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问答题（共6篇）
篇1：国史问答题
1、试析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
《共同纲领》规定了我国的社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是新民主义国家，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义革命并进行新民主义建设，而不是立即全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国家制度当时是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2、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巩固新中国进行了哪些斗争？
1）统一全国大陆，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首先，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其次，和平解放西藏；再次，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最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2）没收官僚资本，取缔帝国主义特权。建国后，通过征购等形式接受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3）稳定物价，统一财经。首先，加强金融管理，制裁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第二，加强市场管理 4）剿匪反霸，清除遗毒。首先，土匪猖獗，恶霸横行是建国初的两大社会问题；其次，在农村和城市进行反霸斗争；最后，广泛开展了禁止吸毒贩毒，取缔卖淫嫖娼和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 5）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6）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抗美援朝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援，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7）镇压反革命。既不能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使我国社会秩序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8）三反和五反运动。通过三反和五反运动不仅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且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全党、全社会开始树立起艰苦、廉洁奉公的一代新风
3、建国初期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1、国际形势：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中苏两党关系加强（有利因素）第二，世界冷战局面开始出现，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不利因素）
2、国内形势：
在军事上：上百万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二百多万的土匪、六十多万的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
在经济上：长期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导致经济极端落后；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交通运输瘫痪，内外贸易滞塞，投机盛行，市场物资匮乏；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 在文化思想上 ：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严重；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文盲占80%。
4、试述七届三中全会
1）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了恢复经济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纲领：
中心任务：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纲领: “三个条件”、“八项工作”;二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战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
2）意义：
第一，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是确定党的大政方针极为重要的会议；
第二，正确地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工作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确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具体任务和政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5、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
1）“另起炉灶”——对于旧国民政府外交而言
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而言。3）“一边倒”———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 “一边倒”外交方针提出的历史条件：
第一,它是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产物。第二,是毛泽东深刻分析国际环境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第三，出于巩固新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考虑。第四，意识形态的取向。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一致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倾向性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评价：
第一,使新中国赢得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极大地提高了新政权的国际地位。第二,它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第三,“一边倒”为新中国的建立寻求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援助。
6、试述过渡时期我国农村的变革（合作化）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一）必要性
一是农村中开始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现象，一些贫苦农民又在借高利贷甚至出卖土地、房屋，重新受人剥削。为了制止出现新的社会不平等，党认为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时限制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第二，就是考虑如何尽快发展农业生产力，以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农业增产的幅度小，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需要； 党认为应实现集体化来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1953年底，以办互助组为中心，同时个别试办初级社。
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方法——遵循“自愿互利”原则，采取“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援助” 步骤——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第二阶段：1954年初—1955年上半年，以办初级社为主，个别试办高级社。发展过快过猛,出现“生产力暴动” 毛主席提出“停、缩、发”的方针
1955年5月下旬，党内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主要是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 第三阶段1955年下半年—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阶段： 1955年7月，毛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
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怎样看待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呢？
当时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确实表现了很大热情，很大积极性 党中央毛主席在指导思想上有求急求快的思想。
总的来说，把几亿农民引上集体化道路，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向是对的。主要偏差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
7、（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
随着大规模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就越来尖锐； 资本主义经济已成为对抗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
中华民族资本落后性表现为：先天不足，非常软弱，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规模小，生产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畸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买办性、封建性。表明依靠它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不可能的。
第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是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
土改后，主要矛盾已经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二）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客观依据
首先，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能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基本保证和基本依据
第二，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使资本家接受和平改造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和平改造的重要依据。
8、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
二是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翼
实质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
特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
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前提； 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要使我们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
其次，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土改后，农民虽分得了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缺乏，发展生产有很大困难，抗灾能力极弱；同时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又出现；一家一户极度分散的个体生产很难满足工业化的需求；
再次，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只有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对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体现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选择社会主义。
9、列举过渡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1、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首先从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开始的 1）红学家俞平伯
俞平伯在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作者及其身世的研究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 但他忽视和否认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和反封建的精神。
2）两位青年的评论
山东大学的李希凡、蓝翎，于1954年9、10月间，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批评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3）毛泽东的一封信
引起了党内和学术界很大震动，一场政治围攻和政治批判随即展开。
1955年3月以后，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更大规模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批判随即展开。
2、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及胡风事件 2）1952年文艺整风、批判胡风开始
周扬在会上批评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反党“路线”,断言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54年胡风上《30万言书》 说周扬等在作者头上放了五把“理论刀子” 3）升格为反革命集团
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二十多条按语 于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声势浩大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猛烈展开。10、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
• • • • • • •
1、背景：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
2、内容：
周恩来向会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第一，深刻的论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第二考察和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正确估价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属性（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三关于如何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11、简述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的原因：
一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使我们不得不与苏联结盟 ；
二是经济落后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条既有利于高积 累，又有利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体制； • 三是没有经验的中共只能根据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苏联的建设经验来建设中国；
12、中共八大召开：（简述）
• • • • • • 1）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是国家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大改造的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望超额完成，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二是党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组织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执政党的地位，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三是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斯大林去世：苏共20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国际帝国主义者掀起了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 • 2）简述八大的主要内容（主要贡献）
第一，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 • • • • • 第二，在总结实施一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第三，初步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如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第四，提出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五，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确定了执政党的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第六，把“双百方针”正式定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3）意义
首先，八大对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了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官僚主义、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大会经民主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绝大多数是经受住历史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以后的历次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 • • • 4）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
直接原因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左”的思想； 根本原因是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来得很快；
全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缺乏研究和思想准备； •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还很不深刻，不巩固。
13、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
• • • • • 第一，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基本国情认识不够清醒，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状况及规律认识也不够清楚深刻； 第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1957年春夏之秋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分析，过分夸大了敌情。第三，政策界限不明确，斗争方法上有错误，也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因素。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一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 • 二是打断了全党整风进程，使整风运动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仍然严重存在。
三是损害和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四是最严重的后果是开创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先例。
14、简析“大跃进”的失误及原因
• • • • • • • • • 主观原因还是主要的：
第一，党内滋长骄傲情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第二，反右派斗争后，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受到削弱，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作风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三，大跃进中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把革命战争中的成功经验转而用于经济建设）。第四，脱离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客观原因：
首先，缺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其次，是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
因为经济文化落后，群众及干部要求尽快改变这种落后面貌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容易产生急于求成，不顾客观规律的倾向。
15、人民公社的特点：
• 一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大，权力集中；二是公有化程度高；三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权机构；四是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五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 • •（1）“一大二公”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贫困不是社会主义。（3）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4）政社合一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
16、“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及主要功绩（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 • • •
1、背景
大背景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
如何走出“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是中共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困难不仅在于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还因为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主义政治传统，是很难承认和接受失败的。• • • • • • • “鼓气”、“赌气”、“斗气”
到1960年，大跃进运动一是三鼓而竭，国民经济全面危机 直接原因是粮食征购问题。
粮食危机；地方干部情绪非常大；地方有分散主义，有本位主义；1962年粮食征购调拨出现困难 目的是总结一下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鼓鼓劲，统一思想，解决地方上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
2、大会的重要功绩（内容）
第一，正确估计了国内经济困难形势，分析了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
第二，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经验教训。如：多、快、好、省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混淆；
• • • • 指标必须符合实际；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第三，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第四，会议动员全党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总之，大会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发扬了民主，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全面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7、“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它的发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种矛盾、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积累的结果。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1.“文革”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复杂的 主要有：
其一，中共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其二，具有很大局限性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土壤。2.思想方面的缺陷和理论上的迷误，是“文革”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人们在认识问题时走向极端，固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理论上，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3.“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他从“左”的观点出发，对国内外阶级关系和社会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
随着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高峰，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林彪、江青一伙推波助澜，迎合毛泽东的“左”倾观点把它推向极“左”，蓄意制造个人迷信，迫害诬陷大批革命干部。
18、简析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第一次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包括6个方面：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2)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3)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严重误解和曲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阶级斗争中心论的产物。
19、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错误及其危害（1969年4月1日至24日）
• • • 林彪政治报告及其错误：
首先，报告对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肯定的评价。
第二，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在刘少奇的头上。• 第三，报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加以宣扬。• 第四，报告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 • • • 第五，报告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九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和夸大的阐述；
“九大”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
“九大”通过的党章，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九大的危害：
• • • • •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个人崇拜的气氛所笼罩。
九大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完备和合法化。
中共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一伙在党中央的地位。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20、简述“斗、批、改”运动
• 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教育和文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其目的在于彻底否定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并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大批判”为“斗、批、改”开路。
• • • 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遭受磨难。
“教育改革”和“文艺革命”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
教育“改革”主要是：政治挂帅；工宣队进驻并领导学校；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要下放或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学制要缩短，高等学校废除考试制度，直接招收“工农兵学员”。• • • • 文艺“革命”，是“样板戏”独占舞台，百花凋零。
所谓“改革”或“革命”，是对教育和文艺事业的严重摧残和极大破坏。为防止所谓“党变修”，提出整党建党，要“吐故纳新”
所谓“吐故”，是把被诬称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党员清除出去；所谓“纳新”，则把一些“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拉入党内。• • • • “斗、批、改”运动，是“左”倾错误的继续和发展。
21、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失误的原因：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国内外形势的不利影响
2、客观条件的限制
3、对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的判断出现偏差
4、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定位失误
5、对社会主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出现动摇
6、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
7、主要领导人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8、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
另外，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并被中央赋予最后决定权，从而使他能够比较容易地否定中央的集体决定。他的个人认识失误也会比较容易地转变为中央的错误决策，而且在错误出现后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另外还有，传统观念和苏联模式的束缚，以及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等等。
• 总的说来，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缺乏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的深刻了解，没有提出一套为全党所接受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在一连串胜利面前又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22、• • ①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②“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③联专家撤离
篇2：国史问答题
1、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答：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破坏，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兴工业。中国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却依旧保持。
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时候的中国，尽管仍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是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政府成为替洋人服务的政府。这种状况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
因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一步步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答：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3、党的二大有哪些内容？
答：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党的先进性。大会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党的二大还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支部。
4、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什么？
答：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阐释，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三民主义的局限性：表现在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强调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强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民生主义在“平均地权”基础上增加了“节制资本”的原则，并提出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
新三民主义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5、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意义
答：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观上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 2014下半年教师资格证统考大备战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幼儿教师资格考试 教师资格证面试 断有力的措施，受到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致使革命遭到失败。在客观上，由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到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指导。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喊出了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在大革命中党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展，党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主张团结革命的力量，组织工农群众革命斗争，党还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在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中，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重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6、简要论述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意义。
答：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他关的转折点，它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完成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7、怎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含义？
答（1）含义：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既统一，又独立。
（2）具体运作：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3）目的和实质：目的是保持并发展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实质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8、简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答：（1）定义：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2）关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9、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
答：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就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实行节制资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结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合作经济；同时，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废除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0、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地位。
答：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指出：“只要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主要武器，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11、简述南昌起义及其历史意义。
答：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2万余人，占领南昌城。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2、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及其意义。
答：从1942年2月—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同时，它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它端正了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它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和创举。
13、党的七大的历史功绩。
答：
（一）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二）批评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七大是在中国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15、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是什么？
答：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16、《中国土地法大纲》何时颁布，其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答：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它是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施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尤其是它规定了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规定可以组织人民法庭来保证贯彻土改的政策法令，维护革命秩序，保证了土改运动得以彻底地进行。
17、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了哪三大战役及其意义。
答：194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与敌主力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共进行了142天，歼灭敌人173个师，共计154万多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精锐部队，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到来。
18、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其主要内容是：
（1）规定了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2）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3）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论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答：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20、三大改造的内容及其意义。
答：三大改造是指我国在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2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及其具体内容。
答：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对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2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是怎样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
答：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在文章中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23、《论十大关系》的内容及其贡献。
答：《论十大关系》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报告确定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一些新思想、新方针，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24、“七千人大会”的内容及其意义是什么？
答：（1）1962年1、2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余人与会，被称为“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前几年的工作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初步总结了经验。
（2）意义：这次会议对于恢复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起了积极作用，在贯彻落实“八字方针”、推动形势迅速好转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25、简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其意义。
答：（1）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邀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自始至终得到邓小平等的全力支持。
（2）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26、“三反、五反”指的是什么？
答：“三反”，指的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1951年10月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反”指的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2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方针，果断地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形成了实际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2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这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29、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怎样阐述的？
答：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30、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答：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讲话的中心思想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3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答：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为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党的自身建设，2000年江泽民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3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34、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怎样阐述的？
答：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 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是在哪次会议上提出的以及包括哪些内容？
篇3：国史问答题
今天,我们重读《国史大纲》,旨在表达我们对中华历史和文明的“温情与敬意”,即从民族历史的智慧、民族文化的精神中汲取民族自信的力量。
林镇国(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我和大家分享的阅读点是《国史大纲》中的两个和尚,还是外来和尚——佛图澄和鸠摩罗什的故事。
两位高僧来到中原之际,正值五胡乱华,天下板荡,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混乱的时期。中国文化处于低谷,千年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已在战乱中化为丘墟。惨痛的世变中,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感到绝望而找不到出路,传统的儒学已经拯救不了人心,只有消极避世的老庄、域外传入的佛教能给人们带来些许慰藉。
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之际,正值日寇入侵,山河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文化也正处于低谷。此时近代以降,西力东渐,西学东渐,其势如狂飙,如怒潮,黯日蚀月,抗之无可抗,遏之无可遏,国人已然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有人放言“线装书全该扔进茅厕里”,“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认为中国的前途是全盘西化,中国文化的前途是进历史博物馆。身处这样的时代,每个有良知、忧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不禁会问:中国会不会亡?中国文化会不会亡?钱穆先生借古喻今,以他的通史编撰给出了答案。
在最黑暗混乱的年代,两位高僧以佛法教化蛮貊五胡,使其戒淫戒杀,文明和秩序重现中土。
钱穆先生认为,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颇多会通之处。佛曰成佛需修行,儒曰求仁当修身;佛曰人皆有佛性,儒曰人皆可尧舜;佛要普度众生,儒要兼济天下……所以钱穆先生最后说:“故当时之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貌异神是。”在最黑暗混乱的历史中,钱穆先生看到的是光明和希望:异族入侵终将同化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异质文化输入也终将同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不会因此衰弱断绝,反会更加浩荡博大!
这便是中华文明之生力所在!也是钱穆先生编撰《国史大纲》之苦心所在。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们重温《国史大纲》,就是要将钱穆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温情、敬意、信心,传递给学生,这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作为一所外国语学校的历史教师,更有责任培育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情、敬意与信心。学生唯有保存这份温情、敬意与信心,当他们在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文明的时候,才不会迷失自我,遗忘自己的精神故乡,失却自己的价值观念!
范晓岚(上海市长征中学):我的阅读点是《国史大纲》“霸政时期”的历史。钱穆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著《国史大纲》,将对于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倾注笔端,欲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绵薄学术之力,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中唤醒民族自信的力量。这份感情令人感慨,使我不禁思考:我们的历史课堂是否缺少这样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脉脉温情?于是,我借由重读《国史大纲》第四章“霸政时期”,在教学中对“春秋时代”这段历史重新做了梳理和解读。
凡约三百年的春秋时代在钱穆先生笔下称之为“霸政时期”。自平王始,周室东迁,天子衰微,王命不行,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初期的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皆由此出。如此社会背景、时代环境在教学中呈现,很容易使学生以为这一时期乱世来临、天下纷争、礼崩乐坏、动荡不安,是中国历史的一段苦楚时期。
如何改变学生头脑中既有的认识结构?如何帮助学生重塑“春秋时代”这一概念?我尝试在教学中换一个视角、换一种心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于是选择了三个较为合适的切入点:
其一,春秋时代诸侯之间尔虞我诈的霸政,虽然是中央权力衰微、地方割据兴起的重要表现,但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在这样一个王命不行、缺乏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政权核心时期,“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历史纵然会经历分裂动荡,但其内在的统一趋向其实从未消失过?
其二,在腥风血雨的战争背后是否蕴含着一种“融合”的温情?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这种“界线”并不能阻隔民族间的双向交流。“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华夏团体的不断扩大,多民族的不断融合,缩小了民族差异,增进了民族交融,更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三,从文化视角来看,钱穆先生用“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来形容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是否可以判断,春秋时代由文化兴盛而导致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正是由这种发展到极致的贵族文化酝酿而起,是“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的结果,可以说是日后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之基础。
循着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轨迹,我对春秋时代这一“霸政时期”的历史做出了新的解读,这正是我要向学生传递的历史价值观,即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是从人文研究的真、善、美追求中凝练出来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学生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以史实为基础的,但这种价值判断又能对史实做出更为合理的评判。
重读《国史大纲》,将其对中华文明的“温情与敬意”注入中学历史课堂,把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浓浓感情传递给学生,让这种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和强烈的归属感绵延不绝,并将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到对自身的成长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上,进而从历史中获取有益的养料,这是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体现,也是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
张敏霞(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通过重读“河阴之变”这段内容来谈谈读史方法与情怀。初读《国史大纲》,还是缘于多年前同行的推荐,我常常把这本通史著作当作自己的教学工具书来学习和使用。
其一,读中疑。河阴之变,乃北魏末年的一次政变。当我第一遍阅读《国史大纲》,读到“河阴之变”的内容时,困惑重重:“为什么尔朱荣能凭一己之力诛杀如此众多的皇族与朝臣?”“为什么明明在局势得到控制后还要大开杀戒?”“尔朱荣是契胡人,被杀的有一大半是少数民族,这场事变与孝文帝汉化改革有多大的关系?”“北魏迁都后的政治势力如何斗争?”怎样才能掀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怎样才能尽可能地弄清历史的真相?我需要重读北魏历史,“尝试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
其二,读中思。在第二遍阅读《国史大纲》时,我从目录与前言中感受到钱穆先生以独特的眼光把握时代的变迁,从鲜卑兴起开始追溯,到孝文帝迁都铺叙,由一个问题延伸,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合成整体。于是,我围绕“河阴之变与北魏孝文帝改革之间的关系”之问,重新细细阅读《国史大纲》,并采用边阅读边整理边做笔记的方式,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把章节中的重要信息记录下来。通过梳理、归纳和推理,从书中读到问题之解答。
从长时段来看,北魏统一北方,继承了五胡时代的人口与疆域,但也继承了不断汉化的传统,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这是大势所趋。从中时段来看,迁都洛阳后,南部全盘汉化,北部则保持强烈的鲜卑化倾向,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武人仕途艰难与生活困境,导致其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新旧势力的博弈一直贯穿北魏后期的历史,加速了北魏的灭亡。从短时段来看,奢华颓废,政治腐败,宫廷政变,进一步加速局势恶化,埋葬了北魏王朝。
凡此种种,迁都后的北魏处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汇的加速时期,朝野上下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即便没有“河阴之变”,或许还会有其他政变让部分鲜卑族决意要抵御中原文化的浸润。这并非孝文帝改革之果,而是鲜卑族传统势力与鲜卑汉化势力的抗衡。但如果没有孝文帝改革,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或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中原失土也未可知。
其三,读中悟。从梳理笔记到构建框架再到延伸知识,我在阅读中释疑解惑,有了更多的感悟,既看到了孝文帝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也辨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各自的心理,个体意志与群体意愿形成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融合、产生出一个合力,虽然这个合力并未完全推动北魏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道:“魏孝文卒后,鲜卑并不能继续改进,并急速腐化,岂得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
如何才能将我的阅读思考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教学实践呢?我把“河阴之变”放在了孝文帝改革的评价环节,配合历史故事的叙述,以图文阅读笔记的形式展现我的思考过程,即围绕“以河阴之变所见的各种政治力量角逐为例,怎样分析历史上的个人与群体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这一问题,引导学生在短文本的阅读中寻找问题,构建知识框架,在教师示范引领、学生模仿迁移中提升史学阅读素养。在阅读经典中汲取养料、辨识真伪、开拓视野、认知事实,理解中华文明的本源和特性。而学生由问题出发进行主题阅读,并由此而开展课后探究,这让我喜出望外。最后,围绕“如何看待钱穆笔下的孝文帝改革”等问题,我为学生推荐了相关书目,并罗列阅读提纲,引导学生解读文本背后的信息,即从钱穆先生的人生经历与著书历程,感受他史书中不能去怀的情结,感悟根植于其内心的民族文化的脉脉温情。
阅读历史书,像是在看一个故事,不仅要看故事的纲要架构,更要了解作者的叙事结构与思路,作者最重视的部分,令你质疑的信息,作者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借鉴或者启示,等等。正如日本学者佐藤学所说,学习是相遇与对话,与客观世界的对话即是我与历史过往的对话,与他人对话是我与作者的交流,与自我对话是我倾听自己心声的过程。真正的学习是一种对话与修炼的过程。
朱幸福(上海市浦东复旦附中分校):我想以宋代的“磨勘”为例,跟大家分享如何立足课堂,培育学生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这一话题。
上个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在国家危难的时局下通过撰写《国史大纲》,挖掘历史中深藏着的民族文化力量,以知识分子的文化之笔激发国人抗战必胜之自信力,充分彰显了钱穆先生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心。时下,中国正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立足课堂,培育学生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富有平实而非凡的时代意义。然而,如何培育学生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值得我们探究,在此,我仅以宋代的“磨勘”为例谈几点认识。
其一,创设情境,在迁移中培育学生对国史之“温情与敬意”。教师要适当地在课堂教学中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能切实体会到宋人创制之智慧与艰辛。在讲授“庆历新政”的吏治改革时,教师可以出示一段《宋史》材料:仁宗一朝十三年“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学生在阅读上述材料后,难免心生艳羡、喟叹生不逢时。当学生希冀“梦回”宋朝时,可能未曾想到宋朝体制之隐忧,这就需要教师来引导学生分析宋初体制改革及文官体制造成的弊端:“冗官”加剧了“冗费”的困境,如何有效遏制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就成为宋朝统治者面对的一大难题。然后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假如你参加当时的廷议,该如何向皇帝献言献策以解决时局之困顿?学生依据材料和课文所学来讨论,不难得出结论:官员的任命和升迁速度之快是造成冗官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效控制官员的任命和升迁成为迫切的选择。由此,学生就能理解:宋代“磨勘”制度的建立,是统治阶层试图遏制冗官顽疾的一个尝试,进而感悟宋人创制之智慧与艰辛。
其二,联系现实,在对比中培育学生对国史之“温情与敬意”。历史不是过去了的“冷冰冰”的人和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和延展是“活生生”的。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联系现实,在对比中培育学生对国史之“温情与敬意”。
在讲述“庆历新政”时,“磨勘”制度的利弊得失是绕不开的话题。教师要通过讲述的形式,向学生介绍“磨勘”制度的主要内容:“磨勘”不是要阻塞官员升迁,而是要有效控制其“速度”、提高其“质量”,这考验着宋朝统治者的智慧与勇气。控制“速度”就得从“年资”上下功夫,提高“质量”就得从“绩效”上下功夫。“年资”规定“文职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绩效”则主要从“功绩”“才能”“作风”“治效”等指标来考核。
在了解“磨勘”制度的主要内容后,教师向学生设问,留下悬念:如何有效量化这些考核指标呢?然后教师再向学生讲述“磨勘”制度对政绩考核的具体办法:宋朝非常重视对官员的各类“文状”即文字档案材料的审查,其“文状”大致有以下几种——“家状”“举状”“付身”“告身”“南曹历子”。不难发现,这些概念和制度年代久远,学生难以理解和体会,需要教师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帮助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家状”相当于现在的“履历表”;“举状”相当于现在的“推荐书”;“付身”相当于现在的“官员证件”;“告身”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任职书”;“南曹历子”相当于现在的“奖惩记录”。通过与现实的对比,学生很容易理解:早在宋代各种例行公事的考核手续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联系现实帮助学生认识“磨勘”制度的弊端:一是“磨勘”对象有选择,主要是针对中、下级官员,不包括高级官员,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不公正;二是“磨勘”的标准,后来只注重资历和文案而忽略了工作绩效,官员徇私舞弊,各种弊端丛生,以致“纨绔子弟,充塞仕途”。通过以上弊端之分析,学生就不难理解范仲淹为何以整顿吏治作为改革的核心了,也更能体会制度创设与改革之艰辛。
其三,深化认识,在反思中培育学生对国史之“温情与敬意”。历史学科的育人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上,更体现在“立德树人”的价值观念上,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特性,努力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人。在讲述完“庆历新政”的背景和内容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思考:改革为何失败?说明了什么?组织学生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后,教师再适时加以引导:大宋发展所遭遇的各种困境迫使宋仁宗厉行改革,对范仲淹所条陈的“十事”全盘接受,君臣“携手”拉开了北宋中期改革的序幕。然而,范仲淹的吏治改革过于急切,企图彻底倾覆士大夫百年来已确立的根深蒂固的优容特权,遭致“暗流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范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既有利于学生回归历史本源,探寻其中蕴藏着的历史智慧,也有利于教师避免乏力、空洞的政治说教,深化学生的感性认识,让学生明白:宋人的困境、抉择、创制、改革无不彰显其卓越的智慧与创新的精神。同时也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与借鉴——是踏浪前行还是因循守旧?是疾风骤雨还是循序渐进?通过这样的反思来迁移学生的认识,既能为“王安石变法”一课的教学埋下铺垫,也能帮助学生运用历史的眼光和视角来更好地认识当下民族复兴与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特征,从而树立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心。
基于以上实例,我认为:立足课堂,培育学生对国史之“温情与敬意”,大有文章可做。
主持人:读书、读经典是历史研究者、历史教育者的必修功课。一个没有阅读量的教师是不可能成为有思想深度和开阔视野的教师,也必将成为历史教育发展进程中的落伍者。33位学友重读《国史大纲》,在阅读经典中汲取养料、辨识真伪、开拓视野、认知事实,理解中华文明的本源和特性。聆听了学友们对《国史大纲》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表述,以及史学专家的精彩点评,感叹于钱穆先生对历史概念理论的独特见识、对历史动态变迁的准确把握、对历史逻辑规律的精到凝练,这些都值得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持续学习、研究和借鉴。此次读书活动,我们除了收获史学方法上的教益,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还感悟到了贯穿于钱穆先生全部学术的核心精神,即对中华历史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我们读到了钱穆先生极具人文精神的历史关怀。先生将其人文情怀与历史关联,与时代相容,指出研究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第一,能将中华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以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此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第二,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以指出民族病痛的征候,为改进之方案所本。(下转第95页)(上接第78页)这种深厚纯挚的“温情与敬意”,植根于先生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植根于先生对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深沉热爱,根植于先生对民族之过去、现在、未来的洞察、思考和信心。这种情怀,是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我们历史教育工作者永不懈怠、克服阻碍、发奋自强的动力。
其二,我们还读到了钱穆先生极富理性的价值观。史学研究体现史家个人的价值观。在序言中,先生就表达他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先生强调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演进具有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的特性,这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中西文化演进的路径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比划中国历史。先生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国史大纲》成书于七八十年前的故国岁月,正值民族危难之际,先生以“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则自食其恶果”来唤醒国魂,激励抗战。仔细思量其内涵,它提醒我们:一方面,尽管时代在变革,文字有文言、白话之分,史料解读有旧论、新说之别,但历史是不可能被切断的,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已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之中。非历史主义只会导致民族的集体失忆、社会的价值失范和文明的衰退凋零。另一方面,历史的时代解释凸显时下的价值观。聚焦现实和未来,今日中国与过去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数千年文明连绵不绝的国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尽相同而符合国情的中国道路。在此背景下,需要我们进一步思索的是:中华民族复兴,要复兴什么?如何从中华传统文明中寻求资源和智慧?中国应如何在全球文明中正确定位以及应担当怎样的历史使命?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以理性的思考来解答、解决。这是先生所著《国史大纲》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
篇4：“国史”风云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全国学术总动员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其中只有任铭善未到京。
1959年9月，顾颉刚点校的《史记》率先出版。为保障其余各史进度及质量，中华书局又申请将专家集中起来进行工作，全国学术总动员就此开始。1963年到1966年，专家们陆续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报到，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岁月，没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们严格地按照学术标准进行工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如此评价。
当时参与点校工作的专家们，仍然可以埋头读书，甚至能够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是罕见的学术优待。平安度过了50年代，熬过了生活上的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们意外地受到礼遇。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文字档案来看，从给来自南方的专家增加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甚至是购买蚊帐、凉席，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更是一份难得的政治信任。
然而，翠微路大院也非世外桃源。随着大氛围日益紧张，曾公开说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而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改善人民生活的刘节，1965年，因其点校稿中“存在问题”，第一个离开了点校组。后来在“文革”中，学生要批斗陈寅恪，刘节竭力阻拦，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这件事至今还被人时时提起。
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与胡适有交往，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当时负责点校组工作的赵守俨最后一个与他谈话，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但心中已有不祥之兆。“国史”整理不久遭停顿。中华书局员工统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其办公楼也划归北京锅炉厂所有。
1967年5月，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由于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要求一年内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还提出“圈圈点点就没有立场观点问题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点校工作很快解体。徐俊强调，这段时间在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其点校结果也并未被采用，对整个点校成果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起死回生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顾颉刚此时正在日记中悲叹自己“成为废人”，“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顾颉刚的好朋友李平心因参与“海瑞罢官”讨论而遭遇大批判，惊呼“上当了”，遂以煤气自杀。顾颉刚最为看重的史学才子钱海岳，在两派斗争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所著《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顾颉刚本人则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不过顾颉刚的命运也很快因“国史”整理而出现转机，落实政策后，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很多旧友因此而纷纷要求参与“国史”整理。虽然顾颉刚因为身体原因，并未负责具体的点校工作，但他曾为此写出了一份扩展了的《整理国史计划书》，提出要整理“野史”，出版钱海岳的《南明史》稿。该书稿后来被找回，2006年已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顾颉刚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开列了一份点校者名单，但他不知道其中有几位已经在“文革”中去世，比如陈寅恪、蒙文通等。
“闲着无事”的还有自封为“准牛鬼蛇神”的启功：“我们的境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来随时拿来示众。”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兴高采烈地前去中华书局报到。
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师承章太炎的王仲荦，则于当年9月重返中华书局。此前经不起领导的动员，他写了有关孔子的三篇论文。他坦承，“我已经感觉到当时‘左的风向，感觉到在阴暗角落里，正有人在卷袖摩掌，在拿起棍子来整人。”特别警惕的王仲荦回避了孔子的思想本质，即“仁”和“礼”的问题，这是孔子讨论中的敏感部分，但终因为“放毒”而被揪了出来。躲进中华书局的王仲荦如鱼得水，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只是没过多久，他就感叹：“大多已看过了。”
清史专家王钟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比较严重。他是偷偷跑到中华书局来上班的。一呆就是10年。“旧人”郑天挺则未能获得“解放”，南开大学当权派认为他尚需改造而不放人。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他，每天打着三角旗走在改造队伍前面，继续主管着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
乱世里的“流金岁月”
1971年，“国史”整理再度启动，部分点校任务分至上海，前期搜集的资料和校勘成果也随之转到上海，整理完成仍用中华书局名义出版。中华书局部分职工返京，没有地方办公，便进驻了原先是文联办公地点的王府井大街36号楼。上个世纪后半期，中国最为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家几乎都汇聚在这里。1976年5月2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外头还在干革命，里面等于进了沙漠绿洲。回到了真正做学问的年代。” 第一批从干校返回北京、时任《金史》责任编辑的崔文印回忆。心情空前舒畅的启功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时候又忍不住写写画画起来，随便抻一张纸，信手挥几笔，成为了中华书局一景。
中华书局给王仲荦提供的是一张乱世里的书桌。王仲荦在山东大学有办公室，但是他从来不去，如果学校里有事，校长、书记都上他家里来开会。中华书局则是他呆了10年的唯一的办公室。他在动乱中长大的孩子们，多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原来会写诗，而且受到过章太炎的赞誉。王仲荦解释，诗都是有感而发的，但是这个时代有感而发就会出问题了。但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间里，他乘兴留下了不少诗词，如“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点校之余，王仲荦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旧著。这些作品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夫人郑宜秀在新版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譬喻了这段时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而这个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诚如雨天里的布谷鸟，近处听着，它的叫声没有别的鸟儿响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国秋雨的烟朦中传得很远。”
“国学”的星星之火
“经北京、上海两地80多位工作者共同努力，廿四史于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书里记载。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介绍，该项工程历时20年，每个阶段从事点校工作的人都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300多人。
点校组的专家们在“国史”整理中躲过了劫难，陆续回到了原单位，结束了他们的借调生涯。1975年，王仲荦做诗《十年》，其中有一句“史局汗青欣有日”，意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行将完成。按照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一文，他正式离开中华书局的日子是1976年8月，此时“文革”行将结束。比他更早进入中华书局的启功，则在1977年完成了自己的校史生涯，风云变幻的北京已渐渐恢复了平静。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出版。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出版在海内外引发了轰动，各种旧版本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香港《大公报》连续对此进行报道，且指出，这“反映了我国对待古代文化遗产严肃和认真的科学态度”。
点校工作亦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周清澍在《〈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中记载，当年翁独健和邵循正两位老先生既要负责标点，又要兼顾校勘，很欢迎学生参加。周清澍表示：“我们每天都能碰到标点和校勘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分头充分查考，完成了一两个人一二十年的工作量。”《金史》责编崔文印亦获益匪浅。《金史》由张政火良负责点校，每当崔文印的有些标注有道理时，他就用铅笔在旁边批“很好，全文照抄”等。崔文印此后潜心于金史研究，撰有《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
篇5：潜学党国史
一、活动主题
为深入学习党史、国史、市情，引导广大党员同志继承爱国爱党传统，现准备以“潜学党国史，不拘秀年代”的知识竞赛活动形式让大家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强荣誉感；把握当前形势任务，增强危机感；自觉牢记党的使命，增强责任感。
二、活动对象
公管院哲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党员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2012年6月南京师范大学
四、活动开展形式：
在竞赛中，我们将积极展现研究生党员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通过创新活动形式，将党史分为不同篇章，以PPT、影像等为媒介，结合音乐、表演、时尚秀等元素向整个时代致敬，寻找浓浓的当年情。
五、活动流程：
1、参赛嘉宾划分为4队，分别代表“萌芽篇”，“成立篇”，“发展篇”，“壮大篇”，每队5人；
2、活动设有三个比赛环节，前两个环节是必答题和抢答题，由每支嘉宾队伍派选手上场；必答题部分以个人为单位，抢答题部分，以小组为单位。
3、第三个环节则是每个篇章的专属题——“你比我猜”。这是展示合作者（2-3位）之间默契性的一个游戏，由这个队伍的某一位嘉宾表演指示牌里的内容，搭档要根据他表演的内容猜出来。内容可以是政策、红歌名、事件不等。
篇6：学习党史国史体会
深入学习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发展史，增强道路自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大肆侵略和掠夺中国，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一批批先进分子、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前赴后继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是英勇悲壮的抗争，但都没有成功。历经曲折，到了1920xx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由于照搬封闭僵化、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我们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我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 深入学习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史，增强理论自信
我们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史。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应对各种挑战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这既是我们党的巨大优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更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辟新道路、夺取新胜利的智慧源泉。
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事业才能在正确道路上砥砺前行。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增强理论自信，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我们就能够保持清醒头脑、明辨大是大非、把握前进方向，不断夺取事业新胜利。
深入学习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史，增强制度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