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

背离（精选6篇）

篇1：背离

【词语】 背离

【全拼】: 【bèilí】

【释义】: (1)离开。(2)违背：对～马列主义的言行，必须进行批判。

篇2：背离

背离bèi lí[释义]

①(动)离开。

篇3：我国“股实背离”现象的分析

一、我国“股实分离”的现状

我国虚拟经济尤其是股票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背离的问题由来已久, “股实背离”现象的出现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自从20世纪90年代上交所、深交所成立以来, 我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股市的“牛熊交替”说明宏观实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股票市场的股价走势并非协调一致。

选取2005年至2015年的GDP增长率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上证综合指数反映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 可以得到下图图1和图2, 其中, GDP增长率为季度数据, 上证综合指数为每季度末当日的最高点位数据, 数据均来源于巨灵金融服务平台。

对比图1和图2可以看出, GDP增长率和上证综合指数的变化并不总是一致, 在2014年和2006年等多次呈现二者反方向变动的趋势, 即出现“股实分离”现象。

二、“股实背离”的经济后果

刘洋 (2015) 认为, 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容易加剧市场经济的不稳定, 产生泡沫经济乃至引发金融危机。当发生“股实背离”现象且市场经济无法自动调节时, 将会产生股市泡沫、实体经济资金匮乏等经济后果, 如果泡沫经济破裂, 将很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1.股市泡沫

“股实背离”可能会产生股市泡沫。为了获取投资股票市场的高收益, 大量资金流入股市会使得实体经济缺乏资金, 而股市则超前发展、过度膨胀。由于我国股市定价机制和投资价值评估机制的不完善将会使得股价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 从而产生股市泡沫。而泡沫经济会进一步加剧股市的虚假繁荣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使泡沫膨胀, 当泡沫经济破裂时, “股实背离”的发展模式将很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2.资金挤占

“股实背离”产生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股票市场挤占了实体经济的资金, 这一后果主要表现为本可以用作投资实体经济的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向股票市场流入。由于我国实体经济普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以及股票市场高收益的特点, 大量的资金流入股票市场, 其中不仅包括银行存款还包括本来会投资于实体经济的甚至是来自于实体经济内部的资金以及信贷资金通过发放股票质押贷款、向证券公司贷款或拆借资金。“股实背离”带来的资金挤占将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发展缺乏资金, 加剧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关系, 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三、我国出现“股实背离”现象的原因

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繁荣。然而, 在我国乃至全球大多数市场经济环境中, “股实背离”现象普遍存在, 探究其原因将有利于二者协调发展。

(一) 宏观层面原因

1. 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

刘骏明和伍超明 (2004) 认为股票市场特有的运行机制内在化了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关系, 并且使得这种关系普遍存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监管力度不足, 炒作风气与内幕交易盛行, 违规行为泛滥以及市场容量不足等带来的股价波动过大。这些问题导致并纵容了投机行为, 使得股市的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背离。其中, 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违规行为更是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股价虚高于其内在价值, 股价变动与业绩因素关联不大;而定价机制和投资价值评估机制的缺失也使我国股票市场股价波动与业绩推动因素割裂, 几乎全部依赖于资金的推动, 从而奠定了“股实背离”的现实基础。

2.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对股价变动的影响显著。近年来, 我国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止一次降息, 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 这对于股票市场乃至“股实背离”现象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根据货币需求理论,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公众倾向于花钱而不是存钱, 利率下调使得投资者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产生预期, 因此投资者更愿意通过投资股票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的方式以达到抵御通胀风险和利率风险并获取投资收益的目的, 从而导致“股实背离”。另一方面, 股票市场对政策出台的反应迅速以及政策传导在实体经济中的滞后性之间的差异也更容易导致二者发展趋势不一致。

(二) 微观层面原因

1. 上市公司与其控制人目标不一致

随着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不断发展,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大股东和管理层———的目标与上市公司自身发展的目标的差异日益明显。上市公司自身作为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 其发展目标应该是产出的增加和内在价值的提升, 而由于股权激励方式的普遍化和企业价值越来越多地通过股价来衡量等原因, 大股东和管理层在控制上市公司的运营过程时则越来越多地关注其股价波动。股价直接影响股东和管理层的个人利益, 致使他们在进行决策时更致力于提升股价。

2. 投资者的心理因素

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主要从投机心理和消费观念转变这两方面对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产生影响。一方面, Strange (1986) 认为是金融市场内在的投机性以及高投资收益的特性吸引了大量原本可能流入实体经济的资本。股票市场的持续交易和高投资回报的特点迎合了投资者的投机心理, 投资者的投机心理使得他们更愿意频繁买进卖出赚取差价从而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真正投资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资本大量流入股票市场但难以服务于实体经济, 从而使二者的发展相背离。另一方面, 消费观念的转变对“股实背离”现象的出现也“难辞其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物质消费, 而是将闲置资金投入股票市场, 通过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推动了股市的发展和股价的上升, 但这种并非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股市发展终将变为二者发展的背离。

四、促进我国股市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鉴于“股实背离”可能带来不良经济后果, 我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上述对我国“股实背离”现象的分析, 本文对促进我国股市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推进我国股市IPO注册制实施

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发行门槛的控制成为许多企业为了获得上市资格而虚假披露信息, 这也成为股市泡沫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推进我国股市IPO注册制的实施将大大降低企业上市门槛, 从而削弱了企业为了成功上市而进行财务舞弊的动机, 这将从源头上遏制了股市泡沫的产生。另外, IPO注册制实施的推进有利于扩大市场容量, 稳定股价, 同时也为实现不同类型和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充分的投融资服务和更为合理的价值发现提供了保障。这就避免了股价波动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促进我国修正“股实背离”现象。

2.进一步完善我国股票市场制度

股票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不成熟是导致我国“股实背离”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加强我国股票市场的法制建设和监管部门职能的完善, 加大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行为的惩罚力度,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促进定价机制和投资价值评估机制的制定与完善, 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环境, 将有利于我国尽快实现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 基于对落后产能的整合与淘汰, 促进上市公司转型升级, 解放资源以配置给新兴产业的需要, 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也将促进我国摆脱“股实背离”现象带来的经济后果, 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

3.完善股市投资结构

我国股票市场中中小投资者数量庞大, 其交易频繁又缺乏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股价的波动。而放开投资主体和投资范围, 扩大专业机构投资者的比重, 吸引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金、住房公积金、QFII、RQFII等各类长期资金入市, 将推动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有利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 进而加强股市的融资功能, 支持并带动实体经济。

4.加强国家政策指导

根据我国市场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 加强国家政策指导对于协调我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一方面, 国家可以通过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 对资金流入股市进行指导;另一方面, 税收政策所带来的税负抑制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应加快推动税费改革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 降低企业税负。当国家政策对股票市场指导方向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一致时, 二者的协调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篇4：治理成长中式背离

以国际标准评价中国公司，一直是《新财富》在排名中坚持的原则。此次“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排名中，研究团队通过将中国上市公司当前的治理结构与国际标准之间的相符程度进行比较，并寻找其中的差距，力图倡导一种国际化的治理理念，帮助中国上市公司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由于世界上并不存在惟一完美的公司治理模式，大部分针对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往往偏重于某一方面，比如董事会特征、股东行为、对外部董事的补偿、反收购条款、投资者保护等等，近年针对新兴市场公司的治理研究则都有局限性，或者研究的是单个小国样本，或者是跨国样本但仅包括每个国家的大公司，本次“《新财富》2005年度上市公司治理指数”研究，结合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综合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高管层激励、所有权情况、财务透明度、公司控制权市场、法制基础、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等8个公司治理因素，并构建了合理的模型进行计算，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了完整的横截面剖析。

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型采用主元素分析法，着重突出了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一致、限制控股股东“隧道效应”等方面的特征值。治理指数排名较高的公司只是意味着在减少“代理成本”、防止侵害上市公司权益等方面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并不意味这些公司的决策必然有利于所有不同类别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尤其是不一定有利于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公司管理的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会导致不同的资本结构和投融资行为。将这次公司治理指数与“《新财富》2005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我们获得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当然，有关公司治理指标与公司实际业绩关联性问题，至今仍是公司管理研究争论的话题，我们仅就两项排名的结果进行实证讨论。

目前经营业绩与公司治理弱相关

对比公司治理和成长性两大排名的结果，我们发现，治理结构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与经营业绩体现出相关性。整体上看，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治理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治理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成长性排名高于治理指数排名的689家公司中，有611家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占88．68％，两项排名位次差异最大的公司，绝大部分属于石化、钢铁、能源行业的大型公司；而成长性排名低于治理指数排名的514家公司(另有1家位次相等)中，只有269家为国企，仅占52．33％，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行业较分散。这也说明，目前成长性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偏低，非国有企业虽然治理结构较好，但盈利能力不强、成长性不高。

行业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按照证监会标准分类的13个一级行业中，由于金融业未进入《新财富》“成长性100强”评比，我们对比12个行业的情况发现，公司治理与行业盈利能力、行业成长性呈显著性负相关，也就是说，盈利能力越强的行业，治理指数越低。由此也可以推断，治理对行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很小(表1)。

13个行业中，金融业的治理指数最高，G值为0．488，信息技术业次之二G值为0．251，采掘业的治理指数最低，G值为-0．922。总体来看，新兴行业的治理指标要强于传统行业，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治理指标好于垄断行业。从制造业二级行业看，依然存这一规律：金属非金属、石油化学塑胶塑料等制造业传统行业治理指数较低，而医药生物、电子等制造业新兴行业治理指数较高(表2，木材家具行业样本数过少，代表性不强)。

对于公司治理指标与经营业绩的背离，我们也必须看到，“标准普尔公司治理评分”等系统都从宏观层面上强调外部环境对一个公司的治理质量的影响，只有建立在法律、监管、信息和市场环境有效的基础上，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和保护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中小板企业治理结构与成长性俱佳

在治理指数排名中，名次居前的大多为2003、2004年上市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大规模的公司(以销售收入衡量)却很少具备良好的治理结构。以具有可比性的120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以2004年的销售收入代表公司规模，则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规模较显著呈负相关(图1)，相关系数为-0．2091(取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计算)。

截至2004年12月31日上市的38家中小板企业，则大多在两项排名中名列前茅(表3)。38家中小板企业的治理排名中值为第41名，成长性排名中值为第183名，表现出了远超上市公司整体的治理水平和成长性。38家企业的基本成长率中值为9％，治理指数中值为1．99，均远高于排名公司整体中值的4％和-0．15。

从财务指标分析，1204家公司的经常性总资产回报率(ROA)中值为4．92％，而中小板企业高达10．i58％，说明其盈利能力远强于上市公司整体水平。1204家公司的有息负债率(D／E)为54．11％，股利支付率(b)为12．18％，而中小板企业分别为18．67％和24．09％，这一方面说明中小板企业偿债能力强、财务风险低，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小板企业尚未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仍有提升价值空间。不过，根据中小板企业治理水平较高、很少因代理成本而产生“投资不足”的情况推断，这些企业未来可能缺乏足够的成长机会。

从市场表现考察，1204家公司的市净率中值为1．4，38家中小板企业达2．01，高出42．83％，说明市场愿意为中小板企业支付比上市公司整体更高的溢价。

盈利能力强的公司投资不足，盈利能力弱的公司过度融资

《新财富》的上市公司成长性排名中，基本成长率(g)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常性总资产回报率(ROA)、有息负债率(D／E)、股利支付率(b)三项指标。我们通过评选“成长性100强”所倡导的理念是：取得了超过社会平均回报率的公司，管理层应该尽量利用财务杠杆，通过增加债务融资、减少股息发放为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低于社会平均回报率的公司，管理层应该尽量派息，降低负债水平。经过对这一排名5年的研究，我们发现，最终的成长性g值与ROA和D／E的相关性极强，相关系数分别为0．46和—0．61，而b值的影响不是很大，相关系数仅为0．09。

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按照ROA将上市公司分成两类，则ROA高的公司(ROA>5．36％)成长性g值与D／E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O．1282)，其D／E中值较低(39．87％)，ROA与D／E呈较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157)；而ROA低的公司成长性g值与D／E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398)，其D／E中值较高(66．77％)，ROA与D／E呈较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032)。

由于ROA反映的是公司的盈利性，上述现象其实显示出了上市公司整体资本结构的不合理：盈利能力强的公司总体负债水平偏低，而且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财务杠杆水平越低，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盈利能力弱、成长机会少的公司负债水平较高，存在较严重的过度融资现象。

我们还注意到，无论ROA高还是ROA低的公司，ROA与D／E都呈负相关。这一点可以用企业融资偏好理论解释：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可以通过留存利润解决再投入资金向题，负债压力较小，对上市公司来说，由于证监会对再融资设立了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的要求，ROA高的公司更容易通过股权融资；另一方面，ROA低的公司普遍资金不足，而盈利能力越低的公司越依赖外源融资。

盈利能力强，治理好的公司成长预期不高，

治理对业绩影响有限

管理学的代理理论认为，治理好的公司代理成本低，企业管理层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会从服从股东利益，在预期有成长机会时会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获取利润。另一方面，由于财务杠杆与风险度正相关，治理较差的公司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防止企业陷入财务危机而危及自身的职位安全，不倾向于债务融资，因此，有成长机会而治理差的公司会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

那么，在我们的上市公司中，既有较强盈利能力又有良好治理结构的公司是否就会更多地使用财务杠杆呢?我们的统计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定。

从1204家公司的整体情况看，治理指标G与ROA正相关(相关系数o，2)，但与D／E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为0．02)。也就是说，整体上，治理好的公司盈利能力较强，但并不一定更多地使用财务杠杆。

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全部公司划分成四类进行考察：

第一类是盈利能力强且治理好的公司。我们选取ROA>5．36％且属于“治理指数100强”(G>I．14)的公司，共有63家，其治理指数G与ROA正相关(相关系数0．3268)；但与D／E负相关(相关系数—0．3647)，而且D／E的中值仪为37，93％(高于盈利能力强而治理低的公司D／E中值，但远低于全部1204家公司的D／E中值54.11％)。由此可以判断，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一般治理结构较好，这些公司比盈利能力强而治理指标低的公司有更强的债务融资倾向，但财务杠杆的使用仍然不足。

对这种现象的另一合理推断是，虽然此类公司目前盈利能力较强，但未来的成长机会不佳，边际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公司管理层仍倾向于保持较低的财务杠杆水平。此外，研究理论也认为投资会加大企业风险，资本结构最优点与企业风险水平相关，因此，此类公司保持较低负债水平也可能与行业竞争强、投资风险高有关。

具体来看，此类公司以近两年上市的中小板企业居多，在属于“治理指数100强”且ROA>5．36％的63家公司中，有34家是2003年以后上市的，虽然它们的治理指标较高，但D／E并未随着治理指标的提高而提高(D／E与G值的相关系数为—o．2925)，而且负债率更低(D／E中值仅为30．59％)，说明新上市企业虽然治理结构较好，但很可能因为资金充裕而并没有更强的融资需求。而且D／E与ROA的相关系数为-0.5569，显著负相关，说明ROA仍是影响D／E的主要因素，而且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融资需求越低，也说明近两年新上市的企业未来并不一定有更好的成长机会。

第二类是盈利能力强但治理排名低的公司，具体来看，以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为主。我们选取ROA>5，36％但治理指标较低(G<-i．36)的63家公司进行观察，此类公司的G值同样与D／E负相关(相关系数—o．17)，负债率更低(D／E中值为29．65％)，而G与ROA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为0．01)。根据代理理论，资本结构的最优点是边际权益代理成本和边际债务代理成本趋于相等之时，Myers(1977)对“投资不足”这一债权代理成本进行了专门研究，发现在负债率和“投资不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据此可以认为，较差的治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融资，但较差的治理一般不会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影响，而这也可能是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在改善治理方面缺乏动力的原因。此外，这类公司ROA与D／E也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0．4)，说明影响负债率的更重要因素还是盈利能力。

第三类是盈利能力弱但治理好的公司。此类公司以重组类或民营企业为主，规模较小，经营业绩虽不出色，但很少有陷入严重经营困难者。在ROA<5．36％且属于“治理指数100强”(G>i．14)的37家公司中，G值同样与D／E负相关(相关系数—0．15)，但这些公司负债水平相当高，D／E达66．24％，说明整体而言此类公司仍然存在大的成长机会，或者公司管理层愿意为改变经营现状承受更高的风险，但治理好的公司使用财务杠杆时更为谨慎。G与ROA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为0．05)，但ROA与D／E正相关(相关系数0．22)，说明这类公司中盈利能力相对较好、接近社会平均收益水平的公司如“万家乐A”、“康达尔A”等，更愿意通过财务杠杆提升业绩，但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如“精伦电子”、“上风高科”等，难以通过增加投资改变业绩水平，因此不愿承担更大债务。

第四类是37家盈利能力弱而且治理排名低的公司，即ROA>5．36％、治理指数G<-i．68的公司。此类公司大多上市较早，规模较大，以建筑、化工、纺织等传统行业的国企为主，许多公司处于行业或经营的低谷。它们的G值同样与D／E负相关(相关系数—O．12)，负债率中值高达65．45％，说明此类公司管理层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况，治理指标越低的公司债务水平越高，如“锦化氯碱”、“江西水泥”等。G同样与ROA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为-0．04)，ROA与D／E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0．04)。

盈利能力强，治理好的公司分红较少，市场溢价较高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治理好的公司，市净率更高，表明市场愿意为治理好的公司支付更高的溢价。这与麦肯锡对新兴市场投资者的调查结果一致。该项调查显示，80％的投资者愿意为治理好的公司支付溢价。由此可见，改善治理结构本身就可以提升上市公司的股东价值。

市净率反映市场对公司的估值，也反映市场对公司成长前景的看法。本次排名公司的市净率中值为1．43，

按照上述四类分组统计，第一类公司的市净率为1．73，第二类为1．42，第三类为1．45，第四类为1．30，再次验证市场对盈利能力强、治理好的公司愿意支付较高的溢价，并有较高的未来成长预期。但是如前所述，盈利能力强、治理好的公司管理层可能由于并不预期企业未来有较大的成长机会，因此资本结构比较保守，倾向于保持较低的负债率。

市场对负债水平的评价也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整体看，市净率与D／E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o，11)，说明市场整体上对于D／E高的公司以负面评价。但是，根据前述分析，由于各公司盈利能力、治理水平和成长前景不同，市场对其负债水平的评价也会有很大区别。

虽然在整体上，治理G值与企业分红派息率b基本不相关(—0．05)，基本成长率也与b相关性较弱(0．09)，但是分类统计显示，第一类公司的b中值为0．19，第二类公司的b中值为0．22，说明盈利能力强且治理好的公司倾向于留存利润，这与它们比第二类公司有更高的负债水平相符：而第二类公司过高的派现率不能排除大股东借派现实施财富转移，损害其他类别股东和公司长期利益的行为。

Healy and Palepu等人以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也发现，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派发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是正向的，然而，一些公司如高成长性公司派现也可能导致股价下跌，因为此举会对公司的成长潜力产生消极影响。Fama andFrench研究1926-2000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1980年以后越来越少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原因在于绝大多数高成长公司并不支付现金股利。剔除高成长公司，则有超过50％的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

从第三类公司b中值为0、第四类公司为0.04则可以明显看出，相对公司治理而言，盈利能力对分红政策的影响更大。

扩张速度不影响治理

篇5：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的研究

摘要：后发展地区在发展经济进程中出现了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相背离的现象。也就是说，地方经济发展壮大却没有带来对应的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状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制约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文章通过对国内外解决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一些主要做法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缓解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现象、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财源建设;收入背离

一、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相背离的的现状及其成因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从宏观上看，税收的多少是由经济总量所决定的，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越快、经济总量越大，提供的税收也就越多，财政收入规模也会不断扩大。然而，地方经济尤其是后发展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可支配财政收入，下同)，而是出现税收外流现象，即产生了财源与财政收入相背离的情况。

以广西钦州市为例，1994—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70.12亿元扩大到303.92亿元，年均增长18.9%;全市组织的财政收入由1994年的3.9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3.56亿元，年均增长为19.8%;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1.9%，比全市组织财政收入的增幅低7.9个百分点;上划中央、自治区的税收收入由1.69亿元扩大到10.51亿元，年均增长30%，而税收返还收入由1.24亿元增长到3.41亿元，年均增长仅为26.6%。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进程的加快，钦州中石油1000万吨炼油项目、火力发电厂、林浆纸等一系列临海重大工业项目投产运营后，其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现象将更为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财税优惠政策管理失控导致财政收入流失

长期以来，全国各地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采取财税优惠政策措施，大力吸引外来投资项目，有的地区为了竞争有限的投资项目甚至还违规出台优惠政策。

当然，各地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税基变窄，宏观税负趋于下降。据估计，全国每年减免税款达1000亿元，有的地方的减免税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0%以上。近年来的减免税又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策性减免税越来越多，税基受到严重侵蚀;二是各地对扶持性和困难性减免的审批尺度不一，操作上随意性很大。如2002—2003年9月，陕西省财政厅、地税局、国税局等5家单位经省政府批准，对陕西金秀交通有限公司取得的公路运营收入，由税法规定的5%税率改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及附加，致使该公司少缴税款277万元;2002年杭州市萧山地税局依据地方政府政策，将国家对新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大到21户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减免所得税1714.35万元。这样就出现虽然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财源也不断壮大但财政收入未能出现同步增长的不良现象。

(二)总部经济现象分流了后发展地区的财政收入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譬如，“总部”最集中的北京，近年税收连续达到20%—30%的增速，其主要原因是，目前全国汇总合并纳税企业有180余家，北京市占有90余家，其中西城区38家，约占全国的20%。这38家企业的下属二级成员企业近1300家，各级成员企业多达几万家，其大部分分布在全国各省(区、市)。这些分散在全国各省(区、市)的各级成员企业，不得不依靠所在省(区、市)“埋单”，却不能为所在地获得相应税收。

另据有关专家介绍，近几年占我国90%以上的税收收入，都不同程度存在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如西气东输项目，将天然气从新疆输送到上海，目前我国对运输业征收的是营业税，其税基是按运输量和运输距离决定的运价，而按现行税收制度规定，营业税在公司注册地上海缴税，营业税税基发生在几千公里的长度上，有十几个省(区、市)政府管辖的区域都构成了税源。但除新疆从上海获得一部分非制度性补偿外，其他沿途各省(区、市)和居民虽然已经并将继续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资源，如相关的移民、占地、治安等，却都拿不到在当地形成税源所产生的营业税。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

(三)现行分税制体制的弊端使后发展地区面临做大财源与可支配财力增长相背离的尴尬局面

现行分税制在改革初期确实激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不仅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也不断壮大了后发展地区的财政经济实力。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后发展地区依靠自身努力发展经济而增加的财力将出现规模越大越有被抽走的可能。这是因为，后发展地区在分税制初期，净上划中央收入一般都很少，而在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中，一般是靠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而发展特色产业和做大工业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带来的一般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而根据现行体制，75%的增值税、100%的消费税、60%的所得税以及部分行业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将上划给中央，如果有的省级政府再集中部分财力，则留给后发展地区的财力更少。

据资料显示，广西西北部某资源大县1994年全县组织财政收入1.08亿元，上划中央“两税”收入0.51亿元，返还0.25亿元;2004年上划中央“两税”1.04亿元，返还0.34亿元;2006年上划中央“两税”2.34亿元，返还0.44亿元。柳江县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是1994年的6.25倍，上划中央“两税”收入为8.07倍，税收返还数2007年的4329万元为1994年的2359万元的1.83倍。虽然中央通过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力度满足了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的需求，但无法消除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增强其化解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如2008年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下挫)、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对财政收支影响的能力。

(四)制度管理性失控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流失

制度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具有最直接的支配、影响作用。税收制度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纳税人按制度所规定的方式选择纳税行为。如果制度性安排不公正，或者有严重缺陷、漏洞，那么，纳税人就可能身不由己地选择偷逃税行为。如假“三资”

企业、假福利企业、假校办工厂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制度上的缺陷。

管理性失控是指由于税务机关管理缺位而造成的税源失控。如漏征漏管户大量存在就是管理性失控的突出表现。有相当一部分纳税人只领取了营业执照，不办理税务登记，更谈不上纳税了;有的纳税人虽然办理了税务登记，但是没有固定的场所，长期不申报纳税。

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管理上的失控，造成偷税逃税、漏征税收现象，导致地方经济发展、财源规模不断壮大但财政收入却未能同步增长的非正常局面。

(五)征收管理机制上的失控造成地方财政收入的流失

征收管理机制上的失控是指由于税收征、管、查等环节职责不明确或者相互脱节，以及国、地税之间或税务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协调而引起的税源流失。同时，在税收稽查工作中，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和保全措施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配合，也会引起税源的流失。另外，还有很多纳税人上报的财务会计报表和纳税申报表所反映的税源状况不真实，隐匿收入、少报收入，甚至造假账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税务机关难以准确掌握税源信息，致使很多税源在生产、销售等诸多环节中被转移或隐匿，从而造成税收的流失问题。

二、目前我国及国外解决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的主要做法

(一)我国解决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的主要做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财政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央开始关注地方财源与财政收入相背离问题，于2005年颁布实施《关于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意见》，通过采取“三奖一补”措施，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不断扩大后发展地区财力规模，增强后发展地区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在财源与财政收入相背离现象中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与税源背离较为明显。因为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分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设置总分公司或母子公司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总(母)公司要把所有分(子)公司的利润汇总在一起，在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导致税收与税源相背离的问题。因此，我国在实施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时，全国人大提出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不涉及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的条款，但要求国务院制定相应办法以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的问题，缓解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的现象。2008年1月1日新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行后，根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要求，1月1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出台并印发《跨省市总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范围的跨省总分支机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按照统一规范、兼顾总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在地利益的原则，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处理办法，总分机构统一计算的当期应纳税额的地方分享部分，25%由总机构所在地分享，50%由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享，25%按一定比例在各地间进行分配;3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又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总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要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坚决防止为了局部利益相互扯皮甚至干预企业经营等问题的出现。这个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已在缓解企业所得税税源与税收相背离问题上取得了制度上的突破。

我国在增值税的区域分配方面也进行了相应试点。三峡电站跨越湖北省和重庆市两个区域，坝区坐落在湖北省，库区主要部分绵延于重庆市。国家有关部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出了对三峡电站产生的所有利益在两个区域内进行合理分配的特殊规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都按照15.67 84.33的分成比例，在湖北省和重庆市分别入库，执行期到2009年底。在2009年三峡电站全部投产前所产生的企业所得税全部留给三峡总公司，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用于三峡工程建设。

虽然我国在缓解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执行不是十分彻底，如企业所得税分配仅就跨省总分支机构进行划分，而在现实中有不少公司总部在省会或中心城市，分支机构设在本省(区、市)内的其他县(市)，由此产生的企业所得税问题在现行办法中没有涉及，而且增值税、营业税等其他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尚未纳入考虑范畴，这就容易产生新的地方保护主义或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会导致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进一步加剧。

(二)国外一些国家解决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的主要做法

国外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因此，其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主要表现为税源与税收背离方面。为解决税源与税收不一致的问题，包括欧盟、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通过法律途径和制度安排，努力保证所在地的税收权力，以缓解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现象。

1.欧盟按税源地原则积极推进增值税改革，保证税源与税收的一致性。2008年2月，欧盟增值税改革方案正式通过。根据这套改革方案，今后对欧盟范围内的部分商业活动(如餐饮、文化、体育、科研、教育、电信、广播电视和电子商务等服务)将不再由服务商所在国征税，而改由发生实际服务消费的国家征收。欧盟增值税改革方案确定了这些行业的税收来源地原则，这项改革在欧盟讨论了5年，虽然矛盾很多，但坚持方向不变，在2007年12月最终达成一致。

2.美国根据税源地原则处理零售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源与税收一致性问题。美国各州的零售税由各州立法并征收，天然地适用税收归属与税源的一致性。而在处理公司跨州经营应税所得分配问题时，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制定“州际税收协定”，明确公司经营活动所在地对公司在该地区取得的收入拥有征税权，而并不是只有公司法人注册地才能对其征税，从而保证了税收收入归属与税源的一致性，维护了所得来源地的税收利益。另外州际间税收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为此美国在州与州之间建立了税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地区合作协议、跨州税收委员会(MTC)、税务管理者联合会等。

3.阿根廷通过省际多边协议处理税源与税收背离问题。阿根廷的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主要是省级政府征收的营业税。营业税是阿根廷各省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营业活动一旦跨省，即可能产生营业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阿根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处理办法，即通过各省间的多边协议实现营业税省际分配。其基本规则是，营业税收入50%按销售收入比例分配，50%按成本费用比例分配。所谓比例即是在某省的销售收入占其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各省税务局如果就分配有争议，需交由按照多边协议专门设立的委员会进行处理，委员会就争议问题进行裁决，并实行多数决定。

4.巴西通过联邦参议院决议解决税源与税收背离问题，实现平衡地区间发展水平的目

标。巴西的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的主要表现为州政府征收的商品服务税，巴西通过联邦参议院的决议来解决该问题。决议规定，当商品由一州销往另一州时，商品服务税一部分在生产地征收，一部分在目的地征收;生产地征收后再由目的地征收剩余部分，总的征收税率不超过18%或19%。决议亦规定分配的税率：从富州到穷州，前者税率为7%，后者为12%;从富州到富州，前者为12%，后者为7%;从穷州到富州，前者为12%，后者为6%。按富州、穷州规定不同税率，基本精神是穷州多得，富州少得，以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进一步缓解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现象，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认真清理整顿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严防税收变相流失，不断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针对目前各地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混乱而导致税收流失的问题，建议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相应的调查活动，认真清理整顿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对地方所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经过省级税务主管机关批准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防止地方自行出台税收减免或变相减免政策现象，切实纠正随意缓税、包税、先征后返等违规行为。通过规范税收优惠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使地方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财源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

2.完善与汇总纳税相适应的收入划分机制，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要解决财源与财政收入背离问题，其中一个主要落脚点在于完善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制度。而在税制建设中必须要明确我国国内税收管辖权制度，尤其是确定国内税收管辖权原则。综观各税收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国内税收管辖权原则的运用尚未形成一种规范制度，只是散见于各税条例之中，而且标准也不统一。根据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采取属地原则为主、属人原则为辅的管辖制度，即建立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为主、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为辅的国内税收管辖权制度，完善与汇总纳税相适应的收入划分机制，在过去“先收—集中统筹—再分配”的模式之外，增加“地方收取—地方分配”模式，按照税源地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进一步解决税源与税收背离问题，科学合理地处理好税收收入分配关系，在财政上给地方扩权。这种措施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加强税收源泉控制，防止税收流失;有利于减少企业跨地区经营的阻力，促进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在同一经营上外地企业与本地同类企业之间的税负公平。

3.完善财政分配关系，逐步构建“共赢型”财政分配框架。当前，后发展地区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以求调整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做大财源规模，增强财政综合实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遇到资源类似地区争夺项目、产业结构趋同而导致无序竞争、重复建设问题，如广西德保县和靖西县竟相发展氧化铝产业，这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现象，而且还会分割有限的市场份额，无法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益。为此，国家应研究制定推进区域经济联合发展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合理完善财政分配关系，由资源接受地区弥补资源流出地区造成的财源流失，鼓励地方实施联动发展战略，以便使那些资金雄厚、技术条件成熟、交通便利却苦于资源不足的优势地区得到充足的原材料、能源，避免部分后发展地区因资金不足、技术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等因素而使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而造成浪费现象。

4.进一步加大对后发展地区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力度。长期以来，后发展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财政实力不强而维持低水平运转。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公用基础设施落后，与发

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体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一笔“欠债”。因此，在今后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应按照中央有关政策的要求，在执行“三奖一补”有关办法的基础上，对依靠自身努力不断发展壮大财源和增强财政综合实力的后发展地区，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衡化目标核定标准支出数额，适当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能力，既表明认可其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又能清偿“历史欠债”，提高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便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全国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的目标。

篇6：背离

按照车务段党委和党支部的安排，今天利用休息时间观看了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该专题片首次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巡视细节，让人从中感受到巡视全覆盖的强烈震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如何破解自我监督的历史性难题上敢于“刮骨疗毒”的气魄与决心。

《巡视利剑》这样的片子个人觉得比一些反腐剧更能警示和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从严治党，就应该首先从贪腐入手，严惩腐败，高悬巡视利剑，坚定不移的改进作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步步向纵深发展，真正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部宣传片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贪官就是武长顺，作为一名公安局长，身披人民群众最信任的制服，却完全不顾党章党规，一次次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收受他人礼金，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报销个人费用，参加各种高档宴请，贪污公款，滥用职权，收取贿赂，还不知廉耻的与他人通奸等等。一名公安局长，这么多的罪状，一次又一次与党章党规、宪法法律还有人民群众的权益相对抗，直到被广大群众匿名举报之后，在巡视组已经走到眼前了依旧在隐瞒自己的罪行，利用自己所有的能力与关系去与巡查组抵抗。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很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同为公安系统领导人物，同样肩负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不同的是祁同伟是活在电视剧中的可恨可憎的反面人物，而武长顺，却实实在在的活在现实生活中，活在老百姓身边。想想一个市公安局局长，是一个普通人要努力奋斗多少年才能取得的荣耀啊，这样的荣誉和地位来之不易，这样的权利更是人民赋予他的，不仅不为人民谋福利，反而滥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牟取暴利。强大的反侦察意识不用于与罪犯周旋，却是拿来对付巡查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风肃纪，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让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不断发挥着除积弊、正风气的积极作用，赢得了党员群众的大力支持。正如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巡视就如同一把“利剑”，始终悬在党员干部头上，但若是伸不该伸的手、收不该收的礼、拿不该拿的利益，它随时会落下来伸张正义、刮骨疗毒。随着工作的深入，巡视已经不仅仅是惩治贪腐违纪的有力武器，更是一种震慑力、正能量，让讲政治守纪律成为党员干部不能背离的“底线”。