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查报告

初查报告（精选9篇）

篇1：初查报告

[初查属实立案党政纪处理类]

式样一

关于对XXX同志XXX问题的

信访初查报告

一、案件线索来源

XX年XX月XX日，我室收到XXX领导批来关于XXX同志的XXX问题，根据此线索，XX年XX月XX日XXX批准，对XXX同志的XXXXX问题进行信访初查。现将初查情况报告如下：

二、XXX同志的基本简历

XXX，男，X族，XX文化，XX年XX月生，XX省XX县人，XX年XX月参加工作，XX年XX月入党，曾任XXX等职务，现任XXX职务。

三、初查的主要问题及事实 经初查：

（一）线索来源反映的问题。

1、关于XXX问题。

上述事实，由XXX提交，并当事人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3）

…………………………

2、关于XXX问题。

上述事实，由XXX提交，并当事人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3）

…………………………

（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1、关于XXX问题。

上述事实，由XXX提交，并当事人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3）

…………………………

2、关于XXX问题。

上述事实，由XXX提交，并当事人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3）

……………………………

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并经当事人质证、认证核实，当事人未提出异议，证据与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证明查明事实。

四、初步定性及处理意见

（一）初步定性。

1、关于XXX问题。性质属XXX.。

2、关于XXX问题。性质属XXX。

（二）初步处理意见。

根据《XXXXXXX》第X条：“XXXXXXXXXX”；第X条：“XXXXXXXX”之规定。建议：

1、对XXX同志的XXX问题进行XXX；

2、建议XXXXXXXXXXXXXXXXXX。

调查组：（成员亲笔签名）

XXX年XX月XX日

[初查属实批评教育类、失实了结类]

[案例] 关于对XXX同志XXX问题的

信访初查及处理结论

一、案件线索来源

XX年XX月XX日，我室收到XXX领导批来关于XXX同志的XXX问题，根据此线索，XX年XX月XX日XXX批准，对XXX同志的XXXXX问题进行信访初查。

二、XXX同志的基本简历

XXX，男，X族，XX文化，XX年XX月生，XX省XX县人，XX年XX月参加工作，XX年XX月入党，曾任XXX等职务，现任XXX职务。

三、主要错误事实 经初查：XXX在担任XXXXXXXXXXX期间，犯有下列主要错误事实：

1、XXXX公司项目经理XXX为能够达到XXXXXXXXXX目的，于XXX年XX月XX日到其办公室送XXXXX给XXX。

上述事实，由XXX提交，并当事人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3）

…………………………

2、XXX厂XXX为能及时XXXXXXX，在XXX年XX月XX日到其办公室送XXXXX给XXX。

上述事实，由XXX提交，并当事人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3）

…………………………

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并经当事人质证、认证核实，当事人未提出异议，证据与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证明查明事实。

四、认错态度及处理结论

（一）XXX在信访初查期间的表现

XXX在XXX纪委对其初查期间，能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主动交待问题，主动退交违纪款。除交待了XXXX外，同时还主动交待了组织未掌握的XXXX问题。并已如数退清违纪款。

（二）处理结论

XXX同志所犯的错误已违犯了党纪，鉴于XXX同志在组织对其初查期间，能主动配合调查，主动交待组织未掌握的问题，及时退清违纪款，认错态度诚恳，为教育挽救干部，经XXX纪委领导研究，于XX年XX月XX日报XXX会讨论同意，对XXX同志所犯错误做如下处理。

1、对XXX同志的XXX问题进行XXX诫勉谈话、批评教育，责令其XXXXXXXXXXX；

2、建议XXXXXXXXXXXXXXXXXX；

3、违纪款XXX元收交XXXX纪委上XX财政；

4、此案件信访初查了结。

中共XXXX纪委 XXX年XX月XX日

篇2：初查报告

一、形式主义表现

1，规章制度流于形式，执行不严，理解不透，宣传不够。制度制定过程中可行性讨论不充分，后续管理措施不完善，使得制度执行不能落到实处。如绩效考核制度中体现激励作用要进一步研究，分析造成多做多错影响积极性的原因，避免挫伤工作积极性现象发生，使考核起到导向作用。

2，对政治理论学习不重视，不求甚解，学习讨论不活跃，学习准备不足，时间安排不充分，没有形成良好的政治学习氛围，满足于应付检查，理论联系实际不够。

3，运用当代新科技，新知识解决问题能力不足，深入研究不扎实，效果不明显。科研论文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不够

4，监督检查不够严谨仔细，忙于完成任务指标，文书书写有不规范现象。

5，工作注重会议布置，检查落实措施不力，决而不行，一些工作浮于表面与形式，没有深度地去思考、探索并推进工作，存在“有形式推进、但无本质解决问题”的现象。如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工作数据得以收集统计，但对数据在不同层面的分析利用还不够，尤其是通过数据分析深层次地挖掘专业问题、指导工作的能力有待加强。

二、官僚主义。********机构，表现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依法、乱罚款、工作低效、吃拿卡要，与民不便、执法不公。具体表现在1，办事告知不清，造成服务对象多次往返，微笑服务不到位 2，工作不作为，怕担责任，对不同管理服务对象查处标准不一，检查要求不一致，服务态度有差别。

2，信息化设备不能适应实际需求，导致影响工作效率，后勤保障服务人员不足，工作不细致，修理不及时，更换不到位。

3，监督所内部部门之间分工协作机制不够完善，造成重复检查，互相推诿，群众举报查实率低，投诉对象满意度不高,4，便民措施落实不够扎实，满足现状，对管理相对人服务不热情，缺少换位思考，体谅不够。在工作中停留在按上级规定执行的层面，没能很好地从方便相对人角度出发，提供更加主动、便捷的服务。

5，在日常管理中，对问题察觉不够灵敏，对一线监督工作关注度不够，对问题发现不及时，措施不能及时跟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管理质量。

6，管理思路比较局限，跨行业，跨部门协作不够，没有主动积极联系区域有关单位，做好联动，提高管理实效，扩大********社会影响力。

三、享乐主义表现

1，工作干劲不足，工作节奏不快，遇到困难绕道走，缺乏敢于创新、敢于碰硬的勇气和行动

2考勤制度执行不严，请销假制度不够规范

3，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不够，尤其在********执法中缺乏“啃硬骨头”的勇气，在发现大案要案、疑难案件线索时存在畏难情绪，缺乏一查到底、追根究底的决心，抱有“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心态。

四、奢糜之风表现

1，公务用车安排不够科学，使用效率低

2，“艰苦朴素，厉行节俭”的意识树立的不够，尤其是在搬入新办公大楼后，硬件条件好了，或多或少存在浪费的现象。长时间离开不关电脑，使用纸张办公用品还有浪费现象

篇3：初查报告

一、人权意识

保障人权是检察机关的责任和使命之一。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作用准则》第12条规定, “检察官应始终一贯迅速而公平的依法行事, 尊重合保护人的尊严, 维护人权从而有助于确保法定诉讼程序和行事司法系统的智能顺利运行”。在初查工作中, 检察官必须要树立保障人权的意识。

初查虽然是立案之前的行为, 但显然公权力已经启动, 即使是查询、调查等看似较为轻缓的调查方法, 都无疑对私权构成了实存的影响。在正式的法律中, 并没有关于初查的规定, 大部分规定都是检察系统的规范性文件, 在初查中可以行使哪些权力, 如何行使这些权力都没有规定。按照权力的原理, 公权力是法律授权即为禁止, 在立案之前的初查必然要遭受合法性的质疑, 而现实中初查不规范的现象屡见不鲜, 有的公然采取强制措施, 不但冻结被调查人的存款, 甚至变相拘留被调查人。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正是由于办案检察官漠视人权、人权意识淡薄而造成的。要树立科学的初查观, 首当其中的就是要强化保障人权的意识。

二、证据意识

收集证据是侦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司法工作的初始意义体现。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 最终都集中反映于证据之上。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应当立案”, 在《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符合立案条件的, 可以直接立案。”由此可见, 立案不需要以确凿的犯罪事实为基础, 更不需要对被调查对象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予以佐证。司法实践中, 我们要避免出现立案与逮捕、提起公诉条件同一, 甚至更高的不协调情形, 人为拔高初查阶段的证据标准, 增加初查深度和广度, 将为查办案件工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初查阶段对证据要求不高并不说明初查阶段证据不重要。初查阶段的证据是整个案件证据的母体证据, 基于该阶段的证据, 可以予以立案, 可以在相应工作的基础上收集更多、更完备的子证据, 最终形成证据锁链, 完成整个案件的查办工作。

树立证据意识, 就必须把握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初查阶段要实事求是地收集证据, 不仅要收集对被调查不利的证据, 也要收集对被调查对象有利的证据, 不能为立案而片面地收集证据。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合法的手段收集证据, 不能为立案而采取不合法甚至侵犯有关人员、单位合法权益的方式收集证据。要收集对直接立案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不能为立案或立大案、要案而无限制的收集证据, 浪费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三、评价意识

初查工作要面对庞杂的案件线索, 只有具有对线索价值予以科学评价, 才能做到合理分配人力资源, 分别对待不同质量的案件线索。在检察实践中, 有些干警缺乏评价意识, 对待所有线索平均用力, 眉毛胡子一把抓, 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初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初查工作本身价值评估, 而是初查线索价值评估。面对初查线索, 首先要对该线索是否自查、初查的价值予以论证, 该线索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直接决定该线索是否具有初查的价值。这是由检察工作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检察工作是党的工作、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把初查工作放在国家大局、地方形势等多种因素下作出综合判断。简单的说, 初查工作本身价值评估的实践意义在于可以初查的坚决初查, 不适宜初查的暂缓初查。二是线索价值的评估更需要科学全面的论证。要建立科学的论证机制, 以机制促进线索分类管理、重点评估、及时分流。要坚持用“统一审查、统一分流、统一协调”的标准规范案件线索的管理。要实行案件线索评估制度, 及时召开评估会议, 由检察长或分管副检察长牵头, 由业务素质强的干警参与, 由表及里深挖线索的拓展性和可塑性, 对线索的价值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四、科学意识

由于多方面条件的限制, 目前反贪侦查部门查案办案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方式、方法, 科学装备和机制运用的还很不够。在新环境和新形势下, 职务犯罪有智能化、科技化和隐蔽性强的特点, 传统的调查方式、方法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现实状况迫切需要奋战在反贪一线的广大干警更新观念, 树立运用现代化技侦手段查办案件的思想, 树立科学意识, 以更高效、更有力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

科学意识首先要求反贪干警摒弃唯经验论的观念。经验是从事反贪工作多年形成的带有规律性的实践知识。在一定程度上, 反贪侦查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经验积累和传承的过程, 这些经验对于反贪侦查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是一种宝贵的实践知识。经验总是对过往实践的积累和总结, 所以经验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滞后性, 用解决历史的经验能处理未来尚未可知的犯罪事实吗?这是经验所具有的局限性。在初查阶段, 案件尚未成型, 未知因素很多, 单纯依赖经验有可能给初查工作带来消极的影响和后果。尤其是在面对新型疑难案件时, 经验很可能成为办案的羁绊, 让反贪干警在工作中少走一些弯路。比如, 近年来, 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案件中, 出现了很多新的犯罪手段, 比如从法律出发, 依据证据标准, 对这些犯罪手段进行仔细甄别, 才能做到不枉不纵。其次要求反贪干警充分认识到新科技成果和思维对突破案件的实质意义。不断更新和隐蔽的犯罪手段给反贪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特别是给秘密性强、措施匮乏的初查工作的开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树立科学意识要求反贪干警转变原有思维, 理性面对新挑战, 接受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 以不断学习的姿态逐步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求反贪部门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办案经费保障机制, 增加对交通、通讯、录音录像等办案设备的投入, 开发适用于反贪污贿赂系统的情报信息网络、案件管理、智慧协调、调查效率管理的计算机信息体系, 逐步实现检察系统的计算机联网, 增强办案的科技含量, 不断提高初查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五、系统意识

初查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能单纯依靠反贪部门和反贪人员, 要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加强交流, 以交流促和谐, 以交流促发展, 合理运用好一切有利因素, 促进初查工作的有效进行。首先, 要加强与纪检、公安、审计等部门的信息交流, 获取一些新的与初查工作有关的信息, 以丰富的信息资源来调整初查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其次, 要采用请进来的方式, 适当的邀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来指导和帮助初查工作。再次, 要以学习的姿态与本院侦查监督、公诉、反渎等部门开展交流, 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邀请公诉部门引导侦查或提前介入, 严格把握事实关、证据关。最后, 要加强与上级反贪部门的交流, 虚心接受上级反贪部门的领导和指导, 增强对政策的了解, 增强对突发情况的适应力、应变力。

六、衔接意识

在检察实践中, 一些侦查人员以初查代替侦查, 违反程序, 忽视立案的应有作用或担心错误立案, 迟迟不予立案, 导致立案与侦查终结同时进行。有的办案人员缺乏衔接意识, 对初查与立案的衔接时机或条件把握不准、不当, 形成草率立案, 导致撤案多、立案 (或不立案) 质量过低;或者因没有适时立案, 造成不能及时采取强制措施而贻误战机。由此可见, 树立较强的衔接意识, 准确把握初查与立案衔接条件、时机, 是事关案件立或不立和及时破案重要问题。

在由初查转入立案、侦查的衔接上, 除把握“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案条件之外,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及时做好立案侦查的思想、组织及相关行动、部署、措施和应变方案准备。因为这个“衔接点”是办案中的重要“关节点”和“转折点”, 并且在实践中的机会、变化往往来的突然, 稍纵即逝, 对此, 侦查人员尤其是侦查指挥人员务必高度重视。当然, 侦查过程中有的案件的破案时机是在立案侦查之后较长的时间才出现,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破案时一般先选择一点开始进行突破, 而且这一“突破口”往往仅是整个案件数罪中的一罪、多次犯罪中的一罪、共同犯罪人中的一人甚至只是其中非重要的部分成员, 所以, 在上述“衔接点”中, 侦查人员尤其是侦查指挥人员在下决心、作部署、定措施时应当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 注意立足全局科学统筹, 查微析疑把准方向, 准备应变措施, 以保证下一步侦查行动迅速、及时、全面地进行, 以圆满完成侦查任务。

摘要：初查是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的重要前奏, 侦查人员在工作中, 必须加强人权意识、证据意识、评价意识、科学意识、系统意识、衔接意识等六种意识, 才能做好职务犯罪的初查工作。

篇4：浅谈控申初查制度

[关键词]检察机关；控申初查

初查是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履行检察职责的一项重要手段，当前初查的主体主要是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及举报中心。对于基层检察院而言，举报中心原则上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同时履行控告申诉检察职能及举报中心职能，因此，举报中心初查实际上就是控申部门进行初查。在工作实践中，由于受到法律法规、业务考评机制、人员配备等限制，控申初查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初查工作的展开，未能达到法律赋予举报中心初查权的立法本意。结合工作实践，笔者尝试对现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建议。

一、控申初查的演变

控申初查最早见1985年1月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会议文件提出的“信访部门比较适合承办部分控告、申诉案件立案前的‘初查’，以便为自侦部门提供准确性高一些的案件线索”。该规定最早提出了“初查”的概念，并明确了初查制度最初存在的意义及任务，即为自侦部门提供准确性高一些的案件线索，也意味着控申初查并不能取代自侦部门的侦查行为。

1993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加强举报工作的决定》，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大力加强初查工作，初查是消化的前提和立案侦查的基础……”对初查范围和过程进行了限制。

1996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明确了控申初查的范围及目的。

二、初查的必要性

根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为了确保职务犯罪查处工作的正常进行，及保障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初查的优势极大地展现出来。初查可以更好地对举报线索进行筛选、甄别以及获得职务犯罪的部分证据，为以后的立案侦查奠定基础。也有人认为过分强调初查，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从而侵犯到被调查人员及有关单位的利益。事实上，法律法规关于控申初查的进行、手段都有严格的限制，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初查并不会出现上述负面情况，联系当前办案情况，控申初查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对举报线索进行筛选

举报人提供的举报线索五花八门，有些举报人对犯罪线索非常了解，甚至掌握了被举报人犯罪行为的部分证据，而有些举报人举报的内容则是道听途说，有时仅是本人的主观臆断。在这种情况下，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查，可以对举报线索进行甄别，筛选出有价值的举报线索，便于自侦部门集中精力对大案要案进行侦查，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有利于去粗取精。

（二）有利于保护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举报人的举报动机多种多样，有些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护国家财产安全及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有些则是出于个人私怨或单位内部派系斗争前来举报。这种情况下，被举报人的犯罪事实可能会被夸大化，甚至出现栽赃陷害的情况。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查有利于去伪存真，防止错案的产生，保护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三）有利于举报线索的规范化

由于举报人自身文化程度、表达能力的原因，他们提供的举报线索材料呈现出虚虚实实、纷乱混杂的情况，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查，可以使原本无序、单薄的举报材料具体化、详细化、规范化，有利于接下来自侦部门侦查工作的正式展开。

（四）有利于实名举报的答复工作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真实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举报的，属于实名举报。实名举报除通讯地址不详的以外，应当将处理情况和办理结果及时答复举报人。”这就要求对于实名举报的线索，应当及时将查处结果答复举报人，不立案的还应将不立案理由告知举报人，如举报人对不立案决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由侦查监督部门对复议申请进行办理。在工作实践中，很多实名举报人不接受检察机关书面说明不立案结果，而要求以具体的事实、明确的证据来答复，如被举报人究竟有无职务犯罪行为，行为所涉数额究竟有多少，是否达到立案标准等等。不能清晰答复举报人的话，容易引发其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反复上访、越级上访，也将挫伤群众举报积极性，有损检察机关形象。

三、控申部门进行初查的优势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是检察院的“窗口”，是连接检察院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检察工作的最初和最终。群众向检察院举报职务犯罪，最初需要通过控申部门来反映，答复工作由控申部门进行，如果对最终处理结果不服，也要通过控申部门来办理。由此可见，控告申诉检察工作贯穿了举报工作的始终。控申部门工作人员经常与举报人零距离接触，直面举报当事人，通过询问、沟通、记录等工作，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情况及线索内容有着最为直观的感触，并掌握着举报人提供的第一手举报材料。尤其对选择匿名举报的举报人而言，由于其匿名举报的特性，自侦部门的侦查人员无法与之取得联系进行侦查期间的接触以获得更加详实的线索，仅能从控申部门获得举报人提供的举报材料，这对查处工作将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由控申部门人员进行初查，可以随时出击，及时初查，省略了举报材料移送、自侦部门熟悉材料、安排人员等环节，更加机动灵活，减少了等待的时间，加快了举报线索的处理时间，可以有效防止案件积压。另外，控申初查有利于更好地反馈于民，尤其是可以更好地对实名举报进行反馈，举报人通过控申部门人员进行举报，有过初期的接触，由控申部门向其答复案件处理情况更易为群众所接受。对于成案的线索，有利于树立举报中心的权威性，更好地激发群众的举报热情，对于未成案的线索，方便做好释法说理工作，避免引起举报人不满情绪。因此，控申初查可以使初查与立案侦查更好地衔接，便于缩小两者之间的空档，更有利于初查工作的开展。

四、控申初查存在的问题

（一）控告申诉部门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初查

目前基层检察院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的工作职责集举报、控告、申诉于一身，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查仅是其工作职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当前各基层检察院普遍存在着“重反贪、公诉，轻控申、民行”的思想，控申科一般人员配备为2—3人，大部分未能达到满编，部分基层院甚至出现一人撑起一个控申科的情形。而举报初查工作本身十分耗时费力，过分强调控申初查工作在控申工作中的比重，将使控申部门无法承受，顾此失彼，从而忽视对接待群众控告信访、办理刑事申诉、刑事赔偿案件、进行举报宣传等工作，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均衡发展。

（二）初查工作对人员要求较高

初查工作与侦查工作虽有不同，但需要的侦查、技术手段是一样的，严格来说，初查的要求甚至更高，因为侦查有专门的调查手段和强制措施做保证，初查却不具有这些优势。一个好的侦查人员需要多年的培养和锻炼，由于职能分工的不同，控申人员并非专业的侦查人员，接触到的侦查案件十分贫乏，了解的侦查手段也少之又少，而贪污贿赂犯罪多为隐蔽性较高的智能型犯罪，犯罪分子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反侦查意识强，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会与相关人员串供甚至销毁证据，给侦查带来极大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冒然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查可能打草惊蛇，严重的话，甚至会毁掉一个原本可能成案的举报线索，导致放纵犯罪的不利局面。

（三）受目标管理考核影响较大

当前各上级院多将初查案件数作为考核下级院初查工作的一个得分点，为在年底考核中得到较好的成绩，一些基层院多在初查数字上做文章，为增加初查案件数，盲目扩大初查范围，而并非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三十条所限定的范围进行初查，有时甚至弄虚作假。初查工作納入到目标考核体系中，是为了鼓励控申初查，以减轻自侦部门压力，防止控申人员推脱工作、推卸责任，把自己视为一个“中转站”，对所有举报线索一概移送自侦部门了事。而现在为了考核加分，一味强调初查数量而轻视出差质量，显然违背了设置控申初查制度的本意，不利于举报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成案率较低

初查后，控申部门写出初查情况报告，提出是否立案的建议，由分管检察长审批。事实上在所有控申部门进行初查的举报线索中，最终真正能立案进入侦查阶段的线索并不多，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控申部门进行初查的往往是质量不高的举报线索，此类线索的真实性尚待商榷，经初查后出现大量举报失实的情况十分正常；其次，按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的要求，初查的范围为事实不清、难以归口的线索，此类线索所涉问题往往较为复杂，取证困难且难以及时结案，也影响到了成案率；再次，控申部门初查后将认为具备立案条件的线索移送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移送过程涉及两个部门，也牵扯到承办人员的变更，而处于起始阶段的案件线索本身较为脆弱，在交接过程中就此夭折也时常出现，另外由于承办人员对案件定性的认识和想法不统一，有可能出现控申人员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线索侦查人员最终却未予立案的情况，也是成案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五、完善控申初查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初查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明确规定了初查的范围，即“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群众多次举报未查处的举报线索”，而对真正符合上述标准的线索进行初查往往存在极大难度，同时依据现在控申案件月报表的设置，录入初查线索也需输入嫌疑人姓名、单位、所涉罪名等信息，而上述信息明确的线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性质不明。但不能因此就盲目扩大初查范围，遇到差不多合适的举报线索一律抢来初查，错过了最佳侦查时机，严重时甚至会惊动犯罪嫌疑人。在工作中仍应严格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初查范围对线索首先进行审查，符合初查条件、有初查必要的方能进行初查，避免影响初查权的统一。

（二）控申初查应讲究方式方法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三十二、三十三条明确限制了控申初查的方式，即“可以采取询问、调取证据材料等措施，一般不得接触被举报人，不得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办案安全，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控申人员并非专业侦查员，在初查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方式方法，首先应分析案情，找准案件切入点，制定合适的初查方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做到有备无患，遇到意外情况也可从容应对；其次要把握初查“秘密、快速”的特点，慎重初查。所有初查人员都应认真学习《保密法》，做好保密工作，严格保密，以免惊动犯罪嫌疑人，切实保护好举报人，另外应加快办案速度，快速反应，避免拖沓办案，贻误战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再次要注意调查取证的科学性，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从外围入手，不得直接接触被举报人，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区别对待可能获取的证据，尽量收集容易收集且可能丧失的证据，其他难以获得的证据不必操之过急，可留待侦查阶段再行获取。

（三）建立内部协调机制，使案件移交规范化

没有一项检察业务是孤立存在的，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紧密协作可事半功倍，尤其对初查这样涉及两个部门的工作而言。实践中，控申部门应与自侦部门、技术部门保持密切协作的关系，建立内部协调机制，才能有效弥补控申部门人员不足、侦查能力较差的缺陷，加快初查速度，确保初查效果，更好地保持侦查工作的连续性。此外，规范初查后案件移交工作也十分重要，一定要有正式的移交手续，移交材料应全面具体，尽量包含初查出的证据材料，详细记载初查情况、所遇困难、突破口、下一步工作建议、其他与初查有关事项的初查意见书，避免因沟通不畅、移交不规范而导致举报线索的浪费。

篇5：二甲初查影像存在问题

影像检查存在问题 放射、CT、MR: 1.抢救柜：

可放置针灸针，体现中医院特色。抢救柜上应张贴放置物品清单。2.CT室应放置氧气罐及流量表、湿化瓶。3.人员结构不合理，缺乏诊断人员。4.未执行放射年休假制度。5.建议每月进行一次大影像疑难病例讨论会议。超声科： 1.规范化操作，应注意冠状位、横断位查看。2.探头消毒后未进行细菌监测。3.四维超声胎儿筛查必须有重要脏器的图像记录。

共性：应张贴患者安全十大目标。

篇6：两项督导评估初查汇报材料

各位领导：

采桑湖镇政府对这次“两项教育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区视导”工作高度重视，在2012年1月2日专门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廖钶珉任顾问、镇长朱运行任组长、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镇迎省检领导小组。朱运行镇长亲自动员和部署，明确提出要以省检为契机，推动义务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现将准备工作汇报如下：

一、领导重视，全面实施教育强镇战略

1.认真回顾总结，深化发展认识。虽然我镇在2007年省“两项督导评估考核”中获得了合格等次，但我们深知，我镇教育与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资源需要进一步优化、办学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不断强化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始终坚持把教育作为“科教兴镇”的基础工程来抓，在加快教育发展上形成了高度的思想统一。

2.落实责任，形成合力。为了使“两项教育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区视导”工作稳步推进，镇迎省检领导小组先后于1月10日、2月5日召开会议，专门部署“两项教育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区视导”工作。近两年，镇政府领导经常深入学校，重点解决义务教育债务化解、分路口小学建设、中小学危房改造等问题。同时，镇委、镇政府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和部门联系学校制度，党政主要领导经常深入各村、学校检查指导，研究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所承担的教育工作职责与任务，在物力、财力上给予联系学校大力支持；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支持教育工作，全镇上下建设教育强镇的氛围日益浓厚，教育发展合力不断增强。

二、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及时追补教育投入，化解教育债务。镇政府组织财政等部门下到学校，对义务教育债务逐一进行清理核实，并于2010年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将义务教育负债纳入到镇政府消赤减债整体规划。

2011年教师节拿出5千元慰问教师，拿出5万元资金解决老师的工资拖欠问题，完成了分路口小学的征地工作。

三、“两项教育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区视导”工作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1.主要指标达到省里要求

2011年的小学、初中入学率分别为100%、99.54%，辍学率分别为0%、0.46%。16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为100%，小学、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都是100%。小学、初中D级危房已拆，生均占地、建筑面积分别为60平方米和8.2平方米。小学、初中教学仪器配齐率分别为85%和95.5%。全镇青壮年非文盲率为100%。

2.资料完成情况

“发展环境”、“队伍建设”、“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资料已基本完成，汇报材料正在整理完善中。

四、“两项教育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区视导”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是结合国家各项教育工程，调整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根据学龄人口减少、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实际，全镇认真开展学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努力解决学校布点分散、办学规模和效益不高的问题，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教育质量。

二是努力做好控流保学工作，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我镇外出打工人员多，异地就读人数多，留守学生多，控流保学任务十分艰巨。镇政府各部门和中小学实行双线承包、落实到人，取得了良好效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率相对较低。

五、资料准备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办学条件缺口较大

我镇中小学配套设施不够完善，课桌凳破旧，教学仪器、图书资料较为陈旧，体育器材匮乏。

2.教师队伍结构不尽合理

我镇一方面教师总体超编，另一方面该补充的教师进不来。中小

学教师年龄偏大，难以适应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要求。由于师资补充困难，教师学科结构不合理现象较为突出。初中普遍缺少计算机、音体美等学科教师。

“两项教育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区视导”工作，是对采桑湖镇教育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测。我们一定举全镇之力，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以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迎接上级领导对我们工作的督导考核，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上级上级领导的期望，谢谢大家。

篇7：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初查工作探究

初查，是指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反渎职侵权部门在对职务犯罪立案前，对自己发现或受理的控告、举报等案件线索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并对该线索进行的秘密调查活动。

目前，由于缺乏上位法，《规则》制定的模糊性，导致对初查工作的认识不统一，初查与侦查工作界限不清、目的不明。在此仅希望与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一、初查的地位与作用

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将初查与立案单独列为一章，对初查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

《规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的举报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规则》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制作立案报告书，经检察长批准后予以立案。

结合这两个条文，我们能够看出：初查与侦查属于不同的阶段，初查是立案侦查的前提和基础，不能简单将初查理解为初期的侦查。《规则》中关于开展初查和进行立案的标准是一种主观判断，而非客观认定。初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侦办职务犯罪中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与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普遍采用的是“受理—初查—立案—侦查”的工作程序。对案件线索审核后进行初查，在初查过程中，对线索审核情况做进一步查实，提高立案准确率，缓解了检察机关面临的案多人少矛盾，节约诉讼资源。《刑事诉讼法》第一十八条对检察机关关于职务犯罪的职能管辖方面做了详细规定，此类犯罪属于典型的身份犯。在初查过程中，普遍进行秘密初查，并且不采取强制措施，能够避免检察工作给被调查人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影响到被调查人的社会声誉、自我认知和正常工作，对于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避免司法的恣意，有着重要意义。

二、初查的内容与手段

初查阶段与立案后的侦查阶段目的不同，这直接导致初查内容与初查措施有别于侦查阶段。

初查的目的是判明有无职务犯罪事实发生，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解决能否立案的问题。(1)要有事实材料证明犯罪事实确已发生。所谓确已发生包括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或正在实施或正在预备实施，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必须有材料说明，这点在初查时是需要搞清楚的。(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立案必须具备的又一条件。只有当犯罪事实发生，并且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才有必要而且应当立案。一般而言，职务犯罪初查的内容应当包括：（1）初查对象的主体身份及其基本情况、政治身份、社会职务、家庭成员、海外关系等；（2）初查内容涉及的人和事及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情节等；（3）其他需要查清的事项。

《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经过侦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并且制作起诉意见书。

不同于侦查终结的案件要求有罪证据、无罪证据、罪轻证据、罪重证据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证明标准，初查只需达到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即可。这就直接决定了初查阶段的证明标准低于立案侦查阶段，所需要采用的手段也少于立案侦查阶段。

《规则》第一百七十三条中规定：在初查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三、初查证据的法律适用

目前，在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否直接适用，在检察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未经正式立案进入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应是无效的，这种证据材料只有通过转换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使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是否立案，只要是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通过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都是合法有效的证据。

我认为，初查这一概念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检察工作实际提出来的，对指导检察工作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规则》只应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细化，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规范、指导检察工作，而不能超越《刑事诉讼法》去赋予自己额外的、不曾有的权限。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从以上两个条文我们能够看出，一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但是《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搜集证据的规定都是针对侦查程序作出的。初查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

我认为，对于证明主体身份等并非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可以直接适用。对于言词证据可以通过重新询问或讯问进行转化使用，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对于其他证据，由于初查阶段对证据的证明力要求比较低，与侦查阶段对证据的证明力要求有一定距离，只需达到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可，不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对于这些证据应当重新搜集取证。

篇8：初查报告

一、树立初查在新侦查模式中的龙头地位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给反贪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可以预见, 将来在律师提前介入情况下, 面对隐蔽、高智商的被调查对象, 没有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 仓促上阵, 要在12小时或者24小时内拿下口供, 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重点“拼口供”侦查思维, 把办案重心战略前移到初查获取证据工作上。树立初查龙头地位必须树立以下两个理念:一是树立初查工作是办案工作的中心理念。整个办案工作中, 必须将主要物力、人力和精力用于接触被调查对象前的初查工作, 长期经营、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 为立案和审查做好充分准备。二是树立初查工作是办案工作的重心理念。正面接触、突破口供, 是过去侦查模式中工作重心。随着程序要求更加严格、人权保障更加强调, 初查工作应当是办案工作的重心, 正面接触、突破口供将逐渐成为对初查工作的印证、核对和后续工作。

二、研究探索建立规范高效的初查工作体系

现在各地初查工作大都是根据经验开展、各行其是, 没有成熟体系理论和统一工作规范。这种粗放式初查模式存在“东一榔头西一棒”、随意性大、依靠偶然性获取较少证据等缺点, 依靠这种粗放式初查获取的证据必然不能适应将来同被调查对象、律师的短兵相接。成功的初查应该是通过大量前期调查, 获取所需有力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形成锁链, 足以突破或摧毁被调查对象心理防线。要达到成功初查的理想效果, 反贪部门必须研究探索建立“精细”初查理论实践体系。一是树立“零口供”初查观念。改变过去依赖零星证据就去接触被调查对象“拼口供”做法, 立足于全方位收集、固定证据, 立足于长期线索经营、资料积累、跟踪调查, 掌握全面充分证据, 不给被调查对象逃避惩罚的空间。二是规范强化初查工作过程。建议制定《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初查工作规范》, 明确规定初查原则、目的、内容、方法、期限、结果评估、安全防范等初查制度, 细化其流程, 切实保障初查工作充分、全面进行, 极大挖掘初查广度和深度, 有效提高初查工作效率。三是建立初查监督机制。相对于立案案件而言, 初查工作的可变性可塑性更大, 更容易侵犯人权和违法违规。为了确保严格公正执法, 必须建立完善初查审批报告制度、初查过程反馈制度、初查结果复核制度、举报中心制约制度、上级侦查部门复查制度等监督机制, 确保初查工作在保障人权、规范理性的前提下有序开展。

三、充分运用科技和信息强化初查能力

应当看到, 新刑诉法将技术侦查和电子数据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证据形式, 也给反贪初查工作带来了新机遇。随着科技和信息化浪潮发展, 以及贪污贿赂犯罪日益高智能化, 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几乎很难侦破。新刑诉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必须在立案后使用, 但反贪部门还是应该深入研究初查工作中如何能够利用一些现代科技措施, 以及在初查阶段如何为后来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提供准备条件, 充分运用科技的力量强化反贪部门获取证据的能力。

在运用科技手段的同时, 反贪部门必须做好侦查信息收集工作, 以信息引导辅助初查。一是建立与通信运营、公安、房产、金融、高速公路、工商、税务、国土资源等部门的信息共享, 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二是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侦查人才数据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数据库、案件线索数据库、行贿人员数据库、在逃人员数据库, 为初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三是探索建立“线人制度”、检察联络员制度 (明的线人) 、与人大政府信访部门联络制度、与新闻记者联络等制度, 开放信息收集渠道;四是运用信息管理技术对上述各类信息统一管理, 实现各类信息采集、利用共享, 将信息的传播应用手段转化为初查执行力, 着力提升初查工作质效。

四、加快培养适应新初查模式的侦查人员队伍

篇9：浅论刑事立案初查

由于刑事立案初查制度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得以肯定且规定不明，初查在实践中遇到合法性存疑、初查措施的强制性存疑以及初查证据的证明力存疑等多重障碍。通观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我国应当通过降低立案审查标准、认初查合法化、确定初查证据附条件的证据能力等方式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侦查权;刑事立案初查;初查证据

中图分类号： D9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01305

一、引 言

刑事立案初查，又称刑事立案前的审查，是指检察机关及公安机关在接收相关案件材料或者线索时，为了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初步调查活动。刑事立案初查最早源于1985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会议中“信访部门比较适合先对部分控告、申诉案件做立案前的审查，以给自侦部门提供准确性更高的线索”。随后，该制度先后经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以及公安部门在经济犯罪侦查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并由《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高检规则（试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下称“《公安部规定》”）等相关规则确立为一般性的程序设计。刑事立案初查对于提高立案质量，限制公权力机关随意启动侦查权，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进一步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刑事立案初查制度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得以肯定且规定不明，侦查机关深受政府机关绩效评估机制的影响，在实践中，侦查活动存在大量“不破不立”、“先破后立”、“以初查代侦查”的现象[1]，初查行为则因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而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在初查阶段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在审判中存在不同做法的问题。基于以上立法和实践的双重障碍，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域外相关司法经验，将我国侦查程序的启动模式由程序性启动模式转变为随机性启动模式[2]，废除初查制度[3]或者取消刑事立案的独立性[4]，笔者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表示赞成，也认为其应当是我国未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但同时笔者也认为，完善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对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稳步改革以实现诉讼制度的逐渐完善将是一条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路径。基于此，笔者立足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厘清刑事立案初查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对我国的立案审查制度进行改革、如何认定初查阶段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等，以期解决立案初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的障碍。

二、初查概述

（一）刑事立案初查制度的相关规定

刑事立案初查自1985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会议中出现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先后六次在工作意见或者内部规定中对初查程序予以规定，2012年，《高检规则（试行）》第八章以一节的形式对初查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2012年《公安部规定》第171条也首次对“初查”做出权威的规定。但初查在我国历次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表达，与之有关联的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1）所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对其接收的案件材料应迅速进行“审查”。

根据现有的规范文本，初查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主体来看，初查由侦查部门负责;第二，从启动的程序来看，初查的启动需要经过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批准;第三，从内容来看，初查的手段限于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第四，从对象来看，初查是对举报、控告线索或材料进行审查和调查;第五，从目的来看，初查是立案的准备工作，其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活动，判断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需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案标准，进而决定是否立案。

（二）刑事立案初查的意义

从实践上看，初查赋予了侦查机关判断举报、控告材料是否符合立案标准的手段，有利于审慎立案，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现行刑诉法对立案确立了较高的条件——有犯罪事实（事实要件）且需追究刑事责任（法律要件），简单的“审查”书面材料或者相关线索显然难以判断条件成立与否。通过立案前的不限制公民人身、财产的初查将不实的材料或诬告、错告等情形排除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审慎立案。例如，河南省检察机关1991年的立案数占初查数的61.09%，2012年的立案数占初查数的54.96%，初查的过滤、分流功能，减少了检察机关的立案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理论上看，刑诉法作为“小宪法”，理应贯彻限制公权力的宪政精神。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立案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案件只有经过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作出立案决定，侦查行为才告正式开始。在现行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下，公民一旦被侦查机关立案，其人身与财产等诸多权利将受到限制，这对每一个承担立案后果的个体而言十分严重，即使案件后来被撤销，这种不利后果也将无法弥补。因此，通过初查，可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公权力的肆意启动而遭受侵犯。

三、初查制度现状

（一）合法性地位存疑

从公权力的角度看，有学者指出，在法治视域里对于权力专门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而初查行为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享有的初查权并非来源于现行刑诉法的直接规定，而是基于两机关的内部规则，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存在不足[5];从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刑诉法规定的“审查”与“初查”的措施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审查”仅仅是对报案、控告和自首的材料进行的形式审查，而初查的措施却包括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初查的措施显然广于简单的审查，故其在内容范围上有超越法律之嫌。基于权力来源和权力范围上的法律规定不明，初查在合法性地位上存疑。

（二）初查措施的强制性存疑

虽然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规则中明确规定初查是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但由于现行规定并没有对初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也并没有因可能存在的权利侵害而赋予被调查对象必要的救济权利，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大大超出该措施强度、侵犯被查对象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行为。除此之外，办案机关在政府机关绩效评估机制的压力下，一方面为了保证破案率，另一方面为了规避侦查阶段的规则制约，常常将侦查程序前移，以初查代替侦查。在办案的过程中，“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现象大量存在[3]。这些在实践中出现的乱象也无疑让人们对初查行为本身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三）初查证据的证明力存疑

初查获得的用以判断立案材料能否进入审判阶段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上也存在争议。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初查发生在立案之前，案件尚未进入正式的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证人的身份均不确定，有关证言的固定形式是“调查笔录”，而非“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或“询问证人笔录”，其在证据形式与作证主体方面都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件。另外，从初查本身的目的来看，初查获得的材料就是为了确认立案条件是否具备，一旦作出决定，该使命即结束。如若需要进入法庭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那必须在立案之后，由正式的侦查行为予以重新认定。除此之外，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初查获取证据的认定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法院完全不区别立案前后获取证据的证据效力，而有的法院则因没有法律依据限制甚至禁止初查证据的使用[6]。

四、探索初查性质

一如上述分析，初查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源于现行立法的空白和相关规则的模糊，理论上的争议引发实践中的混乱，而实践中的乱象又在理论上影响客观地认识初查。性质归属是学者们探讨初查的一个重要前提，其关系到上述诸多初查问题的解决。笔者接下来将以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和相关规则为基础，从较为理论与应然的层面探讨初查的性质。

理论界对于初查的性质，大致有以下四种意见：第一种是“行政行为说”，该说的主要依据是，正式的诉讼程序起始于立案决定的作出，立案之前的行为不是诉讼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第二种是“侦查行为说”，该说认为侦查行为不同于侦查程序，“侦查行为不是只在侦查阶段才能使用，在其他阶段，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使用”[7]，且立案决定作出之前的初查与侦查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实施程序方面几乎一致，故初查就是立案前的侦查行为;第三种是“司法调查说”，该说认为，初查是一种司法调查活动，而非侦查活动，因为立案是刑事诉讼启动的标志[8];第四种是依初查行为的内容，将其划分为“司法调查说”或“准侦查行为说”。该说认为，对部分以获取案件相关信息为指向，不具有特定性和强制性的，不宜定为侦查行为。对于以查获犯罪为指向，具有特定性或者一定强制性的，应归为准侦查行为。

对于第一种意见，笔者认为，初查发生在立案之前，这里的立案实际上指的是“立案决定”，立案程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本身不仅包括作出立案决定之时，同时也包括作出立案决定之前的材料接收以及后续审查，也就是说，初查本身是发生在立案决定之前，但其仍在立案这个连续的诉讼阶段过程之中，即初查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

持第二种意见的学者通常都认为，立案不应当是侦查行为的起点，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经验，将侦查程序的启动由程序性启动模式转变为随机性启动模式，弱化立案功能，取消立案决定开启侦查行为的诉讼程序。建立在随机性启动模式的基础之上，初查显然具备了任意性侦查行为的特点。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表示反对，同时认为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随机性启动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侦查模式改革的方向。相比于程序性启动模式而言，随机性启动模式在侦查权制约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解决方式是“不企望通过前置程序（立案程序）来加以解决，而是看其能否受到严格的由中立法院所进行的司法审查”[9]。这也就意味着，与随机性启动模式相伴而来的是必须实行检警一体化的构造、严格的中立法院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必须建立以西方国家预审法官为代表的审前程序性裁判制度。这些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无疑会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落实，也会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体制（主要是指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司法诉讼制度以及司法实践远远无法与其相适应。笔者认为，立足于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对初查性质做更切合实际的探索并不断改进，也许是更加稳妥的方式。

对于第三种意见，笔者认为，“司法调查说”没有理论错误，但其没有揭示出初查的本质特点，对进一步研究解决与初查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太大益处。

相比于前三种意见，笔者比较赞成第四种意见，但同时认为，没有必要对初查从内容上作过于细致的区分。笔者认为，初查的性质是准侦查行为。准侦查行为并非法律概念，是学理上由学者提出，方便学术讨论，以示与侦查行为在某些特点上相区分的概念。在行政法学界，也有“准行政行为”的概念，有学者将其理解为“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一类行为”[10]。笔者也想借用这个概念，提出对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性质的几点看法：第一，初查在行为措施、实施主体以及程序等方面具有侦查行为的某些特点;第二，初查是侦查行为的基础，初查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侦查行为的结果。比如在具备立案的条件之下，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等行为从初查直接过渡到侦查行为，初查阶段获取的线索可以帮助完成侦查阶段的目的，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进入庭审的证据;第三，初查不具备侦查行为的某些要素。根据我国诉讼制度，侦查行为包含以下本质要素：从行为的授权来看，侦查行为由刑诉法明确规定，其在立案决定作出之后启动;从行为的特点来看，侦查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有关公民和单位都有配合侦查权行使的义务（2）;从行为的受监督性来看，侦查行为的行使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并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处于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与此相对比，无论从行为的授权、行为的特点，还是行为的受监督性来看，现行规定的初查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这些本质上的特点。基于此，笔者认为，将初查定性为包含侦查行为的某些构成要素但又欠缺某些要素的“准侦查行为”较为适宜。

五、完善初查及相关制度

（一）改革立案审查制度：降低立案标准

我国立案标准为实质审查标准，不仅包括“有犯罪事实发生”的事实要件，还包括“需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要件。笔者认为此标准过高，一方面，刑事责任问题属于刑事实体问题，涉及到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以及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等诸多问题，在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就要求弄清这些问题，不符合认识案件事实的规律，也大大超出了初查阶段的功能;另一方面，过高的立案标准也间接地促使办案人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材料而采取超出规定之外的、侵犯被调查对象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降低立案标准，将实质审查标准改为形式审查标准，第一，取消“需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要件，只要受案部门有一定的根据认为有犯罪事实，就应当启动侦查程序[11]。第二，根据相关材料确定是否有犯罪事实应采主观判断标准，即现有的材料不必百分之百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只要其让办案人员相信有犯罪事实或者被调查的对象有犯罪的嫌疑即可立案，立案之后，若发现确实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就应立刻撤案。

降低立案标准，确立起形式性审查标准之后，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大，如若继续实行绝对量化的绩效评估机制，侦查机关必将会对破案率有后顾之忧，这不仅会使侦查机关处于极大的工作压力之中，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会使程序存在失灵的潜在危险。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改革绝对量化的绩效考核机制，将案件质量和程序规范作为考核的核心指标;应当摒弃以后一阶段的结果作为审查侦查行为的标准，将程序当时的客观条件和认识能力作为考虑的主要因素;应当改变“命案必破”“重案必破”等违背认识规律的观点，建立起科学的、理性的、程序正义的办案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消减侦查人员与刑事案件的个人利害关系，减少实践中出现的“不破不立”“以初查代替侦查”的乱象，避免侦查机关在立案前违法初查。

（二）完善刑事立法：确认初查合法化

基于初查在立案阶段的必要性，刑诉法应对初查加以规定，将其合法化，减少因立法的空白而导致的实践障碍。第一，刑诉法应对初查阶段的目的、措施、程序以及监督方式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在措施种类方面，在刑事立案采取形式审查标准的前提下，基于必要性原则，刑诉法应明确规定初查所能采取的措施仅限于不限制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权利;在监督方式方面，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初查行为应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同时检察机关也应当承担起监督初查行为的职责。第二，刑诉法应赋予被调查对象相应的救济权利。当初查行为侵犯了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权利时，被调查对象有权向监督部门申诉以获得相应的救济。

（三）确认初查证据的效力：有条件的证据能力

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初查证据的效力提出了质疑，但笔者认为，立法应当确认初查证据有条件的证据能力。首先，初查证据获得证据能力在理论和实务上有其正当性。在理论上，如上述讨论，初查发生在立案这个连续的阶段之中，初查行为本身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从证据的积极条件来看，证据要满足合法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对于初查证据证据能力的质疑主要在其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要件上，证据的合法性主要包括——法定的主体、法定的形式以及法定的程序。初查证据的收集主体为侦查机关，符合合法性的要素。对于法定的形式以及法定的程序，有学者认为，“《高检规则（试行）》和《公安部规定》对初查可以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要侦查人员依照相应的取证规则获取证据，那么侦查阶段所获取的证据形式和程序方面不会存在任何不合法之处”[12]。对此，笔者表示赞成。对于“初查阶段各方当事人身份不明，有关证言的固定形式是‘调查笔录，而非‘询问犯罪嫌疑人笔录或‘询问证人笔录”等形式方面的质疑，笔者认为，初查阶段和正式侦查阶段的笔录在调查主体、作证主体、证明事项以及证据的书面形式方面都具有同一性，而两者之间仅仅在作证主体和调查笔录的称谓方面存在不同，这种区别不应当对证据能力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另外，从证据的消极条件来看，我国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主要是以取证手段的违法性作为参照指标进行的，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是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初查阶段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属于诉讼行为，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其只要符合刑诉法关于取证行为的相关规定以及《高检规则（试行）》和《公安部规定》对初查取证的特别规定，所获取的证据就不属于非法证据的范畴。在实践上，取证活动的时效性也使得赋予初查证据证据能力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刑事案件发生后，取证活动的时效性往往关系着案件能否顺利侦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遗留的关键性证据以及受害人、证人的记忆都会逐渐缺失，初查阶段作为侦查机关接触案件后的最初时段，其在取证时间和能力上具有优先性，对初查证据不予认可或者在正式的侦查阶段再进行重新收集，可能会为时已晚。基于上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上确认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当然初查证据获得证据能力不是无条件的，在适用初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当中，还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规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证据的收集不得违背初查程序设置的目的和初查手段的限制;其次，初查证据在使用的过程中应当进行标记和说明，以便进行审查确认;最后，初查证据的取得应当符合刑诉法以及《高检规则（试行）》和《公安部规定》的相关要求。

六、小结

笔者立足于我国程序性启动模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分析刑事立案初查意义和现状的基础之上，着重分析了初查的“准侦查行为”性质，并为初查以及相关制度在我国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立法院的司法程序审查机制在我国的建立应当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当司法审查在我国能实现对侦查行为的有效监督时，不依赖于立案启动侦查程序的随机性启动模式在我国的建立是极有可能的，在那时，作为程序性“立案登记”之前的审查行为可能更多的具有任意性侦查行为的性质。今天，对初查进行合法化和完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一定的基础。无论怎样，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设计与构造与整个国家宏观的诉讼模式的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改革的道路上，我们既要仰望天空，也要脚踏实地。

注释：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

（2）比如，《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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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吕晓刚.初查证据证据能力之辨[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4）：46-50.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LIU Yifan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Becaus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has not been stipulated definitely and unequivocally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re exist many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Legality， Coercive measure and the competence of evidence in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s more like criminal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we should lower the standard of Casefiling system， affirm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unequivocally and recognize the competence of evidence in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