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平共同富裕范文
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2011级市场开发与营销1班潘英杰2011301120122
摘要：面对今天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问题增多的现状，研究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内容是本论重点之一，从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关健、物质基础和政治保证五方面来讲述其内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部分先富、先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解决好农民富裕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关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四项基本原则分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证。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贫富差距扩大;共同富裕;对策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原理的一个支点，其理论来源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响，列宁、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响，并且是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原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个人的贪欲，而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繁荣的成果应该由人民共同享有和支配。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应始终坚持两条原则：“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是共同富裕。
2、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进步的一种制度，一方面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物质财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应该为大多数劳动人民占有，否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法体现。邓小平 说：“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为了改变目前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现状，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等到下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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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等到我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二、 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
1、鼓励少部分先富起来
邓小平在总结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2、实现农民的富裕
农民富裕的重要性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发展，农村就繁荣;什么时候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就萎缩，农村就凋敝。因此，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始终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农村改革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其目的就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在经济上切实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充分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3、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所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产水平的提高，使我国走上了强国富民之路。以我国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为例：199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57600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邓小平当年所提出的翻两翻目 标。200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95800亿元，这一系列的数字对比有力地证明：在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指导下，在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我国确实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令人可喜的变化。
4、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年6月，邓小平在总结部分地区“大包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农村改革首先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
5、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1982年3月邓小平表示，我们落实了农村政策，农业形势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要加快解决肥料问题
6、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证。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结
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富民政策使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及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无疑，这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愿望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背道而驰，因此，研究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研究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的表现、查找其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成为当前人们急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第二篇：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
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上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列宁、毛泽东分别在俄国和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但是都不成功。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后，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特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针对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力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并且把公有制为主和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看成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两个重大的标志。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突破
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由于历史的局限，将私有制看成了一切罪恶之源，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必须要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为公有制，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主要特征，公有制的实现以及实现程度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的及其成熟度的标志。因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由此废除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走上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经过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重大挫折。
(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实行计划经济。在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原则性构思想中，发展生产力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初，由于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需要利用国家权力，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而国家一旦实行了社会所有，货币和商品生产就要废除，旧的分工和竞争也随之消失，为统一的计划经济和直接的产品分配所取代，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保留按劳分配)。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新党纲时，列宁坚持社会主义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且在实践上尝试在俄国建立以产品经济为内容的高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辛迪加”。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列宁依据当时国内战争需要，没有实施关于社会主义“辛迪加”的设想，而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和政策 。战争结束后，1921年初，俄国农民由于余粮征集制而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不满，城市工人因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产生不信任，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现实使列宁重新认真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应建成什么样子这个重大问题。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他在晚年写的八篇文章中集中探索了在落后的俄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如关于发挥私人资本主义作用的观点，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允许和鼓励小农经济发展等观点。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设想，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由于在整体上忽略俄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现出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限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从而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的严重弊端。苏联七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正是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体制，才使矛盾逐步积累、激化，导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与此同时，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样形成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反思前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且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60年代虽然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由于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导致执政基础的流失，共产党痛失执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 “黄油面包”，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令人民失望，因为在经济增长中，人民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
(二)毛泽东三十年艰难的探索
建立一个国家，巩固执政地位关键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社会，毛泽东先后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要代表人民利益，但是在如何实现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充满着胜利后的激情，怀着一种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调动和利用了新社会制度诞生使全体劳动人民地位改变的巨大政治效应和政治热情，针对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采取外延扩展型经济增长和高积累、低消费的投入带动型赶超并重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充分发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动员能力，迅速动员和集中使用了全国的资源，借助前苏联的援助，以苏联模式为样本，在旧中国及其落后的基础上，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在生产力空间布局上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由于忽视了在中国占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建国几年后农业出了问题，引起了执政党的重视。但是在发展农业的问题上却采取的盲目冒进的办法，生产没有搞上去，国家的稳定却出了问题。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再一次感到了新生政权的巩固重要。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方面在拨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误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产力带动起来。误以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纯越好，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下子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只是在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的办法，阻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狠抓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要继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彻底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严重偏离了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由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忽略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能把生产力促上去。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意见的党派和个人的政治运动，建设问题自然而然被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毛泽东虽然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上实践也证明了：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
(三)邓小平理论的提出
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小平同志讲“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同志一样，邓小平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利益。1979年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有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胆略，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原则、最大优越性和本质。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中，邓小平既讲到了生产力问题，又讲到了生产关系问题，而最终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并且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的构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这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讲得最多而又简洁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制定了“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推进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积累物质财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中心任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开始阶段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积蓄改革的力量，缩短改革的进程，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既运用一些修补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运转，使改革的重点，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方面，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并依托它们实现增长。1980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种改革战略在农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把它推广到其它部门中，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使非国有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经济发展的基础杠杆——利益杠杆启动以后，这种最基本的制度构造发挥了巨大的效应，按照商品经济本性生长出来的各种经济主体，表现了极大的活力，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渐进式改革最显著、最有成效的农村经济开始活跃，乡镇企业异军崛起，长期压抑的中国生产力得到了释放，经济总量的外延扩大并迅速发展，很快填补了对资本需求较少的部分，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了保持稳定的最根本的条件。
在利用有利国际形势，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连接的战略指引下，中国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有限投资能带来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大力引进外资，优先考虑轻工业和中型工业，以发挥其投入产出周期较短效益较高的优势，利用发达国家因经济成熟和工资提高急于将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工业转移到比较便宜地区的要求，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在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引发了一场来势凶猛、规模巨大的经济高速增长，大约三亿多人口的地区实现着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十几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1978-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1%。在“体制外”的改革已经成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情况下，由于多数改革者对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没有明晰的理性认识，仍然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改革，未能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因此，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 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中国的改革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一部分人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以种种借口阻碍改革的进行，国有经济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初级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后的几年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开始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由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在政权发生更迭的条件下急速地进行的，而是在原有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的。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采取的经济改革优于政治改革的策略，使经济在稳定的环境中起步，避免了大的社会震动。不但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得到发展，国有经济采取的“放权让利”的政策几乎使人人得益，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认同度很强。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10年的艰苦努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作着重点的转变使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
1979—200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5%，是全世界最快的。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短缺状况根本改观。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8.1%降到15.9%，农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70%降到50%以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传统产业得到提升。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人民生活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达到小康。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居于同期世界前列，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时期。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7.9%和47.8%。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5亿农村贫困人口中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降到3%。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小康进程的综合评价，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有3/4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
在增量改革时期，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经济成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使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中就业的人们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的后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滞后，引起企业效益低下，大大限制了职工工资收入的稳定和提高，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下岗工人的生计等问题，不断降低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同时也由于城市工商业改革滞后造成的低效率和浪费，城市企业开工不足，下岗职工增多，城市不能创造足够的新的工作岗位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负担增加;都引起了人们的显著不满。普通劳动者包括国有企业的职工，特别是一般农民从改革中得益不多，生活改善不大，甚至收入水平下降，而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却能够凭借权力成为暴富，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难题。据2002年底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胡鞍钢、丁祝元在《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一文中表明，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约1-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非常不满意的在3200-3600万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7%-8%，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改革也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由1978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组成情况，分化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在这些社会阶层中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过小，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过大的农业劳动阶层，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2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凡是保证了社会公正的时期(如80年代初中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得到了保证;凡是牺牲社会公正的时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会受到威胁，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否坚持“共同富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是中国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标志。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完善
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其主要表现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许的，但差距若过分悬殊，长期得不到改变，势必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共同富裕是小平同志理想中的价值追求
邓小平一方面从社会形态运动规律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从历史活动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目的的角度，阐示了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还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虽然这里所概括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还不等同，但是，这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现实要求。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他心目中的发展，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尽管先富是共富目标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后富追赶和超越先富，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具体的目标的实现邓小平认为是21世纪中叶。“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大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这就告诉我们，我国人均四千美元所过上的生活要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四千美元的生活水准，因此，可以说是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自发地倾向于效率，并因此而使效率高的社会成员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还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要素资源有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的多少是按要素贡献来分配的，是否拥有生产要素，拥有的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都决定着其收入的高低。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要素有是不平均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拥有的多有的人拥有的少，有的拥有的要素质量高，有的拥有的要素质量低，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在收入分配上差距的存在。而这种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会产生马太效应，使收入多的越来越多，收入但是少的越来越少。我国的体制转型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代经济学正统理论开出的“药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休克疗法”，而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试图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现代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这种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处于同时段(同在商品——市场经济阶段)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制度创新，是依据现代经济运动中出现的可以使公有产权建立并有效运行的客观条件，自觉进行的一种历史性的探索和创造。实现这种结合的关键是探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条件和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出的崭新问题，而且是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彻底解决的颇具难度的问题。探索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任务，这种市场型公有制，就是既坚持公有制的本质内涵和本质要求，又具有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形式的公有制。回顾我国25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结构演变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全民、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覆盖全社会，到90年代中后期国有、集体、外资和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并存发展，出现了全社会范围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情况，处于主体的地位的国营经济大量壅塞于竞争领域，而国营经济自身又因为种种弊病而竞争力差，这使国民经济在整体上竞争力弱，活力不足，从总体上影响了经济效能的提高;国企的大量存在耗费了财政大量资金，从而使得其它经济成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妨碍了大多数人的发展;大规模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非法致富大量产生，加速了两极的恶性分化。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依靠自身长期勤劳与冒着巨大风险，得益于新的市场机制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一少部分人则利用转型期的体制弊端，敛取不义之财。由于人们获得机会率的不均等，尤其是通过权力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这种由于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必须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的平等来解决。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公正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有切实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手段，才能防止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公共财产向少数人流失，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二)共同富裕是立足中国国情的选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邓小平认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已被实践证明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是行不通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在研究区域问题时，逐步转向梯度发展理论。“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 “梯度发展战略”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适应，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长要大得多。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域差距拉大，地区间矛盾日益尖锐化。效率与公平成为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中，既要注重效率优先，同时也应兼顾公平。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的差距，又用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体现社会公平。为此，就需要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允许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适当地拉开。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因为：首先，共同富裕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而逐步实现。生产发展是扩大分配、人民富裕的前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共同富裕，而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先富起来，不仅为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而且通过竞争和示范，能够大大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产品总值，提高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可以说，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量的积累，是共同富裕的先导，是共同富裕的局部实现。因此，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其次，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之间自然条件、文化因素、原有基础及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很大差别。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这些差别，就不利于消灭差别;只有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发展的地区率先发展，率先致富，影响、带动和支持条件差的地区创造条件、加快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灭差别。再次，我国现阶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经济成份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总收入、纯收入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此外，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同，所处地域、环境和单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会一样。总之，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和成效也充分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三)实践共同富裕关键在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的核心就是追求社会公正，要求实现共同富裕。 由于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经济自发演进所必然能够导致的过程，而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这就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利益的调整又必然会遇到那些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碍和反抗。在过去20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仅只是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建立国家基本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中国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既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产权公平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权不仅意味着收入，而且意味着获取收入的手段或依据。社会主义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要保证起点的公正就必须建立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产权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为了奠定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要明晰多种形式的产权，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化、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因此，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公平有序、创业致富的大平台，从而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在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才能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活力的市场经济。在我国，由于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而要改变国有经济一股独大的格局，必须借助产权改革，通过一连串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设计，让外资、民资、管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管理和发展中来，将国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高度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做大做强经济总量，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农村,要以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为核心，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就是要从法律上明确农民拥有土地的产权，授予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转让、抵押、入股等处置权，任何一级政府和组织不得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得干预农民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加快农地制度创新，确保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且在市场准入、交易程序、权利义务、合同格式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实现农地使用权的长期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充分发挥农民最后一道生存防线——土地的作用，在因地而活的基础上，实现因地而富，开辟农民致富新途径。
2、制定和完善分配制度。由于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在分配领域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整个社会看，从企业看，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同时由于存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以及管理者的收入包含机会—风险收入等因素，因而其分配也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构成看，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由于财产收入、投资于股票等因素，其收入来源也趋于多元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是我国现阶段生产要素所有权在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基础上,重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采取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企业中适当提高管理、科技、信息等收入所占的比重，以进一步激发这些生产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活力;在公有制单位中进一步打破“大锅饭”，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在个人收入分配中必须合理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针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的情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更多的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成为支撑社会稳定与繁荣的中坚力量;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一步健全税制，强化税收征管;坚决取缔、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对某些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合理调节;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积极扩大就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降低低收入群体在人群中的比重。此外，为了降低经济不安全感和缩小市场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从国民收入中汲取必要的经济资源，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所有公民，不论居住地、职业、性别、教育程度、年龄，都享有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只有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才能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一项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它通过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保险，灾害有赔偿，失业有救济，残疾有安置，贫困有支援，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我国的社会保障必须以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满足遭遇各种风险和困难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安排财政资金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时，必须认真清理支出项目，严格控制支出标准和范围，统一部署和确定合理的保障水平和方式。遏制诸如一次性支付失业保险金、提前退休等不规范行为，并在适当时机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调整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认真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财力差异，资金分配重点向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倾斜，保证其社会保障的基本支出。同时多方筹措资金，如开征利息税、消费税、遗产税等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而为形成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可信赖的社会保障体系打下经济基础。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根据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个目标确定一个较低的、绝大多数单位和个人都能承受的缴费标准，尽可能把各类人员都“囊括”进来，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险、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和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个人、单位、国家三方负担，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既要能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体现社会公平，又要与个人缴费多少挂钩，以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效率;商业保险则遵循效率原则。
总之，制度建设虽然不是经济建设，但却是促进经济建设并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由先富到后富是既是一个物质财富逐渐积累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完善国家种制度建设的过程，更是一个全民共同享有社会财富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充分学习吸收和借鉴人类现代化国家经验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的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制度实施，才能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调节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矛盾，维护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社会秩序与交易规则，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篇：
浅谈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如何领导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解决的好不好，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全体人民能够共同富裕的
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科学构想所指明的道路。这一科学构想为我们展现了有中国物色的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阐述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特别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使这一构想更加深刻，更加完整，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把共同富裕建筑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在50年代，我们党就曾提倡过“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但当时认识不深，在实践中未能很好地把握。反而“三大改造”完成后，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又大批“唯生产力论”，把发展生产力降到很低的地位，从而束缚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也就成了空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又明确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等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天天富裕起来，现在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实践证明，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
二、在分配上敢于承认差别，在发展上鼓励先富。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80年代至90年代，有了许多实践以后，他就明确地说：“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一部分地区的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断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下，人们由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因而工作效益，经济收入也不一样;有的富得早一点，富裕程度高一点，有的富得迟一点，富裕程度低一点。就地区而言，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些基础较好，经济效益较高的地区可能发展得快些，先富起来。分配上合理拉开差距而产生的先富和后富是正当的。不这样就不能克服平均主义，就不可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就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同时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共同富裕科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启动步骤。好范文版权所有
三、在发展格局上，提倡先富帮后富，认真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和地区差距过大的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起来的地区更好的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提倡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又一重要步骤。这种帮助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平衡，这种帮助正如现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以优惠的政策、大量的项目和资金的投入，是以大批信息、技术和人才保证的，西部大开发保证了先富的地区和人，对没有富的地区和人的帮助，当然，这种帮助是互惠互利的，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这是共同富裕科学构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的互助机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体现。
四、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论述发展战略目标时说：“目标确定了，从何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共同富裕的目标只能随着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实现。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第一，建国以来在分配方面受平均主义影响较深，长期形成了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状态，这需要很多工作才能克服。第二，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适当拉开差距，消除不合理的贫富差别，达到共同富裕，要进行很多次的政策调整。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分配档次调整，实行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社会保障等。第三，我国地广人多，情况复杂，发展不平衡，致富必然是由点到面，由部分到全局，星火燎原式的扩大。只要依靠科学技术，深化改革，经过跨越式发展，富裕的地区和人口就会越来越多，富裕的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浅谈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
的科学构想》
第四篇：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小楫轻舟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邓小平理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为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导。
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开始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及其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到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至,造成了人际关系破坏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根本没有社会生活的和谐可言。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定了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拨正了中国这艘巨船的航向,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力图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才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这一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物质基础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如果继续坚持,只会破坏社会和谐。各阶级、阶层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着的各个方面的对立统
一。根据经典作家的“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的许多新举措。第一,在国内实现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大改变了“文革”时期所造成的人际关系混乱、不和谐状况。第二,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为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增添了新鲜的力量。第三,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从细节问题出发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路。例如,他说,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1]。第四,指出妥善处理、协调各阶层、各群体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有人认为我们做事情只抓住工农就行了,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具体来说只有一半对。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还解决不了
全部问题,还必须处理好各阶级、阶层的关系,正是各阶级、阶层的相互依存、相互推动,才形成历史合力。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时就提出: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3]这话虽是针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而言的,可实际上,这也正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整个国家建设中作用不同、却又彼此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集中总结和凝炼表达。第六,统一战线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途径和方法,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新思想。总之,正是由于邓小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才把中国各条战线、各行业各、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凝聚在社会主义现代建设这个伟大理想上,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国际上,邓小平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及彼此之间和谐共处的必要性,抛弃了以往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作法,大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团结一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人士,以智力、资源、资金引进的多种方式,进行交往与合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任务的提出,以及解决这一任务的的物质条件、物质基础,正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没有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就没有和谐社会理论产生的的物质基础。富裕是和谐的物质前提,贫穷与和谐是格格不入、毫不相干的。和谐社会是物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否则,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根本谈不上和谐,邓小平彻底否定了“越穷越革命”“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等种种“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荒谬论调。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道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这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十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力,做大物质财富的蛋糕,就无法扭转那种贫穷被动的局面。摆脱贫穷的首要措施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而这需要经济建设的支撑。正如邓小平说的“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温饱问题的解决,由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过渡,是和谐社会的最原初的物质起点。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还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这些理想的实现如果没有物质基础做保障,都是不可能现实的,因此,在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必须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并不矛盾,而是
不可分割、相辅相承的: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人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注入活力。
三、制定“共同富裕”的战略方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共同富裕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源头之一。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与公正,而共同富裕是公平与公正的最核心内容。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的梦想,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的最终目标,邓小平把共同富裕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又赋予共同富裕更丰富的内涵: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表明,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其领域既包括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涵盖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丰富性。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邓小平讲,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这段经典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把实现共同富裕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找到了一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道路:先富———后富———共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的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人民逐渐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至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配不公、先富者为富不仁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这也是改革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本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提到共同富裕的问题时,总是完整地阐述“先富、后富、共富”之间的辩证关系。“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科学地预测:“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就标志着共同致富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
尽管当前的现状距离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距离和谐社会所预期的理想状态还有一段距离,但一方面邓小平理论中的“效率优先”思想为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后来又被具体化为“一次分配更多地突出效率,二次分配更多地体现公平”,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我们的注意力正在逐步转移到二次分配上。实际上, 邓小平理论中的共同富裕思想也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所应遵循的原则和道路。可以说,向着共同富裕目标的靠近,也意味着向和谐社会的靠近。
四、提出了解决发展与代价问题的思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了道路
鉴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情况,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了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发展中的代价,也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不和谐因素,邓小平认识到解决发展中代价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方针,提出了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我国发展中的代价问题,总起来说,包括两种性质的问题:在社会领域表现为道德滑坡,在自然领域表现为生态破坏。
针对社会领域存在的道德滑坡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手抓”: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通过“两手抓”,较好地处理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并有效抑制了现代化变革中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
针对自然领域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提倡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工业、农业水平的科技含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方面做文章,改变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被动局面。这对有效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还指出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努力做到环境保护方面有法可依。另外,邓小平还主张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环境和生态问题。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是硬道理”,再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其中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精华,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思想渊源。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并以之为指导,有助于创造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喜人局面。
五、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造了平台
稳定不等于和谐,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稳定。鉴于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局面,邓小平深知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重要性。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的重要性,并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所说的稳定,其含义是广泛而丰富的,既指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也指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既指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指政策的连续统一;既指农村的稳定,也指城市的稳定。
和谐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个不断向理想状态过渡的动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以稳定为基础和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这个动力就失去了支撑点,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就失去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成就会遭到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失去牢固的物质基础。历史上,分崩离析的不稳定局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反例已经举不胜举,文革中的十年“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使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全面瘫痪,更是一个典型;稳定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只有稳定,才可能有和谐社会所构想的那种安定有序,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六、以“和谐人”为人性假设基础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是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虽然没有用过和谐人的概念,但他的管理思想中却包含着和谐人假设的深刻内涵。
和谐人首先指做为个体的人,一方面指人的现实利益结构的和谐,邓小平历来主张从实际出发,关注人的现实需要,努力满足包括经济、政治、精神等各种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指人的发展目标的和谐,邓小平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实际上是要培养“德才身心”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和谐人假设也包括管理关系的和谐,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的集中体现和最高境界,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所包含的管理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平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而也是最终意义上管理社会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然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以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采用行政的、经济的或法律等手段实施管理,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企业单位以及人民群众又往往成为被管理的对象,成为管理的客体。在我国行政管理中,人民群众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主客体相一致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民群众这种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客体的地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是解决这个矛盾性问题的合题。邓小平倡导的“领导就是服务”这个命题反映了我国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首先,管理者树立服务意识,符合现代管理理念,是对人的尊重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要求;其次,以“领导就是服务”为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建立新型干群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公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管理实践的必然要求;再次,邓小平倡导的民主管理大大调动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增添了新的活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得到空前发挥。
总之,邓小平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序曲,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巩固改革成果,消除不和谐因素的道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新发展,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第五篇：共同富裕
1、“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可谓部级干部首次承认中国的资本形式)，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2、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整体形势不 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3、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 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 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4、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 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背后 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5、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6、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 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再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7、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 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 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8、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 “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9、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 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 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不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 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 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10、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 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 树”。
11、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12、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 打“业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 程。无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13、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14、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级。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15、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 “大走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 “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16、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 有没有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17、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 去为人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 信，80%是实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18、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 事。
今年的两会，敢说的人特别多，譬如茅于轼同志直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还说别拿主义当圣经。面对官场地震，地方受益的百姓不禁感叹。根据中央党校的数据，中国现有160万裸官(妻子儿女均在海外定居，一旦贪污腐败事发，马上出国家人团聚)，按2000个县级市计算，平均每个县级市就有好几十个裸官。正常老百姓都能想到，这些裸官里，不是全贪，至少九成是贪的，贪得还很多。否则为何让妻子儿女定居海外?另外，这两年，高级干部的护照统统上缴，只有公务出差才能批准放行。说明什么?政府对此“太清楚了!”。近几年，一大批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哪个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放在普通人可能吗?还有更多的事，网民翻个墙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总理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可能牵动整个华夏大地、兴旺或**的变革。但是要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好像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