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朗诵家敬一丹

第一篇：著名朗诵家敬一丹

世界著名的激励演讲家

约翰·库缇斯

他天生严重残疾，但他以拒绝死亡来挑战医学观念;他没有腿，也不依靠轮椅生活，却形成了世界级的自尊、自信和自立。他拒绝向现实低头，反而选择坚强地活下去„„这就是世界著名的激励演讲家约翰·库缇斯。

1970年出生 ,澳大利亚人 , 出生时，仅有矿泉水瓶那么大，他的脊椎下部没有发育，两条腿细得像豆芽，根本没有成型，既无法行走，也无法安装假肢。17岁时接受截肢手术，29岁时罹患癌症，一个出生时被医生断言活不过当天的残疾人一直顽强生活„„

他从十二岁起就开始打室内板球。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和轮椅橄榄球运动员。1994年约翰·库缇斯成为了澳大利亚残疾人网球赛的冠军，并作为澳大利亚的板球队的一员被邀请去南非旅行，有幸受到了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接见。

2000年，约翰拿到来自澳大利亚体育机构的奖学金时，从竞技体育中退役，为悉尼2000 Paralympic训练，并在全国健康举重比赛中排名第二。离开赛场后，约翰在4个主要的体育机构：板球、橄榄球联盟、足球和橄榄球协会都取得了2级教练证书。他还能潜水，甚至还考了驾照。

34岁的约翰已经成为了世界级“激励大师”。从26岁到现在8年的时间里，他到过190多个国家演讲，世界各地有350,000个人的企业及社团听过约翰·库缇斯的演讲。他一直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激励和感动别人。他的演讲雄伟壮丽，震撼人心，每到一处都掀起泪海与热潮。

约翰·库缇斯中国100场巡回慈善演讲，已经在北京、长春、乌鲁木齐、杭州、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济南、青岛、烟台、威海、东营等城市成功举办，约有10万人参加了他的激励演讲会，聆听他激励演讲人，无不为这个只有上半身的澳大利亚人落泪喝彩。天生残疾却没有被击倒的“巨人”

天生的残疾注定约翰·库缇斯从小要经受很多常人难以想像磨难。9岁的时候，约翰·库缇斯上学了，但他被同学当成了“怪物”，受尽了嘲笑和恶意的捉弄。他天生倔强，虽然肢体残疾，但仍坚持到一所健康孩子的小学里读书，但那时调皮的孩子把约翰当成怪物，经常追得他乱跑。9岁的一天，淘气的学生竟然把他绑起来，用胶布封上嘴，扔到垃圾桶里，然后点上火,差点被活活烧死。一股浓烟弥漫开来，周围都是垃圾烧着的声音，约翰拼命扭动才幸免遇难。他曾被人吊在转动的风扇下;他的同学还恶作剧地在他要走的路上撒满图钉，使他双手鲜血淋漓„„

15岁那年，他去参加考试，为了答题姿势舒服一些，他把两条腿“像青蛙一样”跷在后边，可是等考完出来后才发现，两条毫无知觉的腿上被同学用铅笔刀割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上面还插着针、铅笔，三个脚指头被割断，15岁的约翰黯然爬开，身后留下了一条血路。1000次摔倒，可以1001次地站起来

约翰·库缇斯以超人的毅力生活、学习，一次次地挑战自己，他对自己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约翰·库缇斯问现场听众：“你们曾经制定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吗?”大部分的人举起了手。他又问：“你们都将目标写下来了吗?”只有一半的人还举着手。约翰·库缇斯挥了挥大手，坚定地说：“把你的目标写下来，然后去努力实现它。不要怕失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地站起来;1000次摔倒，可以1001次地站起来，摔倒多少次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能站起来多少次。别人对我说，约翰，你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你整天在家里不做任何事都可以，没有人会责怪你。但我说，我不可以。懒惰不是我的强项，我必须发挥我的优势。”别抱怨你的鞋子，跟我换换行吗?

正常人总把现有的一切想得理所当然，不珍惜手中所有，却追逐自己所无的。有很多人也许会抱怨自己的头发颜色、长短、发质，约翰说，到癌症病房看看你就会打掉自己的念头，

几年前的癌症经历让约翰经历了化疗，也看够了化疗之后头发完全脱落的情景。“永远别抱怨，”约翰对大家说。

作为国际著名的演讲大师，约翰已经有了上千场的国际演讲经历，他显然非常善于调动观众的情绪。“有多少人不喜欢自己的鞋子，请举手。”他问道，当看到齐刷刷举起了一堆手臂，约翰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音调变得更加宏亮，他取出一双肮脏的橡胶手套，高高举过头顶：“这就是我的鞋子，这就是我的鞋子。有谁愿意和我换换?即使我拥有全世界的财富，也会愿意和你换。现在还有谁抱怨自己的鞋子?”约翰用力地将“鞋子”扔到了角落，像是扔掉一个世界。

一个人必须勇于面对，勇于尝试，如果赢了，则赢了，如果输了，就是输了。不管怎样都好过，你一屁股坐在家里面，将一事无成!

“我每天的目标是尽力做到最好。如果我每天能激励哪怕一个人尽力做到最好、热爱自己的生活而且喜欢自己的身份、接受并迎接前面的挑战同时相信自己、昂首挺胸，那么这就是美好的一天。

这个没有受过任何公众演讲训练的家伙——约翰·库缇斯，天生拥有着演讲家的风采，他在演讲台上，用手踱来踱去，威武得像一头雄狮!并且，他明白真正的演讲，就是忠实于内心真实的表白，源于内心真正的爱。

约翰·库缇斯无视艰苦阻难，积极人生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幸福，使他的生活极近完美。他有温柔漂亮的妻子，有一个可爱的儿子，长得有点像哈利·波特，但这个可爱的孩子竟然也是重病缠身———大脑发育不佳引起了肌肉萎缩，左半身生长不良，他患有自闭症，大脑中间还有一个洞。约翰·库缇斯每次演讲，他的妻子总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儿子走上了演讲台，他们三个亲吻在一起，那暖暖的爱意感动了所有人，听众们满含泪水，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这一家人的美好祝福。

库缇斯语录 :

■每个人都有残疾，我很幸运，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残疾，那你们的残疾在哪里呢?■父亲教给我，你要别人如何对待你，首先你要如何对待别人，我每天都遵守这一准则。

■把自己的焦点关注到美好一面，不要去笑话别人，先笑话自己。

■你觉得今天很糟糕，但这一天没有了怎么办?没有什么不可能，千万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

■只要有坚强的斗志，生命中没有什么不可能。

他没有双腿，却能潜水;他没有双腿，却能驾驶汽车;他没有双腿，却能成为运动场上的冠军;他没有双腿又得了癌症，却能环游世界四处演讲;他时时刻刻面对着死亡，却能拥有最完美的爱与生活…

约翰·库缇斯的人生是一个典型的不断粉碎自身障碍的传奇，他所经历的逆境与成功，令我们惊叹、震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感召。

朋友们，让我们跟随库缇斯勇敢的心灵，唤醒沉睡的斗志，与内心的魔鬼对抗，进一步向自己挑战，鼓足勇气做我们自己!让我们以超强的自信心，迸发生命的激情与动力，克服生命的恐惧，快乐的享受生活， 别对自己说“不可能” !因为我们可以„„改变命运从现在开始!能吃苦，苦一时;怕吃苦，苦一生,让我们伴随 “激情超越”的劲风，激情奋飞，实现梦想!

第二篇：国内外著名演说家

世界华人成功学第一人--陈安之

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两度企图轻生未果、拥有14张国际讲师授证的演说家梁凯恩 国学大师--翟鸿燊

华人管理教育第一人—余世维 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曾仕强 亚洲华人最受欢迎的讲师之一—林伟贤 亚洲创富教育第一任导师—杜云生 中国“行动成功哲学”创始人—李践 亚洲顶尖电话行销专家—刘景澜

世界第一名潜能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 世界第一名推销训练大师汤姆·霍普金斯 世界第一名人脉关系专家哈维·麦凯 世界第一名管理大师博恩·崔西

演讲身价高居全球第五的专业演说家马克·汉森 20世纪最伟大的成功学大师、演说家戴尔·卡耐基

全世界最早的现代成功学大师和演说家拿破仑·希尔

美国白宫演讲顾问国际首席商业谈判大师演说家罗杰·道森

世界第一名汽车销售冠军—乔·吉拉德

天生没有四肢，创造了生命奇迹的著名励志演说家尼克·胡哲

第三篇：全国著名励志演讲家滕招军到余中作中考励志演讲

４月10日，全国著名励志演讲家滕招军到城关中学作《拼搏成就梦想》高考励志演讲。高三年级全体师生参加听讲。

腾招军出生在瓮安县一农村贫困家庭。演讲过程中，他结合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师生频频精彩互动。演讲幽默风趣、富含哲理，艺术表现超强，故事感人至深。他激励高三学子要自信、自尊、自律；告诫大家要学会感恩，学会取舍，把有限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冲刺阶段。时而引经据典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成功的渴望，时而言辞激昂鼓励大家要以平和的心态挑战高考难关，时而又激情四溢引导学生明确目标以坚强的意志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点燃了全体高三学子的激情与梦想，调整了考前心态，释放了压力，增强了考前自信心，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015年高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黎永禄）

第四篇：敬一丹传播有价值的声音

日期：2007-05-18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主持人：在传播中激活经典，于丹教授的声音，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说到“声音”，这也是敬一丹老师偏爱的一个词，无论是写书还是做电视栏目，她都曾以“声音”为题。在众多纷繁喧嚣的声音中，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是她一直以来的追求。让我们欢迎她演讲!(全场鼓掌)

一般听过于丹讲话以后，我都需要停一下，因为她的讲话内容特别密集，我往往需要想一下，领悟一下。如果这是电视节目的话，我就希望这段时间放一段广告。(全场大笑鼓掌)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

今天的三位嘉宾都是女人，巧的是三个女人都有女儿。就在刚才，“文化讲坛”开始之前很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们三个人都谈到了自己的女儿。当然，我们的女儿都不一样大，有的是成年人了，有的还很小，还有的是风华正茂。我的话题就从我女儿谈起。

大家知道读中学的女孩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话，青春期的孩子处在自以为是的年龄，很爱质疑。在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妈妈你怎么总爱说那些郁闷的事?我说，什么郁闷的事?她指的不仅是我在电视里，还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和她面对面聊天时说的那些事：大别山的孩子大都没有文具盒，很多孩子是用装中华牙膏的纸盒来装铅笔的;在河北坝上，那里的男女老少，包括年轻的姑娘，一年到头也没有水洗澡;现在很多河水都污染了，河里的小鱼小虾都死了„„

可能是我这样的话说多了，所以我女儿就问我为什么总说这些郁闷的事。我以前还没这么想过，她问了之后，我就想，是啊，我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注意这些让人郁闷的事?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在话筒前跟观众说这些事?为什么在家里跟家人说这些事?也许是因为我少年的时候遭遇过“文革”，也许是因为我有5年的知青生活，曾经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最角落、最底层的地方有过一段难忘的生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我成了记者。记者的眼睛看往什么地方，就决定了会跟孩子谈什么样的话题。

在刚才的嘉宾介绍里，大家看到我曾经办过一个栏目叫《一丹话题》。1993年时，这个栏目播出了关于扶贫的系列节目。我去广西都安采访，我们坐飞机，坐汽车，再步行，到了一个山沟里。县长说，这条山沟从来没有记者来过。我们带去了一些文具，去之前我想，孩子上学肯定是缺少这些文具的，但是到那儿一看，比我们想像的还要贫困。

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看见一位老妈妈和已经成年的儿子。他们家锅里煮的是黑糊糊的野菜，野菜煮开后老妈妈就往里面洒了一把玉米面，我们都以为那是猪食。可过了一会儿，老妈妈和他的儿子端起了那碗黑糊糊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家的饭。他们家所有的家产也就值几十块钱。我们的摄像师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拿出一百块钱给这位老妈妈，县长说整个山沟里都破不开这一百块钱。摄像师说，你拿这个钱去买点小猪来养，也许能帮点忙。这时，老妈妈就抱住我们的摄像师说，你是我的儿子。当时我很难过，不仅是因为我眼前看到的赤裸裸的贫困，还是为老妈妈说的这句话。我们做什么了?人家叫我们儿子，把我们看做孩子!(全场肃静)

还有一个意外，是在我们看到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把文具拿出来时，发现孩子们都不认识文具，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上学。我们拿出一些铅笔，他们很陌生，我们拿出有香味的橡皮的时候，他们误以为那是糖。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些孩子都没有表情。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孩子我都见过，我也能预想到，可是当看到孩子都没了表情的时候，那种难受是心底里 1

头的。(声音哽咽，热泪盈眶)

这还不是全部的意外。当我把这些镜头呈现在节目里的时候，观众纷纷来信表示震惊，有很多观众不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情景，甚至有很多来信要核实我告诉他们的贫困人口的数字。1993年，我国贫困人口的数字是8000万。有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穷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甚至有些质疑来自于我的同行。他们说，你是不是把贫困集中在一起，夸大了它的程度?这时候我就想，观众的不知道，这责任在谁?责任在记者、在媒体。记者是做什么的?媒体是做什么的?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全场鼓掌)

后来我就做了一系列关注贫困的节目，我们同事这样评价：敬一丹是最早主动谈起农民话题的主持人。“谈起”这不是标准，能不能谈到点上，能不能唤起更多人的关注，这是我们更要做的。

当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

过了一段时间，《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向我召唤，他说我们现在要办一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我就问这个节目叫什么，他说还没有起名字，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焦点访谈》。

当我加盟《焦点访谈》节目组的时候，无论是作为记者的经验还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自以为我都是做好准备的。但是到《焦点访谈》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不是怎样拿话筒，怎样采访，而是怎样面对铺天盖地的观众来信。

我在主持经济节目的时候也有观众来信，那些观众来信多半是问致富信息，比如在哪儿买牛蛙，哪儿的化肥质量好。《焦点访谈》的观众来信是不一样的，观众来信信封上的落款都非常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来自角落。比如说，“解放日报”四个字就够了，都不用写邮政编码，“中央电视台”几个字也够了。可是，给我们来信的信封上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某某省某某地区某某乡某某村第二村民小组。它已经底层得不能再底层了，角落得不能再角落了。而打开信什么内容呢?不平、冤案、申诉„„

每次打开信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众生喧哗，而让我有压力的是，许多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敬一丹收”。如果这信封上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会觉得这个压力是大家来承担的，但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信里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托付你的人”、“信任你的人”，然后是一页、两页的红手印。(全场感叹)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村的人让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人代笔，挨家挨户地按红手印，倾诉他们的不平。寄来的信封都是皱巴巴、脏乎乎的，我就想，这些信是怎么寄出来的，是怎么到了我的桌上的。也许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让自己在外面读书的女儿、在外面当兵的儿子把信寄出来的。也许他们找了很多渠道，找了很多门路，在不奏效的情况下，想起了电视里有一个《焦点访谈》。

我从不把《焦点访谈》仅仅看作是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能承载的托付。有的老百姓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是这样称呼的———“青天”。这谁能担得起?尤其当这些信是写给一个主持人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全场肃静)

每个到《焦点访谈》的年轻记者和实习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观众来信。当实习生看观众来信的时候，我们所有老记者在看实习生，看他能不能看下去，动不动心，能不能从中有所发现。

就算你的新闻素质还没到那个份上，你没能发现新闻线索，但如果说，看到这样的观众来信不动心，我就判断，这个人在这儿待不长。

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信，我甚至怀疑，我做好准备了吗?我做出到《焦点访谈》工作这

个选择的时候，我想到要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了吗?我能坚持下来吗?那时候看观众来信，真能用得上一个词，就是郁闷，越看越郁闷，特别郁闷。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去饭。那时候，崔永元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办公室在一个楼道里，每天中午我就放下《焦点访谈》那些郁闷的信，到崔永元的办公室看看观众给崔永元的信。(全场大笑)早期的《实话实说》栏目里，崔永元收到的来信，那实在是太有趣太生动了，不像我收到的观众来信那么沉重，那么郁闷。看完了，我觉得真好，可以去吃饭了。

后来我就慢慢悟到，我所看到的那些观众来信不是生活的全部，崔永元收到的那些观众来信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把我们各种各样的来信加在一起，然后再加进自己的感悟和认识，这可能就是生活，才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生活，这就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但奇怪的是，我看了那么多让我郁闷的信，我没有抑郁，但崔永元却抑郁了。(全场大笑)

《声音》的出版，让来自最底层、最没有诉求渠道、最没有背景的人的声音，得到了放大和传播

早期的《焦点访谈》，一天会收到三四十封信，有的时候是五六十封，星期一的时候来上班会收到一二百封，这些信我一天都读不完。所以，后来《焦点访谈》编辑部所有的同事都可以拆我的信。

有一天我同事问我，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我眼前一亮。托付我的那些人有什么心愿?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我在节目里传播，如果我不能把这些观众来信都变成节目线索，那有没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焦点访谈》一年才365期，还不全是有关舆论监督的节目，成千上万封的观众来信都在节目中播出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和同事们作了这样的尝试，从成千上万封来信中，挑出了一百多封，涉及到当时中国社会最热点的话题，比如说腐败、贫困、环境污染、教育等等，然后在每封信后面都加上我读信的观感，这样就编成了一本书，也叫《声音》。

当我把大量的观众来信拿回家，写下我的读后感的时候，我公公看到了书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很不安地对我婆婆说，一丹要干什么?这事要是在1957年，那就是右派。我婆婆很忧虑地把他的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反倒更想做这件事情了。我说，现在不是1957年，已经是1997年、1998年了，中国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状态。1957年的时候我们能听到什么声音?万马齐喑。我刚从事话筒前工作的时候是在基层广播站，那个时候，我在话筒前经常说什么话?我念的稿子都是这样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与会者一致认为”，哪有不同的声音?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不是一种进步吗?这本书编好后，我到新闻出版署去作登记，出版署说，这本书不知道该往哪儿归类。听到这句话后，我更觉得这件事做得很有价值。如果说在新闻出版署登记的时候都找不到这类书，这就说明我们媒体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做。我们看读者、观众的来信时，总是在内部看，它们更多的是作为我们的选题参考，但这些原生态的、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就没有记录和传播的价值吗?

这本书终于出来了，我有长舒一口气的感觉，我终于对托付我的人有了一个交代，我实在不能一一回信，就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回信。我愿意让大家在这本书里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听到来自最底层、最没有诉求渠道、最没有背景的那些人的声音。让我最欣慰的是，这些人好不容易发出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放大和传播。我有条件把他们的声音放大和传播，我愿意为他们放大和传播。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收到一封观众来信，这是一位大学生写的。他说，我看了您的《声音》，您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是您能听到的，而我的乡亲们已经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只剩下呻吟了。于是我又沉重了，又郁闷了。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太有限了，我所能传播的声音也太有限了。尽管有人评价说，这本书表现了记者的良知，而我却一直觉得这本书是《焦点访谈》的一个延续，是《焦点访谈》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播，而这位大学生的来信让我感觉到，

这件事还没有完。

在话筒前，我最想做又很不容易做的事，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

到了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在策划各种各样新节目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建议，在国家电视台应该设立这样一个日常栏目，来传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声音。尽管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的声音会铺天盖地，有点像倾盆大雨，但大雨过后的雨水往往很快就流走了，它所传播的有价值的信息，真的有效到达了吗?我想能不能有那样一个慢慢渗透的节目，它起到的作用有点像场外议政。

于是就想到了办这样的节目，名字叫《声音》，我想这个节目应该是七嘴八舌、议论风生的，是对国事、民生表现出密切关注的。就在这个节目开办之初，我们琢磨着给节目写一句宣传语，比如“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浓缩人生精华———《东方之子》”、“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类的。《声音》也需要类似这样的一句宣传语。(转向于丹)于丹老师，这应该叫什么呀?

于丹：导语。

导语感觉像是在写消息，反正就是提出自己主张的一句话。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孙志刚事件。我极其悲愤，因为早在1993年，我就做过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节目，我就看到了中国户籍制度的一些弊端。孙志刚事件有这样深的背景，我悲愤得不知道说什么，也没能在节目里说什么。而在这个时候，北京法学界的一些知识分子说话了，他们用自己的法学背景提出了一个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的声音直接启动了法律的修改。后来，当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时候，人们都看到了知识分子在这一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我那时就想，我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我说了什么?我有什么作为了?在很多文化人之中，记者不是最有文化的，但是记者应该有一种判断力，能看出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能分辨出什么是应被传播的声音。我当时对北京法学界的这些知识分子充满敬意，于是节目的宣传语就油然而生了———“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

以前我所做的一切，如果说一开始是出于朴素的自觉，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我在话筒前、在屏幕前会传达很多声音，但什么是我内心最想传播的、最想放大的呢?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就是要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声音，它是不和谐的。我们周围的弱者不少，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传播渠道，没有讲话平台，媒体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媒体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中能不能分辨出什么是智者的声音?什么是能推进社会向着文明方向前行的声音?对于记者来说，对于媒体来说，能不能有这样一种传播的自觉?

后来,虽然这个节目没用宣传语，但是我把这句话一直印在了心里。我总在提醒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在话筒前，我最想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件很简单又很不容易做的事。

建立了这种参照以后，面对再有光芒的东西，也不会觉得炫目，我也不会被它晃了眼，我会看到它的另一面

我一直觉得能不能放大弱者的声音，眼里有没有弱者，这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可以用来看人，可以用来看记者，可以用来看社会。如果对弱者的声音长时间忽略，不仅仅是不人道、不平等的，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谁跟谁没有关联呢?谁跟谁都有关联，而当一群人的声音长时间被忽略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它的结果。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今天开始，不再忽略那些弱者的声音?

但媒体好像有一个先天的特点，就是爱凑热闹，一些记者唯恐天下无事，唯恐没有热闹，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是不用动员的。在这种时候，有没有一种自我提醒，要看到角落，要看到

金碧辉煌后面的阴影，这样你看到的才是多角度的、全方位的，才是接近于真实的。

我们说到记者的时候，常常强调记者要有文化，当然做记者的门槛现在都是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识文断字就算有文化吗?当我看到那些“垃圾”的时候，看到那些缺少价值的东西占用着公共资源在传播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想，老师教他们识文断字的时候，不会想到如今这些学生会这样糟蹋文字吧。

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就算我们有了知识，有了文凭，可是没有参照。对于记者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参照，就很难把握自己，也很难把握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话语。我觉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弱势人群的了解，仅仅靠书本、网络而没有亲身的感受，没有亲眼看到那些老人、那些孩子的眼神，是不一样的。有了参照后，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在一台特别盛大的庆祝教师节的晚会上，我要向山区里的教师致意，演播室里花团锦簇，灯火辉煌，可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情景就是山里的那所一个人的学校，一位老师教着复式班，下课后还要为孩子们做饭。有了这种参照以后，面对再有光芒的东西，我也不会觉得炫目，也不会被它晃了眼，我会看到它的另一面。

如果在中国当记者而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孤陋寡闻

前不久我去兰州大学，跟新闻学院的同学们座谈。我说，兰州大学的新校区距离兰州是50公里，同学们离开新校区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向右走，向右走是省会兰州，从兰州可以走向更有都市感的地方、经济更发达的地方。而出了学校门往左走是定西，那是我们国家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我就问那些西部的学生，有谁没去过兰州吗?没有。有谁去过定西吗?很少。我跟同学们说，你们中的很多人将来会当记者，会成为我的同行。在中国当记者，在西部当记者，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可能很多同学都会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见多识广的记者。什么叫见多识广?什么叫孤陋寡闻?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没去过夏威夷，没去过拉斯维加斯，这算孤陋寡闻吗?不知道鲍鱼是什么滋味，不知道一头鲍鱼是600元钱，还是800元钱，这丢人吗?不丢人。但是，如果不知道那600元和800元对于定西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失学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就丢人。如果这50公里的距离你没有去过，没有见过中国最贫困的地方是什么样，就丢人。

我的这种想法也许对学生来说是苛刻的，学生现在还在校园里，但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不但要向右走，也要向左走，为自己建立一个参照系，这样才能当一个称职的记者，才不是孤陋寡闻的记者。如果在中国当记者而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孤陋寡闻。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获得“金话筒”奖的时候曾经来过上海，当时所有的“金话筒”得主在上海接受采访，其中还有杨澜，她也曾在“文化讲坛”做过嘉宾。当我被问到，你对自己话筒前的生涯怎么理解的时候，我说我工作一部分的意义是为了那些看不到电视的人。十几年以后我依然这么想。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第五篇：敬一丹自述：我当知青的日子

敬一丹自述：我当知青的日子

站着的是我姐姐———我家第一个知青;坐在桥拦上的是我——我家第二个知青。准确地说， 照片上的我只是个准知青，而姐姐已经是个老知青。姐姐十六岁离家的时候，妈妈远在北安的五七干校，爸爸特意从呼兰军管会学习班赶回哈尔滨。姐姐他们的队伍从九中步行去火车站，我们都涌到路边送行。只见这些刚摘下红卫兵袖章的兵切战士一身草绿棉军装，有几分臃肿，扎着皮带，戴着军帽，又有几分精神。我羡慕极了，可我一转脸，看见姥姥撩起衣襟在擦眼泪，小弟弟不知愁地骑着一棵向日葵杆跟着队伍跑。家属不允许去火车站，当过老公安的爸爸不知从哪“混”进了月台，把一支英雄100号金笔塞给他的长女。过了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姐姐用这支笔写的信。信封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第41团2营14连。以后地址又改为：黑龙江铁字409信箱214分队。于是我开始向往信封上那个地方。终于中学放寒假了，我独自去了密山。姐姐的战友把我带到水库工地，远远地我看到姐姐满脸通红正在搬冻土块。我用双手蒙住自己的脸，一步步走近姐姐，知青们大呼小叫：“敬海燕，你猜这是谁?”我从指缝里看到姐姐一脸迷惑，她作梦也没想到我会从天而降。我走近了，一下子拿开双手，露出脸来，姐姐大喊：啊，小死一丹!”

在14连，我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看到了那充满激情，崇尚英雄的生活，第一次接触了北京知青、上海知青，第一次感受到集体生活的青春气息，到开学时，我都舍不得离开了。又放暑假了，我又一次来到14连，姐姐带我去看她们冬天里修的水库。那些冻土块已变成坝，坝里蓄满了水，桥栏上有四个大字：屯垦戍边。 我们就在“垦”字边拍了这张照片，这时，我已经十分向往知青生活了。一九七二年夏天，我也成了知青。 在小兴安岭修路、砍伐、栽树、种菜。可惜干这些活儿时，都没能留下照片，那时，照像机、胶卷，是多奢侈的东西啊!后来我当上了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的广播员。广播站另一个播音员是王照云，我俩摆弄的是那时很珍贵的601录音机。 墙上月份牌上是当时挺有名的那幅画，叫《申请入党》，画的是一个女知青在灯下写申请书的情景。不知有多少知青会在这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革命同志们……”我和照云的声音通过大喇叭响彻林海雪原。有人对我说：“我在山上听广播，都听不出来是你，还以为是省电台的。”我很得意，因为她听到的其实是我。后来，我真的去了省电台。再后来，我到了中央电视台 [作者简介]敬一丹，哈尔滨知青，下乡到清河林业局，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