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礼演讲稿

德礼演讲稿（精选5篇）

篇1：德礼演讲稿

本书围绕着“德”，透过“德礼之间”的角度与视野，追溯并阐明了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 首先，本书以斩截的方式，明确了前轴心/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就是“德”。其次，鉴于德礼之间的关系是某种依存关系，而礼的范畴又广泛涉及政治社会文化信仰诸方面，因此本书着重从制度与思想相互建构的角度，阐明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再次，本书的主要特点是论述了“德”所涉及的广泛论题，通过关键细节，从德礼之间“虚实相生”，揭示了前诸子时期“德”的涵义和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以“夫命神学”界定前诸子时期思想的特质，本书力排众议，代之以“德礼之间”。这种诠释新人耳目，而且于史有据，令人信服。本书完整地展现了由周初至春秋末年的时代风貌，由此而勾勒出诸子时代哲学突破的清晰的轮廓，在于德礼体系的推陈出新以及道法精神的不断滋育。最后落实于古典意义上的中国意识的形成。

本书抓住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初的核心概念――德礼思想的产生和演变，从语文学、政治制度学、社会史学、宗教学、文化学、道德系谱学等多方面的视角，对上古时代(主要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刻揭示了上古时代中国思想的特质，及其对我国轴心时期即先秦诸子时代思想的决定性影响。

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是吉利的，以为神就凶了，因为那将成为迷信。祭祀，仪礼，因遇大事而做，仅是为了表示重视，并非为了求以得之。这是一个文化的传统，文明的范式。近人多诽古之祭仪，以为迷信，然这种“文”祭并不阻碍科学的发展，譬如人有理性的思维亦有感情的维度。今天在韩国，台湾和日本，祭祀已成为一种宝贵的文化积淀，示出它对祖先的尊重和延续。吾国之汗颜，礼仪之邦今恐难副其实。

篇2：德礼演讲稿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简介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

艾德礼1883年1月3日出生于伦敦普特尼，1905毕业于牛津大学，成为律师。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当选工党下院议员。1924年和1929年，先后在麦克唐纳政府任职。1935年，成为英国工党领袖。1940年5月，任丘吉尔政府掌玺大臣，为战时内阁成员和实际上的副首相。1942年2月，任英国副首相（先后兼任自治领事务大臣和枢密院院长）。1945年7月，因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而出任英国首相，取代丘吉尔。任内参加波茨坦会议。1955年12月退休，被封为伯爵。1967年10月8日去世。

篇3：德礼演讲稿

一、二战给英国造成的巨大损失

二战不仅给英国造成了难以估算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使英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为了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英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 举全国财力、人力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战争。1940年起, 全体国民必须登记, 18~50岁男子义务为国进行兵役、维护社会治安服务等效劳, 19~22岁妇女全天守候工作。据记载:“1941年夏, 已经有800万男女组织在军队、国土防卫队、或军工生产部门中, 到年底, 14~64岁的男子有94%被国家征用, 这种规模和形式的动员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1]。英国的劳工大臣贝文在1942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3300万14~65岁的人中, 有2200万人或从军, 或以全部时间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 另有200万人, 或以部分时间工作, 或自动义务服役。”[2]“战争结束前夕, 还有九百多万英国人在服军役, 从事民防和军工生产, 为战前的4.5倍”[3]。二战使全部英国人民沦于战乱, 41万人丧失生命, 36万人身体致残, 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占据相当一部分。到对德战争结束时, 英国的经济实际上已濒临崩溃。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承认:“英国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4]。

对英国而言, 二战给英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令人震惊的。根据英国在为获得美国贷款进行谈判时提供的数据:“战争耗费了占英国1/4、73亿英镑的国民财富, 房屋、船只等物产损失最为惨重。”[5]商船吨位是英国重要的海外收入来源, 也是英国称霸世界的重要依赖, 然而, 1/3以上的商船吨位被法西斯国家击沉, 这对英国而言简直是致命打击。将近50万栋的房屋被战争摧毁, 又使英国人民日常生活艰难。在二战中, 英国“1944年总战争支出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54%, 而战前的1939年, 只有15%的国民收入用于战争。”[6]在二战中, 英国的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正如前文所述, 人力资源的浪费是一个重要方面。战争使作为生产者的青少年失去了读书和学习技能的机会, 这对战后英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相比之下, 美国远离战场, 受战争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 公民的学习与生活、社会秩序等受到的影响要比英国小得多。正如泰勒所说:“1943年, 人力的短缺最终导致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被美国取代”[7]。

经济结构的军事化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1940年以后, 英国的经济被大规模地动员来应付战争, 服兵役或从事军工生产的人占据了全国总数的45%, 这就意味着英国的民用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大大的削减了。1943年, 英国的出口贸易总值下降到战前的29%, 在战争期间一般只能保持在战前的40%。这也意味着英国在价值市场上的优势已经丧失。如此看来, 英国若要重新赢得世界市场, 是一个艰难的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与英国出口贸易大为相反的是, 英国的进口额在战争中不断上升, 虽然英国可以通过英美租借协定获得一定数量的军用物资, 但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赢得战争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在二战中, 英国除了进口军用物资以外, 还要大量进口生活必需品等。加拿大、南非和印度等英联邦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可以提供一定的数量, 但美国是英国所有战争必需品最主要的供应者。为了支付这些贷款, 英国在出口和海外投资贸易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为了战争的需要, 冒着风险动用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 出售其海外资产、寻求贷款。“1944年, 英国出售11.18亿英镑的海外资产, 二战期间, 出售1/3的海外资产和黄金储备, 欠下的债务高达35亿英镑, 这等同于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8]。1940年和1941年, 英国的黄金储备降到1亿英镑以下。“二战结束前, 英国仅有4.5亿英镑的黄金储备, 而1938年约有8.64亿英镑, 大大少于1946年预计的赤字额。”[9]正如凯恩斯在1945年5月痛苦地评论的那样:“我们, 只有我们, 欠着大量债务而胜利地结束战争, 不是欠中立国或者旁观者的债, 而是我们的盟友、自治领和伙伴。”[10]因此, 英国是以丧失大量的黄金储备和外汇, 欠下了巨额的债款取得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的胜利的。相反的是美国在二战中渔翁得利:“1939至1945年间, 美国制造业总值增加了两倍, 原料生产增加了60%, 国民生产总值由910亿美元猛增到2120亿美元”[11]。在国际贸易方面, 英国在战时失去的出口市场被美国的出口商所攫取。英国在经济上对美元的依赖亦使英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因素。

二、战后困窘的英国经济

1945年7月, 英国举行大选, 工党最终赢得胜利, 英国历史上第三届工党政府成立, 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出任首相。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 尽管英国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但元气丧失殆尽, 很难掩饰其“帝国斜阳”的窘境与无奈。战后初期, 大英帝国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转型的困难。在战争期间, 英国大多数的劳动力都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行业, 战争结束后, 许多军人需要退伍复员, 这样就要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而民用工业在战争时期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要想重新复原生产, 英国就要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 重新维护和更新设备。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英国更多地依赖从美国进口,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战后英国收支的不平衡。英国的财政赤字在1938年为0.7亿英镑, 而到1946年则高达7.5亿英镑, 由于战前英国商船吨位的下降, 出口市场的丧失等一系列原因, 使英国在战后消除财政赤字的前景变得不容乐观。而“伴随着国家大量海外投资不断的流失, 1945年英国来自海外投资的收入不到1938年的一半, 使大英帝国的境况更为雪上加霜”[12]。

第二, 1947年, 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巨额的财政赤字使艾德礼政府变得极为被动。而这一时期, 偏偏天公不作美, 在英国出现煤荒的时候, 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天以及随后大范围内的洪灾, 这些使战后英国的经济更加满目疮痍。1947年1月~2月间, 接连几场大暴雪使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完全陷入瘫痪的境地。艾德礼政府随后发表白皮书, 公开承认“大不列颠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突然之间, 全世界都看到了大英帝国虚弱到快要死亡的地步。人人都在谈论敦刻尔克, 这是意味深长的贴切的比喻”[13]。艾德礼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也遭到质疑, 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惊呼:“大不列颠作为一个世纪强国已经完蛋了。”[14]大英帝国数百年来所积聚的能量几乎都在二战中被消耗殆尽, 以致战后英国举国上下不得不继续在经济萎缩、生产凋零、物资奇缺的情况下艰难度日。

三、英国对美国依赖程度的加深

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经济。充当“世界民主的兵工厂”的美国, 由于远离欧洲战场, 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较小, 在二战中大发横财。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战前增长了50%以上, 美国的经济由此而获得迅猛发展。不但摆脱了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及其后的“特种萧条”, 而且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争景气”。1941年, 美国参战的第一年, 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大危机前的1929年, 达到1264亿美元 (1929年为1038亿美元) , 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 竟达到2152亿美元。[15]战后美国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在军事上, 战后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英国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 在二战期间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美国在物资和资金上的支持。“1941年, 大英帝国军火的10%是由美国提供, 而1944年, 却达到了28.7%。”[16]由于二战的残酷破坏, 战后实力大为削弱的英国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家园的重建方面就更加依赖美国的支持。1945年8月21日, 美国杜鲁门政府宣布中止根据“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物资的决定, 这对于英国濒于崩溃的经济来说, 更是落井下石。尽管艾德礼政府和英国舆论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慨, 但仍然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英国国内立刻面临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 英国政府不得不马上向美国大举外债。这样英国加深了对美国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 也为美国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施加影响提供了有力时机。美国政府很清楚, 现在的英国已是虎落平阳, 缺乏力量维持其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领, 美国可以趁机向英国白人自治领和殖民地进行经济渗透和军事扩张。美国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 与大英帝国在英属殖民地进行利益争夺。“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曾提出对不能立刻实行自治的殖民地进行国际托管的建议, 但遭到了丘吉尔的反对。”[17]美国政府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和解放,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英国学者霍兰德说:“对于美国人来说, 战争使向迄今被英国所垄断的那些地区挺进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18]

篇4：德礼演讲稿

不过，间或你惊愕的表情不妨放松一下，正是核云头陨落，却待雾霭消散，冷不丁儿试验场上推出了一门十五，或许是十六世纪的加农炮车，你是不是刚刚松弛下来的表情又会立即换上一副变了点形的惊诧相呢？——在我读了美国比较文学家欧文·艾德礼的《早期美国文学》一书之际，心理就恰恰形成了这种巨大的反差。

艾德礼(A.OwenAldridge，一九一五——)，尽管他还有一个更冗长的中国名字“奥尔德理奇”，不过前者似乎更可能成为他栖居中国的“绿卡”名头。这倒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的钟情和博学，当然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艾德礼是公认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研究的权威，美国《思想史大辞典》欧洲十八世纪文学条目都要请他来撰写。除英语之外，艾氏对法语，德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精通，不能不说是他对十九世纪以前欧洲文学深厚造诣的一个原因。年轻时，他受业于法国比较文学鼻祖性人物查尔·达达扬门下，回到美国三十岁就升任正教授。任《比较文学研究》杂志主编，并先后担当全美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卸任后荣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顾问。

艾氏在七十高龄发表的这部“每位殖民主义问题研究者书架的必备书”(梅森A.劳恩斯语)共分三个部分，辟为十章。光是读读书前的目录也足以使矜持的理论“雅皮士”们倒抽冷气的：“爱德华·泰勒与美国巴罗克风格”，“波莉·贝克的诸种传说：自然神论与人权”，“托马斯·潘恩与拉美的独立”，“美洲大陆的启蒙运动”……若是时下文学界哪位仁君唱叹“寻根派”文学已经觅到比沈从文再不能更“沈”的境地，那么这些题目大概也要“沉”到印地安人后期文明的废墟层了。所以不难想象，在这么一群穿着漂亮入时的“雅皮士”身边，竟有一位老先生意外冠以一顶十八世纪的法国假发套，着实有一种别出心裁的诙谐劲儿。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这本书在探讨早期美国文学发展史的视野范围上，艾氏几被冷落，门庭罗雀。艾德礼自然是久经沙场，五十年代揭开欧美大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战幕时，他充当美国学派的主擂手之一(其余二位是韦勒克与雷马克)，他是经过了千百次激辩的过来人。而今日他带给人们的疑惑，除了这本多少容易招来争议的著作外，还牵扯了其它一些方面。艾氏的比较文学理论成为超然展放的一面旗林异帜，别致又带着些黑箱魅力。自然，我们要搞清这其中的秘密，还要借助一些打照的灯具，不妨就从早期美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作为探讨之始点罢。

早期美国文学研究风气的重振是近些年来的事。在这以前，正统的美国文学史家总是疲于奔命地为华盛顿·欧文，惠特曼，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大师雕像造龛，可是临到盖戳子时，却恭恭敬敬地在这些大师的脸上印上英国国籍。这当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然而认为在华盛顿·欧文以前，北美殖民地所有英文写成的作品皆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产物的理论至今仍然左右着早期美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理论的主要依据是认为英国是殖民地美国的盟主国，虽说殖民地文学成为盟主国文学树干的一茎旁枝，却依然是母国文学的一个固有部分。另一理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虑，美国与英国同属一个整体，它们是名正言顺的“英语文学特区”(Englishliteraryzone)的孪生兄弟。

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结关系，是否一六二○年满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船驶抵新大陆后，在睽隔的大洋之间仍有一根不可割断的脐带？艾氏的结论是否定的。他无意去作操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却稳稳当当地要当早期美国文学的接生婆，从而打算对华盛顿·欧文以前的殖民地文学进行全新的体认。

艾氏认为早期美国文学的产生并不独为英国文学的分支，它同时为大陆欧洲的文学派生。这样的看法起码基于以下几条理由：

一、虽说英国是美国的盟主国，可是地理上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心理上的逐渐睽违。北美大陆奇伟壮丽的风光激发着人们的高远想象，也构建起这片土地上民族文学的崭新视境。在新大陆，清教诗人笔下的北美猫声鸟野性十足，居然把英伦岛鸣啭的夜莺啄得敛羽而逃(Thecatbirdpeckedawaythenightingale.，斯蒂芬·V·贝尼特语)。

二、新英格兰的政治气候已大大不同于不列颠岛的心理等温线。民族认同心理与政治独立的渴望是文化河源的巨大落差，它们制约着每个人的心理潜流，使之回旋，改道，冲激，形成新的深浅不同的沟沟壑壑。总之，新英格兰人在尽力把“美国的”胡椒大料撒到从盎格鲁故土取来的汤碗里。

三、语言的相同并不妨碍文学史家探讨早期美国文学与欧洲大陆文学的姻亲关系。艾氏在这部分的论辩中更是纵横捭阖，锋芒毕露，透露出他对这个问题的厚积薄发的学术功力。

他认为许多美国文学作品与欧洲大陆文学之间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相似性。虽然“血缘，语言与生来被赋予的权力，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然而这些因素又无疑得到其它民族文学主要作家的历史性贡献的补充。”(《早期美国文学》第6页)无论他们在时间空间方面相距多么遥远，乔叟、莎士比亚或者但丁、伊拉斯莫斯、拉伯雷、塞万提斯，这些作家都会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文学作品里找到回音，他们也同样构成这块大陆早期与后来的文学传统。艾氏进而从一六三五年至一八一○年期间曾分别影响到北美大陆的五种文学运动入手进行了具体剖析。如起源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巴罗克思潮如何在清教诗人爱德华·泰勒的诗中输入了影响；富兰克林在写《波莉·贝克名言》时怎样受到了欧洲启蒙时期这个故事原型的启发；十八世纪美国文学主要不是得益于蒲伯与约翰生的修辞艺术的影响；新古典主义与启蒙思想也并不独来自英国，而是在它们包含了许多欧洲文化因素之后才渗透到新大陆，合众国建立之后，新古典主义便在新世界发展到高峰。正可借用潘恩《常识》中的那句名言：“欧洲，而不是英国是我们的母国。”

我们从艾德礼那鼓手般奋力摇撼的身影中，采得快照一幅，却冷不丁儿旁边钻出一位眼尖的记者，道出底片上的某些秘密。评论者说，艾德礼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证色彩浓厚，是过时的法国影响研究风格。这又奇了，艾德礼又来了那位穿毕西服却戴着十八世纪法国假发的诙谐劲儿！其实，影响研究也罢，平行研究也罢，艾德礼并未在这些概念表面上作纠缠。两年前他应邀在一次大陆比较文学研讨会上作讲演，主持人称他是美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巨擘，他颔首不语。可是，后来在纽约他却对采访记者吐露真言，他不认为存在什么平行研究学派，影响研究学派，认为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家应该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艾德礼访问录》，见纽约《知识分子》一九八七年春季号)。凌越于概念的雷区之上，倒显示了艾氏理论的超脱与视界的高远。

眼尖的观众未必能看得全面，艾德礼的理论之可喻为折扇，竞还未展开到孙大圣从云端看到的精彩的一景。

虽然不容置辩的事实是早期美国文学不独是英国文学的派生，它同时也是英国与欧洲文学的共同派生。这种结论也许在学术上价值颇大，可这又不仅使人想到殖民地对母国知识的依赖，同时它更透示着一种殖民地的“文化落后”(Cultural lag)。如早期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南美大陆文学与西班牙、葡萄牙文学，瑞士文学与法国、德国文学，芬兰文学与瑞典文学。进而小国与大国文学，振兴国(emerging countries)与发展国文学。在“广泛传播的文学”(1iteratureofexten－sivediffusion)与“有限传播的文学”(literatureoflimiteddiffu－sion)(艾氏在此将他的“主要文学”与“次要文学”概念作了最新修正与发展)之间，世界的注意力无疑会被欧洲，美国，中国的经典作家所独有，这中间存在着一场严重的民族意识的冲突。

那么如何才能公正地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同时避开“文化落后”的不祥之影？艾德礼为我们展示了如此一条消解冲突的途径。他认为评断作品的价值高低，仅从单一的、民族文学的视角出发殊难得出结论。而评论者的责任就是要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运用总体的，即艾氏言称的“环宇文学”(universalliterature)的视野来体认和观照一切作品。“广义上讲，环宇文学代表着世界上所有文本或作品的总和。这一观念的设想使得任何地理区域和所有编年时期的全部作品都具有着相同的历史效力(historicalvalidity)。”(第17页)换句话说，这种研究视野是将“有限传播的文学”、文学作品与“广泛传播的文学”、文学作品、文学运动联系到一起，甚至与世界名著同放在一个水平面上。他们彼此平等，没有哪国文学享有优先权，在同一块“国际文学拼花版”(internationalliterarymosaic)上交相映媚，彼此展艳。

这番宏论可谓惊世骇俗，虽然艾氏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两条依，据，即体质人类学方面的人类生理特征具有相似性与欧洲十八世纪“天性同一”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能完全同意。因为即便处在相近纬度上的英伦三岛与日本列岛的当代人可以收看到同一电视新闻，然而他们仍有着如此悖违的心理屏障，这是有着现代心理学与脑生理解剖学的实验根据的。可是，艾德礼的理论毕竟是歌德“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最新延伸与修正。而后者实际上仍未超越欧洲中心主义(Eurcent－ricism)的藩篱。

虽然环宇文学提倡在作品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关系，然而这并非意味每部作品与其它作品在美学价值上相同。富兰克林与艾迪生在散文风格上极为相似，可依照美学的标准，前者却远逊色于后者。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亦远不如莎士比亚商籁诗的圆熟与甜美。然而从对人类的知识与文明的进化所作贡献这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作家可以因他们的思想观点，历史意义，反映个性与社会环境的能力，或者甚至是考古意义上的魅力(antiquarian charm)而获得价值。”(第18页)就象蚂蚁与大象作为生物学家的研究对象不会失去相等的意义，而文学批评家也会谨慎地避开局部意义的纠缠，从总体高度上进行对作品的体认与观照。他们将整个广袤之文学天地当作工作场，批评家的视野也因而更加自由与开阔。

环宇文学，这就是艾德礼比较文学的关键论点，虽然类似的佳境丽景贴过一些前贤的绣图扇面，如德国的施莱格尔(Friedrich Shlege1)，法国的艾金伯勒(René Etiemble)，然而最精彩的一景却是隐藏在艾氏袖间的扇中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篇5：德礼演讲稿

关键词：艾德礼政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86-01

一、中国和艾德礼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及联系

通过比较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艾德礼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会发现两者的历史背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因而通过比较中英的历史背景，对于我们更好认识其失败的启示有相当大的帮助。

1.经济背景。

战后初期，英国政府推行产业国有化改革，经济由战时状态的迅速转换，使得社会上存在大量失业人员和因为战争失去生存能力的人需要政府救助，而此时英国经济发展不景气，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紧缩财政的产物出现。当代中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国家进行产业结构改革，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外部环境给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从这一点上说，两个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相似的经济背景。

2.社会背景。

现代社会保障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考察当今中国社会可以发现，其社会保障制度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与艾德礼政府时期十分相似：一是人口老龄化和人民社会保障需求不断增大，战后英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青壮年人口不足，大量失业人口和无劳动能力人口激增，社会保障需求量不断增大，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逐渐凸显，产业结构改革过程中的出现的待业人口也有所增加，社会保障需求逐年递增；二是人民社会保障需求不断增长，英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在艾德礼政府时期快速发展，人民的福利意识不断加强，对社会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福利意识逐渐觉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民的社会保障需求逐年递增，政府必须通过更加有力的措施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二、艾德礼政府失败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1.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纵观艾德礼政府失败的各方面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长期的、高投入的社会民生工程，需要有强大的财政支撑。目前，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递增，土地转让和资源转让进度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随之放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该考虑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暂停，相反，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多从制度本身着手，改善制度的运行机制，对社保基金要做到精打细算，做好社保基金的保值保增工作，要加大社会保障的宣传和激励，充分调动社会空余资金投入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建设中，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增加财政投入。经济方面，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面对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 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等特点，要深化产业结构改革，找到新的经济活力增长点，将大量劳动人口转向第三产业，刺激消费，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始终处于良好的经济环境之下，既要以经济带动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又要以社会保障促进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发展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2.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社会项目，必须要坚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形成“国家—社会保障制”。政府始终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并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的法制化进程，加大对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人才的培养。特别需要强调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财政支出责任，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明确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主体责任，建立区域间地方政府的协调机制，避免支出漏洞与重复支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包办，应该积极培育市场和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保障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家和政府，在资源筹集与服务购买方面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源。从国际经验看，国家责任逐步向“国家+市场”责任和“国家+市场+社会”责任过渡是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改革的主流趋势。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在强调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兜底责任的同时，建立责任共担机制；同时，更应该积极调动民间力量，既要刺激民间的闲散资金的消费投资，也要不断发展民间慈善机构，调用更多民间力量投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增强社会保障的全民参与度，整合社会资源，对普及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触及的领域查缺补漏。

三、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促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