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议程范文

第一篇：达沃斯论坛议程范文

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 中国改革议程

达沃斯论坛讨论会：中国改革议程

演讲嘉宾：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

王建宙：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李瑞麟：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王俊：华大基因董事合伙人

朱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王建宙：我简单说三点，第一点，我觉得信息技术还在发展，我记得2015年有一个作家写的《世界是平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他说推动世界变平有10个驱动力，他列举了10个驱动力，现在10年过去了，中间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唯独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停止过，我随便就可以再加10个，这是在他的书里没有说的，我可以随便再加新的10个驱动力，智能手机、4G、社交网络、云计算、3D打印、机器人、物联网、在线交易、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所以说现在不是说市场的需求减少了，而是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新常态下的我们必须看到的。这些新的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条件，又给我们的大众创业提供了足够足够的空间。

第二点，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新的生态环境。以前我们都说，这是MIT的人员提出的竞争理论，叫做企业的价值链。企业的价值链强调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各个环节组成的，只有价值链协同的工作才能形成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以企业为中心，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经典理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现在一直在用。但现在我觉得在新的情况下发生变化了，今天我们强调的又出现新的概念，叫生态系统，叫商业生态系统，不是强调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他强调的是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来的，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强调的是自然界和各种生物之间的一种协同关系，形成了共同成长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创新当中，按照我们新的常态，我们也要更加关注这种商业的生态系统。我还要说到我的老本行，因为别的是我外行。

比如很多人说，手机短信也减少了、话音也减少了，是不是将来就不需要运营商了，我说正好相反，虽然话音下降了、短信减少了，但是你没看到数据增加了，几年之前大部分的中国用户用的是每个月5块钱30兆的数据流量套餐，而今天中国的4G牌照发的还不到2年，用户已经2亿多了，2亿用户平均每人每月的数据流量是700兆，从30兆到700兆才花了几年的时间，这当中就包含了很多商机。所以我不赞成说OTT，就是互联网的服务商和电信的运营商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我觉得完全是一种互相推进的关系。

1 第二，电信运营商要向互联网运营商学习，电信运营商也要互联网服务，这是对的，但是我不主张说电信运营商要转型成为服务商，这种电信公司都变成像谷歌、像百度一样的服务商，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他们可以互相跨界，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不同的功能。

最后一点，在新常态下创新的路还很长，现在创新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还是要说手机，大家看最近过去的两年是中国手机大发展的两年，我说的是手机制造，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手机出现了一大批中国品牌的手机，而且不是一家，而是好多家并驾齐驱的，以前我觉得全世界才没有几家手机制造商，现在中国就几十家，如果小的有几百家，但现在看起来这并不是坏事情，中国那么多多家，每家都有市场，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我们已经从组装变成了上下游生产都有自己的能力，大量的元器件都是由中国生产了，而不光是组装，连手机的芯片都已经有中国的企业来生产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它直接的影响就产生了一批中国的品牌，同时把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的下降了，很难设想你的1000块人民币、100多美金的智能手机是4G的，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这是创新取得的很大成绩，但是路还很长。

还是说手机，那么多手机、那么多品牌也卖的很好，但是他们大多数手机用的是同样的操作系统、同样的芯片、同样的元器件，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几乎很难区别这是哪一家的产品。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向深度来加强我们的研发，要进一步的加强研发，甚至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操作系统。第二，还是要有耐心，光是有好的销售还是不够的，还是要通过一定的时间积累我们自己的技术，特别是积累一定的知识产权，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实现中国创造。

主持人王烁：谢谢王总。总的来说您的看法就是说，只要能够激发创新能力，中国市场的需求的广度和深度是不用担心的。

王建宙：对这些需求我是非常乐观的，我还没有说到互联网服务的需求，大家知道，那需求更大了。今天很有意思，就是从IT的领域来看，今后这三块都会继续有很大的市场。

主持人王烁：我所接触的国际投资界和分析界对中国经济看法的悲观程度可能是让在座的很难相信的，他们跟我说，中国经济未来一年的GDP增速，无非就是在零增长和负增长之间选一个，这么负面的一种预期，您是否同意?

Rich Lesser：我完全不同意，首先大家的想法多种多样，西方有不同的观点，我和大型国际性公司在上周进行了交流，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也是很多的，他们对于这个增长是怀有乐观预期的，包括高盛，他们认为大概在6%到7%的GDP增长。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合理的中国经济的转型，而且我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总的来讲投资驱动的基础上来扩大，还有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的扩大。那么在这方面，有

2 很多的债务，可能有不同的公司不能建设性的使用他们资本，现在经济转型是非常合适的，转向以服务为驱动，更少的依赖于投资，更大依赖于消费。但是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第一个转型的影响，就是任何时候在一个经济当中性质的过渡肯定有波动和不确定性。

现在未来的政策和策略，现在非常关注中国，我们谈到几年之前就说了，包括在这个论坛上也谈过，李总理谈到，也就是说，市场在经济中是非常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真正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增长模式在未来。这样的话，也是政策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在金融行业、在市政债券还有其他的地方政府债务方面的做法都有相关的政策，还有私人银行也是有授权了，现在我会回到两个主题，我觉得对于未来几年来讲，就是要把这些原则变成现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变成现实。这样的话，我们也会看到是有进展的，而且市场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它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来确保资本是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国有资本企业得到有效的使用还有改革支持城市化，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很多国有企业他们需要有更竞争性，更有效的治理模式，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进行重组，才能够不断的进行发展。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找到未来，以及所有的研究都看到了，这个前景有积极的增长，消费方面的增长持续下去的，它会有些动荡，关键的因素要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政策要持续的做根本性的改变，把这个原则变成现实。

另外，我们也谈到到了，怎么做改革，中国改革有多难，不要忘了这一点，在其他地方的改革都是很难的，我们也看到欧洲，欧洲比中国面临更大的增长潜能，仍然坚持改革，我们也看到日本他们怎么来做这样的改革还有美国的改革，美国的改革多艰难，印度的改革多艰难。所以在这儿改革都是很难的，但是它还是非常重要的，要继续有增长的模式，中国也是在这么做的。

王烁：那么中国经济的消费这部分非常有信心，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些已经有的指标，比如说住房，这个行业已经有好几年不振了，汽车消费是另外一项，今年以来也很差。您提到电子商务对汽车消费的作用，很多零售行业的告诉你，主要是替代效应，用电商来替代传统的商业，而增加的新的需求恐怕是很有限的，您怎么回应这些方面对消费方面抑制因素呢?

Rich Lesser：首先你刚才提到了一些近期的挑战，但是我也注意到至少我看到在最近房地产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有一些重新的反弹还有汽车的销售是很平缓的，但是实际上汽车的销售也是不错的即使在今年第一季度也是不做的，如今在汽车销售方面会看到波动的销售数字，但是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过去几年的汽车销售的数字增长，但是仍然这个市场还是很强劲的。另外我也看到，零售业，我们看到了由于在线的电子商务带来的挑战，确实是这样，中国是比较独特的，因为中国的增长它是非常有创新的在线的商务，即使跟实体的销售是并行的，在其他地方消费的环境是变化的，有了这个在线的业务，它实际上有挑战的，但是它还是不错

3 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增长是非常快速的。所以说它们实际上在线和线下的销售都是并行的，而且在线可能是更高的，而且是增长的比重更高，我想对于制造业来讲，传统的零售业来讲，他们就是要看一下怎么样有创新的模式、分销的模式以及和客户的关系怎么应对新的情况，因为现在的消费者他们越来越多的愿意在线上来消费了，还有移动的增长是指数型的，所以说会影响到这一点，这样对他们来讲，对于传统的制造业和零售确实带来挑战。谢谢!

王烁：新常态对很多行业都有挑战，对你们来说能想象到的都是好事儿，在生物医药，在创业方面有哪些比较好，比较大的机会，从你的个人经历来说哪些最值得去挖掘?

王俊：如果从个人经历来讲，我自己本人做了小20年的生命科学研究，尤其是基因研究，做了小十年的CEO，最大的基因机构和商业机构，最喜欢把生命经济合起来来讲，在现在新常态情况下，断崖式的失败，这个过程联合新常态这个词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什么叫新常态?新的意思过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回常态不会变回棋了，已经是这样。很多企业甚至个人还有社会，只能面临的这个灭亡或者是衰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在本身的演化和进化的设计如果不能够适应未来有可能不断在变化的环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很多看到新的发展瓶颈和问题。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实际上是试错，并不知道未来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环境一定会变化，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所有的个体、种群大自然都在采用一种方式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变，变的过程当中看到哪个错了，反映在企业或者未来的社会构架体系里面体现出创新，创新的本质来讲是一种试错，创新试错的这种本质就导致它背后其实说明白很多试错的结果没有结果，很多试错可能是失败的，如果做创新或者试错一定要找好一个行业或者大的前景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样讲?整个社会发展历史包括中国全世界，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试错了很多尝试了一遍，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接着做很多创新和试错的事情你的试错成本会很高，因为很多已经被别人试过了，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找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朝阳的，是一个蓝海，很多人有很多想法但还没有付诸实施，很多时候还没有想法，在那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去试错，也许你的成功概率会大一点。而这样的行业，现在有哪些呢?我是基因行业的，自然王婆卖瓜的，健康和生命行业未来是巨大的发展机会和蓝海。我自己本人在华大，两个月前刚离职CEO，也是准备二次创业，二次创业的核心点就是把生命科学，把生命科学的大数据，把互联网、把人工智能的方法结合起来，应用于健康，应用于健康的管理，管理生命的数据化的生命信息，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就是未来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大可能性的行当和一个方向。而在这个方向的试错，也可能会失败但这种失败本身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带来的有可能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自然界的发展来讲，我经常讲一句话，人很可能是一只试错的猴子，最后能够直立行走变成了人，我很希望在这次试错过程当中，包

4 括我新做的试错过程当中能直立行走也许最后出现缺陷也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本人希望它们直立行走。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不管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任何一个不受束缚，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创新理念，不怕失败，在这个这样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纠正不断形成新的想法理念往前推动，不断个体还是整个企业、社会永远往前推进的，新常态这个词未来十年二十年也会有新的常态，它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东西，其实永远都会有新的常态因为环境永远是会变化的，而且永远不会往回走。谢谢!

王烁：今年我们在建的时候，中间就经历了一次股市的泡沫和一次股灾，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走出来呢?

朱宁：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刚才王俊讲的试错的想法说一下，你追问的这个问题，谁来获益，谁来买单?收益是谁的?风险是谁的?今天正好有一本新书，中文、英文都会发布，中文叫做《刚性泡沫》，你们讲的很核心的概念在中国经济体里面发生很多的投资行为都是由政府在买单，而由职业投资者来获益。我觉得现在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可能还不是在创业方面，而是在房地产投资，我们前两年房地产投资一调控就会出现购房者如果在2万块钱买的房子，房价跌到1.8万之后怎么办?他会到开发商门口讨个说法，讨了说法之后开发商就会趋于社会舆论和政府的压力给他那个说法，我来给你补个车位或者附加一个装修。这其实中国很多的金融领域和投资领域所出现的刚性兑付或者隐性担保，只要投资和冒风险代价由政府来承担，收益由个人获得，出现很多投资领域出现了过多的投资，这个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今年过去一段时间地方债，在房地产之后又开始在股市里面冒出来一个泡泡。这个泡泡之所以产生很大程度产生这是一个国家牛市，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里面所面临的非常大的风险。那么这里面在前20年或者30年，这种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从整个资本层面，还是从具体到产品层面，我觉得对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都非常非常得重要。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中高收入一个国家，而且中国很多经济领域里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为什么地方政府到现在债务问题变得如此之严重，很大程度是两个贡献因素，一个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地方的国有企业或者由地方政府所支持的投资项目，最经典的就是前两年出现的风能和太阳能光伏产业大规模不计风险的投资，从这次股灾里面吸取教训的更好的协调政府和市场之间，政府能够让市场更大，更起决定性配置资源和配置风险。这是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刚才提到的无论资产价格地方政府债务还是产能过剩国有企业改革，最后归根到底都是怎么理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决定性的配置作用。

5 王烁：王俊，朱宁讲得很全面，对哪怕创业投资领域也有很强的潜在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政府去主导政府去投资，表面承担风险的创业者，可能这个风险最后由政府全面来承担你怎么回应他的评论?

王俊：我自己个人觉得创业者如果他有他的想法往前推动，从逻辑上来讲，应该他自己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东西道德风险，有时候破产了，经济风险可能不能承担了，道德风险是应该由创业者本人来承担的。所以某种意义来讲，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应该改变的，不能够把这个创新由我来包起来的，这是不对的，他自己应该去承担的责任，这是创业者应该承担的东西，无论经济还是道德。如果在这个上面有些机制可以去调整，让他能够更好的符合创业驱动的本身的人性的东西，要不然他肯定觉得怎么都没关系，是对是错又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很多时候很可能做出来的很多行为就会有问题，本来可以成功的，但因为这样反而成功不了了，所以还是需要给他这样的东西。深圳城市本身的好处在这儿，政府对很多企业的创新更多的是引导和支持，很少这么去创，没有的，更多都是他自己自发性的。

王烁：创业需要灵活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无论是早期的天使投资、VC、PE，最终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来作为出口，从中国的股市出现泡沫以及这次泡沫破裂以后，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创业投资的热度是不是有所降温，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感受到它的冲击?

王俊：我是感觉这也是一个新常态，现在发生了新的情况，环境变化了，现在股市的情况，资本的情况，很多钱少了，钱谨慎了，这一个好事，因为他要大浪淘沙，更加关注值得去做的这个事情。我相信他的理性程度跟成功率会更高，如果你做的是很好的东西，而且他的价值回归到本来的价值，很多时候甚至是低谷，在这个时候可以布局想做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讲有不同的可能性。

王烁：加强了对创业者的选择。

Rich Lesser：是的，我想在这点上，接着来说，当你和硅谷的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在2000年泡沫破裂以后，纳斯达克在很短的时间内下跌了70%，他们说之后创新实际上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那个时候资本更聪明了，然后他提供资金只给好的创业，好的创始人，而并不是十个人随便追一个交易，随便投资我觉得股市暂时下跌，人们就认为不会支持创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理由。在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没有这个潜力，我希望资本能够更聪明寻求更好的交易，而不是任何交易，这是健康的。

朱宁：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除了王俊的生命科学领域还有非常火的领域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金融，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如何来评判创新，可能和生命科学不同完全划时代的改变，很多时候互联网的革命更多的时候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或者资源重新的重塑，一些产业重塑。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P2P、众筹的概念，一定程度上确实把社会的信息汇集在

6 一起，让社会资本更好的找到投资的机会，我们不要忽略这种从金融角度来讲，在风险来讲，一定程度上众筹的方式或者P2P的方式也掩盖了或者转移了一定本来应该由投资者或者由投资平台所来承担的平台，其实必须把整个创新不只是看成企业行为，而且是一个社会行为，它有它的外伸性，通过监管的创新或者提升，更好的应对或者更好的服务新的技术和整个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

王烁：引导了这么一个问题，进入新常态之后波动加大了，应对管理和波动的能力是不是也加强了，应该怎么加强?请Rich Lesser先生。

Rich Lesser：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而且政府也说明希望真正能够加强市场，驱动绩效进行改革，我们也看到整个经济当中从投资转向消费驱动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经济转型。我们觉得预期到一定的时候，政府应该判断出来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举动和正确的行为去回应不同的环境，以及去支持经济，我完全的同意刚才所做的评论，也就是说，你不希望补贴人们的风险，人们去过于承担没必要的风险，你希望资本能够非常聪明，而不是得到保证的回报。但是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最近这几周在人民币汇率上面还有股票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也说明我们能够愿意去承担更多的波动，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当然有一些更好的方式，而不是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的体系，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改变，但我觉得向这个方向来发展，允许市场渐渐的来制定自己的一个价格，是对的。

比如说，股票，可能比一年之前上涨了50%，出现了危机，上涨的太多了，现在进行调整，有人说还没跌到位，还需要继续下降，我觉得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平台，同时也要忍受一定的不确定性，应该保证资金的供给，对那些中小企业和那些创新企业，愿意去进行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即便意味着短期的阵痛，未来得到更多，越鼓励这些在未来经济得到更好的增长，但是这种转型不是特别容易，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政府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究竟发展过程当中采取怎样的方式。

王烁：民营企业怎么应对新常态应该有他的困难，但是他条件更好一些，国企在新常态下，他用什么样的机制改革才能应对新常态新的挑战，现在看到很多方向上的努力，有一种是机制改革，有一种是合并，很多央企的合并，还能听到关于下一步合并的传说。新常态下，我们听到了一些波动比较大，波动比较多，层出不穷，国企特别央企规模大，转身慢，怎样才能适应这样新的形势?

王建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本人在国企工作了几十年，现在我退休以后担任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上市公司当中也有大量的国企，现在大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就不需要多说了。第二，确实需要改革，现在改革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因为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也做了一

7 个调查，我跑了几十家的上市公司，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大家都非常关注，而且无论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都对混合所有制非常的支持。那么事实上，我们在混合所有制的路上已经迈出了一步，本身大量的国有企业上市就是有大量的公众投资者进来，各种的资本都已经进来了。那么现在要进一步的去发展混合所有制，我想在混合所有制这种情况下，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还有各种非公有的资本，融合在一起，这个大家给予很大的希望，这是第一点。

对于它的本身是一种希望，但是更大的希望能够通过实现混合所有制以后，来改变过去现有的机制，更加的强调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对国企来说，能够使它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如果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只是在股份多元化方面做出了变化而所有的机制跟原来一模一样，这样就没有起到作用，我们调查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已经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有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有的市场化程度很低，最后它的结果相差是很大的。

今天的国企，它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来取得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取得资源。再顺便说一下，其实民企他对混合所有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他的关注点，他参加了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以后，他应该有他的发言权，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财务投资者。所以我觉得现在从国企的角度来说，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几个方面。

王烁：谢谢。朱宁，今天讨论中听到很多次，这句话写入中央文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当经济挑战越多，经济形势越困难，也是越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的时候，它市场越不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你觉得为什么，怎么走出这种一种被动?

朱宁：从经济学来讲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叫做“逆向选择”在现在混合所有制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听到比较多的从民营资本的角度来讲，希望更多的能够介入到国有企业不只是财务投资更多是经营管理这个层面上，这里面涉及到国有企业究竟是香饽饽还是一个大家需要处理的烫手山芋，如果香饽饽都想把钱投过来，对于财务投资，对于财务上的诉求并没有那么强，这就导致了整个混合的过程会有一种，投资者非常积极，但是企业并不一定非常积极的这种心态。还有一种情况，企业非常积极，因为企业可能面临无论经营上的困难还是现金流的挑战，需要资金，但这个时候如果民营企业或者民营资本关注到，不能通过现在企业制度，通过公司治理以我的理念今后管理这个企业，产生一些忧虑，这种所谓的逆向选择的问题是现在很多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市场层面 需要来理顺的关系，第一点，仍然要把短期的速度和长期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要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摆对，我们觉得过去习惯了，每年不只是8%、9%、10%、11%的增长速度或者股市习惯了每年涨个50%、60%，即使经过大的调整之后，我们表现仍然是很好的，从全球

8 的标准来讲。我们曾经做过关于美国企业破产的研究，乔布斯曾经说过，死亡是生命中很重要的发明，企业的死亡其实也是一样，必须允许让一些不好的企业，不良的产业能够逐渐被淘汰我们才能推动整个经济的改革和腾龙换鸟，逐渐升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了，中国和整个全世界的关系，你们看到这次整个汇率不仅引发了国内的股市和全球股市最大的振荡，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了，对国内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开始越来越多的考虑我们的决策，我们的调整会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全球性影响，反过来头对中国的出口，外贸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越来越多融入全球体系里面必须越来越多的进行政策的制定。

王建宙：我非常同意，上市也好，实现合资也好，实际上国有企业它这么欢迎混合所有制并并不是因为仅仅缺钱，需要资金进来了，实际上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能够吸取一些其他所有制资本的一些优势，这样实现一种优势的互补取长补短。正像以前好多国有企业上市的时候，别人上市就是说募集资金，国有企业来说不光筹集资金还是为了改变机制，我觉得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来说，确实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机会来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在市场化方面更往前走一步。

Rich Lesser：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个我接着谈两点，我也在和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国企的CEO来谈，他们增长就是在中国并购一些其他的公司，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一些省，也是这个公司的一部分了，这个省可能会担心，更提升效率，而且还要吸引外部的资本，同时还要混合所有制。还有一个，公司的领导他们应该是要增加效率，要更有创新，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动在未来的这个增长，我想这个也是更广泛的爱搜易改革的一部分。

王烁：给现场观众提问的时间，这个问题可以举手，并且说明你的身份，你的问题针对谁的。

提问1：福海集团的王建东。我想请问各位嘉宾，就国企改革的模式而言，大家知道上海模式、广东模式、北京模式，王建宙，王总做了多年的国企，从不同的角度谈谈对国企改革的模式有什么建议?

王建宙：国企改革的模式是很多的，最主要还是要明确为什么要国企改革，我觉得如果从目的来说，当然是为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的为了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但是如果我们从直接的目的来说，还是更好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说我觉得形式有很多，现有已经走出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的规范化，比如说，现在我们有集团公司，下面又有很多的上市公司，集团公司整体的上市，这样的话，就在管理方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了，而原有的集团公司层面可以通过投资公司或者资本运营公司来作为出资人的代表，这样可能会规范一点。因为现在的上市公司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有母公司又有上市公司，母公司跟上市公司在管理

9 上面有时候是分不清楚的，有时候今天开会不知道今天开的上市公司的会还是集团公司的会，在管理上来说，这些从具体的方面来说，都是需要改进的。

朱宁：我补充一点，要相信市场从长期是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

王烁：但它需要资源的自由的流动，有些股权是应该能够放在市场中来交易的。 提问2：我是腾讯财经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王建宙先生，国有企业有两个很现实的问题需要改革，包括董事长一系列的高管谁来任命?另外，国有企业的高管如何来激励产权跟质权两个现实的问题，如何改革?谢谢。

王烁：他问题问的很好，我补充问一下，其实现在国企一方面需要改革激活它的活力，另一方面，现在又有央企高管的限薪，怎么把这些兼容起来去理解它?

王建宙：这个问题你问我，我是很超脱的，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你不需要问我每个月拿多少工资，拿的是退休费。我看去年上季达沃斯，都问国企领导你拿多少工资，说句老实话，大国企大集团它的负责人，他对这个是不太在意的，真的不太在意，他要领导几十万人的企业，每天想的事情太多了，对他个人薪酬高、薪酬低的问题，高也干、低也干，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不光是国企，我看好多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在国际上他拿一块钱的工资，这种也有，只是上市公司意思意思拿一块钱工资。所以刚才一说了，一说国企改革就是兼并，就是国企改革股了，一说国企改革，领导人你现在拿多少的薪水，我觉得这个本身只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面，不是它的全部。

至于如何实现薪酬制度的改革，因为具体的方案现在还没有看到，我总的觉得倾向于减少差距，减少高层管理者跟普通的工人的差距，这个确实是一个方向。

王烁：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采访一个国有大银行的负责人，他谈到他的互联网金融，讲到互联网金融的策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我就问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激励机制怎样，跟市场有没有区别?他说激励机制就和银行内部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当然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他说他就靠这是一件事儿，这是一个事业做起来有劲靠这个维持。我觉得对具体的人，对具体的机构可能都是能够解释的，不过市场上对这套做法的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提问3：各位嘉宾好，我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刚才听到几位演讲嘉宾在谈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央企来说能否可以像刚才王总说的用央企的资产去试错，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央企他除了承担企业的责任还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的责任，这部分社会的责任是政府给予央企必须要承担的，当央企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回到政府里面去，如果回到政府里面去的话，就和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这套运营机制是不是就会有冲突?谢谢。

王建宙：我先回答然后王俊再看看你的观点，其实这个问题我是很想说的，经常听到，比方一个央企或者国企取得了多少成就，贡献了多少利润，人家说如果我是国企，我也能做到这

10 样，如果我是国企，我也能创造那么多的利润。反过头来说，你不知道国企的领导人也在看，看到互联网公司，看到像王俊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创新，我也反过头来说，如果有你的机制，也能干的像你那么好，这是我们非常想说的一句话。所以作为我来说，我切身的体会，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我就是要创造价值，如果是国企，为国有资本创造价值，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就是为投资人创造价值，当然还有社会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要承担社会责任，还要承担对员工的责任。对于国企本身来说，如何千方百计的在为消费者和员工创造价值的同时，为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

Rich Lesser：我只说一点，中国有了非常大的成功，而且劳动工作力大家都是非常努力的，而且不断的投资投入，这样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几十年带来的转型，我们展望未来，关键的一点不光是基于成本的竞争，而是说我们要能够把全生产力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还有要推动创新，要深入发展，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做这个改革的时候，也就是资本的支持，政府治理的模式等等，都是要鼓励他们，使得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带来更大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也许可能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但实际上要继续推动这样的改革，因为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中国增长的一个元素。

王俊：我觉得有两点，试错成本本身有成本，没有必要说整个央企如果想要全部改变什么，实际上可以用小规模的成本去试错，像自然界的物种一样，一个物种内部的进化是很小的，每一步是很小试错的结果。第二个，某种意义来讲，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这样的试错机制，政府的改革也是一种试错的机制，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能去简单的假定好像政府永远就是不会变的，我觉得它也有不断的试错机制，这两个核心点还是要讲的。

朱宁：补充一句话，科斯讲过说企业的本质是减少整个社会交易的成本，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下一段经济改革，国企改革都是说怎么能够本着减少交易成本，让整个交易越来越可能发生的精神去进行。

王烁：非常精彩的讨论，可惜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谢谢台上嘉宾的精彩讲演，谢谢他们。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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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达沃斯论坛与博鳌论坛的比较

摘要：本文将达沃斯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进行了比较，分析二者在主办地、运作模式、规模、影响力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并且分析了二者之间的优劣势。 关键词：：达沃斯 博鳌 论坛

比较

一、 达沃斯论坛与博鳌论坛简介;

达沃斯论坛是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立的非官方国际性会议机构,博鳌亚洲论坛则是在亚洲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立的，它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达沃斯位于瑞士兰德瓦瑟河畔，每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都要在这里召开年会，因此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发起，于2001年2月27日在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的博鳌镇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

二、 比较分析 (一) 主办地方比较

1.博鳌：座落中国最大经济特区 环境宜人

博鳌位于海南省琼海市，是万泉、九曲、龙滚三江的入海口，是块“财源茂盛达三江”的“风水宝地”，距离琼海市嘉积镇17公里、海口市105公里、三亚市180公里，为半渔半农集镇。自博鳌镇2001年被选定为博鳌亚洲论坛永久性会址时，其经济建设开始有了质的飞升。

而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中国深化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实验区;海南省以建设生态省为目标，重点发展生态产业;海南博鳌是一个专门为论坛设计的集生态、休闲、旅游、智能和会展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自然地理环境十分宜人。

2.达沃斯：瑞士知名度假、疗养胜地

达沃斯 Davos小镇，是瑞士知名的温泉度假、会议、运动度假胜地。位于瑞士东南部格里松斯地区，隶属格劳宾登州，坐落在一条17公里长的山谷里，靠近奥地利边境，它是阿尔卑斯山系最高的小镇。在兰德瓦瑟河的达伏斯谷地，海拔1529米。人口约1.3万，主要讲德语。气候宜人，为疗养和旅游胜地。二十世纪起成为国际冬季运动中心之一。电缆车可达海拔1530～2610米的滑冰运动场。窄轨车通库尔和恩加丁.设有阿尔卑斯学院。

(二) 运作模式 1.达沃斯论坛的运作模式

达沃斯论坛是一个以基金会形式成立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国际会议组织，每年都要召开主题年会。2007年起，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始在中国举办，参会企业主要是新兴经济体中的领军企业，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中迅速发展的企业。此外，达沃斯论坛每年还发布年度报告和全球风险网络评估报告，以及不定期地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报告和其他专题报告。

2.博鳌亚洲论坛的运作模式

博鳌亚洲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会议组织，也是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且经常举办各种会议，如论坛大会、研讨会、座谈会和讲座，独立或合作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各类研究活动。博鳌亚洲论坛每年也发布论坛年会报告、亚洲经济一体化年度报告、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和亚洲竞争力年度报告，以及其他专题研究报告。

(三) 规模比较

1.博鳌亚洲论坛：越来越强 水准日益提升

10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依托博鳌亚洲论坛进行的国事活动，先后接见了国外政要近120人次，被誉为“最美国事活动”。10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企业，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开拓竞逐亚洲市场、融入亚洲社会的重要舞台。博鳌亚洲论坛也从三个亚太国家政治家的创意发展成为了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财富》全球论坛并驾齐驱的世界上三大非官方论坛机构。 2010年有近2000人出席博鳌论坛，与达沃斯的出席人数旗鼓相当。尽管出席者的身份还明显逊于达沃斯，其水准的日益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2.达沃斯论坛：阵容庞大 全球富豪菁英会聚

2011年1月26日，在瑞士达沃斯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这样的一个创纪录的庞大阵容开幕：5天的会期，110页的会议日程，239场会议，35名国家元首，50位国际组织领导人，超过250个民间团体负责人，来自全球1000多家公司的1400名高管和代表。

据财经杂志《福布斯》统计，今年有来自20个国家的69名亿万富翁参加了达沃斯论坛，这些富翁的净资产总和达到4270亿美元，超过以色列和埃及的GDP总和。

(四) 会员特点 1.达沃斯论坛的会员特点

达沃斯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国政界和经济界的高层领导人、企业首脑以及著名专家，达沃斯论坛的影响力就在于其成员组的实力。达沃斯论坛的会员按照不同功能和层次具体划分为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基金董事会会员和全球成长型公司。各个成员组的人们都代表着各自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和潮流领导者，具体包括各行业领袖组、未来全球领袖组、媒体领袖组、论坛嘉宾组、政界人士组和文艺精英组。

2.博鳌亚洲论坛的会员特点

博鳌亚洲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政府要员、商业领袖和知名学者。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博鳌亚洲论坛正日益发展成为全球政府高官、工商界代表和学术界精英就亚洲以及其他地区重要事务进行平等对话的高层次平台。上述各界人士为了亚洲走到一起来，这本身就是亚洲合作的象征，而通过论坛产生思想、凝聚共识、催生政策和行动，则是对亚洲经济一体化实实在在的贡献。

(四)年度议题 1.达沃斯论坛

达沃斯论坛设立有全球议程中心，通过基金董事会充分调动全球的资源，使论坛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从全世界收集最新热点、难点问题以及讨论的焦点，并将这些焦点问题在其会员中进行充分酝酿，选择对世界、区域或行业有影响力的议题，最终形成达沃斯论坛年会和高峰会的主题与议题。此外，达沃斯论坛非常注重发挥外部专家团体的作用，外部专家团体为论坛年会的议题选择提供智力支持。

2.博鳌亚洲论坛

博鳌论坛设立有研究院和咨询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并调用论坛所有资源保证搜集高质量的年会议题，非常注意把握时代脉搏，议题设置能够与时俱进，收入分配、教育机会、公共卫生等关乎民生等柔性议题的设置，也是博鳌亚洲论坛面对现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选择。济合作与发展

(五)政府支持

1.达沃斯论坛的政府支持

达沃斯论坛的政府支持力度较小。瑞士格劳宾登州是达沃斯论坛的政府运作主体，专注于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协助政要接待;二是安全保卫;三是媒体公关;四是旅游推介。其余的诸如会议后勤服务等均由 “阳狮公司”承担。

2.博鳌亚洲论坛的政府支持

中国政府对博鳌亚洲论坛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历届论坛年会均有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因此，尽管博鳌亚洲论坛将自身定位为非官方组织，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区域性论坛，在论坛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的特色和政策的趋向都非常明显。

(六)资金来源

1.达沃斯论坛的资金来源

达沃斯论坛实行会员制，资金来源主要有会员会费、会议赞助费和参会费。达沃斯论坛年会和区域高峰会的资金完全来源于会议收入本身，包括会议费、合作伙伴赞助费和实物赞助。因此，达沃斯论坛的每一次会议实际上都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而其收入用于论坛自身的发展和改善服务。

2.博鳌亚洲论坛的资金来源

博鳌亚洲论坛也实行会员制，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会员费、参会费、各界捐款和政府资助，在论坛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论坛资金的利息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其稳定的会员费收入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而且各家赞助商提供的实物赞助也非常普遍。

(七)社会影响比较

1.博鳌：推进亚洲一体化有益力量 后来居上

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财富》全球论坛并驾齐驱的世界上三大非官方论坛机构，它正在成为推进亚洲一体化区域组织形成的有益力量，其实际推动力也已后来居上。

03年，当世贸组织坎昆谈判失败、全球化推进遇阻的时刻，论坛年会把亚洲一体化作为主要课题，提出“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主议题。会议上提出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更促进了亚洲次区域合作的进程。09年，当国际组织纷纷对世界经济形势做出悲观预测。论坛提出了“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等议题，为全球经济复苏点亮了“星星之火”。

2.达沃斯：影响全球舆论 关系网遍布全球

40年来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会者层次不断提高，议题日趋重要和广泛，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被视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论坛”。其影响力首先是作为一个“世界级”思想交流平台的作用和对全球舆论的影响。借助各种会议形式，成为各国政要、企业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专家学者就各种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讨论全球性热点问题或趋势性问题，对全球舆论具重要影响。 其影响力还表现在其遍布全球的会员和关系网络。其会员来自全球各地区的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有全球500强中的绝大部分公司。除企业界外，论坛还与各国政学媒界高层建立广泛联系。

(八)参会感受比较

1.博鳌：面向大海 激发亚洲激情

博鳌亚洲论坛创意诞生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过一句颇具感情色彩的话：“相对于达沃斯的寒冷和阿尔卑斯的高山，博鳌向太平洋的广阔海洋敞开着。”

美国前总统布什将卸任后第一次亚洲之行亮相献给了博鳌亚洲论坛，“我想不出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博鳌将可与达沃斯匹敌。” 如今，博鳌亚洲论坛正把亚洲的声音传向全球。作为惟一一个完整亚洲概念的国际组织，依托着亚洲经济发展的“论坛”，正以自身的成长与成熟，激发着曾经淡漠的亚洲激情。

2.达沃斯：与会者除却光环 不得带助手入内

每年论坛举行时，任何与会者都不得带助手入内。在达沃斯，无论你是大公司的CEO、是亿万富翁、还是当红明星，你的身份都只有一个--参会者，要自己提行李入住、排队存衣服、自己倒水、自己领会议资料，很少看到有前呼后拥的人。 芮成钢：“无数人因为达沃斯见到自己的潜在的商业伙伴、政治伙伴。它像一个枢纽，无数的信息、人脉在这里交汇。当年美国打伊拉克，鲍威尔在达沃斯作了一个演讲，演讲一结束全世界都知道美国要打伊拉克了。某个行业巨头去达沃斯开会，很可能把这行业一年的行业规则都定了。这就是达沃斯的影响力。”

三、 优劣势分析

(一)达沃斯论坛的成功经验 1.善于构建简捷高效的组织机构。

达沃斯论坛的基金董事会全面负责制定论坛长期发展目标和方向，执行董事会负责管理论坛的活动和资源，驻日内瓦、纽约、北京和东京的四个代表处负责与驻在地的官方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合作。

2.选择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议题。

达沃斯论坛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其对政治、经济、技术领域敏感议题的把握能力。达沃斯论坛将基金董事会和执行董事会在全球的资源加以充分调动，使论坛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在全球收集热点问题，形成年会和高峰会的主题及各讨论焦点。

3.特别注重长期品牌形象的培育。

达沃斯论坛品牌的成功和权威端赖于其研究力量的强大，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国际性会议组织，它还拥有自己创办的刊物和研究力量。达沃斯论坛所发表的全球年度竞争报告已经被各国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4.注意培养强大的商业盈利能力。

近几年来，达沃斯论坛的总收入一直保持着超过一亿美元的规模，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所有盈余均交由基金董事会所管辖的资源管理中心进行资金运作，以维持论坛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5.达沃斯精神价值超越论坛本身。

达沃斯论坛为各个领域的决策人提供了一个融洽的氛围，使与会者能够平等地讨论问题、愉快地交流和分享各领域中的成功经验。不同领域、不同国界之间的平等讨论、融洽交流和相互促进已经超越了达沃斯论坛本身，而升华为一种“达沃斯精神”。

(二)达沃斯论坛的不足之处

达沃斯论坛的不足之处在于交际有余，预警和创新能力不足。达沃斯论坛在资讯非常丰沛的条件下，没有能够预警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问题，因此其创新力度和预警能力还有待提高。

其次，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与会者层次不够高、智识之声稍嫌不足，除极少数收到论坛邀请成为演讲嘉宾的知名人士之外，没有为更多专家和学者开辟参会的特殊通道。最后，从议题设计来看，夏季达沃斯的议题设置“洋味”太浓，在反映我方关切的问题方面尚存在某些不足。

(三)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经验 1.论坛组织机构严谨高效。

博鳌亚洲论坛的组织机构包括：论坛会员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咨询委员会和研究院。目前，博鳌亚洲论坛已和世界银行签署了协议，后者将帮助论坛建立一个国际智力支持网络，推进松散型的智力支持社区网络建设。

2.初始品牌创建能力非凡。

博鳌亚洲论坛发起者的影响力巨大，而且每次年会都要请来不少重量级的主讲人为论坛壮大声威，吸引全球媒体的注意力，使博鳌亚洲论坛的初始品牌形象得以快速确立。

3.论坛资金筹措能力较强。

在资金运作模式上，博鳌亚洲论坛基本上与国际接轨，运作资金主要靠企业支持，并实行会员制。资金来源除了会员费外，还有参会费、捐款、政府资助，以及在论坛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论坛资金的利息和其他合法收入，形成了稳定的收入渠道。

(四)博鳌亚洲论坛的不足之处

首先，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亚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交流首选平台的作用还有待加强。其次，博鳌亚洲论坛尚未在亚洲之外的地方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论坛影响力的发挥受到局限。最后，论坛会员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却对提升中国乃至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缺乏足够的热情。

第三篇：达沃斯论坛资料

中国夏季达沃斯论坛

一. 达沃斯论坛

1. 简介

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 WEF) 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1971年创建的“欧洲管理论 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论坛因每年年会都在达沃斯召开，故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每年在达沃斯召开的论坛年会，一般是在一月下旬，会议持续约一周时间，每年都要确定一个主题，在此基础上安排200多场分论坛讨论。截止2010年共举办了39届年会。

达沃斯位于瑞士兰德瓦瑟河畔，海拔1560米。这里群山环抱，风光旖旎，一条宽阔的中心大街横穿市区，两旁山坡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色彩和谐的楼房。达沃斯虽小，却遐迩闻名。通常在每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都要在这里召开年会，因此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

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均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千余位政界、企业界和新闻机构的领袖人物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世界政要、企业界人士以及民间和社会团体领导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和进行私人会晤、商务谈判的场所之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世界经济论坛所探讨的议题逐渐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以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和社会事件等也成为论坛讨论的内容。

论坛组成的核心是其会员和合作伙伴。目前，论坛拥有1000多个会员，全部是世界知名企业和公司。论坛有选择地与会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此外，论坛还有各种性质的会员制组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媒和学术等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每年还与若干国家的政府或企业联合主办各种国际经济讨论会。

每年在达沃斯召开的论坛年会，一般是在一月下旬，会议持续约一周时间，每年都要确定一个主题，在此基础上安排200多场分论坛讨论。

2. 成员结构

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国政界和经济界的高层领导人、企业首脑以及著名专家，宗旨是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论坛所探讨的议题逐渐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也成为论坛讨论的主要内容。近10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和社会事件多在论坛上得到反映。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在于其成员组的实力。目前，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的成员是目前位居全球前1000名之列、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的跨国公司。各个成员组的人们代表着各自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和潮流领导者。成员组内的人员互相交流，不同成员组之间也进行密切讨论，这使得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每一项活动都得到了积极参与，而这，也正是世界经济论坛有别于其他论坛的主要标志。

为满足世界经济论坛成员和参加者各种具体的要求，该基金会召集有关人士并组织各种活动，如：成立一个专门的组委会，并举办一系列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活动，以便促进合作、改进全球经济现状。全球成长性公司的成员属于一个单独的成员组，他们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创新企业。之所以成立GGC这个组织，是因为目前中小型创新企业在世界工业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往往采用跨国经营的模式。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包括其它其他参与者。

这些参与者分属不同的成员组，这些小组把分散的力量聚集了起来，以便在其特定的领域内进行全球性的合作。每个小组都是独立的，而且成员名额有限，因此各自都具有其鲜明特点。他们包括：各行业领袖组：分别由世界主要工业领域内最知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未来全球领袖组：约有600名成员，年龄在45岁以下，他们是新一代全球性的决策者;

媒体领袖组：包括全球传媒领域内最有影响的人，他们的参与将保证本次活动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并为所有的参与者增光添彩;论坛嘉宾组：包括在政治、经济、科学、社会、科技等领域内的知名人士;政界人士组：包括各国政府领导人以及主要国际组织的领袖人物。

文艺精英组：包括100余名来自文艺领域的知名人士。未来全球领袖组正努力网罗全球不同背景的年轻杰出人士，建立并发展一个全球性人才网络，以增进他们之间的互相支持，并促进他们就迎接全球性挑战等问题展开对话。

3. 权利和义务

企业在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后，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可以享受一定的权利。

世界经济论坛相关负责人于江指出，企业在成为论坛成员后，应秉承论坛“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这一宗旨，积极参与论坛举办的各种活动，并贡献其专业知识和资源。此外，由于论坛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费，因此，会员企业每年需要向论坛提供4.25万瑞士法郎(1美元约合1.21瑞士法郎)的会员费。

会员企业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主要包括参加每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等。在年会举行期间，论坛会员企业的领导人可以与全球政治、经济、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就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进而引导全球舆论关注的重点，并为全球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

4. 要求条件 企业如果希望成为世界经济论坛成员，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并获得论坛的邀请。企业除了需要认同和遵循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这一宗旨外，还应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企业必须是其所在行业或国家的顶尖企业。

二、企业的活动应具有全球性色彩。

三、企业能够在决定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未来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世界经济论坛相关负责人于江在接受采访时说，世界经济论坛通常会对全球企业进行考察和评估，建立全球顶尖企业数据库，并向其中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邀请函，邀请它们加入论坛。企业也可以主动申请加入论坛，在通过论坛的考察和评估后如果符合条件也可以获得论坛发送的邀请函。企业在接到邀请函后，如果同意加入论坛，则与论坛签署会员协议，以明确其权利和义务。

目前，世界经济论坛共有4种形式的成员，分别是基金会员、行业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和全球成长型企业会员。基金会员包括全球约1000家顶尖企业，其中每年有100多家基金会员企业还可以根据其参与论坛活动的程度和对论坛的贡献，成为论坛的行业合作伙伴或战略合作伙伴。而全球成长型公司，即“新领军者”，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一种新型会员形式，主要是指那些正在快速成长的新型跨国公司。

5. 经济支持

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支持来自其1000家基金会会员。会员企业需是年收入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企业(收入额可因行业和区域而异)。同时，这些企业均是其行业或国家中的佼佼者，并对于该行业或区域的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世界经济论坛的基金会会员每年向世界经济论坛支付年费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各种会议和活动以及运营的费用。世界经济论坛的基金会会员可以选择称为“行业合作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更深入地参加论坛的活动，并发挥其影响力。 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委员会要对会员企业的实力进行评定，这些企业需是其所属行业或国家中的顶尖企业(主要基于其营业收入;金融机构以资产计算)，并可对其行业或区域的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

“行业合作伙伴”来自广泛的行业部门，涵盖建筑、航空、科技、旅游、食品、工程和金融服务等行业。这些企业对于影响其行业部门的全球问题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6.举办地点

2004年1月21日至25日，第34届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

2005年1月26日至30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年会，本届年会共有来自近百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黄菊副总理应邀出席本届年会，并在年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特别致辞。 2007年1月24日至28日，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论坛年会以“变化中的力量格局”为主题，来自约9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政要和各界人士就2007年世界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策进行研讨。

2008年年会于1月23日至27日在达沃斯举行，年会的主题是“合作创新的力量”。

2009年年会于1月28日至2月1日在达沃斯举行，此次年会的主题为“重塑后危机时代的世界”，41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

2010年年会于2010年1月27日至30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改善世界状况：反思、重设、重建”，强调全球有必要通力合作，以因应急迫的挑战和未来风险。

7. 影响力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首先是其作为一个“世界级”思想交流平台的作用和对全球舆论的影响。论坛自成立以来，借助包括年会在内的各种会议形式，成为各国政要、企业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专家学者就各种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更重要的是，达沃斯年会讨论的都是全球性热点问题或趋势性问题，对全球舆论具有重要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其遍布全球的会员和关系网络。世界经济论坛是会员制组织，其会员来自全球各地区的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有全球500强中的绝大部分公司。除企业界外，论坛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学界、媒体高层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

8. 论坛与中国

自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与世界经济论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出席年会并发表讲话。1992年至2000年，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吴邦国副总理先后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讲话。2005年至2009年，黄菊副总理、曾培炎副总理、华建敏国务委员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与会并致辞。

自1993年起，中国还多次派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地区经济峰会。1981年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联合在华举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研讨会”(1996年起更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2007年起因在中国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而暂停。

通常在每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都要在达沃斯召开年会，因此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提出了“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成立。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7年开始每年在中国举办世界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迄今已举办了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目的是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

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7年9月在大连举行。会议沿用2007年达沃斯年会的主题“变化中的力量平衡”。2008年9月，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主题为“下一轮增长浪潮”。2009年9月，第三届“夏季达沃斯”年会在大连举行，主题为“重振增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出席了三届论坛的开幕式并致辞。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积极开展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至2009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企业会员超过60家。

9. 近几年发展

2004年1月21日至25日，第34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建立繁荣和安全的伙伴关系”。包括30多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200多名各国政界要人以及世界著名公司和企业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士在会议期间研讨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促进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与交流。

2005年1月26日至30日，第35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为艰难抉择承担责任”，本届年会共有来自近百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就全球商业、科技、文化等主题进行200多场研讨会，并将就中国经济的前景、欧洲、气候变化、全球化中的公平性、全球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贸易、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局势和伊拉克大选等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应邀出席本届年会，并在年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科学发展观与21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特别致辞。

2006年1月25日至29日，第36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开拓创新，把握未来”，讨论了世界经济格局、创造未来就业等问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应邀在年会上发表题为《开拓创新 把握未来》特别致词，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举措。

2007年1月24日至28日，第37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论坛年会以“变化中的力量格局”为主题，来自约9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政要和各界人士就2007年世界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策进行了研讨。中国国务委员华建敏出席年会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题为《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和平发展》的特别致辞。 2008年1月23日至27日，第38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有27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10多位政府部长以及众多知名企业领导人和政界人士共2500多人出席。年会以“合作创新的力量”为主题，分别就全球关注的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能源形势、食品供应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与会并发表题为《协同创新 互利共赢》的特别致辞。 2009年1月28日至2月1日，第39届年会达沃斯拉开举行。本届年会以“构建危机后的世界”为主题。2500多名与会者就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充分关注了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和水资源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加强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特别致辞。

2010年1月27日至30日，第40届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2500多名与会领导人将讨论全球面临的各种紧迫性问题，包括经济形势、气候谈判、如何改进国际合作体制以及海地震后重建等。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改善世界状况——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年会并发表了特别致辞。

2011年1月26日至30日，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全球政商界精英围绕“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这一主题热议全球经济形势和政经格局之变，而中国继续成为焦点。

2012年年会于1月25日至29日，第42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强调全球各领域存在着深层结构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已不可回避。

二.中国夏季达沃斯

中国夏季达沃斯”是针对世界501强到1000强的企业，也就是世界500强企业同最有发展潜力的增长型企业的对话、同各国和地区政府间的对话。由于“达沃斯”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义已经约定俗成，被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府，经济界广泛熟知和认可，所以将在中国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行业峰会暨全球成长型企业年会”，简称为“中国夏季达沃斯”。

第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7年9月4日至9日在大连举行，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内容涉及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等重要话题。这是世界经济论坛首次举行针对成长型企业的“新领军者年会”，而且将长期在中国举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肯定。

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8年9月27日至28日在天津举行，主题是“下一轮增长的浪潮”，主要话题包括走向全球、中国：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等。

第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9年9月10日至12日在大连举行，主题是“重振增长”。

第四届年会于2010年9.13-15在天津举行,主题是“推动可持续增长”。

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11年9月14日至16日在大连举行

主题：专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

四大议题：迎接颠覆性创兴、探寻增长新领域、塑造新产业模式及政策及保持创业精神

第五届夏季达沃斯峰会于9月14日至16日间在大连举行。本次峰会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就低碳增长、变革性创新、移动经济、城市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热议全球经济形势及其发生的变化，把脉世界经济走势。这是夏季达沃斯峰会在去年以“推动可持续增长”为主题之后，第二次将增长质量放在了显要的位置进行讨论。同时，论坛对“掌控经济格局”的求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国际社会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向何处去仍充满焦虑。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成熟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已成定局，而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结构转型的开局阶段。只有变革、只有创新，中国才能在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局中执其牛耳。这就是本届夏季达沃斯峰会传达出的最强信号。 第五届达沃斯主要议题： 1.拥抱颠覆性创新

2.开拓低碳经济增长之路

3.全球经济展望：二次大衰退? 4.解读十二五规划：重新思考企业角色 5.新的增长等式：资源问题

6.通过科学实现增长：开拓金砖四国以外市场 7.数字亚洲：消费新领域

8.管理全球经济增长：关注增长质量

数字亚洲 新的消费前沿 应对人口问题 超越金砖四国 资源对话 增长的新等式

烦死商业的作用

解读中国的十二五规划 全球金融展望 温家宝与企业家对话 低碳增长 变革性创新

第四篇：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

全球瞩目的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0日在大连开幕，今年年会的主题为：“夏季达沃斯”——重振增长。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重点探讨如何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探索并把握政府及私营部门在投资构建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带来的新机遇。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报道。下面是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实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尊敬的克劳斯·施瓦布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过去的一年，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年初在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许多人忧心忡忡。经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同舟共济，积极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开始缓慢、曲折的复苏。人们看到了曙光。值此关键时刻，各国政要、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相聚在这里，共同探讨“重振增长”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衷心祝愿本次论坛获得圆满成功!

这场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我们遏制住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7.1%，投资增速持续加快，消费稳定较快增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前7个月，城镇新增就业666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有效控制财政和金融风险，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分别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20%左右;银行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提高，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比年初下降0.6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1.1%。

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些成绩不是从下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自身国情，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结果。有人把一揽子计划简单说成是4万亿投资，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以扩大内需为主、消费与投资拉动相结合的计划。新增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中，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主要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参与建设。我们大力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向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拉动转变。增加农民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实施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

对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及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给予财政补贴，对购买小排量、节能环保型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拉动消费增长。前7个月，累计销售汽车731万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5%以上。

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当前和长远相结合、保增长与调结构相统一的计划。截至今年7月底，中央下达的投资中，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投资占52.4%，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投资占24.7%，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占22.9%。

中央扩大投资的方向非常明确，主要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消除国民经济瓶颈制约，在积极拉动内需的同时，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制定实施10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当前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加强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抑制产能过剩，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政府与市场作用相统

一、发展与改革相促进的计划。政府资金主要投向公共领域，并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结构性减税约5500亿元，旨在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居民的消费能力。

运用财政贴息、税收等手段，引导企业调整结构，兼并重组。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今年重点推进的各项改革，都着眼于消除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既保增长、又惠民生的计划。我们将公共资源配置向民生工程倾斜。在全国10%的县市区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000万人。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3年各级政府新增投入8500亿元，缓解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央财政还安排429亿元，解决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长29.4%。

总的看，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计划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但是，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世界经济前景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扩大内需在短期内受到多方面制约，一些行业、企业经营仍然困难，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一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递减，一些着眼长远的政策收到成效需要时间。

因此，我们不能也不会在不适当的条件下改变政策方向。我们将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一揽子计划，及时发现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警惕和防范包括通胀在内的各种潜在风险，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女士们、先生们：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也不例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政策的着力点不仅在于克服短期困难，更要着眼于长远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我们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抵御外部风险的必由之路。必须大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特别要提高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兼并重组，防止重复建设。我们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任务，作为促进供需平衡增长的重要结合点。把发展服务业与调整需求结构结合起来，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水平。

我们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更加注重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要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继续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不移地深入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更加注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战胜当前这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更加注重利用科学技术寻求突破，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发展，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方面要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努力占领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要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

我们要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推动城镇化作为战略重点，更加注重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所在。既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回旋余地所在，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自我改造的伟大工程。要始终不渝地做好“三农”工作，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统筹考虑人口集聚、土地集约、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等因素，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经济的持久发展开拓新的空间。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我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社会事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根本目的是实现强国与富民的统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过上好生活。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抓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提高统筹层级和保障水平;全面发展教育、医药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女士们、先生们：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和转型，各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把胸怀放得更宽广一些，为推动世界的和谐与繁荣，我倡议：

一要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每个国家、企业和个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节能减排。经过3年努力，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0%，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累计下降9%和6.6%。

我们还在进一步采取措施，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要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原则与规定，开展广泛对话和务实合作。充分考虑各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历史责任、人均排放等多种因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应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高人均排放现实，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发展中国家也应尽最大努力，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二要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只会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最终受害的是各国企业和人民。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消除，全球反对保护主义的决心不能动摇，行动不能松懈，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警惕和纠正形形色色的隐性保护主义行为。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决不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际，组织多个投资贸易促进团，赴欧美各地采购商品和扩大投资合作。我们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反对保护主义的诺言，我们也期待各国的共同行动。 三要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减弱，短期内也很难消除。经济复苏的“绿芽”需要“阳光雨露”，需要悉心爱护。各国要增进共识，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实施符合本国国情和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一致性。要加快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有效的危机预警和处置机制，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增强防范和应对潜在风险隐患的能力，促进金融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四要共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是激励创新、推动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原动力。国际社会要共同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尊重各国国情、兼顾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对话和合作，推动建立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将继续全面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大力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市场和文化氛围，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和回报，促进各种发明创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女士们、先生们!当金融危机的严冬来临的时候，我曾呼吁要有信心。我认为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宝贵。当应对金融危机出现困难的时候，我曾呼吁面对困难要抱有希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能够运用全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克服困难。今天，当应对金融危机处在关键时刻，我要再次呼吁，要坚持，坚持努力，毫不动摇，毫不退缩。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终将散去，让我们共同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谢谢大家!

施瓦布：总理阁下，今天我们的时间恐怕很有限，只能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了。今天来聆听您演讲的有来自工商企业界的1000多名代表，他们来自私人企业，也来自国有企业。我想问您的是，您对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有什么样的信息想要传递?他们如何帮助您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

温家宝： 谢谢施瓦布先生。中国经济确定的发展目标，从现在看来是可以实现的。其实我并不是完全关注GDP这个目标。在我看来，还有几个更为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就业率。我们今年的原定计划，新增就业人口是900万人。1—7月份，就业人数已经达到666万，但是我们还有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实际失业率，反映就业依然是当前面临的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

我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我们不仅要完成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要推进结构调整，特别是要加大兼并重组、淘汰落后、调整结构的力度，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可靠的基础上。 我关心的第三个目标就是节能减排。我们要改变过度消耗资源，以资源和环境作为代价的增长方式，要完成“十一五”计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使中国的经济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我最为关心的是群众生活的指标，在我的脑海里有许多涉及群众生活的指标，比如方才我在报告中提到的。从今年开始，我们将用3年的时间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整个财政将新增8500亿，其中中央财政3300亿。

我们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10%的农村地区实行新型养老保险，这是公共财政覆盖到农民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制度。我们还要进行教师、医药卫生人员、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通过改革完善绩效工资制度，使事业机构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不仅要考虑今年实现原有的计划目标，而且要考虑明年、后年长期国家的平稳较快的发展。这就是我回答施瓦布先生的第一个问题。

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企业的利润、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企业要努力提高自身效益，为整个经济复苏奠定基础，只有企业好了，企业利润提高了，我们整个财政收入才能增加，才能拿出更多的钱为群众办更多的事。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外需急剧减小的情况下，产能过剩，这对于一些企业就造成新的困难，这些企业必须加快调整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只有创新技术，才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

我们的社会除了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过大。因此，我们要更多的关心穷人，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每个企业家身上都要流着道德的血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的公正。

我想对论坛提两点建议。达沃斯论坛在世界办得非常出色，这突出表现它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研究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因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再重视两件事情：第一，重视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包括那里的企业发展，把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和达沃斯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第二，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事业的发展，把经济与医药卫生、科技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样达沃斯就会办得更好。

第五篇：2014达沃斯论坛会议分论坛：制造业的战略转变

达沃斯热议中国制造转型：自动化被视为出路

“中国制造”的前景，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又被提及。在“制造业的战略转变”研讨会上，以韩华集团董事总经理金东官(Dong-Kwan Kim)为首的国际制造业业者和专家，讨论了中国制造的未来前景。

金东官在讨论中透露，韩华在2010年启动太阳能产业，并收购了中国的一家电池公司，其时工厂共有约5万名员工，全人手工作;现在该厂进行了半自动化改造，工人数已经下降到当初的十分之一，但产能却翻了三番。他说，这些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也提示了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可能。

金东官认为，改变人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对工厂进行自动化改造，技术和成本固然重要，适应自动化生产的产业技术人员也是关键因素。不过，中国目前的产业工人流动率非常大，譬如在中国的韩华工厂，工人月度流失率是两位数，但只有愿意长远留在工厂的员工，才能有自动化方面的培养。

金形容，在5年后，制造业可能会有新变化，韩华本身在生产流程就发现了很多潜能，譬如晶园变成晶片可以减少切割的环节，这些创新都在开发之中，机器人以后也会发生重大的作用。

“5年前，在中国要手指头能动的人就会被雇佣，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我们更加关注软件工程师等能操纵机器，乃至进行流程创新的人才。低成本人力的工作会被外包到更多其它国家。”不过金也承认，在东南亚难以找到像中国存在的成熟的供应链，这是跨国制造业迁往东南亚的妨碍因素。

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系教授宗福季对此表示认同。他观察到，招工难在深圳等地区已经成为工厂的重大问题，而且这种难已经呈现出结构性，因为当地受过职业教育，尤其大学教育的年轻技术从业者很少。宗福季还说，中国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市场需求的升级，会为中国的制造工厂提供在“微笑曲线”两端增加涉及服务和设计等价值。 在跨国企业内部产业分工方面，金东官指出，德国本身很早就认识到不能跟中国等国家竞争大宗产品的生产，因此专注于高端研发与设计，而韩华的研发部门就在德国。他也指出，在国民职业教育上，德国队产业技术从业者的培养也是首屈一指。

当在问及跨国公司对在华投资研发领域的态度，金东官说，韩华的研发放在了德国，对于中国企业，他会担心中国的研发环境，因为中国产业内部的流动性很强，工程师之间跳槽流动很频繁，技术创新相对透明化，因此他谨慎考虑在中国加重研发所能得到的效益。他还说，跨国公司更多在适应本地市场等角度在中国进行研发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