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想象作文

2024-05-11

城市想象作文（精选9篇）

篇1：城市想象作文

我乘坐时光机回到了现代，想对人们讲讲未来的城市是怎样的。

首先，那个时代很和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第一艘光速宇宙飞船造好了，人们如洪水般的涌到街头，看飞船发射时激动人心的一刻；陨石撞到了加拿大，全世界的人都去帮助救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救出了所有人。

那个时候环境非常好，撒哈拉沙漠变成了绿洲，最引人注目的，是空气净化厂可以将垃圾、脏水、工厂废气变成人工降雨，湿润小花、小草。

最后讲的是科技。那时候，所有车都使用循环能源。汽车排出的废气被回收，再次使用。这样不仅使空气变好，还不浪费能源。还有许多高科技：太空旅游船、搬家机器人……

在未来世界中，我最喜欢“空气净化厂”，我希望现在的环境慢慢变好。

篇2：城市想象作文

我是森林中的一只鸟。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驻马店市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城市生活。

我看完信之后，想：城市一定特别好，于是连忙收拾完行李，向城市飞去。“呀！城市的天空怎么灰蒙蒙的啊！”我大声叫了起来。刚到城市，我就被这灰蒙蒙的“大衣”蒙住了眼睛，看不清前面的路况，只能低速慢行。汽车从我身边经过，发出刺耳的噪声，震得我耳朵发麻。由于空气污染，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在城市里一圈又一圈地飞着。这时，城市对我说：“对不起，这里太糟糕了，我们决定从现在开始创建森林城市，明年请你再来，一定能看到一座焕然一新的城市。”

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又接到了城市给我的邀请信。我想：城市还会像以前那样吗？我收拾完行李，戴上面罩，塞上耳机，全副武装出发了。到了城市，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树木变多了，水面波光粼粼，如绸缎一般，河岸的树木倒映在水中，汽车不再发出噪音。这里实在太美了。我摘下面罩，去掉耳机，在城市中飞了一圈又一圈，最后高兴地住在了这座城市——驻马店。我还邀请了许多鸟儿一起住了下来，我们每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大树上快乐地生活着。

篇3：城市中的光和想象力

Martin Richman是一位照明艺术家, 对我们的城市中心在潜在的亮和暗的创造性上的使用作了推测, 这是他在2010年2月IALD会议上一篇报告, 是他个人一些工作的肤浅而深入的想象,

我想讲的是如何来看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从城市空间中去想点什么?以及什么才是明亮的城市空间和我们自己?能把这些看成是普通的事吗?在城市变化的过程中什么才是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我们怎样来照亮它们?如果要这样考虑的话, 我们有多少使之真正变化的好做的事呢?

—他们说, 在繁华的大道上霓虹灯是明亮的……

—他们说, 在空中经常有梦幻变换……

—但是当你行走在大街时……

—以及你没有足够地来享用时……

—关去闪闪发光那么你就无处不在……

—Drifter写的‘在繁华的大道上’……

城市使我们惊讶, 城市也给我们恐惧。与城市的感情使我们感到舒适, 我们会感觉到有理解的能力和将自己浸没在数百万人之中。我们与城市空间之间充满着吹毛求疵的关系, 因此我建议要了解城市中这些对立面丰富的不协调引起的激动, 从而使我们中许多人看来渴望的动力。

我们都知道发抖, 也许是由于激动或有些恐惧的原因吧!娱乐活动和恐怖电影是一种连续性的表现, 导致表面上似乎人们的想法是要把自己置身舒适的区域中, 在该区域中渴望我们有一个有活力的措施。

因此, 城市是一个正反情感并存的空间, 舒适和有威胁的, 不管统计出来哪种原因引起的惊慌, 使人想起大城市生活有糟糕透顶混乱的地狱, 但现在城市正在越来越成长为人居的地方。

——你是否经常晚上在DC9上看美元?

好的美元象宝石, 美元看起来是漂亮的, 但美元是一个陷阱, 不过美元往往给出漂亮的光——摘自“美元”——Jimmy Dale Gilmore.

因此兴许要问一个有道理的问题:“我们想生活在哪一类城市中?”对此, 几乎每个人的回答不同。我们可以设想大家都会设想有相似的和迅速列出的一个目的和希望, 就是城市要达到多数人广泛的看法, 特别说起来, 在受过教育的中级照明专业人员之间有一个说法。然而, 一个人的安宁和闲适在另一些人看起来是迟钝和不感兴趣的……;还有在一个干净的街道中也许看起来有吸引力的, 而对另一些人也许是没有意思的和苍白的;一个花园中安保的灯, 在对一个人说起来舒适的话, 那么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祸害, 如此等等。

空间的多样性

能让所有的人和在所有的时间内感到满意是一种困难的事。然而, 象城市那样提供许许多多多变的并伴有不同质量的空间就能做到, 更透彻地讲, 许多不同和对立是完全成功的原因。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概念推广开来, 就是说, 照明我们城市空间的方法——前后关系和感觉是城市空间照明更加重要的风向标, 看来这不是不正当的, 而是正确的。

我们全数都明白空间种类中的主要感受器是视觉。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直接强烈感受到周围事物, 但是, 视觉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接受器, 正像Joseph Rykwet在他“地方的诱惑力”的书中这样写道:

“也许规划者和建筑师没有足够认识他们产生的各种形式将不可避免地被受到公众评论其价值。然后, 它们会像广告那样传播, 有看不见的推动作用”。

在我们感觉空间甚至下意识地去设法描述空间的质量和价值时, 我们一看见暗的就感觉担忧;一看见光就看到希望。暗象征着惊慌, 明亮看成振奋或舒心。还有我们都知道没有阴影的话就等于我们‘看不清’光;没有光进入眼睛和耀眼的话, 就没有刺激并会造成惊慌。

在工业化的西方, 我们习惯于在街道上走路时路面上有照明。在道路上感到舒适就说明照明是有效的, 使我们可以看到路线、任何的障碍物、前面的醉鬼等, 就是说要有相应的时间提前量。在考虑使用能源的现在, 我们有责任要变换街道上的照明方式, 包括行走的街道和开车的道路。

颜色的规律

我们知道这种例子:感觉的颜色能扮演认识街道是否“安全”的一个角色。我们已经用钠灯照明街道, 它给出每个事物黄/橙色光, 然后影响我们空间的感觉, 使任何看到的景物变单调和给出令人失望的感觉。我们接受它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它习惯了, 但一条街道采用白光照明将提供空间真实的场景, 提供更真实的显色性和更高的感觉辨认能力。

许多城市的街道照明并不唯一的由街道灯来提供.还有许多来自商店窗户的光线和来自居民家向外公共区域溢出的光。我们将这种来自窗户的光认为是舒适的。看到一个发亮的窗户可以推想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在它的后面, 我们知道有人在里面活动, 不过, 有点拿不定就是它用的光源。反正, 这时的光就代表了生命。

一位比利时的教授Philip de Beok告知他在非洲的经历。他拥有了一个镇上的小店, 管理着足够带100W灯的发电机和一个附属的灯泡, 此事吸引了方圆数里的人们, 他们赶来祝贺该灯带来的光明。长此以往, 就出现了一个热闹的晚上经济。

在我的工作中, 兴趣所在集中在窗户。窗户成为城市空间中重要的元素。它是我们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之间极薄的隔膜。它保护、展现和形成了我们估计得出的里面和外头。

城市中的窗是一个突破口, 成为融入生活和占有空间的一种印象。从溢出的光的颜色可以说成是厨房, 或者休闲的起居室。奇怪的也许是闪烁的电视组件的蓝色已经成为最要避免的光源, 因为我们会察觉它的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想象生活于这些封闭的空间内的情景, 允许我们自己瞬间想象占有它们。我们是什么原因住在里头, 是被诱使的还是不愉快的?当我访问住在该城镇上的一个朋友时, 在远距离先看小别墅上的窗, 就是这个窗中透出的光, 说明内部有人, 并在等待着我。

如果某些城市的街道上用特别的颜色照明后会怎样?我们经常听到‘红灯区’, 但如果有个‘蓝灯区’那么会怎样呢?是否表示这里是管理或警务中心?那么有一个‘紫灯区’是否意味着连接于‘红灯区’和‘蓝灯区’之间的一个区呢?

是否有一个办法让我们舒适地通过我们城市的街道而不用固定的照明呢?用近代技术来看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事, 这就是动态照明, 与邻近的人互动。也许可设置移动的探测器放在200 m前头, 照亮道路, 但当通过灯时脸部照度就会降低到约原来的30%。

那么在晚上城市建筑内部照亮的方法是什么?我们都喜欢城市中照亮的建筑, 但近来日益上涨的能源费用和能支付的可能性都是问题, 对我们办公室区域和大厦来说, 固定关灯时间和没有人的时间关灯是一种方法。当然是否可用现代技术使这些建筑按程序发亮呢?可以使一个建筑亮起来, 另一个建筑暗下去呢?可以使场景走亮和暗程序运行后是否表示了有生命的样子?或者对城市范围来说, 某些部分的结构稳定发亮, 另一些发光的面在亮起来, 是否表现出城市在横的方向上移动?

短时间的转换

有许多事情的出现是相同的。像在纽约, 年轻人使用LED创作临时灯光的图案, 他们通过磁性将LED (称为“甩”) 固定在金属架上, 成为时尚, 取名“Guerilla (非正规的) 照明”, 有些灯光专家将街道上用小的灯具挂、靠、立集中起来, 形成临时性的可变换的设施。直到每个人回家后关灯结束。

诚然, 对这些可变换的设施可以搞一些版本出来吗?敞开城市天空使我们感到渴望就在里边, 或投入一个重点区域使它运转下去, 或选择在一个区域中制造得更美丽或更显时尚, 但这些不是所有人都感觉到的。看来对我这个缺乏先见之明而将重点集中在地上的人, 忽略了需要注意内容的评估, 就会产生重要的行为差别, 搞得无人接受。

我强烈地琢磨着城市和街道的照明用一个养得起的标的来改进我们的空间, 但要在许多空间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种有创意的和创造性的方法能给城市动态感觉……容易节约金钱和能源、能同时有好的收入和使夜生活有更多的活动的方法谈何容易。理论上说, 一个对电动汽车进行充电、环绕城市的充电点是否可做成有照明电力的设施呢?

有光的舞台

所有城市有潜力成为一个巨大的照明舞台, 每晚成为可变的视觉戏剧。我们开始看到城市的差异, 也许在来到我们的目的地时要汇总一下或分享接下来的一个局部的视觉大餐。

关于城市照明,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希望城市晚上要成为什么?

我们的主要建筑是否要照亮和通常的构造是否要隐蔽?

什么是有比喻性的说法, 请记住Joseph Rykwert的评论:我们什么时候要用正面光照明一个重要建筑?按照我的观点, 我们常常在街道上做了些不好的事, 特别是主要的建筑排成行时, 就没有必要平铺直叙做照明, 使生活于中的人感到乏味。它们要成为明亮的面纱, 给出小小的重点, 形成占用有深度的空间或得到在其中创造它们重点的效果, 给出的照明是否能创造这些可能性?如上所述, 晚上我们用各种载体通过照明使我们置身于空间其中, 微妙的电力通过照明设备后使空间发亮, 从而使我们感觉到生活建筑的存在。像前面提到的, 一个建筑没有窗或到街上的通路上没有照明, 可以认为是不自由的, 看上去成了瞎子的建筑而变得希望在晚上生活中消亡。而政府希望要用敞开的和民主的途径考虑这些问题, 如何照明和管理这些空间。

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苍穹中的天花, 或者凭经验看到深度层次的空间, 它们的出现都对着我们, 而不是关闭我们的观察和我们对空间许诺的想象, 我们可以对黑暗的信心有更大的自信, 其中不会再出现欺骗性的事情。它不可以改变状态, 但可以改变感觉, 感觉是力量的第一步。

数年前, 在90年代中期, 我被邀请与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合作, 他的名字叫Niall Maclaughlin。在波兰土地上BIBA的一个建筑, 我们由旁人介绍进行工作, 他们表现出希望竭力合作的感动场面。而后, 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可以看到整个街道的大房间中。在我们按照思维开发进展工作时, 遇到各种限制。我们想少一点影响该过分华丽建筑的天穹的措施。当我们交换这种想法的可行性时, Niall记起了对佛罗伦萨蓝皮书中说到的建议:晚上要站在街道上通过一层楼的窗户向上看到法国领事馆第一层建筑天顶上的画。该说法导致我想创造一种镜面的壁粘贴, 贴在天花上, 甚至更聪明一点只要弄在墙和天花上。使人走过时通过反射面看到室内的情况。

我们欣赏这种不需要进入就能与室内连动的可能性。

我想在进入我们城市时有效的象征意义的活动就是使我们了解和感觉它们。现代化的城市常常要灵巧地读懂它们相对近的过去。而照明和标识几乎不是十分清晰的。如果它能分解空间, 通过和抹去一些水平建筑或跳过一些空间的话, 有意识地回避一些点, 先从一点着手再看其余, 也许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不能说分解空间的方法是对城市本质上的办法, 实际上我的工作往往在一些琢磨不定、吃不准的空间中进行。暗与影

我想花点时间说一下暗和影的问题。对我来说, 美国特别害怕, 或者说至少是对影子很敏感。可以严格地说, 在欧洲和日本看到的影子都是有价值的艺术手段用来提升或给出空间的意义。活象一个遮头巾的妇女 (例如帕吧拉, 一种尼罗人的主妇) 看不见她的脸和身体, 更充满想象。这就是外罩挡去了空间中的真实性。我们不能粗暴无理卸下它求得一瞥。我们不能想象看到了原来希望的事做到后的激动和喜悦。

影子对我看来是照明中考虑的一个固有的元素。缺少了光兴许我们欣赏到更多的存在 (猜想) , 这就是明暗对比法用于画图和舞台艺术创造。影子的存在取决于对方。也许对于死寂的反意就是生命, 所以影子是光的另一种表现。这里我要多说几句。这不是否定我早期关于室内空间之间甚至可以相得益彰的评论。允许在我们城市中未知的空间有点神秘感。不是每个表面需要如此花梢的照亮, 使之有惊讶和震撼。除了有些考虑以外, 每个空间都照亮的话我们将不能进一步看到它们, 那么只是有魔力的表面而不是暗区和影子来起到作用了。

结论

总的说来, 这里大多数的规则对我来说是有问题的, 或者至少是棘手的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不想成为蓝印纸, 其他人的想法当然也一样。然而, 尽管深层次的问题相信任何事都会有趋同的印象, 但对我来说并不想脱离这种看法。关于这个事情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有指南, 指南不是翻版。城市是有活力的地方, 有许多操作的内容, 但每一个空间可以是一个设计的练习场所和空间的边缘, 常常是很激动的缓冲地带, 我鼓励对每一个问题做假设。”这是必要的或是希望的?”这就是给每一位设计师的题目。

篇4：想象的城市

由于西方文明是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出现的，因而艺术家们忠实地描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美好理想。中世纪市民们幻想的天国城市耶路撒冷通常是一个有些虚幻和动人的欧洲城市的样板——既有城市雄伟的特质又有宗教热烈的气息。后来，以重新创造古典文明为理想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由此催生了一批代表性建筑和城镇设计，它们被反映在了当时的绘画作品中：井然有序而且显得宁静祥和的街道，以黄金分割的完美比例向外延伸。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种对过去的虚构被式样朴实的街道全景所代替后，建筑物仍然修建得非常完美，环绕这些建筑物的街道上聚集着干净而且健康的穷苦人。

然而随工业革命的到来，现實打破了理想主义者平静的境界。城市开始过着一种自我化的生活。城市变成了一个自我发展的人的集合体，它对任何强加于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预见挑战。于是在19世纪40年代，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向画界同仁呼吁，不仅“描绘上层社会，更要描绘那些成千上万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这个呼吁不久便得到响应。

随着20世纪的到来，城市的多样性及其所激起的城市居民的想象力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原则，它取代了过去理想中的单一性。在1802年曾为华兹华斯赞美的华丽壮观的首都在100年后又具有了截然不同的色彩。1905年，福特·马多克斯描绘道：“在密布的雷云下，黑压压的建筑物和公司——它驱使着无数的小人物奔波着，每个人艰难地拥抱着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热情和自己的个性。”

既是天使又是野兽，摩登时代的首都已成为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但是坚固的砖石水泥砌成的，也是人们的希望和恐惧砌成的。

篇5：森林城市想象作文

这个世界里有五颜六色的花，美丽的瀑布，形状怪异的房子，还有很多高大的树挺立在路两旁，就像士兵一样。这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中，真是个世外桃源。

忽然，有一只兔子向我走来说：“欢迎来到森林城市，我是这里的导游，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田轩烨，你好!”兔子又对我说：“我先带你参观一下这座城市吧。”然后，兔子开着车带着我沿途参观了这座森林城市，并不断的.跟我讲解这座城市的简介和历史。

这座城市的居民都是动物。而且这些动物都会像人一样走路，还穿着跟人一样的衣服。它们做饭只需要太阳能就行了，不需要煤和天然气，电扇用的也不是电而是一种树叶，因为这种树叶里面含有使电扇叶旋转的能量，这里的居民都给它取名为能量叶。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我的肚子也饿了，兔子说：“我们去吃饭吧。”我们来到了一家叫“森林餐馆”的餐厅，兔子对我说：“外面的树叶就是钱。”说完就捡了几根树枝，买了我想吃的东西，没过几分钟我就一扫而光。吃完后，兔子对我说：“你该回去了，欢迎下次再来。”说完，有一束光向我射来，我回到了早上看电视的时候。

篇6：未来的城市想象作文

现在就让我给你介绍房子的外形，它的形状是千奇百怪的，珊瑚状的、眼珠状的、草莓状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些房子在海洋里可以听从你的指挥，你想飘到哪就可以飘到哪儿。一个地方呆烦了，或者想见朋友了，都可以象蜗牛那样将家搬走。

房子还可以根据你的心情来变幻颜色呵!如果你很生气，它就会变幻成一个黑色的毛绒球，警告身边的人远离你，免得被主人的火气误伤。如果你很高兴，它就会变成一个白色的毛绒球，告诉你的朋友快来家中做客，因为快乐是可以传递的。

未来城市里的学校，是一个快乐的“海洋动物俱乐部”。在学校里，你会结交到许多在海洋里生活的动物，有海马、乌龟、水母等。和它们一起玩耍你就会学到很多技能，如放电、吐泡泡等，在海底学校，说不定你还能遇到动物教师呢!海豚教你唱歌，飞鱼教你跳高，鲸鱼教你游泳，你说那是不是很有乐趣?

生活在海底城市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你不用担心没有食物，海洋是未来的粮仓，海底有数不尽的鱼虾、藻类，只要我们合理开发，这些食物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篇7：未来的城市想象作文

什么?你说我怎么能在城市上空“俯瞰陆地”?告诉你吧，为了让大自然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我和我的发明团队，建造了一种新型城市——浮空城。这种新型城市是以果皮，纸屑，废旧电池等垃圾为原料，通过科学的光合作用，制造能源，供自己飞行从而悬浮在太空中。浮空城是一座超级现代化的城市，那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公园、游乐场、游泳馆、足球场、电影院......。浮空城一年四季如春，没有严寒酷暑;浮空城到处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犹如世外桃源。但浮空城没有银行，没有监狱，甚至连市政府都没有。因为浮空城市民所需的物资都是各取所需，不用花钱，所以也没有犯罪。浮空城的秩序都由机器人来管理，而市民们除了享受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外，把学习和发明创造当作最高的精神追求。浮空城没有医院，因为人们都不会生病，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的活200岁。

浮空城还有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东西，例如：空气能海陆空三栖车，用“防盗变色吃音吸热很牢固”玻璃盖的大楼……。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急促的闹钟铃声把我吵醒了。我睁眼一看，哦，7点啦!我得去上学了。原来美丽的浮空城是一场梦啊!

篇8：城市想象作文

关键词：想象,“华莱坞”,城市,文化,认同

一、“华莱坞”概念的产生及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断裂的弥合

在全球化语境下,归属感对于一个民族的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而这种文化多元性对于中国文化的过度阐释与误解,使得中国人(全世界华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迷惘,游走在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文化趋同危机带来的困惑之中。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里克·屈尔教授认为,“好莱坞对中国的偏见式描述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它们是复杂历史文化过程的汇聚,并体现在美国电影最早表现中国人的方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身为美国移民,他们在影片中通常都是刁滑、邪恶、没有感情的人物……除了格里菲斯的《被摧残的花朵》 (1919)等少数例子外,绝大多数美国电影在涉及中国时,都将中国人的事情表现得神秘而奇怪,从他们吃与穿的习惯到家庭礼节和语言。”[1]在全球文化输出与交流的繁荣的同时, 中国形象却呈现出一种畸形的苍白和扭曲,如何弥补这种文化的断裂并为荧幕上的中国形象纠偏?毫无疑问,通过荧幕真实地表现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在满足中国人对于“好莱坞”技术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双重迷恋之后进而达到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啻为一种有力的反击方式。

2010年6月14日至17日,在暨南大学举行的“世界华语电影:诗学·文化·产业”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 “华语电影共同体”的概念。2010年6月26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采访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外传媒研究中心主任蒋述卓的文章,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华语电影要有一个“华莱坞”。“华莱坞”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华语作为衡量华语电影的准绳,力图建构属于两岸四地的、属于华语群体的电影生产模式,聚集了两岸三地的艺术家、电影创作者的集体实践和思想结晶,从概念上消除了旧有的地域上的划分和政治歧视。

在A cadem ic Search Prem ier (A SP) 学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中以“ C hinese film ”为关键词,将时间节点限制在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27日,搜索结果共有2415个,这些文章或来源于报纸、或来源于学术搜索、或来源于商业期刊、或来源于大众传播类期刊,具体数量与分布如图1所示:

在这些以“中国电影”为主题的文章当中,不乏从中国电影本身、电影节、外国电影及全球化等主题出发来刻画中国电影,可见,在全球化席卷而来的今天,中国电影不仅仅是中国人所关注的重点,也是外国媒体和学者关注的现象,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电影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生态背景下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华莱坞”电影赋予“中国”、“中国 / 华人形象”鲜明的本土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了华语电影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并非单单是被西方所观看的“他者”。“华莱坞”概念产生的深层动机是深刻的社会变革、文化认同与产业之间的联动,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断裂和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既是中国电影全球化的助力器,同时又包含着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体现的文化张力,是平衡全球化、本土化、现代化、民族化等矛盾的着力点。

尽管两岸三地的电影生产各自为营,呈现出“去地域化” 的空间审美意象,但其文化上的同一性和亲近性是不可替代的。“华莱坞”的意义中透漏出民族认同感高于国族认同感的普遍意义,兼顾全球华人代际之间传递的“大中华”情结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趋势,只不过这种大中华情结更加具象———大陆、台湾、香港及其他地区的华语电影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念。

二、“华莱坞”电影中的大城市文化映像与记忆——以上海为标本

空间的视角是电影之于城市作用的一种独特切入点,因为“城市是典型的建筑空间,集中了大量的人和彼此依存的活动,于是,在此空间之中观察以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清晰体现,是饶有趣味的。”[2]电影所呈现的空间并非具体的时空概念,而是相对于人类所生存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而言,电影对空间的再现依赖于电影的叙事技巧与主题内容。电影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展现了无限的时空跨越,通过独特的叙事模式来展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将故事的进展和观众的思维凝结在一起,引起共鸣。

电影是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可以观看到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如同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呈现的真实的东京、侯孝贤的电影对台北的深刻描摹、王家卫的电影镜头下展示了真实而芜杂的香港……电影以独特的视角去呈现城市,解剖并拼贴城市。有些城市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在电影镜头下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在电影的放映过程中无数次的呈现出某些共同特质,凝结成这个城市特有的气质,并逐渐积淀成为人们对于城市的集体记忆。比如中国的上海、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和法国的巴黎等城市。在电影镜头的折射下,这些城市独具魅力,真实得令人向往。

柯布西耶在其著作《明日之城市》中提到了城市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发展的作用,“大城市决定着一切,和平、战争、工作。大城市是创造世界作品的净胜工厂。大城市中获得的解决方法领先于其他地区:潮流、时尚、思想和技术方法的发展等。一旦大城市中的城市问题得到解决,整个国家都将实现复兴。”[3]

全球化在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更能不言自明。在中国, 上海作为一个独特的样本被不断书写和描摹。“20世纪上半叶,上海是中国电影惟一的中心,为中国电影建立了优秀的传统。在当代电影中,它再次成为一个经典化的社会历史空间,它的社会形象与银幕形象共同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标识。中国电影中曾有许多关于上海过去的故事,彼时的社会语境塑造了关于上海或繁华或堕落、或时尚或腐朽的想象,而这些想象汇聚在一起又形塑了人们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4]

电影文化在都市流行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娱乐方式一经传入上海,便凭借其大众通俗的品质迅速流行开来。上海电影业的繁荣是上海精神文化产品紧跟世界潮流的真实写照,早期展现旧上海风情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人约黄昏》、《花样年华》、《长恨歌》等影片,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表现得一览无遗。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上海便成为全国的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中心,电影在上海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李欧梵曾经描述过电影在上海的受欢迎程度:“电影本是外国的一种玩意。自从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而且有艺术上的真义,辅助教育社会的利器,所以知识阶级中人首先欢迎……现在一般仕女,对电影都有相当认识了,所以‘看电影’算是一句摩登的口号。学校中的男女青年固如此,便是老年翁姑也都光顾电影院。所以成立以来国产电影业未见勃兴。但电影院合着大众的需要,先后成立了不下二十所。其势蒸蒸,大有傲视舞台,打倒游艺场的气概。”[5]

上海是一个新旧迅速交替的城市,外滩、现代化的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预示着这里的消费潜力和商业文化的腾飞, 而在光鲜背后,弄堂、棚屋以及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产业工人、流动人口也蕴含着城市动荡与不安的一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市民对于蔡楚生的《渔光曲》插曲已经十分熟悉,“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早期的电影所反映的上海是黑暗的、上海的人民生活也是苦难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趁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东风,经济迅速腾飞。上海的经济腾飞呼应着文化繁荣的状况,在反应上海实际生活的影片中,“经济”成为表现最多的主题,对财富的极度渴求、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市民阶层的世俗务实心态和青年人的奋斗成为影片激励展现的内容。9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的诸多上海怀旧电影无一例外的将镜头对准了20世纪30年代那个“声光电化”梦幻天堂般的大上海,对繁华过往的追忆迎合了现实中人们对于腾飞中的上海未来的想象。娄烨的《苏州河》就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边缘人内心的失落和心灵的迷惘,故事中的主人公因为一条肮脏的河流和传奇的爱情故事串联在一起,影片以晃动不安的影像语言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上海城市形象,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和废墟般的破烂不堪。

2012年,一部《纽约客 @ 上海》还将拍摄视角移向外国人,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看作为外国人淘金地的上海,不同阶层的人如何在这里奋斗、生存,将上海的城市意象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来。21世纪的上海不仅仅是中国的窗口,更是全球金融和文化中心,汇聚了全世界不同面孔的从事各个行业的外国人。然而,我们对这些外来客人真实生活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出现是否会影响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不知道他们对于上海的印象究竟如何。《纽约客 @ 上海》借此让内地的观众大致了解一下“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这一特殊族群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电影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用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记录着时空的发展与城市的变化,将城市的成长穿插在电影镜头中。而城市独特的建筑景观与文化风情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时空交错感,这正好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言说形式相吻合。另一方面,人们透过电影的记录全面地认识、重新发现并理解了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对城市文化有了更为默契的身份认同感。

从历史角度上讲,电影的发展史是与城市发展史同步进行的,而城市则是经由电影塑造而成的真实空间。无论是从艺术角度上讲还是从工业发展角度上看,电影都是理解城市的一扇窗户,是城市文化的记录者和述说者,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文化风格。人们可以通过电影更多地了解从未去过的别人的城市。因此,透过镜头下的上海,我们管窥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在大步迈进之时的春风得意、焦躁不安。

三、复刻记忆:“华莱坞”电影对小城市文化的再现与建构

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各种矛盾扑面而来,而这种矛盾有些是显性的,人们可以发觉并尽快解决它,但有些问题是隐形的,是深埋于看似合理的表象之上,不能尽快触动人们的神经。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化进程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价值,便不顾一切追随城市前进的脚步,抛却了很多本真的东西。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日益细化的分工和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发展是其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消费主义使得其更加具有经济活力。大城市拥有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竞争平台、众多的就业机会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便利的交通、发达的资讯……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而日益走上多元化的进程,而一些小城市,在面临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是滞后的、延迟的,小城市的人不得不在功能、结构、文化、环境的定位上重新考虑到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电影中的故事很好的描绘着这些小城市的现实。

(一)蓝本之一:重庆

“城市是一个规模较大、人口密集的异质个体的永久定居场所。”[6]城市空间表明了这个永久定居所的功能性和视觉性指代,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体现了城市的共性,城市空间的视觉性展现了城市的个性。文化的繁荣似乎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艺术家们除了将镜头对准流光溢彩的大城市,还将视角转向芸芸众生的小城。

在中国千千万万个小城市里,生活着个性鲜明、地方色彩明显的平凡人,他们是社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切身体验者。电影通过别样的记录,剖析和展示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林林总总的问题。比如,中国的重庆,这个典型的中国“小城”。在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纪实类作品《江城》中,重庆是一座与中国的改革相对立的景象:贫穷、烂路、慢船。这是一座因为三峡大坝的修建而将要被不断上涨的江水陆续淹没的江畔之城,英国资深记者、中国问题专家梅兆赞认为“如果你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那就是这本了。”

张一白执导的《好奇害死猫》、《秘岸》,监制的《双食记》都将拍摄地点和镜头定格在了重庆。2006年的夏天,一部《疯狂的石头》开启了人们对于重庆的种种幻想,透过影片, 重庆的山山水水与寻常生活被刻画的淋漓尽致:“潮湿炎热的天气、弥漫浓厚的雾气、依山傍水的摩天大楼群、错综盘旋的山路、破旧简陋的老街道与筒子楼、老式的缆车……重庆的种种标志性城市景观都一一呈现在了银幕之上,重庆就此成为当下城市电影创作中的热点城市。重庆之所以受到电影人的如此青睐,和它独特的地理风貌、建筑格局以及空间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样的城市布局使得重庆在空间上展示出了鲜明的立体感与层次感,从而容易在影像中构建强烈的戏剧性。”[7]

电影被称之为“第七艺术”,[8]可以用时空穿梭的方式来表现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与其中发生的故事、与时空的转变等关系都可以成为电影探讨的主题。其故事是否具有典型性已不再重要,著名导演或非知名导演执导也不是衡量电影是否成功的关键,只要电影的脚本与故事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境况下,能够很好地呈现城市的文化与生活场景,得到受众的认可,都可以被称得上是佳作。犹如彼得·海斯勒笔下的涪陵,重庆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而电影就这座城市不断翻新。

(二)蓝本之二:开封

2006年,一部名叫《鸡犬不宁》的电影将发生在中原古城河南开封的一些琐碎的事件搬上了荧幕,这部没有大肆宣传、被定位为“解压喜剧”的电影票房突破500万。尽管票房不是这部电影制胜的地方,这部没有浩大阵容的电影,让受众在沉闷之中有了突破的渴望,在观看之余对生活好好思考了一把,因为它展现的是沉痛的乡愁。

到不了的地方称作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做家乡。剧中没落的戏曲,宛若今日落寞无比的汴梁城,几乎坍塌的工业, 年轻人没有就业机会只好漂泊他乡,男人的无奈与女人的失望,留下的大部分百姓只能靠做个小本生意维持生存,豫剧、斗鸡、养狗、书画、数千种小吃、犹太人的聚居地……这个古城从来不缺特色,这里的人们过着波澜不惊的甚至是落后的生活,曾经繁华一时的汴梁城,被现代化的进程甩得远远地。正如导演陈大明所说,“当一个古老的城市、一个古老的艺术和从事这个古老艺术的人都面临破产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河南人’的故事,而是很多中国人面对的转行、重新择业、中年婚姻危机等诸多关于‘出路’的问题。这也是现代中国人极其无奈甚至彷徨的生存现实。”[9]

《鸡犬不宁》在对城市的书写上产生的意义极其深远,因为它刻骨地再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小城市居民过着怎样的现实生活,这种单调和乏味的生活是一个城市在面临现代化变革时步履僵化带来血淋淋的后果之写照。将城市的辉煌记忆与伤痕累累的现在交织在一起进行讲述,探讨小城市如何艰难地和过去说再见,勇敢地走向现代化,不仅仅是《鸡犬不宁》中的开封所面临的困境,更是整个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时一些中国小城市的缩影。

(三)电影与城市文化的耦合式互动

1895年12月的一天,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公开放映他们自己拍摄的系列短片《火车进站》,正式宣告了电影的诞生。电影诞生在西方的城市化进程中,与城市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为电影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故事原型, 电影成为人们深入观察城市的窗口。

在国外,电影作为一种记录手段,间接地表现了城市的特质和城市人民的生活状况:作为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的《卡萨布兰卡》,展示了纳粹铁蹄统治之下的摩洛哥北部城市卡萨布兰卡,其异常紧张的城市气氛传递着另一番富有异国情调的北非风土,并且电影的片尾曲“A s tim e goes by” 被全世界各地的歌手传唱;电影《雾都孤儿》的主人公奥立弗在这个城市的孤儿院长大,做过学徒而不慎误入贼窝,被迫与狠毒的凶徒为伍,经历了无尽的辛酸和磨难,最后在善良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了幸福。透过这部电影,人们看到了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伦敦,污染严重、社会问题重生。

在中国,导演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通过刻画工程中的盲目建设等现实问题来反映三峡移民流离的生存状况,反映了三峡移民为此做出的牺牲,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三峡;最近上映的电影《亲爱的》通过对现实故事的改编,以一出“寻子之路”的戏从侧面呈现出中国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承载了大量来自外地打拼的中国人,这个城市因为移民的到来变得鱼龙混杂。

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如何呈现?乡村如何扩编成城市腹地失去了往日的静谧?城市的扩容与人类价值的实现是怎么实现的? 城市的发展隐现于电影镜头之下,给电影带来创作的灵感,是电影创作的素材库,城市人群对电影的痴迷和热爱, 激发了电影创作者的灵感,使得电影可以更好地施展自身的艺术魅力,拓展它的无限发展空间。

电影对于城市空间的塑造、想象和组合建立在城市发展的脚步之上,刻录着城市的发展脚步。电影蒙太奇式的时空延展性是观看城市发展的另一只眼睛,是透视城市发展的一个微型窗口。电影用各种角度方式来呈现城市化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探讨在此过程中人们如何平衡物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光影交错的电影世界中所呈现的城市、人、社会与现实社会作对比,反思当下的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过程是怎样一种耦合。

四、对城市文化的深描:“华莱坞”电影实现文化认同的路径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当中有一段话:“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在处理城市问题时,我们会遇到一种基本的审美局限:城市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在城市布局以及其他城市生活领域,我们需要艺术,需要艺术的手法来使我们理解生活,看到生活的意义,阐释每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本身和其周围生活的关系。也许我们最需要艺术的地方是艺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本质。但是,尽管艺术和生活不可分割,但他们不是同一件事。”[10]

城市不再是人们存在于想象中的景象,而是切实存在的、可以亲身体验的环境,对于非本土居民而言,大城市意味着新的世界和梦想,在此可以开垦出绚烂的未来。透过电影, 人们能够看到的并不只是城市的繁华表象,还有隐匿于繁华之外的伤痛和不安,当电影的镜头对准了城市,这个城市便有了自己的言说方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通过个人言语、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等日常生活的细节表达自己,这个城市也便有了怎样的文化。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言,透过电影,人们可以隔着时空的距离远远地观看自己生活的地方;对于那些生活在农村或者小城市的人而言,电影是他们观看城市的一扇窗口,虽然是虚拟的生活空间但却是活生生的生活场所。

城市是人们生活、劳作之地,文化则由人们的努力而不断显现并被提取。电影自出现之日起,就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城市与电影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城市赋予电影想象力,并激发它的活力;另一方面,电影以独特的视角去认识、理解并剖析城市。电影与城市交织存在着,铸造新的文化,成为艺术、社会学、城市发展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命题。

美国是世界第一电影强国,在几百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以追梦为核心的文化氛围,追求平等、自由和包容。在柯布西耶看来,纽约是灾难的代名词,而伊斯坦布尔则是人间天堂:“纽约是令人激动、令人震撼的。阿尔卑斯山也是这样, 暴风雨也是这样,战争也是这样。纽约并不美丽,如果它刺激到我们实际的行动,那就是伤害了我们对于幸福的感受。”[11]电影《美国往事》以纽约的犹太社区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 “面条”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黑帮大佬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黑帮史。

电影是人类探索城市发展的桥梁,电影前进的脚步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城市化进程。电影对城市文化的表现不仅仅是活生生的“城市美学”历史记忆,更是在一个穿梭的时空中对城市发展悬念的回顾和记录。电影是记录城市变迁的最佳纪录片,电影镜头对于城市的一草一木、林林总总的建筑和各色各异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冷静而现实的机器,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但镜头的表现绝非没有任何的情感,我们可以通过导演的拍摄手法感受或悲或喜的情绪,在积极的参与互动中了解城市前进的脚步。

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变数与悖论,文化的主题永远离不开生活。如齐美尔所言:“如果要给高度发展的文化命运下一个最基本、最全面的定义的话,文化的命运就是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我的意思是,生活是文化的源头,文化应为生活服务。而文化的趋势则是要让生活解体,变得没有意义, 这里充满着矛盾与悖论。生活最根本的动力统一体一次又一次地保卫自己,与这种趋势相对抗”。[1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座城市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电影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作用可以从其对于这个国家的城市、乡村等地方性空间的塑造上表现出来。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对于城市空间的表达更能表现出国人对于国家及整个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城市中,空间被不同的建筑分割开来,如写字楼、商场、地铁站、文化馆、街道、社区、游乐场等公共场所通常是电影镜头着重表述的对象,这些都是代表城市文化和历史积淀的特殊风物人情。

李安曾经说过“:我在美国拍的片子获得一些成功,不是因为我的英文有多好,对那个地方有多了解,而是我一直用中华文化的视角去看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观察方法,也让他们看到一面特殊的镜子。这才是我能够立足的最大关键。”[13]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性能够激发中国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如何在电影中渗透中华文明的内涵,彰显出中华文明独特的民族风情及无可替代的时代风采,使之与人的现代性相对接、相交融,是“华莱坞”电影弘扬城市文化、使华人群体获得身份认同的关键性一步。

面对社会形态、科技成果与思想文化交汇带来的多元性,中国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都无法准确把握其真实的样貌,如今,电影不再只是影像文本,而是作为一种延伸性的文化消费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影响着人们对于城市的感知。城市是一个具有异质性要素聚和功能的容器,不同的要素在容器中相互碰撞,产生新的要素,城市也因此有了聚合、创新的功能。大城市相对开放的经济和文明自由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各色人进入城市,城市化的进程将种族、习俗等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杂糅成“文明的风暴中心”。

篇9：城市想象作文

关键词：《三人行》；叙事空间；杜琪峰；本土记忆；身份寻找

米歇尔·福柯在《关于其他空间》（Of Other Spaces）中提出“当今这个纪元也许将首先是空间的纪元，我们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与近的时代，一个比肩的时代和弥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候所经验的世界与其说是在时间之中发展的漫长生活，不如说是一个用自身的经纬联结诸点和交叉点的网络[1] ”“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功能，折射着权力关系、历史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并揭示着人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认同[2]”。作为继徐克和吴宇森之后，中国香港动作片代表性导演的杜琪峰习惯于自我风格的建立，带着对人生的体验，用“荒诞、宿命、灰暗”的格调记录了当下时代的转变与人的生存状态，乃至价值观的变化，并且强调“我是香港出生的，我很喜欢香港[3]”“永远拍自己写的故事，强大的自我，强烈的个性，拍摄现场的绝对控制者，生命与电影不可分割[4]”。

“银河映像”20周年之际，杜琪峰在经历了《夺命金》（2011年）、《高海拔之恋II》（2012年）、《单身男女》系列（2011年、2014年）、《华丽上班族》（2015）等电影的新尝试之后，重新回归到最为熟悉的警匪题材，拍摄了电影《三人行》。对于杜琪峰的影迷来说，恐怕《三人行》这部电影并不“好看”，但对于“银河映像”与杜琪峰而言，却具有历史、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的意义，毕竟杜琪峰在致敬过去自己的“经典”作品时——如《PTU》《大块头有大智慧》《大事件》《神探》等——还利用封闭的医院场景，通过三个人在城市地理空间的生存状态与“在场”“不在场”的空间建构，表现了中国香港在本土历史、文化流变背景下的怀旧意识、身份寻找与未来想象的焦虑，以及活在当下既矛盾又乐观的心態。用杜琪峰自己的话说：“人，大多数人都有错，但当你错的时候，你能够马上就意识到并承认错误，那是好的。但如果一错再错，错再加错，就会搞出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人还是盲目，看不清楚自己，这就是电影的主题跟精神[5]。”这番发自肺腑的言论，可以说是杜琪峰香港情怀的真情表达，也是杜琪峰营造的一个“枪火”与“看不见”的，隐喻的，香港与内地相互交织的复杂世界。

一、从“香港”到“广州”的城市空间想象与建构

“九七”之后，香港电影进入了新的纪元，中国大陆、香港本土和殖民英国的关系逐渐被内地/香港关系中的香港身份等新思维所替代[6]。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跨地域空间的转换，暗示了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不断在定义与重新定义乌托邦或反乌托邦（dystopias）的游戏中，调整自己的定位[7]”，找到“自我”。显然杜琪峰电影《三人行》的“自我”叙述是与时代的变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不同时期对广东这座城市的迷恋，如《单身男女2》中的广州塔、金融中心、猎德大桥等地，《华丽上班族》的广州番禺等。

在香港电影史上，“广东意象”成为了香港社会群体文化与心理诉求的城市地理“符号”，映现着香港人的“家国”与“乡愁”情结，以及身份难以确定的复杂心态和本土话语建构的矛盾心态。杜琪峰尽管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其祖籍是在广东，那里才是他的精神之所，有着他的血脉、语言和文化之根。

在2016年的电影《三人行》中，杜琪峰将镜头对准广东番禺（现实场景）的一家医院，通过拍摄医生、匪徒/患者、警察关于“生、老、病、死”日常化的生存状态，关于权力、安全感和自由的论争，来表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人情冷暖，命运的不可捉摸与身份的漂移，并隐喻香港这座城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医院是一个“生”与“死”的边界，“拯救”与“杀戮”构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地域与地域之间一个庞杂的隐喻世界。然而，杜琪峰并没有刻意地去渲染这个重构的世界，而是将广东/香港的城市空间予以架空，使得电影《三人行》中的城市空间几乎成为了一座“无法识别”的城市，这看似“呈现出一种无名性、去地域化的特点，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生活经验被不断掏空 [8]”，实则这种空间更具历史、文化特性。片中，导演利用匪徒遭受枪击后被送往维多利亚医院的新闻事件插播，维多利亚医生的地域诉说和匪徒中环抢劫的话语将视点转移到了香港本土，但是广东道皇室珠宝的地域与香港地域还是产生了模糊的地域空间。这让人不禁想，杜琪峰为何偏偏要选择广东道，而不是其他的街道？笔者认为，这是杜琪峰借用广东这一地域“外壳”包装整个香港。当然，这除了制作成本与拍摄环境的现实考虑之外，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是，杜琪峰在以维多利亚这一地域空间叙说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乡愁”，同时，也表达了香港对内地的血脉之情、“乡土寄托”之情与自我身份彰显，乃至香港本土文化之根。换而言之，警察陈伟乐（古天乐饰）与悍匪张礼信（钟汉良饰）、医生佟倩（赵薇饰）与警察，与患者张礼信、钟伯（卢海鹏饰）洪生（王梓轩饰）等关系，表面上构成了正义与非正义、生与死等现实问题，往深层次而言，这一组组关系就是香港/内地的复杂关系的隐喻。

如果说对医院空间描摹主要以实景为主，那么杜琪峰对于香港城市与中国内地空间的指涉则具有了更多的象征色彩。《三人行》片名中的陈伟乐/古天乐、张礼信/钟汉良、佟倩/赵薇三人正是香港与内地空间的代指，叙述着两地人的生活、工作与精神状态，同时也传达着当下中国香港市民的困境。具体来说，医生佟倩从17岁来到香港，一直努力拼搏，学广东话，学习英语，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第一线脑外科医生。然而，面对着“香港”社会，佟倩就是一个“内地”的闯入者形象。佟倩在陈伟乐与张礼信的人际关系中是处于被动的，是不均衡的。或者说，是处于劣势的。当佟倩秉持着医生的职责，救死扶伤，却遭遇病人的冷落与谩骂，还让无辜的人陷入危险的境地，最后只能迷失自我，成为谋杀“病人”的帮凶。再者，佟倩（或者说赵薇）的普通话没有任何的粤语腔，她的身份是直接告诉观众的。更具有“后现代”式荒诞的是，作为一线的脑外科医生，佟倩是“失败”的。患有精神病的钟伯（卢海鹏饰）手术后整天除了吃喝之外，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吴吉祥（张国强饰）仿佛“无吉祥”的指涉，最终逃不了手术失败带来的植物人宿命。然而，对于洪生来说，一方面承担着香港年轻人的身份符号，被寄予“希望”，因为“他还年轻，这个手术至少还有机会，给他换来更多的时间，去过正常生活”（佟倩语）。不过，洪生手术后并没有得到康复，还导致了他下半身不能动弹，并让他产生了敌对的情绪，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那看不到希望的生命。在医院爆炸时，坐在轮椅上的洪生趁乱逃出，却面对着无法可走楼梯，“死”在他的意识里逐渐加强，最后毅然决然地从楼梯滚下。荒诞的是，这一走向死亡的绝响，却换来了“生”——他站起来了，向医生摇手呐喊，“医生我没事了”。此外，古天乐、钟汉良、卢海鹏、张兆辉、林雪、龚慈恩、洪天明、谢天华、黄浩然、王梓轩、欧锦棠、朱健钧的身份标签，则清晰地标榜着中国香港人的身份，他们处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维护着医院这个世界的运转，并且操控着“内地人”佟倩。可以说，这种身份的标签显示了“身体之为一种认同标记，比任何一种东西都更显著，谁是我们，谁是他们，一目了然，视情况可以立即产生一体或对立的反应[9]”，也“象征着香港仔与中国内地融合、边界消失的趋势下对自身定位的焦虑[10]”与困惑。

陈伟乐将悍匪张礼信带入医院医治，本是要套取张礼信同伙的信息，将其一网打尽，却因为掩护手下的违法开枪，不得不想法设法将张礼信杀人灭口。而一直以救死扶伤为信仰的医生佟倩，秉持着“救死扶伤”的职责，但她在紧急的情形下打了张礼信同伙的电话后，反而让警察陷入了“死”的境地。如此，在这种“生”与“死”的矛盾中，佟倩也陷入了价值观迷失的漩涡，最后竟然在警察陈伟乐的劝告下，彻底转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杀手”（试图帮助陈伟乐杀掉张礼信）。自此，代表着“天使”的医生，保卫力量的“警察”，反而成了“杀手”。这看似荒诞，实则是杜琪峰一种矛盾的表达，就像镜头在狭小、封闭且压抑、慌乱、精神紧绷的城市空间（医院）中来回切换，几组人物关系的变化与窘境预示着人作为个体的生存困境与渺小感，也传递出了未来迷茫的惆怅与哀伤，同时地理环境的变化与“缩小”亦折射出导演的心理情感。

在杜琪峰的电影《三人行》中，医院的“空间”已不单单是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而是凝聚着其人文思考，承载着鲜活的生命力，也喻示着内心的矛盾心态，同时从中也折射出香港在近二十年在“跨地域”过程中经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化。

二、 “在场”与“不在场”的精神空间

电影空间叙事的功能是“在场”。“在场”与“不在场”又相互对应，呈现出多元的空间场景。换句话来说，“在场”就是现场所有的人与物，“不在场”则是不在现场[11]。海德格尔说：“在场意味着：解蔽（Entbergen），带入敞开（das Offene ）之中。在解蔽中嬉戏着一种给出，也即在让——在场（Anwese-lassen）中给出了在场亦即存在的那种给出[12]。”由此看来，杜琪峰电影《三人行》中的医院“在场”是一种“敞开”的空间化。在“无地域空间”的医院，看似掩盖了香港特色的空间，实则是导演杜琪峰以这种空间形态反衬出整个香港空间文化身份的模糊与焦虑，以及中国内地/香港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杜琪峰描绘的乃是一幅夹杂着社会各类人与医院的众生相。这里面的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位，甚至英雄和反派角色都没有黑白之分，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着。医生佟倩因手术失败与“救人”的使命而导致新的危机而焦虑；犯罪分子张礼信因被击中脑袋，拷在病床上而焦虑；接受了脑科手术，下肢不能动弹的洪生因无法正常生活而焦虑；就连代表着正义的警察也因企图掩盖手下的开枪事实而产生杀人的念头导致其陷入焦虑之中。从深层意义上来看，这种焦虑是源于这群人“流浪者”（wanderer）的特质。他们漂泊在维多利亚，是落魄的，也是不断在自我追寻的人。佟倩的从“内地”到香港，在医院践行她的梦想，无“家”可回；张礼信和陈伟乐虽说具有“香港本土”的身份，但仍旧是“流浪者”。张礼信一出场，杜琪峰就暗示了这一角色的“死亡”，他只能任由人摆布，在医院接受医生手术与警察的审判；陈伟乐以自己的私情，完全放弃了警察的坚守，企图杀人灭口，最后因为失职与内心的愧疚而选择辞去总督察的职位。然而，片中喜欢藏钥匙的病人钟伯似乎算不上焦虑。在钟伯的世界里，只有简简单单。他虽然生病住院，但随时能哼一两首广东小曲怡然自乐，同时，坚守着有吃即为乐的生活原则之外，又不陷入各种纠纷之中，如警匪、医患之间的矛盾。哪怕是在枪林弹雨的空间场所，钟伯都是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用自己的乐观与冷眼看着发生的一切。这种焦虑与开心的群体对比，实则是导演杜琪峰利用镜头展现的真实的香港社会。事实上，钟伯隐藏着大智若愚的智慧，也是杜琪峰本人的写照——“做人呐，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

“杜琪峰大胆到用林雪（超过20部作品）用到一个地步，我们总会想到林雪和贪吃是双生子的关系[13]。”也就是说，林雪这一人物已经成为了杜琪峰表达情感的一种符号，象征着群体身份的回忆与认同，也表现出一个人可正可邪的双面性，这“无异是在提醒，通过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个人摆在你的面前，你想要了解或必须了解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对方什么都不必做，就会让你产生几乎是自发性的回应，对他采取开放或封闭、欢迎或拒绝、接纳或排斥”[14]。而电影《三人行》中林雪饰演的警察肥佬渴望得到同伴的认同，却时常陷入边缘化的境地。进一步讲，林雪这一人物不仅意味着群体之间的拒绝与排斥，更暗示着我们“这次又有什么不同？”的追问。

片尾处，在音乐《之乎者也》贯穿中，警匪来了一次正面的交锋，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了慢动作勾勒出的暴力场景，轻快中带有“后现代”式的戏谑与嘲讽。作为救死扶伤的重要空间符码之一，医院的空间完全被颠覆，它不仅在封闭空间下形成压抑、绝望的气氛，还传递出这群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以及平静背后隐藏着嘈杂与死亡的恐怖。以谢天华为首的匪徒，进入医院，与警察在封闭空间内展开战斗，就暗示了正常人“不知所措”的恐惧感，同时，也传递出无路可逃的悲剧意识，乃至生命将逝的局促与不安。其实，杜琪峰还使用了一个更为特别的场所——空中走廊为事件进行展开，看似蓝天白云、青山绿叶，实际上空间更为局促，只能眼睁睁看着，稍不留神，就可能粉身碎骨。在枪战之后，张礼信身处的环境就和他的生命一样，从宽敞的医院空间进入到一个更为封闭的楼梯空间，往下走是警察，往医院里走，门已被锁闭，往上走也无路可逃，而警察逐渐地逼近，这时原本“大”的空间立刻成为“无”的空间，生命在此“终结”，也预示着新生。有意思的是，在狭小的医院空间，警察伪装成了病人、护工、清洁工，而匪徒却以社会精英分子为装扮，如律师、西装革履的IT精英等。再者，缉毒警察陈伟乐是暴躁的，不仅辱骂手下，而且对犯罪分子抱以绝对的敌意不说，还满口的低俗语言，如“玩不死你”“犯法就是为了执法”等。而“话痨”悍匪张礼信却能引经据典，讲哲学故事，讲英语。这种身份、阶层、正邪关系的反差，在配以“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的音乐，笔者看到了杜琪峰极其矛盾的心态。他既有身份游移不定的焦慮，又有保持一颗从焦虑中走向平静的解脱之心，又或者说是导演此刻现身出来劝诫处于迷失和失落中的中国香港人——“朋友，都要学我，一个个都开心，一笑像个开心果，个个都又说又笑，无苦无忧”，并告诫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当张礼信悬于空中的时候，佟倩和陈伟乐拼尽全力拯救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导演杜琪峰对生命、对精神自由的眷念，以及无法摆脱中国内地联系的肯定。

当然，杜琪峰的《三人行》充满了政治寓意是事实，但他却能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哲理，在多重意义的香港与内地空间，经历焦虑、困惑与迷失后，继续寻找未知的将来。

参考文献：

[1]爱德华·索亚著.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00.

[2]金丹元，马楠楠.许鞍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与文化认同[J].电影新作，2013，（03）：5.

[3]杜琪峰谈〈毒战〉：我并不想去挑战国家的方向[EB/OL].南都娱乐周刊，2013 -4-6.

[4]吴晶.时代的影像者·影响者——杜琪峰导演访谈录[J].当代电影，2007，（02）：36-37.

[5]森月，杜琪峰.这次“三人行”，下次再帮古天乐拿奖[EB/OL].2016，（06）：24.http：//mt.sohu.com/20160624/n45

6005376.shtml.

[6]陈犀禾刘宇清.华语电影新格局中的香港电影—兼对后殖民理论的重新思考[J].文艺研究，2007，（11）：14.

[7]科林·麦克阿瑟.中国盒子与俄罗斯玩偶——寻找无形的电影城市.[英]大卫·克拉克编.电影城市[M].林心如，简伯如，廖勇超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24-25.

[8]孙绍谊.电影经纬—影像空间与文化全球主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6.

[9] [14] [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