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李善注引用的旧注

2022-09-10

梁昭明太子萧统召集门下主持编著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文选》, 其中收录自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人七百余篇作品。因所含文学作品颇丰, 有“文章渊薮”之称。唐代日僧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对萧统评价甚高, 可与刘孝绰并称, 认为昭明太子编纂《文选》, 功劳“毕乎天地, 悬著日月”。学者对《文选》的研究始于隋朝, 萧该著《文选音义》开辟选学;隋唐之际, 曹宪在江淮间讲授《文选》时著成《文选音》, 至此“选学”之名创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当时《文选》流行的盛况有所记载, 作为科举著文的主要参考书, 士子之间盛传“《文选》烂, 秀才半”。宋元时期, 《文选》学受到一定的冷落, 研究处于低谷。明代《文选》研究开始回暖。到了清朝, 选学全面复兴, 形成了选学发展史的最高峰。清朝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胡刻本, 即是现今学界流传、使用最广泛的本子, 为清代胡克家对《文选》研究的成果。

《文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引得后世学者竞相为其作注, 唐代李善所作是今存《文选》古注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注本。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写道:“勉十舍之劳, 寄三余之暇, 弋钓书部, 愿言注辑, 合成六十卷”, 由此可见李善为《文选》作注所付出的精力, 以及做注所采用的征引式注释方式。清朝选学研究达到顶峰, 因为李善注严格的注释体例, 时人开始对《文选》李善注的注释体例做专门研究。张云璈在《选学胶言》中单列一卷对李善注例做研究, 开选学研究李善注例之先河。张云璈认为, 李善注释《文选》自有其体例, 不明白其注释体例, 便不能理解李善注的精到, 有五臣注混入李善注的就不能区别。由此可见, 若要区分五臣注和李善注, 首要任务是理清李善注例。

《文选》李善注中, 有一部分篇目的作者下明确标明采用前人旧注, 例如:卷二《西京赋》作者张衡, 下标“薛综注”。经统计, 以这样明确的方式标记出的篇目分散在赋、诗、骚、典引、连珠几类文体。分别为:《二京赋》沿用薛综注, 《蜀都赋》《吴都赋》沿用刘渊林注, 《魏都赋》沿用张载注, 《子虚赋》《上林赋》沿用郭璞注, 《射雉赋》沿用徐爰注, 《鲁灵光殿赋》沿用张载注, 《思玄赋》沿用旧注 (因旧注者姓名不详, 记为“未详”) , 《咏怀诗》用颜延年、沈约注, 《典引》用蔡邕注, 《演连珠》用刘孝标注, 《楚辞》用王逸注, 均属此类。其中, 明确标明注者共十人。《魏都赋》沿用张载旧注, 然而《魏都赋》下却漏标了张载的名字。《思玄赋》下也明确标明注者不详。这些都计入此类。但在实际的注释过程中, 李善注《文选》引用旧注的体例并未统一。比如:卷四左太冲《三都赋》下明确标明用刘渊林注《蜀都赋》《吴都赋》, 张载注《魏都赋》, 今胡刻本看到《三都赋序》下却只有“刘渊林注”;卷八杨雄《羽猎赋》用颜师古注等《汉书》旧注之类, 或因“传写之疏漏”, 并没有在篇首题其姓名;卷十四班固《幽通赋》用曹大家注则散标与每句之下, 篇首也没有标明所采用注释的作者姓名。据统计“凡旧作注者二十三人, 及不知名者所注, 赋十四, 诗十七, 楚辞十七, 设论符命各一, 连珠五十。李氏皆标明某注, 不似后人之攘己有也。”汪师韩认为, 旧注中卷五《吴都赋》未标明的还有刘成、殷仲文注, 卷六《魏都赋》中还沿用了曹毗注, 卷四《南都赋》乃皇甫谧注, 《子虚赋》还有张揖、司马彪、晋灼注, 《上林赋》仍有张揖、司马彪、韦昭注, 《甘泉赋》实际为服虔、晋灼、张晏、孟康注, 《幽通赋》用项岱注, 《答宾戏》是旧注, 这些旧注都没有在标题注显示出来。由此可见, 李善在为《文选》作注过程中引用旧注所采用的体例并不一致。

关于李善为《文选》作注时引用旧注的原则和态度, 可以《西京赋》为例, 《西京赋》“薛综注”其下有:“旧注是者, 因而留之, 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 臣乃具释, 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这一条是李善关于引用旧注原则的直接说明, 包含四层意思。第一, 如果该篇现有的注释准确精到, 且能被李善本人认可的话就可保留直接采用, 如:《籍田赋》潘安仁下注有“《籍田》《西征》咸有旧注, 以其释文肤浅, 引证疏略, 故并不取焉。”第二, 被保留旧注的篇目在篇首题注上所用旧注者的姓名, 按照这样的标准统计得到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引用旧注有名字者共十人 (具体篇目见前文) 。第三, 如果旧注有什么“乖谬”之处, 李善就在文中解释清楚, 当然实际情况是李善对其所保留的旧注内容, 亦有所删节, 并不是完整保留下来。《文心雕龙•指瑕》篇云:“《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俦, 而薛综谓之奄尹, 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胡刻本《文选》中篇目《西京赋》薛综注下并无“奄尹”之说, 不可排除李善因其乖谬而删之这种情况的存在。现在已看不到旧注, 无处考证。第四, “称臣善以别之”, 对于注释有乖谬之处, 以“臣善”这样的方式标注, 实际上胡刻本中所见的是“善曰”, 且前面并没有一个“臣”字。而现存唐写本残卷“永隆本”《西京赋》的李注中, 是以“臣善曰”与旧注相区别的。这一点也是胡刻本的一个特点, 可以用作《文选》的版本区分。

李善在引用旧注时也出现了和旧注解释不同的情况。《西京赋》下有一条:“心奓体忲”。薛综注:“奓、忲, 言公子生于贵戚, 心志奓溢, 体安骄泰也。泰, 或谓忲习之忲, 言习于好也。”善注:“《声类》曰:奓, 侈字也。昌氏切。《小雅》曰:狃, 忲也。”对于这种情况, 李善的处理办法是旧注与己注并存。而实际的情况是李善与薛综二人作注时解释字义所依据的字书不同, 这类出现作注者和旧注者解释不同的情况, 李善并没有以删注的形式修改, 而是两注并存, 也是对后人负责的态度, 而并非如前文关于“奄尹”之说删注处理。另有一条“有冯虚公子者。”薛注云:“冯, 依托也。虚, 无也。言无有此公子也。”善注:“《博物志》曰:王孙、公子, 皆古人相推敬之辞。”对“冯虚公子”的解释, 薛综只注了冯、虚二字之意, 认为没有冯虚公子的存在。而李善则引《博物志》证实公子乃古人之间相互尊重推崇的一种称呼, 对旧注有误之处采用补充的方式, 同样地保留旧注原貌。

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认为旧注中, 卷五《吴都赋》还有增刘成、殷仲文注, 卷六《魏都赋》还有曹毗注, 卷四《南都赋》为皇甫谧注, 《子虚赋》仍有张揖、司马彪、晋灼注, 《上林赋》仍有张揖、司马彪、韦昭注, 《甘泉赋》为服虔、晋灼、张晏、孟康注, 《幽通赋》还有项岱注, 《答宾戏》为旧注, 这些旧注都没有在标题注显示出来。按照这样的标准整理胡刻本《文选》, 即出现卷八杨雄《羽猎赋》用颜师古注等《汉书》旧注之类, 卷十四班固《幽通赋》用曹大家注则散标句下, 篇首都没有标明采用注者的姓名这种情况。这样牵扯到的问题就是李善对旧注的界定。李善作注本来就采用的是征引式方法, 作注时征引繁博, 即使是用别人的旧注, 其注又是辗转征引, 引用旧注篇目中以“善曰”补充的注释和其他的篇目中李善所作的注都引用了大量书目。根据汪氏粗略统计“凡经传八十种, 经类十八种, 总经训三种, 小学三十六种, 纬侯图谶七十三种, 正史八十一种, 杂史六十九种, 史类七十三种, 人物别传二十三种, 谱牒十二种, 地理九十九种, 杂艺四十三种, 诸子八十五种, 子类三十八种, 兵书二十种…杂文三十七种, 都十三类, 一千六百八十九种, 其引旧注一十九种, 尚不在内。”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忽视旧注者与李善注所引书目一致的情况, 也不能把所有原有注释都理解为李善体例中所说的“旧注”, 因此关于李善注《文选》时引用旧注的梳理也应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

摘要：《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 李善注在选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对中国注释学史也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流传最广泛的胡刻本《文选》由李善作注, 其中李善广征博引, 选择当时已有的各家注解进行删补和整理, 避免了集注易造成的注释堆叠缺陷。将引用旧注与李善本人所作的注相结合, 形成了今日所见到的《文选》李善注。对胡刻本《文选》中李善引用的旧注加以梳理, 可以总结出李善引用旧注的准则和对应的注释体例。

关键词：《文选》,李善注,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