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

第一篇：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

第十二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召开

2012年12月28日16:37 光明网 评论

光明网哈尔滨12月28日电 第十二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12月28日在哈尔滨市召开。此次论坛以“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创新内容建设，增强文化实力”为主题，来自全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有关部门、新闻网站、商业网站、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和业内专家等4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构建健康文明、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共商中国网络媒体未来发展之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李伍峰，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梁晓涛，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效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这次论坛强调，网络媒体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发挥网络优势，精心组织重大主题宣传，广泛传播党和政府声音，及时通达社情民意，主动引导网上热点，密切对外沟通交流，在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完善民主法制建设、繁荣先进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凝聚团结奋进、用之不竭的网络正能量。

在为期一天的论坛中，与会代表围绕“创新内容建设增强网媒影响力”、“技术驱动网络媒体建设”、“新媒体投融资机遇与挑战”、“移动媒体的应用需求与产品创新”、“网络整合营销与模式创新”、“网络电视的应用与未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届论坛通过了《中国网络媒体哈尔滨宣言》，光明网总裁陆先高代表全国网络媒体宣读了宣言。

自2001年第一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青岛举办至今，中国互联网产业和网络媒体走过了蓬勃发展的12年，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已成为网络媒体界层次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盛会。

(原标题：第十二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召开)

第二篇：第十二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北京人间远景

学习型中国促进会简介:

由北京人间远景公司1999年开始发起，2004年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致力于推动学习型中国，推动世界华人终身学习的非盈利组织。以繁体“学”字为标识的学习型中国促进会LOGO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商标总局正式注册商标。

学习型中国促进会顾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赵琛。学习型中国促进会联合主席：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全国工商联宣教部部长高庆林。学习型中国促进会执行主席：北京人间远景文化教育集团董事长刘景斓。

学习型中国促进会以“汇聚名企、名家、名师、名嘴，为企业家开启幸福人生”为宗旨，以“推进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的普及”为目标，倡导“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构建人人享有学习和成才机会的学习型社会”与“建设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伟大号召，开展了一系列大型学习、交流、分享、峰会、培训等活动，支持创办了学习型中国网()，出版了《学习型中国报》、学习型中国杂志，目前，促进会现有会员逾万人，成为中国创建学习型社会极具影响力和使命感的推动力量之一。

学习型中国促进会成立以来，联合全国工商联宣传教育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中国妇女报社、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央财经大学、《投资与理财》杂志社等单位及众多致力推进学习型中国的培训同行，共同创办了学习型中国系列论坛，其中“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每届论坛规模3500人;“学习型中国-女性成功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八届，每届论坛规模1500人;“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每届论坛规模1000人。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第十二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 (2011年12月30日—2012年1月1日，九华山庄十六区三层大厅)

一年一度的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传播商界顶尖智慧、弘扬创新成功精神，是企业家一年一度的“大总结、大规划、大展望”， 是“一年一度的华夏儿女的学习节日”，“中国教育培训界的奥运会”!

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是北京人间远景文化教育集团核心品牌项目，

1999年岁末正式发起创建，专注于中国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智慧交流与资源整合，致力于推动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城市建设，推动学习型中国，推动世界华人终身学习! 12年来，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组委会在每年的12月30日至次年元月1日为中国的企业遍访各界最成功人士参与论坛分享，传播思想智慧，帮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打开视野，扩大格局，成就更美好的未来。

自1999年论坛举办以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许家璐、成思危，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王文元、孙孚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治国、程路、孙晓华，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副主席洪天慧、甄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候云春，著名经济学家姚景源、林毅夫、樊纲、魏杰、何志毅，文化名流于丹、姜昆、卢勤、杨澜、敬一丹，知名企业家李家祥、张朝阳、陈东升、冯仑、董明珠、马云、牛根生、王健林、金志国、王中军、傅军、李小琳，培训名师李燕杰、曾仕强、刘一秒、李践、陈安之、路长全、姜岚昕、易发久等近500多位名家、名师、名企、名嘴参与了论坛的智慧分享，3万多位学习型企业家参与了论坛现场学习，先后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近5000万人，是超级讲师的星光大道、企业老板的交流舞台、中产家庭的学习乐园、商界精英的充电课堂。被社会誉为“一年一度的华夏儿女的学习节日”，“中国教育培训界的奥运会”!

每年的学习型中国论坛现场3000位企业家共迎新年，共成长、共学习，大平台、在视野、大人脉!让您省心、省钱、省时间!!

第十二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特色及活动模块简介 特色一：超豪华嘉宾阵容、最具价值议题

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企业家的较量在于学习力与创新力的竞争，本次论坛主题“智慧经营 创新增长”，所列议题以全面推进企业家成长为基准点，以真干实效、有智慧能传道为演讲嘉宾选择首要条件，所以出席嘉宾为国内外一流企业家，他们有见识、有格局、有成果、第十届论坛演讲议题和拟出席论坛嘉宾有：

开幕式出席领导

◆黄孟复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许嘉璐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论坛模块一：新商业文明与企业家价值观重塑

◆刘东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论坛模块二：企业转型升级与资本力量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张维迎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李书福吉利集团董事长

◆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论坛模块三：文化兴企与文化软实力

◆陈峰海航集团董事长

◆黄怒波中坤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

◆尹明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

◆张勇海底捞餐饮公司董事长

◆冯仑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华依文集团董事长

论坛模块四：全球化挑战与商业模式创新

◆龙永图原亚洲博鳌论坛秘书长

◆魏炜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商业模式专家

◆季琦汉庭酒店集团董事长，携程旅行网、如家酒店联合创始人

◆陈年凡客诚品创始人

论坛模块五：产业趋势与企业战略

◆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

◆赵永亮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

◆王志纲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

◆陈春花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陈志列深圳研祥集团董事长

论坛模块六：商道与人道

◆高庆林全国工商联宣教部部长

◆梁稳根三一重工集团董事长

◆傅军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释永信少林寺方丈

◆赵永亮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

◆叶莺新秀丽集团全球董事、原柯达全球副总裁

论坛模块七：企业学习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标准

◆朱新礼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

◆金志国青岛啤酒集团董事长

◆蒋锡培上海远东集团董事长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特色二：阵容庞大、质优高端的参会人群

以“学习成长、创建幸福人生”为号召主题的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聚集

着中国最富有生机、最富有梦想、最富有激情、最富有使命的一群企业家，他们拥有很好的学习精神、勇于改变创新、富有智慧。

为更好保证论坛服务品质和参会人员质量，第十二届论坛以价格8800元每人提升至20000元。以价格过滤的方式汇集了更高端人脉,近5天的共同学习是各位企业家快速大量结识高端人脉、对接平台资源的最好时机

特色三：持续十二年第一名的企业家学习成长平台：

寻找榜样的力量，把握有效的策略、获取权威的资讯、打开成功的通道。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沉淀10年风雨，打造了名家荟萃的顶级智慧磁场。这里曾留下500位权威名师的经典分享，他们的智慧被无数次成功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家精神修炼之中。本届论坛将是企业家们又一次的智慧大碰撞，新灵感新智慧将如例如泉涌。在这里，无论是企业发展还是个人修炼的各类问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和启迪。

特色四：最有针对性的高端产品宣传平台

50位领导和一线大佬企业家的直接接触，3500位中国最具势力的企业家直接体验、100家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包括卫视和网络的直播)，5000万高端人士持续关注，90家机场上架热播(论坛光盘)，10万人次火爆抢购(论坛光盘)。品牌宣传是企业推介的重中之重，平台嫁接则是宣传的一大捷径，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不仅可以承载合作企业的价值理念，同时可以为企业宣传打开一扇天窗，全面链接宣传资源。汇源集团、远东控股、爱国者、顾家工艺、百圆裤业、味之都等都是学习型中国冠名赞助单位或战略合作伙伴。

本届论坛3000人规模，95%为企业的董事长或总裁，所到的每一位嘉宾都可能成为相关合作方的客户、合作对象或者投资方。企业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类策略瓶颈或资源短缺的问题，论坛的高端资源是一个巨大的智囊团和资源宝库。

特色五：长期广泛共赢：

学习型中国论坛秉承“100年我们只做一件事”的伟大信念，以“推动学习型中国和世界华人终身学习”为发展使命，论坛为有责任有魄力的中国企业家开创了“世纪成功论坛”、“投资理财论坛”、“女性成功论坛”并持续稳定地发展进入华人企业商圈最权威的高端主题论坛类别。

第三篇：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

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没有邓小平保护吴英了——转来源： 戚泽明·Issac的日志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她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 由此看来我们离市场经济有多远?至少有三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

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他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

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人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

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有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

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这都不是新的理论。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

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侵害。 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非常的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我们人口当中，这种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得。中国过去30年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地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

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

吴英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

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地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第四篇：第十二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

第十二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联想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山东赛区决赛，今天在济南解放路第一小学拉开了序幕，其中有不少选手是通过济南加誉学堂培训学校咨询了解报名参赛的。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助方之一，加誉小编由衷的祝愿这些选手都能拿到好成绩，杀进全国总决赛。

“21世纪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由中国日报社于2002年创办，每年面向全国在校中、小学生举行。大赛自创办之初即作为每年5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英语演讲比赛中国区选拔赛，高中组获胜选手将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青年学子的风貌。历年来，大赛得到了全国各地教育行政和学术部门及广大中小学校的普遍认可，并得到国家教育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际知名英语教学机构及国内外著名高校、新闻界、英美使领馆的充分认可和大力支持。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中学生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中央及地方各大媒体均对赛事进行过报道。 第十二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联想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由中国日报社与联想集团联合主办，由二十一世纪英语教育传媒承办，并由国际英语联合会、英国Astrum教育集团、澳大利亚圣保罗文法学校、澳大利亚Navitas教育集团、澳门理工学院、香港青年协会等机构协办，旨在配合教育部贯彻落实关于素质教育英语教学改革精神，激发广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促进中小学生英语水平的全面提高。大赛全程分为四个阶段：

1、地区初赛;

2、地区复赛;

3、地区决赛;

4、全国总决赛。

大赛分为三个组别：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

全国各地在校中小学生均可报名参赛，非中国国籍学生或在国外生活、学习过1年以上的中国学生不具备参赛资格，参加过往届“21世纪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全国半决赛、全国总决赛的选手不可再参加同组别的比赛。

关于奖项，各组别决赛设冠、亚、季军各1名及一等奖5名，高中组获奖选手获得英国大学预科1年学习机会(免学费)或澳大利亚、港澳地区游学机会，初中组获奖选手获得澳大利亚或港澳地区游学机会，小学组获奖选手将获得国内

知名城市游学机会。各组别设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获奖选手将获得奖品或奖金。高中组总分最高并符合国际英语联合会要求的选手将被选送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英语演讲比赛。所有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将获得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21世纪英文报在山东省的办公地址为济南加誉学堂培训学校，想要了解和报名参加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同学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地址是济南历下区和平路43号，中鲁远洋大厦四楼、五楼。

第五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严清华 何 芳

[摘要] 根据斯密的理论假设，市场经济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其本质特征是理性“经济人”;另一个是管制市场的政府，其角色定位有如“守夜人”。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也将社会上活动的人描述为“两者”：一是社会经济的活动者，他们都是忙碌奔波的“利者”;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即政府，其理想角色是充当一个顺应社会经济自发发展的“善者”。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既有同工异曲之妙，又有交相辉映之趣，比较二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经济人 守夜人 利者 善者

一、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

(一)斯密假设的理论基础：自然秩序论

“自然秩序”本是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概念，斯密吸取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坚信自然规律一直是古典学派的信条”，并认为“这些规律不但不与个人自由相悖，而且是它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们是使一切自由人紧密结合起来的自发性纽带”①。在斯密等人眼里，自然界、自然物、自然状态等等一切最初存在于人类的纯天然的东西的变化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这些规律的存在是客观的，有其必然性。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频繁使用“自然”一词，其内涵首先指的是“物”，“物”是天然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物本身所拥有的东西;但它并不排斥“人”，“人”被置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其活动顺应市场的内在规律而不相违背，它们的共同特性是二者都具有客观性。

自然世界如此，经济世界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同自然发展一样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也有其客观规律。斯密认为，在社会分工和交换中存在着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法则，这 ①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著，徐卓英等译：《经济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2页。

1 种行为法则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在这种客观力量指导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的社会就是最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秩序，它通过每一个当事人按照其对这一秩序的认识而在自由行事时表现出来，是每个人的自由活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把自然秩序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依托，把经济规律所产生的经济秩序等同于自然规律所形成的自然秩序，认为这种秩序的形成也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斯密的“两个人”假设正是以这种自然秩序论为理论基础的。

(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自然之验论

“自然之验”是指得到自然规律验证的活动与现象，其本质在于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司马迁认为经济活动有其客观规律可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①。在司马迁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像流水一样有其自然规律，统治者不必对之进行干预，只要让人们各安其业、各从其事、各尽其能，物质利益规律就能自发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促进生产流通事业顺利发展，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协调自发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

司马迁相当重视市场力量或价格机能的作用，把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交换活动看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在他看来，“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就是一种完成符合自然规律的现象。当一种商品价格贱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上涨;反之，当一种商品价格贵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下跌。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的中间因素是物品的供求状况，而根本诱因则是人们的利益驱动。当物品价格比较低廉时，人们从追求利益的需要出发，大部分都会去选购廉价物品并使其需求量上升，此时供应商就会提高物品价格以获取更高的利益，这就必然导致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反之亦然。司马迁认为这种现象出于人们的利己之心，会对经济起到自发的调节作用，符合“自然之验”。司马迁是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看待的，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这是司马迁“两者”描述的理论基础。

二、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利者”描述

(一)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市场经济中利益的理性追求者 ①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引司马迁语而未另注出处的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 “经济人”是指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的理性追求者。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一范畴，但他认为每个人都以自利为追求目标，自利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个参与者的自利动机所推动，每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形成了自然分工，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描述已透露出明显的“经济人”理论气息，这正是后人将“经济人”假设的功绩归之于斯密的重要原因所在。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蕴含了如下基本内容：

1.“经济人”从利己本性出发。斯密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利，人所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从人的本性中产生出的自利追求是合符规律的行为。他指出：“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①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相互之间的交换都是出于自利心的驱使，他们不仅要明确自己的求利倾向，而且要承认他人自利心的合理性并利用他人的自利倾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求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能予以否定。

2.“经济人”会促成社会利益的实现。在斯密看来，虽然每个人都有利己心，但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又都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它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就是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这样，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考虑的虽然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途径并进而促成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

3.“经济人”应该是理性的。“经济人”具有理性的性质是指一个正常的为自己谋生的人，他们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是为自己买卖寻找最好的市场等。在交换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达到最大，这种趋势就是一种理性行为。每个人都是各自利益最好的判断者，对所面临的一切目标和机会都会选择一种趋利避害的手 ①②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3 段，以求取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值。除此以外，“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不能与道德、法律背道而驰，亦即“经济人”的自利不能采用违背社会道德的卑鄙手段来实现。

(二)司马迁的“利者”描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忙碌求利者

在司马迁的描述中，“利者”是指与生俱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忙碌奔波的求利者。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他描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社会上各类人的“逐利图”：农、工、商等人的活动自然是为了“求富益货”;就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也为的是“归于富厚”;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鹜”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等等，也无一不是“为财用”、“奔富厚”。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人士，不分贵贱，不分老少，无一不是在为逐利求富而忙碌奔波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司马迁的“利者”描述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求利是人与生俱有的本能要求。司马迁认为，求富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天生就具有并不经过后天学习的本能要求，即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他看来，人们求利的本能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生存，追求利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破天荒地专门为春秋末至汉初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致富的人做传，记述他们的言论、事迹和经验，富者被视为一代楷模。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因而他揭露那些为了求利而挺而走险的行为，包括“不避汤火之灾”，“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不避猛兽之害”，“不避刀锯之诛”等，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也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

2.求利途径和手段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虽然求利是人们的本能要求，但并非任何求利行为都是正当的。他把求利分为三等：“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从事工商业而致富，“奸富”是指“弄法犯奸而富”，他的基本看法是“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和“末富”是通过农、工、商等经济活动来致富，是获取财富的正当手段，这类致富途径和手段是无可指责的;而“奸富”则不同，是应明确予以反对的，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对于这种手段不能放任，应该严厉打击。

3.求利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出现。司马迁意识到人们的自发求富活动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人成为巨富，有人又求而不得，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社会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差距。他认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这种差距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人们个人能力

4 的体现，即所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在他看来，富者，不是因为有人送给他们财产;贫者，也不是因为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出现贫富差距只是在于人们巧拙的不同。正是基于这一认为，因而他明确反对对富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尤其反对夺富予贫。他的基本主张是“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即不能够也不应该夺富予贫。因为富者是有能力的表现，贫者是无能力的结果，我们不能打击有能力的“巧者”而支持无能力的“拙者”;同时有能力的人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会成为富者，而无能力的人即使赐给他财富他也会最终丧失，即所谓“不肖者瓦解”，因而统治者决不能实施打击富者的政策。

三、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善者”描述

(一)斯密“守夜人”假设：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依据“守夜人”假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发展生产、积累财富的和平环境，防止外来侵略，维护国家治安，不必干预其他方面的发展。斯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对政府角色进行定位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利己心的引导下，通过个体经济利益和动机的调整，经济活动就能够正常进行，社会总利益也能够得到实现，用不着政府直接干涉。

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政府“守夜人”的基本职责。在《国富论》中，斯密描述了政府的“守夜人”职责，其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保卫本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与欺侮”;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三是“建立和维持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①。

2.政府应在如何“守夜”上恪尽职守。斯密思考的重点不在政府是否是“守夜人”，而在政府应如何“守夜”这一问题上。在斯密所处的时代，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因而政府所能管的主要是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斯密提出了关于政府“守夜”的各种建议。以国防为例，斯密分析了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以及农业文明的业余战士模式，认为当时情况下不需要政府专项财政开支来维持国防，但是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和军事技术的复杂，就必须要由政府抽税来维持装备纪律严明的常规军了。再如，斯密分析政府怎么去维持运河、道路等公共工程才能花费最小、最经济。他认为，运河的通行税与其让委员会负责倒不如像其他国家一样交给私人负责，这样效果更好;而道路的通行税则不一样，因为运河如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

7、50

8、516页。

5 果修理不好是完全不能进行河上运输的，所以把道路交给委员会管理也并非下策。总之，斯密“守夜人”假设的重点是在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方面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3.“守夜”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活动撒手不管。实际上，政府仍需通过各种手段来干预社会经济发展。第一，实施管制。政府通过法规来干预市场，政府管制的出发点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范围包括酒类管制、食品和药类管制、劳动合同鉴定等。第二，运用财政手段。针对某些特定商品和特殊人群实施财政补贴或限制政策，如公共交通工具的补贴，老年人的补贴，还有在环境遭到污染时限制交通工具的使用等。第三，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中小学)，农村的道路、桥梁以及供电供水的设施等。第四，实行收入转移。一种是与特定的支出相联系，比如买房，购房者可以享受政府的住房补贴，又如教育，上大学者可以享受大学提供的好处;再一种是不与特定支出相联系，而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实施的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

(二)司马迁的“善者”描述：政府履行职责的最佳选择

“善者”是司马迁对政府履行职责所做出的最佳选择的一种描述。他认为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做出五种优劣不同的政策选择，而其中最理想的是“善者”所选择的顺应民间经济自由发展，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放任政策。各种政策选择的顺序依次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中，“因之”就是顺应民间经济的自由发展;“利道之”是对之加以诱导;“教诲之”是对之进行教化;“整齐之”是对之进行约束或限制;“与之争”是政府直接经营经济事业与民争利，这是最差的政策选择。

司马迁的“善者”描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善者”应采用“因之”的放任政策。“善者”就是要让民间经济自由发展，而“因之”政策就是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主张放手商人活动，听凭人们追逐财富，发展生产，国家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财富，他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是汉初实行的“因之”政策，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2.“善者因之”并非政府放弃管理和干预。司马迁将程度不同的干预用“利道”、“教诲”、“整齐”等概念加以概括，并不绝然反对政府对私人求富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干预，相反，他认为国家正常的管理和干预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实际上，当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社会经济不能正常运行时，政府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就成为必要，亦即需要通过政府干预使得社会经济得以尽快的恢复和有序的运行。

6 3.“善者因之”只是一种理想的政策选择。汪锡鹏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思想是对工商业不加限制、听其自然发展的一种政策措施”，“文景时期，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实行的也不是什么‘因之’政策”，“司马迁对于工商业的态度前后相互矛盾”①。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思想只是一种理想境界。

四、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比较与启示

(一)“两个人”与“两者”的简要比较

1.二者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实质大体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二者均承认人类的利己本性，并认为其本性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人本自利，此为自然赋予，它的存在有其客观性与必然性。斯密认为，符合人们利己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会适应自然的发展，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会不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司马迁也认为求利不是一件坏事，它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积极效果。

其次，二者均认为国家不应干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完全放任其发展。承认人的利己本性，必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涉。尽管斯密被描述成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但他从未否认过政府的作用。斯密把政府的基本职能视为经济自由的内在要求，在他看来，国防要比国富更重要，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宁，其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最为必要的保障。这点和司马迁的“国家无事”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认为，汉初7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就是因为国家无事，无兵荒马乱，政治上也保持安定。所以他反对对商人的限制和打击。但他同时又认为经济过分自由发展会产生富豪兼并，竞相奢侈现象，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因而，在《货殖列传》中，他对计然所讲的包括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在内的各种干预措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2.二者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与共同要求，有入木三分之奥。

二者均看到了在人们充分发挥个人的利己本性的前提下，自由市场的市场机制可以自发的调节利益关系，无需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市场领域存在着一种自发力量，即“看不见的手”，它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要求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增进。司马迁也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不需要谁去命令，自己就不停地运转。从其对价格机能的描述中既可看出，在他眼里物价变化与社会经济自动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物价的变动起着调节作用，使整个社会经济有秩序的运行，实 ① 参见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7 质上就是看到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

3.二者基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特色各异、交相辉映之趣。

斯密假说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已基本成为以工场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国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还刚刚建立不久，商品经济还只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还远未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二者之间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背景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反映到精神文化层面上，斯密时代已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如牛顿力学揭示了宇宙万物在运动、引力、能量守恒的自然法则下达到均衡的机制，经济学说方面，在斯密之前不仅产生了西欧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而且出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等一批经济学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尚未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在司马迁之前也没有一位像威廉·配第那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出现。

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二者自然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相比而言，从出发点上看，前者即斯密假设似乎更注重于揭示近代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驱动力，而后者即司马迁描述则在于谋求封建经济关系形成和确立时期的“商人地主的利益”①;从主要内容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经济行为的利益性，而后者则更为关注经济行为的伦理性;从方法论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理论推断与逻辑推演，而后者则更注重于事实陈述与实证分析。但二者却关注了同样的问题并做出了大体相同的阐述，呈现给世人一幅描绘市场经济内在关系与共同规律的亮丽图景，在今天看来，这幅图景堪称中西合璧，相映成趣!

(二)二者比较的现代启示 1.人之求利本性的启示

“经济人”与“利者”的核心在于“自利”和“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遵循市场规则来追求各自的利益，能够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利本性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而且，求利本性应该排斥道德意义上的“自私”。因为自利并非纯道德意义上的“自私”。斯密和司马迁都面临过经济与道德的困境，其实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的利己心与同情心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统一体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当代的理性求利者应该协调好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的求利本性的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要求与目标取向。 2.政府角色定位的启示 ① 参见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

8 斯密和司马迁都有认为在遵循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必不可少。事实上，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当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二相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只是从政府角色定位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在我国转轨经济的条件下，相对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而言，此时政府干预的范围应大大缩小，从“无所不管”转向“有限领域”，从“过度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同时也要从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少干预”转向“加强干预”，使之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有效政府。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需要重点从事的工作是：注重公共投资，加强基础性设施建设;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结构的效率;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保持区域稳定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提高其质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使政府职责得到正确有效的履行。

主要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史记·货殖列传》，中国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严清华：《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前进出版社2004年版 [4]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胡宏斌、唐振宇、何继想：《“经济人”与现代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王明信等：《司马迁思想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版

[9]雪里埋：《政府不能只当城市的“守夜人”》，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4月22日 [10]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1]吴俊培：《对斯密“廉价政府”的重新思考》，载《涉外财务》2005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