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环境影响论文

摘要：针对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弱化现象，选取消费者权益、员工权益、环境保护和商业贿赂等领域的多个典型案例，以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全球企业公民理论为基础，分析相关原因。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环境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环境影响论文 篇1：

标准化营销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本文将标准化营销的影响因素分成八类，包括跨国公司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监管环境、技改力度和速度、习俗和传统、客户的特点、营销基础设施、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以及竞争强度，建议测量这八类因素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相似度，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环境因素对营销标准化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影响因素；跨国公司；标准化；国际营销战略

一、从子公司的角度看营销战略标准化与适应性

国际市场营销战略的重要性在于能提升经营业绩（Samiee和Roth，1992）。标准化营销既方便管理，又能产生经济效益，这使标准化策略对跨国公司产生吸引力（Douglas and Wind， 1987），特别是对那些奉行全球战略的公司（Johansson and Yip， 1994）。

尽管标准化可以带来规模效益，但当它与东道国市场的需求（Yip，2003）不一致时，这有可能导致销售不理想。虽然已有了一些标准化或本土化营销战略对绩效影响程度的研究 （Jain， 1989； Keegan， Still，and Hill， 1987），但这样的研究数量非常有限。

对标准化营销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有时会相互矛盾。例如，一些研究表明，绩效因为跨市场（O’Donnell and Jeong， 2000； Szymanski， Bharadwaj，and Varadarajan， 1993）的标准化策略得到增强，而另一些学者揭示标准化营销和绩效间无关联（Albaum and Tse， 2001）。还有一些研究报告某些营销方案的标准化和绩效（Shoham，1999）成反比关系。研究者往往试图建立标准化战略（或本土化）和绩效之间的直接联系，假设标准化（或本土化）是一种优化的策略（ Johansson and Yip， 1994）。

有理论认为一个特定的营销战略是否恰当，可以用其与环境的“一致性”或“匹配”程度来衡量（Drazin and Van de Ven， 1985； Lukas， Tan， and Hult， 2001）。营销战略与环境之间的良好配合对绩效（Venkatraman and Prescott， 1990）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先前的研究通常从总部的角度解决标准化（或适应性）营销的问题。我们建议将子公司的活动作为研究重点，并采用合适的战略框架，以了解在子公司层面的国际营销策略的绩效。最近的研究强调了在全球运营的子公司日益增强的战略作用（Delios and Beamish， 2001； Hewett and Bearden，2001），因为这会提高跨国经营的灵活性（Bartlett and Ghoshal， 1991）。例如，惠而浦鼓励其附属公司进行在地方一级产品和工艺创新，以期提高其全球竞争力和表现（Govindarajan and Gupta，1998）。

从总部的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整体营销业务，这可能涉及范围广泛的异质性的产品和市场。这在概念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跨国公司的不同产品的市场营销策略和业绩的关系表现出巨大差异。一个特定的营销策略可能不会在跨国公司的所有市场表现出相同的业绩水平 （Ghoshal and Nohria， 1989）。

因此，从整体企业层面研究市场营销策略和业绩的关系，将有可能导致调查结论的混乱。

为了获得对国际营销策略、环境影响和绩效三者关系的更精确的评估，我们有必要专注于跨国子公司的运作，即在一个特定的东道国市场，通过当地子公司销售特定产品（Hewett and Bearden， 2001）。

二、营销战略契合的理论基础

战略契合的概念提供了这项研究的理论基础。战略契合要求公司的战略（Venkatraman，1989）与其环境之间要保持一致。其核心命题是营销战略与环境匹配时会带来较高的业绩（Lukas，2001）。匹配的概念在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领域（Zajac，Kraatz和Bresser，2000年）起到关键作用，并关系到一些市场营销的基础性研究（Hambrick， MacMillan， and Day， 1982）。

将公司的环境作为外生变量，并调整市场营销战略和组织形式，以匹配市场环境（Walker和Ruekert，1987）。

Day（1999）提出了市场驱动型组织的基本论点，业绩是一个公司战略和它的环境匹配的产物，需要设计和实施适当的营销策略。

战略契合提供了一个给定的国际营销战略绩效评价的基础。学者们早就认识到与内外环境相匹配的营销策略对公司运作的重要性。Jain（1989）指出环境因素影响国际营销方案的适用性。因此，战略契合的理论框架已获得一定的关注。

Lemak，Arunthanes （1997）指出，较高水平的市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全球性的战略是否适合其独特的环境。营销战略与其环境相匹配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学者们对标准化或适应性营销战略的驱动因素有大量的研究，但国际营销策略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贫乏。

标准化或适应性的国际营销方案并非必然更加优秀（Hewettand Bearden， 2001）。实证研究结果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这可能是由于仅研究了营销策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联系。

市场营销战略领域的业绩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组织输入和输出的各种观察和评估（Bhargava， Dubelaar， and Ramaswami， 1994；Chakravarthy， 1986）。业绩是一个多维的建构。学者们呼吁采用多维结构来测量绩效（Bagozzi and Phillips，1982； Katsikeas ， 2000）。

三、标准化营销的营销因素

我们专注于子公司层面的营销标准化程度和考察实际的国际营销方案，并从子公司管理的角度，研究战略和环境之间的契合程度对业绩的影响因素。根据文献回顾和现场访谈，我们认为有两套因素影响营销标准化程度：

第一，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经济、政府监管和技术因素和跨国公司运作的环境。

第二，微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客户特征、营销基础设施、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及竞争强度。

1.宏观环境因素和标准化程度

（1）经济环境，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经济环境的相似性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正相关。

东道国市场的经济环境影响市场潜力，以及对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它反映了生活水平和就业，反过来，在产品方面影响客户购买的优先权，即消费者认为必要的或希望拥有的产品，以及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和愿意支付（JAIN，1989年）的价格。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影响企业的成本结构，因为它和原材料、劳动力和运作本地制造业务（Samli， Wills， and Jacobs， 1993）所需要的资源的成本息息相关。

母国的经济状况和东道国市场相似时，可以实施标准化战略（Sriram和Gopalakrishna，1991）。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是否可以开发集群的跨国市场。经济的相似性是标准化营销计划的基础（Sethi， 1971； Day， Fox， and Huszagh， 1988）。

（2）监管环境，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监管环境的相似性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是正相关的。

相似的法律法规是有利于标准化战略，但是，法律和法规在各个国家（Harvey， 1993； Yip， 2003）经常有所不同。比如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无形和有形）的规定、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和法规，以及涉及的技术标准，包括必须或不能在产品中使用的成分（Boddewyn and Grosse， 1995）。 文献表明，在不同国家法律和规章的差异是部署标准化策略主要障碍（Cavusgil， Zou， andNaidu， 1993）。

（3）技术强度和其更新速度，技术强度和更新速度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是正相关的。

高科技产品适合于全球营销标准化（JAIN，1989年），技术强度和国际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正相关（Cavusgil和ZOU，1994年）。此类产品具有快速的淘汰率，因此，企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来为每个市场定制策略（YIP，1989）。这种情况下需要迅速进入潜在市场。同时，新的技术需要新的生产平台（即新装备），这往往很昂贵，并且需要大规模的生产才能有利可图。例如，每一代集成电路（内存，处理器）会变得更密集，要求有最先进的技术和设计，以及无尘工厂用于生产的新设备，对温度和湿度进行严格控制。在全球范围内集中生产、统一使用和高科技产品的收益使它们适合标准化（PORTER，1986）。

（4）风俗和传统，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文化的相似性是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正相关的。

国际商业文化凸显顾客的价值观、信念、态度、教育、审美偏好，这影响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Hill and Still， 1984； Aydin and Terpstra，1981）。所以跨市场间的文化相似性是标准化战略成功的一个关键要求。执行标准化营销战略时，只要消费者共享重要的习俗和传统即可，客户背景和偏好不需要完全相同（Jain，1989年）。

2.微观环境因素和标准化程度

（1）客户特点，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客户特点相似性，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正相关的。

消费者的要求和评价之间的相似性有利于标准化营销（Douglas and Wind， 1987； Yip， 1997）。

在东道国市场上，制造更便宜的产品，以适应客户对价格的敏感度，往往会阻碍产品的标准化营销。

进行标准化营销时，如果忽视跨市场细分，企业会失败（Samiee和Roth，1992）。跨市场客户购买特点的差异可能要求对营销方案进行部分修改。日本父母偏爱更频繁地更换其婴儿尿布。因此，宝洁不得不设计出吸水较少的尿布，并相应修改其在东道国的市场推广计划。

（2）市场基础设施，市场营销基础设施在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相似性，是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正相关。

市场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似性对制定可行的标准化营销策略起关键作用。当东道国市场内有与母国相似的中介服务、研究机构、媒体、及后勤保障，会使高程度的标准化成为可能（Jain， 1989；Yip， 1989）。与此相反，市场基础设施的可用性、成本、以及这些机构的能力的差异妨碍使用标准化策略（Douglas and Wind 1987； Harvey， 1993）。

如果分销网点的数量、大小和分散指数不相同，可能需要在分销策略、促销方法、批发和零售的利润、价格和折扣结构、以及产品设计和包装方面作一定程度的调整（Samiee，1993年）。

（3）产品生命周期，母国和东道国市场产品生命阶段的相似性是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正相关的。

如果客户都同样熟悉该产品，并表现出相当类似的需求水平，标准化将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也就是说，该产品是处于生命周期中的相同的阶段。但是，在对该产品的利用和需求模式处于不同的阶段时，企业可能不得不调整其策略，以适应当地的市场情况。

（4）竞争强度， 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强度水平的相似性是与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正相关的。

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度可以显著影响企业的国际营销策略。Cavusgil（1993）报告说，竞争强度会导致营销的适应性。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时，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改变营销策略，以适应当地市场环境（yip，1989年）。

四、环境因素对营销标准化影响程度的测量

业绩是在评估特定的策略的适用性时一个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尽管国际营销策略（jain，1989）对业绩影响的重要性，该主题仅得到有限的实证，尤其是在跨国公司的背景下，结论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特定公司的营销策略取决于该计划实施的环境（Dess， Lumpkin，and Covin， 1997； Miller， 1986）。

为深入研究环境因素的相似性对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的影响程度，现做出如下定义：

1.经济环境（ECON）包括三个项目，用于测量跨国公司的母国和东道国的市场环境之间的经济条件的相似程度。包括工业发展水平、客户的购买力，以及通信基础设施（Jain，1989），。

2.监管环境（REGUL）包括四个项目，描述了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法规相似的程度，包括具体市场的技术标准、环保法律、保护公司的法规和保护客户的规章（Baalbaki and Malhotra，1995； Johnson and Arunthanes， 1995）。

3.技改力度和速度（TECH）包括三个项目，用于评估技术强度和行业变化的速度。包括：跨国公司所在行业的技术密集度、科技的日新月异，和技术发展提供的机会（Cavusgil，1993； Samiee和Roth，1992）。

4.习俗和传统（CUTRAD）包含四个项目，评估国内外市场之间的习俗和传统的相似程度。该项目是客户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审美喜好以及教育程度。

5.客户特征（CUST）包含四个项目，描述了客户的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同质化。该项目是客户的要求、产品评价标准、对价格的敏感度、以及购买习惯（Cavusgil，1991）。

6.市场基础设施（MARK）包含五个项目，评估跨国公司的母国和东道国的营销基础设施的相似程度。项目包括市场研究机构和分销商、广告媒体的可用性、分销渠道的能力和中介机构（Douglas and Craig， 1989）。

7.产品生命周期阶段（PLC）是单项目，研究产品或产品线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生命周期阶段的相似性Johnson和Arunthanes，1995）。

8.竞争的强度（COMP），研究跨国公司的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竞争强度的相似性程度。项目有价格竞争强度、竞争者在这一产品领域的成长速度及促销战的频率 （Jaworski andKohli， 1993； Johnson and Arunthanes， 1995）。

可以用回归分析来测试我们的研究假设，并考察环境因素对营销标准化的影响程度。为此，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1= A1+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ε （1）其中：Y1=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MARKSTR）

X1=经济环境（ECON）； X2=监管环境（REGUL）；

X3=技改力度和速度（TECH）；

X4=习俗和传统（CUTRAD）；

X5=客户的特点（CUST）；

X6=营销基础设施（MARK）；

X7=产品生命周期（PLC）的阶段；

X8=竞争强度（COMP）。

这项研究从子公司的独特角度来看所有主要的营销组成部分，包括相似（不同）的经济环境、监管环境、技术强度和速度、习俗和传统、客户特点、营销基础设施、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竞争强度，因为这影响到跨国公司标准化（本土化）营销策略的部署。

五、跨国公司营销策略的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跨国公司使用最大程度的标准化国际营销战略。这方面的证据与跨国公司的全球营销策略最新的研究是一致的。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跨国公司追求标准化的产品策略。例如，大的跨国公司，像固特异和劲量来自美国，瓦尔塔（Varta）是德国品牌，其子公司遵循母公司的产品规格书和品牌政策，因为：（1）他们的产品满足不同国家的同一类客户的需求，而且似乎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2）这些公司追求全球统一的企业和品牌形象。在汽车行业，就像他们的母公司一样，向福特、大众、本田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在这种情况下，母公司大量投资于研发，以开发新的、高性能的产品 （Douglas and Wind， 1987； Yip， 2003）。

应当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可能会使用定制的产品策略。跨国公司往往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市场足够大，可以为其单独设计和开发此类产品。日立与西门子，部署高度定制的策略，他们的信息技术产品的目标是服务于大型企业客户（如银行，汽车制造商）及其境外子公司，专注于通过优化产品的应用，提供集成的客户解决方案。同样，英国的Playtex，是美国跨国公司Sara Lee的子公司，设计生产女装产品，以适应当地市场的偏好。

管理者应该明白，一个特定的国际市场营销战略是否恰当，是否应标准化或本土化，或者使用两者之间的任意组合，是战略与环境相配合的结果。跨国公司营销策略是动态的，不一定会限期地保留一个给定的营销策略，营销策略的标准化程度是有可能变化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和管理偏好促使跨国公司在不同市场使用不同的营销战略。有证据表明，跨国公司的营销战略可能从局部标准化向完全标准化进行切换，也可能反过来更改为适应性营销战略（Nelson，1994）。营销战略的调整，主要是为提升公司绩效。

子公司管理人员需要能够在国际营销战略和环境不匹配时对标准化程度进行调整。这意味着要灵活配置内部资源。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纵向的研究设计，了解战略配合、国际营销标准化和业绩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 Boddewyn J， Grosse R. 1995. American market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ndardization’s uneven progress（1973–1993）.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9（12）：23–42.

2 Campbell DT. 1955. The informant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339–342.

3 Cavusgil ST， Zou S. 1994. Marketing strategy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mpirical link in export market ventures. Journal of Marketing 58 January： 1–21.

4 Ghoshal S， Nohria N. 1989.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0（4）： 323–337.

5 Ginsberg AN， Venkatraman N. 1985. Contingency persp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 421–434.

6 Govindarajan V， Gupta A. 1998. Mastering global business：turning global presence into glob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inancial Times 6（February）： 4–6.

作者：赵卫灿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环境影响论文 篇2：

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基于多案例分析

摘 要：针对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弱化现象，选取消费者权益、员工权益、环境保护和商业贿赂等领域的多个典型案例，以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全球企业公民理论为基础，分析相关原因。跨国公司与消费者、员工之间能力不对等，其面对CSR方面的制度压力不充分以及本土制度环境相关因素构成CSR弱化的主要原因，有必要推进本国制度建设，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提升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水平。

关键词：社会责任弱化;能力不对等;CSR动因;制度压力

引言

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商业贿赂猖獗、不公平待遇等全球社会问题凸显，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跨国公司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理应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楷模，然而在华跨国公司CSR方面的一些不良行为，例如侵犯劳工权益、实行双重标准、商业贿赂等，严重损害东道国的利益，形成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

O.Shelton（1924）在《管理的哲学》中首提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将道德责任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陈宏，2009）。20世纪70年代，Carroll（1979，1991）建立了著名的“金字塔”模型，在企业赖以生存的经济责任基础上，依次增加了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三个层次。这一理论从企业自身进行了细致的剖析，CSR概念得以深化（Elena Avram，2014）。20世纪90年代，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广泛接受，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扩大到与企业利益息息相关的消费者、雇员、竞争者、非政府组织等群体（盛斌、胡博，2008）。与此同时，其他的衍生概念也相继出现，如企业社会绩效、商业道德、社会营销等（Salmi Mohd Isa，2012）。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地位凸显，关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改善社会现状，是实现道德目标的基本路径，但企业CSR更多还是基于战略目标，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品牌忠诚度，加速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改善企业绩效（陈玉保，2013）。企业内部因素驱动跨国公司主动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其实现具有一定的自愿性（Geoffrey  B.Sprinkle，Laureen A.Maines，2010），与此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必将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Elena Avram（2014）提出用平衡计分卡来测量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的成本与收益，帮助企业选择更经济的商业战略。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如员工、消费者、供应商、非政府组织、竞争者等）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出于在东道国合法性（Elena Avram，2014）方面的考虑，会相应提高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利用东道国资源的同时，满足东道国的社会需求，减少不利影响，至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下限（而其上限则很难确定）（陈诗阳，2007），即完成与东道国的“社会契约”，实现“全球企业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然而，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同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和实现程度不同（周俊，2007），国际组织对社会责任尚未形成全球适用的标准和规则，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的实现度与严格度都低于母国（李秉勤，2009）。一些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违背CSR准则（陈宏，2012），导致东道国公民对其期望打折，谴责和诉讼不断增加。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已有4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弱化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已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跨国公司以邻为壑的政策（刘细良，2009）、不良的绩效观念（高兆明，2006）、外部监督体系不完备（陈汉辉，2011）、制度不完善（Felipe de Castro，2012）等，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本文将从东道国制度环境角度，力图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进行探究。

二、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的多案例分析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慈善、员工利益、消费者权益、生态环境、战略投资、商业贿赂、R&D等方面。跨国公司在华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普遍高于中国本土企业，其大量慈善捐赠及公益活动、战略投资、R&D全球战略，对东道国具有积极影响。本文结合“利益相关者”、“社会契约”、“企业公民”理论以及跨国公司在华的现状，选择消费者权益、劳工、生态环境和贿赂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论文以消费者权益中食品安全和零售业销售不合格商品为子维度;员工权益则选择中国典型的代工行业角度;生态环境的分析集中于环保违规方面;贿赂方向则以电子类和医药业进行为例。在查阅大量文献和媒体报道资料基础上，选出从2007—2014年的31个典型案例（附录略），进行多案例分析。

（一）消费者权益

基于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影响，企业应当优先考虑消费者权益问题，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时，消费者会增加其对企业的忠诚度。 跨国公司作为致力于全球经营的企业，产品标准理应严格，然而跨国公司被中国消费者投诉的案例越来越多，近几年达到了一个高潮。

2011年，多起惠氏奶粉致婴儿腹泻的事件被曝光。2012年，许多消费者投诉惠氏奶粉中出现白色块状异物，而惠氏则回应“奶粉生产不会出现问题，不排除是消费者自己的原因，除非消费者有足够证据证明”，这种推卸责任行为激怒了广大消费者。2012年，可口可乐“含氯门”也引起广泛关注，4月17日有报道指出可口可乐公司因管道改造，致使消毒用的含氯处理水混入公司9个批次价值约500万元的可乐产品中，事发当日可口可乐公司予以否认，声称产品一向安全、高品质，而在调查期间，公司以维修电脑为由删除了部分相关生产记录和全部的电子工作邮件，直到4月29日，公司才承认操作失误。可口可乐对含氯产品流入市场的“承认”、“致歉”和“宣布回收”，在舆论强压下如挤牙膏般断续推出，业内人士均称“大跌眼镜”。2013年北京肯德基、麦当劳被查出冰块菌落数过高，引发了消费者对“洋快餐”的担忧。检测结果显示，肯德基、麦当劳食用冰块菌落总数高达2 000个/毫升，高于国标19倍，高于马桶水箱水12倍，而肯德基、麦当劳在道歉之后仍出售带冰饮料。

在中国，食品安全一直备受关注，大量曝光的“地沟油”、“瘦肉精”、“转基因”等问题，反映出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2013年，发改委反垄断局对合生元、多美滋、美赞臣、惠氏、雅培、富仕兰（美素佳儿）等洋奶粉企业进行价格反垄断调查，并对6家乳企开出了6.7亿的罚单。中国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名牌产品支付了昂贵的价格和预期的信任，得到的却是权益受到侵害。在华国际零售巨头并没有保持其以往的一流服务和质量，反映出其采购模式上存在的隐患、抽检和对食品安全把的控上存在失职以及问题处理上的懈怠，对消费者投诉的回应也显得多少有些敷衍和牵强（杨烨，2014），在追逐利润、压低成本的同时，弃消费者利益于不顾，与其宣称的“顾客是上帝”的核心价值观相违背。

中国频繁出现的损害消费者权益事件，为跨国公司降低食品生产标准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是跨国公司“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跨国公司在中国并未承受充分制度压力，跨国公司行为规范不够严格。政府有关部门对跨国公司的审查存在漏洞，大部分事件都是事后审查，而非事前严格监管。同时，对跨国公司的惩罚力度轻，相同情况若发生在欧美国家，则会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甚至被判罚关门（李欣，2014）。行业协会也没有起到及时监管、规范企业的作用。而中国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充分，消费者维权渠道不畅通。消费者普遍缺乏维权意识，少部分意识较强的消费者又缺少维权能力，与跨国公司能力不对等（Calvano，2007），难以对跨国公司形成压力，监督作用有限。

（二）员工权益

富士康的“连跳”事件引起了社会对于“劳工权益”问题的关注，然而“连跳”事件仅仅是跨国公司侵犯劳工权益的冰山一角。跨国公司的高利润是由中国工人的血汗筑成的。2007年苹果中国代工厂女工平均每天工作15小时，每月获得的收入仅为27英镑。2010年阿迪达斯在福建、广州等地的工厂每月加班工作量高达92小时以上，而且常常都是无偿超时工作。2011年沃尔玛的员工若没有加班仅能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酬劳。2012年三星则被报过度加班、工作环境恶劣等现象。跨国公司的利润除了企业的技术性优势、行业的竞争地位、企业供应链上的整合优势等，生产加工的低成本是不容忽视的。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跨国公司将本土的劳动密集环节转向中国，然而部分跨国公司并没有按照ISO26000的规则保障劳工权益。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载体，进入东道国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当遵守东道国的社会准则，即社会契约（Che-Fu Hsueh，2014）。联合国全球契约规定，企业应当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集体谈判的权利;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消除童工;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陈宏，2006）。中国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不强。

（三）环境保护

ISO26000中环境主题对减少污染、资源利用效率、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保护四个议题进行了阐述。据此，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准则。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企业公民，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议价能力，应当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然而，为了降低其成本，跨国公司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向发展中国家，且生产过程中环境标准控制不严。2007年爱普生被状告残墨过多，占总量的30%以上，且放任墨盒进入中国江河，造成“流毒天下”;2008年巴斯夫则被绿色和平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华对排污采用双重标准;米其林、嘉士伯、联合利华在华污染问题严重;2011年，康菲公司的油田漏油事件更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6月漏油事故发生以后，康菲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不顾政府的停产要求持续作业导致出现新的漏油点，对漏油点的封堵工作不够彻底，且对此事件处理的态度反复，数月后才进行道歉，而其漏油事件的原因是C20井钻井设计出现重大失误，且违反经核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进行作业。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不断重视，跨国公司在华的环境污染问题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这一趋势从侧面说明，东道国法律环境不断完善，对于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问题有一定的影响。同时，联合国全球契约在环境方面也给出了一些准则。此外，第三方机构以及社会公民的有效监督也对于跨国公司责任的履行也具有现实意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跨国公司提升CSR水平。

（四）商业贿赂

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快速扩张，商业贿赂也逐渐打破国界，成为全球问题。联合国于2003年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为国际反腐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支持。各国也分别制定了反海外贿赂法，防止本国跨国公司通过行贿进行权力寻租。但跨国公司为获得竞争优势，依然“铤而走险”，以致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2007年朗讯在华贿赂受到重罚，同年西门子为了获得大型合同在华行贿达到4 900万欧元。2011年，IBM通过提供旅游、娱乐、礼品及现金酬劳等方式行贿中国官员。在医药行业，2007年赛诺菲公司通过向医生给付“研究经费”等方式进行商业贿赂，通过医生处方来提高自身销量。2010年，强生公司在多国贿赂以换取市场份额、巴奥米特在华行贿以获得医疗器械合同。2013年葛兰素史克利用贿赂手段谋求不正当的竞争环境，导致药业价格不断上涨。同年，诺华公司的医药代表被其领导要求“用5万元买50支销量”来行贿医生。

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逐年增加。以医药行业为例，学术营销、非法走票等行为早已成为行业通用操作，跨国医药企业往往实行“带金销售”，单纯从个人业绩来对医药代表进行评估和奖励的行为，迫使医药代表为追求个人利益进行行贿，上级的默许更是助长了这种行为。跨国公司管理过程对外缺少透明度，为其行贿提供便利。

从外部环境来看，不完全的市场竞争和薄弱的法律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充斥商业贿赂的典型国家（Wilhelm，2002）。法律缺乏对在华跨国公司行为有效的约束，中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相差甚远（卢建平，2006），跨国公司在华被查处可能性较低、违法成本较低。中国对葛兰素史克贿赂罚款在500～1 000万美元之间，不足其在华销售收入百分之一，而葛兰素史克则以退出中国相威胁，迫使中国降低罚款。

三、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程度的制度性探讨

格雷夫认为制度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人为的、非物质的社会因素所构成的系统（吴练达，2010）。制度是理性人行为的结果，用以规范整个市场而非单个企业的行为。这里的制度既包括了法律、政策、行业准则，也包括了观念和意识。制度会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周中胜，2012），企业为获得合法性，往往在适应已形成的制度环境的前提下，理性地选择自身的行为，权衡收益和成本。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法律体系、市场制度等处在不断演化之中，给跨国公司弱化社会责任提供了选择空间。我们从法律体系、市场制度、竞争者、行业准则、舆论监督五个方面对跨国公司CSR弱化进行制度性探讨。

中国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标准低于跨国公司母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周中胜，2012），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底线降低。部分法律条款存在缺陷，难以对跨国公司的行为形成约束。已经建立的法律则缺少权威性和有效性（高兆明，2006），司法机关执法力度不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条文，仅从宏观层面对企业作出规定，而没有具体对各行各业的企业行为进行规范（沈齐泰松，2012）。法律环境的不健全还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承担责任的企业其权益没有得到保护，弱化社会责任的企业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从而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整体下降。

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成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多，阻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面对市场化不充分的现状，为了获得订单和市场机会，跨国公司往往会选择权力寻租这条捷径。而政府单纯追求GDP错位的政绩观，对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相对宽容，导致了跨国公司愿意为此“铤而走险”。

跨国公司规模巨大、实力雄厚，能够在中国市场上确立地位基础并迅速扩张，其世界知名的品牌更是可以吸引无数的中国消费者，使得本土企业能够与其在同一平台竞争的角色寥寥无几，难以成为跨国公司强有力的挑战者。与此同时，各地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刺激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无形中给予在华跨国公司以特权。

行业准则是对整个行业相关企业行为的具体规定，是企业应当遵循的标准。由于缺乏强制性，在中国行业准则往往形同虚设，对本土企业都无法形成约束，更难以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而行业协会作为介于政府、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其力量十分薄弱，监督作用有限。

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相对缺乏，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跨国公司和公众地位不对等，中国的消费者、员工依旧处于劣势地位。跨国公司常常通过差异化的“信号策略”（周中胜，2012）误导消费者，如用大量的慈善掩盖损害消费者、员工的行为，误导公众，削弱公众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媒体，只能局限于事后报道，力图将事件真相传达给公众，并无约束跨国公司的能力。

结语

全球化为各国发展带来机遇，也伴随着增长可持续、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一系列挑战。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企业的代表，应当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典范。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探究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对于完善本国制度环境，规范跨国公司在华行为，提升本国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制度改革深化，法律环境逐步完善，市场体系日渐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应得到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久发展与繁荣，将为全球社会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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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尹希旻 樊倩宇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环境影响论文 篇3：

透析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基本问题

摘 要：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跨国公司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企业道德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问题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讨论跨国公司所面临的企业道德问题及其对策。

关键词：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是跨国公司进行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着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同时也是全球性的经济实体，它的存在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相对于被投资国而言，跨国公司能够为其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基础，除此之外，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但是，也存在某些跨国公司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无视当地的法律法规，采取商业贿赂、雇佣童工、非法避税破坏环境等多种手段损害东道国的利益。本文认为能否履行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经营的重要标准，也是符合跨国公司长远问题的战略性问题。

一、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现实意义

跨国公司产生于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萌芽阶段，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是其迅猛发展阶段，而且随着生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以及直接对外投资的迅猛增长，跨国公司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提到跨国公司，我们就会想到这些相关词汇—实力雄厚、技术先进、高质量产品和优质服务等等，因此大家对它的信任度很高。而且消费者还把这种高信任度给予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企业。然而近年来，随着披露那些在中国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弱化其社会责任的事件，跨国公司现在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肯德基的苏丹红、宝洁SK—II被诉含有害成分、雀巢奶粉碘含量过度超标等多起跨国公司无视企业道德的事件进行了曝光。可以这么讲，由来已久的歧视性经营，是跨国公司品牌危机频频发生的内在根源。”从上述事件来看，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跨国公司的企业道德现状令人堪忧。

企业道德是指在企业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中，凭借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准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综合。前段时间“苹果中国污染”事件又成为一则新的社会舆论。富士康—太原工厂主要是给苹果制造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外壳，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废气污染。武汉—苹果的PCB（印制电路板）供应商之一，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厂东侧有一条通向南太子湖的水渠，整条水渠都流淌着乳白色的液体。这些污水也就要流入长江。这一事件再一次说明了企业道德的缺失。

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企业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话的直接受益人，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减轻经济全球化的许多负面影响。

二、跨国公司在生产和经营中的企业道德问题

1、单纯追求公司利润的行为

追求利益是公司设立的目的，但是一味地只知道追求利润而不顾其他的行为是不对的，有两大方面：一是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自己的利益而选择非法避税。跨国公司非法避税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东道国税收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二是商业贿赂，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事件呈上升趋势。大量商业贿赂案件曝光后，在华的跨国公司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辩解，他们声称中国的投资环境和母国存在很大的差异，商业贿赂是经历领域的“潜规则”而腐败行为更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跨国公司行贿有着深层次的内部动机，那就是追求高额利润，而中国社会商业环境存在缺陷正是其外部条件。

2、忽视道德的生产经营活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侵犯劳工利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成为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驱动因素，因此就普遍存在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最低的工资和福利。其次，违反东道国法律也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东道国的市场秩序。有些企业甚至对于有问题的商品不给东道国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这是及其不道德的行为。最后，产品安全不达标、质量不过关也时常发生。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是企业的职责所在。这样的企业难逃法律责任。

三、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成因

1、公司利润和社会责任的矛盾

利润，是指在支付了运行成本后，企业主或者其他项目的投资者所获得的回报。这些净回报或净收益可以通过股息的形式直接分配给业主或者投资者，也可以保留下来，用于商业实体的再投资，以创造更多的利润。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企业违背法律法规、社会公德、企业道德、无视社会责任的最大化，这将会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严重违反了劳动者、消费者、当地环境等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妨碍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和谐发展。这也是跨国公司企业道德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因。

2、公司社会责任

企业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方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社会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财富、效率、经济发展和进步的责任和使命，而且也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良知、信任、道德发展和进步的使命和责任。

目前，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已被广泛接受，主要观点有：第一，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把追求为公司股东们营利作为自己存在的目的，而应当适度地为社会谋取利益，这样企业才能持久发展，才能造福社会。第二，公司企业道德是指公司在谋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并做到从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还要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

四、解决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对策

人类须以道德的方式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与获取活动。这也正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今人们必须提出解决措施，使得这些犯下的错误及时得到弥补，还要警示其他企业不要做违背企业道德的事情。

（1）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自由权、安全权及隐私权；不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语言、民族、政治信仰等原因而进行歧视；尊重个人自由；尊重当地文化价值与标准。

（2）降低对当地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包括与当地经济和发展政策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对通货和国际收支的不良影响；遵守当地有关股权参与的政策；公平缴税；使用当地的原材料；将利润再投资于当地经济建设。

（3）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其中包括遵守当地环境保护法；积极修复公司经营对环境的损害；帮助建立当地环境标准；准确地估算公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建立监测环境影响的标准。

（4）正确雇佣劳工。包括遵守东道国相关的人力政策和雇佣法律；在所需要的领域帮助创造就业机会；提倡平等就业；尽量优先雇佣当地居民；尊重当地集体谈判权利；遵守当地雇佣标准；保障雇员的安全与健康；向雇员提供与职业相关的危害健康的信息等。

希望跨国公司能够积极履行其责任，遵守企业道德，为社会服务。（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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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