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石头范文

2022-05-19

第一篇：疯狂的石头范文

疯狂的石头影评

《疯狂的石头》蒙太奇手法分析

影片《疯狂的石头》是一部现代喜剧、故事由一块在厕所里发现的价值不菲的翡翠引起、一个令人疯狂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厂长和他儿子，保卫科长和他的跟班，贼头和他的同党，房地产商和国际大盗，巧妙的结合到了一起、无论是情节设计，语言构造，还是视角选择，都是匠心独具、巧夺天工、例如方言和黑色幽默恰到好处的表达，时空颠倒手法创造性的运用，都为影片增色不少、

影片投资不太、也没有强大的明星阵容以及宣传、但却奇迹般地轰动了整个中国电影圈、我认为影片剪辑的非常成功、对于蒙太奇的运用把我的恰到好处、使故事显得很丰富、下面我就片子的几组镜头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影片一开始谢小盟从索道上扔下可乐罐与包世宏汽车被砸构成了一组平行蒙太奇、

同时、包世宏车撞宝马又和道哥小偷三人帮与交警交涉构成一组平行蒙太奇、这样的安排是影片一开始节奏感就很强、几条线索平行表现、相互烘托、使片中看似没有联系的人物、很自然的被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影片一开始即有回环往复的魅力、

影片开始的时候交代了道哥一伙人办成搬家公司的人去居民区偷东西、但此时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出他们一伙人的身份、接着影片通过公交车上的电视新闻再现道哥一伙人偷窃时的画面、从而清楚地交待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影片这一段国际大盗麦克说需要准备一台车、紧接着下一镜头就切到一台空车、然后谢小盟从车上下来、这一镜头的切换显得很流畅自然、使影片的的转场显得很是连贯紧凑、

片中道哥一伙人偷走麦克的箱子、打开箱子发现里面的照片、暗示出接下来的故事将围绕他们两伙小偷展开、埋下伏笔、

通过打电话画面一切为二的设计、以及对右边女人腰上纹身的特写暗示出道哥和她的关系、也为后来谢小盟把翡翠送给了这个女人、从而引出接下来的故事做了铺垫、

影片中对于第一次庙中盗窃的拍摄，通过包世宏、道哥小偷三人帮和国际大盗麦克的不同视角，将整个盗窃过程描述的淋漓尽致，从而使观众作为一个完全明白的旁观者，对拙劣的偷窃与抓捕过程印象深刻、

黑皮与麦克一上一下被困及脱身的平行叙述也很出彩，使用平行蒙太奇、很好地避免了平铺直叙所造成的单调感与乏味感、

包世宏与道哥会面的一场、片中花开分两支、分别穿插叙述道哥和包世宏的活动、通过分开穿插叙述、很好地把握了节奏、使观众不至于一眼看到底，提高了影片的观赏性、这种表现手法，通过对一个活动的反复渲染，从而产生了一种横看成林侧成峰的多意效果，很好地避免了平铺直叙所造成的单调感与乏味感。也是影片节奏更为吸引观众、是影片联系更为紧凑、

画面一分为二更为清晰地对比出两人的心理、更加具体的暗示出两人的关系、

这一段通过倒叙以及重复的方法、利用镜头的切换、展现了道哥看似“巧合讽刺”的死亡、很能调动观众的注意力、

影片的结尾又出现翡翠、使由于翡翠引出的一场“黑色幽默”由此落幕、

利用一个俯拍再次把观众逗笑、结束影片、

通过反复观看，《疯狂的石头》在拍摄手法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平行蒙太奇的大量运用。我觉得这是这个片子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于以叙事为主的影片，一条线索向前推进会显得很单一枯燥、不能长时间吸引观众的眼球、而通过平行蒙太奇手法，《疯狂的石头》能够对同一内容进行不同角度的表述，利用平行蒙太奇进行同时空视角的不断转换、从而带给观众反复的视觉刺激，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也加强了影片的节奏、使观众保持了观看过程中持续的兴奋、

另一方面《疯狂的石头》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和诙谐的生活对话，叙事简洁明快、不刻意渲染，这就使得这部影片亲切生活化、被大众所喜爱、

《疯狂的石头》通过其流畅、恰到好处的剪辑、幽默却不肤浅的故事情节、以及蒙太奇的到位运用、加上地方方言的运用、使整个片子很吸引观众、值得反复推敲。

第二篇：《疯狂的石头》观后感论文

《疯狂的石头》影评

电气信息工程系11级电子信息工程技术1班

张晓翠20110603039

《疯狂的石头》是由导演宁浩执导的小成本商业喜剧电影。虽然没有大牌导演和国际巨星，但这部影片凭着扎实的剧本，熟练的叙事策略，导演敏锐的戏剧才华，影片浓郁的生活气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片巧妙的喜剧故事设计，是该片成功的一大原因。该片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设计上都独具匠心，令整个荒诞的故事看上去完整缜密、跌宕起伏，令人不禁拍案叫绝。对于小人物草根生存现实的关注，是这部喜剧成功的另一个因素。从手机铃声到冒牌“千手观音”的歌舞表演，从不起眼的罗汉寺到卖苦力的“棒棒”，每个细节和笑料都来自观众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

故事由一块在厕所里发现的价值不菲的翡翠而起。重庆某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推翻旧厂房时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为经济效益特此搞了一个展览，希望卖出天价以改善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局面。不料国际大盗麦克与本地以道哥为首的小偷三人帮都盯上了翡翠，通过各自不同的“专业技能”一步步向翡翠逼近。他们在相互拆台的同时，又要共同面对工艺品厂保卫科长包世宏这一最大的障碍。在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的较量及真假翡翠的交换之后，两拨贼被彻底的黑色幽默了一把。

我认为《疯狂的石头》可谓近年电影群中最为“疯狂”和诙谐的一部，整体观片下来，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精巧的情节、完美的配乐、绝妙的镜头、不俗的剪辑、黑色幽默背后的反讽以及发人深省的思考。

本片的精巧情节不仅使情节艺术在电影中发挥到极致，也为情节艺术在电影中的设计提供了一个范本。电影开始首先用昆丁的《低俗小说》的精髓非线性手法介绍人物出场，揭示人物关系和身份，随后本片的人物需求也全部的建置起来，包哥要守好玉石，才能解决整个厂工人的生计;道哥为首的团伙传统的坑蒙拐骗的手法不灵了，急需新的生财之道;谢小盟找老爸要不到钱追女孩，只好铤而走险;当然大盗麦克更是受命而来„„从剧情的设置上就体现出了荒诞精神：一所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一群八个月没有开出工资的工人，一个患有前列腺炎的保安科长，一个利欲熏心的房地产商，一个高科技犯罪的国际大盗，三个小打小闹的贼，加上一个为了泡妞不择手段的摄影师，围绕着一块曾被用来砌男厕所的老坑翡翠展开了一场保卫战。这样的剧情设置就注定了电影中会出现另人捧腹的笑料。所以，电影一开场就有两个近特，包哥在医院就医，电影一开始就是他痛苦的面部特写，水龙头的特写似乎道出了现代都市一种无言的烦躁与苦闷;摄影师谢小盟在缆车上泡妞，结果被妞的鞋跟踩中„„于是手里的一罐可乐“从天而降”。在不到10分钟的局情里，导演就给了你一个结果——可乐从天而降，砸进保安科长包世宏的面包车里，包世宏下车指着天大骂，结果汽车顺坡滑下去，撞到了房地产商的宝马车，因为房地产商要收购工艺品厂的土地与厂长发生口角，所以那个猥琐的跟班正在工艺品厂的墙上喷“拆”字，双方发生纠纷——到此为止，似乎这一个系列的情节已经有了一个逻辑的顺序，可是，并不仅仅如此。在另一方面，三个贼化妆成搬家公司去偷窃，因为违章停车被警察抄牌，

黑皮正准备对警察下手，这时那边包世宏的车祸就发生了，警察逃过一劫，三个贼也没成为杀人犯，可谓大起大落。然后呢?那个泡妞的谢小盟泡的居然是三个贼中的老大道哥的马子，这又为后来偷玉换玉，真玉假玉搭好了架子。甚至到了故事的结尾，仍旧没有忘记包世宏压在房地产商那里的汽车驾照，由此又给了故事一个几乎完美的童话般的结局。就整部电影来说，它是一部严肃制作的电影，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非常用心，片中的幽默元素毫不做作，完全是由剧情推动所带出的笑声。其情节精巧性的珍贵之处正在于“惜墨如金”，细节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绝不浪费任何“胶片”的叙述功能。同时情节前后呼应做的异常巧妙。

本片的配乐也是片中一大亮点，比如关公庙火警后追逐的一场戏，极富中国味道的场景里，配以纯粹的国粹音乐，紧凑的戏曲锣音把一个个快速剪接的镜头准确而强烈地表达出来，这种充满天才的手法让人印象深刻。道哥的手机彩铃声也在其特定情节内为电影本身增色不少。配乐之于情节的意义也由此在本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疯狂的石头》所取得的成功，更是一种回归，艺术的回归与文化的回归。尽管影片所采用的拍摄技术是新潮前卫的，但它反映的却是小人物真实的活动与思想，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又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和诙谐的生活对话，叙事简洁明快，它不自摆高姿态，不故作高深，不刻意渲染，这就使得这部影片亲切平易，很快被大众所接受。从骨子里看，影片本身对于艺术文化的定位或者说是态度，才是它成功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疯狂的石头》还宣扬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价值观。影片中的角色，都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他们也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对于谢小盟这样以艺术为幌子的无赖，影片也给与了强烈的讽刺。除此以外，影片中人物的嘻笑怒骂，以及憎恶情感，也是社会价值观的影射。

总之，我认为，《疯狂的石头》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题材平凡朴素，内容幽默搞笑，技术独到新颖，而它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篇：《从方言的角度看《疯狂的石头》》刘高晓

从方言的角度看《疯狂的石头》

行知学院汉语言文学063班刘高晓

摘要：从那块厕所里发现的价值不菲的翡翠开始，电影《疯狂的石头》就展现了电影语言的极大魅力，将观众带到了一个盛大的狂欢节。本文从影片的方言杂和加强了人物的典型性等三个方面加以小扩。关键词：方言人物性格愉悦

影片《疯狂的石头》的故事被导演宁浩放置在了山城重庆，结合了大量本土的重庆方言俚语，令整部电影不但充满了乡土味，而且妙趣横生。将一些耳熟能详的音乐略加处理作为背景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影片在快速的剪切和场景转换中更是挥发出极具创意的快感。影片人物角色的设置相当众多，彼此关系相互交织。他们往往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环环相扣，令情节总是在不可思议地发生变化，令观众能长时间将注意力放在影片，并且伴以不停地大笑。

一、《疯狂的石头》的方言杂和加强了人物的典型性

《疯狂的石头》在语言上采用这样颇具特色的方言杂和，并且运用了大量的重庆俚语，这不仅契合了影片以重庆为背景，而且在人物塑造上加强了人物的典型性。

语言作为思想的重要载体，其中方言的变迁和运用，不但展现了特定时间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风土民俗，而且也成为展现时间精神的一面镜子。对方言的修辞运用，在捕捉记录日常生活本质形态的同时，也赋予或还原了扎根于自身特定地域文化下的人物真实的质感和性格，乃至思维、行为的方式。方言可以真实地记录还原生活本身的氛围和质感，突破陈旧的、千人一面的叙事语态，塑造出丰富有力、个性鲜明的人物，以及满足多元化表达的需要。

对于创作者来而言，方言最本质的作用是塑造丰富的个性化的人物。日本导演黑泽明曾经说过，电影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创造出成功的人物。没有鲜明人物形象的电影注定是失败之作。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口语中最鲜活的成分往往蕴涵在方言当中，方言修辞所具有的草根气质和身份标志及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透露出了使用者的性格特征。在各种发音的背后，隐藏着修辞语境非语言因素——社会地位、阶层、人文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显然，与统一规范、人人相同的标准语——普通话相比，方言化的人物个性鲜明而具体，可以赋予形象巨大的感染力，而富有生活的气息，从而准确地捕捉和刻画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差异和矛盾。

此影片台词的运用因人物不同而各有特色。即使一个小角色，导演也让其在方言上出彩，如谢小盟在追求道哥女朋友时贪婪好色的本性在故作高深的语言掩饰下显得更粗俗、浅薄和荒诞：“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的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是生活在她的子宫里面——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深深的打动了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母性，伟大的母性气息。”、“我最近在研究课题是：母体与子宫。”、“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要浪漫，先浪费呀!”他以花言巧语勾引美色，获得所谓的快餐爱情或者一夜情缘，其做作、崇洋媚外、油嘴滑舌等特征可见一斑，表面的前卫姿态无法掩饰内心的空虚和孤寂。“骨头没槽，筋槽了，今天我开小四的车，撞墙上了，小四这会还在医院睡着呢。”他不惜装出车祸骗取父亲钱财，表现出中国传统的父子亲情在谢小盟的观念中也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内心的羸弱与玩世不恭代表了大多道貌岸然的都市人的心态。房地产商冯董的认钱不认人、追求利益的本质及市场经济制度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现实与竞争暴露得逼真无遗。在指责秘书时：“200万的生意让你给做成了1000万。”“老子要是血本无归，老子先放你的血。”对谢厂长施压时：“这个年头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靠不住。狼吃肉，狗吃屎，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充分反映出了房地产商的惟利是图、软硬兼施及其行业的一些潜规则。冯董秦秘书在车祸一节里的台词：“高科技，无人驾驶”，BMW说成“别摸我”;催促老谢改合同：“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搞得有声有色的嘛!要我说，早点超生呀!”明显的反讽话语，观众都能从里面听出那种无知愚昧、落进下石及幸灾乐祸的心理投射。道哥在盗窃翡翠准备阶段时说：“这会咋们有项目了”、“刚出道时要低调，低调”、在教训女友时说：“你们这些女人呐，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得知女友情变后的感慨：“世道变了，就是没有好人。”作为一个盗窃团伙的头领，其“领导作风”、大男子汉主义与遇到问题时的无助使得这一角色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可憎与可怕，观众与贼进行了一次交流，从而使得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变成了事实，观众获得心理上的交流与精神上的狂欢。还有黑皮在道哥上的交流与精神上的狂欢。还又黑皮在道哥女友情变后安慰道哥：“节哀顺变”;并指责道哥女友：“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就不细说你!”以及国际大盗麦克遭遇不测时，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起座机听筒，电话中传出了他自己的回声，大盗气得傻了眼“:我顶你个肺!”

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些语言体现出了人物的个性跟幽默感。毫无疑问，与一本正经、端端正正的方言相比，方言往往比普通话具有更大更丰富的修辞信息，而当这种信息附加值和背后的文化涵义一旦和人物塑造结合在一起，寥寥数语，人物就会显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从而赋予人物更大的形象张力。

二、渲染了影片内容的真实性

《疯狂的石头》这影片中方言的恰当运用不但能更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地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而且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缩短电影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贴近现实社会生活，增强影片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方言电影曾经的淡出和如今的红火都有其客观背景。当年在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大环境下，方言在银幕上几乎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方言在电视小品中幽默效果的显现使大众再次对方言焕发热情。另一方面，当电影镜头越来越贴近当代社会特定地域内的小人物生活时，方言有着普通话难以比拟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而当电影中的主人公们操着各地语言诉说着他们的生活时，方言又以其鲜活自然传达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情与趣味。

《疯狂的石头》不仅仅是渲染出一种喜剧效果，更是刻意地为了表现生活的原生态。它利用喜剧因素，在情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地地道道的方言，有中国特色的全新内容，为自己的文本开辟了一块自由的天地。《疯狂的石头》让平民小人物以小丑、傻瓜、骗子等特殊的形式，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广场语言，有意混杂各种不同语言，这种渗透着生活气息的形式，它具有深厚的民间根基、活生生的现实附庸。影片中大多数的人物都是讲的重庆方言，一方面制造了一种现实的氛围，使故事更具真实感;另一方面当前有很多影视剧为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在对白上都采用了方言，而色彩鲜明的重庆方言较其它方言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在市场和观众心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有利于引起观众的共鸣。而且根据影片中角色的不同，他们所说的语言也相应不同。比如地产商就是一副标准的普通话腔调，“道哥”三人组、“包哥”和三宝说着地道的重庆方言，国际大盗的粤语则被还原到地方话的水平。这恰恰显示出当下国民的生存状况，城镇生活种各阶层语言的融合、语言的混杂、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在一般的社会生活种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样低成本的国产电影，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如同郭德纲的相声，都是小人物生活的反映。虽然语言有些添油加醋，但笑料频出比别的题材来的更加真切。当片中的贼拉着自己衣服用方言辩解说“牌子，班尼路”，更是真实的感受到市井小民的物质心理。《疯狂的石头》这样的方言电影同时也属于纪实电影，紧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反映喜爱人物的人生悲喜。电影反映当地的风土人情，说方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只有当这些小人物说方言的时候，才觉得人物活起来了，方言带来的这种亲切感非常重要。

《疯狂的石头》方言的爆发，表现了电影突出的特色，方言的运用才能让人们觉得亲切、自然。影片导演没有把平民化的生活处理成普通话层次上的，将小工厂保护这样一块石头和日常琐碎的想法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境界正是影片方言本身具有的真实感。应该说，底层的民众有着他们自己的爱恨方式，有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语言，若是强制他们都说普通话，那就不能真实地显现他们原生态的生活图景了。当然普通话有时也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形象感，但是这种形象无论如何都没有方言带给我们的形象那么细腻，方言的细腻真实，能够具体到行为方式和主体的感受上。如影片中包世宏为了保护翡翠，没有红外线报警器，他拆下了厕所小便池的自动冲水感应器。没有高压电，就写块纸牌子放在墙上。不过不管他怎么防范，展览厅却被大盗毛贼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容光临。无奈之下，他只好仰天长叹，用重庆话大声叫道：“公共厕所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他声嘶力竭的吼叫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小人物对生活的无奈。

三、影片方言所带来的愉悦性

这种草根的语言好像重庆的麻辣火锅，刺激了观众的感官，也带来了愉悦。现代传播学理论认为，受众最欢迎的节目是本土化的节目，其次是临近地域文化的节目，排在第三位的才是好莱坞之类的以世界娱乐为舞台的节目本土化的节目因为切合了修辞要素之一——接受对象，即受众的接近性要求，必然受到青睐，而本土化的地域文化，方言与特定地域内的观众有着天然的文化和心理上的接近感和认同感，因此，也就比普通话更能引起本地观众的接受，以方言为母语的观众往往可以从方言对白中得到一种个人身份被确认的修辞上的满足感和亲近感。

《疯狂的石头》里多种方言的运用，对于这些方言区的观众而言，其地域母语所带来的修辞上的亲和力和认同感，是标准普通话所不能比的。而对于非该种方言土语的观众来说，其他地方方言所具有的修辞的喜剧效果和滑稽感，对它们来说也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抑或构成新鲜的民俗生活的奇观异景，给他们以新鲜的刺激，从而使潜在的观众人数达到最大化。

进一步说，《疯狂的石头》三分钟一小笑，五分钟一大笑的戏剧效果主要来自对台词的把握，一部好的喜剧片，台词的设计也很重要。一部经典的喜剧片经常给大家留下很多的流行语和口头禅，如《大话西游》、而《疯狂的石头》台词设计得也颇为叫绝，有许多也成为时下的流行语。如对BMW的新理解“别摸我”，并且用四川方言读成“表摸我”，这种声调的陡然上升。黑皮上厕所时把《2002的第一场雪》的歌词更换为“2002的第一泡尿，比去年来的更晚一些”。此外，出自江洋大盗之口的“我顶你个肺”。这句用粤语说的“我顶你个肺”，在打的时箱子被当地盗匪道哥一伙拐走时强势出炉，接下来在化身蜘蛛侠高空盗石头因绳过短未能得逞，逃离现场后身困管道中以及误杀雇主时观众都有耳福享受这一经典。虽然是句骂人的话，但是又不失粗鲁，符合高科技的江洋大盗的身份，也成为时下的一句口头禅。

但是，台词的幽默把握具体表现为对方言的运用。

我国方言资源丰富，各地具有特色方言的独特表达效果在诸如电视剧《乡村爱情》(东北)、《武林外传》(关中)、电视节目《都市碎戏》(陕西电视台都市频道)等取得很高的评价。《疯狂的石头》影片中多种方言的存在形成了一片南腔北调的嬉闹和狂欢，在不同的场景中适当夹杂其他方言，地域味十足，又风趣幽默：保卫科长包世宏说着不太地道的重庆话，小偷团伙中道哥的方言听上去像是河北保定方言，贼头道哥的女朋友讲的是成都话，而小军说着一口不大标准的普通话，贼老三黑皮说的是地道的青岛话。国际大盗麦克是港台口音，其他的人物部分是重庆话。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厂长的儿子谢小盟，他的口音经常在普通话、重庆方言和港台口音之间变来变去。这期间有着深层次的隐喻意义。这种方言的杂糅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的时代氛围，造成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极富时代特点。三个土贼在试衣服时嘴里冒出“蝙蝠侠”、“我给你来个CS”，契合当下的文化流行时尚，自然能引发观众会心的笑。黑皮被困井下的镜头，这时道哥正扛着大钳子上路，黑皮此时是真正的全身乌黑，用手机天线伸上井盖才接收到一点信号。口中念念有词“阿弥陀佛，上帝保佑，阿门阿门”才打通了电话，没想到道哥让他自己解决。“你妈了个X啊你。”用山东话骂完这句可怜的黑皮就坠下去了。在打电话之前我们就在情节上被逗乐了，听到这一语言表达彻底乐了，我们幸灾乐祸的恶劣本性被满足到了极致。粗口虽有不雅之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用其他的正规的语言表达，绝对达不到这效果，性格的自然流露需要借助于自然的本性语言表达。三个贼去旅馆开房的路上，道哥：“我说你这里面的衣服花里胡哨的，要走性感路线呐?刚出道时要低调，低调!”“性感路线”是近年新名词，本来用于娱乐圈，但是贼们用于自己的行业，幽了一默。“低调”本不是新词，但是近年来有在新语境下涵义有微妙的扩展和变化，这里也用上了，很生动。贴近生活的语言换上一个语境，用上了就让人觉得特别可乐。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么一段，天台上，三个贼在开箱子，道哥女朋友来电话。“出来耍嘛。”“我没有时间，我正在工作”——好幽默的贼啊，不过那确实就是他的工作。“你就晓得工作，没事就给我耍消失„„”“我这正忙着呢”“讨厌，你答应带我去香港购物呢，通行证都办好了„„”“你们这些女人哪，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明明是见不得人的盗窃行为，而道哥却一本正经地称之为“事业的上升期”，导演搞笑本领让人折服。影片中平民化、口语化的搞笑台词可谓俯拾皆是。他们所产生的效果进一步突出了方言的巧妙运用在电影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所带来的幽默元素。

方言所带来的幽默，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因为参照普通话的标准，有一种似是而非、意料之外的喜剧感，以及因为语音歧义而产生的滑稽感。尽管《疯狂的石头》里面充斥了河北话、青岛话、重庆话、粤语普通话等种种方言，但是，所有这些方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普通话有着相近的读音，基本上能听得懂普通话的观众，都能听得懂这些方言，这是搞笑的基础以及需要。

电影的发展是镜头和声音语言的交汇发展。电影艺术家们日益意识到声音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元素，理应成为表现电影内容的手段之一。方言在电影中增强了所表现的地域生活的真实性，使影片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情，这些仅仅是方言效应的一方面。从作为电影本体性叙事手而言，成功的方言运用应该是与影像不可分割的，在与影像的融合当中传达意义，而方言在这个过程中也因此成为意义本身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疯狂的石头》的荒诞不是荒诞不经的荒诞，而是一种源于现实的荒诞，是一种真实的荒诞。而方言成为这种影像荒诞表现的一个重要方式。

从那块厕所里发现的价值不菲的翡翠开始，电影《疯狂的石头》就展现了电影语言的极大魅力，将观众带到了一个盛大的狂欢节。同时，也是电影追求声音效果表现得极为突出的一种手段，将影片所要表现的内容表露的含蓄而又张扬开来。

参考文献：

[1](法) 马塞尔·马尔丹著何振淦译《电影语言》[M]2006 [2](德)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电影的本性》[M]2006 [3](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 2008

第四篇：疯狂的香港

班级:土木147班姓名:刘皓文学号:20140111245

疯狂的香港

------对占中事件的看法

自9月28日凌晨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部分人实施所谓“占领中环”非法集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香港经济民生。追根溯源，“占领中环”是“例外主义”思潮在香港泛滥的极端体现，而今已经越过理性的边界，极其危险。

“例外主义”在香港生根、蔓延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历史上，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回归祖国后，香港一直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保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例外论”在一些人头脑中发酵，在外国势力的煽风点火下越发膨胀，无视中央政府的善意，煽动香港人民与内地民众的对立。而今，一些人在香港普选问题上大做文章，已将“例外主义”发挥到极致。

中央政府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些“例外”政策，展现了理性、大度、包容之心。但是，一些人不要因此而得寸进尺，要认清“例外”的边界在哪里。

首先，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化外之地”。一些反对派与境外势力打成一片，企图把香港往街头暴力、“颜色革命”的路子上引，是打错了算盘。且不说要爱港爱国，起码不能卖港卖国，这没有例外。

其次，“例外”不能突破宪法的边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基础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而《基本法》的法律源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也就是说，香港现在法制的源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个法律现实。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民主社会中，表达行为必须要符合‚法律上的必要限制，权利必须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行使才能是理性的。”占中”没有法律依据，已经不是在行使正常的表达自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权利和自由行使的正常范围，必然会损害香港的公共利益，破坏香港法治，影响香港社会未来的发展。‚”占中”公然违反香港法律规定，冲击政府，严重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是把少数人的政治诉求凌驾于法律之上。少数人为了一己之私劫持香港民意，损害的是香港社会安宁和经济繁荣，动摇的是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更重要的是，它阻碍2017年香港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目标的实现。

因此，香港政改只能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框架下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最高权威，必须得到贯彻执行，决不会因“占中”之类的外来压力而改变。

换言之，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做出决定后，反对派希望通过“占中”向中央施压的路就被堵死了，通过“占中”迫使中央改变决定已被证明是痴心妄想。香港的政制发展必须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准绳，这一底线不容置疑，没有例外。

第三，“例外”不能突破地方法治的边界。香港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表达行为必须要符合“法律上的必要限制”是国际通行原则。

“占中”打着“民主”的招牌，其行为恰恰是践踏香港的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践踏香港法治精神。放眼世界，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这种无视法班级:土木147班姓名:刘皓文学号:20140111245 制、损害公共利益的非法行为。

第四，不能把香港的繁荣稳定作为“人质”，以此要挟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当前，增强经济活力、改善民生、提高国际竞争力是香港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占中”却与此背道而驰。仅仅才过几天，“占中”已经对香港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莫大的负面影响，国际舆论已开始看低香港的投资环境。

“占中”行为严重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生计及正常生活，甚至引发暴力及违法行为，搁谁谁都烦。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罢课及‚”占中”等活动抱反对态度，被访者也认为教育界和家长应当明确反对中学生参与这类活动。比如港大校长马斐森呼吁参与‚”占中”的师生尽快离开示威现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向全体师生发公开信，深切期望师生冷静下来，立即撤离现场。更有不少市民和团体就‚”占中”影响生活和生意、耽误紧急医疗救治等提出投诉，或公开斥责。香港总商会、民主建港联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占中”，谴责策动暴力和‚”占中”的幕后黑手，防止暴力事件重演，认为这不但罔顾自身及公众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亦无助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简言之，“占中”以香港的繁荣稳定为“赌注”，图一己之私却牺牲广大港人的利益福祉，狼心可鉴。为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我们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能力、有办法采取必要措施，对越界者坚决打击，没有例外。

第五，通过对话、和解才能解决问题，极端的抗争手段没有出路。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我们不强求所有人都认识一致、看法相同，但表达不同诉求必须通过合法、理性、务实的方式妥善解决。对抗没有出路，和解对话才是唯一的渠道。纵观全球，激烈抗争式的街头政治，尾随而来的往往是血雨腥风，给社会、民众带来难以弥合的创伤，我们要以之为镜鉴。

总而言之，保持香港和谐稳定、迎来香港更美好的未来，是所有香港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心声，也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回到法治和理性的轨道，才是正确的方向。

第五篇：疯狂的银杏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但在山东郯城的树贩子看来，无论是苗圃里栽种的银杏小苗，还是存活了上百年的银杏古树，只要价钱合适，都可以挖出来，然后贩往全国各地。树贩子卓晖的院子里，胡乱栽种着五六棵银杏大树，原本枝繁叶茂的大树，如今看来竟毫无生机，树枝干枯，树叶基本被打光了，幸存的几片叶子因为缺水蜷缩成一小团。天气炎热，大树的树干上还挂着两袋营养液。这都是卓晖花上几万块弄回来的一棵银杏大树，树的胸径在40厘米左右，当地人都知道，生长极其缓慢的银杏树，要长成胸径40厘米的大树，起码需要四五十年的时间。曾经有人出价八万五，但卓晖嫌少，没舍得卖，他要卖个更好的价格。

“不愁卖”的银杏

不是卓晖贪心，而是在郯城县新村乡的苗木市场上，银杏确实值这个价。数十万一株的大树，可能转眼就被人加价一万买走。银杏树“不愁卖”是树贩子们的共识，每到春秋银杏交易旺季，大型的吊车不分白天黑夜，轰隆隆地作响，大小树木被连根吊起，堆放在道路两旁，13米长的巨型货车穿梭不息，堵满了进出新村的马路。据郯城县银杏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振学介绍，新村的银杏苗木交易市场，每年能卖出5000万株银杏树，交易额达以亿计。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的郯城，土壤多为沙质，尤其适宜银杏的生长，成为银杏的主要产区之一，郯城县新村乡内还现存一棵3000年的银杏古树。上个世纪80年代，郯城开始意识到银杏的经济价值，政府鼓励农民种植银杏，二十几年间，郯城的银杏种植面积从4000亩增长到21万亩。郯城人最先看中的是银杏的药用价值，它的树叶和果实均能入药，一公斤银杏叶最高峰时卖到5-6元，一棵古树一年产的叶子价值上万元。

2005年之后，银杏叶和果实的价格相继跌入低谷，但这并没有影响郯城人对银杏的狂热。他们发现了更赚钱的手段—银杏树的交易。

苗木交易刚兴起时，银杏树并不好卖，卓家在杭州租了个小门面，卓晖的四弟和五弟整天不着家，找开发商推销银杏树，磨得口干舌燥，经常被拒。

得益于各地刮起的城市绿化风，苗木交易日渐火爆，重庆市5年内投入480个亿，昆明市 10年投入500亿打造森林城市。

自古以来，银杏因其长寿而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特殊，近年来园林界还有意尊银杏为“国树”。银杏生来好活，2亿年前曾遍布全球，从温带到亚热带都能生长。银杏适宜在温暖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喜光照、也能抗旱;土壤以黄壤或黄棕壤为佳;生性最怕涝;高温、多雨和极端寒冷的气候，都不利于银杏树的生长。

经过人工培育改良之后，银杏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强，我国辽宁以南至广东以北都能生长，理想状况下，移植的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

如果不考虑成本，银杏确是理想的绿化树种，高大挺拔、葱郁庄重，树荫虽不及国槐浓密，但独一无二的扇形叶片，春天蓊蓊郁郁，秋日遍地金黄，极具观赏价值，加之病虫害少，日常养护也相对简单。因此与雪松、南洋杉、金钱松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园林树木”。

但近年来，银杏价格高得让人乍舌，一棵大树动辄十几万，相同规格的香樟、水杉不过万余元，更便宜一点的白蜡、国槐不过千元。和普通树木相比，银杏的价格最少高出10倍。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并不在意，成本不是问题，银杏价格越高，越显高档，反而更受青睐，重庆的森林城市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种植百万棵银杏，其中不乏价格高达几十万一棵的百年老树;成都也将银杏列为未来10年城市绿化的“基调树种”...... 上游城市对银杏的追逐，让下游村庄为之疯狂。在山东最南端的郯城县新村乡，粮食作物全部被拔掉，取而代之的是银杏。

饶是如此，银杏树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卓晖兄弟家的苗圃如今根本不用上门推销，自有客似云来。卓家一年都能卖出500卡车银杏，纯利润达到两三百万。

对当地村民而言，银杏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都是自家的树，只要客户看上了，价格满意就能马上卖掉，然后再栽上新的苗，“而且银杏很好活，也不用怎么管，只需要施施肥，浇浇水，拔拔草，就可以了。”

而近年来，银杏的价格让当地的村民们非常满意，无论大树小苗，价格全部呈直线上升状。十年前，胸径40厘米的银杏大树不到1万块;即便五年前，花上同样的价钱，还能买到胸径30厘米以上的大树;但是到了2011年，得花上10多万才能买到一棵胸径40cm左右的大树。不单是大树，树苗的价格较几年前也翻了几番。

交易利益链

打着滚上涨的价格，让新村的村民赚得盆满钵满，新村乡一村至五村，不过一万多口人，光私家车就有两千多辆，二十多万的中级轿车是常规配置，奔驰、宝马也不算稀罕物。卓晖兄弟五家在三年间陆续添置了7辆轿车，最近买的一辆是奥迪。

当地人坦言，整个新村乡都靠着银杏吃饭。郯城县一位陈姓出租车司机说，早些年就开始种银杏的人家，哪家都有价值一两百万的树。

但深谙经营之道的新村人不会一下子把自家的银杏树卖光，一旦卖光，就断了财路。加上银杏树的价格连年上涨，村民们越发舍不得，每年卖掉的只有一小部分。

自家树木毕竟有限，多数村民家只有几亩薄田，这些散户苗农们虽衣食无忧，但真正赚钱的是大大小小的树贩子。

如果你想要来新村乡买树，根本不可能向苗农—也就是树木的主人直接购买，中间要历经苗圃老板、小树贩子，甚至是出租车司机等整套复杂的利益链条，还得雇用几十个工人，动用大型吊车、货车等设备。新村的男女老少，都能从这个分工严密的体系中，找到生财之道。

通常情况下，苗圃老板的利润最高，一车银杏，卖给客户10万，苗圃老板的利润在20%-30% 不等，多数苗圃老板一年的纯利润在30万-50万，少数人一年能挣数百万乃至上千万。

郯城县的出租车司机的手上都有几十张苗圃老板的电话，他们喜欢跟客户攀谈，一旦发现潜在客户，就会把他们带给相熟的老板，赚取少量的费用。

说是苗圃老板，更像大一点的树贩子，因为新村的苗圃种植的银杏树非常有限，和散户苗农的种植面积相差无几，根本无法满足来自全国城市绿化对银杏树的庞大需求。他们的重要作用是一头连接客户，一头连接散户苗农。卓晖在当地算得上是大树贩子，接到客户的订单之后，卓晖就根据需求按图索骥。先是苗木交易市场上挂上一个黑色的小黑板，用粉笔写上“收购胸径xx公分的实生苗”，广而告之。

走街串巷的小树贩子，看到卓晖的广告板，就会去郯城及其附近的数十万亩的银杏林寻找合适的树木。新村存在着几千个小树贩子，他们的资金有限，骑着小型电动三轮车，看到一棵两棵合适的树，就把花钱买下来，然后加价200-500元不等，卖给大树贩子，大树贩子再加20%-30%卖给客户。

以一棵胸径16厘米左右的银杏为例，小树贩子从苗农那里大概要花1800元，拉到银杏交易市场，一转手就能以2000元卖给大树贩子，大树贩子再以2500元卖给终端客户。

当小树贩子找到一棵胸径超过30厘米的大树，无力支付高昂的购买费用，就会把信息卖给大树贩子，赚取一笔信息费。

而大树贩子就开始寻找老道的挖掘工人，一棵胸径40厘米以上的大树，需要十来个工人，连挖掘带装车，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只有银杏幼苗才能裸根移植，稍大一点的银杏都得挖上一个大大的土球，把根茎包裹在庞大的土球里，才能保证移植的存活率。有经验的工人知道，土球越大，银杏移植的存活率也就越高。一棵胸径40厘米的大树，加上土球后，重达数吨。

而这些出卖劳力的工人，在旺季的时候，一天能挣300元左右，加上卖掉一些自家田地里的银杏树的收入，在当地也能过得不错。

重达数吨的银杏树移植，非人力能及，只有出动大型吊车，拦腰吊起，放在大型货车里，然后历经数千公里的公路运输，到达目的地后，才算完成一次交易。

交易中，大树贩子、小树贩子、苗农、挖掘工、货车司机、吊车司机各得其利。虽然所费不菲，而购买的银杏的客户多数是政府绿化部门和开发商，财力雄厚，不以为意。

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曾建议，多用本地树种做绿化树，能省去这些环节的费用，运输成本和养护成本都很低，又符合当地的生态。“前些年，全国都是法国梧桐，这两年都是银杏，很不合理。我建议北京用一用本地榆树做绿化，但好多人觉得它太便宜，太贱，就花钱去买洋树。”

或许是高档苗木的价格弹性大，掌管绿化工程的官员还可能从中捞到不少“油水”，成为利益琏中的一环。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市江北区绿化工程处原主任陈亮先后5次在宾馆、茶楼等地收下某园艺场送上的27万元现金;原副主任罗开静在自家楼下车库等处笑纳了多家园林公司、劳务公司所送的现金65万元。

日渐稀少的大树

虽然郯城的银杏种植面积呈几何增长，但大树一天天变得稀少。郯城规模化种植银杏不过二十年，苗圃里以胸径20厘米以下的银杏苗居多。胸径超过40厘米的银杏大树多是祖辈留传下来，零星地散在各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每家至多不过一两棵。

城市的绿化工程要立马见效果，等不及小苗慢慢成长，重庆市江南大道换树工程，原本打算使用胸径40厘米-50厘米的银杏大树，但工程实施完毕，除了既定规格的大树，居然还移栽了三棵树胸径1米左右的古树，价格都在30万元以上。新村的树贩子们心里都有个账本，重庆的客户喜大树。卓晖还记得，大约在半个多月前，刚来一个重庆的客户，拉走了50棵胸径在40厘米以上的大树，可是赚了一笔。

近几年的大树进城热潮中，村民们被许以重金，把自家老祖宗传下来的银杏树连根拔起，卖给城里来的客户，因为“果子和叶子都不挣钱了，树留着也没太大用了。”

生长缓慢的银杏大树卖一棵少一棵，连树贩子卓有昌也在感叹：“现在的大树可少多了”。

记者以买树人的身份向卓有昌提出要买两棵胸径40厘米以上的大树后，卓有昌带着记者实地看了两棵大树，一棵是卓有昌的祖父留下来的，开价15万;另一棵“有点麻烦”，因为树身钉上了蓝色的小牌子，有一个固定的编号，这是郯城的大树、古树认证，要多花两万块。

今年春节之后，郯城市林业局为了保护当地的银杏资源，开始给村集体所有的胸径30厘米以上的大树、树龄百年以上古树挂上牌子，禁止这些大树、古树的挖掘和买卖。

实际上，早在2009年，国家林业局曾发文禁止大树进城，但在蒋高明看来，由于商业利润的驱使，这张禁令不啻于一张废纸。

事实如此，但当记者扮作买树人分别向不同的树贩子询问时，他们均表示，只要客户看上了，多数大树照样能挖出来卖。

“只有钱花到位了，手续就到位了，绝对没有问题，”卓有昌说。不过这些被挂牌的大树，白天不能动，要等到夜深人静时，避开当地人的耳目，连夜挖出来。

据卓有昌介绍，当地林业部门其实也知道，但树贩子们花了钱打点，他们也就能挣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地的大树不可避免地日渐稀少，活络的树贩子开始把触角伸向外地，卓昌来家的苗圃每逢淡季，就会去湖北、广西的深山里寻找大树。虽然大山里的苗相对便宜，一棵40厘米胸径的大树只需要

1、2万就可以买下来，但要运到卓家的苗圃里，成本要超过10万，因为山上的路太难走了，挖掘机，大型吊机，修路，都得花钱。

“我在广西大山里挖了一棵40厘米的苗，一分钱没有要，住在山腰上的老百姓送给我的，因为我花了13万修了条路，把苗运下来，也方便了他们出山，”卓昌来有点得意，“去山里挖苗修路的可多了。”

说是买来，送来的，实际多数也不合法，也得偷偷摸摸运回来。山上偷运出来的树没有证件，一旦在高速公路上被逮到，前两年只罚200-300元不等，回来还有得赚，这两年抓得严了，整车树没收。

但这些偷偷摸摸挖来的大树古树，一旦到达树贩子的苗圃里，就安全了。当地默认，苗圃里的树都是自己栽的，这些盗挖回来的树，自动变成能合法交易的树木，就像被洗白了一样。不但如此，还能开出树木免疫证和长途运输证，办好一套合格的手续。办好手续之后的大树，还得动一次手术，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大树枝条繁茂，但被连根拔起后，失去了土壤的养分和水分供给，只能保留主干，原本的浓密的树叶也要被打掉三分之二。胸径40厘米以上的大树的树冠达到

4、5米，而货车的宽度只有2米5，这些“多余”枝条就得被生生锯断。一棵原本生机勃勃的大树，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孤零零地上路。

这些背井离乡的银杏树前途还未可知，一般而言，树龄越长，移植的存活率越低。“就像老头老调动工作，你说能工作得好吗?”

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唐学山看来，胸径15厘米左右的大苗，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树有树的生长规律，城市里没有老树，就慢慢长啊，干吗要移植过来“黄桷树啊山茶花，美丽的山城，我们的家。爱清洁，讲卫生，靠你靠我靠大家”。

很多年来，这首旋律简洁流畅的歌谣一直被一代代重庆人轻轻吟唱。

在1986年就已被正式命名为重庆市树的黄桷树，别名黄葛树、大叶榕等，属高大落叶乔木。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它们葱茏茂密的身礁影。就像勤劳质朴的重庆民众一样，这种喜光耐旱，耐瘠薄，适应能力超强的树，盘根错节地扎根在山城的街头巷尾，陪伴人们度过了一个个烈日雨夜。

重庆人将黄桷树视为城市精神的最佳体现。他们甚至不惜将其刻在了城市身上—当地有不少地名与黄桷树密不可分，如黄桷垭、黄桷坪、黄桷渡公园。而重庆人所熟知的“古巴渝十二景”中，就有一处名为“黄葛晚渡”。

但如今，土生土长的黄桷树正经受着另一树种—来自山东、江苏、广西等地的银杏树的挑战。

千军万马齐种树

在重庆不少标志性道路两旁，黄桷树正遭遇着被银杏树全面取代的危机。

初到重庆的游客现在往往会对机场高速沿途的银杏树感到震撼。在这条全长超过二十公里的公路两旁，每隔数米就耸立着一株有两三层楼高，挂着稀稀疏疏叶子的银杏树。

而在重庆市南岸区依长江而建的南滨路上，游客还会看到更为壮观的场景—无数足有五六层楼高的大银杏树从头到尾分列两旁，连绵十多公里不绝。这些树龄大多在三十年以上的银杏就像一位羸弱的病人—每一株都被三四根木棍支撑着，悬吊在塑料袋里的营养液正被一刻不停注入树干。

“这几年到处都在抢着栽种银杏，简直像打仗一样”，当地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说，重庆市内那些越是那些被赋予“城市名片”宣传重任的新建或改造的道路、广场、商业区，银杏树就越受追捧。而原本存在的黄桷树，往往落得了被挖砍、移栽的命运。

“以前开一整天车都难见到一株银杏，现在它已经到处安营扎寨了”，司机说，最近两年多时间里，他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到不少装载着银杏树的外省卡车在市区里穿梭。

这些远道而来的银杏树都是重庆市政府为实现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森林重庆”而重金采购来的。

2008年8月，重庆市提出要用十年左右时间，把重庆建设成为“森林城市”。按照该计划要求，到2017年，重庆全市的森林覆盖率要达到45%，城市建成区的绿地率要达到39%。最近数年来，重庆市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变化多与“颜色”有关—在先后启动“唱红”，“打黑”之后，现在轮到了“绿化”。

早在2008年4月8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渝中区、南岸区调研危旧房改造工作时曾就明确表示，“主城各区一定要增强环境意识、绿化意识，下大力气把城市环境搞上去”。他甚至当场对绿化城市提出了细节性的指导意见—“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在主城改造建设过程中，要选择优良的树种，比如银杏、水杉、香樟等”。

数月后，薄熙来再次提出，要通过建设“森林重庆”改变重庆的小气候。他用带着战斗激情的口吻表示，“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种树”。

2008年9月下旬，重庆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植树活动—220万人当天种下1000万余株树。以此为标志，“森林重庆”工程开始以梦幻般的速度狂飙突进。

“黑洞”般的需求

重庆市主要领导以史无前例的力度推进着这一工程—重庆市林业局局长吴亚今年年初在《中国林业》发表的一篇名为《开发致富之山打造宜居之城全力推进森林重庆建设》的文章中透露，“薄熙来书记去年一年(指2010年)主持20余次常委会、专题会，研究部署森林重庆建设。黄奇帆市长亲自担任森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市人大出台了《重庆市森林建设促进条例》”。

在此背景下，森林工程成为重庆市各区县的“一把手”工程，实行“一票否决”制。

这篇文章还透露，为保证工程推进进度，重庆市委组织部将森林重庆“六大工程”纳入党政目标考核办法，并将考核权重从往年的5分提升到10分，占党政实绩考核的1/10。每年组织督查组考核区县造林工作，并在媒体上发布森林工程“排行榜”。

近三年来，重庆就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不停地栽种着树木。

《重庆晚报》2010年3月的一篇报道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自2008年8月启动“森林重庆”以来，全市投入178亿元，是前10年总和的2.7倍，种树798万亩，比前10年总和还多出129万亩。

没人知道到重庆市栽种了多少株银杏树，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被木棍支撑着的这些身形挺拔高大的树种，直观展示了这座年轻的直辖市的管理者们期望改良城市生态和赢得外界尊敬的迫切心态。

这座城市对银杏树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市场都感到了不安。

“现在银杏树市场太疯狂，价格高得连我们都害怕了”。江苏省邳州市鹏程银杏苗木基地的总经理王成这样形容银杏树的市场氛围。

王成的鹏程银杏苗木基地位于邳州市铁富镇宋庄村，占地1500亩，供应树径从5厘米到80厘米在内的各种规则的银杏树。被誉为“银杏之乡”的邳州市各镇村里，这样的苗木基地触目皆是，一望无垠。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当地像王成这样的银杏树供应商们集体感受着市场的狂欢。王成说，一株树径30厘米的优质银杏树从苗木基地的出货价就高达约6万元，“2009年到现在，银杏树的市场价格涨了

5、6倍”。王成认为重庆市场“黑洞”般的需求是导致这一状况的最重要因素。

他估计在近年来，邳州的银杏树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流入了重庆。原因是，他发现当地的同行中“十家公司里有五家以上专门做重庆市场”。

在邳州，一株树径30厘米的银杏树从泥土里挖出，到吊装到卡车上只需要不到三个小时。数日的长途颠簸后，这株银杏树就被移栽到了异乡重庆的街头巷尾。

无效的质疑

在政府热情高涨大量引进银杏树的同时，重庆民间舆论却对政府此举流露出不领情的态度。

72岁的原重庆大学退休职工吴登明正是其中之一。这位总是一身户外运动风格的老重庆人现在的身份是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在过去数年中，吴登明多次公开表达了对重庆大量移栽银杏树的反对意见。他将此做法视为“速成班式”的形式主义举动。

重庆人对黄桷树一直有着感恩之心。吴登明说，一直以来，烈日当头也需要在外谋生的贩夫走卒和著名的“棒棒”(重庆人对当地挑夫的俗称)，都将黄桷树看成闲暇时的最佳歇脚处。

“人人都知道重庆是座‘火炉’城市，烈日当头的时节，枝繁叶茂的黄桷树下是人们最好的纳凉休憩所在”，吴登明为此专门做过测试，结论是：黄桷树下的温度比太阳能直射到的地方要低5摄氏度以上。

烈日高悬时，老人围坐在在树下抽烟摆龙门阵，儿童在一旁追逐打闹，此番悠然的场景早已融入到重庆市民生活中了。“每一株黄桷树下，都有无数重庆人的故事”，吴登明说。

但在现在重庆大量栽种着银杏树的街道、广场上，从清晨到傍晚，夏季猛烈的日照一刻不停炙烤着地面。

吴登明带着《南都周刊》记者到位于沙坪坝区的汉渝路实地体验了一番。站在横跨这条路的一座人行天桥上，道路两边的景致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正午阳光下，一边满是郁郁葱葱的黄桷树、小叶榕，而对面则全是看上去几无树叶的银杏树。其中有的一片树叶没有，看上去已经没有生命。

道路靠银杏树一侧的某服装店女员工说，这些银杏树移栽过来已有一两年时间，“当时挖走了不少黄桷树，我们都气得很，但没办法制止”。

她不喜欢这些几乎没有遮阳效果的银杏树，因为它们影响了店里的生意。她抱怨在高温天气里，路人都不愿愿意走这边，“恼火的很”。

“政府认为银杏树能美化城市，提升城市形象，但老百姓想要的是能遮阳”，吴登明说，因为树叶稀少，重庆人给这些银杏树起了个带着戏谑色彩的新名字—“光头树”。

28岁的向春是重庆市另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重庆青年环保协会的负责人。自重庆市大规模推进“森林重庆”工程后，向春就对政府移除黄桷树、小叶榕等传统绿化树种，大量栽种银杏树的做法持质疑态度。 2008年底，向春曾因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有绿化树移除，换栽上包括银杏树在内的十余株大树一事向对方咨询情况。水利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给他的解释是：一方面是为了响应“森林重庆”的号召，另一方面是为了体现重庆水利事业在直辖后取得得发展成就。这也是为了给各部门起带头示范作用。

事后，一位现场施工人员告诉向春，移栽来的十余株大树的总价约在“250万左右”。

根据向春的调研，截至2010年年底，重庆市以银杏树为主的“银杏大道”已有数十条之多，且新建道路“基本都是用银杏作为行道树”。

尤其让他难以理解的是，一些道路旁原本以往长势良好的黄桷树、小叶榕被活生生挖走，换栽上银杏树。即便在绿化景观已经非常好的地方，也会见缝插针地栽进去几株银杏。

4月底，向春在重庆南岸区的兰花路发现有工程机械在将长势良好的黄桷树、小叶榕、法国梧桐，甚至树径较小的银杏树挖掉，换栽成光秃秃的粗大银杏树。向春将这一情况发布到网上后，引发了众多重庆市民的讨论，大多对此事持反对意见。

向春曾打电话到南岸区市政管理绿化委员会咨询此事。

向春当即打电话到南岸区市政管理绿化委员会，想要咨询此事。但接电话的一位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感到十分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提档升级;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凭什么要告诉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凭什么告诉你;问他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凭什么告诉你”。

不甘放手的向春在半个多月后就此事向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6月5日，是对方本应按照规定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但这天向春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政府行为”，向春说，重庆市民一方面对“森林重庆”的出发点持支持态度，但同时也对工程的信息不够公开、缺乏公众参与机制、违背树木生长规律进行移栽等诸多问题心怀不满。

向春还曾上网浏览过重庆市政府的公开信箱，向春曾上网浏览过在重庆市政府的公开信箱。他说其中有不少是重庆市林业局和园林局等部门对民众反对大量栽种银杏树意见的答复，但向春对这些答复的印象是“基本都是不针对问题回答的新闻发布会模式”。

“现在重庆市的城市景观，已经到了‘无银杏、不景观’的地步”。

在国内知名网站“天涯社区”的重庆版里得到了印证—几乎每一条关于某地方的黄桷树被银杏树替换掉的帖子下，都留下了数十上百条跟帖。大多数是对此类举动的反对和不解。

也有市民称并不排斥银杏树，“银杏树相对是要漂亮点，但重庆是否钱多到为了那一点点的视觉效果而去大量换栽价值不菲的银杏树?”一位网民这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