获得了一整套将自己“结合自然”的设计理念付诸实施的方法；中国传统思想所能够提供的只是设计理念方面的启发。根据我们上文的公式，中国传统智慧缺乏现代生态学知识。所以，从环境审美体验的角度可以说，研究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有助于我们丰富当代生态智慧；同时，要高度警惕不加辨析地声称中国环境美学就是“生态智慧”，尤其要警惕由此而产生的所谓“民族文化自豪感”——“我的祖先如何如何”。

作者：程相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