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琴高娃在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斯琴高娃在开讲啦励志演讲稿（通用5篇）

篇1：斯琴高娃在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旅途，而在这个向前走的过程中，你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问题。我们为您分享《疯狂的石头》导演宁浩在《开讲啦》第114期的励志演讲稿。

开讲啦宁浩励志演讲稿:我不愿停在这里(完整版)

大家好， 我叫宁浩。

我就想谈谈说，我是怎么样变成一个导演的。其实第一个剧本写的《疯狂的石头》，当时叫《钻石》，被一个中戏的老师看到了，他说：“你这个故事讲得很有意思，正好我带的这个班要毕业了，就把它排成毕业大戏吧。”我说：“好啊，我说你要是觉得有用，你就拿去排吧。”然后他就拿去排了。我记得我当时还去看了，我看了以后我说：“有个小伙子演得挺好的。”他说：“那是我们班学生，我觉得他挺有出息的，那个小伙子叫邓超。”

我写的东西能排话剧，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鼓励，我觉得原来我可以进行完整的故事创作。但是当时的问题就是说，写完《疯狂的石头》也没人给钱拍。因为你算那个账，怎么都得上百万的制作(费)，所以我就说，那就干脆写个便宜的拍吧，然后就扭回头重新写，怎么不花钱怎么写，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故事叫《香火》。

临到毕业的时候，我说我决定去把这个事情拍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把我头两年攒的钱拿出来自己投资，开始拍《香火》。

拍完之后，我其实完全不清楚，我这个片子能够用来做什么，我只是把它拍完了、剪完了，往那儿一放。但是就在我准备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突然我那个摄影师朋友就跟我说：“有一个香港电影节的选片人来北京了，听说你拍了一套新的电影你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看?”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能见人吗?我就给他看看吧。我记得当时看了一半，因为急着赶飞机，他就没看完，看了一半他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肯定没戏了。大概一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了邮件，他说我们想邀请你的电影参加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当时我就问他：“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是什么电影节?”当然了，我就抱着一颗免费旅游的心态去了洛迦诺。进入了一个电影节，就会有别的电影节邀请你这个片子，然后你就可以免费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旅游。一直旅游到我去了东京的FILMeX(国际)电影节，获奖了，第一名。

所以其实那是我拿到的第一个国际奖项吧。从那儿开始我觉得我要坚定自己这个方向，我要开始做一个电影导演。紧接着后面我就拍了《绿草地》，当我拍完《绿草地》之后，我就又开始在全世界第二次免费旅游。我记得那年我在柏林影展放《绿草地》，我数了一下底下只有四十个观众。我说：我跑几万公里给四十个观众看电影，然后给四十个并不一定看得懂我拍的电影的观众看电影。然后我出来之后坐在台阶上，然后我身边突然坐了一个人，我一看是陆川。我们两个就在那儿聊影展，最后我们俩聊着说：到底拍电影是给什么观众看?不是说每年拍一个电影，跑几万公里去跟几十个观众交流，我希望我的表达能够有更多的观众看。因为中国电影在海外毕竟只是边缘化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给中国人看。我就想，我应该拍一些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这个才是我的方向，于是我在心里面下定决心应该再一次改变。

所以回来之后我在香港参加影展的时候遇到了著名的刘德华先生。当时华哥看完我拍的那个《绿草地》以后，他说：“你其实是有做商业片的潜质的，你愿意做什么电影我不管，我给你一笔钱。”当然一开始说的是五百万，后来变成三百万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一笔钱，你想拍什么都可以。”我说：“这个机会特别好。”

其实在当时对我来说，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影展电影的渠道里了。我记得当时法国有机构，中国台湾也有机构，都跟我谈说会给我更多的钱：“八百万到一千万的投资，你可以接着拍文艺电影和艺术片吧。”但是我最后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应该拿刘老板的这个不命题的钱，就是没有要求的钱，我觉得这个钱是最好的，虽然是最少的，但是他不管我拍什么。

所以我在收到他的这个邀请之后，我开始回去想拍什么。这时我把我写的第一套剧本又拿出来，叫《大钻石》，就是《疯狂的石头》吧，进行了四个月的改编，于是开机了。

基本上是在拍完《疯狂的石头》以后，我就弹尽粮绝了，因为实在是前三套电影，没有任何一分钱的收入，拍《疯狂的石头》又赔了十几万。然后这样到此为止，我基本上把我头几年，拍音乐录影带挣的钱都搭进去了。我觉得说如果《疯狂的石头》还不能够带来经济收入的话，我确实想过转行。

也是有一天早上吧，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了。“我是韩三平。”他当时跟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刚刚看完。”他说：“我们决定发行。”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地就卷进了这个商业电影的怀抱里。《疯狂的石头》之后大家也就都知道了，基本上我就一部接一部地在做商业片。我好像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出现了，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在说什么鬼才导演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评价，对于成功的评价。不过我前两天我看见说现在不叫我鬼才导演了，我现在变成知名导演了，乌尔善是鬼才导演了，我后来发现这个“鬼才导演”是个职称。

篇2：斯琴高娃在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所以我想清楚了，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重新改组公司，我说要重新换一个品牌。我在《无人区》的片头加了“坏猴子”，我说我从现在开始，不仅仅做电影，我们要开始做电影背后的文化是什么。这“坏猴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从我的出发点角度，我首先是喜欢好玩儿的东西，然后我喜欢可以改变，有创新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后面做的东西，都符合这样的标准吧。所以我谈的命题，就是改变吧，如何改变。

其实呢，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导演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在我人生的一个规划和计划当中。学了四年是画什么?画电影海报。毕业之后还画过一张，当时画的是刘德华。画完那一张，然后我们就失业了，因为打印机诞生了。

我那是第一次知道迷茫是什么感觉，就是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然后觉得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是又完全不知道，走到哪个方向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我在那个金韵琴行，跟琴行的老板张敬云跟他聊天。我说：“我其实挺迷茫的，我不清楚该去哪里。”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宁浩，我是过来人。做生意这件事儿呢，非常简单。一毛钱买了，两毛钱卖，你就挣了。一毛钱买了，五分钱卖，你就赔了。而且这件事情呢，对年龄没有要求，你到三十岁的时候一样可以干。但你今年十九岁，你应该去读书。”

所以我父亲当时就给了我两千块钱，说：“如果你一定要去，你就去吧。”然后塞给我两千块钱。那个言外之意是：你把这个钱花完了，嘚瑟完了，你就回来吧。因为两千块钱实在是不够上学的。

我怎么样能生存下来，其实是很重要，我要挣钱。

我们宿舍里头有一个小孩儿是学摄影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学，怎么拍照片，怎么洗照片。然后就开始自己抄条子：人像摄影，一百块钱一个胶卷。开始在校园里面贴，然后到周围的一些学校里头也去贴。当时没有照相机，我就借我同屋的那哥们儿的照相机。于是从这样的方式，开始在北京生活。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说，你的什么梦想，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最初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梦想。我的梦想先搁一边儿，先别说梦想。先说现实，先说生存。人生总会有这个梦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先选择现实，但是不要离梦想太远，就是绕一弯儿还能回来。

有一天我突然听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吉他手叫刘义君，江湖人称老五吧，他在咱们学校周围玩呢，我就跟我这同学一块儿去了。本来是蹭饭去的，然后在那个饭局上刘义君就问我说：“这位同学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拍照片的。”然后刘义君就说：“哦，拍照片的。”好像也不是太认真，然后人家就接着聊别的事儿了。我想了想，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然后我就跟刘义君在旁边说，我说：“五哥，我是拍照片的。我有没有机会帮您拍一套照片?”然后刘义君说：“好啊， 可以啊!”我说既然你答应了，那我就得趁热打铁了。从那个小饭馆跑出去，到旁边的一个小卖部里买了一个一次性的照相机。我说五哥：“我把相机买来了，我就帮你拍照片吧。”然后他说：“你拿什么拍?”我说：“我就用这个拍。”他说：“那好吧。”然后呢，我说：“就借一步，咱们就在这饭馆儿门口随便拍几张。”洗完了一看，拍得太差了。因为首先设备也差，环境也差，光线也差。

于是我就坐车从北京回到太原，去找我太原的一个朋友叫张冬冬。于是我们两个就熬了一晚上，挑出六张。把这个照片重新修下来，重新抠图，重新换背景，重新制作。然后我就坐车第二天又回到北京找我这同学，因为我这同学是认识他的。我说：“能不能给五哥看看?我那天在饭馆帮他拍了几张照片，你把这几张照片送给他就行了。”当天下午吧，刘义君就给我回信了，当时是传呼机。他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你能来找我一下吗?然后我就去找他，他说：“我正好要出专辑了，你可以帮我做我的专辑摄影师吗?”我说：“可以。”然后我又开始到处借照相机。刘义君问我说：“兄弟你这个是什么身价?”我说：“能给您拍就很高兴了，没有钱，不需要钱的。”然后他就说那怎么能帮帮我呢。然后刘义君就给他的周围摇滚圈的朋友打电话。我很顺利打入了流行音乐圈，开始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生存，同时在上学。如何活下去，这个非常重要。

我当时跟一个乐队叫天堂乐队，混得比较熟，主唱叫雷刚吧。我养的狗都叫雷刚，对这事儿他颇为不满，他还专程准备去找只狗也叫宁浩养着。雷刚有一天就突然问我说：“你不是学那个节目制作专业的吗?你会拍MTV吗?”当时叫MTV。我说：“会呀!有什么不会呀。”其实我是没干过这个活。然后紧接着又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就又传开了，说：这个小伙子挺便宜的。当时主要是便宜。

我记得紧接着我给屠洪刚拍完，给孙浩拍完，就开始业务不断了。我记得当我干到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要拍五六条。虽然是物美价廉的，但是其实我已经开始挣钱了，那个时候我大概读大二吧，大二下半年，我记得我带了二十万回家。把钱从银行取出来变成现金，然后就把这现金拿回去放在我爸的桌子上。我说：“爸，我借你的钱我可以还给你了。”然后我妈就把我拽到房间里去说：“儿子你在外头干什么了?”

然后临到毕业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说：“宁浩你难道说就准备这么混下去吗?”我想，我还应该变，我还应该继续改变，我要开始做一个电影导演。

也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爱改变呢?为什么那么喜欢转变呢?或者说你就是没长性在一个地方待着?”

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旅途，而在这个向前走的过程中，你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最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过去，不要停在这里。改变，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篇3：精选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英雄试飞员李中华在《开讲啦》第247期的励志演讲稿

大家好，我是李中华，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飞行经历，以及在飞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感受。

1989年的9月份，空军到航空兵部队选调试飞员，我报了名，也被顺利地选到了空军试飞部队。如果能有机会始终跟航空发展的最前沿站在一起，带着自己的梦想去飞行、去实践，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近年来，航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给试飞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知道歼-10飞机，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发的一种第三代飞机，高性能、全天候，具有很强的制空能力。那么歼-10飞机，它的新品率占到了60%以上，国外研制这样的新机，新品率一般不超过30%，是为了稳妥起见。新品率越高，就意味着未知数越多，也意味着试飞的风险越大。那么按照试飞计划，我相继完成了歼-10飞机的最大马赫数、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起飞重量、最小滑跑距离等等这些极限数据。在定型之前，就剩下了一个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低空大表速飞行。所谓低空大表速飞行，就是在低高度的情况之下，在气动载荷是极限的情况之下，来考核飞机的结构强度和它的颤震特性。低高度的时候，大气很稠密，气动载荷增加很快，如果一旦控制不好，或者一旦出现情况超过了这个临界点，飞机很可能就会出现振动发散，结构破坏，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飞机解体。但是这个临界点是地面的试验所没有办法准确预知的，怎么办?只能去试飞，去进行尝试。这样的一个科目，在国外的试飞史上也都摔过数十架飞机，牺牲过数十位试飞员。所以当时在我飞这个科目的过程中，每次试飞，机务人员都默默地帮我把飞行装具准备好，默默地目送着我起飞。

我记得最惊险的一次飞行，就是在的12月1日，这一天我是要决定着向歼-10飞机的极限速度开始飞行。试飞开始了，当我驾驶着这型飞机呼啸着从跑道上起飞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我在高度一万两千米的时候，以每秒一百二十米的下降速度向下俯冲，随着速度的不断增大，飞机的结构强度承受着严峻的考验。之前我在试飞的时候曾遇到过这样的现象，速度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公里， 飞机的前起落架护板严重撕裂变形;速度到一千三百公里的时候，机翼前沿的铆钉被吸了出来;接近一千四百公里的时候，机翼油箱开始渗油;再往下飞，飞机很可能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就突然解体，而且试飞员没有办法逃生，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飞到了救生座椅的安全范围之外，即便是你弹射出来了，也会跟飞机的垂尾相撞。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而且你没有退路。

但是歼-10飞机要定型，我必须要加速飞，必须要飞到这个状态点上，必须要有一个结果，所以谁也不知道，加速的过程中，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情况。俯冲的时候，座舱里边安静得有些可怕，我几乎能够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而且耳机里边鸦雀无声，我的战友们都很配合，防止影响我的判断。那么我往下飞的过程，我其实是把我自己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判断飞机的状态怎么样，会出现什么趋势，我紧紧地盯着座舱里边的各个系统和速度表的指示，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真的特别地煎熬，也感觉特别地漫长。当最后时刻我看到速度表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的时候，我就兴奋地向指挥员报告，飞机达到了设计速度，终止动作的时候，速度表指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三公里，这是目前我们歼-10飞机的飞行最快记录。

当我驾驶着飞机平安着陆以后，现场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激动地跟我握手拥抱，不少人还流下了泪水。我记得中航工业集团航空产品部的晏翔部长，是一位干了一辈子航空的女同志，她跟年轻人一样，我一下飞机，她就一把抱住我，激动地对我说：“中华，你刚才上飞机我都不敢看，还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自豪和光荣，就是作为一名试飞员，你能够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能够做一些事情，是很自豪的。

所以我的一个战友，转业到民航了，他曾经问过我说，兄弟你什么时候撤呀?我说，我喜欢试飞，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中国空军只要还剩下一名试飞员，那一定是我。

多年的试飞经历和我的试飞经验让我感觉，试飞的过程，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那么这么多年，我能够一次次地化险为夷，我觉得和战友们的支持，和这个团队是密切相关的。的5月20日，这是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日子。那么这一天，我和战友梁剑峰，驾驶着国产的三轴变稳飞机进行飞行员诱发振荡的体验飞行。那么这个变稳飞机非常特殊，它可以模拟我们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的飞行特性，也被誉为“空中试验室”。因为它的技术含量特别高，所以目前世界上也仅仅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能够独立研发这样的飞机，中国也仅仅有这么一架。

那么这一天在试飞的过程中，当进行到第三个起落，我们以高度五百米，速度两百七十公里向机场飞的过程中，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了，突然间变稳系统告警，电传系统发生故障，飞机瞬间就倒扣过来了。我前面的战友梁剑峰，已经没办法操纵飞机了，他在无线里大喊了一声，“教员飞机不行了!”我说：“你别动，我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飞机赶快地改平，可是压杆、蹬舵，飞机没有任何反应，紧接着我就按下了驾驶杆上的应急切断按钮，但是飞机还是没有反应，接着我又把变稳系统的电源关闭了，飞机依然没有反应。当时我俩倒扣在座舱里边，过载很弱的条件之下，座舱里的杂物都漂浮在眼前，而且飞机左右摇摆着，那种气流声、呼啸声显得格外地刺耳，就感觉到水渠、麦田和河流向我们扑面而来，机毁人亡的情况，我们都想到了。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突然想到了可能是变稳飞机的变稳系统在作怪，所以我一把就把右操纵台上的三个总电门，计算机、变稳和显控全部关掉了，这个时候，飞机就像被打通了穴位一样，啪的一下就停在那地方了，当时倒扣着，向下俯冲着。所以我赶快将飞机改平，把飞机从俯冲中拉了起来，这个时候，高度还剩下了两百米。从飞机出现故障情况，到我将飞机定在那地方，这个过程用了七秒钟的时间。改平之后，飞机断电了，地平仪、罗盘没有办法工作，我看着地面，目视判断飞机的高度把飞机飞了回来。

那么回来查验过数据，试飞研究院的高级顾问张克荣就颤抖着跟我们说：“这次飞行的险情来得太快太悬了，要不是你们处置得当，这架飞机肯定摔了，如果这型飞机摔了，很多科研进程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几十年来，科研人员的心血将会付之东流。”

我热爱试飞，也努力地延续着我自己的飞行梦想。多年来我有两个习惯。一个习惯就是常年坚持锻炼，科学饮食，所以说从事试飞二十多年，我没有因为身体原因，影响过一次飞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头疼脑热这样的小毛病，我的体重变化也都控制在一斤以内。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飞行，我都要做一个详细的清单，把我这次飞行飞什么，怎么飞，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该如何处理，我把它一一列出来，同时把一些最关键的点，写在卡片上，带上飞机，以备关键的时候，能够提醒和帮助我。所以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报废过一个科研架次。飞行真的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讲到这里，我也想起了泰戈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是因为，不久前我接到了退休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军事飞行对于我已经结束，但是我也想，飞行的梦想还会继续，任何需要的时候，国家和军队的召唤，都是我唯一的选择。当今社会，我们的通用航空蓬勃发展，我相信还会有很多机会，让我飞上蓝天，或者从事一些与飞行有关的活动。所以我相信自己，我还会飞起来，向着自己的梦想!

谢谢大家。

励志演讲稿2：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在《开讲啦》第239期的励志演讲稿

同学们，我今天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从贝宁他刚才讲到的，关于高考开始的。我是比较早的，当时是七七级、七八级，因为这两级的时间特别近，大概一次是1977年，其实到年底了，一次是1978年夏季。那么对我来说，我当时实际上是下乡九年。1968年的7月1日，我就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大概坐了三天三夜，昏天暗日的，就坐的火车啊汽车啊，拉到一个地方。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连地名也没有，就是在黑龙江的边境。所以我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

然后1977年回来，当时还很茫然。因为我们这么大年龄，能不能让考试，其实不是很清楚。我印象1978年，大概春节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亲戚，他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他说这样吧，你到我北京市人民汽车一厂来吧，将来能开汽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叫好工作呢?有两个事情肯定是好的，一个叫手拿方向盘，一个叫手拿听诊器，这很厉害对不对。我说那好啊，于是我就在好像春节前后，就到他那一块儿去工作了。但是到工作才知道，说你要想开汽车呀，得先当售票员，那怎么办?那就当吧。

后来当了一两个月售票员，突然意识到可以报名高考了，然后就得找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说你还能到街上买一本复习考题，那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呀。所以我印象就是说找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家你有一道题，抄下来，有一个笔记本专门抄题的，每门课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怎么考你啊，于是你就找各种考题温习，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选拔人才的机制都没有了，谁也不知道谁有什么本事，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高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才筛选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识别人才。有了高考以后，七七级，七八级，其实因为这两级当时就隔半年，所以这两级基本上学的时候，也很密切，在一块了。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是1978年复校，所以我算是很幸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那么我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其实大家想想，我下乡九年是十八岁去，二十七岁回对吧，这是人生多灿烂一段时间啊，所以你能理解我们到了以后对知识的渴求度。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书啊，那个时候看书杂乱无章，今天是《安娜·卡列尼娜》，明天突然拿一本叫《电工原理》，后天是《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完全没有关系。那时候渴望知识嘛，而且那个时候书很少，所以我印象就是一本书，翻到最后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再翻那本书就翻烂了。而且这本书到你手里以后，你必须一夜把它看完，因为第二个人，早上就在你那里盯着呢。所以你尽管干了一天的劳动，那简直疲乏得要命，晚上熬着夜也得把它看完。

夜里怎么看书呢?就是拖拉机上有那个煤油，把那个煤油拿来，弄一个棉花的小灯捻，然后就在那个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你看吧，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谁要是能回一趟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把书带回来。有一次，我碰到作家梁晓声，他好像跟我经历差不多。他说当年回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找书，把书带回来。他说他有一次好容易带了一提包书回来，结果没想到，刚进村，你想大家都渴望书啊，结果书就被别人抢走了。有一本书，不知道被谁抢掉了，后来始终没还他。他跟我说的时候还耿耿于怀。所以我感到，我那个年代上大学，享受在知识的海洋里，真的是享受，真的觉得太好了。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可以有一个文明的，有系统的梳理了。我们读过无数的书，但那个书杂乱无章，你没有被真的高手梳理过，这个知识的体系和知识的进程，这个事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但是图书馆的书显然不够，因为刚刚复校嘛，书不够，于是就去北大图书馆去找，因为都是邻居。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发现书最多了，叫作北京图书馆，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更名，叫作国家图书馆了。每次真的我自行车后面，高高的一摞书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骑着自行车，也可能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骑着这个车就往返于人大和北图。所以可见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跟大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估计不是没有书的问题，是浩如烟海的书，到底怎么来看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对纸质书都没有太深的感情了。因为天天大家拿一手机，天天扫那个微信，好像纸质书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书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

大家如果读过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他曾经写《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但高尔基的大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所以我认为我有两个大学，你想我是1968年下乡，1977年回来。我今天思考起来的话，如果我后来学的不是社会学，假设我学的是物理学，是化学，是数学，是其它学科，那九年顶多也就是一个生活阅历，也就是一种品格，意志的培养等等，它跟学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我做的这门学科恰恰叫社会学，所以想起来的话，跟我关系还真是深刻。因为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看家本事，就是说像一个研究生，你想写一篇社会学的硕士论文，头一件事你先去“田野工作”，你在一个村庄你都没待过一年，你在一个地方都没做过深入研究调查，你怎么敢写文章?这个东西有个英文词叫，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叫参与式观察。实际上后来我仔细想想我那九年几乎是做了九年的参与式观察。

实际上我上人大的时候，还没有社会学，我最初学国际政治。大家说那你学国际政治转社会学，这挺大的转变。一个是研究国外，一个是研究国内，这不一样啊。毕业的时候，我就仔细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我仔细一想呢，其实我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优势，我连美国都没去过，我还研究美国，欧洲也没有去过。所以我很质疑，我对于所谓国际问题的研究。而我仔细想我可能最了解的还是中国吧，所以这也是促使我很大程度上，后来做社会学研究的。我怎么知道社会学的呢?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1979年，当时有一个国际图书展。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了，大量的图书开始被引进到国内了。那么我去外文图书展，我发现有一面架子都是这个社会学，Sociology。觉得这很有意思，一看艾瑞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那一想我是哪阶段啊。因为那之前没有这种学问啊，所以我逐渐意识到了，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它告诉你怎样认识你自己，怎样认识社会，我觉得很精彩。

所以我后来很自然地就觉得，人大正好有社会学，我就在社会学系当老师。社会学让一个人认识自己，这挺重要的，就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很重要，自己为什么要学。

我自己从到清华，后来我做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每年就要给学生讲话，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清华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1937年，大家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就攻进宛平城，清华校园被占了。这时候清华的一个教授，叫赵忠尧，物理系教授。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东西落在实验室里面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放射性的镭，这是他当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把大概五十毫克的放射性镭放在一个铅管里，在那个实验室里面。

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赵忠尧教授就匆匆忙忙来到梁思成家。因为梁思成条件比较好，他有辆小汽车，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离清华也很远。赵忠尧说，恐怕咱们必须得把这个取出来，两人商量好了，夜闯清华园。然后就把一个小铅筒取出来，他就拿一个咸菜罐子，把这个藏在那个咸菜罐子里。后来一路其它东西都丢掉了，终于跑到长沙，找到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讲他一路的艰辛。赵教授热泪盈眶而出，然后梅校长也热泪盈眶而出。所以我们能理解，清华是一个有理念的学校。那么我们作为老师，总是给学生提出一些希望，学生其实无论能力大小，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个有理念的孩子。

今天的演讲是从我们高考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回到高考上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1978年，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叫高校毛入学率，它的概念就是说同龄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大学里上学。我查了一下197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1%，我们国家发展非常快，10%，20%，30%，高校扩招，那么大家知道本来我们国家原来预定才能达到高校毛入学率40%，结果我们提前达到了，我们高校毛入学率40%。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同学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也就是说想上大学的，差不多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你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社会对你们提出的挑战其实也是更多了。比如说知识结构加快了，大家意识到了吗?越是专一的技术，被淘汰的速度越快。

今天结尾我也讲两句，为学和为人，为学要严，严谨求实，严肃认真，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

励志演讲稿3：在伶仃洋上打一枚中国结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总工程师苏权科在《开讲啦》第240期的励志演讲稿

各位同学，5月2号，港珠澳大桥六公里长的水下沉管隧道，以及全长五十五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全线合龙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要在伶仃洋上建一个跨海通道的设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桥呢?一是给珠江东西岸建立连通，使这个产业能够互补。另外呢，给香港找一个进一步发展，往珠江西岸辐射，包括往粤西地区辐射的这么一个腹地。在建这座桥的时候，我们也调研了美国西海岸有一个湾区，就是靠近旧金山的湾区，大家知道斯坦福、硅谷都在那里。这个湾区的宽度、长度跟我们伶仃洋很相像，也是六七十公里。但是湾区在发展的初期，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完成了五座桥。而我们伶仃洋上，从虎门口以下一座桥都没有，这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地方。建立这么一座桥，是非常有必要的。

建这么一座桥是很难的，从虎门口到珠江出海口的这个伶仃洋，有六十多公里。以前在上面没有做过任何建筑，就是说里边的东西我们都不太清楚，地质情况、水文情况，还有它的自然灾害等等。而且它连的是香港、澳门和广东，它的政治制度，管理体制，包括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用的钱都不一样。所以要建这样一座桥，连起来的话，里边是有很多问题。不要说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其它的跨海工程，前期工作也要经过很多论证研究。证明：一，技术上可行，第二，对环境没有颠覆性的影响，第三，你还要在经济效益上，是能够算得过来的。我们做了前期七年的论证，三地范围内，选了我们十三个人，还有香港、澳门两位兼职的，建立一个团队，叫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就是前期办，在做这个前期论证。比如说我要建这个桥，方案怎么定，三地有什么需求，建一个什么标准，还存在着什么问题，对周围建设环境的限制和影响。

这其中，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选址，这个路线怎么走。当时呢，香港人从路网连接，以及以后物流发展的需求，就定的香港机场旁边的散石湾这个点。广东省考虑带动横琴的发展，就希望这个桥过来以后，能够连到横琴岛，但是呢横琴岛在澳门的后边，在澳门西边。大家知道澳门的地方很小，不到二十平方公里，就是一个澳门半岛，加两个氹仔岛和路环岛。当时澳门就很纠结，他说你从我上面建个高架桥，把我这弄成两半了，我以后发展，我要修一些地方怎么修?从地面上根本不可能，从它的地下钻过去，甚至从澳门半岛和氹仔岛之间的水域底下穿过去连到横琴，它也不行，我以后要修地铁，就这么点地方没法回去。

所以我们沿着澳门的沿海岸，从头至尾都跑了一遍以后，很失望地往回走的时候，就刚好走到出了澳门的口岸，还没有到珠海口岸中间，就是澳门口岸和拱北口岸之间，发现有一块地方。我们拿步子来回量了几步，有六七十米，将近七十米。这个办法好，说能不能我从这地底下穿过去。穿过拱北以后，再从前面出来，再连到我们的陆上去，这样的话不是不影响你澳门了吗?又可以过去以后，还可以通过横琴大桥连接到横琴。把这个方案拿出来，经过专家论证以后，三家就接受了。终于把这个路线走向问题，第一个先定下来了。

好，刚刚把这三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路线走向定下来的时候，在网上一查，就在前几个月，公布了路线要穿过的这个地方，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区。这时候，其实世界上对白海豚的研究都比较少，我们以前对白海豚也一无所知。所以又要组织研究团队、科研力量来想，我们在这里建桥，或者建工程的话，对白海豚有什么影响?建完了以后，白海豚还能不能活蹦乱跳，能保持它的数量?所以研究人员三百多次出海跟踪，拍了三十万张照片，当时里边存在的，将近一千两百头白海豚，都进行了标识，把白海豚的习性全摸清。比如前面有船，它的眼睛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它靠发出的声纳到对面，反射回来以后，来判断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所以施工中有这个严重的震动，你把它声纳震坏了，它就变成瞎，它就会撞死。所以我们就研制了一套措施，第一要先观察，第二驱赶。我们针对性地制定，它比较讨厌的声音，叫它要离开，而观测五百米之内没有了，我们才在这个地方开始施工，订了严格的技术保证规程，才把这个白海豚保护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施工到今天为止，没有因为我们在这里施工，而伤害一个白海豚。白海豚的数量，这么多年过去以后，还增加了。

好不容易定了这么一条线，那我建个什么方案呢?一般来说大家知道，这个桥梁方案，因为我们桥梁也有一定经验，关键是它便宜。我们大部分的装备也有了，所以能建桥尽量建桥，这么多环境影响定了这条线位呢，它的主航道，就是我们伶仃洋主航道，刚好就在香港机场的起落线下面，所以要建一座桥，建大跨径桥梁的话，影响了它起落线，飞机到这个地方，给我们限制的这个高度。还有我的航道是个黄金水道，每天有四千多艘船要过，所以大跨径桥梁建不成，你要建小的，就不能满足通航要求，所以最后决定这个地方建隧道。一般呢，建沉管隧道呢，贴着海床面挖个槽，把它放下去埋住就行了，这样的受力非常好，因为它本身有浮力嘛，对地基要求也不高，结构上很合理。我们要通航三十万吨的油轮，它要求富余水深要有三十米的空间，挖槽要挖到五十米，这个地方叫深埋沉管。深埋以后，上面有覆盖，有十几米到二十米覆盖层，这时候它的荷载大了，对地基要求高了。

这样的沉管呢，国际上，其实都接近禁区。有些技术我们是没有的，有些国际上也是没有的，还有一些技术国外有，但是它对我们封锁。在水下把沉管放下去以后，对接可以自动调整，这么一个设备叫EPS(遥控水下调节架)。第一次研究出来，经过评审要去制造的时候，国外某个公司他看到了，就马上说你这侵权。我已经在半年前，在中国申请了这个技术的保护，要很高的技术转让费，要不你就叫我的人来给你干这一块东西。无论哪一个要的价，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把施工费用、安装的费用都给他还不够，所以逼得我们自己来研发另外的安装系统来代替它。但是呢，所有的创新都是不容易的。

5月2号，也是这一天，我们第一个沉管预制好以后，拖到海上。当然我们提前也做了很多演练，但真正到了现场以后，安装相当困难。前后对接了两次，对接好，不行，然后再把它拖回来再对接，还不行。九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选的这个气象窗口，就是说天气、风浪流能满足，这个窗口眼看着就过了，这样的话，它条件就越来越恶劣了，对设备的适应能力，人员也连续干了九十个小时，还要不要坚持再做?我们不能留下遗憾，所以我们还是再做一次。最后经过九十六个小时，终于达到了要求，把我们的沉管顺利地安放好了。

在珠江口建一座桥，海上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每年能施工的天气，也就不足一半了，就迫使我们想怎么办呢?好，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大型设备，把它集中预制好了以后，直接在海上去安下来，就形成了一个“搭积木式”的方法。这样的工程我们就叫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四化建设。把以前我们做，大家知道做土木工程，为什么说是搬砖的呢，就是一个很粗糙的活嘛，变成一个精密制造，精密安装，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水平，你尽可以设计比较大的构件。比如说，我们建二十三公里的钢桥，用钢量四十二万吨，相当于是我们十个鸟巢，或者六十个埃菲尔铁塔，所以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钢箱梁做出来?我们开发自动化生产线，用机器人焊接，自动化控制，然后在工厂里边，来精密地制造钢箱梁，形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钢箱梁自动化生产线。20的时候，从丹麦到德国有一条海峡通道，叫费马恩海峡。费马恩海峡给公众公示的时候，就说我这个方案，如果十八公里我要采用桥梁结构的话呢，就要用钢结构，这么大的钢结构呢，只有中国能够生产，只有在中国。

港珠澳大桥，有个一百二十年的设计使用寿命。我们华南地区有一个研究单位，其实从九十年代，就开始做耐久性研究。而且在1987年的时候，就在湛江建了一个暴露试验站，就是把我要用的工程石块，混凝土都放在里边，每年都放一些。在我们做的时候，有二十几年的这个数据，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耐久性设计方程，我们叫港珠澳模型，然后跟我们的前二十年的数据来比对、修正。这样我们就把一百二十年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问题，起码在华南地区这个情况下，是解决了。

篇4：精选开讲啦励志演讲稿文章

我始终认为人没有梦想，就像蝴蝶没有翅膀。我的一生都是梦想，然后实现梦想。因为我认为一个人，要选择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事物，然后全力以赴，把它做到极致，没有不成功的。就算是卖一份米粉汤，或是做漫画家、建筑师，都是一样。人的意志力，人心里面的想法，是很重要。你可以用心告诉自己，使自己的身体执行心的命令。其实无论是追一个女朋友，或让一本书畅销，或是拿亚洲桥牌冠军，都一样。你要告诉奖杯，说我要带你回去，然后要乖。当然在出发前，要先把奖杯拿回来摆的位置，先清理好。就像娶老婆，要先把新房准备好。所以从一开始就像这样设定。

我们在小事上都做得很好，但在大事上，就像人生，处理得很差。就像如果明天要去搭十点钟的飞机，那从这里到首都机场需要一个钟头，所以一个钟头以前要抵达机场，那么八点要抵达机场，七点你要坐在车子上，轮子在动，六点你要起床，我们做任何小事都办得到。但是一生好像没有人这样想过，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小就开始思考。三岁半到四岁半，我想了一整年，四岁半决定画画一辈子，九岁台湾流行漫画，所以我就立志成为职业漫画家，15岁我就成为职业漫画家。当然这个需要父母配合。所以我能够成为漫画家，完全要感谢我活在对的地点，对的时间。因为我出生之前，我们的父母死了六个小孩，我是战后出生的第一批小孩。所以父母没有望子成龙，所以让我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我在家里大概跟父母生活了十五年，我的印象中我们家里没有问句。例如中秋节有人送了一盒月饼，我不需要问妈妈说，妈妈我可以吃一个月饼吗?你把六个都吃了就是了。就像我还没有上小学，只要跟父母说，妈妈我要去彰化看电影，就好了，不是问她可不可以，但是要天黑以前要回来，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就像我四岁半决定画画一辈子。十五岁我初中二年级，接到台北出版社寄来的信，说我可以成为职业漫画家，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明天一大早要去台北，她就说，你要跟你爸爸说一声。我爸爸平常不太讲话的，所以吃过晚饭，他坐在长廊的藤椅上，我走到他后面，说爸爸，我明天要去台北。他就说去干吗?我说去画漫画。他说找到工作了吗?我说找到了。他就说那就去吧。我没有走到他前面，他也没有回头看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拎着皮箱到台北了。后来我得了十大杰出青年奖，我请他来观礼，我上台致词辞的时候，就拿起奖杯，说今天会得到这个奖，完全要感谢我的爸爸，因为他没有让我去读数学补习班，没有让我去读英文班，让我可以选择自己画漫画。谢谢爸爸。

我的父母选择让我自由做自己，选择自己的职业，得到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也把这个传给我的女儿。因为每个小孩是要住在明天的屋子，今天没有能力造屋。就像我的父亲在乡下，他怎么能够指导一个要在都市里面打拼的蔡志忠?就像我没有去过美国，可是我知道要在美国念大学的我的女儿。所以能够教的就是，家里永远支持你，跌倒自己站起来。像我的女儿英文考100分，美术考100分，数学考38分，我一点都不在乎。我说你在哭什么，我说不在乎。她就哭得更厉害。后来她数学还考0分。我就说“哇，真是太厉害了”，有选择题、是非题，还能考0分，真的是不简单。就像走过一公里地雷区，连一颗都没踩中。她说不要笑我，不要笑我。我说怎么笑你?是偶像，所以我就请她吃牛排。我认为一个人不需要样样都学，你要很早就选择自己一生的职业。就像李娜她打网球，最后英文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先选择自己最拿手的事物，全力以赴。其他相关的，它自动会水到渠成。

我的女儿叫蔡欣怡，欣就是快乐的样子，怡是快乐的心情。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问她，你以后想当什么。她第一个决定就是，她一定不当漫画家，因为她觉得漫画家非常无聊，每天都坐在书桌上画画。我说那你要当什么?她说要当设计师。我说那要设计什么?她说很多啊。我说举例证明。然后她就说，为什么汉堡要圆的?为什么三明治要三角形的?然后我就说这样很好，你要开始去搜集准备的资料。所以她很小就很有想法，后来她要求要一个人环游半个地球。她妈妈不肯，但是我们家是自由投票，两票对一票，通过。所以她从温哥华，自己坐飞机到日本东京，没有行程的，然后自己住饭店，自己做山手线、新干线，去迪斯尼乐园玩。然后去东京、浅草、日比谷，然后一个礼拜后再到台湾，然后再到香港。我在香港打(桥牌)亚洲杯，然后再回到台湾，再回到温哥华。唯一的就是我在日本替她订了饭店，其它都自己安排。所以从此她就非常的果敢。

而她十七岁去面试学校，有四个大学说通过，然后她还每个学校去看，是旧金山大学比较好，还是洛杉矶的学校，还是纽约的学校比较好。我跟她都一致同意在市区的学校最好，在山上的学校就是不好。所以后来她选择了洛杉矶的一个学校。后来她又读了，她花了五年念了两个大学。所以我认为父母要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是去要求他，而是去完成他的梦想。就像每个小孩都是箭，父母是弓，弓的责任就是帮助箭要去箭的地方。所以我不是放纵她。就像有的人问说，你这样教养你的女儿，你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她一辈子始终非常快乐地做自己。像我每一年，从她两三岁开始都告诉她，我说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爸爸，无可选择。就像她是我左手小拇指，我是她的全部 ，无可选择。所以你无论做了什么事，要我处理，请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是全球70亿人最乐意帮助你的人。

我很早就开始看书，我跟别的漫画家比较不一样，我知道漫画就是内容，内容就是王道。我认为一个漫画家一定要看书超过一般人的一百倍。我一生看过两万本书，其中当然有八千本漫画书。

我36岁银行里面有220万，有三栋房子，我就立志这辈子不要再切割任何一分一秒去换取任何钱，要把这一辈子拿来做有意义的事。所以我结束掉自己开了七年的动画公司，一个人到日本画诸子百家。在这里我要鼓励各位同学，就是我们生命其实是有限的，我们要来这辈子不是要来换取名利，换取财富，这些都带不走的。成功就是我们做出了什么事情，是让多少人获益，而这件事情使我们的名字附着在上面。例如王之涣写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的名字因为这一首诗而附着在一起，他已经留名一千年，肯定可以留名一万年。我现在立志就是要在有生之年，画一百本英文翻译的，当然也有中文的漫画。所以不要低估了自己的一生，人生是自我实现，完成自己的梦想。很多人又说，你这一辈子画了很多，工作了很多，不会辛苦吗?我说才怪。我一辈子虽然每天工作十六个钟头，其实我连一分钟都没有工作，我都是在享受。

所以总归一句话，做自己真好。谢谢!

励志演讲文章2：开讲啦熊晓鸽演讲稿

可能刚进大学的人都会想：我怎么样度过这大学的几年?很多人也在想要创业。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创业是不是已经晚了?不像当年，马化腾、李彦宏创业那么容易，人家都做那么大了，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呢?

创业说起来是非常好听的一个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创业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艰难困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失败一定是会多于成功的。我这个人特别迷信“二八定理”，就是说，不管你投多少公司，做多少事情，最后的结果永远是百分之二十成功的公司，赚了百分之八十的钱。我们投了快四百家公司，有八十几家上市的公司，也是“二八定理”。那么我们看过的一些公司，没有投的公司，还有很多的可能是失败的公司，没有一个人愿意失败。没有一个人觉得我想创业，我会失败。但是，你要知道失败是个大概率的事情，而成功是个小概率的事情，也就是说，失败的一定是多数。

那么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去实实在在地去实现自己的一些梦想。我在美国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是位很有名的一个华人企业家——王安博士。王安博士。他很早去了美国，在哈佛读博士。当时他用“存储器”的专利创业了。他应该是华人企业家在美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做得最好的一个。当时在福布斯的排名上甚至排到第八。他一生中有八十几个专利，当时他的公司名叫“王安电脑公司”，正好推出“自由式电脑”——可以用手写中文， iPhone上用的“手写汉字”技术，就是他发明的。但我采访他的时候，公司已经不太好了。我就在问他：公司已经走下坡路了，你是怎么样看?他说：“我能走到今天，能够成功，一个字‘lucky(幸运)’，就是幸运。我本来就是一个发明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搞发明。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我很lucky(幸运)。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候，选择了很好的一些合作伙伴，选对了一个市场，所以我能走到今天。”而且他送了我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当时已经得可喉癌，讲话都有点累。他说：“我跟你说一点，我觉得呢，世界并不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这个世界。The world doesn’t need us(世界并不需要我们)，We need the world (而是我们需要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在人生中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舞台上我希望能够做一点事情。我们做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在国外看到的，一些好的东西，一些觉得比较先进的、可能在中国还没有的，尽快把它拿过来。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一起本地化，一起把它变得比国外更大。”

1993年，我办了第一份杂志叫《电子产品世界》，当时我担任总编，同时写了一个发刊词，叫作《梦想成真》，这里面我谈到了，我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我想在中国出一系列的专业杂志，把国外关于科技方面、市场的信息，介绍到国内来，帮助他们，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卖到国外去。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子产品不到美国的市场上去占有一席地位，是很难成功的。第二个，我刚刚提到我们建立起了一个风险基金，我希望在未来投一百家公司。

一年多以前，麦戈文董事长来到中国，也是他最后一次到中国来，一起庆祝IDG基金成立二十周年。那个时候我就把这篇文章，拿出来看了。刚开始，说实话有点小激动，有点成就感，因为二十年中间，通过合作引进版权，我们一共在中国做了四十二个报纸和杂志。像《时尚芭莎》，还有《国家地理》等等这样的刊物。我当时是想投一百个公司。在那个时候一看已经投了三百多家公司，而且有八十几家公司已经上市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麦先生走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的郁闷，风险投资在我们来做的时候，是刚刚发现的一片蓝海。现在是红海一片。

下一步怎么走?我觉得PC(电脑)互联网时代所出现的这些产业，都非常的了不起。而我们进入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我们在座的尤其是90后有优势。移动互联网技术，是在过去的五年中间发展起来的。而正好这一批90后是随着这个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所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在一年多以前，就搞了一个一亿美元的90后基金，同时我们在全国的十六所大学开展校园比赛。我也参加了很多他们的比赛，去看他(们)的项目，跟他们打交道。

我就发现现在的90后的创业者呢，首先，特别可爱。然后，极其聪明，真的非常非常的聪明。很多想法，我们也看不太懂。怎么办呢?只能跟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为了跟他们拉近距离也在说，我也是90后。为什么呢?1993年我们成立这个基金，所以我也是90后。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但是我也觉得，90后中间跟60后、50后、70后的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比，NO.1(第一)太聪明了。太聪明也是个问题，我发现过一些太聪明的人，最后没有能够成功。为什么呢?太聪明的人比较容易改变主意，我们所看到的成功的企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非常地执着铆着一个事情，做很多年，一直坚持做下去。

第二点是90后“听话”的能力不太好，listening(听)的能力比较差，他们太能说而不怎么会听。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你要听什么的?做一个企业的成功，第一你要知道真正要听市场的，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东西。90后说得太多听得太少，做得就不够了，因为一个企业的成功，最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听到你的客户有什么样的要求。你在跟人家合作的时候，要能够听到我的合作伙伴，对我有什么样的要求，甚至是不足，是对我的抱怨，我能听进去做一个调整。因为任何一个公司的成功不能靠每一个人，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想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我就不想跟别人打工，就想自己做老板，如果你老是这种心理，我觉得你永远也不能成功。为什么呢?老板只能有一个，如果你只想做光杆司令，当然你可以做老板。但是你想做一个成功的企业，要有很多的人愿意跟你一起合作，然后把每一个人的梦想都融合在一块，这才能形成一个很大的梦。

我们投很多的公司，永远都在想他能不能够把公司做大，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不能够建立一个执行能力很强、应变能力很强的团队。不仅是简单的人格魅力，还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他能不能够听大家的意见，建立一个很好的制度。有一个好的格局，才能把一个事情做大，这是很大的挑战。当然我一直在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希望。

我们现在要寻找下一代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上一代的BAT，我们投了其中的两个，把马云给漏了。我们就想要发现下一代的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这样的人。我相信一定能够在中国出现。谢谢!

励志演讲文章3：开讲啦饶毅演讲稿

我今天想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首先我就是要做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有我们自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这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是从无生物到有生物，无核到有核，单细胞到多细胞，多细胞到整个个体。当然有简单一些的个体，有复杂的个体，有植物、微生物、动物。我们最感兴趣的动物里面，也就是从低等的小小的虫子到更高等的，一直到有脊椎类、哺乳类、灵长类，最后走到了智人。而在智人里面，还有从猿到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走过来的。所谓的北京猿人不是我们任何在座人的祖先。我们现在智人主要是来自于东非，他们从东非迁徙到欧洲，从印度次大陆南下到东南亚，从中国的南部迁向中国的北部，逐渐就要变成各地的人，最后变成我们自己。演化到最高的形式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够有我这样一个人在世界上是很神奇的事情。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不仅有整个生物的进化，而且包括家族的传承，那你就会很珍惜。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跟其他的生物，包括高等的动物要有所差别”。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是动物，所以也有个体生存、种系繁衍的需求，也得需要食物、住房、求偶，但是我们不能这几样东西做得跟动物一模一样。所谓你们这一代才流行，我们那一代没听过的“高富帅”“白富美”，在我耳朵里面听得特别难听。我认为这六个字把人完全当成动物在肉市上做交易，这是很悲惨的事情。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具有人的特性的大脑，大脑让我们有高级的认知，让我们有文明的社会，为我们带来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所以只要你用大脑做一些值得进化，为你带来的高级认知，这样用大脑的生活才是做人的生活。所以做人用脑，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点。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第一个角度是从生物的角度，做人。第二个角度是从个体的角度，做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人，包括对于我来说做有趣的科学家，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所以如果没有大脑，自己觉得自己要有趣，科学可能不会诞生。在和平时代你愿意做哪个行业都可以，你甚至学律师也可以，做主持人也可以，也没有什么可耻的。做科学也是不需要谁献身的，你愿做你喜欢就做，不愿意做，做别的事情。

科学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科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北大做的研究里，曾经做过一个基因变化以后就影响睡眠。这是果蝇的脑袋，你可以看见一个荧光蛋白是由我们有特定的基因表达，可以看到这个基因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区域起作用。其中有些基因我们发现如果改变它以后，可以让果蝇不睡觉，还有一些基因我们改变以后让果蝇睡觉睡得特别多，还有一些基因我们改变以后，它白天睡觉晚上玩。我们还做过老鼠的研究，把老鼠的一些基因变掉以后，这个老鼠跟谁睡觉就出现问题。这个当然不是睡眠问题，这是性偏好的问题。我实验室最近还做猴子的研究。这是一个小猴子，这个小猴子和其他小猴子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我们改变了它的一个基因，基因改变以后就发现它对母亲的爱就要减少。我们通过改变基因以后，知道哪些基因使得其他的猴子会爱它的妈。所以我们是通过异常来了解正常。这些实验好玩得很，这些动物的外观和细胞基因表达都是很漂亮的。除了作为一个职业，做科学研究要做有趣的。我自己在学校一直是讲课，我讲本科生的课，我也讲研究生的课，我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同学觉得科学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玩，非常优雅、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除了做研究工作教学以外，我自己也喜欢读书，有时候忍不住跟别人分享，就像小学生出黑板报一样，我们最近几个大人也想出黑板报，然后找不到黑板，干脆出了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对智力、对知识的欣赏和享受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还是觉得好玩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所以除去做好玩的科学，教好玩的课程，到读好玩的书和出好玩的微信公号，我觉得我很喜欢做一个有趣的人。

从社会角度当然得考虑要做有意义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问题，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和平时代的中国人。九年前回北大，我坚决拒绝任何人给我戴上“爱国”的帽子。我认为爱国只能用来描述，1940年代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进行过博士后工作，回到战争中的重庆工作的张昌绍教授。他是药理学家，他在战争期间在可以留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决定回到祖国，这叫爱国。有他这样的科学家从西方引进我国所缺乏的科学传统和当时的现代科学。才有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屠呦呦和其他科学家在中国做的研究。他们做的研究从中药青蒿获得化学单体抗疟药青蒿素。他们的研究结果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人类，所以他们当然是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

篇5：开讲啦励志演讲文章精选

——国产航母副总师孙光甦在《开讲啦》第238期的励志演讲稿

刚才主持人把我那张四十年前高考的准考证上的照片，给大家看了一下。四十年前我参加高考，有了这个高考，才有了我今天来做航空母舰的设计师团队中的一员。

我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做航空母舰的研制。就是因为考了学，现在叫哈尔滨工程大学，之前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才做了这个。然后分到这个所里来了，做了军船的研制工作。我做了大概十几年，后来我的领导，当时我们的所长，党委书记就找我，说给你换一个部门去工作吧，我也很愉快地服从了这样一个分配。没过多久，过了半年大概，又说你再换一个部门去工作，我有点纳闷了。领导说，来我跟你谈话。谈话的这个时间应该还比较长，但是有一句话，我是记得非常之清楚。他最后说了，你自己想想吧，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要从事我们国家航空母舰的研制。大概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国家的航空母舰的研制决策，国家就决策了，这个时候我们整个所，那确确实实沸腾了。

我们那里面有很多留苏的，还有留学西方的，他们因为年龄的原因，不能亲自参与航空母舰的研制。他们也很高兴，他说我们能看到航空母舰的研制，看到在你们这一代人手上能研制出我们国家的航空母舰，我们这辈子也无憾了。从那时候开始，这十多年来，我就与我们的设计师团队一起与航空母舰结缘了，就一直在干这样一项工作。

关于航空母舰，一谈到航空母舰，大啊!就像我们平常要到商场里，或者那种大的购物中心里去，超级航母店!大家都会这样，那就说明它大，这是一个感受可能。另外一个呢，一讲航空母舰，肯定就要跟战争，跟打仗联系起来是吧?毫无疑问，它是一艘战力非常强大的军事装备，军舰!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二战史，或者是太平洋的大海战。另外的话，我也觉得它是我们的海洋利益的一个维护者。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大家知道有很长，我们还有广阔的海洋国土，我们还有海上的交通运输线。我们今天能做航空母舰，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强大到，可以做这样一艘巨型的国之重器航空母舰。那我们有了这些国之重器，我们有了航空母舰，我们的海洋利益的维护，我们海洋国土的维护，应该是更好、更强!

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你要研制一艘航空母舰，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它这一定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工业制造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这个大系统的集成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体现和一个产物。坦克车、战车，它的零部件就是几千;导弹、飞机、战斗机，它的零部件十万的量级、几万的量级;再到了这个战略核潜艇，我们的驱逐舰、护卫舰，它的这些设备部件套数，也达到了几百万的量级。那作为一艘航空母舰来讲的话，那就达到了千万，甚至更多的这个部件的量级。那设备的台套数，就非常非常之多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所有这些信息，所有这些设备的信息，所有这些系统的信息，都要汇总到我们这个设计师团队中来。干什么?系统与系统之间，设备与系统之间，小系统与小系统之间，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说把这个成千上万台的设备就摆在这上面，有这么大就完了。它是要有很多指标的，关于航线性能，关于作战性能，关于飞机怎么起飞，怎么回来等等，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巨大系统。

4月26日，应该也是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艘航空母舰在下水之前，我们设计师团队，还有我们的总指挥，我们的总设计师，在那有很多很多准备。包括它的一些计算，它的这种姿态、浮态，它的吃水的深度等等，这些都有很多技术工作要做。这是我们设计师团队要做的，当然还有建造师团队的，你像他怎么来把坞门打开，最后怎么来徐徐地把它拖出来，安全地靠岸。我们的所长到现场就说这是你们的作品，我说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我这里也不谦虚。这跟我们的辽宁舰的研制给我们打下的基础，也是有很好的关系、很大的关系的。

辽宁舰大家知道，当时回来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团队是进去了的。我进去的时候，那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有，啤酒瓶、罐头瓶……里边全部破坏掉，看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破的船壳子。那我们设计师团队要把它设计成一艘航空母舰，要让它凤凰涅槃，确确实实困难非常非常之大。刚开始说航空母舰批了的时候，我们欢呼，我们高兴，我们可以做航母的设计了，我们可以圆中国人的航母梦了!但是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就不知道它有多难。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我们也没有资料，没有标准，没有规范，没有设计师团队，所以说非常非常之难。

还有我们一位副总设计师，可以说他一辈子，都在做航空母舰的研制。当时这个刚刚启动以后，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他在一起谈工作的时候，他爱人还探头进来，你们还在聊啊，怎么还不去吃饭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没过两天，说他爱人查出非常非常严重的癌症来，但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同他的夫人。在不久他一次长时间，远距离出差的过程中，没能跟他爱人见上最后一面。确确实实，他把他的整个心血、整个智慧、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研制中。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感召，有他们的表率，在我们整个设计师团队的努力下，我们如期地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就是我们辽宁舰的这样一艘航空母舰的设计研制工作，使得我们首艘国产航母，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无论从设计的质量，建造的这个速度，应该说这个是速度快的、质量好的、成本控制也很好的。

这艘航空母舰，既有外在的颜值又有内在的气质，你说它好，它好在哪里啊?刚才这个颜值大家看了，我说好不算，要大家说好才算。那气质要由能力来体现了，有气质你一定要有能力，所以我想它内在的气质，第一个就是说从设计思想、设计理念，包括计算，包括实验，包括系统的构成，包括整个图纸的设绘，包括一些文件资料。这里面，如果要把中间资料算上的话，应该是几十万，应该是不计其数。所有这些东西，全是我们设计师团队，大家一起奋斗，一起奋战，一起拼搏，一起攻克一些技术难关所形成的。辽宁舰的研制和这一艘航空母舰，到下水的这个里程碑的日子，通过这样的研制，我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分享，我们设计研究中心，完全具备了自主设计研发航空母舰的能力，这一个我们非常自信。

另外一个就是，是我们完全自主的建造能力。你想那么一艘航空母舰，它是总段建造的模块化建造的。我们说通俗一点，它就是像搭积木一样，一块一块地搭起来的，搭起来这一块，我首先分成几千块，然后像搭积木一样，把它搭成几百块，再把它搭成几十块，再把它搭成更大的块，这一块要把它给吊装，这个能力也是要非常强大的。还有一个体现它气质的方面，还有一个能力就是我们有完全自主的配套能力。配套能力就我刚才说的，涉及到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等等，像通讯、导航、雷达，包括这个机械设备等等的话，这些设备是不计其数的。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发展，从建国以后，我们整个工业体系的配备，以及我们军工体系的配备，我们是非常完备的。

还有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样一艘航空母舰的研制，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设计师团队。有一个系统，从策划，从设计，从安装，从设备生产到试验，前前后后花了五年时间，没有节假日，“五一”、“十一”、春节全在现场。我们这帮年轻的设计师团队，非常非常年轻的，就硬是把我们这样一个关键的系统，从设计到试验，到这个科学规律的探寻，到边界条件的获取等等，成功了!这个系统可以说决定了我们这个既有外在的颜值又有内在气质的，非常非常关键的系统，我们没有耽误我们这艘航空母舰整个工程进度。

确确实实，我们为了不负国人的期望，不负大家的期望，我们可能跟家人团聚得很少。但是我们确确实实，为了这样我们国家的两艘航空母舰的研制，我们觉得值了，我们觉得无怨无悔!虽然我们很累，说实话，我们有成就感，我们有快乐感，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强国梦、强军梦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大家!

励志演讲文章2：不突破常规就不是好设计师

——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孙聪在《开讲啦》第236期的励志演讲稿

从星期三得到了《开讲啦》栏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可以说觉都没睡好 ，不知道该讲什么。我们要说航空工业，在座的同志可能有很多人航空航天还分不太清楚。航天，它搞的是牛顿定律的，就是力大于(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我们航空搞的是属于以空气动力学为基础的，是速度与F(力)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飞机能飞起来，推力不一定要大于飞机的质量，只要产生速度，由速度产生升力，升力把飞机托上天。这就是我们航空航天的一个基本原理的差别。

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设计一型很平庸能飞的飞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但是要能设计出满足需求的一款精湛的飞机是非常难的。这里一个最简单的衡量的技术，就是说飞机设计和你实现的产品最终结果，你的结构重量是不是超重。好的飞机设计师，结构重量系数要低，就是说我设计好这个东西，比如说12.5吨，我们就要12.5吨。所以他问我，什么是最高水平的设计师，就是设计精准的。飞机设计就跟钟表是一样的，走得慢不好，走得快也不好，走得精准是最好的。飞机设计师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他更是一个艺术家，飞机是一个技术和艺术混合的结晶体，凡是好看的飞机，它的性能一定是好的。一个好的设计应该讲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完成的一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做飞机设计的这个过程中，会在诸多的矛盾中去平衡、折中、选择。作为一型装备，我们一定是在三坐标下来理解，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经费内，在使用限制范围内，做出一个好用、耐用、管用的一型产品，而不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把它组合堆积在一起。

当年我们在歼-15研制过程中，这个飞机怎么着舰飞行的方法，我们都是一个空白。所以说研制飞机的同时，我们开辟了第二战场，就是飞行员驾驶策略的研究。舰载机的飞行事业是刀尖上的舞蹈，它的风险极高，就是飞行员在使用过程中，给他留有的操作空间都非常小，稍有不慎或者是反应有点迟钝就无法挽回。

世界各国的研制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这个舰载机失事的视频。分析了外国人的这个出事的内容，又根据我们自己的试验，我们总结出来一套，我们这个看灯、保角、对中的一种操作口诀，让飞行员来进行反区操作等等。这一系列保证了我们舰载机飞行员的一个同时培训、培养，所以说在的9月份，航母入列之后，西方人断言中国的舰载机还会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在辽宁舰上使用，没想到两个月以后，我们在辽宁舰上成功地着舰了，而且一次五名飞行员，全部都安全地着舰。

过去人家都讲这个飞机的成本是制造出来的，实际上飞机的成本是设计出来的。每一个零件，加工的工艺，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工艺方法，都直接决定了飞机的成本。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新的飞机设计理念，又要对全寿命、低成本来设计，融入了飞机设计的一个灵魂，这个也是反映在我们下一代飞机上，这些设计的一些方法。也就是说，新一代的飞机，它能跨代，一定是技术上有了拐点，它能实现这个跨代，一定会在方法上，在手段上有新的创新。

早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项目，要实现材料全部国产，研制一型飞机。其中我们有一个叫钛合金的型材，全机的飞机加在一起就要用二十公斤，就要投资五个亿的拉伸机，才能把这个型材拽出来。当时我们就想两种出路，一种就是不用钛合金，能不能用高强度的，又耐高温，强度又相当的东西来代替。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不用这种加工工艺行不行。在这个时候，北航的王华明老师，现在也是我们工程院的王华明院士，带着一个小核桃，一个3D打印的钛合金小核桃来找我。他说我用激光一点一点地把它加工出来的，激光堆焊出来的。后来我们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用这个工艺焊一个钛合金出来。结果他回去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做了这么一段钛合金的小样件。我们经过力学的一个测试，觉得它完全可以代替这个锻铸件的水平。这件事儿，当时我们国家在钛合金3D打印技术上，它是一个启蒙，一个奠基。这种技术对这种异型结构，就不是正规有规律的形状，这种结构做起来是非常简捷的，也非常快速。

另外它是增材制造，也是我们低成本制造的一个方面。过去特别是我们航空的这个结构件儿，一般是一百公斤的材料，抠到最后只有五公斤是有用的，九十五公斤都是铁屑扔掉了。所以说用这个3D打印的增材制造的方式，就是一点点，可能涨到六公斤，稍微一切削就可以来使用了，这也是低成本的一种方式。最后我们的3D打印实际上是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的一等奖。从一开始为了解决问题，在创意上产生了新的想法，最后又培育了这么一个领域的，一个制造行业。实际上3D打印，后来在国际上也风靡流行，是未来我们制造业的一大支柱产业。这就是我们在飞机型号研制过程中，返回来创新的一个故事。什么是创新?我个人的理解，创意是创新的源泉，最大的创新是创意，创新不过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更新的一个概念。要有新的思路，这是我们最大的创新。

所以说我觉得，再给年轻人分享一个概念，我经常给我的年轻团队的人讲，就是说我们干任何一件事儿，得要树立“三心二义”的一种情怀。哪“三心”呢?第一要有雄心，你想干什么?就是说这个雄心壮志，不能说我今天想要当科学家，明天想当明星，后天想当政府官员，那不行，你得有一个目标。第二呢，要耐得住寂寞。实际上就我亲身感受来说，我们在1983年工作以后，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出国热，基本都跑了一大批。南下，深圳下海潮，也是“外面世界很精彩”。所以说我们这些人，还能在那种环境下，在一个搞科研的氛围、环境里头，继续从事航空事业的研发，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外面的精彩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责任心，就是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自己的责任心也就来了，要自己对自己这个工作负责任。实际上它包括你对家庭，对事业，对祖国，对人民等，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个“三心”是很重要的。“二义”呢，一个是要讲情义，一个是要讲侠义。不管怎么着，就是人不仅仅是要有智商，智商高的人很多，一个人的成功还要情商的保证，只要有了情义和侠义，情商都会很高。培养自己这种“三心二义”的情怀，不管是将来对工作，对什么，都会有良好的收益，这是我自己在这个设计师成长之路上，自己总结提炼出这么一个过程。我的讲话就这么多，谢谢大家。

励志演讲文章3：万物互联，有北斗

——北斗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在《开讲啦》第246期的励志演讲稿

刚才我们小撒老师说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北斗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北斗跟我们很近。可能好多人今天过来，是不是坐了共享单车，坐了共享单车，实际上就用了我们的北斗，它通过我们的地基增强的高精度，只有我们亚米级、分米级的这样一个精度以后，它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共享单车你们车友，可以准确地停在什么地方。它有一个电子围栏，你们的共享单车，如果不在指定地方存放的话，就有短信告诉你，你不是在指定的地方。我们的北斗，离你们实际上是很近的。

20的汶川大地震，就是用了我们北斗短报文的这样一个功能。地震以后，在地震灾区里面，所有的电力设备、通信设备，全部瘫痪了，里面的信息传不出来，外面的信息传不进去，最后我们的救援的队伍，就带着我们的北斗终端，把当时灾区的情况，实时地报告给我们的指挥中心。我们的指挥中心知道情况以后，实时地进行了抢救，这就实际上为我们灾区的人民，打开了一条生命的通道。我们现在海上的渔民，也用了我们的北斗，他把我们的北斗，说成了是救护神，把北斗叫作是他们的海上妈祖，他们到了远海以后，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斗跟家人报平安;同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还跟我们的应急指挥中心求救。我们的交通部门利用我们的北斗，形成了一个车辆监管系统，对我们的一些危险品的运输车、长途客车、一些旅游客车，进行实时地监管监控。现在跟原来同期相比，事故率和伤亡率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它的作用就是这么厉害。实际上现在的北斗，是走入了千家万户。

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院士，他是我们航天的“卫星之父”，实际上就是我的前任。他为了整个北斗呕心沥血，现在他88岁高龄，还是为北斗系统摇旗呐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记忆犹新，我们建设北斗关键还是在用。只有用得更加普及，更加深入，这才是赢家。

这个北斗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其实简单地来说，在天上它是一个多颗卫星在多种轨道，组成的一个星座，同时在地面，也星罗棋布很多种监测接收机，这两个网，天上一个网，地下一个网，形成了我们的天罗地网，这个天罗地网，就是我们的北斗系统。北斗人为了建设这样一个系统，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走完了美国、俄罗斯四十年的历程。在这个道路上，凝聚了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为之而奋斗，我在这儿给你们透漏一个数据，干我们北斗导航的人，八万多人，三百多个研制单位。我们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拧成一股绳，为我们中国自主的卫星导航，探索一个广阔的前景。

我想起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情景，2007年4月17日，我们有十多家研制的厂家，在一个大操场上面，把这个接收机摆成一线，等待着这样一个信号。晚上八点钟，下发第一组信号的时候，我们十几个用户接收机，同时接到了这样一个信号，这个时候，我们整个操场是欢呼跳跃，同志们互相拥抱，来祝贺这个胜利。我也含着热泪，向我们的首长报告了这样一个胜利的喜悦，说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我们的频率保住了，我们北斗二号持续发展的合法权益保住了。说句实在话，我每当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都有点动情，除了胜利的喜悦以外，还有一种压力的释放。

卫星发射之前，必须要获得国际电联规定的频率资源和轨道位置，得不到这个东西，你发上去的卫星是不合法的。我们在204月18日，请记住这个日子，向国际电联申报了这个位置，获得了批准，按照国际电联的规则，在获得批准以后，你必须七年内发射卫星上去，然后把所需的这个频率信号发下来，才算你真正占有了这个频率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空间的这个国土，你才能拿得到。那就是必须要抢到2007年4月18日以前发射这个信号。

四月初，就是大概4月2日、4月3日的这样一个情况，卫星伴随着运载火箭，到了我们的发射场，到了发射塔架上面，准备发射。但是恰恰就在我们进行第三次总检查的时候，我们的应答机出现了异常，信号不稳定。这个应答机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手机一样，它是天上和地下，进行联系的一个传输工具。当时进退两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彻底地解决，可能时间来不及，要不解决，卫星上去以后，可能就拿不到这个信号。我们必须把它拿下来，那拿下来又面临着两大难点，第一大难点，要在六七十米的发射塔架上面，还要把火箭的整流罩，我们卫星的舱板，都要把它打开，从这个里面，把我们的应答机拿出来，如果有一点失误，就可能造成我们整个任务的完不成;第二个难点，就是拿下来以后我们要归零，就是要把出现的问题找出来，然后把它解决，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大量的试验，这个试验在我们的发射现场是不行的，那必须要回到它所研制应答机的这个单位去，但是研制应答机的这个单位在上海，当时要归零，只给了三天时间，这三天的时间，往返在上海和西昌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要到附近，找一个具有这种试验能力的地方去做试验。

我们通过协调，在成都找了一个研究所，我们的归零工作的同志，就从卫星运载上面，把应答机取下来，抱着这个应答机，坐着汽车，颠簸了五个多小时，赶到了成都。整整三天，七十二小时没有合眼，通过各种各样的试验，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了，解决了。时间已经到了4月14日，4月14日这一天，叫作是最临近，必须只有在这个时候发射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第一颗首发的北斗二号卫星成功地发射了。

经过我们三天的在轨测试以后，就是在2007年4月17日晚上8点钟，在频率只有四个小时期限下，我们的卫星准确地发射了第一组信号，拿到了这个合法权益，使我们北斗二号卫星的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巩固了。这个承载着全国人民希望，承载着整个系统的希望，在这个时候释放了。同时我还有一种感动的心情，为我们归零的同志，在那个三天三夜里面不合眼，为了抢到这个时间所感动。

我们的北斗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所在，就是追求卓越，实际上是追求一种极致。20我们这个北斗二号工程批准了以后，考虑了还是国际合作，想跟欧盟引进这个星钟。当时在谈判的过程中，进展还不错，但是到了最后签协议的时候，突然欧洲(公司)说，不能给我们提供了，那怎么办，这个北斗系统，不能没有这个星上的原子钟。

它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北斗系统的一个核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只能自己干。六七十年代，我们自己造出了原子弹，现在我们的北斗人，一定要造出我们的原子钟。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三支队伍，同时进行攻关。通过我们的三支队伍你追我赶，最终通过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个星载的原子钟拿出来了。这个高精度到底多高?通俗的指标是什么呢?星钟的精度，十万年只能差一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百万年差一秒的精度。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北斗的关键的器部件，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国产化，这些关键的核心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的北斗终端，第一批出来的时候，外国人马上把他们的芯片价格，由一千块钱降到五百块钱，我们的第二代终端出来以后，他们把五百块钱变成了两百块钱，就这样，我们的五年，生产出五个新的一代，他们的价格就从两百块钱、一百块钱、五十块钱、二十块钱，现在降到了一美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北斗人，把我们自己的芯片，做到了一个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