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信息化论文

2022-05-12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疫情期间信息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给广大幼儿园教师带来了新的考验，幼儿园教师是否具备相应的信息技术素养显得十分重要。

第一篇：疫情期间信息化论文

疫情期间的非法经营罪实务研究

摘要：非法经营罪在新冠疫情期间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下，随之出现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滥用和如何正确定罪。本文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分析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探讨在疫情期间是否因为刑法规定的条文以及行政规定的不确定性而产生认定错误等问题;本文认为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应当考虑具体的主观要素和产生危害的客观要素，而不是仅仅考虑违反了国家规定就进行定罪。

关键词：新冠疫情 ;非法经营罪; 国家规定; 实务研究; 供求量

一、问题的提出

(一)社会背景

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酒精、口罩等国家一类、二类医疗器械的消耗巨大，随之而来的是市场需求量大而供应量不足。

消杀产品方面，“据统计，全国共消杀用品企业563家复工率近80%。手消毒液生产企业83家复工率近50%。医用酒精生产企业94家复工率97.1%。”[1] 虽然社会上大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复工，但是由于家庭因素，校园因素，企业因素等等，对于消杀产品的需求直升不降，且企业对于此类小产品的库存并不能够满足需求，社会仍然处于消杀产品的供不应求的状态。

(二)现行立法

1、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1

2、《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2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

(三)提出问题

疫情期间，由于非法经营罪法条本身的种种问题，例如条文中的“国家规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等等，导致此罪本“口袋罪”4的特点充分暴露在大众视野下。

在此情况中，笔者便认为在实务中存在非法经营罪过于滥用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根据法条的认定而不是结合实际的社会情况、主观因素等原因，则可能在实务中出现罪的错误认定与判罚，对社会的舆论以及市场秩序方面可能也会造成不小的冲击，为此，笔者将根据对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律条文的分析，结合案例的具体问题，分析立法上的缺陷，并寻求解决方案。

二、具體案件分析

(一)案例分析

被告人纪某与被告人孙某(二人系夫妻关系)看到医用酒精脱销，违反国家规定，在未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在纪某父亲纪某位于铁岭市昌图县的铁岭国兴酒业有限公司制作酒精，后运至沈阳市浑南区车库存贮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对外销售。经查实，已销售的酒精数额人民币77340元，现场查扣尚未销售酒精5升装800桶，经浑南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价值人民币48000元。2月4日，公安机关抓获纪某、孙某。

从公安机关委托沈阳市浑南区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沈浑南价认定(2020)00031号《关于纪某、孙某销售伪劣产品一案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酒精的市场日基准价为人民币48000元，即平均每斤6元。而被告人纪某对外销售的酒精价格也为6元每斤，故被告人纪某不存在抬升价格、牟取暴利的情节。现有证据材料也无法证实被告人纪某存在其他严重情节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其他从重情节。[2]

(二)构成要件分析

1、主体

非法经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客体

笔者赞同“市场管理秩序说”[3]，即客体为国家对市场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稳定有序的经济秩序。

3、主观方面

笔者赞同认为主观罪过只能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行为加上危害行为并有内心希望性。本案中，夫妻二人其实是在亲戚朋友的要求下才开始制作酒精的且没有故意哄抬物价，谋取暴利的情形，更多的是赠送行为等等，只是大规模赠送会造成家庭负担，只能低价出售。此案中应结合社会资源短缺情况考虑主观要素问题。

4、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则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关于“情节严重”方面，笔者认为，考虑一个行为的性质应该刑法的三个特性。曾有一审非法经营罪二审无罪的上海黄浦码头案[4]。结合本案，笔者认为，尽管行为人违反了国家规定，无证经营，达到数额，但主要还是从是否扰乱市场秩序的角度切入，在当时社会医用酒精量极度缺乏，人民心惊胆战，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夫妻二人为居民安全着想，考虑法益侵害的程度，更应该对其进行教育，或者官方合作，授予证件，为社会公益作出贡献。

三、立法和司法的反思与完善

(一)立法方面，应当明确三点：

1、规定的明确性。罪行法定，刑罚法定，尽管非法经营罪天然有“口袋罪”的特点并且社会现实状况千变万化，但是实体的法律条文应该明确，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司法解释，行政规章等等，如果在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等，更容易造成罪的滥用。

2、刑法的谦抑性，少用且慎用，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只有在穷尽其他法律制裁手段后，方有用武之地。[5]

3、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契合。塑造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但不必对市场过度强于，应保持其自主性，在面对违法行为时采取适合的刑罚或措施，否则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二)司法方面，应当明确两点：

1、情节认定标准化，根据具体的情况如危害结果，社会秩序破坏程度，主观意志等等，制定一个标准，“法律的用语，对每一个人要能够唤起同样的观念”[6]。要对每个人适用公平的标准。

2、加强对案例的学习，提升应对能力，有利于对新型案件的处理和解决。并且提高案例学习次数，不仅可以增强法律人员的业务办理水平能力，也可以通过学习案例，总结出符合案件事实的认定标准。公平公正司法。

参考文献：

[1] 中商情报网，《工信部：84消毒液/医用酒精均有库存 2020年中国75%医用酒精产量预测》(2020-02-19)

[2] 裁判文书网，《纪某、孙某非法经营一审刑事判决书》(2020-04-26)[EB/OL]

[3] 范德安.《非法经营罪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9：第22页

[4] 陈超然.《非法经营罪适用范围的扩张及其限制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3：第70页

[5] 王作富、刘树德.《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在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J] 《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郑豪，出生年月：2001.2.22，性别：男，民族：汉族，籍贯(精确到市)：浙江省温州市，当前职务：学生，当前职称：学士，学历：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刑法学方向。

作者：郑豪

第二篇：疫情期间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现状与提升路径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给广大幼儿园教师带来了新的考验，幼儿园教师是否具备相应的信息技术素养显得十分重要。本研究对801位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问卷调查发现：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处于中等水平;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态度较为消极，信息技术理论知识技能处于薄弱水平，信息技术实践严重缺乏，在信息技术应用中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村教师、无资格证教师、低学历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面临更大挑战。基于此，本研究建议应通过促进教育理念更新变革，完善信息技术素养培训机制，配置完善的信息化环境，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强教师队伍管理等路径提升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简介】张明珠(1993-)，女，山东胶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洪秀敏(1976-)，女，福建漳浦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育部要求“停课不停学”，一时间对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提出了迫切要求。尽管教育部通知，幼儿园不得开展在线教学，但教师依然需要通过互联网进行师幼互动、班级管理、家园共育、教研培训等工作，因此，幼儿园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也未能在这场疫情大考中逃脱考验。而《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对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的要求仅仅停留在具有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态度如何，是否愿意使用信息技术，以及是否掌握相关的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等值得关注。除了应对疫情期间短期的“停课不停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也应该放置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等方面被寄予厚望。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大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1]。

“幼兒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是指教师使用工具、资源、程序和系统负责任地获取和评价任何一种媒体的信息，以及使用信息解决问题、沟通交流、决策、建构知识、开发产品和系统的能力。”[2]国内外对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研究主要聚焦如下几个层面：态度层，主要包括教师是否认同信息技术的价值以及教师的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层，用以考察教师是否具有相应的信息技术知识技能储备;应用实践层，主要是从行为层面考察教师在实践中的应用状况;社会责任层，要求教师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学生具有平等的信息技术使用机会，遵守信息技术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等[3][4][5]。为此，本研究在借鉴分析已有信息技术素养相关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价值认同、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应用实践、社会责任在内的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五维模型，并通过对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调查与分析，客观了解疫情期间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短板与弱项，从而为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科学应对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的方式，对福建省莆田市、广东省深圳市、河南省周口市、甘肃省陇南市共4个城市的801名幼儿园教师展开调查，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调查问卷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幼儿园教师人口统计学变量调查，主要了解教师所在园所的地区及性质，教师学历、有无幼儿园教师资格证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调查，主要包括教师的信息技术价值认同、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应用实践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其中，教师的信息技术价值认同、应用意愿两个方面主要借鉴林秀钦、黄荣怀(2009)编制的量表，共10个项目[6];教师的信息技术知识技能方面主要参考Archambault与Crippen根据Koehler(2006)提出的TPACK 理论框架开发的TPACK知识[7]，结合国内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重要研究，包括教学知识技能、技术知识技能、学科知识技能、技术学科知识技能、教学学科知识技能、技术教学知识技能、技术教学学科知识技能七个维度，共24个项目;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实践、社会责任两个方面主要借鉴朱书慧与汪基德(2019)研究中的量表，共24个项目[8]。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越高。经分析，教师的信息技术价值认同、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应用实践、社会责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6、0.89、0.97、0.96、0.88，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0.80，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疫情期间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现状

从整体上看，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处于中等水平(M=3.82)，但素养的各个方面发展较不均衡。其中，幼儿园教师的价值认同得分最高(4.24)，其次是应用意愿得分(4.10)、社会责任得分(3.91)和应用实践得分(3.80)，知识技能得分最低(3.64)。为进一步解释抽样群体的信息技术素养水平的分布情况，对样本所有题项上的平均分进行详细划分[9]，由此统计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频度分布(见表2)。结果表明：尽管信息技术素养处于较高水平(等级6)与高级水平(等级7)的幼儿园教师占总体的47.33%，但仍然有大部分幼儿园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仅处于基本水平，如中级偏下水平(等级4)与中级偏上(等级5)水平的幼儿园教师占总体的49.31%，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幼儿园教师还不具备基本的信息技术素养，处于低级水平及以下(等级1、2和3)的幼儿园教师占总体的3.36%。

(一)幼兒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态度较为消极，信息化意识有待强化

调研发现，目前我国幼儿园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意识依然不足，与传统的教育教学相比，幼儿园教师在信息技术上的应用态度较为消极。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较为认同信息技术在促进儿童发展和个体专业发展方面的价值，如超过八成幼儿园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可以帮助其更好地开展个性化教学，让更多幼儿受益(84.27%)，同时也能使其在专业上更加自信(82.27%)。但较高的价值认同背后，幼儿园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意愿不高，呈明显的消极态度。比起价值认同，应用意愿更能预测幼儿园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行为。本次调查中，近三分之一幼儿园教师反映自己在信息技术培训中表现并不积极(30.20%);同时使用信息技术的自主性不高，如果幼儿园不要求，则不会在教育教学中继续使用信息技术(27.46%)。

(二)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理论知识技能处于薄弱水平

扎实的理论知识技能储备有助于幼儿园教师在“停课不停学”但又禁止幼儿园开展线上教学的倡导中把握好幼儿园教育中信息技术的良性、适度运用。然而经调研，当前幼儿园教师的信息技术理论知识技能严重缺乏，成为信息技术素养中最薄弱的方面。从知识技能的具体内容来看，幼儿园教师知识技能中最为薄弱的是技术与教学复合形成的技术教学知识技能(3.31)。此外，在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如何做儿童教育资源的供给者，如何开发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活动内容，如何利用计算机对声音、图像、视频等教学素材进行二次加工，如何确保信息技术手段下师幼互动的高质量等均成为当前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短板和弱项。

(三)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严重缺乏

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主要调查幼儿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行为。从素养的构成维度来看，该维度得分也相对较低，尤其是幼儿园教师在课程与教学、专业发展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的频率不高。这表明幼儿园教师不仅面临着理论知识不足的专业发展弱势，还面临着如何将理论转化成实践智慧的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短板，“理”与“用”的双项缺失导致幼儿园教师在将教育实践与信息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方面存在困难。在课程与教学方面，38.83%的幼儿园教师反映在教学设计时并不经常考虑信息技术的使用，导致其在疫情防控期间，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活动时存在诸多困难;同时，幼儿园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记录幼儿活动过程及作品并进行评价和展示方面频率也不高(36.33%)。因此，平时应用实践的不足导致幼儿园教师在疫情防控期间，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实践时存在着更大的挑战。

(四)幼儿园教师在信息技术应用中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有待进一步提升

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标志，因此，立德树人成效理应成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0]。在信息技术领域，这就要求幼儿园教师在信息技术使用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并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如增强隐私保护意识等。本次调查中，幼儿园教师在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信息技术使用习惯、理念渗透方面存在短板，具体表现为不能有意识地向幼儿讲授如何正确使用计算机，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3.52)以及无法有意识地向幼儿渗透信息技术使用的正确理念(3.64)。疫情防控期间，幼儿户外活动减少，若不能养成良好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多将给幼儿身体健康带来一定损伤，同时，各项活动打卡和分享也很容易造成幼儿信息的泄露，对幼儿隐私保护带来负面影响。

四、疫情期间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差异分析

(一)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农村显著落后于城市

本研究经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除价值认同这一维度外，在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应用实践、社会责任四个维度以及信息技术素养的总体水平上，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城市幼儿园教师的得分(见表3)。其中，在应用实践维度上二者的差异最大。近八成(78.09%)的城市幼儿园教师表示自己会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部分环节中使用信息技术，如播放音乐、视频等，而仅有55.86%的农村幼儿园教师存在这种行为;与此同时，农村幼儿园教师在利用Word、Excel、PPT等软件活动计划、课程安排等方面的得分也低于城市幼儿园教师。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农村幼儿园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上主要面临三大困难，即幼儿园层面没有制订信息技术相关制度(41.47%)、幼儿园没有为教师提供相应的信息技术培训支持(37.46%)及幼儿园没有为教师提供信息技术硬件资源(32.44%)。

(二)资格证和学历成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有效筛选指标，无证教师、低学历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明显不过关

本研究经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除价值认同这一维度外，在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应用实践、社会责任四个维度以及信息技术素养的总体水平上，无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教师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教师的得分(见表4)。特别是在应用实践和知识技能两个维度上，有无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对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影响较大。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中设置了《综合素质(幼儿园)》科目，对教师的信息处理等基本能力进行了规定和考核，通过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教师往往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

本研究经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历幼儿园教师在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应用实践三个维度以及信息技术素养总体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5)。进一步分析发现，大专以下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意愿、知识技能及素养总体得分均显著低于本科及以上幼儿园教师;大专及以下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实践得分显著低于本科及以上幼儿园教师。这一结果反映了不同学历层次的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水平存在差异，尤其是大专以下学历层次的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明显偏低。

五、疫情期间提升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路径思考

幼兒园教师在幼儿园“停课不停学”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其信息技术素养将直接影响疫情防控期间幼儿园教育的效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疫情过后，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变革与提升也将是大势所趋。为此，在疫情当前以及更长远的教育现代化时代，针对如何提升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笔者做出如下思考与建议。

(一)促进教育理念更新变革，提升幼儿园教师信息化意识

教育理念是培养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重中之重，只有幼儿园教师变革了自身传统的教育理念，其才会主动接纳信息化对学前教育的渗透和冲击，激发主动提升信息技术素养的内在动力。幼儿园应主动承担变革教师理念、提升教师信息化意识的责任。一方面，幼儿园应组织教师学习信息技术、疫情防控等相关政策文件，把握《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若干事项的通知》等最新文件要求，强化幼儿园教师信息化意识。另一方面，幼儿园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要求，将新时期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与实践途径[11]、社会责任感等传递给幼儿园教师，注重培育幼儿园教师在“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的职业道德、网络道德和专业伦理规范。

(二)完善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培训机制，夯实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知识技能

幼儿园教师队伍来源复杂，很多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幼儿园教师教育培训，专业知识技能尤其是信息技术知识技能薄弱，因此，幼儿园信息技术素养培训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尤为重要。首先，加大力度。幼儿园教师教育机构应注重在不同学历层次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中加大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运用，促进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提升。其次，拓宽课程资源。教育部门应协调组织高校、行业协会及培训机构等合作开发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远程培训课程资源。再次，创新方式。积极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培训和学习，如利用ClassIn、ZOOM、腾讯会议等实时交流平台开展培训，让幼儿园教师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参与互动，在线解决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最后，有关部门可组织专业人员或机构开发专门针对幼儿园教师的线上平台或APP[12]，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采集并记录幼儿园教师的学习轨迹，科学分析幼儿园教师的学习需求，实时调整推送内容，实现个性化信息技术知识技能培训与学习。

(三)配置完善的信息化环境，为幼儿园教师教育实践提供技术支撑

幼儿园提供的信息技术设备是否有利于教师的日常工作和教育教学、是否简便易操作且能够被教师掌握，将直接影响教师的应用意愿和行为。因此，如果想要提升幼儿园教师在实践中的应用行为，必不可少的是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信息化环境。一方面，幼儿园要完善网络平台建设和线上服务[13]，提高网络平台的易用性和网络的稳定性，为幼儿园教师配置所需的软硬件设施设备，如电子白板、屏幕、智慧教室等更加方便的一体化智能化教学设备。另一方面，幼儿园要为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提供技术支持，聘请专门的技术人员，专岗专人负责幼儿园教师的日常信息技术指导与疑难解答。

(四)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发展差距

城乡资源分配不均一直是影响我国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线教育作为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教育方式，理论上不受固有因素的影响，但实际上基础设施设备的配备不均等仍然间接导致了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地区差异。因此，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高效用、低门槛等原则，通过加强政策保障与制度实施，推进乡村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发展。一是政府应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帮扶[14]，摸排农村地区基础网络设施的短板，督促政府制定配套的扶持措施和资金倾斜制度[15]。二是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相关部门应着力部署解决农村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不足等问题。

(五)加强教师队伍管理，保障幼儿园教师具备基本的信息技术素养并不断提升

本次调查显示，无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和低学历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显著较差。因此，除革新观念、加强培训、环境配备、政策倾斜外，还应注重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管理，以确保所有幼儿园教师具备基本的信息技术素养，并在职后专业发展中不断提升。首先，严格落实幼儿园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幼儿园教师入口关。教育行政部门要明确“持证上岗”这一硬门槛，幼儿园在招聘过程中要切实实施幼儿园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将不具备基本专业知识技能特别是信息技术能力的个体排除在幼儿园教师队伍之外。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可从制度层面将信息技术列入幼儿园教师考核和晋升考评中，列入幼儿园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以评促学，激励幼儿园教师积极学习信息技术，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技术能力。最后，还可通过定期举办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示范课评选、教学观摩比赛和优秀课件征集等活动，公开表彰优秀的教育技术应用案例，增强教师提升信息技术素养的紧迫感，形成良好教育技术应用氛围[16]。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 A16/s3342/201804/t20180425-334188.html.2019-05-13.

[2] Wisconsin’s Model Academic Standards for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Literacy[EB/OL].http：//www.dpi.state.wi.us/ standards/pdf/ infotech.pdf.2018-05-11.

[3] Chen J Q，Chang C A.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echnology Training for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J].Early Education & Development，2006(3).

[4] Maybee C，Zilinski L.Data Informed Learning：A Next Phase Data Literacy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J].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5，52(1).

[5][8] 朱書慧，汪基德.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及其模型构建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9(6)：121-128.

[6] 林秀钦，黄荣怀.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态度与行为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2009(9)：17-22.

[7] Archambault L，Crippen K.Examining TPACK Among K-12 Online Distance Edu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2009，9(1)：71-88.

[9] 韩锡斌，葛文双.中国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调查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8(7)：53-59.

[10] 孙其华.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据[J].江苏教育，2020(18)：6-11.

[11] 张晓娟，吕立杰.精准扶贫背景下教学点教师远程培训路径探索——以SPOC引领式培训模式为支持[J].中国电化教育，2020(2)：58-66.

[12][16] 刘洋.“互联网+教育”新常态下学前教育教师信息技术素养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7)：90-96.

[13] 郑宏，谢作栩，王婧.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态度的调查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7)：54-64.

[14] 洪秀敏.“停课不停学”背景下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与应对[J].学前教育研究，2020(6)：27-30.

[15] 马欣研，朱益明，薛峰.教师信息素养分析框架构建与应用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9(3)：92-10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8ZDA336)的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洪秀敏，xiuminhong@163.com

(责任编辑王平平)

作者：张明珠洪秀敏

第三篇：如何在疫情期间进行农村宴席管理

摘要：农村宴席因其高聚集性带来极大的新冠病毒传播风险。在疫情形势严峻的当下，监管机构对农村宴席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但又担心引发群众不满。为解决此问题，笔者从宴席本身的特性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准备阶段、举办阶段，引入管理学的前馈控制理论，创造了提前干预模式。

关键词：宴席；疫情；规范；阶段

在农村，很多人会选择在春节期间举办宴席，这样能保证分散在各地的亲朋好友都能赴宴。但在当前，不少人原定举办的各类宴席受到疫情影响。

据专家分析，石家庄、吉林等地的疫情是因为农村宴席的推波助澜。于是，对农村宴席的管理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很多地方出台文件管制农村宴席。贵州多地发布了《关于整治滥办酒席的通告》以及《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整治滥办酒席的通告》。天津召开第156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坚决做到“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请不办”。四川在川疫指发[2021]4号文件中明确禁止举办坝坝席。

而如何做到红事缓办、不办无事酒在实际执行中难度颇大。在农村，大部分人出于面子或是习惯性思维，在宴席开始不久才去申报农村宴席备案。以往的做法通常是：基层政府发现有违规办宴席的情况，便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干涉和劝说。其过程费力费时、冲突频发，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就算是当事人的违规宴席被取消，也会伤害干群关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笔者经过观察发现，传统的宴席监管模式是一种事后监管，往往处于被动，这一缺点在在疫情期间的宴席管制工作中更突出！

笔者认为，要改变这个局面，重点在于变事后监管为事前监管。

宴席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可预见性（白事除外），简单地说就是：有谁办宴席很容易被发现和知道。张家公子和李家二小姐喜结良缘绝对不会躲躲藏藏，刘家少爷金榜题名肯定不会藏着掖着，王家老爷子八十大壽肯定会大肆张罗。而这一特点正好能为我们将其变为前馈控制提供可能性。

前馈控制指通过一系列工作，预计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措施，将可能发生的偏差消除在萌芽状态。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将宴席分为三个阶段，并用通俗的语言说明。

一是萌芽阶段。举办者在酝酿筹划，与家人朋友商量讨论。二是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举办者已经邀请亲朋好友，预订餐馆、乐队等，购置食材，联系帮杂人员。三是举办阶段。此阶段已经碗筷酒菜上桌，亲朋好友就座，锣鼓唢呐吹奏等。
一、提前干预模式的内容及实施步骤

经过前期实践和探索，我们对传统的宴席申报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创立了提前干预模式的监管方法。

（一）主动摸排：改变传统的被动接受申报后再检查和审批的流程。主动出击，摸清底数，第一时间掌握各类宴席情况并建立台账。

（二）提前介入：村、社区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其中（在萌芽阶段或之前）进行劝说和规范。

（三）重点跟进：经过工作人员的提前介入，绝大部分宴席已经被取消。有个别举办者强行实施，可采取其他措施，以避免其进入举办阶段。
二、关于提前干预模式的注意事项

纵观提前干预模式，对时机的把控是一个关键点。工作人员要主动摸排辖区内各类宴席底数，在此基础上，提前介入的时机越早越好。

萌芽阶段干预效果最好，举办者可保住面子，工作人员也轻松。

准备阶段干预可能消耗行政成本，举办者有一定的损失，但经努力也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