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人民时评范文

第一篇：月人民时评范文

2012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12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防治艾滋 有治无类

王 琦 2012年12月03日04:51 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在第二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由于社会歧视存在，有高危行为的人不主动寻求或不愿接受检测，导致我国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增加了传播的风险。这沉重的事实，令人难以释怀。

近半感染者未被发现，折射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率低下的严峻形势。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因手术输血感染病毒，却一直不敢正视病情。服用偏方之后，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竟然“自以为治愈”，如果不是后来因病就医期间被再次确认艾滋病感染，他恐怕还将继续自欺欺人下去。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感染者心理上背负的巨大社会压力。尽管多年来的知识普及始终提醒人们，艾滋病的感染渠道较多，不能把艾滋病感染跟吸毒、滥性、生活不检点画等号，但很多人一提及“艾滋病”，仍然难以摆脱恐惧、憎恶、歧视等负面情绪，存在这种心态的甚至不乏医务人员。就在不久前，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在手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求医屡遭拒绝，最终他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才得以接受手术。

医院尚且如此，艾滋病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可想而知。社会的歧视，让许多高危性行为者不愿接受病毒检测，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长期缺乏治疗和孤独，折磨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心。在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中有的人迫于生计从事着可能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职业，极个别人甚至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不惜以身试法，报复社会。 “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正如总书记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所强调的那样，防治艾滋，有治无类。不论艾滋病感染者是从什么渠道感染病毒的，他们都是弱者、是受害者，我们都不应该抛弃他们，对他们的歧视是社会的耻辱。艾滋病感染者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找到治疗的途径和合适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权益保护水平，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治疗的信心。这既是救治抚慰艾滋病感染者的需要，也是建设公平、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 在发达国家，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控疾病”，患者死亡率、母婴传染率都明显降低，大多数患者已能在药物的帮助下长期带病生活。取下有色眼镜，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艾滋病往往与贫困伴生，要让感染者得到有效的治疗，除了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外，还应该加强医疗救助，使贫困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防治艾滋病是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紧迫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只有如此，才能鼓舞起与艾滋病魔勇敢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康和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政务微博助推政务公开

李泓冰 2012年12月04日05:05 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有网友戏称，微博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或许在人民网12月3日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得到印证——政务公开借助微博打开一扇窗户，在传递信息、听取意见、解释民惑、快速辟谣方面陡然加速。

2012年，光是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在覆盖面、微博质量、应用水平、综合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数量突破6万，比去年同期净增4万多，增长率达231%。 去年，有些人还谈微博色变，觉得微博给谣言以可乘之机。然而，微博是一种网络传播新方式，民间能用，官方为什么不能用?传谣的人能用，辟谣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求证的人能用，证伪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无数事实证明，反应滞后、应变迟缓的地区或领域，才会发生谣言比真相跑得还快的“杯具”，遏制谣言的有效手段，就是及时、透明地传递真相。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了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以微博活跃度、传播力、引导力三项指标综合排名位居榜首的“上海发布”为例，它并非最早开通的省市级政府微博，但后来居上，有媒体甚至说，“‘上海发布’创造了政务微博的奇迹”。

“奇迹”缘何而来?其实不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此前，各地曾尝试过的“市长热线”、“市民信箱”，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政府微博不同，它与公众公开实时互动，回复的时效、质量与效果一目了然。“上海发布”的回应，很勤快、可亲、实用，它曾呼吁市民周末买卷心菜帮助菜农，获得热情响应后，又连连感谢市民支持;它也很“高端”，曾促成时任市委书记回复癌症临终患者家属的痛诉，“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由此推动了临终关怀事业的改进„„

正像一位领导同志说的那样，“政务公开说到底，是政府与公众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政民互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一次制度性安排”。政务微博给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彰、速度快、形象佳的渠道。

走向利益多元和观点多样的中国，如何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汲取正能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政务微博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改进执政方式插上了无形的翅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

马国英 2012年12月06日05:03 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除了评出法治人物或群体，还首次评出致敬媒体，“充满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成为本次评选一大看点。

微博在法治人物评选中获奖，说明在当前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时代，新兴媒体正成为提升法治思维、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许多法治新闻事件的信息源头，“表哥”、“房叔”、“不雅视频”，无不始自微博曝光，引发反腐行动;微博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直接互动的窗口，政务微博集群式发展，敞开了信息公开的门窗，给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路径。更有价值的是，在微博这个“观点广场”上，公众对复杂事件的围观，政府对网络热点的回应，本身就是法治意识、法治思维的培育过程。

当然，微博为法治建设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虚假信息泛滥，谣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发恐慌心理;失当爆料，恶意攻击，侵犯他人权益;买卖炮制“粉丝”，炒作话题，制造舆论压力„„对此有人诉苦：“在微博上没有办法讲道理，都是‘一边倒’、‘围剿式’的责难甚至谩骂，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反映出网络表达片面、非理性、情绪化的缺点。

面对微博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新挑战，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研究对策，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坚持以法治思维处理微博及相关的互联网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网意”和民意的关系。

“网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这部分民意有时显得不够理性、不够冷静，却也是客观存在。因此，面对方兴未艾的新兴媒体，面对澎湃汹涌、泥沙俱下的“网意”，因噎废食不是正确的态度。

对待“网意”体现的权利诉求，首先还是要尊重倾听。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网上舆论不能置若罔闻，而是要主动了解、客观认识，并通过网上舆情了解民情、检讨工作、解决问题。

对于数亿网民来说，应该珍爱新兴媒体这个信息集散、社交互动的崭新平台，以守法、文明的行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新闻链接】

12月4日晚，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湄公河案专案组、刑诉法专家陈卫东、“嫣然天使”负责人李亚鹏以及候鸟守望群体等入选。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评首次设立的“致敬媒体”。法治人物颁奖盛典由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承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解决生存困境是救助之本

郝 洪 2012年12月07日06:59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 河南郑州立交桥下“农民工之死”事件已过去一周，其死前是否得到有效救助的争论仍在持续。12月5日，郑州两家律师事务所向当地民政局寄送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能否求证出该事件真相，尚难确定。至少，从当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应里，我们还看不到对该事件的彻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访，民政局则以《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回应追问，并表示，“再说之前的事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对该事件的追问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关切。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它意味着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它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

积极的制度建设，是完善现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落实。桥下农民工，他们渴望就业，担心欠薪，节衣缩食，用微薄的报酬供子女读书，谋求更好的生路。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权益。

郑州“农民工之死”事件发生后，不少民间公益团体自发组织，购买棉衣棉被，为寒夜里仍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们送去温暖。被爱心包围的农民工心存感激，不过，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活儿干、能挣钱”。郑州一位农民工请求记者将他的手机号登到报纸上，为的是“找活儿容易点”。还有些农民工们，宁愿四处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选择有工棚住的活儿，担心辛苦劳作的薪资被拖欠。

我们需要为这些无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会救助，更需要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近年来，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改革开启了城乡平权之路，但落实到具体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覆盖上，城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国庆前夕，全国首家农民工博物馆在广州对外开放，向那些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农民工致敬。建立一个博物馆、留存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历史固然好，但是，“农民工”一词还远没有到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是现实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汽车疾驰过的立交桥底下，在地铁出入口避风处，在繁华商场门厅的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城市时刻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温度和力度;而城市，将给予他们怎样温暖的回报?

用阳光慈善驱散公众疑云(人民时评)

王石川 2012年12月11日06:05 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由迟福林、俞可平、白岩松等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负责项目监督、经费监督、活动监督等，并向社会公布监督、审查结果。

在这个小鼠标能绊倒大“硕鼠”的时代，公众监督意愿空前热烈，监督能力日益提升，“开门接受捐款、关门使用捐款”注定行不通。“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不仅募捐善款减少，机构声誉也受到影响。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既体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也是对民意的友善呼应。这些社会监督委员，既有良好口碑，又有深厚专业背景。公众对此事的积极反应也说明，当这些名人把自身形象与中国红十字会“绑”在一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改善、甚而助推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会更为乐观。

从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会”的果决表态，再到今时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正通过一步步的制度安排，重塑公信力。当然，从现实反馈看，这种努力离公众满意尚有差距。若想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可度，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接受公众监督，比如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发力。

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对慈善机构而言，公开透明是无法回避的选项。没有公开透明，公众监督就是虚妄之谈;没有公开透明，就为腐败埋下伏笔。公开透明，不是简单粗糙地晒账本，公众需要知道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具体流向，需要知道善款有没有发挥效用。公开透明，也不能止于晒善款，红会的开支情况如何、内部运行机制，有无灰色收入等等，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

红十字会其实还可展示更开放的姿态，推出更务实的举措。比如，不仅要晒账单，还要邀请专业的机构审核账单。香港红十字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确保专款专用，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结果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无独有偶，中国的壹基金也主动邀请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

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力，拥有公信力才有未来。监督的阳光照进慈善机构的各个角落，才能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慈善事业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

李泓冰 2012年12月12日05:44 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总书记广东调研，在深圳深情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意味深长的举动，让人不由想起20年前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平同志南方视察。

隔着20年时空，两位领导人都在郑重地强调同一个响亮的词——改革。和20年前一样，这个充满魅力的字眼，再次让国人心头为之一暖，信心为之一振。

20年前，小平视察南方之际，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抉择。能否重建改革共识、重聚改革底气，改革开放的路应该怎样走，成了人们思考的严峻课题。就在中国需要再进一步的历史时刻，小平同志以一席举重若轻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辉煌大幕，中国人蛰伏已久的生产力火山般迸发，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小平同志曾极具前瞻性地预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绝不能低估今后的风险和挑战。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积累叠加，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新课题。当此之际，尤其需要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打造民众的安全感、温暖感，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正因如此，总书记反复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正因如此，李克强副总理疾呼“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必须承担历史责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深化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顶层推动”。十八大报告以三个“更加注重”来强调从制度性建设层面稳步推进改革，即“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新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倡导改革。新的“八项规定”破除领导特权，中央领导集体从具体事情入手，开启了转作风、正党风的新努力。不封路、不清道，习近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与百姓同行，赢来一片称赞。

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在中国走向利益分化和观点多元的背景下，执政党敢于倾听、正视并回应“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汲取正能量，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以推动和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沿着20年前小平走过的道路，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拿什么迎接“速成汽车社会”

范正伟 2012年12月13日05:49 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不让路，将受罚。北京卫生局日前称，北京市拟为急救立法，保障急救车的道路优先权。如急救车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社会车辆故意拒不让行的将受到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对北京那位50岁的女性伤者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规定。12月7日，该女士遭到罐车碾轧后，被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一路几乎没有车辆让行，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最终伤者没能坚持到医院。

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起。除了扼腕逝去的生命，指责车主的麻木不仁，抱怨北京的道路拥堵，我们还应该检讨什么?

事件发生后，有网站调查“你会为救护车主动避让吗?”95%的网友说“会”。但为什么到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有其他原因?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开车与不开车状态很不一样。平时很温和的一个人，一开车就耐心渐失、脾气见长，前车开得慢点，会焦躁不安;遇到堵车，很容易抓狂;碰到加塞儿的，脏话也会脱口而出。想要这样的“路怒族”主动让路，恐确有点难度。

所谓“内外有别”。开车时，封闭的钢铁躯壳，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孤岛。车流滚滚的马路，是比“陌生人社会”还陌生的社会。如果没有道德法律约束，“丛林法则”难免盛行，短期行为不可避免。方便自己不管他人，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诸如抢道、开远光灯、随意停车，也会被“去道德化”。

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车辆井喷增长，道路日益拥堵。对车主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用“车德”去弥补不足，而非恶化本已脆弱的路况。对有关部门而言，同样要与新问题赛跑，确保制度供给跟上时代脚步。

有人对网上“实拍德国千余辆车自觉给急救车让道”的场面感到震撼，却不知道文明背后的“德国规则”：碰到急救车鸣笛，“左车道的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如果哪位司机不让道，轻者罚款、重者坐牢。其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类似规定：遇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应当让行”。但究竟怎么让行?让行违章了怎么办?不让行又会怎样?许多人不清楚。不仅如此，前几天还曝出这样的新闻：兰州一名120急救车司机，竟然违规使用急救车去陪女朋友看演唱会!

有时候，人们麻木的背后，不一定是冷血，还可能因为陌生，因为缺乏信任。

还是在前几天，一名男子在北京地铁站台上晕厥，在列车进站时掉下站台，千钧一发之际，站台上数百人集体高喊“停车”，还有人不顾安危挥手叫停。最后，列车急停，男子获救。在一个速成的汽车社会里，如何让人们的爱心放飞车外，如何涵养中国社会的汽车文化，值得深长思之。

从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到今天的车轮上国家，中国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了欧美几代人的梦想。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从源头着手遏制“奢侈冲动”(人民时评)

郝洪 2012年12月14日05:37 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1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禁令再掀整治“奢侈会风”高潮。包括严禁借开会之机公费旅游，严禁在高档酒店召开会议，严格控制研讨会、论坛、庆祝会等，句句切中时弊。

这一禁令既是对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积极落实，也是对前不久芜湖“奢侈会议”事件的后续回应。此前，媒体曝光了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检法部门在黄山景区五星级酒店开会，入住近500元一天的房间，餐价每桌千元以上。事件发生后，芜湖相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责成相关责任人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会议所有费用由参会人员个人承担。

“奢侈会风”是社会潜规则之一。组织去风景名胜地、高档宾馆开会，是一些部门、行业的福利，也是不少企业、机构公关的手段。正因此，许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的开会地点和方式越发高档、奢侈。殊不知，这种会风极易腐蚀人——不用花自己的钱四处出游、住五星级酒店，酒桌间的推杯换盏，娱乐场上的沉醉贪欢，不但冲淡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助长了骄奢淫逸，腐蚀着公权力的公信力。

今年4月，延安“公务员集体港澳公费旅游却谎称开会”的荒唐事件也是如此。报道说，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其中10人集体去香港、澳门旅游，该局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就举行过了。

早在30年前，国务院就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1998年，中办和国办也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时至今日，“开会旅游”仍然盛行，以至于，举办政府会议和公务接待成了风景旅游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为拉动地方GDP贡献重大。

医治“奢侈会风”沉疴痼疾，需要严肃查办顶风而上的典型，需要阳光监督。阳光之下，才有河清海晏、官清民安。一些部门之所以会风奢侈，就在于手里有钱，花钱随便。当政府预算和三公经费等信息彻底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类似假会议之名行部门福利和公关之实的“奢侈会风”才会有所收敛。

日前，北京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报告显示，中央政府42个部门中仅有23个在信息公开测评中达到及格分60分以上，有近半中央部门行政透明度不及格。这意味“三公”等信息公开，距公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校园伤害案须“双向归因”

金苍 2012年12月17日04:56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无论远或是近，这样的消息都让人心痛。美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0个孩子和8名成人遇难;河南光山县的校园伤害事件中，22个孩子被砍伤。

尽管事实还不够清晰，但这两起事件都是极端心理刺激之下的反社会伤害行为。从媒体报道看来，美国的惨案制造者，饱受人格障碍困扰;而河南的施暴者，则有20年癫痫病史，并逐渐呈现暴力倾向。

正如现代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所言，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很多，绝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在审视具体个案时，既需要有“内归因”：犯罪者的人格、动机、情绪等;也需有“外归因”,即事件的社会背景。

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归因，我们可撇开不论。需要思考的是，河南的校园伤害案中，为何300多个孩子生活其中的校园无人看守?为何有社会危害的疑似精神病人能“经常出去乱跑”?而当地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是教育局人员在办公室玩游戏、有关领导质疑记者“讨论这有啥意义”，都折射出这起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

22个受伤的孩子，暴露社会管理盲点。而每一个盲点，都可能成为吞噬生命的陷阱。消除这些盲点，需要更为精细、科学的管理方法，也需要更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归因是必要的。但如果把一切推给社会，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偏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社会型人格”的人存在，这不是随人的意愿可以改变的。

过度的社会归因，会让更多人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社会。归因的“折扣原则”是，存在多个原因时，单个原因与结果的逻辑联系会被弱化。反过来说，弱化某些原因，必然强化其他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示范效应，给恶性犯罪以“逼上梁山”的心理错觉。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既需从大处着眼，形成更完善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也需从中观着手，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排查与疏导心理问题、进行精神卫生启蒙。更需在小处落实，看看身边是否有情绪或精神异常者，需要更多善意的帮助和微笑。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人的心理完善中，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 心香一瓣，祈福孩子们，这些世上最娇艳的花朵。唯愿在你我的共同努力中，12月14日，网友命名的“世界儿童悲伤日”，不再重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

叶琦 2012年12月18日04:40 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

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思路决定中国未来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大战略”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制造需求”。不仅是人口进入城镇后的消费需求，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这是巨大的“累积效应”。有经济学家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培育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不过，数字背后有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

一系列新闻事件，也佐证着这样的数字。从郑州到大连，连续发生农民工在城市中冻死的事件;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不时引发争端„„城镇化，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低质量的城镇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配套。从土地制度到户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让高速经济增长之下自发的城镇化，成为一种稍有些跛脚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着广阔空间。不过，未来城镇化的跃升，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应是质的变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应该“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能完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结构的户籍坚冰，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资源市场;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也能为进一步的城镇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 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认的是，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险滩需要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城镇化的推进，或可成为一个突破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一端一窝”的警示

李浩燃 2012年12月19日04:14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须以制度破除利益共同体

近日，河南许昌东城区征地办、动迁中心60余名工作人员的腐败窝案曝光，引来广泛关注。

一端一窝，虚造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助人编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收受贿赂，许昌拆迁领域两个科级单位的团伙作案，让人发问：他们的胆子何以如此大?干部之间的内部监督缘何失效?公民、舆论、法制等外部监督为什么没能及时介入?“一窝”腐败的曝光，再次凸显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湖南耒阳矿征办窝案、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广东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近年来，团伙腐败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这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

与个体腐败案相比，团伙腐败显然性质更恶劣、社会危害更严重，应当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在许昌这起团伙腐败案中，不仅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甚至官员与被拆迁的村民之间也达成罕见默契，衍生出集体贪腐的利益链。表面上看，人人得好处，仿佛利益最大化了;仔细推究，少部分人发了拆迁补偿财，公共利益却在无形中蒸发。这笔账，怎么算? 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集体贪腐便有了可乘之机。集体掩护、集体失声、集体串供，部门内部风险共担，成员之间拧成一股绳，如同蚂蚱一样被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外部监督形同虚设，也让利益共同体“内部安全”的心理机制被强化。以此案为例，如果拆迁过程中要拍照、录像的规定能执行，审计、监察的力量能加强，这一窝腐败，恐怕也难以发酵、成形了。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当“公共利益部门化、集体利益个人化”，部门成员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让一些本想保持干净的人担心在单位内部被逆向淘汰，被迫“打湿了鞋子”。正如当事人所说，“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而“一起捞过钱”，更能形成攻守同盟，扩大腐败范围，演出“一抓一串、一端一窝”的剧情。 防范腐败传染病、慢性病，不能仅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更须从法律制度给以警醒：反腐利剑高悬，无论腐败个案还是窝案，“伸手必被捉”。完善管理制度，保证决策制定、落实执行、考核审计、监督反馈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开，用阳光照亮暗角。增加监督话语权，动员公众并创造可行形式让其参与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才能破除内部利益共同体。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时刻警醒我们，筑牢反腐的防线，必须堵住腐败利益源、斩断腐败利益链，让各项制度真正管得住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鸡吃药，人有权知道

张铁 2012年12月20日08:29 鸡肉的“信息不对称”，提出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 近日，网文“一只鸡的生活意见”热传。根据中央电视台对速生鸡的报道，网友以第一人称重述这种鸡“悲催的一生”：从出生到出栏，只要40多天，基本不睡觉;鸡舍环境肮脏，除了饲料外还要吃20多种药品，其中大多是抗生素。

按照畜牧专家的说法，“速生”并非那么可怕。现代化育种技术、高水准饲养管理、全面均衡的饲料营养„„随着养殖水平的提高，那些过去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从科学角度讲是可以实现的。所以，40天生长期是否太短、能否使用药物或许可以存而不论。对于“一只鸡的一生”，更应关注的是毫无节制地投食药品，甚至是违禁药品。在电视画面中，我们能看到一些鸡场使用了“盐酸金刚烷胺”等禁用兽药，而地塞米松则是激素类药物，可以让鸡多吃饲料。

加强对畜牧生产的监管，已经是个老话题，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不断被放到台面上讨论。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实行规模化生产，对鸡场的监管并不复杂。通过录像监控、突击检查、实地走访，都能发现问题。速生鸡事件中出现的编造养殖记录、花钱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暴露出的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失职。

鸡肉这类食品，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链条中，消费者处于最尾端，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时已经大大衰减。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光泽;靠嘴巴，只能尝到鲜度、口感。服用了禁药，鸡肉中残留的相关物质超标，消费者既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更多信息，只有通过“试错”来积累。但这一过程，存在风险，甚至是代价高昂。

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这叫“柠檬市场”。买方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情况，因而不互信，使得交易成本变大，最终导致市场萎缩和消失。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鸡场老板不会考虑消费者的想法，在监管缺失之时，会大胆使用违禁药品、超量投药以降低成本，整个市场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过程，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社会福利。

从信息的角度看，速生鸡事件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通过对全国43家地方政府网站的调研，发现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信息披露还不到七成。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各政府机构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快速、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建立持续动态的监督检测信息披露制度?这些都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必须回答的问题。

山东公布“速成鸡”调查结果

所涉企业被责令整改(新闻追踪)

据新华社济南12月19日电 (记者张志龙)山东19日晚间公布4地市“速成鸡”事件调查结果，责令所涉企业整改，并下发紧急通知规范兽药使用监管整治。

据19日晚间相关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平度市崔家集镇袁家庄养鸡场已被查封并取样检测，公安部门已对养殖场负责人进行传唤审查;高密市大牟家镇小迟家村养鸡场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滕州市官桥镇西郑庄养鸡场、盈泰集团颜楼养鸡场被证实分别于今年5月份、8月份停止养殖;六和平度屠宰场和盈泰集团屠宰厂已被责令停产整顿，原料和产品全部封存，并取样检测。对媒体报道涉及的其他问题，调查组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缓解打车难，政府应有为

李拯 2012年12月21日05:14 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

20日，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打车难成为普遍问题，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

为什么会出现“打车难”?宏观而言，出租车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拿北京来说，常住人口年年上涨，而出租车数量一直维持在6.7万辆上下，总体上供不应求，不出现“打车难”才怪。

供求失衡的背后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出租车数量并非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发出的经营牌照数量。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牌照的严格管控，导致了需求青云直上、供给原地踏步的总体失衡。

供求之间还存在“时间错位”。越是早晚高峰，越是难打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打车的人太多造成的。而事实是，很多司机在这个时间段拒绝拉活儿。在北京一些加油站，高峰时段故意“趴窝”的出租车常常排成长龙。高需求为何没能带动供给井喷?这反映出的，是出租车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政府部门审批、公司承包运作，这样的模式，本意是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特许经营费演变成价格不菲的“份儿钱”，辗转摊到了司机身上。加上油补增加远远跟不上油价上涨，运营价格无法随着市场稀缺而上涨，这些因素使得出租车行业“活难干，钱难挣”。到了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油耗上升，司机自然就没有了运营的动力。黑车横行、挑客拒载、恶劣天气打车难，很多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此。

可见，“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否应逐步放宽出租车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系到出租车的公司经营模式，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导致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打车难，下决心解决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财政“紧日子”要长期过

刘成友 2012年12月24日04:37 应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严控行政开支 刚刚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明年依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过紧日子”的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就提出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一些省份主动降低公用经费，减少“三公”支出。如果说，那时的“过紧日子”还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暂行之策，现在的“紧日子”则需从长计议，要做好长期过下去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 算大账，财政面临的“一减一增”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各级财政税收不同程度地减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个百分点。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下行，使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可能成为中长期现象，以往每年20%—30%的财政增速，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特别是改善民生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这方面只能增，不能减。财政吃紧可能成为常态，倒逼政府首先要“过紧日子”。

找问题，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让百姓意见纷纷。旁的不说，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就很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还有，每年审计报告披露的大量经济问题，年复一年得不到根除。预算不规范、审批“黑洞”多、支出不透明、投资欠科学等现象，蚕食着政府公信力。行政部门必须革除流弊、精打细算，善于“过紧日子”，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交待。

看形势，中央新近出台八项规定，是各级政府转变作风、降低行政成本的契机。这些富有针对性的“硬杠杠”，对于久难治愈的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是一剂良药。一级一级延伸下去、坚持下去，必然有利于减少“三公”支出、降低行政成本，避免奢侈败家，改进党风政风。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屡创新高局面的各级干部来说，“紧日子”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各级政府就要想方设法积极应对。

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财政应抓紧研究制定眼下可用、立马见效的紧缩开支的预案，更应该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而从长远来看，如何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自主权;如何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建立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都是过好“紧日子”无法回避的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电视问政不能止于眼球效应

詹 勇 2012年12月25日06:33

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

岁末年终，正是各级干部“交答卷”的时候。且不说工作好坏优劣，如何“交卷”本身也是一个看点。相比一些地方搞关门总结、自我表扬，日前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火热现场令人耳目一新。

暗访短片揭短亮丑、市民“考官”毫不客气地逼问、“应考”干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一幕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建起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

通过电视传媒打开大门吸引公众参与，又通过考评百姓意见大的问题提升关注度，这样的考试颇有创意。

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种种疑问，说明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剂猛药，但改作风、抓实干的治本良方还有待继续探索。高收视率、社会热议的“眼球效应”之下，虽然给干部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节目播出总有时间和频次的限制，面对复杂而漫长的现实工作，舆论压力难以持久，电视问政不可能包打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台上流汗、台下逍遥，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火爆背后加剧着“不曝光不干事、一曝光就解决”的路径依赖，老百姓就会越问越生气、越问越失望。电视问政的烦恼，在网络回应、领导接访等方面同样存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电视问政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在于拓宽参与渠道、创新监督方式，让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有了实现的平台。但是，监督不是一阵风，阳光更需要时时普照，如何走出短期的眼球效应，让倒逼压力可持续，检验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创新监督才能刷新政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电视问政的重要取向，就是不再自说自话、自我评价，而是把群众感受、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让老百姓来打分。加强群众监督，既要提供更多渠道，也要确保老百姓说话有分量。这次温州的电视问政，大胆地把“考分”与末位淘汰挂钩，直接影响乌纱帽，让一些干部备感压力。循此思路，如果进一步完善群众监督、社会评价机制，让民意在工作评比、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等方面取得更大权重，将会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更主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城门洞开等于教育公平吗

李泓冰 2012年12月26日05:06

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这组来自上海的数字颇让人吃惊：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重高达40%，且还在不断攀升。小学一二年级，非沪籍学生更超过一半。上海已实现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在沪就读的随迁子女达50万。这意味着，今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投入的470亿元，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已超百亿元。

很为上海及上海人的胸襟感动。

在同样的阳光下，这50万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与他们同龄的上海小囡同桌同学同游戏，同样享受沿海发达都市的优质教育。本来，他们极可能成为乡村中孤独无依的留守儿童，在亲情的饥渴中艰难成长。

这也是一个城市最大的善政之一。它为来自乡村的孩子带来了亲情、优质教育与城市的善意，正在温暖50万颗幼小的心灵以及他们未来的人生，也温暖着同龄城市儿童未来生存环境的稳定安宁。

然而，和谐下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城门一旦洞开，会不会掩盖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教育不公?

50万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给上海基础教育带来沉重压力。从前是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随迁就读;现在不少人是为了孩子得到城市优质教育，跟随孩子来城里找工作。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当50万变成100万甚至更多，优质教育还能否继续优质?洞开的城门是否不得不重新关闭?会不会激起更多关于不公平的抱怨?

城市化浪潮正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往高处走，人们争先恐后涌入大城市，是因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更有秩序的社会甚至是更有尊严的生命。而在渐次空心化的乡村，在凋敝的小城镇，这些却显得珍稀而奢侈。

应该鼓励城市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同时也应意识到，变相鼓励乡村儿童涌入城市接受教育，并不等于真正的教育公平，更不等于公共资源的阳光公平普照。相比全国约5000万的留守儿童以及更多的乡村孩子来说，50万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落实责任，为校车护航

王石川 2012年12月27日04:59

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

12月24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有17人的7座面包车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死亡。目前，贵溪市政府副市长等12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检查。

从刑拘肇事司机到关闭幼儿园，从赔偿遇难幼儿家属48万元到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积极善后，体现了不苟且、不回避、不姑息的诚意与决心。只是，那11名溺毙在冰冷河水的孩子看不到这一幕，他们还没来得及绽放的人生，再也无法指向美好未来。

问责，才能告慰死难儿童;反思，才能遏制悲剧。如果早一点关闭幼儿园，早一点查处超载校车，悲剧或可避免。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校车悲剧，不难找出它们的共性：校车不达标、超载、超速„„因校车事故频发而催生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于今年4月正式施行，该条例对校车已经出现的问题、可能存在的软肋都有所着墨，可仍然无法阻拦一些校车驶向死亡终点，原因在哪里?

发现病灶容易，开出药方也容易，但是，现实中，偏偏有人不照方抓药，甚至干脆把药方扔在一边，钝感如此，悲剧能不重演?而反思这起校车事故，除了看到灰色监管，还应该看到，在一些僻远乡镇，对不少孩子来说，无论优质校车还是正规幼儿园，都还是梦想。比如，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关闭幼儿园，是因为一旦关闭，这些孩子将无园可上;而这辆寒酸的面包车，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车，而是园长用来接送孩子的“私家车”，质量没保证在所难免。

根据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公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56.6%。多达近半数适龄孩子无法入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严峻命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500亿元的财政投入，也许无法保证所有适龄幼儿都有园可上，但重视和发展学前教育的思路却值得关注。

如今，我们正阔步走在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路上，但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为弥补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就需要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世人吁盼已久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今年已然实现，教育大投入的阳光也应该照进学前教育。这样，上不起、上不了幼儿园的孩子也就能更好地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暖意、公共政策的善意。 因此，遏制校车悲剧，不能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为校车护航，就是为生命护航;保证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就是播种美好未来。惟愿开往春天的校车，能够载着孩子走上安全而明媚的希望之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风难改更须改

刘成友 2012年12月28日05:10

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中宣部就改进文风作如此具体的要求，并不多见;内容之细致、实在，让人们眼前一亮，精神一振。

中央改文风的倡导，由来已久。70年前，毛泽东就借延安整风提出整顿学风、改进文风。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批评了假、长、空的文风，提倡短、实、新，让人印象深刻。问题是，我们从小就学习《反对党八股》的名篇，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做了“八股文”的奴隶。一些僵硬刻板的报道，连媒体人自己都不爱看，甚至有“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自嘲。由此可见，改进文风殊为不易。

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改进文风，为啥这么难?

思想上不够重视，改文风就难。以为文风是形式，是外在的花架子，新闻报道讲客观，只要把事情陈述出来，把过程说清楚，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吸引读者，都不重要。岂不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衣着打扮、“穿适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都是气质的外在体现。

对新闻规律尊重不够，改文风就落不到实处。没有时时“在路上”的状态，难有鲜活生动的素材和发现;没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创新表达，难有冲击力和影响力。采访手段再现代化，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自说自话，就会忽视受众需要和感受。党报党刊首先是媒体，不是工作简报或表扬栏，工作性和新闻性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没有长效机制，改文风就会成为一阵风。倡导改文风，善始易善终难。必须辅以制度和规范，才能抵御惰性和积习。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次中宣部要求各级党报党刊制定具体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把改进文风的要求体现到稿件使用、业务考核、业绩评价、评奖表彰中，确实是打到了点子上。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除，改文风就容易成为空谈。文风是作风的体现。政风不改，官气不除，文风就难改。群众热切盼望中央八项规定，能成为改进党风政风的契机，从根本上推动改文风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党报党刊来说，传统优势不是因循守旧的理由，宣传引导不是不求创新的借口。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诚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说：作风不是“风”，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坚持，一种养成，一种素质。当每个个体的自觉努力汇聚成一股洪流，必然会吹起一股清爽质朴的新风，拓展出一片改革创新的天地。

多问些群众的“恼火事”(人民时评)

范正伟 2012年12月31日05:49 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

提问是一门艺术。许多时候，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往往决定着回答内容。换句话说，想听什么回答，就会有什么提问。

日前，在湖北恩施冒雪走访村民时，李克强副总理一句“有什么恼火事”，引发了村民“吐槽”，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走访考察，如何问出真问题、怎样沟通真感情?这种提问方式，颇有启示意味。

“有什么恼火事”?它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打破了“一团和气”的对话惯性，改变了“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思维。谈成绩还是看问题?听套话还是要诤言?岁末年终，对走访基层、嘘寒问暖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展示好的一面给人看，本是人之常情。这些年来，为迎接上级考察，少数地方严密部署，对地点“精挑细选”、对人员“重重把关”，有的还准备“脚本台词”，进行“指导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群众会道实情、吐真言。当展示成了演示，汇报成了“表演”，就少了许多坦率和真诚，也让“人情”变了味，越了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上级想多看成绩，基层的粉饰雕琢自然会多一些;如果上级想知道群众“有什么恼火事”，想看看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下级求真务实的风气则会浓一些。因此，去基层看什么、问什么，既体现着执政理念，也关系到作风导向。

我们历来强调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客观地总结成绩、看待成就，有助于鼓舞干劲、坚定信心。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治理，要避免用总量掩盖平均、用平均掩盖差距，就必须在宏观之外，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在成就之外，多看看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对问题矛盾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仅会贻误消除弊端的时机，还会使问题难上加难、风险越积越多。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只有善于引导群众说大实话、提真问题，勇于到群众意见大、怨声多的地方去，才能真正做到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计于民知虚实，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意愿，赢得群众发自心底的拥戴，筑牢改革发展稳定的根基。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问题，只有当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如何提，考验着态度能力;这个“条件”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求真务实。

第二篇：2013年3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3月1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媒体应有怎样的“两会态度”

如实反映代表委员的评价，包括表扬、批评和建议，不能搞一边倒，这才是负责任的媒体态度

进入3月，5000余位代表委员将陆续赴京，2013年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大幕。

每年两会，也是媒体的一场“新闻大战”。今年，国内外各路媒体3000多名记者将参加两会报道。媒体报道是对两会的传播，责任重大。如果说两会是体现中国开放、透明的平台，新闻报道则是展现两会的窗口。及时充分、准确生动的媒体报道，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进公众对重大政治活动的了解和参与，从而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媒体如何能够以更成熟、更积极的姿态应对两会这场大考，在参与上有更多进步，这是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

两会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记者带着赶庙会、看热闹，甚至是追明星的心态来采访，即使写出报道，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报道两会，应该全面、客观、准确、负责、理性，而不应该像探照灯一样照到哪里算哪里，更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而只将镜头对准个别话题和明星人物。

两会的新闻矿藏，大多不是露天矿。很多新闻报道，需要俯下身、沉下心去更好挖掘。记者应当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委员，充分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两会报道中，选好采访对象、取好采访角度，挖掘不同的声音、独特的观点，这是对记者的一次考验。只有冷静观察，才有可能发现各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

如实报道两会审议、讨论情况，公开代表委员所提交的各种议案提案，以及对这些议案提案的审议、办理和答复，是媒体必有也应有的“两会内容”。也要看到，政府工作和法院检察院工作，即使做得再好，也还有不足之处，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作为媒体，应该如实反映代表委员的评价，包括表扬、批评和建议，不能一边倒，有的详细报道、有的一笔带过。

两会报道还有一个如何创新的课题。如何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提高两会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亲和力，满足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如何创新两会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形成多媒体、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态势?只有更加讲究报道视角、报道手法的变化，更加追求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好地传播两会，完成媒体应有的使命。

作为一个庞大的“新闻场”，两会对媒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传播重大事件、解读热点话题的同时，通过两会报道展示媒体自身的素质，使两会报道既产生强大的新闻效应，又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共识，积攒下未来中国前行的正能量，这是媒体的“两会共识”所在，更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所系。

3月18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更多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个春天，从两会会场到街头巷尾，“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话题。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昨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国梦为主题，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话语铿锵，掌声雷动。这掌声，不只响起在人民大会堂，也激荡在13亿人的心里。

“中国梦”何以在国人心中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拨动了大家的心弦，道出了共同的心声。去年底，习近平深情阐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句“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抓住了“家国梦”这个最大公约数。而这一次的三个“共同享有”，更激发起人们实现梦想的无限期待。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改革开放，释放出人们追逐梦想的巨大能量。亿万农民工为“城市梦”打拼，推动了城镇化的时代进程;无数创业者为“财富梦”奔走，激发出市场经济的无限活力。无数“出彩”的人生，撑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想时代。“小巨人”姚明因此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有梦想就有方向，有机会就有舞台，有奋斗才有未来，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一切才皆有可能。公平分配是保障房的“生命线”、让“拉杆箱一代”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防止“择校热”损害教育公平……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深化改革的呼唤，与“梦想之声”形成交响。它所折射出的，正是党和政府通过“天下为公”的制度安排，为梦想护航的不懈努力。

“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从梦想与公平的角度看，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可谓充满担当。从构建网底不破的民生保障网，到打造公正“一杆秤”;从破解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到“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的决心，所思所虑，实实在在，彰显了维护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

梦想不会自动实现，机会也不会自动到来。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改进作风反对特权，异地高考改革破冰试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向深入，新农合大病医保扩容，推进依法治国“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登记门槛……教育、医疗、司法、市场，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梦想之火。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它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想汇聚而成。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社会运行，珍视每一个梦想、呵护每一次努力，让更多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3亿人组成的，将是力量磅礴、不可战胜的“梦之队”。

3月19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摘牌只是“铁路改革”的开始

真正成为市场主体，铁路系统政企分开的正向效应才会完全体现出来，摘牌不是结束，而只代表开始

3月17日，北京复兴路10号门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牌子被撤下，换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新牌。与过去铺就的历史长轨告别，铁路系统驶入新的发展轨道。

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也是充满挑战的一步。铁道部拆分，是铁路实行政企分开的必然要求。过去，政企合一的机制弊病，导致市场职能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削弱了铁路资源的合理配置;对行政职能的过于倚重，还妨碍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建立;由于职能错位、权界不清，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经营职责往往转由政府承担，从而增加了经营的风险性。消解这些结构性弊端，就必须实施政企分开这样的大手术。

铁道部摘牌，只是在政府架构层面消除了政企分开的屏障，让“政的归政，企的归企”。但政企分开，却不仅是摘牌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既涉及“政”能否克服过度干预的冲动，管住“看得见的手”;也包括“企”能否转变经营思路，建不建得起现代企业制度，形不形得成良性市场竞争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摘牌不是结束，而只代表开始。

由于历史原因，铁路系统的政企粘合度较强。因此，实现政企真正分开的挑战，也相对较大。这也可以从铁道部拆分方案公布后，社会各界的一些担心中反映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2.66万亿元的债务由铁路总公司继承后，是否会因为企业拥有了自主经营权而导致火车票价上涨?又如，原来铁路部门的贷款和发行的债券，实际上由政府信用担保，改制后信用是否会下降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是，铁路总公司是否会自然发展成为又一个超级国企，从而导致原有的行政垄断格局在事实上延续?

这些担心，折射出了社会对铁路政企分开含金量的较真。这本身，就是铁路系统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关键所在。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没有成本。应该如何支付改革成本，要看谁是责任主体。铁路系统原有的公共服务性，作为政府职责，其转型期间的成本理应由政府支付。对指令性、公益性运输任务，以适当形式加以补贴，这既是政府的承诺，也是社会的期盼。此外，铁路系统的战略性地位，也要求政策层面对于其融资需求实行一定程度的倾斜。

不过，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还需要通过铁路部门的主动变革去实现。一方面，应通过产权明晰、治理结构调整、企业文化再造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提升市场理念和服务意识，让新组建的铁路总公司“脱胎换骨”，成为市场经济中真正的法人主体。另一方面，需要真正引入社会资金。引入社会资金，提了十多年，但效果不彰，原因是社会资金进来后往往难以享受平等待遇。向社会资金放开，既需要降低门槛，更需要赋予“外来者”与“血缘关系者”同等地位。

这样的市场主体形成了，铁路系统政企分开的正向效应才会完全体现出来，社会的担心也才会随之消失。作为过去的“铁老大”，铁路部门理应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从变革中获得重生。 3月20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3月21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靠“愧疚”管不住吃喝的嘴 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公款吃喝，百姓反感，干部怎么看?最近，《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到愧疚。联想起此前有干部抱怨“一天陪洗八次澡”、感慨“做梦都想喝小米汤”，这一数据折射的干部心态更耐人寻味。

可能有人会说，一边享受公款接待，通体舒泰，一边感到愧疚，良心不安，是不是有点矫情?其实，不必如此苛责。心怀愧疚，起码说明这些干部心里有是非标准、荣辱界限，对奢靡之风是有评判的。

当然，不管有没有愧疚，在公务接待上都不能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愧疚是不可期待的，也是靠不住的，更何况现实中不少人不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欣然受之。比如，媒体曝光，今年1月初广东省阳江市数十名中小学校长，分别到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公费“考察交流”。面对质疑，有关部门竟然以中央八项规定文件“来得慢”为托词。说到底，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日前，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其中包括用公款大吃大喝，也包括以开会名义公款旅游，还包括滥发福利等等，都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消息传出，舆论普遍好评。就在前不久，有全国政协委员还表示，要防止“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的一阵风现象。中央纪委的通报表明，转作风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动真格、见真招。如果将通报监督制度化，就会形成更强大的震慑效应，减少走形式、搞变通的现象。 赏罚分明，才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现实中，“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怪象，反映了一些干部“吃吃喝喝不犯法，只要不往兜里拿”的认识误区，更暴露了违规成本低的现实问题。正如调查显示，逾八成的受访干部认为“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的可能性”较小。如果公款吃喝近乎零风险，必然引来更多的人效仿，把公务吃喝当成一种心安理得、不吃白不吃的惯性。

清除这种惯性，除了加强个案监管，还应看到铺张习气的形成，与不良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把接待当成“生产力”，“不宴请、不迎送，心里不踏实”，“四菜一汤，项目泡汤”。这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印证——多数受访干部对于公务接待给自己带来的“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得到更多升迁机会”，比“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羡慕”更感兴趣。

这就说明，要管住奢靡之风，除了加大惩处力度、曝光强度，还需从清理灰色官场文化、净化政治生态入手。通过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等，使干部看到，成绩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招待出来的;升迁要靠真本事，而不是靠利益输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玩乐的需求与冲动。

治奢靡、倡勤俭，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但这也是一场持久战。好比钉钉子，不奢望一下子到位，不追求一锤子就钉得牢，重在稳打稳扎、步步推进，常给力、不卸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如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可期。 3月25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下水道吃人”叩问治本思维

治理下水道问题，需要全社会凝聚治本的合力

又一起“下水道吃人”的悲剧发生了。22日的暴雨夜，女大学生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下落不明。事发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市政、街道办事处等均派人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将聚光灯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网友纷纷祈祷落井者能奇迹般生还。

伤感、愤怒、期望之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部门来管井盖?为什么大雨就能冲开井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九龙治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不够、整治不力，而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真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会诊”，却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为井”;城市道路拥堵，车辆限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管控，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交通规划、城市布局。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都成了正式编制。而一提到治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出了状况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缓下来后，治本又被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靓丽，地下炎症不断，靠的是擦粉装头面，直到拖得转成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肾。

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少治本的思维，原因何在?为官一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长远，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造成了一种短视的政绩观：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人命才能高度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调出动，上面检查才能突击应对。

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中国大趋势》中提到，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下水道问题，单靠指令或是单靠民意都无法根除。上级政府部门首先必须改变问标不问本的政绩考核办法。有不少市长，因为大水淹死人而被问责，却没有哪一位市长，因为水漫城区而请辞。下水道等平时看不见的民生工程也应该严格纳入考核范围，通过立法或行政界定直径和深度等具体标准，确立阶段性目标，达不到就要问责。这就能够迫使城市管理者重新评估治本的价值。

同时，民众也需要为治本提供动力。惋惜消失在下水道的女孩，更要持续关注本城市的下水道改进，经常出谋划策、时刻监督政府的进展，当然也包括承担升级改建下水道带来的成本。

治本，难度总是会远远超过治标。无论对于管理部门还是民众，都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斗争、局部调整和整体调整的博弈。提升治本动力，需要全社会思维的共同更新。 3月26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堵住裸官的“贪腐漏斗”

“裸官”已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需适当加以限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

继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申言“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后，地方也强力跟进。近日，广州市纪委决定，今年将对这种所谓“裸官”加大监督力度。

“裸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指亲属移居国外的官员。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对公职人员提出政治忠诚方面的要求，是现代行政体系的共识，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也是对“裸官”实行特殊监管的依据。

客观说，“裸官”确实面临较大的贪腐诱惑和贪腐空间。家属在国外，转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后，一走了之只需“一张机票、一本护照”，也更无后顾之忧。何况，要“努力赚钱”才能支撑家属在海外的生活，这也滋长了腐败意愿。“裸官”已经在事实上形成“漏斗效应”，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

虽然“裸官”一词始自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但“先裸再逃”模式，却是很多贪腐者共同的选择：福建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纪检机关约谈后留下“我已经远走高飞”字条遁逃，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率团考察法国时突发“腰突”滞留不归……有人形象地将此总结为“三部曲”：和尚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方丈也走了(贪官外逃)。一个“裸”字，尽涵其事。

从这个角度看，“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裸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下裸官”——那些我们不掌握情况、缺少监督的“裸官”。诱惑越大、风险越小，铤而走险的比例就越高，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事之常理。监督视野之外的“裸官”，相当于处身无人看管的果园，渴了饿了馋了，难免会伸手摘果子。

正因此，要监管“裸官”，首先要弄清谁是“裸官”。报告个人事项执行已久，对于组织，领导干部可谓“已裸”。然而，还需从报告出发，走出实质一步。梳理上报信息，准确监督核实，及时找到“裸官”，是制度起作用的发力点。广州以15%的比例抽查申报信息的措施也昭示，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并合理公开，必能进一步激发制度效力。

弄清谁是“裸官”后，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适当加以限制，有效防止“裸官”变“逃官”。深圳曾规定“裸官”不得任正职，东莞今年更进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员，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举措。说到底，断其利、增其险，既是对公信力的维护，也是对“裸官”本身的保护。

加大反腐力度，是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定决心。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资源，这是促成中国进一步前行的“反腐红利”。“裸官”只是一个反腐切口，更多更艰难的战役，还期待我们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攻坚到底。

3月27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打掉苹果“无与伦比”的傲慢

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

苹果公司在中国，一直是以励志片面目出现的，乔布斯的传奇恨不得成了创新的楷模。近些日子，这部苹果励志片忽然有演变成烂片的趋势：无视中国消费者、售后服务分三六九等、涉嫌偷税漏税、被抓到错处还死不认账……甚至还好意思自我称许“为消费者提供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中国有句古话，桔逾淮而为枳。据说，苹果在美国本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不敢太傲慢，何以跑到中国，就“无与伦比”地耀武扬威了呢?

按理说，中国市场应该是苹果的“金主”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市场在支撑着苹果的骄人业绩。有报告显示，中国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上一季度，包括零售在内，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达73亿美元;在苹果公司去年12月份的收入增长中，中国占34%，比美国本土还高。那么，西方这枚苹果，对自己东方的衣食父母倨傲的本钱在哪里呢?

一方面，或有西方人传统的优越感在作祟：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古国，咱拿高科技侍候着，您还指望和咱享受同样的售后?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也让这枚“苹果”变得疯狂，如果得罪了中国消费者，没有任何风险，还会减少成本，人家何乐而不为呢?

还不光是“苹果”，中国的消费者在面对那些西方所谓名企耍大牌时，经常会有一种无力感。仿佛他们进入中国就成了天然的规则制定者，充分享受“店大欺客”的特权。而我们的工人或消费者只能隐忍其轻慢，毫无还手之力。那些曾经被我们推崇的源自西方的市场诚信原则，对消费者的善意，以及顾客受损的巨额赔偿之类广为流传的传奇，换个地方，何以就突然变脸了呢?一些曾经嘲笑中国诚信匮乏的西方大牌，它们自己的“诚信”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关键在于，中国消费者的靠山何在?我们有没有对付苹果之流的利器?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企业，都不是天然的慈善家，都不可能站在道德高地上任人膜拜。要想保护中国消费者应得的权益，唯有加强监管一途，让它们因为“得罪”了消费者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有可能乖乖就范。

这个监管，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法律和政策，二是市场监管机制。现在，我们这方面还有一些漏洞，让苹果明明钻了空子，还敢得意地百般狡辩。狼闯进羊圈，叼了羊、咬了“上帝”还扮无辜，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监管，亡羊补牢迫在眉睫。

当然，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仍然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如果非要挑战中国消费者的爱心和耐心，非要继续无赖下去，再风光的企业、再牛的大牌，也会有盛极而衰的那一天。

至于我们，一要扎牢自己的篱笆，还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3月28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三公消费，“看得懂”才能管得住

三公消费“看得懂”，不仅是技术要求，更是确保制度产生实效的关键环节

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从今年开始，要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这两个要求看似简单，但意义重大，标志着规范三公消费迈出实质性一步。

规范三公消费的法理首先在于“看得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运行需要一定成本，但这种成本支出如果呈现出隐蔽性、庞大性与浪费性，则显然是不合理也不正当的。公开，让支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查有所出、出有所依。对行政机关来说，这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保护，因为不公开所造成的民众怀疑、公信力降低，会让政府付出更高成本。

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等制度手段，使三公消费在“看得见”方面卓有成效。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高效便民”的依法行政原则;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三公消费的公开提供了最基本的程序依据;2012年 10月施行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第一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可以说，让三公消费“看得见”，在今天中国已经从理论走向行动，从观念走向制度。

治理三公消费，不能止步于“看得见”，“看得懂”是接下来要实现的目标。实践中，三公消费只是一个泛称，很多地方演化出各种不同的具体名目，让人一头雾水。不少支出账目在消费事由、消费标准、消费内容等方面比较模糊，有的地方只公布数字而不公布事由，也有的地方公布事由但未必公布了标准和依据，使得“看得见”的监管效果大打折扣。

“看得懂”是为了管得住，如果关键信息不公布或模糊处理，容易让腐败蒙混过关，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无法遏制其中可能的腐败。过于模糊的信息表达和过于复杂的信息内容，都会给公众了解真实情况增加了负担，久而久之，容易产生制度疲倦，在不明就里中失去了解、监督的兴趣，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与提升。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看得懂”是确保制度产生实效的关键环节。各级政府必须学会规范化、科学化地公开三公消费信息，设计合理格式，明确具体内容。这不仅是一种技术要求，更是对人民负责的政治道德与责任伦理。

从“看得见”到“看得懂”，最终是为了“做得到”。“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就是一个切实的要求。选取“公务接待费公开”作为重点突破，不仅因为公务接待、迎来送往是一个突出问题，还因为这是一个有可能激活整个制度优化的局部和细节。破题是解题的开始。由点及面，从一个方面的治理逐步而稳妥地延伸到其他领域，既是治理三公消费的务实思路，也是整体改革设计的一部分。 3月29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闻风抢气”，不只是谣言作祟

越是重大价格调整，就越要在信息披露、程序履行、政策引导等方面，把工作做扎实

近日，在“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的不实传言影响下，川陕甘鲁等地出现抢购天然气现象。国家发改委、各地物价部门纷纷出面辟谣。“闻风抢气”，令人深思。

重大价格行政决策绝非儿戏。2008年出台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明确规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实践中，听证会制度也早已成为行政程序的一部分。天然气价格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决策相当慎重。相关调研、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查、举行听证会等，是必须经过的程序。

而且，由于不同地区存在发展差异和收入差异，还需要制订相应的价格补贴政策。不经这些既定程序，天然气价格不会“自动”上涨，更不可能大幅上涨。

即便调价，也不只是价格数字的变化，而要统筹兼顾，尤其是考虑对民生的影响。发改委此前透露，天然气价改的趋势是阶梯式调价。这表明，天然气价改不会是激进式的。其中居民基本生活的部分将在政府强力干预下保持相对稳定，而对于超出基本需要的过高消费，则通过价格杠杆进行调控。实际上，不仅是天然气价改，在其他公共领域，“保民生”也是政策调整的一条主线。

有明确的政策出台程序，有清晰的政策调整逻辑，为什么还会出现因个别报道而导致抢购潮的现象?个中原由，恐怕还不是传谣、信谣那么简单。

客观地看，天然气价改确实存在上涨的基础动力。过去，天然气使用量偏低，实施政府定价还不至于导致供需关系扭曲。如今，天然气使用量在持续攀升，必须更多依靠市场实现增加供给。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国产陆上天然气平均出厂基准价格仅相当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25%左右。与价格水平失真相并行的，是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在攀升。据估计，今年的天然气进口还会持续增长。

在这种局面下，理顺天然气价格体系，已是必须闯过的一关，而民间也有天然气上涨的普遍预期。这种预期，一旦与“听证会就是走过场”、“听证会就是涨价会”等印象相结合，就会形成抢购天然气的内在冲动。

这也说明，“抢气”固然不理性，但多少表达了居民的涨价焦虑。面对这种焦虑，要求政府部门在重大价格调整时，在信息披露、程序履行、政策引导等方面，做得更扎实一些。信息披露，既应该告知正在进行的政策调整准备，还应该告知政策出台的考量。政策信息传达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避免居民误读的最好办法。程序履行，则需要以更刚性、更严格的规定，杜绝假冒和操纵现象，让公众真正成为程序的参与者，树立程序的公信力。像天然气价改这样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就更需要充分互动，以达到政策引导的目的，消除不应有的负面效应。

简言之，保民生，要保得理直气壮，调价格，也要调得顺理成章。这是公共决策的应有要求。

第三篇：人民日报人民时评2010年11-12月合集

“保罗之死”引发的非娱乐性思考

杨健

尽管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已经好几个月，但“章鱼哥”保罗的离世，还是像它当初“八战八捷”的神奇预测一样，引人注目。

“永别了，保罗。今年夏天，你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无脊椎动物”，“为保罗默哀，它走向了名叫天堂的那片海洋”，“章鱼保罗死了，谁来预测下一届世界杯”„„没错，这只是一条娱乐新闻，实在犯不着过度诠释。可当全世界众多知名媒体如此郑重其事地发布消息，当那么多人的神经为之牵动，不由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一笑而过”的氛围。

保罗仿佛是为预测南非世界杯而生的，但需要预测的，何止是世界杯赛况。美国人不知道失业率何时才能下降，法国人不知道罢工能否挡住养老金改革，中国人不知道楼市能否保持稳定，而50枚美国核导弹跟控制它们的计算机失去联系意味着什么，全世界都难以预料。很多时候我们说，自己是命运的主人;而很多时候，明天又显得如此莫测。

站在神秘论和宿命论的角度谈预测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从规律出发，很多事情完全可以预测、预警，可惜的是我们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很好地把握。

老龄化的问题20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可要不要调整退休年龄，究竟是社区养老还是家庭养老，我们至今仍在探讨。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浪潮，有农民工一代，肯定就有农民工二代，这不需要保罗预测也能想到，但如何感知他们的忧喜、化解他们遭遇的困境，似乎还没有系统的结论。“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指标5年前就定下来了，而不少地方直到接近期限才猛然惊醒，慌乱间不惜拉闸限电。车多了路自然会堵，教育资源不均衡自然会有择校，工资太低员工会“用脚投票”„„这些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却常常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向我们袭来，这令人尤其感到前瞻性研究的可贵，觉得未雨绸缪的重要。

正确的战略判断是战略研究的结果，也是下一步战略分析和研究的起点。立足于“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宏观判断，立足于下一个五年规划的整体运筹，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前瞻性研究还有很多。

举一个例子：“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悄然放弃20多年之后，我国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近年突然激增，这使得2003年之后的6年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从业人数减少了近7000万，而农产品产量增速不减。这将怎样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价格的走势?谁来仔细分析这种悄无声息的变化，提前把握可能产生的影响?

快速发展的国家，纷繁复杂的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中，需要更加踏实深入的研究，需要比保罗更高超的技艺。

解决“血荒”离不开社会营养

谢勇

近日，全国许多地方频现“血荒”，一些地方的医院正在遭遇近十年来最严重的用血困难。如何解决“血荒”，也引发着人们的多重思考。

在媒体报道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那些质问医院为何没有存血的人们，基本上自己并没有参与献血。由此，许多人也产生了这样的疑惑：今天的社会大众中，是否缺乏扶危济困、帮助他人的意识?

应该指出，道德层面的反思是永远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道德，则很容易流于表面，无助于问题真正的解决。另一方面，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以及其他各种危难时刻，踊跃捐款捐物、志愿服务，乃至献出自己鲜血的实例也在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民族，人们并不缺乏爱心。所以，可能更需追问的是，是什么让民众本就具有的爱心、对社会对他人的同情与关注，无法汇集成一股温暖社会的有效力量?

对于“血荒”，或许我们更应当关注，是什么滞缓了人们走向采血车的步伐?或者说，如何做才能唤起人们走向采血车的热情?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与“血荒”同时发生的是某种“献血难”——就在南京遭遇“血荒”之时，出现了“献血不足300毫升遭拒”的事情，其原因仅仅是采血点没有配备合适的血袋。而记者在昆明采访时同样觉察到了献血难的问题：由于薪酬制度改革，采血员每采一袋血的相应奖励被取消，工作人员积极性受挫，献血车被指“姗姗来迟，早早收工”，被分析者称为“血荒推手”。

除此之外，对于献血过程安全性缺乏信心，受血者使用血液时遭遇到的异常繁琐的手续，对于血液用途某种担忧等等，都降低着献血者走向采血车的热情。倘若爱心献助时常遇到这样那样的冷遇，倘若公民的慈善热情不时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单打独斗的爱心慈善、文明道德，必然会形单影只，难以蔚然成风。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献血这样一种基于人人相互扶持、相互救助理念的社会公益活动，从根本上说，靠的是民众的自发力量，以及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和公益文明。这种热情和文明的呵护、养成，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倡导参与，离不开各种规则制度的不断完善。比如，在强调“觉悟”、“奉献”、“公益”的同时，能否更加广泛地普及献血知识，帮助献血者打消“担心伤害身体”的心理顾虑?能否以更加公开透明的采集使用机制，帮助献血者打消“担心感染”的疑虑?能否设置更加灵活的献血时间地点，给献血者更多便捷?

毕竟，道义的产生可以源于内心的善念和自觉，但道义的养成壮大，公益文明的开花结果，则必须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会的营养。

“五年治好择校乱收费”怎样兑现

毕诗成

教育部11月1日发布了《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的指导意见》，对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了10项要求，要求各地力争经过3到5年时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这一痼疾，教育部首次明确治理时间表，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同时纵观网络舆论，民众对于是否真的能“五年治好”还有很多忧虑。择校乱收费问题之所以成为顽疾，就是因为背后的利益纠葛颇深，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形势不容乐观。

基于择校费的种种负面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部门这回是真下了决心。既然真下决心，就需要充分考虑，如何把一些原则、意见、立场转化成现实的力量，让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如何避免意志坚定的承诺，到了基层却沦为“以文件落实文件”。

应该看到，治理择校乱收费首当其冲的障碍，就是纠结的利益格局。一些办学质量较好的中小学在地方俨然成为特权单位，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松手让利，而一些教育管理者也深陷其中、下不了治理的决心来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化。改革需要勇气，治愈社会顽疾更需要拿出改革的魄力，指望和风细雨、谁的利益也不触及就能办成让老百姓满意的教育，显然难度很大。主管部门要把政策规定落到实处，就需要亮明立场、廓清表述、建立考核。比如这次治理，到底是治理择校、治理择校费，还是治理择校费乱收?既“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收取择校费”，又强调“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产生了择校问题”才导致“择校乱收费突出”，细究起来，治理对象还是不太清楚，既可以理解为“治理择校”，又可以理解为“治理乱收费”，这两者内涵并不相同。

没有责任则少有动力，过于笼统则可能流于形式。“治理乱收费”，不仅要有总体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将执行过程、实现程度公布出来，接受监督;还要将具体的责任人列出来，将各阶段的治理考核清晰化，对完成不好的进行问责，才能真正产生好的效果。

“国家标准”不是“免责盾牌”

范正伟

如今看来，“曲美风波”所带来的隐忧，远不止明星虚假代言，或某一产品质量存在缺陷那么简单。

在召回“曲美减肥胶囊”、宣布不再生产后，面对舆论质疑，生产商重庆太极集团回应称：“曲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因此对此前长期服用曲美的消费者没有赔偿计划”。

太极集团的回应可谓“掷地有声”。但几个悬疑仍然待解：如此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为何还要主动召回?企业可以拿国家标准自我免责，消费者又该找谁说理去?“曲美之后，宛如新生，重现美丽本色”，曲美当初的诱人广告是否名副其实?

国家标准被拿来做“免责盾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某款洗发水被曝含致癌物，制造企业回应符合国家标准;麦乐鸡中被爆含问题添加物，麦当劳表示符合国家标准;云南白药牙膏陷入“功效门”，公司也自称符合国家标准„„

然而，“符合国家标准”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吗?对那些确实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产品，所谓“符合国家标准”的免责盾牌果真坚不可摧吗?

相信某些喜欢拿“国家标准”说事的企业，一定熟悉《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但这些企业也一定是误解了该条文，认为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就不存在产品缺陷。这显然与立法精神不符，也同现实生活相悖。

害人不浅的“三鹿”奶粉，据说当初也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结果又如何呢?三聚氰胺当初甚至都不归国家标准管，但企业因此就可以随意添加吗?

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产品缺陷的判定，国家标准只是最低标准，如果产品存在标准难以预见的不合理危险并对消费者造成损害，即使它“符合”国家标准，生产者也不能免责。换言之，“符合”国家标准，只是免除了生产者的行政责任，但并不天然地免除生产者的侵权责任。

遗憾的是，一些企业虽然身处产业前沿，熟悉行业最新信息，却总喜欢在底线边缘游走，热衷于钻国家标准还不完善的空子，并以此掩耳盗铃地“自我免责”。在畅谈社会责任的今天，一个企业如果连自己的产品质量都不能保证，或者对消费者的权益不管不顾，其他方面的功课做得再多，恐怕也没有资格奢谈社会责任。

如果说企业紧贴“国标底线”是出于利益冲动，那么适时完善国家标准，守好安全闸门，监管部门责无旁贷。但从“三鹿”奶粉，到“美的”紫砂煲，再到“曲美风波”，纵观多起产品安全事件，本应起“警示灯”作用的监管部门却成为“救火员”，令人遗憾。作为公共安全的守护者、产品市场的执法者，监管部门如果能未雨绸缪、提高预见能力，能提前主动评估、及时更新国家标准，不断促使产品安全升级，那么许多产品安全事件就不会发生。

每一次产品安全事件后，总会有人问：下一个“中标”的会是谁?要避免这种担忧不幸成真，企业和监管部门都应该从认真对待“国家标准”开始。

如何从“自我评议”更进一步

郝洪

近几年来，基层政府机构民主评议不少，可真正动真碰硬的并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下，5个科室“一把手”下台的河南漯河“千人评议活动”成了一大新闻。

报道说，漯河市1027名各界代表，对全市涉及工商活动和群众生活的159个机关内设科室和二级机构评议打分，结果3个科室分别在各自的类比中被评为倒数第一名，另两个科室因违法违纪被直接列为最差科室。这5个科室的所有人员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被取消，一把手被责令引咎辞职。

这是个很鼓舞人的结果，尤其对那些放下手头工作，赶来“打钩”的评议代表们——所提意见被采纳，并且很快见了效果。

民主评议不再走形式，而是真正彰显民意，漯河的做法进了一步。但从建立有效的民主评议机制角度讲，这方面的探索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政府机构组织的自我评议往往难以摆脱自身局限。其一，民主评议不可能经常进行，一般一年半载评议一次;其二，这种评议的范围往往限于基层窗口单位，因为基层窗口单位和民众接触多，评议起来相对容易，意见也相对集中;其三，评议代表如何选出、谁来选等问题，常常不甚明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议代表的权威性。

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加之以上种种局限在前，这种评议方式要想取得更好的效果，并非易事。漯河此次民主评议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评选计票之时，漯河市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宣读了将该市工商局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科等两科室直接列为“机关作风最差科室”的通报，原因是这两个科室负责人及其成员涉嫌共同贪污。集体违法违纪，已远不止是“机关作风”问题，却也列入此序列，不禁令人诧异。

与这样大规模的代表集中打分评议一样，漯河在评议之前的“网络评议”也有借鉴意义。报道说，此前，漯河市纪委、监察局通过漯河党风廉政网、漯河市政府网等网站开辟网上评议专栏，将所有被评议对象的工作职能、服务承诺、收费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等内容面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民众意见。

倘若民众在网上的意见果真能被倾听、被重视，这倒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民主监督之道。民主评议，过程更重要。只有在评议、监督过程中，民意能够充分表达，才能真正有民主的结果。

依法行政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

范正伟

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将依法行政与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结合起来，这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耐人寻味。

所谓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通过自身行为获取社会公众信任、拥护和支持的一种能力。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不仅关系到其影响力和权威性，也直接决定着其执行力的强弱。

当前，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干部感叹：群众“信访不信法”，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愿相信政府一方的说法，哪怕是这种说法合情合理”;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当某一政策或规定出台时，公众往往异常“敏感”，甚至不管其正确与否。前不久，一部《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送审稿草案)》，因为涉及“强制”和“征用”等字眼，就遇到了类似尴尬。

对于政府公信力所面临的这种挑战，一则新闻或许能揭示原因：前不久，在补偿纠纷案件中，重庆一工业园区管委会竟发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

如果某些地方政府任意妄为、违法行政，如何期望自己能廉正生威、取信于民?倘若某些干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搁置法律，又怎能指望老百姓相信法律、选择法律?

依法行政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行政权力在法治框架下运行，人们就会产生公正感、安全感;反之，如果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政府公信力就会遭到蚕食削弱。在贵州瓮安事件后，当地总结事件深层原因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手法粗暴，处置失机，失去百姓信任，“群众不向政府讲真话了”。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执行力的前提。任何政府决策，如果得到人们高度认同，推行起来就会获得支持，反之就很难推进。现实中，一些地方往往将依法行政视为发展羁绊。要么抛开法律，比如某县领导曾公开宣称：“如果样样都依法，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要么漠视程序，比如对项目审批，经常“先上车后买票”。如此举动无异于舍本逐末、饮鸩止渴：没有规矩，谈何发展?正如湖南省政府在提出“抓依法行政也是抓发展”时所言：区域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发展环境尤其法治环境的竞争，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关键在于依法行政，提高各级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一切社会公信力的基础，法律公信力是一切社会公信力的制度保障。在现代社会，政府所面临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环境，常常会导致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加，易于引发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越要依法行政，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仰，并通过法律和制度来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任何时候都必须意识到：没有公信力一切都无从谈起，而要树立公信力必须从依法行政做起。

食品安全，监测应走在前面

李晓亮

如今，在各种化学添加剂裹挟下，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植物奶油存在健康隐患的消息后，大家意识到身边洋快餐、奶油蛋糕等食品都含有该物质，反式脂肪酸一时成众矢之的。

对此，卫生部官员表示，正在开展反式脂肪酸的风险监测评估工作，并将在此基础上进行标准制(修)订。婴幼儿食品将禁用添加。

囿于专业知识，普通民众对氢化油、反式脂肪酸等专业名词，很难有科学的认知，在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地沟油的轮番轰炸下，容易草木皆兵，产生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将风险扩大化。 此时，卫生部开展针对性的风险监测评估，乃至规定婴幼儿食品将禁用添加，体现出对公众食品安全的应有担当，值得肯定。若查实风险，修订检测标准，出台禁用规定，则利莫大焉。

只是，在新的标准和规定出台之前，民众还是会陷入一种暂时的信无可信、选无可选的尴尬，一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进入超市的年轻妈妈们，面对货架上奶粉的那份纠结与迷茫。

这种尴尬提醒我们，出了问题，临时检测可以起到事后灭火之效，但是不能成为监测常态。假如我们的监测空白区太广，就表明在食品卫生安全领域可能还有许多暗礁潜伏在市场之中。这时，公众的健康就成了试水试航的“探险船”，这显然是难以承受之重。民以食为天，在检测评估结果未出之时，你是放心吃呢，还是悠着点呢?

探明险情，防患未然，让监测走在恐慌前面，是监管部门的分内职责。监测标准滞后，市场监管不力，让民众承受着未知风险的焦虑，显然不妥。何况有些地方还出现过以“个人申请”不合规范、“激素检测”不在指标之列等理由来搪塞推诿的“投诉无方、检测无门”事件。而监管越是滞后，公众拿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来充当试验品的概率也就越大。

何处寻觅一片风平浪静的食品安全港，怎样构筑食品安全体系?不妨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寻求答案。比如食物基本依靠进口的香港，监管方面就可圈可点。它依靠一套科学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全面专业的风险评估、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以及定期严格巡查执法，构筑起了食品安全“防火墙”。其风险评估采用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防范方式，从传统的偏重事后监管变为事前预防，注重日常检测，成本最小收益最高，值得借鉴。

近日，卫生部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其中第二章第九条规定“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提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办法中类似的许多规定，有针对性也不乏前瞻性。该管理办法若能落实，当可大大缓解当下的食品安全焦虑。

农村土地整治要让农民受益

刘彦随

“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土地整治是盘活存量土地、强化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将土地整治与农村发展，特别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统筹城乡土地配置的重大战略。

然而，在国家严格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用途管制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看作可乘之机，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盲目投资建设，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二是追求土地财政，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三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片面理解为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热衷于整治区位条件较好、增值潜力较大的村庄，而不愿整治废弃多年的“空心村”;四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理解为整治增地工程，一味追求腾退村庄用地、建设安置高楼，很少考虑生产便民、生活利民因素。

这些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严重背离了“城乡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和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本意，应予以坚决遏制。

应当强调的是，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整治本身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一半以上，多达2.48亿亩。农村居民点建设普遍存在“散、乱、空”的现象，一半以上村庄出现“空心化”。从当前看，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适时推进“空心村”整治和旧村改造的条件成熟，农民愿望强烈;从长远看，有利于引导资金与技术要素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土地资源统筹配置和优化利用，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土地利用价值、保障农民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

农村土地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从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应当客观看待城乡土地配置政策探索、试验的价值。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新机制和土地整治新模式，突出农民主体地位，让农民自己做主，并充分享受土地整治政策实惠与土地增值收益。对此，各级政府和国土部门任重道远。

如何让感动更有力量

毕诗成

社会自发呵护道德的力量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与最大张扬，需要得到一种确认。呵护义举、善待好人，就可以聚集起无边的温暖力量。感动不是终点，行动才有一切

一周来，昆明22岁的酒吧服务员周鑫的名字被春城市民一次次唤起，也在网上引起巨大波澜。周鑫为拯救跳江女子被水草绊住不幸身亡。尽管被救者梁某及其家人“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让人齿冷，但无数市民却以自己的良知、善意、同情、悲痛，共同凝聚起一股温暖人心的“感动力量”。

曾以为，这是一个道德被拜金击垮的时代，是一个人人自我中心、人情冷漠的时代。我们也因这种“以为”深陷道德的迷茫：为老人倒地无人搭手而心寒，为有人落水遍地看客而忧伤。慢慢地，心结痂了;假装成熟的冷漠，把自己紧紧包裹，并习以为常。

从被救者事后面对周鑫家人的冷漠来看，这种担忧似乎不无道理;而从更多人对周鑫家人的热情来看，这种担忧却显示出一个“小”字来。4000市民自发为这位青年送行;三个小时募集到捐款96180元零1角;有陵园愿意免费提供墓地;网友制作的写着“周鑫，有你的天堂更温暖”的8米长横幅，不到一小时便被市民签满了字，他们将它送给周鑫家属，“想周鑫的时候就摸摸这块布吧”„„ 这些募捐者，这些签名者，平日里或许也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沉默并不等于冷漠。蛰伏在大家心底的，是一种向善与向上的追求。周鑫这样一个平凡好人的出现，激发起人们对美好的呵护热情，触动了冷漠表情下充满善良的人性。我们不必将周鑫拔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楷模，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不相信“物欲横流与人情冷漠”的“80后”;我们也不必夸大参与悼念者的行为，这只是隐藏于芸芸众生的一种真性情。这种真性情，才是我们社会的真实力量源泉。

难能可贵的是，媒体与舆论没有纠缠于对被救者态度的简单谴责。如果只剩下对被救者的道德谴责，那么这种谴责未免有些无力，毕竟，我们不可能奢求每一个人都成为高尚者。如果说被救者的冷漠是一盆冰水，成千上万人的行为则如同一股股煦风，驱散着大家心中的寒意。这是当今社会最大的稀缺品，我们可能对很多东西都不满意，但最终我们仍然要在一一关联中现实地生活，只要能彼此观照到心底的向善，便不必恐惧并可以傲然蔑视个别的冷血。

最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潜伏于大多数人内心向善向上的因子，没有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存在，而让大家有那么多的忧虑?这或许仍需要来自有关方面的引导与作为，很多网民认为对周鑫见义勇为的事迹认定应破例加快流程，他们需要看到好人最大程度得到“好报”;有人认为周鑫父母应该由社会尤其政府来赡养，提供廉租房等应该考虑„„

这就是流淌于社会之间的民众善良与智慧。这种社会自发呵护道德的力量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与最大张扬，需要得到一种确认。的确，一个周鑫捂不烫所有人的心房，但周鑫身后得到的告慰，却让我们对人性保持希望。好人是一种力量，呵护义举、善待好人，就可以聚集起无边的温暖力量。感动不是终点，行动才有一切。

维护司法权威须坚守程序理念

陈杰人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内蒙古鄂托克旗法院先是以自己的判决，否定了其上级鄂尔多斯中院和内蒙古高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作出与上级法院截然相反的判决;在案件因证据不足被发回重审后，该院日前又在没有增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与前一次完全一样的重审判决，判决文书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动，媒体将其称为“复印式”判决。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下级院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就在刑事判决中作出与上级院裁决完全对立的判定，使法律的尊严遭受严重伤害，并损害了法制的统一。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的重审应另行组成合议庭，这是为了避免重审过程受前一次审理先入为主的影响。按照生活常理，即便案情相同，不同的合议庭重新审理一个案件时，也会在司法逻辑、事实认知、证据判定、语言表述等方面存在差异甚至较大差别。那种连标点符号都不改动的裁判文书，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电子版复制，它使当事人实际上失去了获得再次救济的程序性权利。

当上级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将一起案件判决发回重审时，意味着上级院对此判决的否定。下级院在没有补充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做出相同的判决，暴露出该院一意孤行的心态，这也是对上级法院的藐视。

围绕此案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并非孤例。相对于全国每年数百万起的案件而言，这种情况尽管只是少数，但它们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对司法公正的损害不能低估。联系到此前的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吴大全案，这些冤案错案的发生甚至违背了基本的生活常理，暴露出有关法院无视程序正义原则的心态，反映出个别地方司法工作在程序正当理念方面的缺失。

今年7月2日，周永康同志在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上强调，要牢固树立“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坚持公正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程序公正，一方面，法律工作者要把程序正当性放在司法工作乃至法律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此作为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还需要落实案件评价的程序标准。多年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强调程序公正的价值，但一到具体的案件判断时就容易将其忽略。现在看来，只有真正将程序标准用于评价和考核司法工作，才能促进司法裁判的程序正当性，继而防范其它损害司法权威案件的出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走出“瓷器爱国”的迷思

李泓冰

不知什么时候，“爱国”也被贴上了各种花哨的标签。眼下最新的一个标签，是英国记者给贴上的——“瓷器爱国主义”。为了回购一个清代瓷瓶，有人一掷5亿元人民币，其气魄之大当真惊世骇俗。这个花瓶现在的拥有者——一位英国妇女，“几乎晕了过去”„„

这类做法并不始于今日。有意思的是，人心的是非评判却发生了转变。

10年前，国内有民企分别以七八百万港币拍得圆明园流失文物牛首和猴首，当时国内舆论几乎是连声叫好。然而，有心的媒体慢慢发现，一些原本并不昂贵的中国流散文物，由于被中国富豪竞相追逐，拍出了越来越高的天价。甚至有一些拍卖行找些中国人当托儿，做局哄抬中国文物的拍价——去年2月，福建某商人以1400万欧元的天价拍下圆明园的两个兽首，后来被媒体查证，此人其实是个“文物托”。最终，对中国文物无度炒作的结果，是那些利用国人爱国热情的洋商或华商赚得盆满钵满。这非但和爱国挨不上边儿，倒有令人生疑之处。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高价竞买，国内舆论已与10年前迥然有别，不买账了。从官方到民间，对此几乎是一致表示反感甚至愤怒。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追索国内流失文物，要通过法律或外交渠道。这类炫富的行为，不但是对昔日强盗行为进行出手豪阔的物质褒奖，更让中国文物的回乡之路越来越坎坷。

看来，中国人对“爱国”的判断与坚持，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趋于理性。

中国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表达爱国热情，确实值得思量。比如，拒进洋超市，甚至痛砸个别外国品牌的车，算不算爱国?那里面其实凝结着很多中国员工的心血，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出手豪阔的中国人，成了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大救星，连上亿元一艘的世界顶级游轮，都上赶着为中国富豪量身订制，这算不算为中国长脸?

然而，中国企业家和商人的慈善捐献，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不小;世博开在家门口，人们争先目睹盛况，体验身为东道主的自豪感，但在7000万人次中，却有“个别游客”随意插队、乱扔垃圾，这样的丢脸行为，更没法与爱国沾边儿了„„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自己的行动，为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惜生命抵抗侵略，坚守民族气节;在和平年代，以自己哪怕是微小的努力，让这个国家和它的百姓生活得更美好更公平更团结，以这样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才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

行业组织如何赢得尊重认同

曲哲涵

据报道，日前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辞退了46名出租车司机，且永久禁止其入行。理由是，这46人在不同地段和区域停运5小时，“给市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损害了行业形象，并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

46名司机为什么要停运呢?他们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报道说，这已是一个月来第六次停运。事件发生后，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看来，主管部门对司机们反映的问题是有着清醒认识的。

令人不解的是，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不依不饶。尽管在深圳这样偌大的一个城市，四五十辆出租车停运5小时便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的说法似乎过于牵强，但委员会仍然施以重罚，令公众哗然。

人们想知道，自律委员会一纸罚单剥夺46人从业权利的做法，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行业组织，委员会除了冷冰冰的“自律”之外，可曾认真聆听过司机们的呼声，对净化运营环境作过认真考察并施以良策?它敢不敢仗义执言，代表广大司机同出租车公司就租金问题“讨价还价”?司机们的要求究竟触动了谁的敏感神经?又有着怎样的利益博弈?

出租司机们的要求就算不尽合理，也总该有表达的权利。如果反映问题的渠道始终畅通，如果合理的利益诉求得到圆满的回应，这些平日里早出晚归甚至夜以继日拉活儿的司机们，应当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断粮”等极端方式去引起管理者关注。行业组织对此又怎能如此无动于衷?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常态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表达诉求是一种合理的公共需求。面对利益群体间的博弈，相关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要做的，就是满足这种需求——在公平的原则下，通过法律、政策、制度等有效手段，搭建起有效的谈判沟通渠道和表达意见平台，令社会和谐、稳定。

各类行业协会和基层组织在面对底层从业人员时，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畅之所言，急之所需，千方百计、设身处地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而不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力，一味地通过“堵”与“罚”，使简单纠纷复杂化、个体冲突群体化。惟此，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赢得尊重，并促进行业的和谐健康发展。

遏制“涨价”须修正通胀预期

马红漫

11月2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进一步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工作，稳定市场价格，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物价上涨态势较为突出，从上游生产资料到下游农副产品与消费品，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尽管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由于本次涨价涉及范围广泛，已对公众的日常生活和消费心理产生了明显影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涨价态势，将会导致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强化，恶化市场经济运行秩序。

这也正是《通知》出台的主要背景。从《通知》的具体内容看，16项措施以增加市场供给的产业调控政策为主，辅之以价格体系监管、社会保障联动、行政责任落实等措施。调控政策措施特别强调要发展和鼓励农业生产、降低流通环节成本措施，这一思路击中了当下物价上涨的要害。

事实上，导致近一段时间物价上涨的直接推动因素在于农产品供给不足。由于近一年来国内不少地方遭遇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减产。比如价格最早开始上涨的绿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主产区东北三省、内蒙古天气干旱致绿豆减产;近期开始涨价的棉花同样也是如此。中国棉花市场检测系统报告认为，由于遭遇恶劣天气，今年中国棉花产量可能较去年减少5.5%。可以预期的是，随着《通知》中相关鼓励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基于供给不足的物价上涨态势将逐步得到缓解，再加上临时性物价补贴与社保救助政策，物价上涨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将得到有效控制。

同时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各类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使得部分商品价格波动具有了“金融市场”属性，即市场出现明显的“买涨不买跌”心态。一旦某种商品出现涨价苗头，哪怕只是一个市场传闻，就会出现抢购以至于商品货架断货的不理智局面。之前食用油和方便面市场销售就出现过这一情况。这些现象表明，公众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比较强烈，而通胀预期所造成的购买心理，会使得增加供给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更何况农产品供给增长受制于农业种植生产的基本时间规律，短期内很难迅速增加生产供给规模。就此而言，要想抑制物价上涨的严峻态势，单纯依靠产业政策鼓励增加生产供给规模仍显不足，未来的调控政策需要努力修正市场通货膨胀的预期。

参照价格调控政策的国际经验，修正市场通货膨胀的预期，一方面要从宏观货币政策入手改变市场预期;另一方面，对政府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公共资源品等价格领域，应采取“缓涨慎涨”的调控政策;对农产品市场供给增长趋势进行权威分析预测，缓解公众恐慌购买情绪，同时抑制游资借机进行市场炒作的行为。

总之，鉴于当下国内物价上涨原因的复杂性，综合生产和金融多方面政策措施，修正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才能有效遏制物价上涨态势。

联考如何破解高招难题

李宝元

继清华等7所高校成立自主招生联考联盟后，日前，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7所高校宣布，2011年7校将举行自主选拔联合考试。而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校也在酝酿结盟联考。

尽管联考的具体操作办法将等教育部今年发布完自主招生办法后才正式公布，但这些自主招生联盟都以“一次考试，盟校互认”为共同“卖点”，可谓形成了多元化竞争的均势。

尽管依然需要回应“跑马圈地”、“掐尖游戏”等质疑，但应该看到，在维持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权威性、科学性、严密性和公平性的前提下，两个自主招生联考格局的形成，对于高考制度改革来说，应该说大方向是对头的。

从2003年开始，针对“大一统”、“一刀切”的高考制度积弊，国家允许部分高校实施有限“自主招生”，但由于自主招生比例小、报名资格弹性大、信息不透明等弊端，不仅没能有效革除传统高考应试化的弊病，而且随着自主招生院校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考生应试负担反而大大加重，出现了“考生四处‘打飞的’被动赶考”的尴尬局面。

今年，清华、上海交大、中科大、西交大、南大首次实行自主招生“五校联考”，采取三个模块，即考试包括通用基础测试、高校特色测试和面试，基础测试由学校联考，而特色测试和面试则由各高校组织。这种联考模式，无疑是对分散化自主招生加重考生应试成本弊端的修正和完善，但由于联考没有形成多元竞争格局、参与面小，改革推进力度有限。

从数十年高考“大一统”，到近十年来自主招生“小松动”，从今年部分高校独立联考，再到明年清华、北大自主招生联考对垒竞争格局的形成，沿此方向走下去，可以预见，中国高考制度将探索打破“一刀切”的格局，在多元联盟自主招生竞争格局中，逐渐建立“全国学业水平测试+高校独立自主招生”的新模式，从而使中国教育最终走上“公平育人有效选才两不误，高校与学生双向对等自由选择，成功路径和机会多元化”的健康发展道路。 在大方向上，今后高校自主联考模式改革似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首先，联考不应是集团垄断封闭性的，在清华、北大两大联盟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发展全国、地方、特色院校等不同层次的联考组合系统，形成更加多元开放竞争的格局;其次，各联考组合系统不应相互排斥、恶性竞争，应该以学生为本，在考试时间、选校规则上，最大限度为学生多次、多机会自由选择高校提供方便。等到时机成熟，不同联考系统可以彻底摆脱“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传统模式，真正发展成为类似发达国家的独立考试评价体系，各高校和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和考试信誉，自主选择参加哪些联考系统。

城市管理多些“问需于民”

寒小

从10月8日到11月9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河南省郑州市接连发生4起城管人员粗暴执法事件，这促使管理部门下决心给城管执法来一次“大手术”——日前，该市城管部门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各界征求改进意见，并表示将以此为契机，对城市管理的体制机制进行系统性改革。

城市管理问计于民，此举值得肯定。

烧烤摊带来满地油污垃圾、小广告犹如“牛皮癣”铲之不尽、随意占道令交通雪上加霜、假冒伪劣商品害人不浅„„任无证商贩随意而为，城市生活可能秩序混乱，市民利益容易受到损害。不管不行，问题是应该怎样管?

当城管执法人员与无证商贩之间的冲突逐渐升级，从围追堵截发展为大打出手;当我们的城市管理陷入“越暴力越难管、越难管越暴力”的怪圈，有必要对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新进行审视。

城市的基础是人。城市管理的出发点应该是“人本位”而非“城市本位”;落脚点应是“为人服务”而非“把人管住”。

“城市本位”者，担心薯炉饼铺、瓜摊菜担的存在影响现代化都市高楼大厦的“品相”，担心城市治安、清洁等管理成本大幅上升，特别是担心个人或部门的政绩由此平添风险，所以对小商贩毫不留情、坚决取缔。而“人本位”者，会理解进城农民和城市贫民谋求生计的艰辛，会欣喜众多“草根创业”潜藏的经济活力，会满足城市居民对廉价而又方便的马路摊点的需求，会认同“苏轼酒坊题字匾，武郎烧饼有焦糊”这种多业态混杂的合理性以及由此呈现的城市生机。

一心想“把人管住”的，政策取向必是让上级满意、给自己方便，免不了“一言堂”、“一刀切”、“一厢情愿”，并不在意执法对象的困境与企盼;行为取向必是以我为主，遇到矛盾便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刚性手段，直至发展为“暴力执法”。而“为人服务”者，怜小贩之苦、解市民之忧，能化堵为疏，千方百计地在商贸区、娱乐区的缝隙间，在城市的边边角角，营造税费低、证照齐、管理严的早市、大排档„„为市民留下一些方便，为小商贩守住一份希望。即使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矛盾纠纷，也能放下身段，先问问市民的意见，多听听小商贩的烦恼，尊重民众的需求，维护对方的权益。

解决城管难题，关键在于“以人为本”谋求公共利益，根本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从这个角度看，郑州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举措，以及对城市管理体制机制进行的系统性改革探索，是一个不错的开头。

“矿领导带班下井”值得坚持

盛大林

日前，随着副矿长兼总工程师张洪良最后一个升井，四川威远煤矿透水事故中被困井下的29名矿工全部获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王树鹤表示，威远煤矿透水事故的成功自救，将对全国煤矿的安全生产工作起到借鉴作用。他说，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对29名矿工成功获救作用明显。

“矿领导带班下井”是一个既老又新的制度。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出台相关规定，要求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按照国家规定轮流带班下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今年7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煤矿、非煤矿山带班的主体是矿领导。此后，更是三令五申要求贯彻落实，社会上对这一规定也颇多关注。

“矿领导带班下井”的作用在威远煤矿透水事故中得到彰显：两名副矿长的及时下井，让突然面临“生死劫”的矿工像是吃了“定心丸”，在两名副矿长的直接指挥下，矿工们集合到高坡地带;也正是在两名副矿长先人后己、精心组织下，救援最后阶段的升井有条不紊„„

正如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所言，只要煤矿领导坚持带班下井，相当一部分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当煤矿发生严重险情时，带班领导在采取立即停产、排除隐患、组织撤人等紧急处置措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一制度就是想促使煤矿及其领导真正重视安全生产、切实落实各种安全生产措施。

威远煤矿透水事故救援虽然取得了圆满结果，纵观事故发生及救援的整个过程，还是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也有很多教训值得记取。比如两名副矿长是在透水事故发生后才下井的。这恰恰反证了严格执行“矿领导领班下井”制度的重要性——如果矿领导一直在井下带班，凭借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或许可以更早地发现问题。

此外，威远煤矿属于整改排危阶段，未经批准复工。事故发生前，相关部门曾经派人对煤矿和周边的水文情况进行过勘查，发现有透水的可能性。业主在矿井存在重大隐患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防治措施，仍安排人员入井作业。这说明煤矿的安全意识还不是很强，有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也有待提高。

威远煤矿透水事故的成功救援充分说明，“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值得坚持和推广。期待各地煤矿都能认真总结这起事故的经验和教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并在执行这一制度中切实提高安全意识。

值得珍视的警民“微博互动”

吴丹红

11月27日，北京警方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友答谢会，公布了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自8月1日开通以来的“成绩单”：点击量超过1100万次，网民留言近4.5万条，粉丝超23万人，通过微博解决网友反映的实际问题89件。

如此盛况，人们并不陌生。今年上半年，广东就实现了全省地级以上城市公安机关全部开通微博，目的是“让公安机关与网民互动起来，让公安机关的声音能迅速传播出去，也让公众的疑问能得到迅速解答，消除误解，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以沟通、便民为主旨的各地警方的官方微博，更是雨后春笋般在网上出现。

微博作为一种快捷的迷你型博客，可让使用者通过多种方式在网上发布即时消息并与他人进行一对多的互动交流。从理论上说，微博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并让自己的信息快速传遍世界。“肖传国‘锤击’方舟子”事件，正是源于微博的“爆料”，随后北京市公安局也通过微博公布了该案件的侦办进展情况。此前，济南警方通过微博成功救助了“网上直播自杀”的女网友。而柬埔寨踩踏事件发生后，河北省公安厅次日就在微博上发布了图文并茂的“防踩踏事故秘笈”。

近年来，从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上网回答网民提问，到公安机关上网开微博，政府与群众互动的方式与时俱进地进入了网络时代。“平安北京”等警方微博开通后，从其交出的“成绩单”和舆情监测的效果看，在服务便民、提示警情、解决问题、回应问责等方面，走在了警务公开、警民互动的前沿。

对公安机关开微博的举动，也有个别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些地区或者某些事件上警民关系仍存在的问题，而微博恰恰能起到纾缓、沟通的作用。面对“拍砖”时多数警方微博的宽容、理性、积极态度，也让网民看到公安机关在提高警方整体形象、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诚意。

当然，微博只是形式，网民真正在意的是实质内容。从这个角度，已经开通微博的公安机关，都应善意面对批评、真诚集纳民意，使这个平台的作用最大化、长期化;同时，人们也希望更多部门采用各种形式的互动平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执政为民水平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让监管之手强硬起来

任江华

每年冬天的这个时候，成千上万只候鸟不远千里来到江西鄱阳湖越冬，使这里成为候鸟的乐园。然而据报道，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不惜铤而走险，布下重重“天网”捕杀越冬候鸟，令人痛心。

按道理，主管部门以及沿湖市、县、乡政府每年也组织过宣传保护候鸟的活动，特别是有关部门每年都开展“护鸟”专项整治行动。但为何类似的捕杀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呢?

正如一位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所言，尽管每年都高度重视，但候鸟的保护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在湖区的巡护人员少，全鄱阳湖有各级保护区近20个，但真正在湖区日夜开展巡护的人员少之又少;二是打击力度不够，现行法律规定对破坏湿地的行为只能进行行政处罚，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各部门配合少，很少有联合执法，甚至是各自为政、合力不够。

倘若只从道理上讲，上述揭示已经十分透彻，然而如果走进现实，人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现实往往更加复杂。比如，一些候鸟被“天网”捕杀，就发生在某县鄱阳湖候鸟保护巡查站眼皮底下。只要巡查站工作人员有一点责任心，是能发现大湖深处的罪恶的，也是能够通过行政执法部门予以打击处理的。

为什么在监管领域常常发生“灯下黑”、失察失灵呢?如果说工作人手不够、相关的联合执法机制未能建立，这些都可以理解、需要通过时间来解决的话，个别巡查站工作人员的监管不力，则让人不能容忍。

据悉，江西省林业厅日前召开了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湿地联合保护工作会议，并签署通过《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湿地联合保护公约》，成立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湿地联合保护委员会，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与此同时，完善联合执法的机制，彻底改变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抵牾的尴尬现象，真正形成跨部门、跨地域的联合执法机制，也势在必行。但更需要强调的是，再好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再严密的监管网络也需要具体的人来落实，从这个意义上，对于监管不力的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除了寄望于制度完善之外，还要发现一起严处一起，绝不能姑息纵容，让监管之手强硬起来。

用什么带走阿龙的忧伤

郝洪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中国广西山村的6岁孩子阿龙，成了中国艾滋病感染人群的“代言人”。这个父母双双因患艾滋病离世、与一条黑狗相依为命的孩子，他的孤独与凄凉让无数人为之流泪。

一个人的家、一个人的晚餐、一个人的未来，这是媒体所描述的阿龙的现实生活。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大家庭的温暖与他无缘，亲戚不接纳他，年迈的奶奶隔天过来为他做顿饭就走;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被当成异类，没有玩伴，医生甚至不敢处理他因做饭而烫伤的小手;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社会隔断了他与外界的通路，学校对他关上大门。

而这，又何尝不是大多数艾滋病病人的现实生活。孤独、贫困，被歧视、被疏离、被排斥。尽管自艾滋病被发现以来，消除艾滋病歧视一直是全球需要共同实现的重要目标，但是，对患艾滋病人群的冷漠与恐惧仍然如艾滋病病毒一样，在我们之间传染、蔓延。

直到今天，在一些人心中，艾滋病仍是肮脏、混乱、糜烂生活的代名词。当我们给艾滋病贴上道德标签，当我们因恐惧而远离甚至抵触艾滋病人群的时候，也为自己的冷漠找到了一个貌似正义的借口。

恐惧会遮蔽我们的双眼，令我们难以洞察艾滋病的传播现状，不能知己知彼、有效对抗。2009年，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结果表明：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而据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37万余例。74万和37万，相差一倍的数字之间，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痛苦的灰色地带，它意味着因害怕被歧视而拒绝治疗的人，意味着更多潜伏的危险。冷漠同样会蒙蔽我们的心灵，无形中影响着一些地方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甚至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科学的进步告诉我们，和其他许多传染性疾病一样，艾滋病与人类一定的社会文化行为密切相关。近30年来，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扩散，已从单纯的文化背景上升到经济、政治背景，这是为什么贫困地区艾滋病病发率高的原因之一。如果一定要给艾滋病贴上标签的话，那它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共同面临的难题。

回看阿龙，网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阿龙送来食物和玩具，更为阿龙送上一个个温暖的拥抱。他们的确给阿龙带来了快乐，但他们能彻底带走阿龙的忧伤吗?在被国际社会誉为“抗击艾滋病典范”的乌干达，那句著名的口号：“与艾滋病作斗争，而不是与艾滋病人作斗争”，请让我们铭记并努力践行。

精神赔偿入法 公民更有尊严

张水海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为规范公权力文明合法行使提供了一个倒逼机制。精神赔偿入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将使人的尊严更加完整。

此前，当公民权益受到公权力侵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常常遭遇于法无据的尴尬。即使赔了，也是以补助、补贴、照顾等形式给付，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种种现实表明，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承载着沉甸甸的民意期待，人们呼唤法律给予公民合法权益更加全面的保护。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无疑是对民意的顺应。 从本质上说，精神损害赔偿入法，也符合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成为普遍的制度。在我国，自1995年起实施的国家赔偿法，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实，早在1986年民法通则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2009年12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更是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民事基本法中。但这仅仅是对民事领域精神侵害的一种控制，对公权力造成的精神侵害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精神损害赔偿入法也体现了国家对公权力的规范和控制。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应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不但要依法承担物质损害赔偿，还要对行政相对人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依法进行赔偿。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刑讯逼供、殴打、虐待等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这就形成了有力的倒逼机制，促使国家机关和执法人员办案更加规范、公正、文明，以人为本，从而有效减少错案的发生。

总之，虽然国家赔偿法有关赔偿认定、赔偿标准的规定仍需细化，但精神赔偿入法，必将进一步落实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的个人尊严和合法权益。

关注"菜篮子" 莫忘"菜园子"

张毅

“菜篮子”和“菜园子”的感受，很多时候会有所不同。

日前，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进一步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和稳定市场价格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各级政府迅速打出政策组合拳，稳定物价初见成效。商务部最新监测结果显示，食用农产品价格稳步回落，蔬菜价格降幅扩大，油菜、大白菜、黄瓜等价格降幅超过一成。

同时另一条消息也引人注意：海口郊区蔬菜集中上市，已经出现“菜贱伤农”的现象。而在不久前，海南因洪涝，政府还在忙着解决市民吃菜难问题。

这尽管只是局部现象，但再次提醒人们，“菜篮子”产品，尤其是生鲜蔬菜供应，形势变化快、调控难度大，搞不好，很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

“菜篮子”，一头连着物价指数，连着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连着农村的繁荣稳定，两头都是大民生。“菜篮子”产品价格基本稳定，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又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相反，价格大起大落，“红绿灯”错乱，消费者心里没底，影响消费预期;农民也看不清信号，造成产业波动，损失更大。

因此，政府调控监管，一定要统筹兼顾，既关注城市居民的“菜篮子”，又关注农民的“菜园子”。正如国务院要求的，坚持扶持生产、保障供应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理顺价格关系与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相结合。 由于这一轮价格上涨势头猛，情况复杂，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结合”的功夫还不够。往往只盯着超市、批发市场，盯着城市的“菜篮子”，价格居高不下，群众抱怨不断，越盯越上火，越听越着急。于是，更倾向采取限价措施。短期看，价格下来了，但形势能否稳定，要打个问号。因为，这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成本提高、灾害影响、通胀预期加剧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光“退热”不行，还要“消炎”。炎症在哪?到“菜园子”里去看看，多听听农民的声音。其实，从历次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经验看，价格上去，得大头的往往不是农民;价格下来，损失最大的却可能是农民。

既看“菜篮子”，又看“菜园子”，就会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当前，流通环节利润过高，是生产者、消费者普遍反映的问题。过高的利润怎样降下来?不是机械地砍中间环节，不是命令城管满大街撵小商小贩，而是减少垄断，扩大竞争，尤其是大力发展零售环节，让超市、集贸市场、社区菜店合理布局，充分发展。这好比抗洪，水位高了怎么办?一味堵不是办法，进行必要的疏导、分洪，才能平稳运行。

长远看，理顺“菜园子”与“菜篮子”的关系，关键是要处理好市长与市场的关系。“菜篮子”产品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放开市场的产品之一，近30年来，市场调节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促生产、保供给，起到了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然而，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政府调控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因此，市长保民生、稳菜价，应重点保两头，一头是大力扶持生产，供给有保障，没有大问题;一头是扶助低收入群体，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生活能托底，基本会满意。

公民意识助推法治进步

马国英

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被称为“变法”。这表明了“法”在改革当中的重要位置，也体现了“法”对于改革的重要意义。

审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可以有许多思考。比如说，法治建设是改革的重要目标，法制完善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体系是改革的有力保障。再比如说，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法律权利体系。

比较当代的改革与历史上的“变法”，会给人许多不同的感受，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处于变革进程中人的状态。历代王朝的变法，记载于史书的多是推行改革的君臣;当代的改革，让更多的普通人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在12月4日法治宣传日这一天，央视“十年法治人物”评选揭晓。翻看每年的“十大法治人物”名单，十年法治进程生动丰富。这些标志性的人物，不只包括公检法系统的公职人员、法律专业学者、律师，更有一些与法律工作距离比较远的普通公民，一些来自民间的“小人物”。他们有的没有接触过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只是按照自己对公序良俗的朴素理解执着行事;他们有的认准了只有法律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困境，在“讨说法”的道路上顽强坚持„„这些“小人物”，尽管每年入选的人数不算多，却是当年“法治人物”中的亮点。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社会公众正在生长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正是推动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

2006的“十大法治人物”之一——“反酒第一人”王英，便是他们的代表。河南女教师王英的丈夫因酗酒引发胰腺炎死亡，为此她开始了长达8年的诉讼，先是针对酒厂，再是针对工商部门中的商标管理机构，她的要求是在所有酒类产品的商标上标明“饮酒有害健康”。

颁奖词把王英的诉讼概括为：“从简单的一己之愤的宣泄变成满腔热血地为公众利益代言”，可谓恰当。以一己之力挑战一个行业、一项惯例或者传统，不管“反酒”诉讼的结果如何，她的付出已足以让人心生敬佩。

实际上，“小人物”的勇气与奉献，已经推动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修改，触动了相关方面的改革。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孙志刚案中奔走呼吁的媒体记者和众多网友，他们的努力直接推动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张先著提起“乙肝歧视第一案”，他的胜诉促进了国家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的统一„„这些“小人物”，他们对法治的追求令人尊敬，他们对法治的信念令人感动。

从法治的角度来说，“以人为本”就是要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尊严和权利，正是公民意识的内核。社会成员树立一种公民意识，培养一份社会责任感，将汇聚成推动法治建设的强大合力和深化改革的动力。如果今天的改革要套用“变法”的说法，那么，与“变法”之名相联系的，应该是中国公民。

延伸阅读：十年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北京12月5日电 (王宝卿)12月4日晚，十年法治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1号演播大厅落下帷幕。根据“百人评审团”的投票结果，10位十年法治人物和4位十年法治人物特别贡献奖得主最终揭晓。“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打虎网友”、诚信老人郑宜栋、环境法治推动者王灿发、海地维和警察等10人(团体)入选十年法治人物;民警张浩、法官任秋华等4人荣膺特别贡献奖。

十年法治人物颁奖盛典由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中央电视台主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今日说法》栏目承办。

民营医院如何走进“春天里”

李红梅

日前，国办《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该意见突破性地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即俗称的“民营医院”消除了职称考评、医保纳入、审批准入、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的障碍，让民营医院享受与公立医院一样的“平等待遇”，同时放开境外资本独立办医股权限制。有人说，民营医院将迎来春天。

这几年来，民营医院的声誉似乎不是太好。就今年来说，前有北京东大肛肠医院“虚假广告”、“过度医疗”事件，后有武汉中墺医疗美容门诊部给“超女”王贝整形美容致死事件。类似事件，暴露出部分民营医院“赚快钱”、行业自律不够等问题，或许也与民营医院的“营养不良”有关。

在占尽先机的公立医院面前，无论是设备准入、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医保定点还是税负减免，民营医院都属于“弱势群体”。2009年，私营医疗机构数占医疗机构总数的36.06%，但床位数仅占床位总数的5.19%。尤其当公立医院因“回归公益性”改革获得更多财政补贴之时，民营医院的生存竞争面临着更大压力。从这个角度看，《意见》让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体现了政策的进步。

尽管社会上对民营医院有各种议论，到民营医院寻求各种医疗服务的人却络绎不绝。俗话说，有需求才有市场。当今社会，人们对多层次的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与此相对照的是，公立医院却越来越难以担负医疗服务供给重任，“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还在上演，大医院医务人员日日超负荷运转。医疗服务市场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正因为公立医院提供不了如此差别化的服务，能够满足人们多样需求的民营医院才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卫生部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社会办的医疗机构为6.4万所，2009年为46.6万所，一年时间增长了6倍多。从这个角度看，《意见》鼓励民营医院健康发展，可谓正当其时。

当然，如果说给予公平待遇，卸下政策负担，让民营医院在准入和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院平等竞争，体现了“放”的一面，那么，解好民营医院健康发展这道题，还要有“收”的一面——这就是要加强监管、扶优扶强，引导民营医院规范执业，培育社会责任和信誉口碑。《意见》抓住了这两个关键环节，从制度上设计了众多可行的办法。对于各地监管部门来说，掌好民营医院“营利性”和“公益性”两个舵，做到服务与监管的“收放自如”，民营医院就一定能够获得长足发展，老百姓“看病难”问题也就一定能够得到缓解。

贫困地区申遗更要讲究“性价比”

邓海建

近日，一则“贫困县举债申遗”的报道引发关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荔波县为了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举债约2亿元。这一“穷负债+资本运作”的模式，潜藏着不少隐患。

荔波申遗的超常规“大手笔”，只不过是这些年不少地方掀起的“申遗热”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目前我国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此前，“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数亿元，而专家认为这在国内申遗项目中花费还算比较小的。 巨额的申遗款项，未知的效益产出，这不免令人担忧：真金白银砸下去，财政申遗“性价比”几何?如果大手笔的申遗行动没有严格的程序公开，或者缺乏切实的群众参与，会不会招致“政绩工程”的质疑?

平心而论，贫困地区发展不容易——逐利的市场资本往往只会锦上添花而不善于雪中送炭，加上资源相对匮乏、项目相对稀缺，“穷负债+资本运作”也是一条不得已的险路。公众能理解贫困地区脱贫的愿望，毕竟，输血不如造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或者增进民生福祉，都离不开贫困地区对特色资源的运筹与营销。

自然遗产是一种宝贵的特色资源，无可复制。然而，申遗的主旨在于保护，在于主张对人类文明的传承责任。遗憾的是，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将申遗视为发展地方经济的终南捷径：一方面满足于“遗产”称号的争夺，“申”完则万事大吉，缺乏配套的保护举措，坐等天上掉馅饼;另一方面将“申遗”视为坐地起价的法宝，一申遗则涨价，难免有借申遗敛财的嫌疑。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申遗”成功后“涨”声一片——而在涨价之后，遗产保护却鲜有改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度开发的魅影，一直与遗产保护在暗中较劲。因此，在某些著名遗产地，你会发现老式木门窗镶上了铝合金，楼台转角处长出了钢筋混凝土，“超载”的客流、遍地的垃圾„„过度市场化，成了遗产不能承受之重。此外，申遗后的“扩容”，也使得部分遗产越来越“返老还童”，敷上了浓厚的商业脂粉，而遗产自身的文化气息、历史风貌，在人为的雕琢中日渐式微。

贫困地区将申遗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冀望利用自身资源让群众生活有所改善，可以理解。但地方旅游业要想成为提振相关服务业、乃至各色产业的龙头，离不开申遗之外的决策智慧，需要营造出更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对贫困地区来说，因为财力有限，好钢就更要用在刀刃上，申遗更要讲究“性价比”。这个“性价比”就是：有没有把遗产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有没有让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有没有让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更协调。

治堵要走出“应急”怪圈

徐立凡

交通拥堵，是近年来在全国普遍凸现的“城市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在谋划“十二五”发展时，均把“不堵车”列为具体目标，表明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中国一线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不仅如此，交通拥堵还在向二三线城市迅速蔓延。

城市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交通拥堵的加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交通拥堵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持续付出且不断增加的成本。如果城市治理注重经济与公共事业的平衡，城市规划更加具有前瞻性与合理性，那么，城市交通拥堵完全可以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城市治理和发展过多地强调经济效益，无形中忽略了社会效益;过多地强调了对经济拉动产业的扶持，无形中忽略了对公共服务业的扶持。比如，汽车业对于城市GDP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因此鼓励汽车业发展一直是重要的产业政策。然而，在汽车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交通的规划和发展却远远滞后。

北京等城市酝酿的治理交通拥堵的综合措施，对于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城市经营理念是一次纠偏，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是一次试验。希望这些措施能取得较之现行措施更显著的成果。

与此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与国外治堵相比，中国城市治理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通过提高城市化率拉动内需、带动增长是中国城市的重要使命，这意味着必须在经济效益与公共效益之间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否则，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的通病仍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此外，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者，需要对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作出更准确的衡量。在政绩工程仍然不能完全得到遏制的情况下，追求短期效益的冲动仍然有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因此，彻底治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上加以完善，还应该在制度层面上有所作为。一方面，在政绩考核中，应该加大公共服务水平所占权重，强化政策对于公共服务的倾斜;另一方面，对于公共事业项目，应该引入社会评估机制，邀请市民参与政府决策，以此平衡不同利益。只有强化制度设计，才能避免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掐架”，并防止交通治堵成为应急工程。

交通拥堵是一个提醒：如果城市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不能协调，那么经济利益最终可能会演变为负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北京等城市对于交通治堵的新探索，应该成为提高城市发展认识、改善城市治理水平的新契机，成为城市发展制度革新的又一个起点。

面对矿难，他们何以沉默

郝洪

12月7日，河南义煤集团渑池县巨源煤业矿难发生后，因矿方管理混乱、负责人事后逃逸等原因，事故人数一变再变，直至8日清晨才查清，严重影响了事故救援及善后工作的开展。而一直在现场的渑池县政府驻矿干部虽清楚情况，却始终一言不发，事后竟以“没人问我”来搪塞。

好一句“没人问我”!矿难发生后，各级各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当班下井多少人、井下被困多少人?心急如焚的救援人员在问，伤心欲绝的矿工家属在问，舆论在问，民众在问，所有的这些追问还不够吗?在这名驻矿干部眼里，究竟该谁来问、怎样问，他才会打破沉默、有所回应?

46人下井，26人遇难，从死伤人数来看，已属于重大事故。而驻矿干部一句“没人问我”说得如此理直气壮，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面对26个消逝的鲜活生命，面对失去亲人的无助与悲伤，面对那些被猝不及防的灾难击垮的家庭，这样的推脱从何而来?

这推脱来自看不见的利益链。有媒体报道说，经调查，事故矿企的矿主是私自组织人员下井非法开采，在矿方通知人员下井时，这位驻矿干部还清点过人数。矿难发生后，驻矿干部不及时上报，听任原矿主私自组织人员井下藏匿遇难矿工遗体。可见，驻矿干部对事故矿企并非不知情，而是了解得太深，以至于太投入，看不见对矿工生命的救援，看不见自己的职责所在。

这推脱来自缺乏制度约束的问责形式。今年4月，河南省曾下发通知，要求矿干部必须24小时全天候驻矿监控，实行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对本地区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按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一并问责、一并追究。然而，来自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的数据表明，今年一至十月，该省煤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30起、死亡236人，同比死亡人数增加100人。这30起事故中，有多少煤矿被勒令关闭，又有多少干部被问责?

这推脱来自“不作为”的官场文化。类似“没人问我”的知情不报和行政不作为，并非只存于河南“12·7”这一次矿难，也并非仅止于矿难这一类人祸。这一声音，我们在毒奶粉事件中听到过，在各种环境污染事件中感受过。以个人利益来衡量岗位职责的“不作为”，为害甚烈，并为各类社会问题、事故灾难所证实。

河南“12·7”矿难发生后，与驻矿干部“没人问我”相呼应的，是渑池县的“自我表扬”。报道说，在12月8日下午举行的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一位副县长关于如何加强矿企管理的总结报告，让调查组成员如坐针毡。人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指什么，是那些被矿难吞噬的魂灵，是所有渴望安全、公平社会的民众。在这样的“天”底下，即便有利益的捆绑，有制度的疏漏，有潜规则的庇护，还是请把良心放回胸口说话。

“房票”提出反腐新课题

王石川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浙江台州最近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房票”。有许多楼盘须凭“票”才买得到，“房票”的价格，便宜的要五六万元，最贵的要几十万元。近日，台州市纪委组织人员调查摸底发现，100多套房子存在违规交易的“直改名”情况，已有部分党政干部主动向纪委承认转手牟利。

见证着物资匮乏的票证，早就淡出了历史舞台。“房票”的登场，不免勾起了人们的酸涩记忆。而台州出现的“房票”不是钞票，胜似钞票，含金量颇高。

一张小小的“房票”，附加值之高，令人咋舌。“房票”奇货可居，普通购房者望眼欲穿而不可得，但台州市一些人却能大肆占有，究其因，是他们手中握有权力。据知情者透露，“房票”来源，无非是权力的寻租。如何寻租?开发商要办事，总要与主管部门打交道，总得需要主管部门审批，如果不打点一番，相关部门就“给你卡掉”。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是主动“馈赠”还是被迫献贡，开发商不是慈善家，不可能止步于一送了之。同时，“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享受到巨大好处的人，也不可能白吃白拿。一方是利益输送，一方是权力作抵。“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在“房票”的一送一收之中，资本与权力完成了交易。

煊赫的“房票”倒卖，勾连了一条多方分肥的利益链：少数人无本万利，大发横财;开发商一遂心愿，在权力大树的荫庇下，所向披靡;在办理“直改名”的隐秘环节中，房产中介也能发一笔财。显然，对开发商、政府官员和房产中介来说，这是一种“三赢”的格局。

但是，“三赢”的背后必有“三辱”：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受辱，政府公信力受辱，法律法规受辱。中纪委印发的《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严禁“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台州市一些官员的“房票”，无疑契合了低价买房这一条，尽管只是“房票”，但转手倒卖牟利甚丰，已然涉嫌受贿。

近年来，国土资源系统屡出状况，不少人在房地产上摔过跟头，正如一位专家所言：“最近发生的很多腐败案件，都是和土地、房地产开发联系在一起„„”与直接受贿相比，收受“房票”无疑更为隐蔽，但实质仍是腐败，这就为反腐部门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据悉，台州市纪委已经表示，一经查实官员倒卖房票，除上缴不正当所得以外，还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要处理相关官员，更要肃清官商勾结。

别让“刷票”堵塞了公众表达

李劭强

时下，一些评选活动开始采用网上投票的方式，希望借助网络的开放和互动获得真实广泛的民意。但近日有媒体报道称，2010“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出现了网络水军“灌水”的现象，几名“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以短时间、本地化的得票方式顺利“突围”。虽然此事件是否为恶意刷票还没有定论，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网上投票已催生出一个新的网络产业——“刷票业”。

网络投票被认为是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一种快捷方式。有人曾总结“超女”红火的重要原因：进入的低门槛与民意的决定权。人们之所以如此踊跃投票，除了对偶像的痴迷之外，还与决定胜负的方式有关——由得票数而不是评委决定最终结果。因此，网络投票既是一种投票方式，也是一种表达和参与的渠道。

然而，在网络媒介逐渐壮大、网络受众日益增多之后，也出现了违背自主表达的被组织的“伪选票”：或是通过权力组织的方式，要求权力管辖范围的人积极投票、选择性投票;或是通过经济购买的方式，花一些钱找专门的机构刷票。人们曾经期待的网络民意，在这种干扰下面临蜕化成“电子乌托邦”的危险。

从其对待民意的态度和做法看，网络刷票的实质无疑是对民意的直接嘲弄——不是评价的结果交给公众决定吗?干脆弄一个假民意来给自己“贴金”。当民意可以伪造，可以“量身定制”时，它就只能成为装扮造假者的工具。 也就是说，那些组织投票和购买选票者根本没有把公众放在心上，也根本没有把民意表达看成是自我调整的反馈。他们认为，只要耍耍手段，就可以将民意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无论刷票的方式是什么，刷票的原因除了表面的自私自利外，还与对民意的嘲弄和操纵有关。而一旦民意被嘲弄，公众也就难以相信舆论有力量、参与有价值。

因此，刷票问题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事关民意表达与公众参与的严肃问题。对其防范，必须在技术预防和法律制止之外，培养人们对民意的尊重，以及对公共问题参与的自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民意是需要敬畏的，嘲弄民意者必然要付出代价;同时，参与公共生活应该积极而审慎，不能因懈怠而给刷票留下可能。

程序细节保障“阳光采购”

傅达林

商场、超市里4000元就能买到的电视机、空调，政府采购价竟要4500元，批量购买的政府采购为什么比零售更贵?媒体报道的怪现象值得反思。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中央预算单位2011年至201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进行明确。通知强调，200万元以上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应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的透明化运作，既是我国“政府采购法”的重要精神，也合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原理。而以“通知”的方式强调公开招标的程序要求，本身或许就隐含了政府采购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不良现象，需要我们从制度上作出全面“体检”。

以往，部门所需的办公设备由各单位自行采购，其中暴露出的索拿回扣、行贿受贿等问题，导致了后来的政府采购改革，希望以采购权的回收来减少采购权力变现的机会。但实践证明，采购权的集中如果不配以严密的制度规范和程序制约，如果不设计出细密到“无空子可钻”的防范体系，还是无法杜绝腐败。

要实现政府采购的规范化运作，首先必须从法律制度上着手，完善对权力运作的规范与监控。虽然我国2002年出台了“政府采购法”，但仍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约束力不够、规范衔接不畅等不足。比如，由于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刚性不够，加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采购法的实施往往受阻;比如，至今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今年1月曾公开征求意见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迟迟没有下文，法律的盲区很大程度上为一些“灰色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又比如，在工程领域的采购监管上，“招标投标法”规定监管部门是招标人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而“政府采购法”规定财政部门是监管部门，究竟工程采购应该由哪个部门监管，法律规定存在冲突。

除了从立法上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还应当追求更完善、更周全、更缜密。比如，我们以往强调在招投标环节引进专家等中立力量以增强公正性，却忽略了专家本身也需要监督。如何防止一些招投标专家变成“同流合污者”，就有待制度设计者更为细密的考量。再比如，现代政府采购应当改变单一行政监督的模式，让纳税人参与到政府采购的监督中来，如何为公民监督打开程序窗口，也需要作出精密妥当的设计。

总之，一项公正的制度需要无数个程序严密衔接，任何一个环节的断档都可能造成漏洞。从采购需求信息的发布到采购方式的选择，从评标定标到履约验收环节，从供应商的认定到特聘专家的评审标准，诸如此类具体琐碎的程序环节，都需要在细节上“挖空心思”地推敲和设计，如此方能让“阳光采购”真正“阳光”。

“公共利益”定义拆迁新法走向

郝洪

12月15日，经过修改后的“新拆迁条例”再度面向公众征求意见。为一个行政法规的出台，两度公开征求意见，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广求民智，集纳民意，新拆迁条例在谋求完善拆迁制度设计的同时，也彰显了国家立法的进步。

“新拆迁条例”的反复讨论、修改，盖因其涉及多方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影响“新拆迁条例”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

应当说，新拆迁条例的二次征求意见稿对“公共利益”概念有了更多的界定，比如明确列举了属于“公共利益”的7种情形，弥补了在公共利益界定方面的法律空白。人们期望这样的“弥补空白”能现实地解决利益纷争。比如，什么样的“旧城区改建”、“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属于公共利益?实践表明，“公共利益”边界的不清晰，有可能成为“新拆迁条例”迈向良法的一个障碍。

强调明确公共利益定义，是为了避免让“公共利益”成为强拆的“护身符”，避免“公共利益”成为某地方、某行业、某群体谋求集团利益的挡箭牌。因为， 明确了公共利益的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行政权力的边界，避免公权力之手过多地侵入到个人利益的领地。社会要发展，城市要工业化，乡村要城市化，所有发展的目的都是让每个人生活得更美好。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发展，泛化了所谓“公共利益”，就很可能会损害个体的合法利益。

当然，如果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再清楚明白的“公共利益”定义，恐怕也挡不住强拆的车轮。这说明，除了公共利益定义明确，还需要实现程序的正义。公共利益是公民共同的需要，如何实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公民当有表达和决定的权利。惟如此，才有可能彻底、有效地消除“强拆”带来的种种恶果。

自2001年“强制拆迁”写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至今已走过10年的岁月。根据“新拆迁条例”意见稿，行政强制拆迁将被取消，这不仅仅是拆迁制度的演变，更见证着我们在民主法治道路上的进步。我们希望新拆迁条例能早日出台，更希望它能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深思熟虑，回应民意。

当冷漠与市侩成为传染病

李泓冰

包括复旦学生、校友及校外人员在内的18人黄山遇险事件，由于一位民警在救援中的不幸罹难以及有媒体反映获救学生的“冷漠”、网民曝光个别获救学生忙于社团夺权与急于控制媒体的市侩气，遂招致群情激愤和接踵而来的理性思考。

为贸然犯险的年少无知搭上一条杰出的生命，这些天以来，已经让我们痛楚万分，而随之而来的冷漠与市侩气，更让我们齿冷。当然，获救学生成为万炮齐轰的焦点时，想来也有满腹委屈，虽说相比牺牲民警张宁海而言，这点委屈如过眼烟云。不过，如果舆论的炮火仅仅集中在18名遇险者身上，确实未必公平，这次由偶然事件引发的浩大舆论声浪，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大学生的言行，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看他们熟谙地运用“协调关系”、“危机公关”、“利用资源”、“控制媒体”这样的语言，悚然而惊之余，也不由想，如果这类对话，发生在两个负责干部之间，是否就更顺理成章、见惯不怪呢?近年来，一些地方每逢发生恶性事故或群体性事件，某些主政官员习以为常的做法，不就是和这些大学生的私下对话异曲同工吗?被扭曲了的官场文化，不但渗入高校，甚至已经蔓延到了中小学。就在中小学，不少老师甚至公然在教学生说谎，上级领导来视察，要学生谎称“作业很少，体育活动很多”;作文课，要学生为了高分“合理想象”，千万别写“离谱”的真话;竞选学生干部，也有家长掺和其间，教孩子拉票甚至“贿选”„„试想，当“名利+权势=成功”的公式成为无需证明的公理之时，那些一路参悟应试教育真谛的“优秀生”，难道还悟不透这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侩文化吗?这样沉重的责任，真的能只由这18名遇险者来承担吗?这些招数、这样的语言、这类的行为方式，是从何处习得，冰冻三尺是一日之寒吗?究竟该谁来负其责?

还有冷漠。

当孩子们从小到大被灌输除了对自己的分数负责、其余一概漠视的观念时，当不少平民的生命在不该发生的事故中失去而一些官员还在扯皮推诿责任时，当基础教育中生命教育仍然醒目地缺席，使长期耳濡目染的学生患上“爱无能症”，对他人的生命抱持漠然态度时，这难道只是一种“先天性疾病”吗?

显然，冷漠与市侩气，都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症候，症状在学生，病根在社会环境，在教育缺失。当我们嘲骂这18名遇险者之际，谁真的敢说自己对冷漠与市侩就有极其可信的免疫力吗?

普通警察张宁海的牺牲，不但换回了学生的“活”，更唤醒国人对“病根”的深刻反思，或者还将成为向冷漠与市侩文化宣战的契机，他的生命，的确重于泰山„„

民意征求亟须规范化具体化

陈杰人 今年以来，国家机关在公共决策前实施的各类征求民意活动备受关注。从法定节假日的方案调整，到首都治理交通拥堵对策，再到拆迁条例的重大修改，有关部门在制定与完善这些牵涉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前，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听取群众呼声，吸收民间智慧，反映出公共决策的进步，也体现了公共管理的理念革新。

不过，从实践来看，纵观各类征求民意活动，整体上还有可改进之处。比如，有的拒绝将网络作为征集意见的正规渠道，有的征集意见后没有结果反馈，有的在决策快出台时才“集中征求”民意，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批评。

这些批评意见，是公众对国家有关部门开门立法、民主决策进步过程中提出的更高要求。正确面对这些批评意见，改进和完善民意征求制度，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共决策与民意民智保持更紧密良性互动的前提。

作为公共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行为和行政决策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这些决策一旦做出，就会在相对较长的时段内反复、持续影响非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很多公共决策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也是民众感受最深、思考最多、呼声最切的问题，群众在长期的观察思考过程中，积累了不少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这些特点决定了，公共决策必须吸纳民意、集中民智。

随着“十二五”时期的崭新开始，人们对公共决策将会有更高要求，未来公共决策也将面临更大考验。有鉴于此，各级国家机关需要在公共决策的民意征求方面，更加注重规范化和具体化。

第一，从制度方面，应规定哪些公共事务应征求民意，并就征求的时间、程序、组织管理、意见整理、意见反馈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第二，可以考虑设立专门机构并安排人员，专司公共决策前民意征求活动的组织管理。

第三，各级政府和立法机关，应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利用本机关网站随时接受和整理民意，并将其建设成民意征求活动的重要平台。

第四，除了决策者自身征求民意，还应调动民间机构的积极性，组织他们经常性地对公共决策进行民意调查，这种调查既包括决策前的征求民意，更包括实施中和实施后的民意反馈。

第五，各级统计部门应发挥民意征求的主渠道作用，经常性地组织民意调查工作，为本级政府和人大的公共决策提供即时性的咨询意见。

如果把公共决策比作一条奔腾大河，那么这条大河的所有能量，都来源于其汇聚的涓涓细流;而那些细流乃至汇成细流的点滴之水，就是藏于民间的民意之光和民智之辉。各级决策者只有更加尊重民意，不断强化汇聚功能，才能集中民意民智，使我们的江河永远奔腾不息。

公车改革还是要积极稳妥推进

毕诗成

这几天，公车改革的老话题再次引起热议。日前，武警湖北总队决定，湖北省武警总队副师级以下干部公务用车将全部取消，今后，总队对所有机关干部每月发放用车补贴，机关干部外出办事所驾私家车悬挂地方牌照;而来自云南昆明的消息称，一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试点工作搞了近一年，预计可节省费用2000余万元，试点区超过八成的公务员改变了出行方式，选择私家车、公交车、自行车解决公务问题。

公车改革各地多有尝试，但鉴于情况复杂，难题不少。虽然公车货币化改革屡屡启动，但会不会“变味”，还有待观察。

公众对于公车改革探索的审慎追问，应该说其来有自。如果从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公车改革已经搞了16个年头，改革之车虽然不时油门轰轰作响，但整体而言可谓步履艰难。最新例证是，北京“治堵方案”公开征求民意，意见稿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但现有公务车有多少?相关部门均表示“不便透露”，并称“问题很敏感”。

从以往一些地方推行的改革实例看，改革的突破恐难一蹴而就。不管是既得利益者的消极态度，还是改革环境缺乏制度保障，内外阻力都不小，常常让许多出发点很好、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最后不得不回到原点。而一些地方性改革和试点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昭示了一个道理：公车改革不见得需要特别高明的设计，它最需要的就是触碰既得利益的改革决心与魄力。

事实已经证明：公车改革还是要积极稳妥推进，不推进只会让改革变得更难。综观当下现状，个别地方的单兵突进固然让人心生振奋、充满期待，但指望某个地区在自主探索中找到“万全之策”，成为各地均可效仿的改革样本，恐怕也不太现实。唯有总体部署，并通过人大监督、财政预算收拢三公消费边界，才有可能使“公车改革”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可行之路。必须看到，长年奔跑在马路上的超编车、超标车，消费的不仅仅是汽油和钞票。

以坦诚的态度给出科学依据

邓海建

热议多年的面粉增白剂存废之争即将尘埃落定。日前，卫生部监督局对是否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公开征求意见，公告称将设一年的过渡期限，拟从明年12月起禁用面粉增白剂。

食品行业有这样一句话：“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化的食品工业”。面粉增白剂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改变了面粉的卖相，成为相关产业的催化剂。然而，其对人体健康的未知影响，却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种声音认为，面粉增白剂会破坏面粉中的营养，于健康不利，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明确禁用;另一种声音却认为增白剂无害，美国对面粉增白剂不限量，加拿大的可使用量也是中国的2.5倍，若禁用，则会导致食品添加剂厂破产、员工下岗，因此要慎言禁用。各方面对面粉增白剂的不同姿态，一度令舆论与公众莫衷一是。

人们之所以对这一问题如此关心，是因为这些年餐桌上的安全让人担心，化学添加物确有潜在隐患。乳酸、瓜尔胶、阿斯巴甜„„一盒乳制品里可能就有几种添加剂。而《食品安全法》的基本精神，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的理念，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基本诉求：“能不添加则不添加”。这应当成为食品加工制作领域的通识。

9月12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结束征求意见，面粉增白剂依然被列入面粉处理剂行列;而今，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基调已定。短短数月拟出禁令，相较于十数年的存废之争，相关部门因应民意、关切民生的积极作为值得肯定。然而，一年的过渡期，还是引发不少质疑。

设置一年过渡期的初衷，也许在于考虑到面粉增白剂企业及职工的利益，但这与国人的食品安全相较，孰轻孰重?叫停面粉增白剂，必然会引发相关连锁反应，公共政策迟早要面对这个成本，那么，早一年和晚一年，究竟有多大差别?既然一年后才叫停，那么，个别面粉增白剂企业会不会开足马力、为禁令后的市场备足“存粮”?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此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解释，会不会为各色流言的蕴蓄发酵提供了可趁之机?

值得思考的是：国际上的面粉增白剂之争，似乎并不像我国那么激烈。说到底，人们在面粉增白剂上的杯弓蛇影，与其说是对添加剂本身的忧惧，不如说是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担忧。也正因如此，宣示“禁用”的公共决策时不可惜墨如金，在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的同时，更应做好解释工作，以坦诚的态度，给出科学依据;同时强化执法能力，真正为百姓的食品安全构筑起刚性防线。

领导干部该如何面对“二姨夫猜想”

杨健

12月25日，在复旦学生黄山遇险报警事件中被传“非常有影响力”的“二姨夫”终于现身，以自己“下岗工人”的身份证明，之前对于沪皖两地强力联手救援的种种推断，只是并无依据的猜想。

仅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谜底的揭开道明了真相，厘清了传言，让可能被牵连的当事人和机构松了一口气，但“二姨夫猜想”所反映出的公众心态和舆论情绪，却远不能令人轻松。

“二姨夫猜想”，只是近年来众多热点公共事件的一个侧影。在这些事件中，公众心里有一根弦始终紧绷。大家对事件背后的人际关系、权力影响、可能存在的潜规则保持高度警觉，有时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干部家属组团出国游，是不是公款埋单?公车肇事逃逸后司机自首，是不是在当替罪羊?领导的孩子提干了，是不是借了家庭的光?这些质疑和追问，有时有答案，有时没有答案，更多的时候“不需要答案”，集体围观下的缺席审判，通常都是“有罪推定”。

公平地讲，在这种社会心理氛围之下，不免会有事实偏差，难免造成误伤，领导干部群体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是无声隐忍、委屈申辩、高调辟谣，还是激烈的“双起诉”、“跨省抓捕”?以怎样的态度分析和对待此类事件，涉及舆论监督、干部形象、干群关系等重要问题，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高度警醒、深刻思考。

应当看到，“二姨夫猜想”不能一概视为“二姨夫臆测”、“二姨夫谣言”。因为事实证明，这类“猜想”虽有捕风捉影之嫌，但“不幸而猜中”的情形不在少数。从华南虎照到高考移民、从罗彩霞案到“局长日记”，调查结果表明，一些领导干部行为确实有失检点，以权谋私现象的确并不鲜见。不少情况下，上海的“二姨夫”只是在替另外某个地方的“二姨夫”埋单，而不能怪舆论戴着“有色眼镜”。

应当看到，失去监督的信任往往是速朽的。人民群众把社会管理的重任托付给公职人员，是出于他们可贵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决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批评和监督政府部门、公职人员，既是群众对自身民主权利的维护，也是帮助政府部门及早发现问题、改正缺点、提高行政水平。对这些监督的声音，委屈允许存在，申辩也有必要，但决不能逃避，更不能打压。

还应当看到，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过激情绪和言论，固然有其不客观、不理性的一面，但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跟一些地方言路不畅、对群众呼声响应不力有关。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如果呼声得到重视，如果监督的制度始终健全、监督的渠道始终畅通，群众绝不会有意为难谁，即使出现一些偏颇的言论、偏激的情绪，也一定能够及时化解。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观点都不能丢、不能忘”。群众的“猜想”，基于平日的印象;而这些印象，决定于各级领导干部所展现的形象。“二姨夫猜想”虽然以令人欣慰的方式走向尾声，但它所敲响的警钟，应该时时在干部们耳边回响。

人造鸡蛋到底和谁“有关”

李曙明

12月2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假蛋真相》，揭露部分制假者打着“人造鸡蛋技术”的幌子骗取培训费。造假者的见利忘义令人愤慨，另一个细节同样让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有关部门在谁来监管人造鸡蛋问题上都“点别人的将”，坚称“和自己无关”。

且看他们的表态：

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分局工作人员：“我觉得是不是由技术监督局来认定。”

12365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投诉举报热线：“农业局，鸡蛋是属于农产品。” 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农业部门不管人造，它已经不是从鸡体内产出来的对象了，这完完全全属于工商部门管的事。”

„„

这些年，在网上、街头，传授人造鸡蛋技术的广告随处可见，相关报道也不时见诸媒体，这一不法行为几乎是以公开的方式在进行。在百度网站搜索“人造鸡蛋”，有711万多个网页，大多数内容都和“造假”、“骗局”有关。百姓受其害时间之长，由此可见一斑。之前曾对造假者何以如此肆无忌惮感到困惑，看完央视节目，一切全明白了：原来没人管——有哪个部门会去管“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呢?

社会转型期，少数不法之徒利欲熏心疯狂造假，难以完全避免。但只要有关部门恪尽职守，不法行为一露头就坚决打击，不法分子就会心存忌惮，百姓也会对这些造假行为的惩治、取缔充满信心。遗憾的是，百姓的信心却不时被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所销蚀。

从现实看，如果查处某一非法行为的职责专属于某个部门，工作一般能积极主动。一旦分工不甚明确、各部门职能有交叉，互相推诿则往往成为常态。比如，“19个部门管不好一个井盖”、“七八个部门管不好地沟油”。前不久的“奶粉激素风波”，一个重要诱因就是消费者“检测无门”。

应该承认，出现互相推诿现象，确有职责不明的因素。拿人造鸡蛋来说，如果有关规定明确这事儿归哪个部门管，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扯皮。这提醒我们，在相关立法工作中，划定职能部门分工应力求明确、具体，避免职能上的交叉。但这恐怕也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现实当中，职能的交叉不仅难以完全避免，有时甚至是形成执法合力的需要。此时，以什么样的态度、精神去对待，就显得至关重要。

职能交叉，往往意味着不同部门都有查处职责。同样是在一些“职能交叉”领域，我们却看到许多部门在“抢着管”，比如在审批发证环节，比如在开发收费的时候。可见，所谓“监管真空”，固然有职责分工不明的因素，但那些“和自己无关”的表态，其原因可能远不止“职责不明”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担当，积极开展本职工作，切实维护人民利益。

遏制发票违法还需多管齐下

马红漫

发票违法最高罚50万元，12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修订后的《办法》，增加了新的规定，也加大了对发票违法的处罚力度。

发票，是消费权益保障的凭据，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具有独特意义，加之其造假、伪造难度要远小于法定货币，所以一旦财务、税收监管制度出现松懈或漏洞，发票就会直接变为套现非法收入和偷逃税款的工具。 新《办法》出台，显然有助于遏制发票违法问题的蔓延。但需要指出的是，发票造假其实是许多痼疾的缩影，解决发票违法问题，也需要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反思与改革。

两个事例可以放大这种“缩影”。事例一：日前，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中央部门虚假发票列支问题的整改报告，报告显示，相关部门通过收回违规报销资金、更换真实发票等方式整改9737万元，并将其余4503万元假发票问题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此前审计部门的调查显示，这些虚假发票套现资金主要用于单位福利发放。事例二，时近年底，不少单位开始集中报销发票作为员工福利，由此导致各类发票都成了抢手的“香饽饽”，各种“求购”发票的帖子充斥网络论坛。

尽管两个事例所涉及的对象差别很大，但发票违法使用目的却非常相近，即多是被用于行政企事业单位的隐形福利发放，或逃避相关税款与收入监督。直观而言，无论是国家行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任何发票违法行为都应被严厉惩处。

透过发票使用违法现象，至少有两个问题应引起注意：其一，行政与事业单位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财政资金，且借此发放的福利收入属于隐形收入，此类发票违规的实质是损害了公众纳税人的利益，应该对相关违规与惩处信息彻底透明公开化，落实纳税人的基本知情权与监督权。从长期来看，针对行政和事业部门的发票违法使用行为，在法律上应该纳入职务犯罪行为予以追究。

其二，大量滥用发票行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完善。目前的个税管理导致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力，这是很多企业使用发票报销发工资的原因。实际上，这样的行为虽然能够少缴税款，但也使得员工保险金收益减少，个人利益遭受损害。针对此类行为，在强化税收监管的同时，应该尽快启动个人所得税体制改革，让工薪阶层纳税额能够合理减少，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实现发票管理体制的优化提升。

总之，解决发票违法问题，功夫不仅在“诗内”，强化法律问责的同时，相关制度建设跟进也十分重要。

是什么让“神医”前仆后继?

谢勇

铁打的市场，流水的“神医”。近日，又有一位“神医”被曝光。北京大道堂中医养生研究院院长刘逢军，这位自称看看照片就能诊断的“神医”， 学历、从医经历均属造假。

从报道来看，与之前的张悟本、李一等人相比，刘逢军的“法术”难言高明，依旧是靠着神乎其神的吹嘘与包装、市场营销与推广等。而且，他的吹嘘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声称放生2000斤鲤鱼，这2000斤鲤鱼一起向他鞠躬;不管是癌症、糖尿病，还是牛皮癣、老年痴呆症，他都不在话下，甚至，用3根冰棍儿就能救活癌症晚期患者。

不过，这位“神医”刘逢军，显然是吸取了他前辈的一些“经验教训”。第一，他不再像李一那样打着宗教的幌子，也不走“名人”路线，而是“低调”发财。第二，这位“神医”企图在现在的法律空间里寻找灰色地带以规避监管，那些求他治病的患者，不仅要登记个人信息，还要签上一份公告合同书，在公告合同书中有这样的重点内容：一个是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另一个是，他们的产品属于食品，不是药品。第三，他卖的神奇食品“道养生宝”，一盒仅22元，处于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吃出问题乃至人命的可能性甚微。一旦追究起责任来，即使被惩罚，力度也有限;从“获益”与“损失”的性价比而言，也是划算。可以说，这是位已经找好退路、脚底抹油准备随时走人的“神医”。

这种“神医”，一旦被媒体放在聚光灯下，就会原形毕露。果然，经记者查证，这位刘逢军，不过是一个既没有受过医学培训，更无从医资格的彻头彻尾的骗子。

虽说“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可是张悟本、李一事件才过去不久，刘逢军又折腾了个风生水起，这就需要认真琢磨下，前仆后继的“神医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了。

最直接的，也最容易找的原因是患者与民众的科学素养不足，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常识。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巫术;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宗教，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最基本的启蒙教育。这也是卫生部部长陈竺谈到让“张悟本现象”不再出现时，提出加强医学科普的原因。除此之外，“神医现象”恐怕也与看病贵、看病难有关，使得一些寻医问药者走进了“神医”的诊所。

实际上，作为一个转型中的拥有悠久传统文化的古国，出现此类“神医现象”也算是一种“必然”，可是怎样既在社会制度层面、民生层面，又在精神领域顺利完成这种“现代性转换”，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许，除了反思民众的文化素质，不妨再问问，是什么绊住了百姓走向正规医院的脚步?是什么促使百姓寄希望于那些“神医”?除了医疗资源严重不足这些原因，我们对病患及其家属的精神关怀是否充分?有没有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解决这些问题，也是防止“神医现象”再现的关键所在。

第四篇：2010年9月30日至11月11日最新更新(包含半月评论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时评)

目

录

半月谈之半月评论 ........................................................................................................................... 2 第18期 祝福人民 ......................................................................................................................... 2 第19期 力戒“口惠民生” ......................................................................................................... 3 第20期 社会责任的守望者 ......................................................................................................... 5 人民日报社论 ................................................................................................................................... 7 09月30日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胜利前进 ...................................................................... 7 10月01日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 8 10月16日 谱写体育新篇 展现时代风貌 ................................................................................ 10 人民时评......................................................................................................................................... 12 10月12日 司法如何面对舆论“陪审团”? .......................................................................... 12 10月13日 网络监督如何更有力? .......................................................................................... 13 10月14日 由温总理的坦诚说开去 .......................................................................................... 14 10月15日 别让“加分通道”损害教育公平 .......................................................................... 15 10月16日 征信管理，打铁尤需自身硬 .................................................................................. 16 10月19日 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 ...................................................................................... 17 10月20日 体育，也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 18 10月20日 激情汇聚复兴的动力 .............................................................................................. 19 10月21日 基层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 20 10月22日 “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 .................................................................... 21 10月23日 “关闭网吧”与“保护网民” .............................................................................. 22 10月25日 为"校长离开官场"叫声好 ...................................................................................... 23 10月26日 专用采访证，舆论监督还是监督舆论? .............................................................. 24 10月27日 “权力”尊重“权利”的上海样本 ...................................................................... 25 10月28日 从“一人一票”到“一票一值” .......................................................................... 26 10月29日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 ...................................................................................... 27 10月30日 网络反腐，剃头挑子两头都要热 .......................................................................... 28 11月02日 我们对创业板抱怎样的期待? .............................................................................. 29 11月03日 政务公开当存敬畏之心 .......................................................................................... 30 11月04日 公共产品定价，涨落背后是民生 .......................................................................... 31 11月05日 应试教育为何这样“顽强” .................................................................................. 32 11月06日 人格教育如何获得现实支撑 .................................................................................. 33 11月09日 中国足球，别错过重整山河的良机 ...................................................................... 34 11月10日 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 ...................................................................................... 35 11月11日 “权力清单”背后的权利诉求 .............................................................................. 36

半月谈之半月评论

第18期 祝福人民

准备隆重的庆祝大典，展开联翩的纪念活动，涌动热烈的欢乐氛围……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们满腔激情，讴歌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辉煌业绩，传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铭记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祝福伟大祖国的昌盛繁荣。

我们还应该为普通的人民群众，为每一个新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去讴歌，传扬，铭记和祝福。

这是人民的节日，这是人民的六十年。

人民的奉献，举托起国家的天空。

无数普通的劳动者、平凡的建设者，在新中国的红旗招展中，在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默默地坚守着，奋斗着，奉献着，把自己虔诚的理想托付于宏大的蓝图，融注于工作的日常。众多经历六十年巨变的前行者，虽也曾遭遇历史的震荡、命运的不公和际遇的荒凉，但在人性的坚忍、顽强和宽容中，他们坦然面对世事沧桑，心中依然一片清亮。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普通劳动大众在现代化事业中作出的巨大牺牲。新中国建设初期，正是在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的特定框架中，中国农民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在国家以“公益”名义强制的征地制度和集体与农民模糊的权益关系的特定背景中，中国农民为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支付了高昂的成本。

人民的创造，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新中国的起步，是无数民众迸发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破解这世界难题谁来养活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去解决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

新中国的跨越，是无数民众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去选择自己的道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了安徽小岗村农民“大包干”的伟大实验，广西合寨村村民自治的最早起步，看到了乡镇企业在希望田野上的异军突起，农民进城冲击城乡二元体制的澎湃潮流，还有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所昭示的“协商民主”的崭新路径，四川遂宁的“乡镇直选”带来的“选举民主”的勇敢实验……

人民的成长，凝聚着社会的希望。

我们不能淡忘，“文革”时期的运动狂热，“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非理性激情，助推了一场社会危机。在全民族深刻的反思中，人民从对权威的膜拜、盲从中逃逸出来，从传统的禁锢、束缚中解救出来。思想在敞开门户，人民在自主求索。

我们倍感振奋，现代市场经济的前行中，民众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在普遍觉醒。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激情，开辟了民主政治的多种形式。

我们也应清醒，在世俗化、功利化的潮流中，当年最可宝贵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何处寻找真精神?殊不知，当我们聚焦于文川抗震救灾，聚焦于奥运火炬传递，聚焦于“感动中国”的身边普通人物的生活日常，就会发现，精神依然在高扬，道德依然在闪光，热爱依然在喷涌，社会责任、公

民意识、志愿者精神，已经印刻成我们的生命本色，健康、阳光、文明，正在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真的精神依然还在，它在底层、民间，在乡土、草根，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人民的奉献，需要我们倍加珍惜。这种奉献，不应成为我们盲目冒进的资本，更不应成为人为制造灾难的遮掩。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深化中，去消减变革的阵痛，避免失误的代价?如何在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平衡中，保证大众的利益，增进人民的福祉?

人民的创造，需要我们倍加尊重。现实生活中，我们领略了更多的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诚然也有其不可或略的效用。但是，它绝不能替代、否定民众的创造。代表人民的利益，引领人民的意向，同时，更需要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推进人民的自主创造。

人民的成长，需要我们倍加支持。我们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坚持民主法治的正确路径，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在政府与社会、官员与民众的紧密互动中，化解社会的矛盾，求解发展的难题，建设和谐的新局。

六十周年的庆祝中，我们再一次打开了尘封的历史。

我们所看到的，是历史的一个个闪光的节点，一步步巨大的跨越。但是，在节点之间，在跨越背后，我没又看到了什么?

六十周年的庆祝中，我们再一次沉浸于已有的辉煌。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风险时期：官员腐败，社会分化，经济失衡，利益冲突，自然灾害，都已进入高发期。继续前进的力量在哪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

只有从对人民群众真挚的信任、感恩中，深刻的解读、诠释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洞察变革的意蕴，更丰富地拥有力量的源泉。

第19期 力戒“口惠民生”

“民生”，这几年已经成了社会生活中分外响亮的“主题词”。政府出台“民生政策”之密集，媒体推出“民生话题”之深入，百姓关注“民生热点”之强烈，可谓前所未有。

如何使每一级政府的惠民之举，托起每一个百姓的幸福生活?显然，我们还有许多的结待解。走进基层，常常遇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

民生是个“筐”。看一看各地在抵抗金融危机中，接连推出的刺激内需的大手笔，看一看基层在跟进产业转移中，争相展示的招商引资的新路数，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有多少是紧密呼应民众迫切需求的民生项目?生活保障、教育医疗、社会建设等投资究竟占了多少比重?一些地方向上汇报、对外宣传时，为了标榜自己的“高度重视”，竟然把高速公路、城市广场等基础设施投资都算作了民生工程。笔者记得当年采访过的南昌一位老市长讲过：现在的城市建设，一谈民生就是大广场、大剧院、大运动场，其实，平头百姓一年能进去几次?而背街小巷的路道，市民上班，上学，买菜，一天就得走几个来回，又有多少官员放在心上?

民生是个“秀”。“有粉搽在脸上”，这是许多官员的共通心态。就谈新农村建设，不少地方忙于撤并村庄，洗脚上楼，简单地将城市样式照搬进来，靠近路边的建筑，还要涂脂抹粉，配上白墙红顶。老百姓的谋生之道、生产方式还没有

改变，就急着要在一个早上颠覆农民既有的居住文明和生活方式。于此，官员们有了迎接上级领导检查视察的“盆景”，有了自己表功炫耀的“面子”，甚至还有了其中房地产开发的“实惠”，老百姓却尝到了难言的苦果。

多少惠农工程，因为作秀，最后成了浪费工程、瞎折腾工程。

民生是个“痛”。一些地方政府或盲目追求跨越发展，或急于拉动投资需求，或企图摆脱财政困境，提出加速城市化，让更多的百姓以承包土地换一纸户籍，尽快过上城市生活，享受公共服务，沐浴现代文明。但是，他们并没有换位思考：农民到城里买不起房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子女就学遇到困难怎么办?农村融入城市，应当是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难得的机会，如何使这一机会变为现实?

还有最近接连发生的凤翔、浏阳和武冈等地重金属污染、中毒事件，致使当地老百姓水不敢喝，粮食蔬菜不敢吃，村庄陷入恐慌之中。想当初，村民们一再向政府反映问题，不断将污染企业抵制，当地政府官员，哪一个不是信誓旦旦拍着胸脯，对这些关乎子孙后代的民生需求做过坚定的承诺?

民生是什么?不是口号，不是标榜，它是百姓的切身利益，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民生建设是什么?不是政绩工程，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发展方式，一种社会文明。

有人说：保民生还是要看发展，没有财力保障民生都是空谈。有道理，但未必尽然。财力固然重要，但比财力更重要的是理念，是一个地方坚守的发展基点。行政架构越来越庞大，政府大楼越来越气派，官员出行越来越高标，为什么就不能压缩下来用之于民生?一些地方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方面付出的经济和行政成本不断攀高，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根源于漠视民生诉求、激化社会矛盾。为什么不能从改善民生入手，去赢得更丰厚的和谐红利和更可持续的内需拉动?中央三令五申刺激增长的投资要向民生倾斜，向社会保障、百姓就业等倾斜，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有人说：保民生还是要重考核，没有硬性指标民生很难落实。有道理，也未必尽然。考核不可或缺，但比考核更重要的是情怀，是共产党人执政的价值取向。现在列入政府部门考核的指标不断加码，“一票否决”的项目也过多过滥，逼得基层干部不堪重负，疲于应付，衍生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种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显然，考核硬化还不是治本良方。

民生深处是民权。我以为，保民生最关键的，还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本位，坚持老百姓当家做主。尤其是针对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基层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财政预算和惠民工程，务须让百姓有信息知情权、利益表达权和决策监督权。民生工程，最后竟成了领导的政绩工程，地方的形象工程，能不跑偏、变形吗?我们总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想着去代替百姓，去包办民生，总是一味以政府的取向去代表百姓的需求，甚至以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去代表百姓的利益，能保证得到民众的充分认可吗?

当然，更具意义的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素质的提升，是主体力量的成长，民主路径的拓展。只有在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在权利与权力的法治契合中，政府的民生关怀才有更为深广的内容，社会的民生进步才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各级政府要将“民生”真正落到实处，还是要更多一些民众情怀，更多一些民生导向，更多一些民主保障。

第20期 社会责任的守望者

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人民的知情权因科技的进步而成倍放大。

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人民的参与权与表达权因民主的发展备受关注。 这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人民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用。

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权利的到来欢呼，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常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迷失了自我，在娱乐化、低俗化的新闻中痛苦挣扎。

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部分媒体以讹传讹的推波助澜下，致使海南的蕉农损失惨重，消费者也陷于恐慌之中;一则“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条假新闻，对媒体人而言，也许只需敲几下键盘，却会在一瞬间造成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恶果。

在市场经济和现存的媒体经营管理体制下, 媒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绝不能成为媒体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建设的理由。我们不能让经济利益腐蚀媒体的“话语权”，那是自掘坟墓!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说过，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

那么，中国媒体该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

前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为媒体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一个睿智且负责任的媒体，总会体察民意、顺应潮流，总会善于把握社会脉搏、研判时局走势，总会提出关键命题、做出核心引领。

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必然反映公众心声，代表公众良知，引领社会风尚，维护社会秩序，滋润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

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媒体的生存之道，也是媒体长远发展之道。

媒体应是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作为社会公器，它反映民意，传达民众声音，为公众提供话语平台。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载体"，媒体绝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媒体的生存依赖公众的支持。因此，不管媒体发展到哪个层次，其核心都应是民本取向，是民生情怀，是民权代言。媒体同时也是社会"良心"所在，它应该向公众传递民主、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

媒体应是舆论的引导者。信息的狂轰滥炸、信息意义的消解、文化的娱乐性包装，时常让受众掉入柯勒律治(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汪洋大海，人们不知该游向何方。新闻媒体不仅应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道、解释和分析, 还应以其正确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社会及公众。应该正确传递各方声音，起到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桥梁作用;应该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承者的功效;应该继承、扬弃、整合和创造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精神操守，提升民族文化的层次和品位。

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更是媒体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需要智慧的、合情理的舆论引导，更要合法和合乎真民意的舆论引导。

媒体也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促成了我国收容制

度的废除;对黑砖窑事件的揭露，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整治非法用工风暴……这一切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功效。媒体监督也推动了政府的制度建设不断向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媒体监督还是反腐的利剑。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从网民予以曝光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只用了短短11天，政府官员公款出国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等问题经媒体披露后，最终在公众的关注下得以查处。

社会的发展需要媒体的参与和建构。媒体是号，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量;媒体是剑，为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媒体是手术刀，割除社会毒瘤、医治社会痼疾。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具有媒体性质的发布者，这就需要更多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人参与到媒体建设中来，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坚决反对以反“媒体审判”之名，行抵制舆论监督之实的行为。从法律上保障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正当权力，无疑将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媒体自身更要做好自律。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媒体未来和国家未来。

人民日报社论

09月30日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胜利前进

——热烈祝贺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

喜报传人间，花香满乾坤。在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中华大地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自强不息的奋斗，留给当代中国人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56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诞育、发展、交融，合力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建设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历史。

60年前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翻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回首60年，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历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经验弥足珍贵。6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民族工作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民族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大力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日益深厚牢固，为我们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战胜国内外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6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不动摇，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坚持维护祖国统一不动摇。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坚持一切从我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是成功的，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些实践证明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并不断加以完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国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重大的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继续把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只有切实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使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才能不断形成实现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强大力量。为此，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奋力开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紧紧围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的主线，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我国民族问题实际，既坚持和发扬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推进制度创新、工作创新、方法创新，突出群众性、实践性、时代性，增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感召力、亲和力、影响力。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积极性，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培育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公民道德准则和社会文明风尚，形成促团结、保稳定、增和谐的强大合力。要认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活动，善于发现典型、总结典型、弘扬典型，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先进事迹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各类先进典型作用，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教育群众，带动各族群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要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建设一支政治上跟党走、群众中有威望、工作上有实绩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强大的组织人才支撑。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完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族工作责任制，加强民族工作部门建设，推进民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证。总之，要通过全党全国不懈努力，努力使民族工作更加有效、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民族团结更加巩固，形成促进祖国繁荣昌盛、维护祖国统一安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磅礴伟力。

历史和现实深刻昭示我们：团结统一，是各族人民之福;分裂**，是各族人民之祸。对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新的起点，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来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灿烂。

10月01日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60华诞。

6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时刻，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标志着我们伟大祖国从此告别落后屈辱走向繁荣富强，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迈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60年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引领当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

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中国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探寻出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道路。共和国60年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60年团结奋斗，我们将几代人矢志追求的现代化梦想和民族复兴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站起来了”到“举足轻重”。中国的国力从来不曾如此强大，百姓的生活从来不曾如此富足，亿万人民的精神面貌从来不曾如此昂扬奋发。共和国60年辉煌历程和光辉业绩，铸就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丰碑。

振兴中华，赶上世界潮流，使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纵观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中国的60年，前承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后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变革与创新，凝结着亿万中华儿女一个多世纪以来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开创了现代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灿烂前景。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间，中华民族走过了历史长河中最为屈辱的一段。抵御外侮、变法图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面对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悲惨境遇，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进行了反压迫、反奴役、反侵略的英勇斗争，书写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悲壮一页。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勇敢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神圣使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几十年艰苦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家民族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使中国人民走上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使社会主义中国更加自信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60年光辉历程，凝聚成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光明未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的伟大目标。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大势，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风险，我们肩负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面临的考验复杂而严峻。我们走过的60年征程，只是民族复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居安思危，永不懈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我们才能承续无数先辈英烈们所开创的伟大基业。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时代，一个开拓未来、创造历史的时代。目

睹我们国家沧海桑田的巨变，亲历中华民族迈向复兴的航程，时代给予我们光荣与梦想，更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崭新篇章。

10月16日 谱写体育新篇 展现时代风貌

——热烈祝贺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今天，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在济南隆重开幕。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全国各族人民刚刚以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齐鲁大地又汇聚一万多名生气勃勃的体育健儿，用拼搏与奋进谱写我国体育事业新的华章。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后我国举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第十一届全运会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的一次大练兵，是对我国体育发展整体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是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发挥体育综合效益的重要平台，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参与体育、享受体育的又一个盛大节日。

今年是全运会创办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全运会作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鲜明标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与杠杆作用。全运会是推动我国体育运动水平提高，实现奥运会成绩跨越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为奥运争光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有力促进了我国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更加深入人心。全运会的社会功能和多元价值日益彰显，充分展示出综合性运动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群众性。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51枚金牌，取得空前佳绩。回首过去的辉煌，成就鼓舞人心;展望未来的蓝图，百尺竿头更进。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发展体育事业的期望不断提升，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与此同时，新的发展环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体育事业发展的活力在于改革和创新，积极面对挑战，勇于探索和实践，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努力开创我国体育事业的新局面，全运会肩负新的使命。在深化改革中进步，在不断创新中传承，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将改革创新与体育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全运会大有可为。

“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主题口号生动体现了时代风貌。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征程中，体育所承载的意义和作用不断丰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运动健儿在场上奋力拼搏、摘金夺银;志愿者们无私奉献，引领社会新风;场馆建设与城市发展协调一致，更好发挥体育设施效益。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享受到全运会带来的各项成果，全运会必将增添更动人的风采。

在筹办第十一届全运会的四年多时间里，山东省秉持“开放办全运、创新办全运、节俭办全运、文明办全运”的思路，为全运会搭就了新的广阔舞台。山东省举办赛事的各城市高度重视开发体育赛事的综合功能，统筹谋划，精心布局，努力创造多元效应，为将全运会打造成集体育、经济、文化、环境等为一体的大型公众活动做了充分准备。第十一届全运会将成为展现山东人民奋发进取精神风

貌的窗口，也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鼓舞下，来自全国的运动健儿们跃跃欲试，全运会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一座舞台，也是迈向更高远目标的一级台阶。相信各代表团的教练员、运动员一定能够自觉维护良好赛风，严格遵守赛会纪律，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确保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新收获。今日的成功预示着明日的希望。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中，第十一届全运会将写下新的辉煌，绽放夺目光彩。

我们预祝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圆满成功!

人民时评

10月12日 司法如何面对舆论“陪审团”?

郝 洪

与其要求媒体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坚守中立，公开、公平、公正地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饱受争议的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拣金案”画上句号——10月10日，公安机关把一纸“撤案决定书”交到梁丽手上。此前，300万元金饰的失主曾明确表示不会追究梁丽的责任。这意味着梁丽不再因“拣金”而被法律追责。

不过，有关“拣金案”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拣金”行为的法律性质，另一则是媒体在此案件中是否有越位之嫌。对于正逐步完善的中国法治而言，这两个方面的争论都有现实的必要。而后者，则更具现实意义。

有人说，这是媒体的胜利。与此前一些媒体密切关注、舆论广泛参与的案件相类似，媒体自始至终都是“梁丽案”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很多时候，它们成为与司法对话的舆论“陪审团”。

“梁丽案”一年间，在司法沉默、专家激辩的情况下，媒体报道成为民众对“梁丽案”进行法律、道德判断的基本依据——梁丽困顿的家庭背景，梁丽身染重疾，梁丽是否会获得国家赔偿„„从媒体关于此案给梁丽及其家庭所带来的令人同情的遭际的报道中，民众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场。

在“梁丽案”上，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判断，我们无从知晓。但倘若就此总结为是媒体的越位，这恐怕并不公平。毫无疑问，法律是神圣的，但法律从来不会自命神圣，而拒绝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公平地审视具体的案件，达到合情合理的结果。关键在于，司法机构如何避免受舆论影响，如何在汹涌的、有倾向性的舆论中坚守自己的判断，如何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保持客观公正。

的确，在一些案件报道上，有些媒体出于市场化、功利化的目的，不顾案件事实，道听途说，夸张细节，干扰司法程序，甚至用愤怒的情绪取代理性的思考，用道德的判断代替法律的分析，这都需要媒体自省，更多地变“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媒体没有司法权，它虽然可以对案件发表评论，但它能否影响司法，则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是否采纳其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要求媒体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保持中立。无论是“梁丽案”，还是此前的一些案件，都在启示我们，对任何案件的处理，司法部门都应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既要勇于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及时公开透明地公布信息，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同时更应该保持自身中立，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地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0月13日 网络监督如何更有力?

刘志华

作为群众监督新形式的网络监督，无疑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新的渠道，也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

近日，备受关注的“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受贿案一审宣判。周久耕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周久耕的落马，网民功不可没。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抛出了“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将进行查处”的言论，激怒了广大网友。在网民随即展开的“人肉搜索”中，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天价表、开名车等一系列问题被曝光。

从一张照片揪出一个贪官，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也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网络监督的思考。

近年来，在中央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要求鞭策下，各地反腐倡廉工作抓得很紧。我们有诸多反腐的规章制度，有些条文的细致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而“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借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

当然，网络反腐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与体制内监督力量有效对接。无论网民们的声势多么大，也只能起到线索提供和舆论压力作用，最终仍然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介入才能进一步查清事实，追究责任。这些权力机构对于网络监督的态度、网络举报的响应度如何，往往发挥关键作用。现实中，每件网络举报腐败案件的查处，无一不是这种有效对接的结果。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将网络列入新的举报渠道，也正是要在制度上保证这种“对接”。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方面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完善自上而下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来自群众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群众监督新形式的网络监督，无疑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新的渠道，也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

在肯定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种监督的尺度，谨防网络监督变成“网络暴力”，特别是网络“人肉搜索”可能导致的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对于监督者网民来说，需要树立这样的理念，网络监督不是非理性宣泄，同样需要遵守现实生活中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对于被监督者党政干部来说，必须树立这样的理念，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有接受群众监督的义务，只有那些对自己行为“不自信”者，才害怕网络监督。而网络监督的力量，也正来源于此。

10月14日 由温总理的坦诚说开去

李泓冰

温总理如此坦诚，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鲜活的榜样。让孩子们从此记住，科学是严谨的，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10月13日，一条更正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温家宝总理为自己在北京第35中座谈会发言中关于岩石分类的说法，郑重致信新华社总编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有网友这样评价：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份真实、一份真诚，一种光明。

一次发言，一篇文章，偶有记忆误差，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温总理如此坦诚，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鲜活的榜样。让孩子们从此记住，科学是严谨的，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同样严谨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不久前中国地图出版社在其网站发布的声明。温总理在座谈会发言中，曾对地理教材的华北分区质疑，认为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是错误的。出版社则认为：自然地理概念中的“华北地区”，应该包含陕西、甘肃、宁夏的一部分。

出版社并没有因为总理位高权重，就奉为圭臬，而是作出说明。这是一种基于科学认知的讨论。对总理而言，探究真理，不唯书;对出版社而言，阐明知识，不唯上。两者都令人感佩，让我们闻之欣然，为之振奋。

耐人寻味的是，不少网友对温总理更有惊喜。所“惊”者何?多半是因为这样的更正和道歉，还较为鲜见。

在“华南虎照真伪”事件中，网友迅速指正伪照，而有关方面还原事实真相，却要长达8个月，欠公众的，就是一个诚恳的态度。

在某些人看来，领导永远是对的，仿佛成了一条铁律。其实，人无完人，领导同样如此。有的人，有错不认，还千方百计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这并不鲜见。对照温总理如此坦诚、豁达，有些人应该汗颜。

在有的人看来，官员不能向百姓认错——谁地位高，谁就正确，成了天经地义。国庆前夕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针对此种状况，拿出了两把“手术刀”：党建走科学化之路，党内树民主之风;并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有网民建议，温总理要求更正并向读者致歉这段佳话，以及与出版社的友好讨论，可以进入中小学生思想品德课的案例教学。这是个好建议，有助于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科学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民主务实作风。

10月15日 别让“加分通道”损害教育公平

姜泓冰

别让各种加分通道，将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良策，异化为对教育公平的伤害

取消，还是鼓励?这是一个问题。日前爆出的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南赛区复赛泄题传闻，再一次将“竞赛获奖加分”的问题推到了教育界面前。

这一场复赛里，郑州一所中学的考生独占了前20名中的16位，且整体分数之高甚至大大超出多数传统的竞赛优胜省市。尽管校方作出了“学生素质高、老师水平高”的解释，主办方得出了“未发现泄题证据”的结论，但都难以打消人们的怀疑和非议。

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黑幕”传闻了——参加奥数竞赛的小学生一出考场便快活地大声向父母报喜：“10道题里有8道是老师昨天刚让我们做过的”;一个未受足够科研训练的青少年，陡然发表了高深的专业论文，或者捧出了惊人的科技发明作品，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家长的专长;家长们交流信息，时时可以听到议论：“某某比赛得奖不稀奇，花多少钱就能搞定一张证书”;网上甚至有竞赛获奖者亮出亲历记，感慨：“真的很黑!”

“黑”，缘于这些竞赛和证书，直接关联着获得加分、推荐录取上大学的机会。几大学科竞赛的全国奖项获得者，将被保送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虽然有研究者说，每100万人中间，适宜于参加这种智力挑战竞赛的人只有10来个。但总有无数家长、学校使尽浑身解数，或做魔鬼式训练，或走旁门左道，要让孩子走通捷径。泄题与作弊的买卖交易因此而有了市场，权力与金钱的滥用无孔不入，出尽洋相。

是取消竞赛获奖的加分，还是鼓励大学不惟高考分数、多多招收有学科专长和兴趣的优秀学生?近几年，有关高考加分、招收特长生等政策饱受争议，竞赛丑闻又雪上加霜，让竞赛与升学脱钩、人人“裸考”的声音渐起，光是今年初，教育主管部门就为了是否取消实行了十多年的竞赛高手们的保送资格而征求意见，欲行又止。

相对于各个地方五花八门、随时变更的非智力性的加分“土政策”，各类全国性竞赛算得上是高考之外，最难于作假舞弊的人才选拔途径。然而，举国皆“奥”、变本加厉的培训，对广大青少年生命和创造力的戕害，加上权钱交易的污染，都足以让人警惕——别让各种加分通道，将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良策，异化为对教育公平的伤害。

不可否认，这些年里，在自身发展需要和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中国教育界作出过许多改革的探索努力。但在社会弥漫的浮躁、功利化氛围里同样需要警惕，每一步新的变化与努力，是否会沦为新一轮不公正的教育资源抢夺机会?

如何滤去急功近利的躁动，如何防范权钱交易的浊流，保证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稳健脚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10月16日 征信管理，打铁尤需自身硬

毕诗成

征信方面的法律既要监督公民失信行为，又要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保护公民权益，两方面不可偏废。

诚信是社会公德的重要规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让有信者走遍天下，让无信者寸步难行，这是人们的善良期待。而建设诚信的社会，尤需建设维护社会诚信的制度。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有消息称，电信用户缴费信息、居民水电煤气等缴费信息，都将逐步地被纳入征信信息，失信者将受到必要的约束乃至惩戒。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意见稿的时候，人们也把目光投向征信机构的监管、运行与规范。人们担心，如果不对征信机构与征信程序加以强有力约束，任其单方面“记账销账”，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征信管理很可能变质、变味。

照人先照己。征信机构要给公众打分，那么谁给它打分?征信机构要评估公众信用，谁来评估它的信用?诚信是相互的，征信工作的操作者首先要有诚信，老百姓才能服从“管理”，这是基本常识，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民众还不是很放心。

比如，一些部门在涨价时常常不搞听证会，有的即便搞听证会，也屡屡操纵代表;比如，一些电信部门的霸王条款雷打不动，每年都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焦点;再比如，有些银行一边在建立征信体系，一边却经常失信于民，关于房贷利率的调整朝三暮四„„如果让这些大家说起来就“愤愤然”的机构来掌控公众的信用度，人们的心里怎能踏实?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人们守信用，征信机构首先得有信用。

而对征信范围如何规范，也值得认真思考。有人说现在的征信系统像个筐，啥东西都能往里装。先是信贷项目，接着是水电气等民生项目，又要搞电话费、手机费项目，有的地方还把窃电、税款赖账、市民醉酒驾驶、闯红灯等通通纳入。当征信项目泛滥开了、防不胜防的时候，“失信”就没了羞愧感，征信系统难免就要扭曲变形。所以，哪些信息可以纳入采集范围，一定要有严格审查，七七八

八、林林总总的“搭车”，只能让征信系统一上场便超载行驶，难行久远。

此外，目前的征信活动许多是建立在权利不对等基础上的，征信机构享有诸多特权，被征信主体却少有权利。正因如此，九成网民呼吁征信机构要履行提前告知义务，避免稀里糊涂“记黑账”;也正因如此，很多法学家呼吁，要给当事人提供异议和申辩机会，在“污点”消除方面有清楚规范。这些基于法律平等地位的诉求，必须通过公开、透明、清晰的程序安排得以保证，以免给未来派生一大堆遗留问题，陷入无尽的扯皮当中。

经验表明，社会管理最忌单纯的“眼光向下”，光盯着老百姓，却缺乏对管理者的规范。征信方面的法律既要监督公民失信行为，又要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保护公民权益，两方面不可偏废，这是立法的基本立场。唯有权力受限，权利对等，漂亮之花，才能结出良善之果。

10月19日 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

吴 焰

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17日，人们听到了上海市政府对“钓鱼式执法”的回应：“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没有平息人们一个多月来的质疑。因为这个回应，仅仅是政府对媒体报道“个案”的表态，而事件的性质却远不止于此。

早在9月上旬，上海一位“好心搭载胃疼陌生人”的张军，就因不服执法大队据此认定自己非法营运的处罚，坚持“讨公道，要清白”，并认为执法部门是在放出“鱼饵”、设计“圈套”取证并陷害自己“非法营运”。

随着越来越多相似的案例浮出水面，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譬如在上海一个区就发现有千余名疑似执法部门雇佣的职业“钓饵”;譬如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人们质疑，这是执法者在“非法执法”，而其后果，比这还要严重的多。

“黑车”的最大恶果，是扰乱正常的出租车市场秩序，但包括“钓鱼式执法”在内的“非法执法”，则不仅麻痹和摧毁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更可能摧毁人们向好行善的价值追求。3年前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中，那位好心搀扶老太太的青年彭宇被认定为肇事者，至今让人沉痛;现在，这位“好心载了病人”的张军也被指为非法营运，再次让人产生“好人做不得”的寒心。如果连普通人的善举都被断为“别有企图”或被“定罪”，那么，即使“非法营运”现象不再，这样的代价，岂不更为巨大?

这些质疑与不满，已经触及到政府形象，威胁到社会道德的培养。人们期待的，不仅是个案的处理，更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执法手段本身彻底调查，公正公开处理，及时公布结果，使对整个社会心理的破坏力降到最低。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对此先是失语，后是逃避、推诿，以“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表态”来回应——直至14日发生的浦东一位涉嫌非法营运司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事件。它使人们担心：百姓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难道只有通过“开胸验肺”、“自断手指”，才引得起“高度重视”吗?

作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的、民本的政府，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并从质疑中查找工作漏洞和缺陷，往小里说，是其自身义务和工作制度;往大里说，是一种维护和加强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20日 体育，也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何 勇

正如经济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一样，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型，也需要科学的政绩观来引导，指挥棒转变是根本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正在山东精彩上演。

在全运会开幕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对体育战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希望：“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不断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努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历史记录下了我们的坚实足迹：从1984年许海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跃居金牌榜第一;从获得金牌后的举国欢腾，到向“失败者”致敬，中国人的体育观念悄悄发生着转变。

当前，中国体育也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节点。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认为，“现在是中国体育转型的最佳时机。”

当十一届全运会美轮美奂的开幕式呈现在国人眼前;当如意火炬以充满想象、精彩异常的方式被点燃;当“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的理念一次次唱响，对体育内涵，我们有了新的感悟：它不仅仅是场上一次次激烈的争夺，不仅仅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和超越，更是百姓幸福快乐的源泉之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这个理念，以群众的期望，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来衡量体育，确实还有不少差距。正如经济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一样，体育也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这种转变，并不是不要竞技体育，放弃奥运金牌，而是要在保持竞技体育优势的前提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由“政绩体育”，转向民生体育;一手抓竞技体育，一手抓群众体育，最终实现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目标。

应该说，从体育人口比例、体育产业、竞技体育影响力三个方面来判断，我们和世界体育强国相比，差距不小：我们参加正式体育运动、进行体育消费的体育人口还不多，国民的体质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还没有像耐克、阿迪达斯那样的体育装备品牌，没有形成体育产业链;奥运会金牌也多分布在举重等“小众”项目，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三大球、田径、游泳等方面，还比较薄弱。

看到差距是为了缩少差距。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型，需要科学的政绩观来引导，指挥棒转变是根本。要下决心改变对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衡量标准，给体育管理部门松绑：从单纯的奥运会、全运会金牌数量考核，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并重，摆脱“20枚银牌不如一枚金牌”误区;金牌数量、全民健身、群众体质、体育产业，综合考察，全面考核。

10月1日起，《全民健身条例》已经实施。这是个契机，也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要求，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把公共体育服务作为政府基本职能，增加投入，多建些质优价廉的体育场所，早日解决群众健身需求和社会体育资源之间的突出矛盾,让工薪阶层、普通群众能走进体育场馆，充分享受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这才是造就体育强国的根本。

10月20日 激情汇聚复兴的动力

盛大的阅兵仪式，壮观的群众游行，激情的国庆之夜，展现了新中国的辉煌历程，呈现了新中国的雄厚国力。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切，让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民族、一个年轻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外国媒体的报道说，“庆典展示了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展示了这个国家全民团结一心的凝聚力。”

“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自豪，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讲话，反映了各族人民共同的心声。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高度的对共同理想认同，国庆盛典激发出亿万人民心底的自豪，汇聚成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长久留存于我们的记忆，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国庆庆典，让人们回忆起60年艰苦创业的光荣岁月。“铁人”王进喜为压井喷，跳进灰浆池挥舞双臂搅拌灰浆，定格了革命建设年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激情;“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诠释着改革开放年代“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豪迈;800万干部群众、36万人民子弟兵，构筑起洪水袭来时的千里长堤，诉说着伟大的“九八抗洪精神”;地震后的废墟，奥运会的赛场，“汶川一代”、“鸟巢一代”，让“抗震救灾精神”和“奥运精神”，闪烁新时代的光彩„„60年来，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坚守，几代建设者的探索与奉献，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爱国的激情，铸成新中国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绘就全民族万众一心的精神底色。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振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美国建国初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德国战后重建时期„„莫不因其极富内聚力的精神而托举起腾飞的翅膀。中国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和坚强毅力。

激情化为理性，才能保持长久的热度;精神变成行动，才能催生前行的动力。我们应看到，60年的辉煌成就，来自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来自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自一种伟大的精神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情之后，冷静审视，我们更应做到，在欢庆共和国生日，共享中华民族荣光之后，需要升华爱国之情，激励报国之志，把爱国热情释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转化为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下一个60年，请看我们共和国新一代!”庆典之后，年轻一代在网上写下自信和豪迈。走过60年，中国站上新起点。未来道路上，更繁重的任务要完成，更伟大的使命在召唤。让我们传承几代人不懈奋斗凝聚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沿着新中国60年艰辛探索开辟的中国道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0月21日 基层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陆

侠

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冲突背后的合理诉求，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暴力表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10月17日，湖北石首市人民法院对不久前发生的石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作出一审判决。涂晓玉等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处有期徒刑、有期徒刑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此前，石首市委书记、石首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已被问责、免职。

石首骚乱是发生在基层的严重街头冲突事件，其教训值得深刻记取。6月17日晚，永隆大酒店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当地公安机关认定为自杀，但死者亲属不服，停尸酒店，引起数万群众围观，直至发生堵塞交通、焚烧酒店、对抗警察、损毁警车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城市的职工下岗、高校毕业生就业、企业改制、劳资纠纷、房屋拆迁、市容管理等，农村的土地流转、厂矿环境污染，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尽管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可能有种种缺憾和不满，但13亿人同舟共济，闯过激流险滩是大局。每个公民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社会稳定，在法律和制度的轨道上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理性地维权。面对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屡屡出现的极端行为，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冲突背后的合理诉求，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暴力表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各种群体性事件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利益协调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中，政府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责任。要切实解决民众的民生困难，跟踪分析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和环节，特别是体察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拿出过硬措施认真整改，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正如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在石首骚乱后与当地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时所言：一个地方不稳定，当地群众的损失最直接。没有人管，没有人问，矛盾就会越积越多，怨气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平时对民众的怨气麻木不仁，对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不力，一旦出现激烈对抗，政府失语、妄语，听任谣言传布，主要负责人不敢到群众中直接对话，除了把警察推到第一线找不到更低社会成本的维稳措施，甚至仓促间作出不规范的承诺，将会透支政府权威，消解政府的基层管理能力。在政府和司法等公权救助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民众表达和私力救济的尺度，其合法性认定和违法行为的遏制，将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问题。基层政府需要认真研究，大力推动政务透明、民情上达和司法公正，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要求的，矛盾到来时“勇于承担责任”，坚定地取缔暴力，维护社会秩序。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都是着眼于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能力。基层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和党政干部要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在果断处置各种突发事件、保一方平安时，朝夕厉惕，奋发有为，在把握社情民意、进行舆论引导、响应民众诉求等方面，推进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更好地履行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科学发展的职责。

10月22日 “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

范正伟

备受质疑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近日有了明确回应。

继10月17日之后，20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再次回应舆论质疑，并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当一个普通执法事件演变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钓鱼式执法”的真相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基本信任，也关系到一级政府的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的积极应对，无疑值得赞许。

然而，这种回应似乎还需更进一步。针对这些调查结果，人们仍有许多疑惑。比如，如果不是“钓鱼式执法”，为何在“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事件中，乘客叫孙中界停车之后，上来就拔车钥匙并死死踩住刹车，所有动作都相当老练?为何这名“有正义感”的乘客踩住刹车后，执法大队30秒之内就能赶到，难道这只是巧合?

再比如，被疑“钓鱼式执法”的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面的一个执法大队，调查者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俗话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这种有悖“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法官”常识的调查，如何做到取信于民?

不是公众不相信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从西安“宝马彩票案”，到武汉经适房摇号事件，近年来在不少事件中，公众的质疑往往在最后得到了印证。正因如此，对“钓鱼式执法”，更需有关部门以恪尽职守的担当，进行更主动彻底的调查，拿出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既是回应舆论质疑，给公众以真相;也是树立政府公信，证自己以清白。

作为成本低、见效快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一方面表达着人们对一些事件的质疑，但同时，正如一位领导干部所言，“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正全力筹办世博会的上海，为构建一个文明和谐的上海，全市参与不遗余力，继续对“钓鱼式执法”进行彻底调查，无疑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个促进文明上海生长的契机，一个展现和谐上海面貌的契机。

对于上海有关部门来说，如果能通过对“钓鱼式执法”的彻底调查，推动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推动程序公正和人性执法的步伐，推动权力对权利的尊重维护，推动对政府公信力的修复重建„„那么这场沸沸扬扬的“钓鱼式执法”事件，就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也是向文明上海的一种迈进。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通过介入这场质疑和讨论，通过与执法部门的良性互动，实现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参与对社会信任的构建，增进对政府部门的信心，那么这场耗费颇多社会成本的争论，应当是对社会进步的可贵推动，也是向和谐上海的一种进发。

“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在我的脑子里，有群众欢乐的笑容，也有他们焦虑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期待。”几年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这样说，人民的质疑就是人们的要求，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期待。据悉，10月20日浦东新区政府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在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的初步核查结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衷心希望，这次调查能够真正化解群众的疑虑、满足人民对政府的期待。

10月23日 “关闭网吧”与“保护网民”

单学刚

这些天来，随着当地大多数网吧陆续恢复经营，一度占据媒体视觉中心的山东冠县“关闭网吧事件”渐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然而，在这一事件中，关于网吧的“管”和“关”、关于公共治理的“堵”与“疏”，关于行政权力的“尺度”与“力度”，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从今年7月29日起，山东冠县县城几乎全部的网吧都因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清理”而被关闭，一时间，“全城无网吧”的“奇观”将这个鲁西小县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们之所以继续关注这一事件，是因为，作为一个网民超过3亿、网吧超过10万的网络大国，如何加强网吧管理、构建网络文明，一直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央有关主管部门也已先后出台了多项有关网吧行业的管理办法，网吧从安全性到日常管理都已逐渐规范化。

不可否认，某些网吧仍然存在着诸如网民浏览不健康信息，过度沉迷上网聊天、游戏，甚至利用网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问题，这给网民，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继续加强对网吧的管理是必要的。

但是，“管”绝对不等同于简单的“关”。冠县简单地把网吧行业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网吧本身，对所有网吧一概实行长时间关闭整顿的做法，实质上是推卸和转嫁管理责任，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恰恰暴露了其平时在网吧管理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以及遇到问题后在管理思维和处置方法上的陈旧保守和简单机械。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网络除了休闲娱乐功能之外，也是群众了解新闻和通信联络的必要工具，更是公民正当表达和政府倾听民意的重要渠道。冠县县城长达两个多月的“无网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惰政”，是政府对公权力的过度使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侵犯。

在各级党政机关日益重视网络民意的大背景下，如果堵塞当地群众通过网络沟通联络、表达民意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堵塞了政府倾听社情民意的通道，从而削弱了政府与网络民意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如果真如冠县所言，封闭网吧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且不说这种因噎废食的“保护”手法能否奏效，从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而言，这样的“保护”不仅缺乏政治逻辑，而且缺乏执政智慧。

冠县县长已经对媒体坦言，关闭网吧确有“操之过急”之处。“当你看到每天早上五六点钟，网吧业主拉开卷帘门往外放孩子的场景，就会觉得我们这么做并不过分，不对网吧进行管理对不起老百姓”。这些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平时不作为，问题严重了再为“保护未成年人”将网吧一概关闭整顿，这恐怕于情于理都不是什么“大好事”。

事实上，严格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等网吧管理措施已实施多年，管理部门只要在日常管理中始终严格落实有关规定，督促网吧业主规范经营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网吧行业也完全可能健康地发展。全城网吧关闭，冠县不是第一起，希望其他地方都能从中吸取教训，使网吧管理走上制度化之路。

10月25日 为"校长离开官场"叫声好

王汉超

据《人民日报》10月21日报道，江苏睢宁县取消中小学校长行政级别，竞聘上岗，上岗校长独立“组阁”，有权任命副校长、教导主任等“阁员”。如对校长不满，十名教师联名即可激活弹劾程序，全体教师投票，不称职票过半予以弹劾。

睢宁这场“校长改革”触动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谁授予的权力，就对谁负责。上司任命的校长，要对上司和自己仕途负责。选票产生的校长，必然要对与师生切身相关的事业负责。两相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教育一旦成了提拔升迁的垫脚石，学校一切工作的重心就成了“政绩”。并非说有行政级别的校长“官瘾”大，而是身处级别，你的一切工作必须得到上面认可才算产生了真实的效果。身处官本位之中的校长心里又岂能没有苦衷!

校长身在其位，不得不这么做，然而教育被称为“百年大计”，一朝一夕之间如何评估?说到底还是立竿见影的“政绩”来的省事。政绩可以是一堆堆汇报材料，也可以是一串串升学率就业率，却不会是货真价实的素质教育。教育问题历来被广为诟病，温家宝总理也在10月11日播发的《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中沉重发问，“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

教育问题方方面面，但显而易见，行政级别鼓励校长成为官员，而不是成为教育家。官员的职责是产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而教育家着眼发掘人才潜力，那是短期看不见、摸不着的深远效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就把教育的指挥棒交给教师吧。教育关系的是亿万个体的人生路，而这亿万个体人生路是否走好预示着未来的国家路、民族路。这不是一句空话。

“政绩”本来是搞好教育的手段，在官本位的运作中，却成了搞教育的目的。让教育脱离官本位，让教师用选票决定教育的方向，让校长从做官变成做事，就是让教育回到他的本来面目上。为捆绑在官位上的孩子们舒口气，为“校长离开官场”叫声好。

10月26日 专用采访证，舆论监督还是监督舆论?

侯尧杉

这些天来，广东东莞市委宣传部起草的一份文件，引起广泛关注。

这份下发到各镇街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媒体记者从事采访活动须持有当地宣传部发放的“专用采访证”，采访证采取年审制度，每年年初核发新证，“对于违反规定的记者，可能被收回专用采访证，特别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尽管文件明确规定了各镇街、各部门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的具体措施，对新闻媒体有许多友好的表示，但仍然招致广泛批评，以致东莞市政府新闻办不得不于近日作出说明和修正。

翻看这份文件，应该说，至少从字面意思看，东莞市对于新闻媒体的态度是积极和友善的。问题在于，与这些积极友善的态度相配套的一些措施和规定，有不少值得商榷甚至质疑之处。

以“专用采访证”为例，我们都知道，在我国，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采访活动的合法凭证，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颁发的记者证，如今又来一个“专用采访证”，用意何在?如果说是为了保护采访权，今年的新版记者证里已经首次标明，“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莫非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不如东莞本地的规定管用?这在道理上有些说不通。

道理上说不通，人们就难免往另一些方面想。由于“专用采访证”的审核由当地政府负责，新闻记者的采访资格也就控制在当地政府手里。当地政府本来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对象，现在却掌控了媒体记者的采访大权，会不会变相地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设置障碍?当政府作为与公众舆论发生冲突时，这个“专用采访证”赋予的权利是会推动舆论监督发挥作用，还是会站在政府角度监督舆论?

现在东莞方面解释说，“专用采访证”专门应用于专业性强、规模较大的全市性会议，不限制一般性的日常采访。这是一个进步。但也应该看到，文件同时规定，对重大会议、活动报道严重失实的记者，年审时可能被收回“专用采访证”。这一规定仍然是有漏洞的。新闻事实是一个持续报道和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不是捏造事实和恶意诽谤，媒体有权进行更正与解释，而且报道是否严重失实而危害公共利益，需要严格的司法程序认定，不能由作为被监督者的政府说了算。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征求意见稿”，确实还需要继续广泛征求意见才好。

当前，党和政府大力倡导政府信息公开，提倡媒体舆论监督。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在南方日报社考察时说，“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与新闻舆论部门的联系，重视新闻舆论部门的声音，注意给新闻舆论部门出题目、下任务，积极为新闻舆论部门解决问题，撑腰打气。”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要想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舆论几乎已不可能。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舆论，顺应民情，改良政务管理，而不是给媒体发什么“专用采访证”，才是消除不和谐声音、化解不稳定因素最有效的办法。

10月27日 “权力”尊重“权利”的上海样本

陈 琨

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的处理虽然一波三折，仍然值得称道

浦东新区政府当众认错，闵行区政府撤销此前不当的行政处罚，上海市政府要求“坚决取消”、“立即纠错”、“高度透明”——26日上午，当“断指司机”孙中界为了这个“清白”的终于归还而当众落泪时，一个多月来，一直为“钓鱼式执法”而关注、质疑、义愤的公众，也终于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

孙中界等来清白，花了12天。这12天，很漫长——因为每一日，对这个先是被执法部门施放“倒钩”给予处罚、后自断手指也没能讨个说法的人来说，简直度日如年。

但人们不会忘记，当年“虎照”事件，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己那点“脸面”，竟然迟至8个月之后，才公开回应，承认有假。而此次上海的处理，从10月14日事发，到20日浦东相关部门草率作出“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结论招致更多公众质疑后，上海立即组建多方人士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展开独立调查，并迅速将结果公之于众。无论是回应的层级、速度，还是后期调查的方式、对调查结果的态度，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错必纠”的政府，看到了一个“敢于负责”的上海。

这起公共事件，有理由成为一个政府行为与公民权益的互动样本。

这样本，是关于执法者与管理者在今天究竟该如何推动程序公正与人性执法的管理思路。为了达到某种管理成效，过去，我们常常忽视成本、手段甚至是对社会心理的伤害。事实上，类似“钓鱼式执法”，不独上海有，也不独交通执法部门有，它既是长期以来某些部门与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所致，也暴露出贫瘠的民本思想。“钓鱼式执法”事件，再次让我们悚然惊觉了这一管理思路的巨大祸害。

这样本，是政府在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不会不知道，公开承认执法问题，对相关执法作出种种限制，向来取证难的“黑车”打击问题可能再度陷于困境，但仍然在轻重权衡中，选择了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这份勇气与担当，值得赞许，也应该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这样本，更是政府与公众如何在良性互动中共同进步的又一案例。当“以人为本”成为这个社会最响亮的主流价值观，当公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如何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执政技术，更是一种执政理念。在经历并积极参与了“虎照案”、“西丰事件”、“跨省追捕发帖者”、“彭水诗案”等公共事件后，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日益高涨，方式也更为成熟;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开回应也越来越迅速坦诚，并开始懂得把舆论监督作为推进解决城市老大难问题的契机——在上海决心对“钓鱼式执法”斩草除根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正在广纳民意，寻求对非法营运现象更有效、更文明、更依法的解决之道。

勇于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者，才会有光明的前景。人如此，城市亦如此，民族更如此。

新闻背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行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已经进行了9个月，但目前5个试点省市普遍出现“推进难”现象，多数省市仍在进行调研、论证。

10月28日 从“一人一票”到“一票一值”

毛 磊

城乡选举权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平等，这既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城乡统筹的现实需要，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选举权是实现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基础。对选举权的制度安排，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窗口。

正因如此，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备受关注。这次选举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步。

平等是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投票权平等，一人一票;二是代表名额分配平等，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等，一票一值。其中，一人一票是基础，一票一值是更高层次的平等。

我国在实行一人一票方面是彻底的。但在一票一值方面，城乡还存在着一定差别。现行选举法规定，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种差别,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关于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些在选举上不同比例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将来也一定要采用„„更为完备的选举制度”，“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

从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自治州、县为四比一，省、自治区为五比一，全国为八比一;到1982年选举法修改，将县级人大代表名额由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改为可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到1995年选举法修改，将省、自治区和全国这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从原来的五比

一、八比一修改为四比一;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城乡选举权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平等，这既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城乡统筹的现实需要，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今天，通过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必将更好地保证城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进一步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也必将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原则，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当然，从“一人一票”到“一票一值”，实现城乡选举权平等，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的选举水平，切实保障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话语权;还需要与整个人大制度的改革相结合，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动民主政治的前进步伐。

10月29日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

郝 洪

大学生舍身救人“值与不值”的争论，不是简单一句社会价值多元就可以概括。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发展，都不能用加减乘除换算善良的价值

近日，湖北荆州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而献身的三名大学生出自道德自觉的舍己救人行动，在感动中国的同时，引出了一场“救人值不值”的讨论。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人们记住了这些名字，就像20多年前，社会对为救掏粪老人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学生张华的评价，带着钦佩、赞叹，也夹杂了不解与惋惜。

由一次救人行为而引发社会价值观的讨论，这几乎是当今社会舆论的寻常情境。就在今年10月5日，广东韶关南雄市发生学生溺水意外，一名16岁的女生不慎跌入10米多深的水库，同行中有四名男同学下水相救，落水女生被救起，但四名男生全部不幸遇难。此事同样也引发了一场所谓“值与不值”的争论。

这一次次的“值与不值”的争论，不是简单一句社会价值多元就可以概括。那些几乎与我们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所谓道德争论背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更要注意在道德建设上快速进步。比如，将道德论斤两，把经济利益作为衡量人和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此，人们才会质疑三名大学生救人的社会效益，才会扳着指头比较三名大学生与两名少年的教养成本，才会将生命当作算术题，用加减乘除换算善良的价值。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判断标准并不仅存于民间，它甚至被堂皇运用到法庭之上和行政管理当中。前有南京彭宇案的法官判词，“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后有上海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某官员质疑孙中界行善之举的经典语录：“没有利益触动，我(车主)为什么会帮你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样亦能为社会道德建设打下深厚的物质基础。今天广泛推动社会发展的公民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精神果实。但是，当我们对物质利益追求过度，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迅速蔓延，则将人们引入物欲横流的泥潭。

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历史大变革所导致的社会道德迷惘在所难免，问题是，这样的迷惘还将持续多久?

有人说，三名大学生救起的不仅是落水少年，还有社会道德，此言极是。纵观人类历史，因物欲横流、私利至上而致权力腐败、败家毁国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今天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可以看成是对物欲横流社会的历史周期性警告——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刻不容缓。

让我们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用一颗颗善良之心激活社会良知。

10月30日 网络反腐，剃头挑子两头都要热

李天扬

与任何事业都需要上下齐心一样，网络反腐要取得成效，也不能网友“剃头挑子一头热”

先从一则趣闻说起。

发明互联网的英国人柏纳斯最近承认，当初在网址前面加上“毫无用处的”双斜线有欠考虑——30年前，柏纳斯只是想利用网络传送信息，根本没想到网络会这么普遍。柏纳斯自然更不会想到，他发明的互联网，可能成为反腐利器。

网络反腐能形成今天的声势，真的可以用两句老话来形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周老虎”到“白宫办公楼”，从“周至尊”到“钓鱼执法”，如果要罗列一下网络反腐、网络监督的成功例子，一定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反腐倡廉，网络功不可没，网民功不可没。

与任何事业都需要上下齐心一样，网络反腐要取得成效，也不能网友“剃头挑子一头热”。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关部门关注、重视网络舆情，按网络上举报的线索认真依法查处的结果。我们欣喜地看到，网络反腐、监督上下良性互动的好局面正在形成。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继去年6月26日开通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88后，中央纪委监察部10月28日又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以进一步拓宽信访举报渠道。

正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人民群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有了新手段。以往，也有群众向有关部门举报不良行为，他们举报的通常是身边人、身边事。而网民关注的视野要宽得多、广得多。一位公民偶然捡到一张小纸片，晒在网上，就会成为一条重要反腐线索，引来万众关注。网民的这种力量和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同样，有关部门公布的网络举报途径，也受到网民的空前欢迎。6月22日，最高检网络举报域名启用，当天，就因访问量巨大而一度瘫痪。在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开通的新闻后面，网友跟帖无数，一片叫好。而上周中国青年报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也说明了同一个道理：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而75.5%的人选择“网络曝光”作为“最愿意选择的反腐参与渠道”。

当然，总有那么一些人，对网络监督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我就在一些会议上听人说，网上都是没根据的瞎炒作，不必理会。最近，对网上流传的“保研事件”，北大经济学院一名老师竟回应说：“在网上说，我看都不看。”更有人则对网络监督很是害怕和忌惮，发出“要是没有网络就好了”的长叹。

“要是没有网络”，只能是一厢情愿了。现在不光有网络，而且网络已经成为反腐、监督的利器。当然，直到今天，对于各级纪检干部来说，网络反腐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处理海量的网络举报信息?如何在网络举报信息里沙里淘金?如何真正使网络举报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保护网友反腐倡廉的热情?如何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都能充分认识到网络反腐的重要性?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网络反腐才会有上下良性互动，才能发挥出更大威力。

11月02日 我们对创业板抱怎样的期待?

何 刚

有谁，会花70到90块钱，买一个实际价值1块

7、一年盈利不足6毛的东西?答案令人吃惊：成千上万人，争抢着，动辄数万、数十万元地买进，在中国新生的创业板市场。

他们买进的，是一家总资产不到8亿、年收入不过4亿、净利润不到4000万的影视公司股票。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净利润还下降17%，但一夜之间，其股票市值却超过100亿元，堪比王府井，赛过同仁堂。如果没有火箭般的业绩增长，该公司股价将难免暴跌。

十年风雨历程，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10月30日正式上市交易。这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又一标志性进展，其长远价值不容置疑。但从第一天堪称疯狂的市场交易，以及公众对其财富神话的狂热追捧来看，创业板从一开始显然激情过度。

经历了当年的互联网狂热，加上去年的华尔街风暴，对于过度透支的资本市场风险，我们本应抱有足够警惕。即使是成长性较好的创业板公司，也不能高估其盈利能力。

这也是此次启动创业板过程中，监管层和有识之士最看重的地方。从新股发行、开户限制，到暂停交易、退市机制，监管者为规避其风险而设计的制度安排并不少。即使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创业板的启动准备，也可算是相对充分的。

而事实却触目惊心。国庆节前后，28只创业板新股发行，平均市盈率接近57倍，不仅高于纳斯达克市场近一倍，更相当于A股市盈率两倍以上。至10月30日收盘，28只新股平均上涨106%，市盈率升至111倍，总市值约1400亿元，超过净资产20倍!至此，我们并不陌生的非理性疯狂在创业板市场重现。其典型特征是，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如此投机迟早要付出代价，差别只在于何时付，谁在付。

为什么，我们对这种有内在规律的投机，仍然缺乏足够警觉?为什么，在创业板启动前后，从媒体到专家，从证券分析师到各公司高管，只津津乐道于令人鼓舞的前景，“基本合理”的估值，以及创业者和股东们如充气般迅速膨胀的纸上财富?

为什么，这些增长速度虽快，但缺乏核心技术或经营优势的创业板公司，没能置于风险评估的放大镜下，进行更全面的体检?为什么，其中或明或暗的危险，没有被广泛提示?

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或许并不复杂。但解决背后症结，却非易事。

与中国股市初创时的使命有所不同，推出创业板，既不为国企改制，更不是各地区、各行业的名额分配，而是为进一步打通产业与金融投资的阻碍，让拥有创新活力与创业成就的中小型企业，更有效配置资金和资源，获得更好发展。这也是加快调整结构，不断增强活力，并有效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此推出的创业板，应始终围绕上述目标的实现。相关制度设计与风险防范，相关的投资教育与公众引导，应集中于如何让创业板公司物有所值，让公众理性投资。如果因引导不慎，创业板沦为新一轮圈钱，另一种炒作，投资者闻之而色变，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如何让公众保持冷静，不跟风乱炒，手握重权的监管层，颇具影响的分析师，还应更有所作为，避免创业板从一开始就偏离轨道。

11月03日 政务公开当存敬畏之心

郭之纯

随着当事者被撤销职务、责令检讨，近日发生在广州市一次交通整治工作会上极其不雅的“拉屎门”事件基本接近尾声。不过，虽在是非方面毫无疑义，当事者也已言责自负，该事件仍然具备剖析的价值。

最大的价值来自对公共权力伦理的启迪。很多人对此事件的最大反感，首先在其超出想象的不雅。在公共场所，就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严肃问题，竟然报以“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这般粗鄙的话语，且休论对错，其修养之不堪已令人讶异。不过，话语的修养毕竟只是一个相对私人的问题。面对此事，除了对当事者的道德批评，更应有权力伦理层面的思考。

恰如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所言，该事件主要彰显出某些干部对政务公开的认识和态度问题。要封闭城市中的道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至少都应该事先广而告之，让市民有所准备。这在政务公开中是一件很小、很具体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底线的要求。封闭道路不预先告知市民，面对诘问还如此口出脏语，除有辱斯文、有失体面外，更是对政务公开原则的根本扭曲。尽管当事者当时的身份是国企的部门负责人，但其所暴露出来的意识和作风，值得所有公务人员警醒。

从权力的本质出发，进行政务公开，必须怀有对公众权利的充分敬畏之心。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有政府部门和官员都要为人民执政，向人民负责，这是宪法的基本要求。基于这样的要求，公众对政府和公共事务的知情权是神圣的权利，公众在知情基础上的充分参与，是确保政府权力“阳光运行”的基础。所以，权力机关进行政务公开并不是对公众的恩赐，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

建立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政务公开吸纳公众意见，也是加强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就处理社会问题、管理公共事务而言，任何政府都不是全知和万能的，必须与公众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充分的政务公开，正是双方互动的根本前提。所以，政务公开不仅是执政伦理层面的原则问题，同时还是执政能力方面的一个“技术”问题。

当前，某些地方往往把政务公开看作可以由自己做主的事情。有的是自身做法欠完善，有些事情不敢让公众知道;有的是持有陈腐的治理观念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想让公众知道。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将为公众服务、向公众公开视作“个人私事”者，都有违政府权力的基本伦理，都离“以人为本”还有很大距离。

当然，进行完善的政务公开以听取来自公众的意见，并不代表政府的一切执政行为都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满足所有具体要求。一是具体的“民意”往往有其局限性;二是“民意”之间本身可能就是有矛盾的，即便多数人的意见也未必就完全正确。但是，无论可取性有多少，双方必须有平等交流的空间，任何部门都没有对此不屑一顾的“权力”。即使确有不宜公开的内容，也应当对公众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11月04日 公共产品定价，涨落背后是民生

李晓亮

“上去的价格，通过市场调节可以再降下来”，银川的宣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审视公共产品定价机制的新视角

这几天，寒潮席卷中国。漫天冰霜中，下面这条消息，让人感到一丝暖意：“今年银川的供暖价格下调了。”

此次供暖价格下调是煤价回落所致。有涨有跌，这本是价格行情的正常表现。人们的“过度反应”，尴尬地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需求刚性导致垄断性公共服务行业的价格刚性，听证会往往是“听取涨声一片”，而以价格联动形式降价的，并不多见。

去年煤价上涨时，供暖价格上调，曾让银川人一度难以接受，因为人们不信价格还会随市场波动降回来。从这个层面讲，“上去的价格，通过市场调节可以再降下来”，银川的宣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审视公共产品定价机制的新视角。

事实上，花样繁多的价格联动，公众并不陌生。但此前多是一些企业打着“与国际接轨”旗号，演绎“快涨慢跌”式联动。水、电、气、公交票价等，莫不如是。这样的“联动”虽说人们已见怪不怪，但其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这些产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必须力保其民生保障属性，兼顾公益诉求。

真正遵循市场规律，寻求企业与公众利益间的平衡点;企业运营成本透明化，严格进行成本监审;在能源价格波动时，举行调价听证会;控制成本、广纳民意，政府、企业与民众形成良性互动——只有这样，不管是“涨”还是“跌”，才不会是一笔糊涂账，才能有足够的说服力。

银川供暖价格调整的另一亮点就是，决策听证不走过场。听证会成为“听涨会”，多因决策程序被悬置的行政惯性所致。听证会不能只有政府和企业的声音，听证结果若只能作为政策的附件，而不能影响决策，这有限的“民意”搜集，不过只为民众留下了付费的选择，且只有“更贵”和“最贵”两个选项。决策若无有效的民意参与，就会导致公共责任缺失，公共利益自然难以得到维护。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能。在涉及公共产品的定价时，在能源价格出现波动时，政府不仅要有科学的成本核算，考虑企业经济利益，同时更应兼顾公益，特别是社会的承受能力，确保供暖价格的良性循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只有0.1%的遗留问题，也要用100%的努力去解决，要保证让全市居民都能温暖过冬!”银川市的表态，折射出了这样的理念：让公共产品价格真正遵循市场规律、体现公共责任，让公众在经济和气候的寒风中感到来自心底的温暖。

11月05日 应试教育为何这样“顽强”

马跃峰

对素质教育，家长边鼓掌，边担忧;教师边支持，边怀疑;学校边实行，边观望。山东沂水狠抓应试教育的“红头文件”背后，隐藏着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边是沂水县出台“红头文件”，大张旗鼓狠抓升学率;一边是省政府提请人大立法，雷厉风行推进素质教育，近日发生在山东的两件事，颇费思量。

据媒体日前披露，今年7月，沂水以县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明确提出“应试”目标：中考优秀率保持全市第一;本科进线人数、重点本科进线人数和万人比全市第一。为防止下级“阳奉阴违”，徘徊不前，沂水要求分解任务到班，明确职责到人，层层核定指标，切实增强教师“责任感”。

人们还记得，2008年初，山东以高中为突破口，全省“齐步走”，规范办学行为，深化课程改革，变革高考制度，力图从源头切断“时间+汗水”的办学之路。一年多时间，“教育新政”从遭质疑到受欢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巩固成果，山东省政府提请审议《义务教育条例(草案)》，计划以法规形式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义务。没曾想，条例(草案)听证会刚一结束，沂水便抛出这份“应试教育”的“宣言书”。

有人说，推行素质教育，最怕步调不一致。比如大家坐着看球赛，忽然有人站起来，被挡着的人也只能被迫站起来。站立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大家都站着，又累，又麻烦。可这时，谁一旦坐下来，谁就吃亏。如今，沂水的“红头文件”，就好比观众中突然站起来的那个人。此举显然影响到了本就脆弱的“教育生态平衡”。

为保护“教育生态平衡”，山东教育厅屡用重典，一度推动素质教育快速前行。但在这看似简单的一张张“罚单”背后，是地方与省教育厅深层的利益博弈。一些学校违规被罚，地方马上求情。对校长的处分权在各地，教育厅只能以撤销省级规范化学校资格为条件，迫使地方服从。

“高压”之下，至今还传出质疑、抱怨、反对之声，恰好表明素质教育仍面临困境：对素质教育，家长边鼓掌，边担忧——鼓掌是为将来着想，不想让孩子变成看书考试的机器;担忧是为现实考虑，孩子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意味着丢掉一份好工作。教师边支持，边怀疑——支持是从育人考虑，从个人工作量减轻衡量;怀疑是从教学效果考核分析，从个人素质能否胜任新课程盘算。学校边实行，边观望——有的校长穿新鞋走老路，除了传统观念作祟，还有更多现实的困难，如城乡教育不均衡，农村教师编制不足，教学资金投入偏少，制约着素质教育顺利推行。

推行素质教育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是一人一己之功。当素质的培养遭遇升学率的挑战，当精神价值的回归遭到现实利益的阻挡，人们当从梦魇中猛醒，身体力行，让孩子远离“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境地。真正推行素质教育，一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抛弃GDP式的升学崇拜，变革考核制度，否则，教育改革很难推进。

11月06日 人格教育如何获得现实支撑

蒋 理

从今年9月起，上海交通大学开始实行在“知识传授+能力建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下制定的新课程表。今后，每位交大毕业生将有三份成绩单：一份是学业成绩单、一份是能力方面的证书、一份是对人格养成经历方面描述的人格养成证书。

正如一位教育学者所言，“有史以来，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双重的，一是帮助青年人开启智慧，二是帮助他们发展良好的品性。”重视大学生的人格养成，上海交大的育人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将学生的“人格养成”纳入课表、加以量化考核或描述，某种程度上可以促使老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树立“人格养成”的明确意识。

但同时也应看到，人格教育有着丰富的内涵，并不仅仅是几门课、几次活动就可以涵盖，还应通过整体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老师与同学的密切交往，为学生创造有利于人格健全成长的环境。如果仅仅是一个“证书化”的学习，上课是为了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参加培训是为了获得能力证书，则可能使功利情绪在学生中蔓延，影响学生个性的发挥，背离“人格养成”教育的初衷。

更重要的是，是否为学生出具一份“人格养成”证书，就能说明这个学生人格合格、人格健全呢?当一所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就业率，表明“人格养成”教育的功效，纷纷给学生较高的“人格养成”评价时，这个可能含有很多水分的“人格养成”证书，又给学生怎样的人格教育呢?假如有学生批评学校在迎接评估、参加评审时的造假行为，或者揭露某个教师的学术抄袭行为，他的这种表现，会在“人格养成”评价中得到高分，还是低分呢?

因此，我们在看到上海交大积极努力的同时，还应继续探索人格教育的具体路径。11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一文，正可以给大学开展人格教育以启示。钱先生回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时说，这所学校“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可以说，这才是大学“人格养成”教育的重要含义。简单地说，就是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创新精神得到保护。温总理在前不久发表的《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的文章中提到，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这用到大学的“人格养成”教育上同样合适。从改革大学的教育管理和学术管理制度、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入手，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才不至于流于口头和形式，进而获得可靠的现实支撑。

11月09日 中国足球，别错过重整山河的良机

李建中

“支持抓赌打假行动、促进足球健康发展”，对近期由公安部门主导的足坛抓赌打假行动“全力给予支持与配合”，“绝不姑息迁就”。近日中国足协的一纸声明，在深爱中国足球的亿万球迷心中，燃起又一线希望之光。

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解读这则声明：其一，中国足协视此次抓赌打假为“契机”，誓言“进一步加强足球的行业管理，端正行业风气”，这说明，足球行业管理者在苦苦扭转足球颓势的过程中，以正视现实的态度，找到了“抓手”;其二，困扰国内足坛多年，已成阻碍中国足球健康发展“毒瘤”的假球赌球，终于因司法介入而突破了以往行业管理的局限，被人们期待能有“实质性进展”。足坛抓赌打假，显示出“动真格”的空前决心和铁腕行动。

中国足球，是个具有很高关注度的社会话题。作为体育领域改革的“突破口”，国内足球从1994年推行职业化联赛以来，新闻不断，风波迭起。遗憾的是，十几年时间过去，大众对足球的态度，从充满期待到恨铁不成钢，再到冷眼旁观爱答不理，中国足球有点像个被宠坏的孩子，曾被锦衣玉食冲昏头脑，如今身处泥潭四顾茫然。

毋庸讳言，十几年来中国足球裹足不前、乱相频生，国内足球联赛既存在自身管理上的偏差，也因处理不好各方利益的博弈而左右为难。足球作为国内体育界改革第一个吃螃蟹者，既缺乏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整体突破的思路和手段，又因国家队战绩不佳倍感压力，急于求成，以致从国家队到各俱乐部，从管理者经营者到球员教练，浮躁日久，清浊难分。赌球假球，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滋生出的苦果。如果足球改革没有合理的框架设计和制度安排，要从根子上杜绝种种消极现象，困难重重。

但也应看到，赌球假球固然是丑事，抓赌打假却孕育着良机。此次公安司法部门的强力介入，为足球管理和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外部监督支持。从这个突破口切入，借助司法的力量，为多年来行业管理者苦无良策的抓赌打假“破题”;揪出兴风作浪者，还广大足球从业者一个清誉，给中国足球“止血”„„在此基础上，再渐行各种疗伤补气、祛病养元之策，中国足球的健康成长仍然大有希望。

足球改革有其特殊性，因为关注者动辄以千万乃至亿计，谁都可以点评一二，出现的问题更易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管理者所承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足球改革也有其普遍性，那就是，只要以负责的勇气直面现实，以法治的力量整肃队伍，以改革的思路打破僵局，就没有迈不过的沟沟坎坎，没有处理不了的复杂局面。

由一起网络赌博案件掀起的“抓赌打假”风潮之所以引来万民瞩目、众议滔滔，恰恰说明民众“爱之深、责之切”，对中国足球的关注犹在，期待犹在。这是足球进一步改革、治理的坚实基础。当下最重要的，是抓住“抓赌打假”的契机，不再令“铁腕治军”的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坚定进一步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在纷乱的迷局中厘清中国足球的健康成长之路。

中国足球，不可再失去一次重整山河的机会。

11月10日 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

史哲

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近日，广州番禺区一座拟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让选址地周边的30万居民忧心如焚。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显示，在对1550例周边民众的抽样中，知道该项目的达到100%，表示反对的高达97.1%。

按说，在当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常和环保、高科技联系在一起，被许多地方视为突破垃圾围城困境的有效途径。那么，素以观念领先著称的广州市民为什么会强烈反对呢?

广州市目前日产垃圾过万吨，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就会迎来垃圾围城。所以，尽管垃圾焚烧发电被认为可能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广州市民依然对此类项目表示了审慎支持，比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设时就曾获得这样的认可。可以说，在垃圾处理的紧迫性方面，民意与政策的初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为什么具体到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却发生碰撞呢?

从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民调数据来看，超过98%的民众对“涉及众多民众利益，但有关部门垄断行政决策，未能及时通报消息”最为不满——这一对周边环境及民众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从2004年确定地址、2006年通过审批、2009年开始征地，5年中没有情况通报，没有听证，甚至电厂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也大多不知道有该项目的存在，直至它突兀地被民众关注。

人们还记得，曾经获得民众支持的李坑电厂，尽管主管部门表示其排放水平达到了欧盟标准，但实际生产中异味难消，民众常有抱怨。对于这样的前车之鉴，番禺电厂项目如何避免?有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说明。而在讨论过程中，政府方面始终强调该项目的优越性，聘请来开导民意的专家却来自垃圾焚烧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有的专家本身就拥有垃圾焚烧的相关专利，有的更是从事这方面经营的公司副总。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调查显示，即使环评报告通过，超过90%的民众仍表示会质疑其真实性。

可以说，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上，民意和决策已经迎头相碰。这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响应民意、释解民忧?

一些行政部门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决策的初衷是善意的，只要从长远和宏观看，有利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就无须过多地在民意沟通上“纠缠”。事实上，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能否将决策建立在民主、公正、透明、科学之上，让民众和专家充分参与，让商业利益充分回避，让利弊之议充分表达，能否广纳民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求得决策与民意的契合，令决策畅行无阻，这既是对决策意识的考验，也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11月11日 “权力清单”背后的权利诉求

傅达林

政务公开，成都走在了前列。作为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成都市近日决定将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三级政府的权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过网络公布于众。据了解，此次最先公开的行政权力涉及49个市级机关部门和单位，共计7437项权力。其中包括行政许可126项、行政处罚6304项、行政征收45项、行政强制314项、其他行政权力648项。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力行依法行政的自觉行动中，“权力清单”堪称一道亮丽风景线。从2005年邯郸市公布国内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到贵州省政府公布18个部门1269项执法“权力清单”，从湖南省政府公布省直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到前不久江苏网上公布《江苏省省级行政权力总目录》，每一次“晒”权力清单都能引来关注的目光，受到各种肯定和期许。

相比而言，此次成都“晾晒”的权力清单项目之多、魄力之大，更令人期待。不仅如此，成都还投入使用按照权力运行程序所架构的网上运行系统，建立动态的权力清理机制。也就是说，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成都不仅将静态的权力告知老百姓，还将每种权力的运行过程“示众”，以获取民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信任。

权力越透明，权利越有保障。将各项权力清理打包，并为这些权力设定流程，让其在阳光下运行，这无疑是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洞若观火”乃是一种常态。问题是，依据常识而行的应然举措，缘何屡成舆论的“香饽饽”呢?

基于生活中的经验，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正是现实中有些权力尚未向群众“开放”，才使得某个地方公布“权力清单”成了备受瞩目的“新闻”。应当说，这些年许多地方政府意识到政务公开的重要性，并以开放姿态和措施取信于民，以提高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此同时，舆论不厌其烦的关注背后，其实也是公民权利诉求的集中表达。在肯定、赞誉和呼吁声中，公民借由每一次“权力清单”的公布，让权力自觉养成接受群众监督的习惯。

权力的齿轮只有及时、公开地呼应权利的链条，依法满足公民的种种权利诉求，权力才有更坚实的根基，政治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充足动力。

第五篇：人民日报 时评

新闻时评(第一周)

开学的行囊，当盛放开阔的人生(评论员观察)

李 斌

没有征途就没有行囊。打包入学的行囊，不要忘记打包好精神与梦想

又是一年开学季，数百万学子将踏入大学校门。新生入学报到画面，不仅成为大学校园里一道别致风景，也勾连起不少“过来人”的岁月记忆。

50、60后大学生开学，一床被褥几乎是全部家当，70后带来的是随身听、BP机，而电脑和手机则是80后的新宠。如今，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三件套”，担纲了新一代大学生的行囊主角。开学季循环往复，新生行囊却在不断翻新，从中足以窥见时代变迁、观念革新乃至风尚改易的脉络。40年前恢复高考之初，上衣口袋插一根钢笔就是流行的时尚，手表、皮鞋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从那时起，先前大家眼里的奢侈品，隔上几年就会成为下一个时期新生们的标配。一代代人的行囊串联起来，正是社会发展进步、生活水平升级的“文明辙痕”。

行囊里的物件在与时俱进，行囊里的感情却从未更移。从过去乘坐一二十个小时的绿皮车，到现在乘飞机坐高铁开自家小汽车，“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惜别中有父母的眷恋和期望，也有子女的不舍和成长。辣椒酱、腌黄瓜、咸鸭蛋，带着妈妈的“味道”去上学，将亲情包裹在行囊里;亲人殷切的嘱托、乡邻热切的盼望、恩师真切的祝福，把感恩铭刻在心间，带着乡愁走进大学，莘莘学子自会用奋斗书写青春时光，把光和热传递给更多人。

也有人透过新生行囊发现，“开学经济”已经成为商家必争的节点。学生实际需要、父母关爱、市场促销等各种因素叠加，催生了开学前后的消费浪潮。有人背着一袋苹果上学，也有人集齐“苹果”3件套;有人置办行囊只花几百块，也有人“一掷万金”，随便一个手提包、几瓶化妆品可能就要数千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长不想让孩子过苦日子，为孩子添备高档生活学习物品，无可厚非。但也不可否认，个别新生行囊里也潜伏着一些虚荣和跟风心理。而过度热衷名牌，以奢侈品为孩子壮行，让开学季异化成了“烧钱季”，也难免会埋下攀比炫富、奢侈浪费的种子。让孩子过一过紧日子、养一养艰苦奋斗精神，应是家长主持的“开学第一课”。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但也更加坚定了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的梦想。”一位网友回忆起入学场景，写下了这样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行囊可以说是家底和“身份”的外衣。走入校园意味着走出家庭，但毕竟没有完全脱离家庭的援助和父母的扶持。理性看待家庭背景的落差，对学生而言，是一堂心灵必修课，也都是一次成人礼。一位新生说得实在：“去大学重点是学习，哪有时间攀比。”放下攀比，放下自卑，拥抱学业，比拼梦想，校园里的青春时光定会五彩缤纷。

没有征途就没有行囊。打包行囊，不要忘记打包好精神与梦想的行囊。盛放着开阔人生的所有可能，孕育着一生念念不忘、汲取力量的精神磁场，“象牙塔”里所有的欢笑与泪水、不舍与瞩望汇集起来，就是一幅亿万人追求梦想、尊重知识、渴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画卷。

“以身许之”乃大情怀(人民论坛)

李树杰

电影《党的女儿》有一句经典台词令人难忘：“孩子记住，妈妈是党的人”。“是党的人”这句话，映照了主人公玉梅以身许党的情怀。

战争年代，以身许党、以身许国意味着要为党的事业和国家兴亡舍生取义。解放军档案馆里披露的一组“以身相许”的数字震撼人心：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 1 / 4 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还有，共和国十大元帅中7位负伤共有16个“弹孔”，10位大将中7位负伤共有37个“弹孔”，兰考县一个区在战争年代一个月内有9位区长为革命牺牲„„

一个“许”字重千钧。真正以身相许，特别是以生命相许，是何等的壮怀激烈。方志敏在狱中所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披露心声：我们“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只是很短时间的痛苦，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就完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常是这样笑说着。”生命诚可贵，作为共产党人也是血肉之躯、有情有爱之人。以“死”相许之时，也充满了对生命和美好生活的留恋。但在他们眼里，党的事业和永不叛党的誓言更需要用生命去捍卫。

和平时期，以身许党、以身许国同样感天泣地、重如泰山。1961年，杰出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央希望回国的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王淦昌毫无迟疑地说：“我愿以身许国。”而回国之前，王淦昌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个发现，让很多人感到当时的王淦昌想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可是，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投身于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戈壁荒漠，隐姓埋名，为中国核武器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盖以身许国，但求福利民”，在王淦昌们的心中，党和祖国的利益是放在最高位置的，为此可以抛弃任何名利。

以身相许，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决心、一种担当、一种精神、一种持之以恒的行为。没有发自内心地对党和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没有一颗对人民和国家的赤子之心，恐怕难以做到。以身相许，有时也是将自己置于悬崖之边，背水而战，绝地求生，敢为不能为之事。因为一旦以身许之，就会“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就会内心笃定、毫无畏惧、激情燃烧。

每一个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人，都是誓言为党和人民“以身相许”。但是，有一些党员干部别说“许”，就是让他为党的事业多奉献一点，工作多担当一些，为群众服务多细致耐心一些，都做不到;多干一点工作就叫苦叫累，做出一点成绩就要求组织回报，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碰到得罪人的事就躲得远远的。还有一些人，以身相许的不是党和国家，而是大款老板，有的老板“叫他一个小时内赶到，绝不敢超过半分钟”。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有一大批敢于以身相许的人，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无畏气概，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儿，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献身精神，伟大梦想定能成真。

乡村复兴，守住文明之根(一线视角)

——江苏建设特色田园乡村观察

让我们的城镇化成为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让我们的现代化成为有根的现代化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看看唐诗宋词里那些对乡村的咏叹，便可知很多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但猛然回首，乡村与梦中田园已经在工业文明的潮推浪卷中渐行渐远，“耕读传家”景象渐渐模糊，质朴悠远的乡愁无处寄托。乡村发展向何处去，是一道令人困惑的考题。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远的历史眼光和文化胸怀，让重构新型城乡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时代的呼唤。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入寻找梦中田园、留住记忆乡愁的探索实践，这其中提出“乡村复兴”的江苏一马当先。从邀请全国各地院士、专家及相关部门官员一道发出“当代田园乡村建设实践·江苏倡议”，到确立全省首批45个村庄为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再到全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碰撞火花„„江苏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作为促进乡村复兴的战略抓手，筑起一条回应时代呼声的“回乡之路”。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绝不是一个乡村美化行动，而是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一场深刻革命。”诚如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唐凯所言，今天乡村复兴之路，理应是一条文明有根的现代化之路。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解读江苏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落脚点也在于“文明”：“乡村是农耕经济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 2 / 4 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必须唤醒乡村复兴的意识和理性，重新认识乡村文明的价值和使命。”放眼江苏实践，昆山市朱浜村、溧阳市戴南村，以及徐州市铜山区倪园村、南京市江宁区的观音殿村„„旧时老墙庭院、篱笆藤蔓、溪桥流水之景逐步重现，今日现代文创、智能农业、科技配套相得益彰，正在谱写乡村复兴的崭新篇章。

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留住独特的田园牧歌，防止乡村景观“城市化”、乡村建筑“西洋化”、乡村生活“空心化”?江苏给出的答案是抓住三个要素：在风貌塑造上留住乡村的“形”，在文化传承上留住乡村的“魂”，在宜居宜业上留住乡村的“人”。这三大要素，正是要发挥乡村独特禀赋，以田园生产、田园生活、田园生态为核心组织要素，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形成更有生命力的“乡村美学”。

散发乡土气息，需在风貌塑造上留住乡村的“形”。“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离开了门前屋后的半亩方塘、邻里乡亲的淳朴乡风，乡村就会变成既不像农村、也不像城镇的“四不像”。因此，在探索乡村复兴的路径中，要遵循乡村外在形象和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呈现原生的田园风光、原真的乡村风情、原味的历史质感。

彰显个性特色，要在文化传承上留住乡村的“魂”。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常常把振兴乡村当成改天换地的舞台。然而，“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斑驳的庄台祠堂、儿时的民间故事、传统的非凡技艺„„乡村蕴含着社会变迁中的一切基因，通联着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充分发掘乡村的个性和特色，融入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才能根牢魂定，孕育出村落的独特气质与性格。

提升多元价值，要在宜居宜业上留住乡村的“人”。乡村的核心是人，乡村复兴的目的也是为了人。在“产业、创业、就业”富民渠道上着力，焕发田园的活力;在“土地、公共服务、村民自治”三项改革上使劲儿，提升村民的动力;在“生态、风貌、文化”三个层面建设上下功夫，展现乡村魅力，让农民重新认识家园，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才能防止农村“空心化”。

总书记指出，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乡村复兴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这一进程不可能是迅即的，而是渐进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希望乡村复兴的“江苏实践”能让更多地方获得启发，推动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古老乡村文明的价值和使命，让我们的城镇化成为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让我们的现代化成为有根的现代化。

别让外卖骑手“拿生命送餐”(人民时评)

宋清澄

每到饭点，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厦楼宇就会出现外卖小哥奔忙的身影。当我们享受着“美味不用等”的便捷时，可曾想到这背后的辛苦与风险?近日，有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发生伤亡交通事故共76起，“饿了么”和“美团”各占26%。透过上海一地的数据，“速度与激情”背后的安全漏洞可见一斑。难怪有人说，外卖小哥是在“拿生命送餐”。

一个“快”字，可以说是外卖行业的立身之本，由此衍生的速度要求堪称苛刻。而现实中，附着在送餐时间链条上的不确定因素却不少。比如，用餐高峰期，接单商家还要兼顾堂食，往往会延长外卖的出餐时间;送餐路上，交通路况、天气条件、电梯门禁等等，每个变量都影响着抵达的速度。然而，对于不少用户而言，如是种种都不是美食迟到的借口。在用户差评和“一路狂奔”的安全风险之间，送餐员们往往更担心前者，因为那意味着远超收入的罚款。只是，在这场“对赌”中，骑手们的侥幸心理未必每次都能成功。

是谁为外卖小哥按下了“加速键”?表面看是那嘀嗒作响的倒计时，实际是激烈竞争的外卖平台以及简单粗暴的盈利模式。三年前，资本视外卖这一领域为风口，“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不约而同地开启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价格战。据统计，曾经的三大平台全国日订单量约达2000万单。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烧钱补贴用户的路子走不通了，拼服务就成为重要着力点，而准点率则是重中之重。在“多送多得”的逻辑下，外卖小哥自然是期盼多接订单。外卖平台也恰恰利用了这一心理，与其形成了你情我愿的默契。这种业绩考量不乏合理之处，但“唯快是图”也无异于变相鼓励忽视安全风险的投机之举。然而，平台将本应承担的责任转嫁成为社会风险，有失信失责之嫌;为了盈利只顾惠及客户而忽视送餐员的权益，有失 3 / 4 德失誉之忧。

是时候让疾驰的外卖小哥稳下来了。目前，上海、深圳等地均在探索监管模式。比如，每月向社会公布各外卖送餐企业涉及交通违法总量及违法率，对于排名靠前的企业进行约谈。这无疑是个有益的开始。为外卖小哥降速，接下来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更多措施的发力，从根本上改变外卖平台“唯快”背后的“唯利”逻辑。外卖平台是否可以设立更为人性的考核机制，让外卖小哥在送餐路上多一份从容;作为用户的我们是否可以多一些体谅和理解，让“送餐路上请安全第一”的“暖心备注”更多见;交警部门则要从严执法，避免更多交通参与者为送餐员的一次任性而受损。总而言之，这条产业链上的主体相向而行，才有望让更多美食平安抵达。

当前资本市场风起云涌，随着“饿了么”宣布合并“百度外卖”，有人说，外卖江湖进入了发展下半场。这个下半场，不应仅仅意味着资本巨头开始了新阶段的较量，更应推动整个行业告别野蛮生长，树立起健康有序发展的新追求。别再让外卖骑手“拿生命送餐”的呼声，倘若能够成为外卖平台优化升级的一个契机，将善莫大焉。

下功夫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新知新觉)

付炜炜

做好文化传承，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更要把文化传承摆在重要位置，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而深厚的力量。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宏富。传承中华文化，首先要区分精华和糟粕，否则文化传承就会迷失方向。区分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标尺，在反复权衡中练就火眼金睛，选择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学习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但毋庸讳言，中华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局限，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进行正确取舍，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我们就有了一双区分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的慧眼。

在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基础上，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时代的土壤、融入人们的生活呢?这是文化传承中尤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具体而言，应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提高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公众视野的频次。今天，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和人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屏障，许多人对于文化经典所知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一些人的内心比较浮躁，很难静下心来品读经典。另一方面是因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频次太低。前段时间，《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受到众多关注。人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令人骄傲的古诗词文化，那些诗词或婉约、或豪迈，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一节目备受关注，说明很多人不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缺乏热情，而是缺少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机会。当前，我们应利用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平台，经常性地把优秀传统文化带入公众视野。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公众互动。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灵气和力量的，而传递灵气和力量的方式就是让公众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心灵上的互动。在双向互动中，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接收到有效反馈，更加明确公众的需求，从而将更美好的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通过互动，人们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不断调整自己，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加契合公众的需求。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切实融入公众生活。优秀传统文化如果只是被束之高阁，或者只是学者书斋中的学问，那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文化要得到传承，就应融入公众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内容、道德理念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的重要方法，不仅应该融入公众生活，而且一定能够融入公众生活。通过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渠道，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文化传承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在时代的土壤中绽放出更美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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