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篇：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事

卢毅：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

近年来，有关延安整风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研究大多是集中探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原因和过程，主要着眼于中共方面，而较少揭示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事实上，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态度颇为微妙复杂，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诋毁到借鉴的转变过程。梳理此间的曲折脉络，或许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延安整风之影响的认识。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仅有王续添所撰《延安整风运动对国民党的影响》一文(《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该文着重谈的是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并未涉及国民党最初的诋毁态度。

一、《中央周刊》对延安整风的最初反应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2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三风主义”》的文章，内称：“最近毛泽东在一个学校开学典礼席上发表了他的‘三风’主义，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法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八股主义，整顿文风’。”微言：《毛泽东的“三风主义”》，《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此处除了将“宗派主义”误为“宗法主义”之外，其余信息则大体不差。此后几个月，《中央周刊》又陆续对延安整风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概括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解析延安整风。如叶青在《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一文中就写道：“很明白的说，„„这是共产党内毛泽东派与陈绍禹派斗争的表现。必须知道，共产党在陈独秀派开除，李立三派倒台，罗章龙派失败以后，只有毛泽东派和陈绍禹派之存在。„„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特别是在学风和文风方面含有打击陈绍禹的意思，并且非常明显。„„我以为毛泽东对于陈绍禹们的反对是很有力的。陈绍禹们在共产党内纵还可以苟延残喘，亦必遍体鳞伤。所以毛泽东底三风运动，对于共产党虽不能解决问题，对于他自己则颇能解决问题。他必然压倒‘理论家’的陈绍禹们而成为党中唯一的最高领袖。”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

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叶青的这一观点应该是代表了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普遍看法，也符合他们一贯关注派系之争的思维模式。平心而论，这种观点虽不无偏差，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察到了整风的用意，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反对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其二，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借此抨击中共和边区。作为发动整风的前奏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1月26日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这原本是一份内部机密文件，但却被国民党获得。3月26日，《中央周刊》发表《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一文称：“中共最近又有自我检讨的文章，以批评它本身的错误，略谓：‘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这些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因此往往不服从党的中央，不服从上级，将个人与党独立，甚至个人超过了党，这都是错误的。此外，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又如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的彻底十分认真的实行。这就是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中央周刊》第4卷第33期，1942年3月26日。对照原文，这段文字没有太大出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这一方面说明国民党的情报搜集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国民党力图通过大肆渲染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达到混淆视听、动摇人心的目的。

与此类似，《解放日报》1942年3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的社论，也随即被国民党方面转引。4月23日，《中央周刊》刊出《中共不易改造》一文，引用其中一大段文字说：“请看三月廿一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见重庆《新华日报》)它说：„„‘延安许多地方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从初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少党员对这些决定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实行更谈不上。一般的讨论，都是把决定的条文，轮流背诵一遍，散会出来，万事如意，再不去理会它了。有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甚至还不知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什么东西。不用说，这种做法和中央所提倡的改造全党作风的运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旧的恶习，到处作怪，这里也露出它的尾巴来了。’”《中共不易改造》，《中央周刊》第4卷第37期，1942年4月23日。这同样是把中共自身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夸大，试图以此诋毁对手。

其三，国民党对延安整风评论最多的便是断言整风不会成功。如《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一文就讥讽说：“共党内部这种不良风气，本来由来已久，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上，过去不知和他们说过多少次，然而‘不见棺材不哭爷’，本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共党对于我们的忠告和诤言，不独置诸脑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怀恨在心。”接着又虚伪地表示：“我们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本着朋友之谊，欣闻毛泽东先生在焦头烂额之后，来这一套整顿三风的自我批判，„„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打算，总希望共党真的能把三风整顿好。”最后却话锋一转：“但是共党怎样整顿三风呢?这是共党前途的关键。可惜我们看遍了共党的文件，看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结果。”金子文：《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中央周刊》第4卷第45期，1942年6月18日。

国民党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风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仍是想借题发挥，以此来攻击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叶青便明确提出：“从根本上入手，只有请马克思社会主义迁出中国之一途。而且这才是对症下药。如果马克思社会主义一天留在中国，要在中国来实行它和宣传它，那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底毛病便无法治疗。毛泽东能够这样吗?不能够，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声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便是徒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只能在毛泽东底反对下暂时收敛，不久又要抬头。”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

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另有一文也强调：“毛泽东如果能真正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希望他把不合时宜的马列主义束之高阁;如果能真正反对宗法主义，我希望他把‘边区’取消，把军队交还中央。”微言：《毛泽东的“三风主义”》，《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

在这一问题上，朱敩春的《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一文论述最详。他首先针对整风目标指出：“它的目的，据说是在改进工作，团结干部。这个目的，我看不易达到。”然后从整顿学风说起：“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教条，在娘胎里就注定是马列主义或马列恩斯主义。„„尽管共产党善于宣传，毛先生并尝把马列主义包上一层‘新民主主义’的糖衣，倾销式的散播到民间去，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始终没有雅兴去欣赏他们的烟幕。„„共产党是否有决心去整顿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学风呢?没有。共产党在宣传上无论玩的什么把戏，最后仍不出马列主义的范围。第三国际怎样会允许它放弃马列主义呢!而且马列主义虽不为中国人士所欢迎，但共产党之所以还成为一个政党，还是靠的马列主义这个法宝!”最后他总结：“共产党还是一个封建的集团!„„直到现在，有老干部与新干部之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争，军队工作干部与地方工作干部之争，闹得危机四伏，有劳毛先生起来大声疾呼地喊救命。„„其实就整个共产党而论，它根本是宗派主义的残余代表，独立于中央，割据。共产党本身既是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它的党员如何能免于宗派主义的作风!毛先生不肯放弃边区，交出军权，服从国家政令，那末他的一切宣传，一切反宗派主义的努力，都是假的，都是徒劳的!”朱敩春：《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4卷第46期，1942年6月25日。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文章在立论上均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都将马克思主义混同于主观主义。这一方面是其强词夺理的话语模式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之甚少，对中共的整风决心亦估计过低。至于喋喋不休地要求取消边区，则更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的舆论造势。

二、国民党对《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

1942年3月，全党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并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写了三篇短文，批评延安的领导干部存在特权主义和忽视民主的倾向。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王实味也因此遭到批判，并在同年10月被打成托派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为哄动一时的《野百合花》事件。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国民党“中统”对此事相当重视，立即组织人手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由统一出版社在1942年9月出版。曾任中统局本部科长的张文后来回忆：“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鋐、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花及其他》一书，其中除照录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此前不久，一个署名邹正之的人已捷足先登，抢先于6月将《野百合花》在重庆翻印出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编的《民族文化》月刊亦在8月将《野百合花》作为“延安文献”全文照录，并介绍说：“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我们该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来。”《“读者•作者•编者”》，《民族文化》第2卷第7期，1942年8月20日。此后，国民党方面开始增添了评论。中国文化服务社发行的《新认识》月刊在9月发表了《闲话“野百合花”案》一文，故弄玄虚地写道：“事情发生在毛泽东先生倡导‘整顿三风’之后。„„整顿，在革命的词汇里，已经是一个不祥之词，„„这次却愿意把这样一件影响到‘内部团结，外界视听’的大事公之于天下。由此，延安，‘革命模范的根据地’，是呈现着怎样一个‘革命’的气象，我们应想得到!我们应想得到!”周可琛：《闲话“野百合花”案》，《新认识》第6卷第2期，1942年9月15日。

在此期间，《中央周刊》也对《野百合花》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先后发表《“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案详情》、《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等文分别发表于《中央周刊》第4卷第51期(1942年7月30日)、第5卷第2期(1942年8月20日)、第5卷第9期(1942年10月8日)。，甚至还专门刊发了一期特辑《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并附编者按说：“轰动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本刊曾略有报导。兹有友人转赠《野百合花》全文共五节，同时在最新一期《群众》上看到范文澜先生《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因得窥野百合花事件之全豹。为使读者亦能共赏此项传颂一时之文件，用特转载其全文。„„两文原载共党机关报，本刊不欲有所评论，请读者自定其是非曲折可也。”《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本刊特辑)，《中央周刊》第5卷第5期，1942年9月10日。

由上可知，当时有许多国民党媒体热衷于炒作这一事件。时人曾描述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苏德邻：《一个党外人士的话》，《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0日。而从内容来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利用《野百合花》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并借此攻击中共和边区。

显而易见，这些诋毁的文字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和挑衅性。对此，温济泽到晚年仍然非常清晰地回忆道：“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三、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

尽管国民党一再诋毁，延安整风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与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不久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却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仅思想混乱、信仰丧失，而且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50页。，“以这样一个组织松懈、精神涣散的党，要来领导一个广土众民积重难返的大国，要使他建设起来，怎样可以成功?”蒋介石：《本党今后的责任和努力方向》，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69页。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日益强大的对手，也因此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针对中共力量的不断壮大指出：“他们整个的力量却已增加了好几倍，他们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反观我们自己，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单就他们的斗争方法和技术而论，他们实在已经成功，他们的力量实足以消灭本党。所以我们如果单研究他们这二十年来技术进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极了。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还是蒙着眼睛，不看他真实的内容，而武断的说他们没有力量，并不可怕，以为打倒他们是很容易的事，实在是最大的错误。”蒋介石：《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开幕词》，《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37页。显而易见，蒋介石实际上向国民党提出了研究和学习中共的任务。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解释说：“这次大会曾经印发给各位三个共产党的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实在，何等彻底，„„大家要知道：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共产党常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们对调查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平日却一点也不注意，有时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2页。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费了不少口舌专门论及延安整风。他说：“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所谓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开始发动以来，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他发起这个运动用意何在，内容如何，本党同志素来很少注意，不屑去研究。我个人当时虽曾注意，但是因为那时正值抗战军事紧急，无暇与各党员同志详细研讨。„„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的中心资料，探讨他们的战斗技术，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所以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3页。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借鉴其经验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然后详加分析说：“我认为这个原因完全是由于我们党的宣传、组织和训练，缺乏方法和技术，丧失革命的精神，不但不能达成既定的目的，甚至根本上就没有目的可言，以致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归于白费，不能发生丝毫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干部的教育，可以说完全是无目的、无方法、无计划。反之，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蒋介石：《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意义和任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6

8、370页。

几天后，蒋介石又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提出：“共匪有一个唯一的长处，而远非我们国军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对于本身的业务，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无论什么问题发生，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穷源，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他们这种彻底研究不断改进的精神，正是现代化科学的精神。”他还指出：“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8

6、387页。

总之，蒋介石这一时期迫于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亟欲借鉴中共的经验来重振士气，故而多次提到延安整风。对他的这种急切心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分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借鉴延安整风尚未付诸行动，便丢掉了大陆政权。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决心仿效延安整风，在1950年开展了国民党改造运动。为了确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材料，并要求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四种书籍，企图借鉴中共整风的方法，使国民党起死回生。参见李松林：《蒋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术语。在具体操作层面，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党的高中级干部则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这两个机构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如出一辙。蒋介石还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将研究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本党改造纲要》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显而易见，改造运动的许多方案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话语都从延安整风得到不少启发，以至于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应该把蒋介石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而这恐怕是当初那些刻意诋毁延安整风的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吧。

〔作者卢毅，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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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延安整风运动回顾

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经过整风和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整风期间，毛泽东曾预言：如能真正做好整风

，“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1943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一)

我们党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中苏等26个国家签订《联合国家》宣言，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侵华日军攻势遭到有力遏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党的实际状况看，遵义会议以后，一方面，党的工作成绩巨大，仅党员数量就由1937年的几万人发展到1942年的几十万人。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重心。另一方面，党内还广泛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表现这两种倾向的党八股。这主要是由于党受到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还没有肃清。同时，在新党员中，有不少还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党的一些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缺乏鉴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往往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机会主义者的蒙蔽。上述党内不正之风虽然不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却严重地危害党和革命事业，与党担负的历史重任极不适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把党整顿好，建设好，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

延安整风运动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普遍整风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准备阶段(1938年9月至1942年1月)。1938年9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路线。同时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即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会后，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率先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基本经验、党的建设基本经验，深入探索中国革命运动基本规律。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等先后写出一系列重要著作，从党的建设基本原则上分清了是非。毛泽东还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后来又编印了《六大以前》)，提供给在延安的党的干部学习。当时，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120多人，核心干部有40多人。大家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深入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以“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进行讨论，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面对面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1年9月至10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0多人，连同列席人员共20多人，从总结土地革命后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开始进行整风。9月10日，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方法及根本方针。犯过严重错误的领导同志作了比较严肃、认真的检讨。唯有王明不谈自己政治路线错误，却批评、指责别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也作了适当调整。上述措施，既体现了准备时期的整风成果，又为普遍整风的开展提供了保证。

普遍整风阶段(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1942年2月，毛泽东先是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后是在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演说。这两个重要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大规模地普遍地开展起来。我们通常所说的1942年整风运动，就是指这一次在全党干部中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此后，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发展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党员的学习，由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为指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大家学好整风运动基本著作，即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通过学习，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讨论，分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实际上，这种学习和讨论就是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好范文版权所有

在普遍整风的1年零8个月中，首先用两个月时间普遍发动，随后进入学风学习阶段。中央宣传部具体规定了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文件。不久，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广大党

员干部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此期间，党中央成立了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学习，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也随之建立起来。在延安的1万多名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自《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发出以后，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整风过程中，各单位和个人结合实际情况

，用10天左右时间进行总结。许多同志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收获。

党风学习阶段为4个多月，着重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保证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提出要检查的问题有：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个人和党的关系，干部之间的关系，纪律和民主，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等等。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文风学习阶段为3个月，文教部门着重进行文风学习，单位和个人检查了工作中形式主义，写文章、作报告时的党八股作风。总结阶段也为3个月。按照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各单位全面检查工作并作学习总结。每个党员干部全面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并写出总结。

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参加会议并为大会作报告或发表演说。会议期间，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重要干部也到会旁听。这次长达88天的“高干会”，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党内违反党的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也得到了克服。每个单位和每个党员着重检查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参加了这一时期的整风。毛泽东等又作了一系列报告，指导大家全面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领导机关还组织许多高级干部参加党史、军史座谈会，使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实践经验，认真分析党的路线是非，以真正提高马列主义思想水平。1945年4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6月闭幕的中共七大，标志着这一时期也是整个延安整风运动的圆满结束。

(二)

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效不仅使亲身经历者获益匪浅，也为中国革命实践所雄辩证明。

这次运动冲破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使之成为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相当多的党员、干部思想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广大的党员干部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才分清了路线是非，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从根本上转变了学习态度和方法，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文风，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

这次运动确立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树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倡导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根据事物内部客观规律，解决新问题。需要掌握这种思想方法的不仅是少数领导干部，而且包括广大党员干部;对这种思想方法不是被动地认识和理解，而是要自觉地学习和掌握。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党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如果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么，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是通过比“五四”运动更为深刻的延安整风运动实现的。

这次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党在长征途中转危为安，顺利地开展抗日民族战争的保证。抗战初期，王明回国以后，一直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身份颐指气使，刘少奇、任弼时等还未进入到中央领导决策层中来。整风运动过程中，党中央又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成员由7人减至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整风运动结束后又增加了朱德、周恩来。上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代表，因而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三)

延安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创举。它不仅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其基本经验对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整党，建国初期整风运动和提高党员标准的教育，对八十年代初期的整党以至对目前开展的“三讲”教育，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地位。从思想教育入手，着重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这既是延安整风的根本内容和目的，又是完成整风任务的根本方法。只有从思想路线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党内思想上的统一，也才能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

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党内的教育和整顿。这次整风运动自高级领导干部开始，逐步扩大到广大党员干部;从延安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最为典型)，逐步发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党在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这种自上而下，从后方到前方的整风部署是根据当时主客观条件作出的。党中央、毛泽东自始至终精心指导着整风运动。好范文版权所有

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认为：“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在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对犯有错误和严重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也就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50多年前，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说过：“党是由许多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把思想作风整好了，就可以使他担负的工作得到改进，因而党的力量也就增强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把歪风去掉，那我们党不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邓小平文选》，第1卷，8

6、87页)这对我们是何等深刻的告诫啊!

《延安整风运动回顾》

第三篇：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模版]

整风运动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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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108页。

整风运动

，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作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还作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

九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党内文件，还写了长达五千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九四一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

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十二月二十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而来，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权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

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吴的农民攀谈起来。这位农民虽不认识他，但眼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于是无所顾忌地保侃而谈，最后他说：“今年征收的公粮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问的口气说：“老先生，你说重吗?日本鬼子打来了，老百姓睡觉都不得安宁，八路军拼着性命保卫我们，这样一想，还能说重吗?”

林伯渠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

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

林伯渠不辞辛劳，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刚一下马，就又被请去讲话了。有一天，他发高烧，驻军请求他去参加群众大会，他也毫不迟疑，带病前去参加。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当地军民对这位慈祥剀切的边区政府主席，倍加爱戴和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人们都争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种情况，许多老乡提着鸡蛋、面条、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劳他，以表他们的深情。

在甘泉县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

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团离开高家哨，去富县继续考察。当天，林伯渠为沿途群众争交粮草的情景所感动，特赋《早发高家哨》诗一首：

骏马坚冰踏洛河，纷纷瑞雪舞婆娑。

载途公草驴争拥，觅食饥禽陇见多。

天意难知厄重耳，法轮无语笑荆轲。

群山皆冷心犹热，反著羔裘当薜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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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4页。

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达富县，受到富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员赵晋卿谈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量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林伯渠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

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有一个老乡听说林主席来了，连追四五个地方，一见林伯渠就跪下告状。在富县短短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

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考察过程中，林伯渠始终和随行人员同甘共苦。同志们见他偌大年纪，工作又那样劳累，还和青年人一样吃着小米饭，实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饭给他吃。但他发现只是给他一人吃大米饭，却说自己肚子痛拒绝了，仍同大家吃一样的小米饭。有时因工作要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饭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

林伯渠在甘泉、富县考察期间，访古寻胜，触景生情，还写下了《宝室寺铜钟》、《杜工部遗居羌村》、《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太乐区》、《张村驿》途中即景诗六首。

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用洪亮的声音，报告了考察富、甘两县的情况。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雄浑诚朴的音调，朗诵了称赞林伯渠出巡归来的诗句：

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

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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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范亭诗文集》，第30页。

二月九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报告了甘、富考察观感。他以亲自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讲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林伯渠的甘、富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开展时期，由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二月初，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边区一级的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为主任。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组织领导学习的委员会。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学习。

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党的几次路线斗争中认识到，党能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实在来之不易。历史经验证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不断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牢固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约移住延园，诗以记之》中这样写道：

枯杨生稊满园中，活跃春情已不同。

性命如今能补益，稳撑立场整三风。①

林伯渠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热情很高。他认真精读中宣部所规定的每一个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并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富有哲理的诗篇。他在《读文件》诗中写道：

欲将炉火炼纯青，克复功夫仔细寻。

待到肖妙真好处，态度辩证艺术心。

存在为主思维宾，由来认识重双映。

是非界限如何定，稳着立场结万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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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1页。

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2页。

在深入学习文件的热潮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保安处、行政学院四个单位党的总支部，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林伯渠发表讲话，他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后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为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它已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从来就有着不调和的革命态度及行动，这些表现在它的党员的奋斗精神上，党有自我批评的传统，党员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他还说：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开始成立时就懂得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一开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为民族事业武装奋斗的经验和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并由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型的生动具体的指导理论来。”①他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切实地学好整风文件，以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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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1942年7月2日。

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常常抽出时间，参加边区政府各厅、处的整风学习，直接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况，九月初，他还亲自到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刘秉温县长交谈了

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询问政府各项工作，并且直接参加延安县甲、乙两个整风学习小组漫谈会，就联系实际进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学习中要相互帮助、工作和学习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到会作报告或讲话。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到会旁听。这次大会以整风的精神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对边区党历史上的路线争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功过。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贺晋年等同志，都以亲身参加党内斗争的经历，批判了“左”倾错误执行者不懂中国和西北实际情况，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所产生的恶果。第二，批评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许多同志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揭露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第三，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

林伯渠在历时八十八天的会议上，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时，林伯渠就政权工作中，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摆了大量现象，并对某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认识，这是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形成右倾危险。他还说：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发点。现在有些同志却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搞所谓的正规化，主张“百端俱举”、“样样是中心”，忽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这些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有意无意的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①他号召从事政权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要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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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1953年11月6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

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的建设工作时，林伯渠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他根据贺龙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精神，对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我们摸索着做了一些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检讨边区财经工作的缺点，总起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的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我这种保守的观念，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不从经济上来解决财政来源，而只是在财政数目字上来打圈子。”“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①在谈到财经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脱离抗日战争的时代，不顾边区的具体条件，作出了很大的计划，要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发展重工业，夸夸其谈空洞的理论和设想，一点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须彻底纠正。第二，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如对减租减息、运盐等，许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态度消极，听其自然，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因而未能很好贯彻。第三，工作作风方面，有官僚主义，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最后，他强调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组织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把生产很好的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关键。(2)要把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联系起来。精兵简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目的中的统一与节约，更要把握住，因为它和经济工作、财政工作，关系极大。(3)要树立建立革命家务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漠不关心，不检查不总结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财政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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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1953年12月21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件。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对以下八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

(四)加强乡政权工作;

(五)反对关门主义，巩固三三制政权;

(六)开展拥军优抗运动;

(七)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

林伯渠在高干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特别是关于三三制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共同赞许。

为加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领导，还在会议进行期间，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问题。这时，他又回忆起此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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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56页。

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规定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改善领导作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农村短短的十天，他耳闻目睹高干会后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下了《农村十日》一文。文章写道：

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踯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

……

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

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

……

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

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①

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②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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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1943年5月30日。

②《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好范文版权所有

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①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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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绋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

天胡为此醉兮，来从追捕，去若电火，

一片丹心报党国。

我实愧公多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万株桃李迎门墙。①

林伯渠对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还经常询问：“罗秘书长②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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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

②李维汉，别名罗迈。

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林伯渠反对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护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十九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随意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他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机关的审干工作也开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他认为边区政府不严密，要求研究审干的会议在保安处开，并亲自参加边府党组会议，这实际上是给林伯渠施加压力。

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在康生报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边区政府系统就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第三次是控告。一时，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抢救运动”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

由于康生利用张克勤年幼无知，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假案，涉及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在“抢救运动”中，边区政府系统一百多人也被当做特务、特嫌、叛徒“抢救”。开始时，林伯渠不在延安，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一些他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比如，“红旗党”的火也烧到了张曙时的头上，林伯渠便说：“张老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要乱加怀疑。”林伯渠还亲自去看望张曙时，对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劝他要放宽心些。

林伯渠的秘书区棠亮，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因在广州时写过一些文章，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有人对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从不发脾气的林伯渠，知道后拍着桌子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有力地保护了区棠亮。

还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在一封电报的批示中就提出：对绝大多数轻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则上不杀一人。但在“抢救运动”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却想在延安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林伯渠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十月九日，毛泽东在给绥德反奸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①这样，才免除了一场错误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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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71页。好范文版权所有

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边区政府机关，在林伯渠领导下，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本着坚持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的精神，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案子，一一进行了甄别，许多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数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查证的，则先暂时挂起来待以后再作结论。

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十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林伯渠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了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第四篇：我国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国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联系实际 谈谈大学生应当如何增强自身的公德意识

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遵守社会公德。我国的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社会公德与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实践证明，只有广泛倡导和遵守社会公德，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必须要有的精神支撑顶梁柱。社会公德涉及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依靠社会舆论、习俗和人们信念的力量，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们的言行，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重要作用。社会公德如何，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一个人社会公德意识的强弱，也是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素质。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也不断发扬光大，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

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素养，对宣传、维护社会公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大学生已成为我国传播社会公德意识和践行社会公德规范的重要力量，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增强社会公德意识，努力做社会公德规范的传播者和践行者。而大学生应当如何增强自身的公德意识呢?大学生可以在生活中不断地体会到社会公德规范，然后在生活中把这些符合公德规范的言行举止给表现出来，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自身的社会公德素养，并带动他人，影响社会。具体来说就是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小节做起。社会公德所规范的行为包括社会公共生活中最微小的行为细节，这些细节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而它一旦被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忽视，就可能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因此，社会公德的意识要在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中培养。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与此同时国家要注重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是道德生活领域的重要的范畴。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大力提倡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约束和制止不文明的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大学生在增强自己社会公德意识时还要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切不可空谈。要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参加志愿者服务等公益事业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了解社会。拓展实际工作能力，尤其是增强社会责任感有极大的帮助。大学生参与社会公德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我们可以从实践中体会什么是符合社会公德规范的言行，什么是不符合社会公德规范的言行，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公德素养，并带动他人，影响社会。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遵守社会公德的人物和事迹，他们倡导讲文明、懂礼貌、守礼仪等中华传统美德，他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只要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社会公德能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让人与社会更融洽，让人与自然更亲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上，社会公德主要体现为举止文明、尊重他人;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层面上，社会公德主要体现为爱护公物、维护公共秩序;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层面上，

社会公德主要体现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把志愿服务社会当作一种志向。在无偿献血、捐献骨髓、保护环境、学雷锋、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等社会活动上，我们大多数学生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表现出了我们应有的奉献精神。通过参与这些活动, 可以深刻感受社会公德的力量，发现人民群众的伟大, 增强志愿服务观念, 在实践中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 进而增强我们的道德意识, 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健康的道德人格。当然，个人公德意识的形成不仅仅与学校的教育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社会有关联，人总是处在一定的氛围之中。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并形成一定的思想道德观念, 都要受到环境氛围的各种影响。因此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是搞好社会公德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人人讲道德讲礼貌的氛围中, 久而久之就可以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所以要真正培养起好的社会公德意识还是需要来自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我们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美德。我们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有遵守、讲究文明礼貌的好传统。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推崇待人礼貌、宽厚、诚实、守信、谦逊、恭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尊老爱幼、克己自制等精神。而这些高尚的精神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任何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不是仅仅依靠认识就能形成的，也不可能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一种坚定的意志的凝结。当人们选择和坚持某种道德行为，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表现自己的道德情感时，难免要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难，只有意志顽强的人，才能坚持原则，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否则，就会放弃原则，成为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所以我们要坚定意志，自觉承担遵守社会公德的责任，并自觉地践行。

大学生是社会整体文化素质水平较高的青年群体，社会对大学生社会公德的修养和实践水平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期望化为提高自身修养的强大动力，努力培养社会公德意识，树立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形象。争做践行社会公德的模范，以实际行动推动我国社会公德建设。

10汉语言文学2班 黄海燕

学号：201042302214

第五篇：“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江泽民提出的“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依法治国，是实行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其核心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国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