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最新经济管理毕业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企业要生存，要搞活，要发展，就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视探索新形势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趋势。传统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生动形象地印证了新趋势的发展。

第一篇：最新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国际上发生了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宏观经济中储蓄投资失衡、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约束条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态势、财政分权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效果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结构失衡;政策效果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国际上发生了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特别是对宏观经济中储蓄投资失衡、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约束条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态势、财政分权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效果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储蓄投资失衡与结构失衡问题的研究

储蓄与投资的失衡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林桂军等详细分析了我国经济中各部门的储蓄与投资的具体状况,研究结果证明,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储蓄大于投资是我国经济近1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一失衡使得经常项目呈现顺差成为必然。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外资的流人具有挤出我国部分国内储蓄、形成资本外流的作用(1995年～2005年间,流人外资额约为我国资本流出总额的56%),也就是说,单从资金平衡角度,我国并不需要引进外资,现有国内储蓄足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外资的流人客观上起到为国内资金创造流出机会的效应。本文的结果暗示,减少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单纯使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等短期政策是有风险的。[1]

邹卫星等从高积累的形成机制、高积累的循环加深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三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原因,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整体经济一系列特征所共同决定,其中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过大。基于财富效用和生产外部性的建模分析发现,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越大,生产外部性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资本比越低。[2]

陈璋等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储蓄率居高不下,并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他们运用一个结构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下储蓄率的变动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后发现,此现象是由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技术进步机制、劳动力过剩和强政府控制力等特定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所导致的。[3]

祝丹涛认为,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结果前者储蓄小于投资,经常项目逆差,净输人资本;后者储蓄大于投资,经常项目顺差,净输出资本。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既造成储蓄“虚高”于投资和经常项目“表面盈余”,又造成资金配置过剩和不足并存,外资变成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手段。通过引人国外高效率的金融中介完成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我们已为此付出不少成本。[4]

项俊波利用1992年～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2年的2.42增加到2007年的4.02,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在增加。[5]

有学者还考察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曹源芳基于1998年～2008年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彼此背离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彼此不成为对方的Granger原因,实体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也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6]

二、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我国2008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对造成价格波动和通货通胀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研究。

CPI与PPI倒挂是此次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尽管CPI与PPI之间的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有多种可能的情形,但是贺力平和樊纲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2001年1月～2008年7月间中国的CPI和PPI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所考察的时期内,CPI是PP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后者经过1～3个月左右对前者的变动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所有的考察期内,在影响以CPI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中,需求方面的因素相对大于供给方面的作用,尽管需求和供给因素都共同地影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走势。[7]

陈建奇的研究发现,非对称供求结构是造成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①我国消费市场具有供给过剩与稀缺并存二重性特征。工业消费品属于买方市场,厂商转嫁商品生产成本的能力很弱;食品及居住类消费品短期内供给缺乏弹性而难以迅速调整供求缺口,外部冲击造成该类商品出现短缺现象,由于该类商品消费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导致消费价格水平迅速攀升,从而主导CPI上涨及消费支出总量同向波动。②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促使投资总水平不断上升,加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PPI的不断上涨。因此,投资需求的拉动是PPI总体增幅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③PPI几乎不向CPI传导,而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驱动和消费持续低迷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宏观通货膨胀调控必须兼顾要素市场与消费市场的非对称供求结构,必须着力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结构性调整。[8]

陈彦斌提出了包含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四种因素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运用2001年第1季度～2007年第4季度的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比GMM估计更具有稳健性,在通胀的四个决定因素中,通胀预期对当前通胀的影响最显著,其他依次是通胀惯性、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9]

卢峰考察若干大宗进口商品经验证据以实证评估输入型通胀论,他发现,虽然结构性因素有一定解释作用,但新一轮通胀的主要根源应是过去一段时期总需求增长偏快和货币供应偏多,需要更多采用货币和其他总量型紧缩措施进行彻底治理。另外,中国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需求增量全球贡献度很高,客观上具有“巨型经济体”地位和影响,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中“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之类假定并不适用,理解中国经济成长具体规律,需要重视和运用大国分析思路和方法。[10]

周其仁认为,对物价指数的结构性分析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通货膨胀。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到超发的货币数量中去寻找原因和治本之策。本轮货币过多的主要原因是开放条件下汇率机制的歪曲。在通胀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物价管制不但不能抑制通胀,而且会因为增加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而损害中国经济增长。反通胀要走釜底抽薪的路线,即校正汇率失衡、从紧控制货币总量。[11]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在充分考察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国际利率的影响以及价格扭曲效应为外部冲击所放大等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VAR模型对外部冲击影响国内通胀的程度和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通胀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他们认为,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调整要素价格抑制投资需求膨胀,以及提高汇率机制弹性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并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将是治理中国通胀的根本途径。[12]

此外,张成思运用格点拔靴估计方法研究了2001年～2007年间中国36个主要城市通货膨胀动态时序的持久性特征,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城市之间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水平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制定通货膨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将不同城市通货膨胀持久性水平的差异纳入考虑范围,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性。[13]

三、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约束条件的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由政府福利函数而得到的政府支持系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在突破贫困陷进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地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4]

李富强等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以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通过数理分析,他们发现,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他们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的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他们的结论是,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15]

刘伟等通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机构变迁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1978年～2006年间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明显,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结构变迁效应的减弱并不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收益将会消失,某些发展和体制因素仍然阻碍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16]

林毅夫等运用1985年～2002年间中国分省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用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衡量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并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构造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以解决银行业结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他们发现,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银行业规模的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造成中国银行体系低效率的原因,不仅在于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而且在于不合理的银行业规模,因为组织规模庞大的四大国有银行在为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缺乏优势。[17]

姜波克等基于结构优化的视角,考察了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的转换,认为,汇率变动具有实际收入效应,居民实际收入的变化会影响需求结构,并进而改变不同产业间的相对价格,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汇率变动在改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当前中国经济特征的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国内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总效应为正,这样,人民币升值进程就会对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积极的作用。[18]

张其仔等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分为资源驱动、劳动驱动、资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等不同的形式,在纳入资源环境因素后,他们对影响工业增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大大高于资本的贡献,我国的工业增长仍属于资源驱动型。我国工业增长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性质还没有完全摆脱资源驱动型的特征。这一特征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对宏观经济政策包及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19]

金培等重点研究了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他们认为,由于矿产资源供给与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较大;而长期约束由于替代和技术的进步可能较小。通过运用矿产资源2001年～2006年的进出口数据,他们估计了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结果发现,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2006年影响经济增长4.96个百分点,估计2007年影响经济增长5.74个百分点以上;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有限,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大约为0.23个百分点。[20]

四、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贾俊雪、郭庆旺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共经历了9轮完整的周期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动明显趋缓,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出现,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的逐步完善。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就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效能发挥的制度障碍,并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完整理论体系。[21]

胡乃武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郭庆旺等人的基本判断。他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其经济波动具有平缓化特征。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平缓化趋势一样,中国经济波动的幅度进一步降低,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间的转换更为平稳,经济波动平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历史背景下,消费者行为理性化、投资冲动减弱、技术冲击强度下降、市场结构完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稳健操作,是构成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的主要原因。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支持下,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趋势将能够继续保持。[22]

刘金全等基于门限自回归模型方法对我国1990年1季度至2007年3季度经济增长率进行研究,识别和检验我国经济周期呈现的基本特征,并对我国经济增长走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三区制门限自回归模型适合于描述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他们进而刻画了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的低速增长——适速增长——高速增长——适速增长——低速增长周期规律;经济周期三阶段性可由拐点8.2和9.71进行划分;通过非线性预测,点预测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将在未来两年内可能出现持续下降态势,但仍会高于10%的高位上运行,而区间预测结果则显示未来12个季度内我国经济增长率将主要在7%～13%的区间运行。[23]

张晓晶基于长周期的视角,通过考察大宗商品价格的百年变化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增长的历史,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周期性调整。文章随后考察了过去30年中国增长的轨迹,从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不可避免;并指出,本轮调整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因(如宏观调控)占主导,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有较大的“可控性”,不会进入低增长周期。文章最后表明,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防止周期重登造成调整过度、完善价格体系、摆脱“高增长依赖症”,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24]

赵留彦也得出了与张晓晶相似的结论。他使用结构VAR方法考察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并比较国外冲击以及国内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产出短期波动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构冲击的识别基于Blanchard和Quah的长期约束条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供给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而国外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国内吸收政策的变化尽管决定着国际收支,但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并不理想。[25]

对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车维汉等将国际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解为供给冲击、国外需求冲击和名义冲击三个方面,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贸易冲击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识别了国际贸易结构性冲击,并考察了各种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预测期内,在国际贸易三种结构性冲击中,国外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正效应,后者为负效应,前者短期效应较明显,而后者长期效应较明显;名义变量(贸易条件)对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则不显著。随着中国汇率制度的改变,贸易条件冲击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应引起重视。[26]

陈太明基于Lucas基准模型,采用中国1985年～2005年间的国家一级城乡居民消费数据、省一级居民消费数据、省一级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的城乡间差异性、地区间差异性、地区内城乡间差异性进行定量分析,并且通过1952年～2005年间的国家一级居民消费数据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的阶段性差异。定量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中国省一级的居民消费数据得到的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不仅大于国家一级居民消费数据估计的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而且远远大于Lucas(1987)的估计结果;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存在显著的城乡间差异性、地区间差异性、地区内城乡间差异性和阶段差异性。因此,中国政府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但要关注经济波动,而且还要考虑经济波动的各种差异性。[27]

五、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及对策

孙学工等发现,次贷危机的影响主要通过外需、资本流动、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汇率及货币政策等渠道传递到中国。初步预计,美国金融危机将使我国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放慢1个和0.5个百分点,但危机对我国价格水平的稳定有所助益。分行业来看,消费品生产行业是受危机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一些制造行业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相应受到拖累,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一定冲击。当前,应从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贸易调整、稳定投资增长和支持消费等几方面着手应对危机影响。[28]

陈雨露等认为,在全球新型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战略应该向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方向调整,尽管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但在通胀环境、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方面已经为将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保证。从长期看,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实现人民币周边国际化,然后发展到人民币亚洲化,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29]

余永定认为,尽管中国当前面临着金融危机和国内通胀的双重压力,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中国应该继续保持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方针,必须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更加积极、妥善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30]

最后,黄海洲指出,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正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向多极世界转变,美国正在积极转型,其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在收缩,但第一、第二产业在快速发展。如此发展,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将可能下降。中国将不能继续过去粗放式的、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和开放模式。中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不平衡的特征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既有着深刻的全球化背景,也源于内部不平衡———内部不平衡更具有基础性、恒久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更为严重。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对外的贸易、汇率、货币和国际金融战略,对内的财政、税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市化、环保、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技术升级等等。[31]

六、财政分权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分权是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学者围绕着财政分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张军等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计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效率都不是很高,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时期,东中部地区的支出效率呈现共同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变化不大,但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主要是由东部和西部地区效率的较大提高引起的,而中部地区支出效率相对于此前几乎没有改善。[32]

赵文哲通过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中国1986年～2005年省际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二者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根据分权指标选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以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比较显著,它与前沿技术进步呈反比,与技术效率呈正比;以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考虑到分税制的影响,文章又以1994年为分水岭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1994年前,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是正的;1994年后,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是负的。[33]

周业安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9年～2004年间市场化指数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化和财政分权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依赖于各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对于财政分权度高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为负。这一发现,无论对于我们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多重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34]

王德祥等根据我国1978年～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推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他们认为,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对FDI和出口的激励,以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35]

杨子晖结合最新发展的“有向无环图”(DAG)技术,研究了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并考察政策工具在传导过程中的有效性及其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货币到信贷传导环节的断裂,使得“信贷渠道”自身存在着较大的政策局限性,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递归的预测方差分解分析也证实了该文结论的稳健性。[36]

七、货币政策效果与货币政策的选择

通货膨胀目标制自20世纪90年代新西兰中央银行宣布实施后,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张雪兰等通过简单的前瞻性模型分析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不一定优于其他货币政策规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尚未完全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所需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因而,现阶段通过膨胀目标制并非我国的最有货币政策选择。[37]

于泽利用2002年1月～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的因果检验和标准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我国货币的供给过程,发现了我国M2的顺周期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不是因为央行对目前以货币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策略执行不力,而是央行无法控制货币量的供给,原因是货币量在现代银行体系中是内生变量,取决于银行的贷款标准和企业的贷款意愿等。因此,需要放弃数量型货币政策,转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38]

范志勇也认为,在双顺差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紧缩效果在较短时间内即被外汇占款增长所抵消。名义利率调整滞后于价格水平上涨导致真实利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抵消了货币当局通过数量工具收缩流动性的效果。在宏观经济存在潜在过热风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依据泰勒规则加强对名义利率的调整,避免宏观经济的过度波动。[39]

卞志村通过一个前瞻性小国开放经济模型,首先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发现开放经济中的最优政策需要同时考虑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中的结构参数。他发现,这一模型推导出的修正的MCI与传统MCI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修正的MCI中,实际汇率的权重取决于所有模型的参数及货币当局的偏好。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中国的实际货币状况指数和名义货币状况指数,并分别考察了实际MCI与产出增长率的关系以及名义MCI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基于传统MCI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可用名义MCI来监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以最终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效率。[40]

闫红波等研究发现,制造业中不同行业对货币政策三种传导途径——利率途径、汇率途径和信贷途径——的反应速度和深度各不相同,所以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往往带来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产量也包括价格,被称为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非对称性。他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中各产业存在的这种非对称性。通过PEARSON检验发现,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与行业的产出效率、企业的规模成反比,与资本密集度、对外依存度成正比;而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与资本的密集度成反比。总的来看,行业的对外依存度与货币政策的行业效应相关程度最高、统计上最显著,其次便是行业的资本密集度。随后的Logistic模型结果也显示,资本密集度确实能够解释我国货币政策的行业效应,那些资本密集度低的行业在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只能通过调整产品的产量和价格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在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方面,除了资本的密集度外,行业的对外依存度也是影响货币政策价格效应大小的一个重要变量,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对那些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产生较大的影响,迫使这些行业对产品的价格作出相应的调整。[41]

吴培新认为,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潜在特性,以及由信贷结构产品销售模式导致的市场参与者难以准确评估风险,是次贷危机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他分别分析了其在风险承担的积累时期和金融失衡的释放时期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涵义。他发现,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可以减缓金融失衡的释放对经济金融的冲击,但难以约束以承担更高风险方式所导致的金融失衡,因而,必须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做出改进。即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建立宏观金融审慎框架,加强央行与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改善货币政策环境;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的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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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es in China

Chen Xiangguang,Yuan Hu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fluctu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al disequilibrium; effect of policies

(责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陈享光　袁　辉

第二篇：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趋势

摘要：企业要生存，要搞活，要发展，就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视探索新形势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趋势。传统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生动形象地印证了新趋势的发展。为此，从人力资源管理地位的“战略化”，人力资源管理对象的“知识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柔性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虚拟化”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五个方面加以探讨。

关键词：人事管理;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管理

The New Trend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AI Xiang，ZHANG Guang-ping，ZHAO Jun

(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lin 541004, China)

Key words: personnel management;human resources;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21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以知识为主宰的全新经济时代。知识及知识管理日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核，人力

资源管理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呈现出一些新趋势。该趋势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人力资源管理地位的“战略化”

人力资源管理地位的“战略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从时间周期来看，获得人力资源所用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其它任何资源。如花旗银行只需一周就可以对其金融服务作重大的变革，却要化3-5年的时间开发并检验它的以团队为基础的奖励制度。正如一句谚语所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第二，从参与人员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已不再只是人力资源部门内部的事务，它正日益成为包括其他直线管理人员、企业决策层和内部员工的“全员管理”，并且直线经理和员工自主管理的责任在持续增加。目前这种被称之为SMT(自我管理式团队)的组织结构已成为企业中的基本组织单位。第三，从人员素质来看，人力资源管理者日益专业化、职业化，由事务型向专家型转变。他们不仅需要对商业有深刻的认识，而且需要擅长组织设计和组织变革，需要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以推动组织变革的顺利开展。第四，从管理对象来看，人力资源特殊的管理对象是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人，通过其所管理的人与其它管理职能进行互动，并在实现组织整体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五，从战略层次看，人力资源管理不再只是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个执行者，已从后台走向前台，从仅维持辅助的事务性层面，逐步上升到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性层面，在参与甚至主导企业战略的决策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源管理已经从职能战略日益提升到公司战略和经营战略的层次，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企业竞争的法宝。

二、人力资源管理对象的“知识化”

知识员工队伍的不断壮大，使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从原来对资源可用性的重视逐渐转向了对其发展性的重视，建立以知识和知识员工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成为一种新趋势。《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洁认为：“未来最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因为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得更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开始致力于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并逐步加强对知识的管理，组织学习的有效性和知识的贡献率成为衡量人力资源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员工”已普遍成为一种新口号。“人力资源是组织的第一资源”已成为企业界普遍接受的观念。正如卢斯卡所说，只有拥有专业化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知识员工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尤其在信息化的今天，知识的生产、传递及更新速度急剧加快，运用知识推陈出新的创造能力成为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之一。拥有较高智力资本，仅占组织员工总数的20%，却创造组织80%财富的知识员工毋庸置疑成为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21世纪的人力资源管理已日益服务并服从于创造知识、传播知识以及应用知识的知识员工。

三、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柔性化”

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逐渐向知识及知识员工转移，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式、刚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暴露出种种弊端，并日益被“柔性管理”所取代。“柔性管理”的管理理念来自于丰田公司，是指在企业员工素质日益提高，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知识鸿沟日渐缩小的情况下，企业与受聘者的关系，从契约演变为盟约关系，并结成利益共同体，原来刚性的管理方式向网络型扁平化、柔性化方向发展。“柔性化”人力资源管理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用柔性的方式去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柔性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特点是：依靠人性解放、权力平等和民主管理，强调从内心深处激发每个员工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员工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开拓新的平台，从而提高广大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归属感，并逐步形成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愿景。柔性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措施包括弹性工作时间(Flex Time)、弹性工作地点(Flex Place)、工作分享(Job Sharing)以及“自助餐式”的社会化福利制度等。显然，作为一种反应敏捷、灵活多变、崭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柔性化”人力资源管理将有助于实现组织的“和谐、融洽、协作、灵活、敏捷、韧性”等柔性特征。

四、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虚拟化”

虚拟组织的出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虚拟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人力资源管理的“虚拟化”，实质上是指借用外脑整合企业资源的一种策略。该策略是一种超常规的管理方法，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于突破企业间有形的界限，弱化具体的组织结构形式，以达到全方位借用外脑的效果。人力资源管理“虚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间的“虚拟人才科研机构”，其中“虚拟人才”指企业间的“共脑集智”活动。一方面，伴随着日益激励的商业化竞争，企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而另一方面，企业往往因自身规模所限，感到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严重不足，仅靠自身力量难以赢得持久的竞争优势。“知识联盟”、“战略联盟”等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应运而生，企业通过借助外脑进行优势互补的人力资源整合，增强综合竞争力。二是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由于组织内部投资结构和工作量的经常性变化，人力资源部门若仍忙于日常琐碎事务，无疑是其管理职能的庸俗化，人力资源管理外包(Outsourcing)现象由此而生。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是指企业把非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交由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承担。像档案管理、社会保险、职称评定、招聘培训等庞杂的、知识含量不太高的事务性工作将从人力资源部门转移出去;而组织设计、工作分析等具有开创性的职能则交由管理咨询公司。这些公司往往由一大批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具有很深造诣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组成，专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和咨询，多数时候甚至拥有企业自身无法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既能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又使企业获得新的管理技术与管理思想，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功不可没。总地来说，人力资源管理“虚拟化”通过借用外脑，从战略高度对企业成本结构和成本行为进行全面了解、控制和改善，对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竞争、寻求长久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人力资源管理手段的“规范化”

传统的人事管理认为“管人之事，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更多地体现在意识、艺术性及程序化层面，尚属于经验管理时代的“拍脑袋”方法。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手段日趋“规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制度化趋向——由人治走向法治。传统的人事管理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决策只凭个人的直觉和经验。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拉泽尔(Laycar)教授认为，过去关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那种闲话式、家常式、故事性的方式，将日益被严谨的、规范的制度化方式所取代。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指的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一整套企业管理规范，不仅要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制度的权威性，否则，制度就会变成一堆废纸。第二，E-HR(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的采用。E-HR是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其核心是将基于互联网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化与自动化，实现现代科技与人的完美结合。一方面，可以缩短管理周期，减少工作流程的重复操作;另一方面，可以使人力资源部门从提供简单的人事管理信息转变为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和解决方案，建立支持人力资源部门积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体系。

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就必须顺应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最新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笔者从人力资源管理地位的“战略化”，人力资源管理对象的“知识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柔性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虚拟化”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五个方面加以分析，对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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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古 岩)

作者：蔡　翔　张光萍　赵　君

第三篇：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发表论文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應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注 释:

①顾永波、殷晓蓉:《略论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闻界》,2008(5)。

②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新闻大学》,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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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施 宇

作者：陈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