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著作权权属证明范文
作品著作权登记(美术作品)作品权属证明
作品权属证明
本作品由公司法人XXX组织创作，代表公司法人意志创作。本作品所有权利归XXXX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所有并由本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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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07月30日
第二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保证书
兹有(单位/个人)自愿申报市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助，所提交申报材料的各项内容均真实、合法，若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同时，允许此次申报资助材料用于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的评审。
序号登记软件名称登记号12345(项目申报五件以上的可自行添加登记行，需双面打印。)申报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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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俞进军诉杨凡、崔麟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俞进军诉杨凡、崔麟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一中民终字第95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进军，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干事，住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稻香西里1号楼1210号。
委托代理人朱赤汇，北京市一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凡，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演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武警8号楼0106号。
委托代理人杨光，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江明，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麟，男，回族，1963年7月5日出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住北京市宣武区滨河里27楼24号。
委托代理人杨光，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越，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进军、上诉人杨凡、崔麟因著作权权属纠纷(一审案由为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的(2003)海民初字第2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8月14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03年10月14日和2003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俞进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朱赤汇，上诉人杨凡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朱江明，上诉人崔麟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孙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
一、关于《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简称剧本二稿)的著作权。根据俞进军与杨凡、崔麟订立的合同可以确认双方是委托创作关系，因为三人没有约定著作权归属，故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俞进军。从俞进军提供的证据看，俞进军是剧本的持有者，商借函能够证明俞进军在固定的时间和场所内从事了二稿的写作，证人证言能够补充证明俞进军完成二稿创作的时间、地点等情况。作为剧本的约定作者，俞进军提供了创作时间、创作剧本的证据，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杨凡、崔麟如有异议应承担相反的举证责任。杨凡、崔麟提举了创作剧本二稿的参与人和创作过程，与俞进军主张的写作时间没有先后之别，但杨凡、崔麟的证据不能推翻俞进军的主张。此外，俞进军与杨凡、崔麟均认为2002年8月2日俞进军声明放弃的著作权是针对俞进军写作的所有剧本，这说明杨凡、崔麟还是认可俞进军写作的内容不仅仅是剧本一稿。重德公司向俞进军支付了8万元，放弃声明里也明确提到8万元不退，可以证明剧本二稿不可能与俞进军无关。故剧本二稿为俞进军创作的可信度较高。
二、关于胁迫。俞进军主张其系在胁迫之下签署了放弃剧本著作权的声明，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三、关于放弃声明。当事人有权自行处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俞进军采用放弃的形式处理《中国特警》剧本著作权的财产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但俞进军与杨凡、崔麟设立了有关剧本的合作协议，与重德公司订立了摄制权转让协议，两份协议都为俞进军设立了合同义务，受合作协议的制约，俞进军必须允许三人共同认可的合作方以拍摄电视剧的方式使用其剧本，受后一份协议的制约，尤其在重德公司已付对价的情况下，俞进军也须保证重德公司取得剧本的拍摄权，因此，俞进军在放弃声明里不应侵犯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从俞进军交给杨凡、崔麟放弃声明、重德公司同意杨凡、崔麟代替俞进军重新签订合同的事实看俞进军没有违反协议，重德公司同意俞进军与其解除合同的声明，俞进军放弃的财产权也有意归属了杨凡、崔麟。杨凡、崔麟作为使用剧本的共有人，对剧本享有拍摄权，故其先占的事实既符合共有人的法律规定，也符合取得无主物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故对俞进军的主张不予以支持。剧本的精神权利与人的身份有关，具有不可转让和不得放弃的特点，故放弃署名权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应予以支持。剧本属于精神权利受限的作品。影视作品需要巨额的投资和多方主体的合作才能完成，为促使剧本最后能够变成影视作品，作者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不应阻碍影视作品的完成。俞进军在诉讼中对杨凡、崔麟的修改一直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其同意杨凡、崔麟将其作品修改直至拍成电视剧，但这种使用仅限于为拍摄影视作品使用，并不能解释为包括杨凡、崔麟在内的第三人可以以拍摄之外的方式使用。所谓“放弃署名权”，只能解释为作者同意不署名，而不意味着他人在其作品上有权署名。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俞进军为《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的作者，享有该剧本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empirenews.page--] 一审宣判后，俞进军、杨凡、崔麟均不服上述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
俞进军上诉称：俞进军系在杨凡、崔麟对其进行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签署放弃《中国特警》剧本著作权声明的，该声明违背了俞进军的意志，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俞进军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俞进军享有电视剧《中国特警》剧本全部著作权。
杨凡、崔麟上诉称：2001年3月，杨凡、崔麟与俞进军签订合作创作合同，开始合作创作《中国特警》剧本。创作主要由杨凡口述，由崔麟创作部分内容或将杨凡口述的内容用文字剧本的方式表现出来，俞进军主要负责记录。之后，由俞进军执笔完成的剧本故事梗概质量很差。2001年6月5日，在杨凡、崔麟不知情的情况下，俞进军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简称制片分公司)签订了“版权购买合同书”。但俞进军完成的剧本一稿未通过审读。因俞进军违反了与杨凡、崔麟的协议，故杨凡、崔麟口头通知俞进军解除合作关系。2001年11月，杨凡、崔麟开始与刘壮合作，由刘壮执笔，在其他人的参与下，于2002年1月完成《中国特警》剧本一稿，由杨凡送武警政治部宣传部审读。后经杨凡、崔麟等人多次修改，完成剧本六稿。本案争议的剧本并非俞进军创作完成，其不应享有著作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驳回俞进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俞进军创作的《中国特警》剧本一稿。
200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提出了筹拍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可行性报告，策划为：杨凡、崔麟、高敏茹。2000年11月21日，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了拍摄方案。同时，致函武警总部，希望得到武警总部的支持，并报送了电视剧的策划书、拍摄方案、可行性报告。
杨凡、崔麟因工作忙，且不会使用电脑，欲寻一人执笔创作《中国特警》剧本。此间遇到俞进军，因俞进军称擅长文学创作，又对杨凡、崔麟关于《中国特警》的创意和素材感兴趣，故三人决定合作。2001年3月28日，俞进军与杨凡、崔麟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杨凡、俞进军、崔麟三人本着精诚团结，互惠互利，保证各自基本利益前提下，共同合作，策划并创作二十集连续剧《中国特警》。并约定剧本作者为俞进军，杨凡出任男主角，崔麟出任主线贯穿人物角色，三人均为策划人。保证俞进军创作费每集人民币一万元。不论与任何方合作，三人都共同遵守上述原则，同进同退，一荣均荣，一辱均辱。
经杨凡、崔麟介绍，俞进军结识了制片分公司的制片人高敏茹。2001年6月5日，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约定制片分公司在3年内享有对俞进军的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进行创作、改编、审定及拍摄的权利，制片分公司支付俞进军创作版权费，每集8000元，按三期支付。创作前支付20%，完成10集支付30%，全部完成后再支付50%。签约后，俞进军执笔，创作完成了剧本一稿，制片分公司送武警总部审读，并先后支付俞进军稿酬8万元。2001年12月6日，武警总部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丁临一出具了审读意见，指出了剧本的不足，认为该剧本尚需较大内容的修改。[!--empirenews.page--] 经杨凡、崔麟介绍，俞进军结识了重德公司经理邓锦雄。杨凡、崔麟称，其并不知道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约的情况，其是在重德公司表示愿意投资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后，电话通知高敏茹时，才得知俞进军已私自与制片分公司订立了合同。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订立合同时，剧本尚未完成，故俞进军出卖的是杨凡、崔麟的创意和素材。因俞进军违反了三人协议，杨凡、崔麟遂通知俞进军，解除与俞进军的合作关系。杨凡、崔麟并将该情况通知了高敏茹，高敏茹遂决定与俞进军解除合同。
2001年12月17日，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订了解除原“剧本《中国特警》版权购买合同书”的协议。次日，俞进军与海南重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重德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约定俞进军将《中国特警》(暂定名)的(电视、影视)剧本的创作、改编、审定及拍摄权出售给重德公司。重德公司支付给制片分公司8万元版权费。俞进军于2001年12月17日出具受到重德公司稿酬8万元的收条。杨凡、崔麟称，俞进军系在杨凡、崔麟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重德公司签约的。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约出售的是其剧本一稿，而一稿只是由俞进军执笔，其创作素材、情节构思均是杨凡、崔麟口述给俞进军的，因此一稿是合作作品，俞进军不应独自享有制片分公司支付的8万元稿酬。
上述事实有可行性报告、拍 摄方案、策划书、信函、高敏茹证言、合同、剧本一稿、审读意见、收款收条、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二、关于俞进军签署的放弃声明。
2002年8月2日，俞进军签署了一份声明，主要内容为：本人俞进军于2001年12月18日与重德公司签订的《中国特警》“版权购买合同书”声明作废。有关20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版权归属问题与本人无关。并由此而派生出的一切副产品(包括出书、音像制品等)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俞进军特与重德公司郑重声明：放弃《中国特警》版权所有权，及署名权，并保留重德公司给付的80000元稿酬所有权(个人所得税由本人承担)。
俞进军提出，该声明系在杨凡、崔麟的威胁下被迫签署的，并提供了李晓强的证言和律师的调查笔录，以及律师与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凤一飞的谈话笔录用以证明该主张。
李晓强在2003年1月17日出具的证言中称：俞进军与杨凡、崔麟在李晓强的房间谈话大约40分钟左右，其当时并不在现场。在2003年1月17日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所做调查笔录中，李晓强的陈述与前述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并提到听俞进军说受到杨凡等的威胁，签署了声明。在2003年1月24日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所做调查笔录中，李晓强称2002年8月2日，杨凡让李晓强约俞进军到李晓强宿舍。俞进军进门后，杨凡和崔麟将带来的协议让俞进军签字，俞进军不签，杨凡大骂俞进军，并向俞进军挥拳，俞进军不情愿地在协议上签字了。同日，李晓强又出具了一份证言，内容与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2003年3月5日，一审法院对李晓强进行了询问，其陈述与2002年8月2日的证言基本一致。在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与凤一飞的谈话笔录中，凤一飞陈述称，俞进军事后曾向其反映受到杨凡威胁的情况。凤一飞同时还陈述相信此事是真的，但没有进行调查。其他证人，只是表述听到了俞进军在事后的陈述，并没有亲自经历发生在房间里的事实。[!--empirenews.page--] 俞进军称，弃权声明涉及的是俞进军创作的剧本二稿，而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只创作了剧本一稿，该弃权声明与剧本二稿没有关系。
就俞进军签署该弃权声明的缘由，杨凡、崔麟的解释称，因俞进军自制片分公司取得8万元稿酬，而俞进军系将应归三人共有的剧本出售，故杨凡、崔麟向俞进军追索稿酬。此时，俞进军才告知杨凡、崔麟其已与重德公司签约，该8万元系重德公司所付。为了达到独吞稿酬的目的，俞进军主动签署了弃权声明，保证以后不再干预拍摄。该声明针对的是重德公司，而非杨凡、崔麟。重德公司给付俞进军稿酬只是为了锁定《中国特警》这个题材。因俞进军同意解除与重德公司的协议，杨凡、崔麟为使《中国特警》得以拍摄，同意不再追究稿酬问题。
上述事实有声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三、关于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拍摄。
2002年4月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广电总局)授予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武装特警》电视剧制作许可证。2002年7月19日，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致函广电总局，认为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剧本通过审读，可以拍摄。2002年8月6日，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与重德公司、北京一代天骄广告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获准拍摄题材批复后正式签订合同，拍摄由崔麟、杨凡编剧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2002年8月7日，崔麟、杨凡与重德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同意由重德公司享有《中国特警》剧本的改编、审定权。2002年9月20日，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一代天骄广告公司函致重德公司，合作意向书终止履行。后重德公司退出《中国特警》电视剧的拍摄，现该电视剧已录制完成。
以上事实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合作意向书、版权购买合同书、“关于终止《合作意向书》的函”、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四、关于《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创作。
俞进军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著作权。杨凡、崔麟则认为俞进军只创作过一稿，根本不存在俞进军创作的二稿。俞进军主张的二稿，实际上是由杨凡、崔麟创作的三稿。
俞进军和杨凡、崔麟均认可俞进军创作的剧本一稿与其主张的二稿的内容有较大差异。
俞进军称其主张的剧本二稿的完成时间为2002年1月25日。为证明其是作者，俞进军向法庭提供了剧本二稿，制片分公司致武警总部政治宣传部商借函原件、丁临一于2002年2月19日关于《中国特警》二稿肯定性的审读意见及邓锦雄、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等人的证言。
商借函系由制片分公司于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主要内容是请求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批准俞进军自2001年11月1日起到2002年元月1日止进行《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的后期修改工作。此外，商借函还载有如下内容：“但目前的剧本仅是初稿，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方在综合各方面(包括贵部所提修改意见)后，认为该剧本应再做进一步修改„„”。制片分公司于2003年2月24日出具证明，认为盖有制片分公司印章的“商借函”并非制片分公司出具，并提出，丁临一系2001年12月6日出具审读意见，商借函是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在没有得到武警总部审读意见之前，制片分公司没有依据和理由商借俞进军修改剧本。制片分公司同时提供了2001年用章登记记录，该记录中没有关于商借函用章的记载。经武警总部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张恒光核实，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并无该商借函存档。杨凡、崔麟否认存在借用俞进军修改剧本的事实，认为如果存在商借的话，那么商借函的原件应该在俞进军的所在单位，而不应该在俞进军手中。俞进军称商借函的原件来自重德公司的邓锦雄。[!--empirenews.page--] 丁临一的审读意见中无关于作者的内容，并且俞进军提供的审读意见内容经过篡改。
邓锦雄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购买的剧本作者的身份不清，其从制片分公司买的是俞进军的一稿，并向俞进军交待了修改要求。一直到二稿修改完毕，其没有和俞进军通电话或者见面，都是与杨凡、崔麟联系。朱文斌的证言主要是证明俞进军向其请教如何把握和修改后期的剧本。金鹏翔的证言主要是证明2002年元月，俞进军在电脑中的后五集稿件丢失后，由其帮助搜索恢复(第135页-173页)。俞进军的同学韩水平出具证言证明2001年12月，其在俞进军的宿舍读过俞进军的修改稿。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未出庭作证，杨凡、崔麟对其证言予以否认。对于邓锦雄的证言，杨凡、崔麟认为，证言内容前后矛盾，并且证明他从没有目睹过俞进军创作了剧本二稿，不能证明俞进军是作者。杨凡、崔麟还主张俞进军持有的剧本二稿是俞进军从邓锦雄处取得的，并非俞进军所写，但邓锦雄否定此说法。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俞进军主张的《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作者，向本院提供了1-6稿剧本的打印件，以及4集剧本的手写稿，并提出剧本中很多情节都是杨凡的亲身经历，如杨凡父亲病故、与妻子的矛盾等。
对于手稿，俞进军在二审开庭过程中表示认可，并当庭陈述：手稿的内容都采用了。当时我每写完一集，他们就看一集，进行修改，他们修改都是手写。这些手稿都是他们拿给我看后，他们再拿走，我没有留下。对于杨凡的个人经历，俞进军表示在剧本中也使用了。杨凡、崔麟对俞进军的陈述表示异议，提出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些手稿交给过俞进军，杨凡的个人经历也没有告诉过俞进军。如果手稿交给了俞进军，那么这些手稿就应当在俞进军手中，俞进军将手稿用后再交还杨凡、崔麟不合情理。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杨凡提出剧本第十九集有在飞机上关于孙子兵法的讨论的情节，要求俞进军当庭复述。俞进军称，这些细节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争议剧本的作者，还提供了证人证言。其中，丁临一的证言证明，其未直接接触过作者，不清楚作者是谁。李吉荣的证言证明杨凡已将《中国特警》的故事构思好，巧遇俞进军说能帮助杨写，二人决定一起做。高敏茹的证言证明杨凡告知其关于《中国特警》的整体构思，二人约定其负责筹措资金，杨凡负责剧本的策划和创作;杨凡介绍俞进军为《中国特警》执笔人，并安排其体验生活，当俞进军将他写的故事梗概给高敏茹看时，高敏茹认为其写作水平太差;俞进军背着杨凡、崔麟与高敏茹签约，谎称杨凡、崔麟清楚此事;杨凡引见了投资方邓锦雄，制片分公司与俞进军解除了合同。制片分公司副总曹彪的证言证明其公司高敏茹联系了此事，《中国特警》是杨凡、崔麟多年运作的成果，俞进军只是后来加入的执笔人，由于其剧本不能用，制片分公司与其解除了合同。刘壮的证言证明2001年11月至2002年7月其与杨凡、崔麟创作并修改了5稿，剧本主要内容是杨凡、崔麟讲述的，刘壮为剧本的文学统筹。有关特警专业术语和特警日常训练以及处置突发事件时的战术程序由特警学院相关人员王德权、徐春雷、梁行永、姚德强等人参与创作。徐春雷、王德权均到庭证明其参与创作了上述专业部分，并证明剧本的主要工作系杨凡、崔麟完成。杨凡、崔麟口述，王德权还负责打字、记录。俞进军认为，其与制片分公司系杨凡介绍的，俞进军背着杨凡、崔麟与制片分公司签约的理由不成立;刘壮等人参与创作的稿件晚于俞进军二稿完成的时间，不应以刘壮等人参与创作来否定俞进军完成了剧本二稿。[!--empirenews.page--] 丁临一于2002年2月19日出具《中国特警》(二稿)审读意见，认为该剧本已基本成型，并提出建议修改意见为：“
一、第11集(第99页)因囚犯逃逸及袭警的情节画面可用背景画处理交待„„”。俞进军提供的该审读意见复印件只有一页，没有关于修改意见的部分。而杨凡、崔麟提交的该审读意见系两页，内容完整。俞进军认可杨凡、崔麟提交的该审读意见。杨凡、崔麟提出，俞进军之所以篡改该审读意见，是因为在审读意见中提到的应修改的第99页与杨凡、崔麟提交的剧本三稿是对应的，而与俞进军主张的剧本二稿不对应，因此送审的剧本应是杨凡、崔麟的剧本三稿。
杨凡、崔麟的剧本三稿与俞进军主张的剧本二稿的内容基本一致。剧本六稿是拍摄稿，由崔麟、杨凡于2002年8月28日在北京市版权局以著作权人身份进行了版权登记，并于2002年9月13日获得登记证书。
上述事实有俞进军提供的剧本二稿打印件、商借函原件、审读意见、证人证言，杨凡、崔麟提供的剧本1-6稿打印件、剧本部分手稿、证人证言、版权登记证书、审读意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俞进军若主张对剧本二稿独立享有著作权，应证明该作品系其独自创作 完成。
俞进军为证明其是创作剧本二稿的作者，主要提供了剧本、审读意见、商借函以及证人证言。由于其提供的剧本系打印件，在存在从他处取得该剧本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仅凭持有剧本不能证明该剧本是俞进军创作的。审读意见中并无关于剧本作者或者剧本创作过程的内容，不能证明俞进军是剧本的作者。商借函上虽然加盖有制片分公司的印章，但是制片分公司印章使用记录中并无该商借函的记载，制片分公司也否认存在商借俞进军从事二稿创作的事实。俞进军持有的该商借函的原件并非来自其工作单位，俞进军的工作单位也没有该商借函的存档。从商借函的内容上看，商借函系由制片分公司于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商借函中载有“我方在综合各方面(包括贵部所提修改意见)后，认为该剧本应再做进一步修改„„”，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丁临一出具审读意见的时间是2001年12月6日，在该商借函的落款时间之后，因此，商借函的内容与事实是矛盾的。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看出，商借函不能证明存在制片分公司借用俞进军从事剧本二稿创作的事实。为俞进军出具证言的证人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未出庭作证，在杨凡、崔麟对他们的证言提出异议，并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这些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本院对这些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邓锦雄并未目睹俞进军创作剧本二稿，故其证言也不能直接证明俞进军从事了剧本二稿的创作。因此，俞进军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是剧本二稿的作者。一审法院认定商借函和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俞进军存在创作的时间和地点，没有证据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empirenews.page--] 虽然俞进军与杨凡、崔麟曾约定俞进军为《中国特警》剧本的作者，但是双方认可，俞进军完成的是剧本一稿的创作，该剧本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剧本内容有很大差异，在俞进军没有证据证明剧本二稿是其创作的情况下，其不能按照该合同约定作为剧本二稿的作者主张著作权。
同理，因俞进军不能证明其参与了剧本二稿的创作，则其签署的弃权声明也不能证明是针对剧本二稿。杨凡、崔麟对俞进军签署该弃权声明的解释合乎情理。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创作剧本二稿的作者，提供了4集剧本的手写原稿，以及剧本1-6稿的打印件，同时，参与创作或提供素材的刘壮、李吉荣、徐春雷、梁行永、王德权等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争议剧本主要由杨凡、崔麟创作完成。这些证据多为直接证据，与俞进军提供的证据相比，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因此，杨凡、崔麟是争议剧本的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
综上，一审判决关于剧本二稿为俞进军创作的可信度较高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其基于该认定确认俞进军是争议剧本作者，享有该剧本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成权和修改权的结论错误，本院予以撤销。
第四篇：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2008)九中民三初字第6号
原告宫维国，男，194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系九江石油化工总厂退休职工，住(略)，身份证号：(略)。
委托代理人李国喜，男，九江石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江斌，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九江市庐山区莲花路96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杰，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木生，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宫维国与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原告宫维国于2005年4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宫维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国喜、郑江斌，被告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胡木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就委托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控制软件签订了《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开发的软件是数字化的，并且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机试验，此项目总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为含税价)，签订合同后先付肆仟元人民币，完成后再付肆仟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协议于2004年9月完成了控制软件的开发，该软件经被告试验后符合委托协议的要求，被告很快将软件运用到被告生产的产品之中，被告因此按委托开发协议向原告支付了软件开发费。但原、被告在委托开发协议里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即该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原告。现原、被告因该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
1、依法确认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知盟网计算机软件频道 http:///weiquan/ShowClass.asp?ClassID=153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辩称：2004年元月5日，被告聘用原告宫维国为公司员工，聘用期为3年。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软件签订了《开发协议书》。原告宫维国开发的涉案软件，是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的，是原告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且主要使用了被告的资金，技术设备，故原告宫维国的软件开发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讼争的软件著作权应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另外，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
构(涉案软件已运用于该套机构中，作为控制电路成为该套装置的组成部分)的专利权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宫维国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 、《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开发协议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证据
二、借款单一份。证明原告已领取了委托开发经费，原告是受被告所托从事有偿开发服务的。
证据
三、《数字式智能电液控制机构合格证》一份。证明被告已将委托原告开发的软件运用到产品中，原告开发的软件符合被告的技术要求。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一、聘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在2004年-2007年期间受聘为被告员工。
证据
二、《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软件开发任务。
证据
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份。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专利权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开发关系，相反说明了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完成被告交付其任务的职务行为;证据二不能够证明原告开发软件行为是委托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软件开发行为是职务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
结合以上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4年1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三年《聘用合同》，被告安排原告画机械图纸。 200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应该是数字化，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上机试验，在研期间允许原告出差调研，了解相关技术问题，此项目共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1，2000元整(含税价)，在签合同后先付4000元人民币作为开发费，完成后再付4000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2004年9月原告完成协议约定的软件开发，实验成功后被运用到被告的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中，产品经检验合格后销往全国各地。在开发期间，被告提供过笔记本电脑给原告使用，并允许原告使用其零部件，同意原告出差到上海了解相关技术问题。至2005年1月4日被告扣除200元个人所得税后共计支付原告开发费11800元。2006年7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实用新型专利，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成为专利权人。而就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著作权，原告认为，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受被告委托的行为，委托协议中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根据法律规定，该委
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另查：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由控制部和液压部组成，控制部由压力变送器，位移传感器，加载电磁阀，自锁电磁阀，自保电磁阀，防爆电机，液位继电器，电源、隔离模块，SP值表，PV值表以及控制电路组成;液压部由电机、油泵、机械式阀、电磁阀及被控油缸相连的阀体、储能器、过滤器构成。控制电路由可编程控制器PLC、放大器构成。
本院认为，软件开发者对于自己独立开发的软件所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原告宫维国受聘于被告处从事机械描图工作，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工作职责并未明确规定在原、被告之间的聘用合同之中。被告就涉案软件开发事项，利用原告机械方面的技术及软件编程知识委托原告进行开发，并与原告另行签订委托开发协议，该协议对委托事项，开发周期，成果交付，开发经费等事项都有明确的约定。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宫维国是受被告委托进行涉案软件的开发，原告宫维国是完成系争软件作品的设计人。现被告辩称系争软件著作权属于自己而非原告，其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于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法定要件有明确规定。其中，关于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或者主要使用了法人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软件，则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法人的规定，是判断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重要标准。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开发系争软件属原告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以及是被告针对原告本职工作明确指定给原告的开发任务。被告辩称原告在开发涉案软件时利用了被告的手提电脑、零部件，以及被告准许原告到上海调研构成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本院认为，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应当是该物质技术条件在设计人开发软件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只是对原告开发软件提供方便、资金支持和相关辅助，而原告开发的软件已为被告无偿使用，被告尚不能证明原告主要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被告的这一反驳理由缺乏充分证据的支持，难以成立。被告辩称，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早已于2006年7月5日依法获得了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此包含在该控制机构中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著作权早有定论。本院认为，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自动取得，该软件著作权不以该软件因用于他人产品之中发生转移，也随之发生转移。经查，本案中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即该产品所具有的某些新的技术特征，体现于产品形状，构造之中的实用新型受专利法保护。本案所涉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尽管已被用于被告的产品之中，但原告诉请要求保护的对象是该软件的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保护的内容是可以由计算机等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程序以及用来构成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故原告诉请的涉案软件，根据《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开发的系争软件虽用于被告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但该软件的著作权并未转移，被告并未当然取得该软件的著作权。综上所述，原告开发的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并非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并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的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 琴
审 判 员 张 薇
代理审判员 陈 克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俐瑞
第五篇：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与周崇台、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与周崇台、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8-05-12 14:40:44 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85号6楼。
法定代表人：梁正彦，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江波，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崇台，男，194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员村二横路9号502房。
原审被告：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920号。 法定代表人：梁正彦，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江波，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日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周崇台、原审被告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广日电梯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84年1月11日，广州电梯厂致函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管理科称：“我厂拟制电梯及其他产品商标，现派员前来办理申报注册手续，届时请予办理”。同年4月24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回复广州电梯厂称“你厂生产的电梯使用的广日商标，商标图样商标局已收到，同意办理注册”。1984年广州电梯厂获核准注册“广日牌”文字加图形组合商标，注册号为215469，注册人为广州电梯厂。
1996年3月1日，《广州机电报》报道，广州电梯工业公司的著名商标“广日‟‟牌被西班牙埃德特里尔国际商标杂志社、国际商标俱乐部授予1995年第20届“最佳商标金奖”。另外，该商标还荣获“第22届国际最佳商标奖”。1999年1月，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广东省著名商标‟‟称号授予“广日”牌商标注册人广州电梯企业集团公司。
1996年5月7日，“广日”牌文字加图形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广州电梯厂变更为广州电梯工业公司广州电梯厂。1997年9月28日，广州电梯工业公司广州电梯厂将“广日‟‟牌文字加图形组合商标转让给广州电梯企业集团公司。2001年1月28日，广州电梯企业集团公司又将该商标转让给广日集团。广州电梯厂现已被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广日电梯公司承担。
2003年4月18日，广日电梯公司复函周崇台称，周崇台与该公司的劳动关系早于1986年已经解除。“广日‟‟牌商标的著作权属广日电梯公司所有，商标的取得亦经过有关法律程序审查。“广日’’牌商标是公司集体智慧创作，并非某个人创作。
2005年4月11日，周崇台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以其享有自己设计商标的著作权，但广日电梯公司拒绝承认其著作权人身份为由，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周崇台设计的“广日”牌电梯商标属于非职务作品，周崇台享有该商标的著作权;广日电梯公司就该商标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包括第20届最佳商标金奖及第22届国际最佳商标奖的两个奖杯及两个获奖证书及一切获奖资料)、奖金等利益归周崇台所有。同年6月13日，周崇台以广日集团现为“广日‟‟商标注册人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广日集团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原审庭审中，周崇台明确表示放弃主张本案商标在第20届最佳商标金奖及第22届国际最佳商标奖两个奖项中所获得的奖金。
原审诉讼中，证人雷惠洲证实，1982年至1986年，证人雷惠洲与周崇台在广州电梯厂业务科一起工作，周崇台负责美术广告、宣传、样本设计、编排、产品展销会、门市部的装修等工作。“广日”牌商标是由当时的业务科长黄瑞章安排设计的。“广日’’牌商标是周崇台个人设计而成。
证人黄瑞章证实，1982年证人黄瑞章任广州电梯厂业务科长期间，周崇台是该业务科负责美工、电梯广告设计的科员。因当时广州电梯厂没有自己的产品商标，厂领导和业务科要求周崇台负责商标的具体设计工作，要求商标必须体现电梯的特点、内涵。周崇台设计商标过程中未向广州电梯厂报销过购买设计资料的费用。在没有其他人参与下，周崇台一人设计了很多图案，从中选了六个较好的商标图案，包括现在使用的商标图案给厂领导及业务科审查，周崇台也讲解了商标如何体现电梯的内涵。最后由广州市机电局确定现在使用的商标为广州电梯厂的电梯商标。
证人李浩证实，当时其为广州市电梯公司筹建处职员，得知广州电梯厂为创设自己产品商标到处寻找设计人员，李浩即向该厂推荐将周崇台从广州高压电器厂调到广州电梯厂工作。周崇台设计了很多商标图案，最后由广州市机电局决定其中一个为后来申请注册的商标。
证人刘颉青证实，周崇台与证人刘颉青曾在广州电梯厂同一部门工作，周崇台负责美工，证人刘颉青负责机械技术图纸审核。1982年间，该厂需要为产品设计商标，厂领导安排周崇台负责设计商标。但未看见周崇台在办公室做设计商标工作。
证人梁展证实，周崇台与证人梁展是朋友关系。周崇台为设计广州电梯厂商标曾向证人梁展借阅美术书籍。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广日”牌文字加图案商标的图案是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律的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 „„广日‟‟牌商标所采用的美术作品由何人创作。现广日集团、广日电梯公司未能证明“广日”牌商标由广日电梯公司集体创作，并承认周崇台系按照广日电梯公司领导意图创作，结合证人雷惠洲、黄瑞章、李浩、刘颉青、梁展的陈述，可认定“广日”牌商标采用的美术作品系周崇台创作。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广日”牌商标是职务作品还是非职务作品?因本案争议的民事行为发生在1984年，当时我国民法通则及著作权法尚未颁布。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周崇台主张其与广州电梯公司之间是合约关系，该作品系受广州电梯厂委托所为，属于委托作品。事实上，周崇台在创作该作品时，国家法律对保护著作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尚未有明确的规定，在当时特定社会法律状况下，周崇台与广州电梯厂不可能前瞻性地签订美术作品归属协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崇台在广州电梯厂有工作岗位和职责，双方不是委托创作关系。
证人雷惠洲、黄瑞章、李浩、刘颉青均证实，周崇台系接受广州电梯厂领导指示后开始创作“广日‟‟牌商标的。周崇台作为一名刚调入广州电梯厂的负责美术工作的新职工，在接受广州电梯厂领导交办的重要设计任务后，全力投入到„„广日‟‟牌商标的创作工作中，利用了部分业余时间来创作。但不能因周崇台主张其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及自费创作，就否定该创作系完成法人工作任务这一事实。故周崇台请求确认该作品是非职务作品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本案争议作品是职务作品，被告有权使用该作品，周崇台作为作者享有相应的著作权，故对周崇台关于其享有本案争议作品著作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是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在民法通则与著作权法等保护知识产权之法律法规颁行前，周崇台不具备主张权利的概念。广日电梯公司于2003年4月18日答复周崇台前，双方对著作权的归属并未发生争议。至广州电梯公司答复周崇台称该著作权归属前者所有时，双方对权属及是否侵权才发生争议，周崇台的起诉时间为2005年4月11日，未超过法定两年诉讼时效。
本案争议焦点之四是本案商标所取得的荣誉是否应归周崇台享有。本案争议的是“广日”牌商标著作权的归属。“广日”牌商标的商标权人依次是广州电梯厂、广州电梯工业公司广州电梯厂、广日电梯公司、广日集团，该商标所获得的荣誉应由商标权人享有。虽然商标的设计图案与商标的荣誉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商标的主要功能是商品的识别功能。商标的信誉与商标权人对该商标的使用、宣传及商品的品质等因素密切相关，商标的图案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周崇台没有证明本案商标获奖的理由仅仅是因其商标图案设计的创意而获奖。周崇台主张的是著作权而非商标权。故其该项诉请不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
一、周崇台享有“广日”牌商标(注册号为215469)的著作权。
二、驳回周崇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周崇台负担500元，广日集团负担500元。 上诉人广日集团不服上述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周崇台的诉讼请求并由周崇台承担本案
一、二审诉讼费用。理由为：
一、“广日”牌商标系由广日电梯公司包括周崇台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能认定为周崇台一个人单独创作。周崇台是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接受设计本案商标图案的任务，根据公司领导向其说明商标图案应当包含的设计理念和创意进行设计的，周崇台只是将集体形成的创意绘制到纸面上而已。证人黄瑞章与何海证言均陈述了这一事实。
二、周崇台参与创作“广日”牌商标系职务行为，职务作品的权利应归广日电梯公司所有。首先，本案争议的作品是为专有用途设计的特殊美术作品，其内容及创作目的、使用用途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其创作体现了广日电梯公司的意志，作品的设计及认可须以广日电梯公司同意为前提，使用所产生的责任和法律后果亦只能由广日电梯公司来承担，设计人不享有控制作品的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否则就违背了广日电梯公司交给其完成工作任务的初衷。其次，周崇台的本职工作是美术创作，每个月都由广州电梯厂向其发放工资奖金，因此其利用的是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
三、周崇台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周崇台主张其为本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应在民法通则及著作权法实施后两年内提出。周崇台直至2003年才向广日电梯公司提出主张，显然已超过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限。
被上诉人周崇台答辩称：
一、本案作品由周崇台个人独立完成，没有体现法人意志。该图案设计时广日电梯公司仅告知周崇台创作题目，既没有书面行文、创作讨论，也没有召开过创作会议，更没有对设计“内涵”予以指导。“意志”是一种中心思想，是对创作主题要求的一种限定。《著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及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百科全书、辞书、教材、大型摄影画册”等这些具有技术责任的作品，必须服从委托人创作意志方可进行创作。商标没有主题思想，其功能在于区别，不存在对委托人意志的限定和表达。
二、本案作品并非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及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责任都是指技术责任，而作为象征性符号的“商标”不存在技术责任。
三、根据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关于“……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它辅助活动，均不视为创作”的规定，广日电梯公司的一切辅助活动均不能视为创作，因而就不能被视为作者。
四、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关于“物质技术条件，指为创作专门提供的资金、设备或者资料”的规定，工资、报酬不属“为创作专门提供的资金”。为创作本案作品本人购买了有关参考书籍，创作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五、本人是在不知被侵权的情况下才同意广日电梯公司对作品长期使用的。2002年经本人得知“广日牌”电梯商标在国际上获奖，广日电梯公司称商标是“公司全体职工集体创作”，本人觉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于2003年向广日电梯公司主张权利，在遭到拒绝之后即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六、“广日牌”商标国际获奖所得应全部归作者所有。首先，商标是商品有关信息的载体，也即商品的有关信息或属性附托于商标的图案标志之中，而不包含商品的质量、销售、信誉、广告费等因素。商标权是使用商标的权利，商标获奖不是使用商标的行为获奖。其次，著作权是指对作为“商标”图案的作者的著作权。图案与使用图案的人无关，仅与作者有关，该图案可以在任何时候脱离商品的有关属性而单独以美学形态的形式存在。“广日牌”商标两次所获的国际“商标”金奖，是“西班牙埃德特里尔国际商标杂志社”和“国际商标俱乐部”评选商标标志图案设计的“商标”奖，而不是商会或行政部门表彰名牌商品销售的业绩奖。故广日电梯公司应把“广日牌”商标国际获奖的全部实物、证书及资料等归还作者本人。
七、本案作品应属于委托作品。由于广日电梯公司没有为周崇台创作提供工作时间，拒绝报销为创作专门购买的购书发票，完成任务后没有给作者发放奖金，在侵权的状态下使用本人的劳动成果，因此应认定为委托作品。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另查明：证人黄瑞章在广日电梯公司委托律师所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我就按照公司领导指示，向周崇台下达设计商标图案的任务，并将图案标识应当包含电梯上上下下的设计理念，以及我公司当时考虑生产扶梯，在标识内还应当包含左右为扶梯的含义，周崇台按照公司提出的创意及要求，设计出„广日‟牌商标标识”。在原审诉讼中，黄瑞章出庭作证称广州电梯公司代理人向其所作的调查笔录是“真实”的。
对于证人何海提供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问题，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广日集团明确表示“不需要”申请何海等证人出庭作证。
另外，在二审诉讼中，周崇台向法庭提交了其于1984年2月以“广州电梯厂”的名义购买《国外商标图案参考》的发票，书籍价值1.25元。周崇台据此主张广州电梯厂没有为其创作本案作品提供资金。广日集团认为该书籍购买时间迟于本案商标创作时间，不是为创作而购买的。
另外，据1996年3月1日《广州机电报》报道，“广日牌‟‟商标所获得的1995年第20届“最佳商标金奖”系由西班牙埃德特里尔国际商标杂志社、国际商标俱乐部授予，“该权威机构由一百二十多个国家企业协会代表组成”。另外，上述“最佳商标金奖”的英文原名为“GOLDEN AWARD FOR THE BEST TRADE NAME”，意为“最佳商标名称金奖”。而“广日牌”商标所获得的第22届国际最佳商标奖的英文原名为“22 nd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THE BEST TRADE NAME”,意为“第22届国际最佳商标名称奖”。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著作权权属纠纷。原审认定“广日”牌文字加图案组合商标属于美术作品正确，双方当事人已无争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诉及答辩的主张，本案二审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本案美术作品是否属于署名权归作者、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归法人单位的职务作品，周崇台就该作品主张专有权是否已超过民事诉讼时效期间及使用了本案作品的“广日”牌商标获奖荣誉是否应属于周崇台。
关于本案美术作品是否属于署名权归作者、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归法人单位的职务作品的问题。由于本案行为发生于1984年，当时我国民法通则及著作权法尚未颁布，对著作权及其它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法律根据尚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6条关于“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及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五条关于“本法规定的著作权人……权利，在本法施行之日尚未超过本法规定的保护期的，依照本法予以保护”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对该美术作品著作权权属的争议应比照《民法通则》及参照1991年《著作权》来予以确定。
综合原审诉讼中四位证人提供的证言，其主要内容为周崇台在创作本案作品时系广州电梯厂职员，其工作职责是负责美术广告、宣传、样本设计、编排、产品展销会、门市部的装修等。创作本案作品是由于接受了法人布置的工作任务，该创作由周崇台个人独立完成。同时，广日集团在上诉状中亦明确，本案作品是周崇台依照公司领导向其传达的设计理念和创意要求进行设计的职务作品。周崇台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广日集团的主张互相印证，故本院确认证人所证明的事实属实。依照1991年《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及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关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职务作品的规定中的“„工作任务‟，是指公民在法人或者组织中应当履行的职责”的规定，该作品的创作，系周崇台在广州电梯厂应当履行的职责，属于为完成法人工作任务而创作的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
广日集团上诉称，本案作品应属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职务作品，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本院认为，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职务作品的规定中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法人或者该组织为公民完成创作专门提供的资金、设备或者资料”的规定，广州电梯厂向周崇台发放的工资奖金不属于为创作本案作品而由法人专门提供的资金;同时，依照常规，一个美术作品的创作，亦不可能像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类型的作品那样，需要利用一定的资金、设备或者资料才能完成。广日集团现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周崇台完成本案美术作品的创作主要是利用了广州电梯厂向周崇台提供的专门资金、设备或者资料，故其关于周崇台利用法人物质技术条件进行创作的主张不能成立。
广日集团还上诉称，周崇台是根据公司领导向其说明的商标设计理念和创意进行设计的，周崇台只是将集体形成的创意绘制到纸面上，故该作品是法人意志的体现。根据证人黄瑞章的证言，黄瑞章按照公司领导的指示，向周崇台传达了“图案应当包含电梯上上下下的设计理念，以及我公司当时考虑生产扶梯，在标识内还应当包含左右为扶梯的含义”这一创意。根据2002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关于“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的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在具有独创性的同时并可以以某种有形的形式复制再现。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仅仅限于作品的表达，而不及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著作权的保护只涉及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设计理念、创意并不等同于将这种理念与创意表达到纸这种介质上的行为。因此，广州电梯厂向周崇台传达设计理念和创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集体创作。广日集团该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广日集团还上诉称，该作品使用所产生的责任和法律后果只能由广日电梯公司来承担，故属于职务作品的例外情形。本院认为，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特殊作品，系指诸如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该类无法由自然人承担责任的作品，本案争议的美术作品不属于该类作品。同时，根据上述规定，要认定职务作品的例外，亦必须同时满足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两个条件。即使使用本案作品所产生的责任由广日集团承担，在无法同时满足主要是利用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这一要件的情形下，也不应将其认定为职务作品的例外。广日集团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周崇台就该作品主张专有权是否已超过民事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是由于美术作品著作权归属引起的纠纷，纠纷的实质在于对讼争的著作权项下的作品的“所有权”确认。从该作品产生的1984年直至2003年，双方从未就该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发生过争议，该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处于不明确状态。周崇台作为本案作品的创作者，一直以来均相信自己对本案作品拥有著作权。2003年4月18日，广日电梯公司复函周崇台称 “广日‟‟牌商标的著作权属广日电梯公司所有，至此，周崇台才知道本案作品的著作权存在争议。因此，周崇台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3年4月18日开始起计。周崇台于2005年4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所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的规定，周崇台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广日集团关于周崇台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使用了本案作品图案的“广日”牌商标获奖荣誉是否应由周崇台享有的问题。从本案事实来看，“广日”牌商标所获得的1995年第20届“最佳商标金奖”系由西班牙埃德特里尔国际商标杂志社、国际商标俱乐部授予，该权威机构由一百二十多个国家企业协会代表组成。因此，周崇台辩称该奖项“不是商会或行政部门表彰名牌商品销售的业绩奖”并非事实。另外，上述“最佳商标金奖”的英文意为“最佳商标名称金奖”，“广日”牌商标所获得的第22届国际最佳商标奖的英文意也为“第22届国际最佳商标名称奖”。该两项奖项的名称均未显示其奖励的对象是该美术作品的设计及创作。周崇台不能举证证明该两项奖项系针对本案美术作品的作者作出，故其关于该两项奖励的荣誉应属于美术作品作者周崇台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广日集团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广日集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静 审 判 员 欧修平 代理审判员 张学军 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书 记 员 孙燕敏 欧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