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社工行政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提要]自民政部“三区”社工人才项目实施以来，海南省各派出和受援单位都积极参与到“三区”社工计划的服务中，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第一篇：社工行政论文范文
社工行业发展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摘要：社工在我国属于年轻的职业和行业，经过10多年实践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东莞社工行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成绩突出，但也存在诸多瓶颈问题，出现了“疲态”，东莞的样本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困境在哪?出路何在?本文将以东莞为例，剖析社工行业发展的困境，探索社工行业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社工行业;困境;出路;人才流失
一、问题提出
社工，即社会工作的简称(以下也以“社工”称谓)，指的是非盈利的、服务于他人和社会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活动。其本意是在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下，根据专业价值观念、运用专业方法帮助有困难的人或群体走出困境的职业性的活动，核心是“扶弱救困”。社工理论发端于西方社会，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及福利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结果。我国于20世纪中叶引入了社工理论，并于21世纪初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深圳等地进行了实践。东莞社工的实践始于2009年，以东莞首批专业社工正式上岗拉开了东莞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序幕。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东莞社工行业发展迅速，成绩瞩目，目前已经实现社会服务领域专业社工100%全覆盖。东莞的社工发展模式带有很强的“港味”，其从一开始就直接借鉴了香港的经验，包括专业督导，文书制度等，但又有本土特点。社工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职业和行业，在实践中遇到了职业认同度不高，待遇偏低，人才流失严重，资金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了目前社工行业普遍出现一种“疲态”。那么，出现“疲态”的原因何在?如何走出困局，出路在哪?这些都将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东莞社工行业发展现状
东莞社工的实践始于2009年，当时首批专业社工正式上岗，拉开了东莞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序幕，东莞率先建立社会工作财政保障机制并入选“全国社会工作领域十件大事”。2010年《东莞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试行)》出台，随后省市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社工行业发展。2011年，东莞被确定为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示范市。2014年，东莞被命名为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目前，东莞市已形成了“1+7”社会建设文件体系，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
(一)社工机构及从业人员数量增长迅速
据统计，东莞市2012年有社工机构7家，截至2018年底已有社工机构45家，全市专职社工1615人，社会工作服务点659个，6年间增长了6倍多。目前东莞已实现了32个镇街、园区社会服务领域专业社工全覆盖。东莞社工为東莞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市民幸福感等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东莞的社会工作逐渐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据统计，截至2018年11月，东莞共有45家名称中带有“社会工作”、“社工”或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服务人员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些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涉及禁毒、教育、残康、医务、司法矫正、救助帮扶、婚姻家庭、企业、青少年、妇女儿童等16个领域。在这45家社会服务机构中，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构共有22家，占了近五成。
(三)专业服务队伍基本成型
据统计，截至2018年11月，在参与调查的16家发展规模较大的社会服务机构中，东莞社会工作行业从业人员队伍(不含护工)人数为2403人。其中，专职社工1577人，约占总人数的65.6%;社工助理561人;机构行政人员151人。也就是说，目前，东莞社会工作行业基本形成了以专业社工为主、社工助理为辅、多专业人员协作的专业服务队伍。
(四)服务模式及类型基本成型
东莞目前的服务模式为“岗位社工+项目社工”，以岗位社工为主，项目社工为辅。从服务点类型上看，根据对16家社工机构调查，数据显示岗位服务点最多，共有393个;其次是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共有107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有38个，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室)有33个，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中心有28个。
三、东莞社工行业发展的困境及原因剖析
东莞社工行业经过了10年发展，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种“疲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社工离职率偏高，人才流失严重
据东莞市社工协会的统计数据，从2011年至2015年，每年东莞的社工离职率都超过了10%，其中2012年至2015年离职率依次为14.6%、14.2%、13.5%与14.9%。2017-2018年离职率基本在16%-17%。据对16家社工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平均离职率在20%左右。根据业内共识，社工离职率的警戒线是20%。目前离职率处于高位徘徊，逐步逼近警戒线，当然这不是东莞特有，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社工离职率也比较高。但是，据了解，在东莞，企业人员离职率的理想状态控制在5%左右。即便是年底高峰期，离职率也会控制在8%以内，超过10%说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可能出现了问题。人才流失严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专业队伍建设，从而影响服务质量。主要原因是：
1.社工待遇偏低，生活压力大
目前，东莞市按照7.6万元/人/年的标准(2014年制定的标准)向社工机构购买岗位服务，并划定社工指导薪酬。其中一线社工、督导助理、见习督导、督导的税前平均工资分别约为4600元/月、6100元/月、7100元/月和7600元/月。以一线社工为例，4600元/月是包干工资，需要扣除公积金，社保费用，还有抽取10%作为绩效考核奖，实际拿到的工资平均约4000元/月。而实际上大部分社工属于一线社工，占比80%以上。即使是最高等级的社工督导，每月拿到的工资平均也不到7000，而要达到这个级别，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截止到2018年9月，全市社会工作督导人才约180名，占社工总人数比例为11%。多年来东莞社工的薪酬水平没有作调整。据对东莞16家社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人平均工资在4000-4500，85%的受访者认为薪酬待遇低。单纯从数字看，东莞的社工薪酬在全国同行处于上游水平，在珠三角也处于上游水平。但是，2018年东莞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6242元(月平均工资5440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4.0%。加上连年物价上涨，东莞社工工资多年未涨，整体薪酬基本处于社会平均工资之下。因此，东莞社工待遇偏低是一个行业内从业人员普遍认可的现实，这也是导致社工离职率高，人才流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2.职业发展空间小，晋升渠道窄
在职业发展体系中，主要有一线社工(社工助理，中级社工，高级社工)、督导助理、见习督导、督导等职称及岗位，一线社工的薪酬差别不大，即使是工作近10年的一线社工，薪酬也没有多大变化。督导待遇相对高，但是竞争激烈，全市督导数量也比较少。对于80%的社工人员而言，一线社工才是主要的发展通道，但是一线社工缺乏职业发展空间，存在天花板问题，很难通过目前的职业发展体系晋升到理想的职称或岗位。调查结果显示，85%的受访者认为社工的职业发展存在瓶颈，没有合理的晋升渠道和空间，这也是社工行业人才流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过于依赖政府，自身造血功能差
43目前，东莞社工的发展主要靠财政支持。各政府相关部门根据需要设定社工服务岗位及数量，然后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服务单位，服务单位根据合同要求派驻社工上岗服务，预算单位按社工人数，以7.6万/人/年的标准按月/按季度拨付服务费到社工机构。45家社工机构中，除了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较为成功整合了社会资源外，其他机构基本上靠财政支撑。自身造血功能较差，这在很大程度制约社工机构的发展，同时制约社工队伍稳健发展。
(三)社工边缘化，专业性体现不足
如上所述，东莞的服务模式主要是“岗位社工+项目社工”，岗位社工占主要地位，项目社工数量很少。首先，预算单位设定社工岗位时往往根据自己的业务工作需要设定，很少和专业机构商定(当然也有少部分单位会征求社工机构意见)。因此，很多预算单位有着将行政工作转嫁给岗位社工的冲动。从实际调研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岗位的工作内容和社工无关，或者岗位相关但实际工作内容主要是行政工作，这就导致普遍出现一种“行政化”倾向。这样就导致了社工的专业技能难以体现，同时社工的职业成就感也不高。其次，由于社工需要面对不同的行业人群，除具备社工的理论与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很多行业知识和社会经验，而社工从业人员整体年龄偏低，工作年限不长。据调查，80%的受访者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在面对如婚姻家庭矛盾调解时就欠缺经验和说服力，而更多的是扮演倾听者角色。专业性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工在人们心中地位和形象。
(四)重文书轻实效现象严重
东莞早期社工行业发展直接借鉴香港社工的经验，所以带有浓厚的“香港色彩”，而香港社工行业的一大特点是有完整的文书记载制度，但香港的社工行业发展较早也较成熟，“文书记载制度”在香港是适应的，但是在東莞的土壤，多少有些“水土不服”。由于尚未探索出一个真正有效的质量监控制度，目前东莞的社工行业仍然呈现的是“重文书轻实效”局面。调查发现，社工的服务有近一半时间在处理各种文书，而真正用到服务对象的时间则比较少，这必定会影响项目实施效果，同时也不利于社工提升自身工作技能。
四、社工行业发展的出路
东莞社工行业的出路在哪?这关乎着东莞社会治理建设水平及全市人民福祉。社工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各方努力与配合。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加大投入，建立更合理完善政策体系
行业发展经验表明，社工发展早期主要靠政府投入与支持。东莞社工发展才10年历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行业与职业。从现实看，社工行业生存与发展主要靠财政投入。虽然东莞市已基本建立了政策体系，但是支撑力度尚不足，各项配套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建议从市级层面修订2014年出台的薪酬制度，提高薪酬标准，并建立与社会平均工资、物价等同步调整机制，设定社工行业平均薪酬底线(社会平均薪酬之上)。同时，出台相关的配套保障措施，如住房，子女上学，办公环境等问题，保障人才安居乐业，这样才能留得住人才。
(二)完善社工晋升渠道，拓展晋升空间
拓展晋升渠道，开拓一线社工晋升渠道，如初级社工，中级社工，高级社工等，提高不同级别的待遇，只要工作年限够，各项考核合格即可评上相应级别的一线社工，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当然薪酬待遇设定也要同步跟上)，让众多一线社工能安心走基层职业化道路，而不是一味去竞争名额稀少的督导岗位，从而保障社工队伍稳健发展。
(三)加强对社工的有效专业培训，提升专业能力
加大社工培训力度，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进社工的专业化水平的发展。特别是要增加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特殊培训，如针对司法岗位，就要多从法律知识，家庭关系，信心塑造，情绪管理，社会认知等方面入手;妇联工作岗位的培训，要提供更多的家庭关系，心理知识，沟通技巧，妇女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教育岗的培训要多从行为心理学，教育学，青少年认知特点等方面入手。为保证培训效果，一方面要求社工协会和社工机构加大对培训的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提升培训导师的层次，多聘请实践经验丰富、专业素养高的培训导师，切实提高培训效果。
(四)加大“项目社工”供给，构建完善“岗位社工+项目社工”体系
岗位社工的优点是岗位职责和服务对象明确，但缺点是受众面受限，易行政化，专业性体现不足。而项目社工模式的优点是资源整合较好，受众面相对广，专业性要求高，社工相对自由，但缺点是受益群体分散，类型既定。可在现有基础上，总结项目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加大“项目社工”的供给，构建“岗位社工+项目社工”体系，发挥两种社工运作模式的优势。建议参考香港、深圳运营模式，结合东莞市各单位组织架构特点，厘清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人员、雇员与社工间的关系及职能分工，分领域进行社工岗位整合，破除目前社工服务岗位行政条块分割局面，积极尝试推广社工服务项目购买方式。岗位社工服务项目化运作，可尝试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基础层面：岗位服务项目化运作，以项目的模式策划推展服务，改变过去以开个案、办小组、搞活动为目标的工作方法，改善服务零散、缺乏深度和持续性的情况。稍高层面：由政府或社工机构根据社会需要，策划服务项目，由政府或服务单位向社工机构购买岗位社工到服务单位开展该项目，服务单位不得再安排其他无关工作给社工。再高层面：将岗位服务购买形式改为项目购买方式，政府将一块服务整体交由社工机构自主运营，并依项目购买协议进行评估和监管，改善岗位社工多头管理、决策权不清、缺乏自主性、容易被行政化的情况。
(五)改变“重文书轻实效”局面，建立科学合理质量监控制度
要改變“重文书轻实效”局面，需要建立科学合理质量监控制度。首先，要改变考核的利益约束机制，让主管单位回归监管角色，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和受益对象的评价作用，用人单位的考核意见应由主管单位收集，避免“考核内部化”。适当提高用人单位和受益对象评价的权重，丰富评价内容，注重效果评价，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价。其次，考核以实效为重点，逐渐淡化文书在考核上的作用。由于考核基本是事后，考核只能依据相关的服务记录进行，为了能直观呈现服务的真实情况，可以采取摄像，拍照等直观方式进行记录，尽量简化和减少文书的写作。可以考虑设置简化文书记录表格，对从业时间较长的成熟社工降低文书记录要求。另外，加大工作创新的考核及奖励力度。最后，岗位社工应多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明确需求，共同商定服务内容及方案，避免出现“社工机构”与“用人单位”两张皮现象，将社工机构的要求与用人单位岗位要求结合在一起，提高工作实效。
(六)积极拓展资源，提高自身造血能力
目前，东莞市绝大部分社工机构的生存与发展主要靠政府，极少有自身造血能力。而政府提供的岗位有限，同时需要通过公开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服务单位，这样就必然存在有部分社工机构没有中标，那就没有社工岗位或项目，也就无法供养已招聘的社工。机构本身也无造血能力，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不利于社工行业发展。基于此，社工机构要积极拓展资源，如通过与各慈善机构、企业、公益机构等单位合作，整合相关资源，提高自身造血能力，这样才能使社工机构稳定发展，社工人员也才有归属感和安定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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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秋华 邱可航 李小玲
第二篇：“三区”社工人才项目的实践困境探讨
[提 要]自民政部“三区”社工人才项目实施以来，海南省各派出和受援单位都积极参与到“三区”社工计划的服务中，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海南省N县“三区”社工人才项目的实践为基础，探讨项目实施中的问题和困境，为今后民政部“三区”社工人才项目的实施提供经验借鉴，改善项目专业化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三区；社会工作；困境；认知
[作者简介]梁淑平（1987—），男，琼州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礼刚（1963—），男，琼州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老年、民族、戒毒社工。（海南三亚 572022）
基金项目 海南省社科联“海南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HNSK（2）13-55）
民政部“三区”社工人才项目是在“边远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根据有关要求，海南省民政厅每年选派20名社会工作者赴海南省五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并为当地培养10名社会工作者。“三区”社工项目开展了已近两年的时间，通过总结海南省N县“三区”社工服务的实践，反思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项目的推进和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总结海南省N县“三区”社工项目的服务经验，探讨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项目管理制度不完善，影响项目实施质量
2013年是“三区”社工人才项目实施的第一年，海南省N县项目组的服务实践赢得了社区和民政局的肯定，但从系统性、整体性、规范性层面考虑项目运行情况，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项目管理制度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多头管理。海南省“三区”社工人才项目选派的社工都是有工作单位的人员或是在校的社工专业学生，项目社工要受原工作单位的管理，委派到受援单位后，实际业务工作又要受到受援单位的具体指导，此外，项目社工还要受省民政厅（省社工协会）的统一管理。在多头管理模式下，各管理单位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沟通和衔接不够，缺乏信息共享和沟通平台，致使项目社工在多头管理的夹缝中提供专业服务，影响工作效率。
2.项目经费管理制度欠缺。在项目经费管理制度方面，制度的欠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项目活动经费来源制度方面。活动经费来源即由谁来负责活动经费，并建立稳定的经费供给制度；其次是项目活动经费的使用制度。经费来源确定后，对于经费的使用应有具体规定，明确项目经费使用的内容、使用标准、申请使用的程序等，都需要有规范的制度来保障；最后是经费的使用评估制度。要使项目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用，就必须建立经费使用监督和评估机制，最好是由第三方的机构进行评估，保证项目经费使用评估的独立性。
3.项目评估及激励机制不足。在项目的评估和激励机制方面，项目的评估主体、评估指标、指标标准、激励水平有待完善。首先，项目评估主要由省民政厅（省社工协会）依据各项目组、项目社工的中期总结和项目总结报告进行评估，评估主体缺乏独立性、多样性；其次，项目评估指标和指标标准不明确。项目评估前没有确定明确的具体服务指标。例如一年要开展个案、小组以及社区活动的数量、社区居民对社工认知度的变化情况、服务对象的满意度等；最后，项目评估对社工的激励效果不明显。评估的作用是为了考察项目实施的效果，为改进项目服务质量提供依据，而此项目的评估只以中期或末期书面总结为依据，评估结果也不会对项目社工产生实际影响，激励效果较差。
二、项目督导体系建设不完善，专业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的一种间接服务方法，是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内设立的，由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有资深经验的督导人员，对所属工作人员在专业知识、服务技能、工作态度和工作关系等方面进行督促和指导的一种工作制度。在“三区”社工人才项目中，没有设置专门的督导人员，也没有建立与项目相匹配的完善督导体系。
1.项目督导制度体系不完善。督导是帮助一线社工提升专业服务质量及情绪支持的重要角色。项目社工在开展服务活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实际操作问题，由于工作压力，也会产生诸多“心理垃圾”，这就需要有经验的督导及时给予支持，疏通情绪。但项目采取的是高校教师督导实务工作的督导模式，高校社工专业教师可以承担一定的教育性和支持性督导的职能。而受援单位以及省民政厅的行政督导却处于“真空地带”，导致项目社工在受援单位的发展方向、项目整体要求、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督导不足。
2.督导作用“不实”。项目主要采取高校教师作为督导的督导模式，此模式具有费用低、灵活、专业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高校教师要承担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限于高校教师时间、精力方面的限制，在项目督导方面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在第一时间协助项目社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另外一面，海南省每个项目组安排一位教师承担督导任务，由于各项目组离高校相对较远，这也导致督导教师难以经常到一线督导，更多的是采取网络、电话等形式进行督导。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项目社工没有与督导教师、受援单位和省民政厅进行全面的协商探讨，使得制定的年度服务方案存在内容和指标要求过大、过宽泛、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三、受援单位领导缺乏对社工的认知，对社工服务的支持力度不足
社工作为新生事物，社会大众对社工的认知度相对还比较低，除了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政府在逐步加强对社会工作支持和推行力度，社工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信息的传播和受众相对缺乏，民众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处于“零”状态。受援单位领导对社工非常陌生，对项目社工及社工服务不是很接纳，在推行“三区”社工服务项目过程中，驻点社工被派驻到受援单位，有些领导并没有把社会工作视为其工作的内容，而是将其作为额外的附庸性工作，这是对社工服务工作认识不足的体现。
在实际工作中，项目社工受援单位对社工认知度不足的影响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申请活动经费困难。在前文中提到，项目组在开展专业服务活动时，项目活动经费来源不明晰，由于领导对社工的认识不足，项目组在申请活动经费时，相对比较困难，而且需要结合民政局的工作开展专业服务，支持力度明显不足；二是承担过多行政工作。由于对社工认知度的缺乏，项目社工来到受援单位，经常被理解为“实习生”或“志愿者”，认为项目社工是来受援单位“打杂”，在日常的工作中，被安排从事大量的行政工作，而对专业社工服务的支持力度不够，还有局内工作人员表示：“你们做一点专业工作，能应付学校就可以”，受援单位对社工的理解存在偏差，影响项目社工服务活动的开展。
四、项目实施经费保障不足，致使“三区”社工人员受制于受援单位
根据民政部“三区”社工人才项目的实施计划安排，选派人员工作经费为每人每年2万元，由省民政厅负责拨付给派出单位。工作经费主要用于选派人员的工作补助、交通差旅、保险及培训等费用，这只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服务人员的生活问题，而开展专业服务活动所需的活动经费却没得到充分保障。
一是办公经费和地点的选择问题。在“三区”社工人才项目中，项目组的具体服务地点没有具体明确。例如，社工进驻到“三区”，具体服务点在哪？办公地点如何解决？针对这些问题，目前项目运行主要采取行政干预措施，由省民政厅直接将服务社工安排到各县市民政局，由各县市民政部安排服务社工的生活、工作以及履行对社工的管理。但由于各市县民政局缺乏了解社会工作的管理者，这就导致项目运行中出现了“外行指挥内行”的情况，阻碍项目的有效运行。
二是活动经费保障问题。社会工作服务作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其活动经费应由政府提供，而在实际项目运行过程中，只安排了项目社工工作相关的补贴，而开展专业服务的费用没有额外列支，项目社工在需要活动经费时，找不到支持对象。活动经费实际由各县市民政局解决，但这一经费来源方式并不稳定，而且各项目组的差异较大，有的领导支持或者项目组成员能积极争取，那这个项目组的活动经费就相对充足，反之，则活动经费经常处于欠缺状态。
五、项目社工在受援单位缺乏话语权
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话语权也是权利和权力的双重体现。权利主要表现在主体能自主地表达自己意见、思想，而权力则说明主体在表达自己思想、意见时不受外界干预和影响。对项目社工来说，特别是在开展专业服务时，应保持独立性和自我意识，而实际境况是项目社工在受援单位的工作经常受到政府行政工作的干扰，难以保持专业独立性，导致项目社工话语权缺失。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社工的边缘地位，致使项目社工丧失话语权。由于社会对社工的认识度较低，社工服务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群众的认可，社工地位边缘化，致使项目社工在受援单位开展服务时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第二，项目社工作为“外来人”的身份，导致话语权缺失。项目社工安排到服务单位时，作为与单位无关的第二方，双方不是利益相关者。项目社工的服务、思想、意志等都得不到受援单位的支持，作为“外来人”的身份，其工作主要在单位的协调下进行，项目社工在受援单位很难获得发展，专业服务活动开展受阻，导致社工的话语权缺失。
第三，社工服务内容得不到领导的支持，话语权缺失。政府行政部门倾向于采取“行政性”工作模式，使得项目社工在提供何种服务、何时服务、如何服务等方面，都无法真正按照社工实际需求进行，社工话语权缺失。
第四，项目社工专业服务效果未凸显，致使受援单位和服务对象对社工的认识产生偏差。社工服务效果是一种长期介入、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一项服务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需要长期跟踪，这与政府追求“立竿见影”的工作目标来说，两者之间存在不协调的因素，这也就强化了社工的边缘化地位，社工在受援单位的作用被忽视。
六、专业服务与行政工作的冲突，致使专业社工的行政异化
关于专业服务与行政工作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工界的热门话题。论及社工与政府的关系，即专业服务与行政工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专业服务与行政工作的区别在于专业社工服务是以服务对象为本，服务中遵循平等、尊重、接纳、同理、非评判、倾听、保密、个别化的工作原则。而在政府行政工作中，工作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工作对象进行沟通和交流，工作倾向于执行上级命令，与工作对象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不能过度受政府行政工作的干预。在海南省N县项目组的实践中，政府行政工作多度介入专业服务，社工服务活动的专业性受到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受“三区”条件限制，社工依附受援单位。受“三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社区办公条件相对较差，每个社区居委会只有很小一间办公室，而且是七八个人围在一张桌上办公，很难在社区中为项目社工安排办公地点。因此，项目组成员只能被安排在县民政局各股室，工作内容主要为表格制作、信息录入、文件复印等，项目社工在受援单位从事了大量行政工作，各股室的行政工作挤占了项目社工专业服务的时间和空间，只能利用空余时间开展专业社工服务。如在N县，三个项目社工都被安排到基层政权股、低保股和办公室，各股室每一阶段都有重要任务，社工平时都以民政局的行政工作为主，在行政工作之余开展社工服务，这就导致了专业社工服务和行政工作的冲突。
2.项目社工嵌入受援单位系统，专业服务受制于政府行政工作。在项目实施中，社工被派驻到受援单位，嵌入到受援单位，自然享有该系统的部分资源，这对社工来讲是一种必要的支持系统，可以减少项目社工在受援单位的无能感，有利于服务工作的开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项目社工嵌入到政府部门，各项服务还需结合政府工作，以政府工作为基础，政府行政工作理念强势介入专业服务，项目社工成了服务单位专业社工服务的配角。此外，专业社工的服务模式不同于政府行政的工作模式，由于社工依附于行政系统开展工作，被所在的强大系统所同化、行政化，丧失专业理念和专业精神。
3.在专业服务与行政工作的冲突中，如何保持专业性问题。专业服务与政府行政工作之间具有差异，但也在目标上有一定的相同性。无论是专业社工服务还是政府行政工作，两者的最终目的是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专业服务在嵌入到政府行政工作中，会受到政府行政工作的干预，如在海南N县项目组的实践中，项目组共设计了三期社会工作知识宣传活动，但在完成第一期后，局内领导则表示：“后面两期可以不用做了，形式到了就可以”。 但作为社工，应充分遵循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及服务原则，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要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加强与政府的联结与合作，要做到“求同存异”，这才是项目社工努力的目标。
总结“三区”社工人才服务项目的实施情况，主要从六个方面探讨了项目实施的问题与困境。通过分析项目实施中的问题与困境，一方面可以为今后“三区”社工项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经验借鉴；另一方面对目前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可为“三区”项目的评估提供重要依据。项目实施困境的探讨对制定项目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起到较强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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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巍.王海洋.东莞市社工岗位开发的实践与思考[J].社会工作（实务版），2011，（4）.
[5]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
[责任编辑：上官涛]
作者：梁淑平 方礼刚
第三篇：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要和社工介入分析
摘 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涌入。外来流动人口逐步增多，其子女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本文以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需求，并从社工的角度探讨了几点干预措施，旨在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社工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根据权威机构预测，预计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将接近3亿，与此同时流动子女数量逐步增加，各级政府公共服务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受父母流动性特征的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面临较大的心理健康问题。根据是否随父母流动可以将其子女分为以下两类：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1]。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心理健康状况难免受到负面影响;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城市融入问题也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众所周知，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于其成长意义重大。因此面对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带来的人口流动浪潮，开展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要和社工介入分析，促进流动儿童更好的融入现有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1.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情况
与留守儿童不同，流动儿童是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我国公安部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将其定义为随父母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6-15岁儿童少年称为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家庭相比，流动儿童的家庭面临环境适应、工作稳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容易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心理不平衡、自卑和孤独感、自我纠正能力不强、身份认同危机等等[2]。
首先，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出现心理不平衡的现象。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根据地域的不同划分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城市、农村之间的隔阂，受此影响，赴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与城市人口同等的社会权利，比如養老、医疗、教育权利等等。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受父母户籍制度的影响，他们难以获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社会权利。流动人口子女在与城市居民子女对比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心理不平衡的心态，进而产生消极、嫉妒等负面情绪，长此以往，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正常成长。
其次，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出现自卑心和孤独感。流动人口难以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尽管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但是很难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流动人口受到歧视的现象时有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流动人口子女也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调查显示，城市学校中存在着教师、学生讨厌外来生的现象，极大伤害了流动人口子女的自尊心，进而产生自卑感。受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流动人口子女学习条件大多一般，学习压力较大，一旦成绩不好时，容易出现自卑情绪。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子女人际关系较差，难以适应陌生的学习环境，因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
第三，流动人口子女自我纠正能力不强。所谓的自我纠正能力指的是遇到挫折或者困难时的自我调整能力，拥有良好自我纠正能力的人，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但是对于部分流动人口子女来说，不公平待遇的出现会影响其自信心的建立，因此难以正常的与同学、老师进行沟通交流，也难以获得朋辈群体的支持。此外，当流动人口子女在面对学业方面的难题时，往往会失去自信心。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子女缺乏相应的挫折教育，当出现困难时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能力欠佳，如果不能及时的给与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消极懒散等问题。
第四，流动人口子女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本文说的身份认同既包括个人认同，也包括社会认同。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生活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城市的生活，因此缺少了父母身上的乡土文化。但是对于城市来说，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对于流动人口子女“贴标签”的现象屡见不鲜，歧视流动人口子女的现象常有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子女的童年难免会形成阴影，并且难以认清自我。
2. 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求
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求包括良好的自我调节、良好的亲子关系、朋辈群体和教师的认同以及社区归属感等，详细如下[3]。
首先，流动人口子女需要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环境，流动人口子女必须培养自身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当面对困境和压力时，能够有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通过自我纠正能力的提升，帮助自己更好的使用社会环境。比如，当面对同学的歧视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调节自己的心态，纠正因同学歧视带来的失落情绪。受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条件的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生活和学习时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因此提升自我调节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流动人口子女需要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其成长意义重大。但是，农民工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爱子女，此外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教育方式欠妥，因此在多种因素的限制下，赴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效果往往欠佳。家庭教育意识淡薄，与子女之间的互动缺乏，子女难以与父母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极大的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三，流动人口子女需要朋辈群体和教师的认同。部分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中能够发展出自我意识。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内心孤独，更渴望得到朋辈群体和老师的认同。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教师和同学的看法对于自身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子女希望通过得到朋辈群体和教师的认同进而融入到新的集体中。但是现实状况往往不尽如人意。
第四，流动人口子女需要一定的社区归属感。所谓的社区指的是特定地理区域内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社区内的人们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通常情况下，在良好的社区中，人际关系往往呈现出互帮互助的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支持，孩子也能健康的成长。但是对流动人口来说，在社区中居住时间不长，与社区内居民的生活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冲突，因此难以轻松的融入到社区环境中。流动人口子女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应该积极的参与社区活动，并逐步培养对社区的归属感。
3.社工介入分析
结合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情况以及心理诉求，下文从社工介入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几点改建策略[2-3]。
首先，从个案工作角度来看。有心理学家认为人具有通过自身的自然资源改变自己的能力。因此社工工作者在开展个案辅导的时候，应该深入挖掘案主的优势，利用其自身的优势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社工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的时候要善于倾听，并积极应用沟通技巧，减轻流动人口子女内心的冲突，最大程度上帮助这类人群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让他们得到朋辈群体以及社会的认可。
其次，从小组工作角度来看，在城市生活过程中，城市流动人口会遇到很多困难，将其组成小组进行干预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流动人口子女在小组内分享自己的经历，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对于社工工作人员来说，应该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通过有效的帮扶手段提升孩子们应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结合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实际特点，社工工作人员可以考虑在校内校外建立互助小组，增加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之间的了解。通过组内接触，打破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固有偏见，并帮助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可以看出，这种组内合作的方式能够达到互相帮助的目的。
第三，从社区工作角度开看，需要不断完善流动人口居住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文化建设的力度。从物质层次来说，社工工作人员应该结合社区实际情况，积极为流动人口子女争取相应的社会资源，最大程度上增加他们的社会福利。从精神层次来说，社工工作人员应该积极为流动人口子女创造良好的精神环境，采取多种手段增强流动人口子女与外界的互动交流，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活动中，提升社会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
4.结束语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社会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子女数量剧增，其心理健康和成长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子女文化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问题如城市融入度低、被歧视等仍然存在，不利于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社工工作人员来说，应该高度关注这一群体，在深刻认识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求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帮扶措施，充分挖掘流动人口子女的潜能，帮助其培养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提升朋辈群体、教师的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本文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实际需求，从社工介入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几点改进策略，旨在满足这类人群的心理需求，并帮助其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 梁谨恋. "全人、全家、全校"：学校社工嵌入之道——基于重庆BJ小学的项目实践[J]. 中国社会工作， 2019， 364(04)：40-41.
[2] 梁丽莹. 解决随迁子女心理问题的有效策略[J]. 当代家庭教育， 2019， 000(008)：6-7.
[3] 唐丹， 薛煜. 流动人口生育年齡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9， 41(02)：57-69.
作者：成嫣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