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的人物形象特点

第一篇：孔乙己的人物形象特点

《高老头》的艺术特点和人物形象分析.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优秀作品之一，它先后在1834年12月至1835年2月间陆续发表。在《人间喜剧》中，《高老头》最先开始使用人物再现法。在思想内容上，它展示了《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在艺术上，它标志着巴尔扎克现实主义风格的成熟，代表了巴尔扎克创作的高峰，集中表现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主要特色。

(1)精细而富有特征的典型环境。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品围绕拉斯蒂涅的活动，描写了巴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拉丁区的伏盖公寓，形似牢狱的黄色屋子，到处散发着“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塞满了肮脏油腻、残破丑陋的器皿和家具，这是下层人物的寄居之地。唐打区内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家里，虽有金碧辉煌的房子、贵重的器物，但“毫无气派的回廊”，挂满意大利油画的客厅却“装饰得像咖啡馆”，这显示了作为新贵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俗不可耐的排场。圣日尔曼区古老的鲍赛昂府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派，院中套着精壮马匹的华丽马车，穿着金镶边大红制服的门丁，两边供满鲜花的大楼梯以及只有灰和粉红色的小巧玲珑的客室，这些精雅绝伦的陈设、别出心裁的布置都衬托出上流社会贵族“领袖”的风雅超群。这些精细而富有特征的环境描写，有利于展示其对人间性格形成的影响。当拉斯蒂涅从雷斯多夫人和鲍赛昂夫人两处访问后回到栖身的伏盖公寓时，作品写道：“走入气味难闻的饭厅，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他觉得这副穷酸相跟饭厅的景象丑恶已极。环境转变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已经享受过上流社会生活的拉斯蒂涅再也不肯自甘贫贱，最后，他决心弄脏双手，抹黑良心，不顾一切地向上扑。拉斯蒂涅的堕落是这种特定的典型环境所决定的。

(2)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巴尔扎克不仅塑造了高里奥、拉斯蒂涅、鲍赛昂夫人、伏脱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雷斯多伯爵夫妇和纽沁根男爵夫妇虽然有贵族的头衔，实际上都是资产者。他们既有追求个人私利的共同特性，又都是独具个性的典型。银行家纽沁根心目中只有金钱，他对待妻子寻求外遇的态度很明朗：“我允许你胡搅，你也得让我犯罪，教那些可怜虫倾家荡产。”雷斯多伯爵对妻子的美着了迷，虽听凭她和玛克勾搭，却有一定限度，这和他的贵族门第观念有关。他知道妻子偷卖祖传钻石后，想方设法赎回，让她戴着参加舞会，以维护门第的尊严。

阿娜斯塔齐和但斐那都是高老头的女儿，但两姊妹各有自己的个性。前者身材高大、结实、黑发，眼睛炯炯有神，进宫谒见过皇上，不把妹妹放在眼里。后者娇小、金发，极有风韵，自知社会地位不高，陪嫁被丈夫侵占，又遭情夫遗弃，性格忧郁善感，经常怀念童年时代的幸福生活。但她们俩都是虚荣心极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满足欲望，不惜榨干父亲的积蓄。阿娜斯塔齐向父亲要钱，往往用勒索的方法，但斐那则用撒娇哄骗的办法。

(3)精致的结构。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抛弃为中心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客厅连结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时代结束之时。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4)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伏盖公寓与鲍赛昂府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劣无耻。高贵庄重的鲍赛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伏脱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此外，还有高老头女儿的穷奢极欲与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鲍赛昂夫人退隐时热闹的场面与凄凉心情的对比等等。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高老头是被金钱毁灭了的父爱的典型形象。金钱是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标记，而父爱是过了时的宗法制残留感情，这两者构成高老头的矛盾性格。社会上，高老头是个资产者，顺应时代，追逐金钱。可是，在家庭内，却是个时代的落伍者，他还保留着对亡妻和女儿的一片痴情，达到了病态的、疯狂的地步，他把血亲之爱摆到高于金钱的地位上，因而钱尽情绝，这个"父性基督就象野狗一样，惨死在公寓里。高老头的矛盾性格，是社会由宗法制向资本主义急剧转变时代的产物，他的惨死，正是金钱毁灭人性，败坏良心，破坏家庭的明证，他的实质是封建宗法观念被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原则战胜的悲剧。

《高老头》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进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的挥金如土、灯红酒绿，他往上爬的欲望倍增，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使下，日益丧失正直的良心，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特别见证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象榨干的柠檬一般以后，更坚定了向资产阶级的道路走去的决心。《高老头》中主要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在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他更一发不可收拾，靠出卖道德和良心竟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高贵的门第再也敌不过金钱的势力，她在后来的小说中因为同样的原因又一次被金钱出卖。她的遭遇告诉人们，贵族阶级除了失败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金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高老头》在艺术上很严谨，作者设置了典型环境，让典型人物活动于其中，使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与环境相契合，书中安排了四条情节线索，以拉斯蒂涅的堕落为主线，其它几条起辅助作用，纵横交错又脉胳分明;典型人物的刻划是巴尔扎克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心理刻划，甚至一个细节，如高老头每吃一块面包都要放在鼻下嗅一嗅，都使人物更鲜明生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作者一大功力，贵族沙龙中的语言与逃犯的语言绝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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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教学反思——抓住人物特点 感受人物形象]

抓住人物特点 感受人物形象

——执教第五单元教学反思 原创/仇立运

感受人物形象" title="教学反思抓住人物特点感受人物形象" />

第五单元是由《将相和》《草船借箭》《景阳冈》《猴王出世》4篇课文组成，是以“中国古典名著”为专题，教学反思——抓住人物特点 感受人物形象。这4篇课文分别有《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相应的故事改变的。其目的是让学生感受古典名著的魅力，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

教学中，在引导学生感受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同时，重点把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就要指导学生通过抓住人物特点，感受人物的形象。

一、《将相和》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是蔺相如和廉颇。

我在教学此文时，引导学生弄清“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感知“将相和”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感受“蔺相如”这个人物形象时，引导学生在读、议、辩的过程中，感受到蔺相如是一位勇敢机智、不畏强暴，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的人;而“廉颇”虽用墨不多，但其特点也极为鲜明，他威震朝野、耿直畅快、勇于语改过。

二、《草船借箭》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是诸葛亮和周瑜。

学习《草船借箭》，我主要引导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的阅读，由粗到精，先弄清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再感受人物形象。诸葛亮是作者着力赞美的人物，他神机妙算：知天时、懂地理、识人心、考虑周全，安排巧妙。透过这些，引导学生感受到诸葛亮虽知周瑜陷害，却将计就计，与其斗智，其“借”箭的过程，真正让学生感受到作为刘备的谋士，诸葛亮有胆有识、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才智超群。而周瑜同诸葛亮形成鲜明对比，他妒贤忌能、心胸狭窄。

三、《景阳冈》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是武松。

“武松”可谓妇孺皆知的打虎英雄，学生虽然有着学习兴趣，但是要如何准确把握武松的人物特点，感受其豪放倔强、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就需要教师的引导与点拨。正是基于这些，引导学生朗读再朗读，想象再想象，交流再交流，抓住武松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活动，感受其豪放、勇武而又机敏的英雄气概，教学反思《教学反思——抓住人物特点 感受人物形象》。当然，作为“店家语言”和“老虎的凶猛”虽不是重点，却也极其精彩，更好地衬托出武松的无畏之性格特点。

四、《猴王出世》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是猴王。 “孙悟空”是孩子们喜欢的神话形象，是集猴、神、人三者为一体的神话形象，学生愿意读、乐意学。由于课文是古代白话文，不少词语与现代语言有区别，为此，要感受“石猴”这一形象，就必须先引导学生读准、读通、读懂，进而引导学生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这些问题去读去议，让学生感知其“野性、机灵、顽皮”的动物特点的同时，感受其“机警、聪明、勇敢及心想他人”的人物思想，从而领悟到其“活泼可爱、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

总之，通过第五单元的学习，不仅能让学生抓住故事的主要内容，而且能抓住人物的特点，不仅能引导学生感受人物形象，而且能激发学生感受中国古典名著的魅力，达到了激发学生阅读名著兴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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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孔乙己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孔乙己的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文章重点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孔乙己的形象特征。他又穷又酸，迂腐不堪，盲目自尊，死要面子;品行端正，被迫为盗，穷困潦倒;骄傲自负，深受毒害，死不觉悟。二是孔乙己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封建制度和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毒害;现实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①，使孔乙己最终落得一个悲剧下场。三是从孔乙己的形象看作者的思想内涵。鲁迅是一位爱憎分明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交织着复杂的浓郁的悲剧和喜剧的情调;他笔下的笑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他小说中的多数知识分子形象带有二重性。

孔乙己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孔乙己是鲁迅笔下受科举制度毒害的一心一意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文人，孔乙己一心只求以科举成名的方式踏上仕途，飞黄腾达，但最终落得悲凉之极的下场，实质上，他正是被封建制度腐蚀掉的灵魂，为之“吃掉”的无辜的牺牲者。

一 孔乙己的形象特征

孔乙己是鲁迅笔下知识群体中不幸的典型人物之一。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形象特征：

(一) 孔乙己又穷又酸、迂腐不堪，盲目自尊，死要面子。 这个特征，最能表现这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老童生的形象特征。他读过书，但没有爬上去，不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过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可是封建教育不但与劳动相脱离，弄得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还教育人们轻视劳动，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孔乙己头脑中就充满这样的理念。不劳动，不能生活，自然就越过越穷。孔乙己自然崇奉“君子固穷”的德行，但活着是第一要义，哪怕落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也得活下去。但讨饭抛头露脸，太不光彩，孔乙己自然不愿意干，所以就只好偷。这种人在社会上己沦落到非常可怜的地步，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还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应比普通人高一等，处处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卖弄“学问”。他诚然是善良的，却又迂腐而卑琐。他的关于“茴”字四种写法的学理，自然可以说明自己是知识里手，却也是装腔作势聊以自慰。这就成为又穷又酸、迂腐不堪。孔乙己在鲁镇咸亨酒店的人际关系中，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这一句话就形象地说明了人物的身份。这长衫的衣着和“满口之乎者也”，使他和短衣帮的做工的人，界分开来，标志着他是圣人门徒;而现实的境况，却是“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又使他和读书进学的人远远地区别开来。于是“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这种不和谐的状态在孔乙己这个特殊人物身上统一起来。既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喝。可孔乙己却不能够，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既然穷到这个地步，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走进短衣帮的群里，可孔乙己又不承认自己的没落，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要摆读书人的架子。这种又穷又酸的性格，正是人物的内在矛盾、本质特征的表现。孔乙己己穷到毫无办法、便经常偷，也经常挨打。他甚至连书也偷了。当人们揭发他，讥笑他时，他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之类。孔乙己连偷东西也要分等级，读书人偷东西，就与凡夫俗子不同，就不能算偷，这有多么迂腐可笑!还说什么“君子固穷”，明明是偷东西，被揭发，丢了脸，他还死不承认，还要冒充君子，大言不惭，说什么自己固守穷困，决不因穷困而改变操守，这个细节描写，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孔乙己穷酸、迂腐、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

(二)孔乙己品行端正，被迫为盗，穷困潦倒。小说概括地写了孔乙己一生的经历，写他沦落的过程，真实地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必然性。“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好，就是从不拖欠”，这些描写显示出

作者对身处下层社会的人物的同情。孔乙己不是因为品质恶劣而去偷东西，而是为生活所迫，“偶然”去干这种事，万不得己而为之的。作者对于孔乙己的沦落，是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的。

(三)孔乙己骄傲自负，深受毒害，死不觉悟。孔乙己深受封建教育的毒害，养成了盲目自负的毛病。小说中写道，人家故意跟他开玩笑，诘问他：“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便“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读书人那种骄傲自负、鹤立鸡群的神态又流露出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这个己经走上穷途未路的读书人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但是，孔乙己越显出看不起人家的样子，人家就越要讥笑他，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于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孔乙己虽然沦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但他对于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还是没有任何认识，仍然不能忘情于科举，把自己的考不上秀才，当成生平最遗憾、最丢人的事。人家讥笑他偷东西，他还能涨红了脸，想法辩解。可当人家讥笑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连争辩也没有力气，脸上立刻失了神色，话也说不清了。但是把考不上秀才，看得比偷东西被揭发还要难受。他对封建教育的毒害是连一点认识，一点觉悟也没有的。这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孔乙己是个穷苦知识分子，他的性格除了穷酸之外，还有孤独、善良、恳切、赤诚的一面。作品通过他热心教小伙计认字，以及分茴香豆给小孩子吃，一人一颗的描写，有力地表现了孔乙己让的孤独。他在周围人们的讥笑声中，百无聊赖，只好到孩子们中去找朋友，求安慰;他的认真、恳切的态度，又显示出他的一片赤诚。他教小伙计，“回字有四样写法……”，孩子们要茴香豆时，他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这种不看对象，卖弄学问，随口引用古书成文的描写，又进一步表现了孔乙己处处要显示自己的极其穷酸、迂腐的性格。

孔乙己是旧制度下的牺牲品，是一个多余的人。“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这是含意极深的一笔。孔乙己站着喝，表示穷困潦倒，地位卑下，而他不肯脱掉那件长衫，因为他不肯忘记读书清高的身份。他既爬不上去又不肯承认现实，与劳动人民认同，他既被人隔离起来又自我放逐，因此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此言表面上看极为普通平淡，细想却包含着非常沉重的思想感情。孔乙己活着没有别的用处，别的意义，只是作为别人取笑和欢乐的材料;没有他，生活还是照样过，谁也不会记起他，因为孔乙己完全是当时社会上的一块废料。统治阶级厌恶他，把他踩在脚下;劳动人民也不需要他，因为孔乙己与他们之间，己经隔了一条人为的鸿沟。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是无法避免的，社会吞噬了他。他偷了丁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他最后一次在酒店门中出现，是坐着用手走来又离去的。这场面惨不忍睹。在封建社会，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只要中了举人，就有资格作官，就会有人来巴结他，给他送钱财礼物。可连秀才也没考上的人，如果再加上出身贫寒，那就连一条狗都不如。孔乙己就是这样，作者特别写道孔乙己是被丁举人打折了腿，而不是被其他地主阔人打断的，用意十分深刻。打断了腿，就是致孔乙己于死命;刽子手不是别人，而是丁举人，是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制度下，爬不上去，就活该倒霉;爬上去的，就作威作福，可以随便置人于死

地。这的确是一种残酷的制度。

孔乙己被打成这样，有谁同情他呢?掌柜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这种人的残酷，是跟钱字紧紧联系着的。接着两句话是：“你又偷了东西了”、“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周围的人发出的，也还是一片讥笑声。这完全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不仅毒害了孔乙己，把他造成一个十足的废物，而且还戕害他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肉，周围的人们还要摧残他，凌辱他，把他的痛苦当作取乐的材料。

可是，孔乙己又是怎样回答、对待这一切呢?他说：“不要取笑”，“跌断，跌，跌……”他只有恳求，没有愤怒，自然更谈不上反抗，他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身份。封建教育己毒化了他的每一个细胞，他至死也没有任何觉悟的表现。孔乙己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穷酸、迂腐的性格，完全是封建教育制度造成的。作品正是通过他的性格、命运，来揭露封建教育 极端腐朽性，控诉这个制度毒害人，戕害人的罪恶。

二、孔乙己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封建制度和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毒害。孔乙己的悲剧是一个善良的读书人被他自己所虔诚信奉的封建思想和衷心拥护的科举制度愚弄以至毁灭的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统治阶级为了笼络广大知识分子，总是意图向他们灌输“读书至上”，因此，封建社会里许多读书人都以“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视科举为进身的阶梯，他们把自己的命运 一年又一年地押到科举考试的赌博上，在封建统治阶级划定的死胡同里不顾一切地奔走。然而在这些人中间，有些是爬上去了，光宗耀祖，成为人上人，但对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几经奋斗，牺牲了大量的人生的美好时光，换来得却只是满头白发，两袖清风，低下的地位，生活的贫寒。孔乙己就属于后一种知识分子。小说描写的是这类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心理状态。鲁迅以这种描写，宣布按封建科举模式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变动中必然没落的命运，勾摄了科举时代没落的知识分子腐朽、空虚迂执的灵魂，孔乙己是科举试场中人物梦幻破灭的传神写照。作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读书人，他对于统治者所宣扬的那套“惟有读书高”的理论深信不疑，甚至还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虔诚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整个灵魂浸透了这类思想理论的影响，并时时从自己的言行中表露出来。孔乙己有善良清高的品性，但不懂事务，不善谋生，还不愿放下旧家子弟的臭架子，他善良的迂腐，儒雅的可怜。正是这样，他才相信“读书高”，因此讲话总是处处从古人书本中引经据典。显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因而他的言语越发散发出迂腐的气味。同时，正是这种“读书高”的思想，使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脱下身上破烂不堪的长衫，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与劳动者的区别，但这长衫却无情地衬托出他的卑贱和潦倒。他以长衫为自豪，经常表现出作为读书人的矜持和骄傲，时常在别人面前卖弄自己的资本，这也是他认为无论生活多么贫困，境况怎样狼狈，读书人是高人一等的，因而不愿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不肯抛弃他对“惟有读书高”的理论的衷心信奉。

同时，像孔乙己这样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他必然是选择“学而优则仕”的生活道路的。他对小伙计也是这样的思想，而别人对他的试举落第进行挖苦、讽刺，却强烈地刺痛着他“学而优则仕”

的内心，使他难堪。

在封建社会里，真正能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孔乙己和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什么高官厚禄，朱服紫袍，对于他们都只不过是墙上画饼，镜里的鲜花，梦里的幻想而己，他始终未能如愿，未能挤进真正长衫顾客的行列。而封建制度却仍然带给这个它的衷心拥护者和虔诚信奉者的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累累伤痕。也正是这种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摧残和毁灭了孔乙己的肉体和生命，由于这个，读书人对“惟有读书高”的理论保持着一种宗教式的迷信，而又不可能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是附属于各个不同的阶级的，所以他盲目地认为，只要是读书人，便都是高人一等的，有学问有道德的。他从这一认识出发，当生计发生问题时，他就不是像阿Q那样 去偷几个萝卜，而是专找读书人家去偷书，在他看来，不管偷者或是被偷者，都只是读书人之间的雅事，是不同于一般的偷窃的。可实际上这只是孔乙己自己心造的幻影。就拿知识分子的丁举人来说，他并不是这样看的，对待偷他东西的人，不管是不是读书人，他毫无例外都是面目狰狞凶恶。这样情节本身就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看来，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不是造就丁举人那样残忍狠毒的爬上去的吃人者，就是培养孔乙 己那样迂腐无能，百无一用的废物。可见，孔乙己的残废和死，也完全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欺骗和迫害造成的。

(二)现实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孔乙 己读了一辈子书未能中举，落到十分可怜的境地，可酒 客们偏好戳他的忌讳：“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取笑 的言语很显然是对孔乙 己这个弱小者的精神上的一种冷酷 蹂躏，它与社会对孔乙己的物质剥夺一道促进了这个不幸者的悲剧。孔乙己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是一个多余的人，然而 在鲁镇的人际间所投诉的悲凉和讥笑，却愈加强化 了这种冷漠，麻木，可怖的氛围……

鲁迅在作品里十分沉痛地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赏玩孔乙己的不幸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非常广泛而普遍的。“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咸亨酒店的顾客中似乎还是等级森严的，既有阔绰的长衫顾客，也有穷苦的短衣帮劳动者。他们平时是并不在一起喝酒的，但对待孔乙己的态度上，他们却又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把孔乙己当作寻开心的笑料，，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他们就进入一种放肆的高声嚎叫，来逗这个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的知识分子，像戏耍某一种令人开心的玩物一样。这时，所有人都会沉浸在一种狂热的酒醉似的哄笑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和快感。同样，在咸亨酒店里，掌柜与伙计之间关系本来并不融洽，掌柜平时对小伙计总是摆出一幅凶脸孔，教人活泼不得。然而，孔乙己到店，这种僵冷的局面也就改变了，不但掌柜会不断提 问题逗弄孔乙己，而且 小伙计也可以 在此时附和一下，笑一笑。还有邻舍的孩子们虽然不是洒客，有时却也会来凑热闹，围住孔乙己。当然，孔乙己也就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引人开心的笑料。整个鲁镇的人，对孔乙己的不幸却不曾寄予同情，而是哄笑，寻开心。鲁迅在此悲愤地指出这种冷漠和凉薄就像严冬里的空气，是如此之广泛，普遍地充溢于整个社会的角落。

人们的讥笑，对于孔乙 己的迂腐自然是一种否定，同时也凝结着社会的冷漠和世态的麻木，如果联想到《药》中杀人场上“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的看，想到 阿Q在刑场上所看到的“又钝又锋利”的“可怕的眼睛”，《孔乙己》中所出现的讪笑的人群，便构成冷漠的人际社会。对于 愚

弱的国民性的展示，对于 传统文化的心理和历史积淀中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的揭示，始终是鲁迅创作追索的中心。

鲁迅在《孔乙己》里还着重表现了社会对苦人的凉薄的残酷性质。他集中描写了三次咸亨酒店众人对孔乙己的哄笑：第一次是由于孔乙己偷了何家的书被吊着打，因而脸上又添了新的伤疤，人们揭发了这件事后孔乙己还以“窃书不能算偷”来辩解，从而引起人们的哄笑;第二次是酒客们提出刺痛孔乙己的那个“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的问题，引起孔乙己的颓唐不安，并说了一些全是之乎者也的令人不懂的话，于是众人又哄笑。起来;第三次，那己经是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他再来咸亨酒店时，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坐在一个蒲包上，脸上黑而且瘦，己经不成样子，对于人们的取笑，他时时露出恳求的眼色。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众人仍然还是一次一次地戏弄他，哄笑他。从这三次哄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是拿孔乙己的不幸作为取笑的材料的。孔乙己肉体上被打伤，人们以此来戏弄、逗乐;孔乙己屡试不第的绝望的心灵创痛，也成为人们取笑的材料;即使在孔乙己的精神肉体受到极大摧残，己经成为废人生命即将熄灭的时候，人们仍然不放松他，依旧将命运悲惨的他作为寻开心的对象。孔乙己的任何痛苦，都可以使看客们得到愉快和满足。以身世不幸者作为自己戏弄的对象，把别人的痛苦变成自己取乐的材料，这种人间的凉薄具有多么残酷的性质啊!

孔乙己在科举道路上奔走了一生，几十年的寒窗，无数次的应试，葬送了他的全部青春，终究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虽然如此，但他还是陶醉于满腹学问的牛角尖里。最终又丧失了劳动本领，沉沦道德，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说明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是怎样残酷地从精神上道德上对一个知识分子进行毒害，愚弄的。

三、从孔乙己的形象看作者的思想内涵

(一)鲁迅是一位爱憎分明的现实主义作家。早期，鲁迅己能够以朴素的阶级观念将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区分开来。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他对自己所出生的封建地主阶级抱有一种鲜明的憎恨态度，并且明确地表示自己在情感上倾向于下层社会劳苦群众，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示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劳动人民的要求。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怜悯，他是更深刻地从理智上思考，探索着劳苦群众从根本上挣脱锁链的途径。他将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角，伸向一个自己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领域，对劳动群众的落后的精神状态的表现。一般群众的冷漠麻木，对于同类人的悲苦的境遇 缺乏深厚的同情，好从别人的痛苦里讨取娱乐的材料，这是鲁迅感受最为痛切的，也是批判最为有力的一种精神病态。对于 苦人的 凉薄，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一直使鲁迅感到痛心 和愤慨的问题，感叹 人们的苦痛之不易相通，不满社会对苦人的冷漠态度，这是鲁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生活的思考并且表现在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鲁迅小说交织着复杂的浓郁的悲剧和喜剧的情调②。 孔乙己的一生是悲剧。这个悲剧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好喝懒做的结果，不知说是社会，历史的鸩酒浸淫的恶果。然而鲁迅却在悲剧中覆盖了喜剧的色彩，悲剧与喜剧的统一，更增强了针砭的反讽意味，深化了悲剧的冷漠色彩寓庄于谐。婉而多讽，这种相反相成的

审美情致。在孔乙己身上是胶着契合的。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而无丝毫的实用之才，己经破落到连十几文酒钱也付不起，却仍不肯脱下那件作为士族标志的长衫。小说对他的迂腐疏懒和强撑着士族架子的酸味是给以严厉的讽刺的，但他又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弃儿，是豪绅统治下的悲苦无告的小人物，他有善良的灵魂和羞耻心，但却失去了起码的人的尊严。作者对此又寄予深切的同情。鲁迅的每笔都是这种同情的泪和讽刺的火的交织，这里的喜剧笔调己不是纯粹的喜剧笔调，而是悲剧化的喜剧笔调，这里的悲剧也不是纯粹的悲剧，而是一个喜剧性人物的社会悲剧。

讽刺和嘲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也密切相关，凡是可以 讽刺的对象，一定也是嘲笑的对象，因为讽刺的对象必然是在某些方面有自相矛盾和可笑的地方。一个高明的熟悉生活的艺术家，就善于抓住讽刺对象的表里不一，荒唐可笑之处予以必要的夸张，创造出具有讽刺艺术和嘲笑意义的形象。孔乙己性格的最大弱点就是他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处境，承认自己的错处，并努力克服和改进，有点象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因此，他的表面的东西与他实际上的东西总是自相矛盾的。鲁讯就善于抓住这种矛盾，通过群众对他的追问予以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在鲁讯看来，一个人如果不敢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特别是不敢承认自身的弱点，他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所以鲁讯对孔乙己弱点的嘲讽是对他的腐朽思想习气的否定。讽刺与嘲笑之所以能激起人们的爱憎，并使人们产生美感，是因为它符合生活的真实，对假丑恶的揭露与批判，使人们感到愉悦。在鲁迅对孔乙己的矛盾和可笑之处进行讽刺和嘲笑的时候，我们的确感到十分真实可信，感到可笑而又可悲。

(三)鲁迅笔下的笑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孔乙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孔乙己是从笑声中出场，最后又在笑声中走向死亡。 可见鲁迅把这种艺术化的手段，不惜笔墨地运用到孔乙己这样一个下层知识分子身上，真是用心良苦。在孔乙己身上可悲可笑是融为一体的，泪和笑是同时存在的。鲁迅用“笑”来衬托“悲”因而笑使泪更加浓烈，孔乙己身上的喜剧因素强化了悲剧的深度，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悲剧效果。同样，笑也鞭挞了麻醉人们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吃人并使人毫无觉悟的封建制度。封建政治的压迫，封建经济的剥削、封建文化的毒害，在被压迫者中间形成了一种隔膜，冷酷的心理状态，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同情心。当然，这种笑也从深层上理解也可以是为惊醒读者、拯救国民灵魂。鲁迅不但以“哀其不幸”的感情体现了孔乙己的悲惨命运，而且还以“怒其不争”的决绝，刻画了国人浅薄的笑声，抽打国人麻木的灵魂。鲁迅在短衣帮的笑声中，在对孔乙己的深入挖掘中提示了他笔下这位知识分子的非人地位，其实这也是封建社会中国人的地位。鲁迅把国人灵魂的麻木和堕落真实地融进一次次的哄笑和取笑中，其目的是为了“揭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总之，鲁迅把笑赋予孔乙己的身上，具有强大的艺术震撼力，是引人深思的。

(四)鲁迅小说中的多数知识分子形象带有二重性③，与此相一致，鲁迅对他们的态度也是带有二重性的。既同情其不幸遭遇又批判其思想弱点，既肯定其反对黑暗社会，渴求民主自由和社会改革的进步表现，对批评其软弱动摇，狭隘自私的落后意识。鲁迅这种复杂的二重心情内涵，曲折地融洽在他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里。由于知识分子形象的多种不同形态，这种二重感情又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形。许多人不承认鲁迅对孔乙己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即认为鲁迅是以极度轻蔑，决绝的冷漠态度，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致命的鞭挞。

孔乙己二重性的悲剧：被压迫与被侮辱的悲剧，这正是当时中国“病志社会”及其“不幸的人们”的象征。就因为鲁迅把旧中国缩成一个鲁镇，又把焦点放在咸亨酒店，旧社会的各种症结就都由此体现出来。

鲁迅通过孔乙己这个下层知识分子被封建制度毁灭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残酷的吃人本质，孔乙己的全部遭遇和他的悲惨结局，都有力地说明，这个善良的读书人是被封建制度吞噬在作品中的，鲁迅对孔乙己的卑庸的人生道路是否定的，但对于他的不幸命运，却也寄予深切的同情。

[注

释]：

①

史志谨主编，《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8月，第29页。

②

史志谨主编，《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8月，第60页。

③

汪 瑶主编，《鲁迅作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第42页。

[参考文献]：

1、赵晓笛主编，《鲁迅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5月。

2、汪瑶主编，《鲁迅作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

3、史志谨主编，《鲁迅伦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

4、史志谨主编，《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

5、叶世祥主编，《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

6、钱理群主编，《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7、刘家鸣主编，《鲁迅小说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 8月。

8、曾华鹏

范伯群主编，《鲁迅小说新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9、王晓明主编，《鲁迅自剖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

10、王富仁 主编，《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6月。

第四篇：孔乙己形象分析

龙川县车田中学 谢志伟

鲁迅先生的小说无不与当时残酷黑暗的旧社会紧紧联系着。通过分析《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中的孔乙己形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

《孔乙己》这篇小说不到三千字篇幅，以“我”的见闻为线索，摄取孔乙己几次在咸亨酒店出现的生活画面来构成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孔乙己一生的悲剧和整个世态。它写于1918年冬，当时以《新青年》为阵地，虽已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封建复古逆流仍很猖獗。1916年初，教育部通令恢复辛亥革命后被明令取消的中小学“读经科目”。科举制度虽已于1906年废除，像孔乙己那样的生活也渐渐为人们所忘记，但是培植孔乙己这种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仍然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教育“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注(1)，这样就在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鲁迅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艺术地再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在于启发读者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由此可见，《孔乙己》是从封建教育制度受害者的角度来批判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

孔乙己是清朝科举制度下的牺牲者。那时的科举制度如何?那时的读书人读些什么呢?科举是分科举人的意思，它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是由下而上的层层考试。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朝以后主要考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某个文句为题作文，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内容须阐释孔孟之道，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允许越矩半步。那时的读书人， “„四书‟熟，秀才足”。他们就在上述那些书本上作功夫。因而孔乙己讲话，满口“之乎者也”，什么“君子固穷”，什么“多乎哉?不多也。”这些都是“四书”上面的话。在科举制度下，考中了秀才，才好去考举人，再考上去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就会有钱有势。但要考取秀才、举人容易吗?康有为曾经指出，戊戌变法前，全国每年有一百多万读书人，参加考选“秀才”，只有1%入选;三年一考的“举人”，入选者只有千分之一;三年一考的“进士”，入选者只有万分之一。所以，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致使许多读书人老死科场，利欲熏心，精神畸形，成了科举的奴隶。孔乙己考不上秀才，觉得自己没有前途，自然养成一种坏脾气，就是“好喝懒做”。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口饭吃。可是坐不了几天，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在他看来，抄书哪有前途?哪能解决自己贫困的生活?连这唯一的生活来源也丢失之后，便免不了做些偷窃之事。他偷了何家的书，被吊着打;偷到丁举人家之后，先写“服辩”，又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

科举制度就是那样，一面造成一批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一面造成一大批对社会毫无价值的废物，致使社会对这两种读书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世态炎凉，人心势利。在那个社会里，可谓等级森严。小说提到的咸亨酒店里，在曲尺形的大柜台上划分得很清楚：靠柜外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短衣帮，穿长衫的踱进店

面隔壁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坐喝。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其思想意识和经济地位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试想像孔乙己那样身份独特的社会畸形人，如何能有生存之地?首先，他追求功名利禄，死读经书，深受封建文化糟粕毒害，使他成“才”则已，不成“才”则沦为不能谋生的可怜虫;其次，封建统治阶级(如丁举人)横行霸道，极端残忍地摧残他;再次，就连同一阶层的短衣帮以致不谙世事的小伙计，也同样深受封建等级制度影响而麻木不仁，分不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来轻视他、嘲笑他，把他往死路上推。总之，他是社会上可有可无的人物。有他，只是增添人们的谈资、笑料;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唯一能使人提起他的，只是掌柜说起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

当然，孔乙己还有善良、令人同情的一面。文中提到他“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教小伙计写帐要用的“茴”字;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吃。这些细节都体现他心地善良的一面。但是，我们在同情、可怜他的同时却又看不出丝毫希望，我们寄予的也只能是绝望的同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欺欺人，不敢正视现实，被打断了腿也宁可说是“跌断”，如何能指望他有所觉悟呢?

看来，小说是通过孔乙己这一形象，深刻地启示人们，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在相信读经、轻视劳动的封建思想毒害下，知识分子是没有出路的。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是富有战斗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鲁迅先生塑造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主要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呢?首先，是“事实与诗”(周作人语)的结合。据考查，《呐喊》、《彷徨》中各篇小说，其题材和人物都各有所本，只是经过艺术的加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注(2)诚如他自己所说，“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注(3)他所写的人物，大都有几个原型，但又不受原型局限，以求对生活作出更高的概括。他“杂取”各种人物作为素材，加以缀合，拼凑，使之典型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孔乙己这一典型人物就是通过“孟夫子”、“亦然先生”和鲁迅的本家周子京塑造加工而成的。“孟夫子”虽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以至穷得几乎讨饭;替人家抄书，可是喜欢喝酒，有时连书籍纸笔都卖掉了;穷极而偷，被抓住硬说“窃”书不能算偷……其行径与孔乙己尤为相似。“亦然先生”是当时绍兴城内一个为谋生而卖烧饼油条的人;他不肯脱下长衫，又不愿大声叫卖，只好跟在别人后面叫“亦然”;他喝酒时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吃，口中念念有词：“多乎哉，不多也……”。周子京又名“四七”，他喜欢喝酒和抽鸦片，但能写一手好字，经常穿着破旧肮脏的竹布长衫，四处游荡，好骂人却经常被人打。这些人物综合起来，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孔乙己了。第二，鲁迅巧妙地运用了讽刺的艺术手法。讽刺在我国古典小说、笔记及小品文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它对鲁迅的小说有着不少的影响。《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分明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他们的命运际遇虽然不同，但都有是作者用含泪的讽刺之笔勾勒出来的形象。第三，是在于悲剧气氛的渲染。《孔乙己》中哄笑之声迭起，却使人感到无限悲凉;孔乙己的悲哀是他在人们的笑声里永远消逝了。总之，鲁迅先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形象地再现历史舞台上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物的思想言行，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诲，召示人们赶紧起来谋改革、寻出路。

第五篇：《围城》的人物形象

一部成功的小说，所塑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至关重要。《围城》中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有很多，方鸿渐无疑是作者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中最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对于方鸿渐的看法和评价，《围城》的研究者们看法不一，有人说方鸿渐是作者的一种自嘲和讽刺，是“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1 ;有人说作者很同情方鸿渐，他是“一个处于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带有浓厚‘过渡’色彩的知识分子典型”2， 是“一个连牢骚也懒得发的玩世不恭的怠惰者”3。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是研究者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有相当的水平，基本上能把握作者的艺术创作的实质。但是，用“多余人”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方鸿渐这一钱钟书笔下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形象，个人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方鸿渐走不出围城，虽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他的不上进，玩世不恭，怯懦，但究其根本，造成他悲剧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的个人因素，作者在小说中没有放弃对方鸿渐陷入“围城”之后却依然进行的奋力挣扎的描写，对于他在人生的“围城”中被围困被折磨的痛苦心境，作者也给予了相当关照。毕竟他仍在做各种各样努力才挣脱“围城”的束缚，而不是一味的逆来顺受。我认为，就作品中的基调而言方鸿渐还不完全是作者“嘲讽的对象”，对于他同情多于讽刺，而不是一味的讽刺。

而用是个“带有浓厚过渡色彩的知识分子典型”的说法来概括方鸿渐，显然不是评判这一艺术形象的准确标准。作家一般都会在文学 123 刘正平：((<围城>的深层文化意蕴》。《安徽电力职工大学学报》2000年3月

刘江：《钱钟书的惰民视点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2版;由于引用较多，文中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中倾注自己社会对人生的认知，那么阅读者想要准确地解读作品的主题，

主要人物形象的把握无疑成为关键，而对人物形象的定位要始终忠实于小说的文本本身，而不能是先入为主式地在作品中寻找证据来一一对证。研究小说中的人物贯穿全篇的基本活动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就让我们随着方鸿渐的经历走入《围城》的世界吧。

1.生活上的抑郁

方鸿渐出生江南，家道尚可，按照旧时的习俗，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个没有见面的妻子——只可惜的是所谓的未婚妻的英年早逝。与周淑英的婚约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父母之命”，他对这位未婚妻的了解仅限于一张半身照相。但是这位还未曾谋面的妻子有个厚道的爹，居然出资赞助方鸿渐留洋，而这四年留学生涯，方鸿渐四处游历，换了三所大学，快要毕业时迫于压力购买“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怀着满腹忐忑仓促回国。《围城》里的故事自此开始，一幕幕情感、事业、家庭悲剧即将上演，方鸿渐在人生的博弈场上昏招不断，事事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在有些方面是痛苦不堪的惨败。首先是在情场上，回国油轮上和鲍小姐的上演了一场荒唐的“露水情”，鲍小姐无非是把方鸿渐作为漫长航程中给自己消遣解闷和发泄性欲的对象。如方鸿渐读叔本华的书籍后的感慨：“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后来他疯狂的爱上了唐晓芙并展开追求，终不能得，悲剧的是他所不齿的苏文纨却对她死缠烂打。最终被精明能干的孙嘉柔收服，其实还是自己在爱情事业失利之后的情感寄托，实乃权宜之计，注定也是会以悲剧收场。文本中如此解释：“昨天给情人甩了，今天给丈人撵了，失恋继以失业。”在情感的世界里败走麦城，我们再看他的事业，方鸿渐原本想要放手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热心前往三闾大学任教，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殊不知去三闾大学任教的经历又是他人生另外一个梦魇的开端。在他的周围是一群“无毛两足动物”，虚伪阴险、奸诈刁滑、老谋深算，善良纯真的方鸿渐不是他们的对手，成不了高校长需要的“螺丝钉”，失败已有伏笔。

我们说方鸿渐的情感生活说穿了就是在几个女人围着的城里打转转。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成就了方鸿渐出国经历的周淑英，原本他对这样旧式的婚约也并不在意，后来在上大学之后看到了同学们的自由恋爱，恍然大悟，深觉此事不妥并有反抗之举，即写信后加想要退婚，无奈胳膊拗不过大腿，在父亲一顿臭骂中不了了之。他的这种反抗和叛逆在强大的世俗观念和父权威严面前不堪一击，小小的挣扎一下马上就范，逆来顺受的准备回国后迎娶没有见过面的新娘。但事事难料，正在其抛开杂念，一心皈依我佛之时，却另生事端——可怜的未婚妻意外猝死。这个女人的短命仿佛成为了方鸿渐思想萌芽的动力，他开始蠢蠢欲动，开始蓄势待发，轻而易举的摆脱了婚姻的枷锁，如释重负的他如“犯人蒙赦的快活”，意气风发的他还在“准丈人”面前略施小计便得到意外收获，得到丈人的资助而出国留学。并且可以毫不掩饰的萌发自己的花花公子本色。遇到鲍小姐，是方鸿渐第一个真正触及情感的事件，可惜这次只是一次肉欲的满足。在烦闷而漫长的旅途中，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气候中，成就了方在旅途中寻找消遣伴侣的想法，同样，方也只是鲍小姐的一个乐子。而且可以明显看出聪明的鲍小姐玩弄方鸿渐的成分更多些。自己和一位水性杨花的女子成就了一对露水夫妻可能对方鸿渐来说本身来说也是无法接受和不齿的。

苏文纨的出现对方鸿渐及后面情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苏文纨真的爱方鸿渐吗?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先看她对方产生好感的原因：“她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见他人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不讨厌就代表可以相爱，这逻辑性似乎不强;再有方的家世非常一般，至少是比不上赵辛楣的;还有他的文凭是买来的对于苏文纨也不是个秘密，而苏的文凭则货真价实。所以苏小姐对方鸿渐多半只是一种占有欲，因为方的骨子里透漏着一些傲气，这让苏文纨很是感兴趣，觉得让这样一个有点个性的小伙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是件挺刺激和骄傲的事。作者已经明示：“苏小姐理想中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如冰霜，让方鸿渐卑顺地仰慕而后屈服地求爱”。苏文纨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苏小姐是当时政务院参事苏鸿业的女儿，并且是留洋博士。 苏小姐“有头脑，有身份，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但是，在方鸿渐眼里，苏小姐只是最理想的女朋友，绝非倾心相爱的对象，他觉得他们俩“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

他们原本是大学同学，可是“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 直至留学回国时，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感觉到自己的爱情像锁在箱子里过了一两年忽然都不时髦了的花时装，有些自怅自悔。”在船上，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服的求爱。然而同船归国却使他们舒适了起来，并给他们感情的发展创作了必要条件。而今，深为女博士，反觉得崇高的孤傲，没人敢攀上来，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方鸿渐回国后第一次去看望苏文纨时，“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得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

苏文纨对方鸿渐是“落花有意”，方鸿渐对苏文纨却是“流水无情”。“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 方鸿渐面对苏小姐的情感攻势，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份向她求婚的责任。”但他要抵抗苏小姐的魅力的决心，“像出水的鱼，头尾在地上拍动，可是挣扎不起，终于做了‘道义上那个的懦夫’”。

苏文纨虽然爱着方鸿渐，也在等方鸿渐的求爱，可她却“犹抱琵琶半遮面”，总是半推半就，只敢躲在洋文里叫方鸿渐吻她。方鸿渐优柔寡断，也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她的爱，他也只能在电话里用洋文委婉地拒绝她。

方鸿渐在夜色下吻了苏小姐，悔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让专差送去那封“分手”的信，不料苏小姐却以为是求婚信，要他在电话里跟她说信的内容，方鸿渐无奈，只好告诉她自己另有一个人。苏文纨爱方鸿渐而方鸿渐不爱苏文纨的爱情也就正式结束了。

唐晓芙是方鸿渐想要突破围城而追寻的一个遥远的梦境，可惜只是镜花水月。钱钟书也把她形容得如同神仙姐姐一般，是《围城》里唯一没有出现贬义词来描绘的女性人物。“唐晓芙，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娇小女孩，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用。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的那桩希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既然是梦境，那么她的出现总是那么短暂，而且还不绚丽。可以说方鸿渐是真正的爱上了这位女子，在她的面前方鸿渐仿佛如沐春风，表现得异常活跃，总是能够滔滔不绝，活力四射，为的就是能在心仪的女孩面前博得好感甚至青睐。方鸿渐巧妙的利用和苏文纨谈恋爱的借口，成功的走近了唐晓芙，两人席间的谈笑风生，两人书信中的卿卿我我预示着他们正在朝恋人的美好的前景大步前进，当然如果没有苏文纨恶意的从中作梗，方鸿渐也许会虏获芳心;如果没有那次通话时的误会，也许他们将冰释前嫌。即使两人分开了方鸿渐依旧是恋恋不舍，在他去三闾大学的途中，赵辛楣无意提到唐小姐，使他感到“心像和心里的痛宰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他那晚的睡眠“像唐小姐一样不可追求。”可见其感情真挚和痴迷的程度。可惜方鸿渐如此真诚的感情付出，换来的也只是一场爱情悲剧。

在正确的时间出现的正版方夫人孙嘉柔在《围城》里成为了作者描绘最多的人物，作者用第八和第九章叙述了她和方鸿渐悲剧的婚姻生活。起初对孙嘉柔方鸿渐并没有太多的印象，觉得就是个天真幼稚的小姑娘。但是通过接触方鸿渐却明显地感受到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纯洁、成熟、美丽、柔弱的美。比如她听方鸿渐讲留学时奇闻逸事的笑话，只问一句“方先生在哄我，赵叔叔，是不是?”天真幼稚之态尽显;带他过藤条扎的长桥又是那么沉着冷静;小旅馆微弱的灯光下，浅睡妩媚动人;而路途环境的恶劣，学生课堂上的的恶作剧，以及所谓学校同事的闲话和匿名信，都更使方鸿渐产生隐隐的怜惜之情：一个刚走上社会脸皮嫩得很的女孩子，要承受这么大的辛苦确实不容易，做叔叔的更该多替她多着想。正是在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方鸿渐出于佩服、感动、同情、保护的目的，毅然选择了孙小姐。两人在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事后，积累了深厚的感情，当属患难之交，共同携手走到一起，婚姻美满本应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结婚以后的现实使方鸿渐当初“不懊悔”的誓言变得苍白无力，只希望能冲出这座婚姻的城堡。

方鸿渐在生活中的被动、无奈，显示出自身的懦弱。其实他的这种懦弱在他上大学时就表现出来了。他“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壮着胆写信到家里对包办的婚姻“要求解约”。信中写道：“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痕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寸民。”

他父亲来信骂他“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并以“停止寄款，’，命他“休学回家”与弟弟同时结婚时，方鸿渐“吓矮了半截”，忙写回信解释：“镜子是同室学生的”，“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也丰满了起来”。从此，方鸿渐死心塌地再也不敢妄想。

方鸿渐是个很爱面子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处处照顾别人的脸面，这种强烈的虚荣带给他的只是缺乏奋斗的勇气，他的生活道路也因此又平添了几分坎坷。如他本不爱苏文纵，但面对苏小姐的炙热追求，却不忍心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害怕苏文纨面子上抹不过去。最后只得用法语表白后，方鸿渐“突然转念，苏小姐也许会失恋自杀，慌得什么都吃不进。忙赶回银行，写信求她原谅，请她珍重，把自己作践得一文不值，哀恳她不要留恋”。这种尴尬让人忍俊不禁。在去三闾大学的途上，方鸿渐对李梅亭的狠琐、自私看得真真切切，十分不屑，但当他发现李梅亭背着饿肚子的大家偷买山薯吃时，又“不好意思撞破他”，自己反“忙向小巷里躲了”。这样的一种懦弱实在让人气愤。在结婚后，方鸿渐本来可以去柔嘉的姑母处谋职，但他顾忌的是别人说他靠老婆，吃软饭，因此对柔嘉的建议坚辞不受。属于典型的死爱面子活受罪。

方鸿渐的这种当时的社会中无法立足，在人际交往中处处受制是由他自身的懦弱、虚荣和对生活的无奈接受态度所决定的。应当说，这样的一个在生活中完全失败的知识分子代表的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塑造的人物群像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绝对算得上人物刻画非常独到的一位。正如人们提起鲁迅就会想到阿Q一样，提起钱钟书，我们也会马上想到《围城》中的方鸿渐。塑造这样一个处处失败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围城》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围城》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2.性格上的悲哀

有的研究者认为方鸿渐不学无术，根据是小说中的一段话： 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殊不知，方鸿渐在国内取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学中国文学的人出国留学本身是多么的滑稽荒唐的事。他出洋留学只是因为丈人对死去女儿的怀念之情和对他将来发达要知恩图报的如意算盘上，并不是国外有更先进的国学教育，更不要说什么蒙古文、西藏文和梵文对于研习中国文学有多大的裨益了。“兴趣颇广”充分说明方鸿渐并不是拘泥于学科的局限的书呆子，他的涉猎比较广泛;而在“随便听几门功课”的情况下“心得全无”，不过是学习过程中必经的蒙昧阶段地方正常现象。这一点，小说在后面方鸿渐点评苏小姐的诗时就交待，他在留学上课时是“有闻必录”的，学习并不懒散。以后的情节更能够证实方鸿渐并不是不学无术之才。

方鸿渐到张买办家相亲，看到张太太信佛，“暗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空堂里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显然，受到西方文明熏染的方鸿渐一眼就看穿了买办阶级的思想空虚和浅薄，更对复古的“中体西用”之说不抱任何好感并加以讽刺，体现了方鸿渐深厚的现代思想和敏锐的观察力。面对自拥家中有权有势而妄自菲薄的董斜川还在迷恋落伍的封建文学流派“同光体”，方鸿渐“只奇怪这样一个少年洋派的人，何以口气活像遗少。”也并没有如他人一般对董斜川的出口成章随声附和，附庸风雅，这说明了方鸿渐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具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所以看到这些个不中不西的表演，只得报以冷嘲热讽了。至于他的文学修养，光从看到苏文纨的得意诗作，一眼就拆穿这不过是从德国十五六世纪的民歌中偷来的一点就可以显露出它的博学。当然在评价曹元朗的《拼盘娇伴》是“不知所云”，并且称其实“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仗势欺人”，是“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得来头大”这一点也可以佐证。多才的他为学识幼稚的唐小姐解释：“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高深学问。”这一系列表现都说明方鸿渐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并非什么文凭。这也和他回国前为了敷衍父亲和丈人买假博士文凭一事形成了呼应：方鸿渐如果想沽名钓誉，满可以买一张正规学校的文凭(文中已有交代)，而不会选择那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并且，方鸿渐是在无意中知道这个所谓的“克莱登”，并抱着戏耍那个爱尔兰人的态度进行的这场交易，可见，方鸿渐并非是处心积虑地要拿到这件“遮羞布”，既无遮羞的必要，那肯定是有一定的真才实学的。在三闾大学，有才学的方鸿渐却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冤屈——他学有所长且准备去执教的比较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但学校偏偏叫他教伦理学，而他“对伦理学宿乏研究，手边又没有参考，虽然努力准备，并不感觉兴趣”。在这种严重的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下，教学效果显然不会很理想。只要他有机会“大胆老脸，低头小心教起英文来”，情形马上改变，能“当着学生驳刘东方讲书的错误”。这些都可见方鸿渐的英文底子不薄，他是有能力凭真才实学胜任三闾大学的教学工作的。 知识分子的正直在方鸿渐身上也有着集中的体现。还是从方鸿渐的假博士文凭谈起——他为了给父亲和丈人一个交代，自己早己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并且一直恪守这条原则。在三闾大学，他也从未想过用假文凭来换取教授的职位——因为面对一帮不学无术、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伪道学”，方鸿渐选择的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避而远之，幻想凭真才实学争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但是显然他的想法太正直，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学校环境里，方鸿渐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行为方式只能是继续鼓励自己——自绝于他人，他理想中的事业状态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也成为了他再次深陷围城的重要原因。另外，从方鸿渐的言论中，时常透露出他对时政的不满的评论，尤其是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和专制政策的有着清醒认识，表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最起码的良知和操守。尽管方鸿渐没有抗争的勇气，他所谓的的正直也不过只是洁身自好，避而远之，但这毕竟维护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正气。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个有真才实学又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不仅无法飞黄腾达，就连学以致用就变成空谈，最后反而沦落成了一个生活的失败者，难道就没有社会的因素和时代的因素吗?显然，方鸿渐在事业上的失败，特别是在三闾大学的失败，和当时整个社会的乌烟瘴气的氛围以及受其影响的的教育界有着直接关系的。

且看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经历：方鸿渐初到学校，听闻学校内帮派林立，有“粤派”、“少壮派”、“留日派”、“汪派”、“从龙派”之分，而这个学校尚属草创，教师只有几十人，学生也只有一百多人。方鸿渐既然哪一派都不是，自然成为他们拉拢和吸收的对象，在一次次拆台暗斗中，最后都是软弱又无靠山的方鸿渐成为了牺牲品。在对方鸿渐数次施威没有成效之后，校长高松年充分利用他的用人之道来试图招安——“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足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

但方鸿渐已经看透了他的这些伎俩，也看透了这个学校，准备离开。这是他吃尽苦头，倍受排挤的结果，虽说是无奈之举，也还体现了不愿同流合污的气节。殊不知高松年在创办学校时就已经对此轻车熟路了。这次奉命筹备学校，地方偏僻，又无名气，许多人害怕请不到名教授，他却自有一番高论—“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不必请那些有架子、有脾气的名教授，而要网罗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深谙为官之道的高松年把这种机关作风全盘搬到了学校，其用意在于维持他在学校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这些没有名望的老师要沾他高松年的光，要靠高松年才有地位，但是高松年自己并非非有他们不可，对这些人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人才真能跟高松年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高松年做事。在三闾大学，高松年的“办学宗旨”是高松年就是学校，学校就是高松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在这种宗旨下，教学能力和学识水平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搞人际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不擅人际关系又无后台的方鸿渐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而落荒而逃了。

方鸿渐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时代的悲剧，当然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这一个”的性格的悲剧。方鸿渐之所以处处被“围”，除了社会等原因之外，与他那气量狭小和懦弱的性格也是不无关系的。他到张家相亲时被邀请打牌并赢了钱，竟小器得提醒别人别忘了给钱。难怪张太太说：“这姓方的不合适，气量太小，把钱看得太重，给我一试就露出本相。”方鸿渐上大学期间的青春幻想和被父亲信中的责骂就退缩的思想状态则明显地表现出其懦弱的性格。

在人生的“围城”中，方鸿渐的挣扎多表现在疲于应付，逢场作戏。很长经历的举动甚至令人生厌，感到他的虚伪和无聊。他花了三十块美金买了个假博士文凭是为了应付父亲和岳丈的虚荣心。小官吏王尔恺把苏文纨的一首诗题在折扇上，方鸿渐开始认为此诗不好，但当得知此诗是苏文纨所写就马上改口称赞是“名章隽句”。方鸿渐根本不爱周家女儿，但是是以周家出的资金留学，虽然几年中他从未想起那己死的周小姐，但一回到周家后却首先提出到周小姐的坟上去看看，以博得周家的好感。

方鸿渐虚伪无聊的思想性格从他的心态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方鸿渐并不喜欢苏文纨，回国后第一次去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看望她的：“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明明知道惹上苏文纨将会不得安宁，却是无聊在作祟。是社会造就了方鸿渐这样无聊的知识分子。他怀着无聊的心态用无聊的举动打发无聊的日子，厮混那无聊的生活。小说的第二章写方鸿渐回到家乡时，家人和亲友到车站迎接，偶遇两个地方小报的记者拍照，并意外得到预约采访，闹得很红火。方鸿渐开始听人家喊他“方博士”感到“刺耳得很”，但看到这样郑重地把他当作是一个人物，便觉得“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并且“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手里又挥着大折扇，满脸的汗，照相怕不会好”。这里，方鸿渐的虚伪的神态和心态已是令人作呕了。 当然，对于方鸿渐作者还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刻画的。表现了他的“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即人性。如写方鸿渐心里烦躁不愿意回家，准备买糕点吃，但他却把唯有的两张钞票送给了穷困老人，而他自己宁愿挨饿。巧的是方鸿渐和韩学愈买的是同一个假大学的假文凭，但是结果是可韩学愈骗到了底，混上了教授和历史系主任，而方鸿渐没有继续骗下去。这些虽然使他在事业上不能平步青云，无法适应那个人吃人人骗人的社会，但也正因为如此，方鸿渐还多少保留了人的同情和廉耻。

虽然方鸿渐在某些方面也怀着游戏的心态存在于那个社会，但更多的是被那个社会所戏弄、所折磨。总窥这部小说对方鸿渐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带着“忧世伤生”的心态表现方鸿渐的“忧世伤生”心态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方鸿渐和太太孙柔嘉又一次打闹吵骂以后，“情思弥漫纷乱”地盲目乱走，“周身疲乏，肚子饥饿’，回到家里后，太太已出走，去了他最反感的姑母家。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像个孩子一样软弱得要傻哭个不歇，忍着难挨的饥饿躺下了。而恰在此时，父亲送他的那只“落伍”的老钟当当地敲了起来：“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至此，一个无力挣扎、无所作为、在人生的“围城”中几乎要窒息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完成其最后的刻画。

在方鸿渐所处的时代背景里，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找到出路，方鸿渐似的人物必然成为他人排挤的目标，如果说方鸿渐在其他地方的失败有自因素存在，而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经历只能是而且必然成为他彻头彻尾的噩梦。作者在文中把三闾大学喻成是当时国民党的党办教育的缩影，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口口声声“新生活运动”，实际上使非常向往新生活的“方鸿渐”们进一步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方鸿渐复杂的性格特征，正是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中无奈的被异化过程。那个时代和那种体制，造就了“方鸿渐”们，又用生活的残酷碾碎了“方鸿渐”们对爱情、家庭、事业的追求，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围城》中的方鸿渐，承载了钱钟书先生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太多的思考——他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但同时他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他既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又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流浪儿;他的经历既为我们呈现出了人生的围城，又透视出了时代的悲哀。

3.围城的束缚

方鸿渐事业的挫折、爱情的失败和婚姻的痛苦，宣布了他整个人生的失败。有的研究者将方鸿渐的失败归因于“失去了原本知识分子具有的政治上、学术上的进取精神”;有的归因于他不学无术、浮夸浪荡，作品“借对方鸿渐形象的刻画，批判了当时站在时代大潮之外某些知识分子灰色、无聊、空虚的人生”4;有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归因于那个时代，认为“他的性格、行为、遭遇、处境和命运，正好映照出这个社会的黑暗”5。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围城》塑造出方鸿渐这个生活的无为者形象，描写他在社会中的种种失落，在客观上都向读者展现了方鸿渐人生的“围城”。

“围城”的概念是由褚慎明和苏文纵在谈话中提到的——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45 刘江：《钱钟书的惰民视点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王克勇：《<围城>里的主人公》。《语文学刊》1999年第6期

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方鸿渐本人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到了“围城”。

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的什么‘围城’。„„我经过这一次，不知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的肉骨头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像了。

作品中一再提及“围城”的概念，说明作者以“围城”作为小说的题目是有着深刻的寓意的。方鸿渐作为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形象，实际上是在展示他身不由己的人生的困境，人生的“围城”。美国学者胡志德(原名ThoedoroHuters)在分析《围城》时，将《围城》的叙事结构分为在上海——去三闾途中——在三闾——回上海途中——在上海6五个“功能序列”。这就是方鸿渐在小说中的命运轨迹——刚从国外回到上海的时候，方鸿渐这个冒牌博士实际上的生活起点比较高，能够整日和一帮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交往，因为他的家庭经济环境那时也还宽松，维持着一个比较体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他从三闾大学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方家因躲避战乱已经逃难来了上海，再也无力支撑这绅士的门面，方鸿渐自己也因为再次失业而只得靠老婆。在这个过程中，在方鸿渐忙忙呼呼的一年多里，行程了数千里，也经历无数事情且又回到了上海，并且是今不如昔。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方鸿渐的生存空间被无情的社会现实逐渐被挤压和消亡的过程，他的经历突出了一个“困”字。

在爱情上，鲍小姐曾经勾引过方鸿渐，苏文纨对他也是一往情深，可见方鸿渐还是有一定魅力的。但方鸿渐因为暗恋唐晓芙，永远地失去了苏文纨，而唐晓芙对他的感情只不过是出于对表姐的气愤和一种游戏的心态，最后阴差阳错式地只能分手。在方鸿渐“恋爱期”的三 6胡尹强：《方鸿渐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个女人，他抛弃了一个，又被另外的两个甩掉，到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得到。但他这样的朝秦暮楚，也是被所寄宿的周家所不容的，只得灰溜溜的离开上海。在这段情感纠葛中，他试图想冲入唐晓芙的“围城”，但未遂。

在事业上，方鸿渐开始在丈人开的“点金银行”供职，后来由于关系破裂，只得离开上海去偏远的三闾大学，到了目的地，校方原来许诺的教授头衔却被降格成了副教授，出于无奈方鸿渐也只得接受。但由于学校各方神圣的排挤及校长的打压，他这个副教授也没当多长日子，最后有落得狼狈地离开。回到上海后，由于不愿充当敌伪的喉舌，再加上后台的垮台，方鸿渐再次失业。在这些事业挫折中，方鸿渐的仅有的事业热情一次次地被泯灭了，且看他自身的感受——

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扎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寄生虫，也沾沽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在三闾大学时，虽然失意，但他还在事业的“围城”之内，回到了上海又再次失业，实际上己经被抛出了事业的“围城”，这些感慨是他挤不进“围城”发出的感叹——在围城内，被倾轧也是好的，那只是一种孤寂;待到被排挤出来，他已经没有被别人倾轧的资格，感到的只是人与人的冷漠，是只能眼看别人在围城内热闹的凄凉。而每一次被挤出围城，他都是怀着无尽的懊悔——自己被一个个“围城”无情地抛弃。深刻的主题思想一览无余。

再看方鸿渐的婚姻，他在订婚后对未来的婚姻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 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闾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但他很快发现，他既没有什么婚前热烈的爱情可以回忆，也没有结婚后热烈的爱情可以希望。家庭的琐碎、无尽的争吵，把他一切的美好愿望都无情地打碎了。本来这场婚姻，是出于他对爱情失败和事业不顺的逃避，但在这个愿望中的家庭是他也不变成他能喘口气的避风港湾，他己经无力向社会索要什么，只求建立一个还算比较美满的家庭，但是残酷的现实把他这个小小的愿望也化成了泡影。

通过对方鸿渐的人生进行这样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方鸿渐在“上海——三闾——上海”的人生一次次失败中，一步步走向了完全的失败;在“希望——失望——希望”的不断失望中，一步步走向了完全的失望。《围城》利用塑造这个人生失意者的主人公形象，展现出他人生的一个个困境，呈现出横亘在他人生的一座座“围城”，而随着主人公挣扎着在人生的一个个“围城”中冲进冲出，他被“困”的形象已是呼之欲出，最后终于深陷婚姻“围城”而最后绝望时，方鸿渐整个人生的“围城”已经将他“困”得无力挣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